哈羅德相信，這樣的思想態度已經導致了一系列災難性的政策。這些政策帶來了各種各樣的糟糕影響，其根本原因是相同的。它們採用積極的方法重新分配了已有的硬件資源，然而它們也以並非故意的毀滅性方式侵蝕了社會關係的基礎。
一部分過錯源於左翼陣營的政治主張。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心懷善意的改革者們注意到了那些充斥著破舊廉價公寓的老社區，於是發誓要用光鮮的住宅新區工程取代它們。這些老舊的社區或許疏於維護，但是它們仍然保持著守望互助的傳統和社區聯繫。當它們被摧毀並被新區工程取代時，人們的生活只是在物質層面有所改善，在精神層面卻變得更糟。這類住宅工程越來越像被原子彈轟炸後的荒原，變得完全不適合人類居住。
20世紀70年代，福利政策侵蝕了家庭的基礎。政府提供的救濟金支票改善了被救濟家庭的物質生活條件，然而在文化傳統分崩離析的時期，這些支票也導致那些寂寞的年輕女孩未婚生育，從而破壞了維持家庭完整的習俗和儀式。
另外一些政策性的失敗源於右翼陣營的政治主張。在美國政府逐步解除經濟管制範圍的時期，沃爾瑪這樣的大型連鎖超市隨意擴張，導致私人開設的小商店大量消失，而這些小商店曾經幫助居民們建立起來的友誼和社區網絡也隨之消失。全球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導致大銀行的分支機構取代了小規模的地域銀行，對當地情況瞭如指掌的本地銀行家被千里之外一群瘋狂的交易員所取代。
類似的情況在世界各地都發生著。精通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專家們在前蘇聯解體後大量湧進俄羅斯。他們針對私有化進程提出了堆積如山的建議，但這些建議當中幾乎沒有一條跟如何建立公共信用機制、法律和秩序有關，而這些東西恰恰能孕育出繁榮昌盛的國家。在出兵伊拉克時，美國官方認為只要該國的統治者和權力機構發生改變，他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重建一個嶄新的國家。然而，他們顯然忽略了一點：持續了數十年的暴政已經在伊拉克文化中深深紮了根，包括潛藏在表面之下的憎恨——這些很快就會醞釀出一場種族屠殺。
哈羅德繼續羅列著失敗政策清單：放鬆金融管制是因為假定政府用不著保護全球商人免受情緒傳染的影響；經濟特區是基於這樣的假設——只需要在城市的老舊居民區降低稅率，當地經濟必定會繁榮；設立獎學金項目是為了降低大專院校的輟學率，然而關鍵問題並不在於貧困大學生缺少資金援助，事實上因為純經濟原因不能完成學業的學生僅佔輟學學生總數的8%。更重要的原因是學生在情感上脫離了學校，同時又缺乏理論儲備，然而這些因素卻難以得到主流思想的認可。
簡單地說，政府試圖推動物質發展，但是最終卻弱化了物質發展的基石——社會和情感的發展。政府並不是讓社會交往變得更加少的唯一原因。文化革命已經摧毀了傳統習俗和家庭結構。經濟革命已經讓孤立的大型購物中心和連鎖商店取代了傳統的鬧市區。信息革命已經讓人們開始通過社交網絡在世界各地尋找志趣相投的同伴，取代了每週召開面對面例會的社團組織。然而在所有這些改變中，政府政策都不知不覺地發揮了作用。
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獨自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等著作裡分析認為，這一切的結果就是社會資本的急劇縮減。人們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鬆散，維持自我約束、重視他人、社會同情等習慣的人際關係網失去效力。這些影響有時對於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具有解放意義，畢竟他們佔據著社會資本，可以探索關係鬆散的新世界。但是這些影響卻蹂躪著那些缺乏此類資本的人，尤其對那些沒怎麼接受過教育的人而言更是如此。家庭結構開始崩塌，非婚生育數量飆升，犯罪率上升，對組織和制度的信任土崩瓦解。
美國政府不得不介入其中，試圖恢復秩序。如同英國哲學家菲利普·布朗德（Phillip Blond）所論述的那樣，個人主義者的革命並未打造出寬鬆自由的社會，他們打造出來的是一個破碎的社會，政府則在嘗試填補由社會崩壞造成的裂痕的過程中不斷擴張權力。在任何社會當中，非正式的社會約束因素越少，正式的公權力的管控範圍就越廣。英國犯罪率直線上升的結果就是全國添設了400萬個安保監控攝像頭。鄰里關係越來越淡漠，國家福利強勢介入，進一步吸收或者取代殘存的社會扶助機構。逐漸傾斜的市場不再受到傳統和非正式標準的制約，而由政府介入來發揮監督作用。布朗德寫道：「看看我們造就的這個社會：我們是一個兩極對立、官僚集權的國家，這個國家管理的是一群越來越碎片化、缺乏力量、彼此隔絕的公民。」
沒有了健康的社會結構，政治局面會趨向於兩極對立。某一黨派會代表國家權力，另一黨派則代表市場利益。執政黨嘗試著把權力和金錢集中到政府手裡，在野黨則努力將這些東西轉化為票證或者其他市場機制。兩個黨派都會忽視和遺漏其中的公民生活結構。
在社交匱乏的國家，很多人開始圍繞著政治派系構建他們的個人身份。他們沒辦法跟別的任何東西建立起穩定的聯繫。政客和演說家們利用精神真空，將黨派變成教派，要求和鼓勵成員對群體絕對忠誠。
一旦政治成為某個身份群體對抗另一個身份群體的爭奪競賽，折中妥協的可能性就不復存在了。一切都變成了「我這種人」和「你那種人」之間的地位之爭。甚至一個小小的讓步也會被視為道德意義上的投降。那些試圖逾越黨派分界線建立社會關係的人都將被驅逐。在政客們中間，對黨派的忠誠完全蓋過了對於議會這樣的公共機構的忠誠。政治不再是平衡協調機制，而是對榮譽和群體至高權力的爭奪。面對黨派的醜行，公眾對政府和政治制度越來越不信任。
在人與人關係緊密的社會中，人們能夠看見逐漸形成的組織結構鏈條，它們把家庭和鄰里、鄰里和鄉鎮、鄉鎮和地方社團、地區社團和全國性社團、全國性社團和聯邦政府聯繫在一起。在結構鬆散的社會中，這樣的鏈條已經遭到破壞，關聯意識也隨之遭到破壞。整個國家似乎立刻變得陌生與不友好。人們不再相信本國政府具備在絕大多數時候作出正確決定的能力，開始對他們的國家領袖產生懷疑和負面的看法。
人們不再為兄弟情誼所束縛，也不會偶爾響應為集體犧牲的要求。「先人一步不吃虧」的玩世不恭的思想盛行。最終結果就是國家財政赤字的飆升，而公眾卻不願為了承擔財政責任而接受提高稅率、削減預算等措施。雙方都不相信對方能夠信守承諾。兩黨都不相信對方能真誠地做出同心協力的犧牲舉措。沒有了社會信任感，政治制度退化成了一場野蠻的推搡比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