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羅德相信，認知革命具有足夠的潛力，能夠駁倒那些個人主義的政治哲學見解和基於它們的施政方法。認知革命已經表明，人類本身是從人際關係中顯現出來的。一個社會的健康程度是由其內部各種人際關係網的健康程度決定的，而不是由它允許個人選擇最大化的程度所決定的。
因此，個人自由不應該是政治的根本目標，政治活動的終極目標應該是社會的特性。政治、宗教和社會組織結構都影響著人們的潛意識選擇結構，從而影響人們的行為。它們既能創造出健康向上的社會環境，推動人們作出有道德的選擇，也能創造出病態墮落的社會環境，推動人們作出不道德的選擇。理性主義時代把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放在政治思想的核心位置，但哈羅德相信，下一個時代將會把社會關係網絡的健康放在政治思想的核心位置。這個時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下一個時代將以社會和諧為中心。
他希望，以社會和諧為中心的思想發展趨勢將會讓有關性格和美德的交流重新回到政治生活的核心領域。政府決策者可以把救濟金發放到貧困地區，但是沒有能夠培育自我控制能力的文化土壤，貧困地區就不會因此變得更有活力。政府決策者能夠提升或降低稅率，但是沒有信任和自信，創業團隊就難以形成，人們也不願意彼此投資。政府決策者能建立起選舉制度，但是沒有認真負責的選民，民主制度就無法煥發光彩。在花了一輩子時間設計和編寫公共政策之後，犯罪學家詹姆斯·威爾遜（James Q.Wilson）終於悟到了這一核心真理：「從根本上說，在幾乎每一個公眾關注的領域，我們都尋求引導人們做出有道德的行為，無論他們是青少年學生、申請公共援助的人、違法犯罪者，還是選民和公務員。」
哈羅德已經把本傑明·迪斯雷利的另一條格言貼在了牆上：「人類的精神本質比法令和憲章更加強大。不承認這一點的政府根本無法維持統治，不從這一點出發的法規無法持續推行。」
每件事情都可以從特性上找到緣由，這意味著每件事情都可以歸結到社會關係，因為社會關係造就了性格。人生和政治活動之所以如此艱難，是因為理解社會關係是最重要的，同時也是最困難的。
簡而言之，哈羅德進入了公共政策的領域，發現該領域裡的人們習慣使用生硬、機械化的術語來思考。他想，如果他將情感和社會視角融入其中，那麼應該能產生一些積極影響。
哈羅德努力探尋他自己的基本構想可以在政治和政策領域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他開始哀歎「社會主義」一詞已經被人使用過了。其實，某些生活在19世紀和20世紀、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思想家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是統計主義者，他們把國家看得比社會更重要。
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把社會生活放在第一位。他想像，認知革命可以培養出更多共產主義式的政治風格，經濟共同體將會成為關注的焦點。來自不同階層的人們是否能意識到他們都處在共同的事業中，抑或是階層之間的鴻溝太寬了？共同的文化將會成為關注焦點之一。社會的核心價值能否得到表述和增強？它們能不能在國家的組織結構中被反映出來？新移民能否成功融入社會之中？在哈羅德想像出來的政治領域裡，保守派會一再強調，要改變國家的文化和人們的個性是非常困難的。自由派則會堅決主張，我們仍必須用實用主義的方式放手一搏。兩派都會用充滿手足情誼的口吻表達觀點，激勵大家團結一致達到目標。
哈羅德並不真正明白，他究竟應該自稱為自由派還是保守派。他的指導原則之一源於丹尼爾·帕特裡克·莫尼漢的格言：「保守派信奉的核心理念是，決定社會成功與否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自由派信奉的核心理念是，政治可以改變文化，以避免被它自己破壞。」
不過他明白，他在華盛頓的職責就是向這裡的人說明，文化和個性真的會塑造行為，而且政府能夠用有限的方式來塑造文化和個性。國家權力就是火焰——在受控狀態下能帶來溫暖，火焰越猛烈就會變得越危險甚至致命。在他看來，政府不應該控制人們的生活，這樣只會削弱公民的責任心和道德水準，但是政府可以影響公民生活的環境。在某種程度上，政府可以滋養能夠培養公民間手足般情誼的環境，它可以影響公民的精神氣質。
政府需要做些什麼呢？首先是執行國家的基本任務，建立秩序和安全的基本框架——抵禦來自外界的入侵，調控經濟活動以懲罰掠奪者，保護窮人權益，懲治犯罪，維護法律規章，提供基本水平的社會保障和公共秩序。
其次是縮減那些會削弱文化和個性的項目。社會結構建立在「努力就會有回報」這一觀念之上。然而現實常常是，政府會扶助那些並不努力的人。這樣做的初衷有時是好的（原有的福利制度並不鼓勵人們工作），有時是不好的（說客們努力爭取特殊撥款、減稅優惠和津貼，讓他們自己的公司能夠確保收益，不必通過市場經營活動來掙錢）。這些項目削弱了社會信任，打擊了公眾信心，把努力和回報分離開來，污染了社會環境。它們傳遞出這樣的信息：「體制是有問題的，社會是腐敗的。」
然而哈羅德認為，在適當的領導下，政府可以扮演更有建設性的角色。就像多年以前的集權政治下會出現順從的國民一樣，分權式的社區自治政體下會出現活躍的、願意積極合作的公民。創造了城鎮中心鬧市區的基礎設施項目能夠鞏固社會關係，同時也能刺激城鎮發展。公辦民助學校能夠吸引家長們聚集到一起。那些活躍範圍擴至校園之外的大學會成為市民和創業者們的聚集地。國家服務項目讓人們超越階層界限團結在一起。公眾投資、地方管理的社會創業基金鼓勵市民採取行動，推行社區服務項目。簡單公平的稅收政策能夠喚醒人們的活力，使人們幹勁十足，社會性得以增強，以及鼓勵創造性的破壞。
亞里士多德曾寫道，立法者馴化公民。無論有意還是無意，立法者總會鼓勵一些生活方式，詆毀另外一些生活方式。管理國家的才能不可避免地等同於掌控心靈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