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羅德同樣注意到，廣義科學文化領域的某些觀點幾乎完全無法滲透到政策制定領域。他發現，無論左翼還是右翼，政策制定領域中的人們都採納了同一套假設。他們都持有個人主義的世界觀，都傾向於假設社會是自主個體之間訂立的一種契約。他們都促使那些旨在擴展個人選擇餘地的政策獲得議會的表決通過。他們都不重視社會和公共關係、地方組織和潛存的規範。
保守派政治活動家信奉市場領域的個人主義。他們激烈反對任何試圖影響個人經濟選擇的政府政策。他們採納能最大限度保證經濟自由的政策規定：更低的稅率，讓人們能夠保留和使用更多的私有錢財；私有化的社會保險機制，讓人們能夠更方便地支配自己的養老保險金；教育券計劃，讓父母們可以挑選孩子就讀的學校。
自由主義者信奉道德領域的個人主義。他們激烈反對任何試圖影響人們在婚姻、家庭結構、女性角色定位、生育和殯葬事務等方面的選擇權的政府政策。他們擁護那些旨在最大限度保證社會自由的政策。他們認為，在墮胎、安樂死以及其他問題上，每個人都應該有自主決定的自由。政治活動家團體應該維護每個被指控犯罪的人的權利。宗教應該以孤兒院或者專用活動場所的形式存在，嚴格地與公共場所分隔開，以免影響個人的是非觀。
左翼和右翼的個人主義傾向分別導致了一次成功的政治運動——一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另一次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就目前這代人來說，無論當權者是誰，社會主流價值觀的風向都傾向於自主獨立、個人主義和個體自由，而不是結社來往、社會責任和公共關係。
哈羅德還發現，他的新同事們都抱持物質主義的心態。在面對任何社會問題時，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都傾向於在經濟層面作出解釋，試圖靠花錢來解決問題。有些保守主義者為了幫助人們修復婚姻關係而主張對有小孩的人降低徵稅標準，為了降低城市貧困人口數量而主張設置低稅率的經濟特區，為了改善教育體系現狀而主張對辦學機構實施特惠政策。自由主義者強調財政收支的另一面——支出項目。他們試圖爭取更多的資金來修繕學校，擴大助學金覆蓋面，以提升公民接受大專院校層次教育的比例。雙方都認定改善硬件設施和解決問題直接相關，但都忽視了人們的性格、文化背景和道德品行這些因素。
換句話說，他們把亞當·斯密的觀點割裂開了。斯密寫了著名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在書中描述了經濟活動和「看不見的手」。他還寫了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論》，在書中描述了同情和對尊重的潛意識渴望對個人的塑造作用。斯密認為，《國富論》所描述的經濟活動是建立在《道德情操論》所描述的理論基礎之上的。但是近幾十年來，《國富論》變得非常著名，而《道德情操論》僅僅被人引用，卻從未被人應用。持主流思想的人重視第一本書，但並不知道該怎樣理解第二本書。
哈羅德發現，華盛頓的高層職位往往被那些研究軍事或金融的人所佔據。那些研究戰爭、預算和全球金融狀況的人如同巨人一般趾高氣揚，但是那些研究家庭關係、早期兒童教育和公共關係的人卻飽受冷遇，如同參加學生聯誼會的矮胖宅男一般。你不妨試一下，在人群中把一個美國聯邦參議員拉到旁邊，嘗試跟他談論母子關係對於未來人類發展的重要性。這個參議員或許會寬容地看著你，表情彷彿你正在為一家專門收養遺棄幼犬的集體救助飼養場募捐。他很快就會走開，去跟別人討論一些更嚴肅的話題——稅率議案或者國土安全協防條約之類的問題。
政治家們自己是社會性非常明顯的動物。他們利用卓爾不凡的情感觸角在世界上導航，但是一旦開始思考政策，他們就可以完全忽略自身具備的情感天賦。他們機械地思考，只考慮那些能夠被嚴格量化、匯總到撥款議案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