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市有著這樣一個特殊的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每個角落都活躍著一個智囊團。這裡有關注外交政策的智囊團，有關注國內政策的智囊團，還有關注國際經濟走勢的智囊團以及關注日常管理事宜的智囊團。許多人認為這裡是地球上最乏味的地方。
助理研究員們聚集在咖啡店裡，商討著如何讓美國公共事務有線電視網（C-SPAN）報道他們的上司計劃在明年春天舉行的主題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將何去何從」的研討會。初級研究員們一般會拼車前往美國國會，慷慨地同意在小組討論會上互相助陣。而高級研究員們，比如說美國某個聯邦行政部門的前任副部長，則會忙於參加一種只有在華盛頓才會舉辦的活動，那就是「無權人士午餐會」：兩個過去非常有影響力的人聚在一起用餐，順便進行沒有任何重要意義的交談。與此同時，他們還必須應付自己因憤怒而產生的種種情緒，這種憤怒源自美國的中上層人士，這些人拿著體面的薪水，但卻不得不把60%的稅後收入用於支付子女就讀私立學校的高昂學費。他們幾乎剩不下什麼錢花在自己身上，這導致了他們自憐自艾的狀態。
當埃麗卡離開他身邊，前往白宮充當幕僚長的副手時，哈羅德也加入了這群狂熱興奮的討論者當中，成了羅伯特·科爾曼手下的公眾政策領域特別研究員。科爾曼是個身高一米四七的投資銀行家，卻已經娶到了第五位身高一米八的妻子（也就是說，他所有妻子的身高加起來足有9米多高），他覺得如果他能被常常邀請去白宮參與國務，那麼美國的大部分問題肯定就能迎刃而解。
哈羅德發現自己周圍都是一群在制定政策方面無足輕重的傢伙，他們通通有情感迴避型人格障礙。這些人曾經在大學裡經受痛苦煎熬，好不容易拿到了各種資格證書，建立起他們嚴謹治學的威信，然後聚集在這個地方，就像不慎飛到了美國加州南部卡皮斯特拉諾小鎮的燕子一樣。在這個地方，性慾被嚴重壓抑，娛樂就不用提了。如果在這裡參與了4場權益改革會議，那麼你甚至會發現你的童貞已經神奇地恢復了。哈羅德注意到，他的新同事們都非常友善而且出奇地聰明，但是他們卻陷在中上階層人士特有的社會地位競爭之中。作為法學院的畢業生，他們嫉恨商學院的畢業生；作為華盛頓人，他們嫉恨紐約人；作為研究政策的書獃子，他們忌恨天生就有一副好相貌的人。他們都購買了諾迪克徑賽品牌的健身設備，把家裡原本作為小孩娛樂區的樓梯間塞得滿滿當當，但是他們在鍛煉時小心翼翼，絕對不會練到身形健美的地步，因為一旦如此，他們就永遠不會在國會預算辦公室裡受到認真地對待。
哈羅德隔壁的辦公室有一個被階級觀念毀掉了政治前途的人。那個人在職業生涯的最初階段忙於根據事業成就來定義自己。他練就了一身足以讓他扶搖直上的社會技能：假裝自己跟某些人關係親密，擅長記住他人的名字，表現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恭順態度。他成功當選美國聯邦參議員，逐漸精通了「全球胡話」的各種習語——連續幾個小時自命不凡地闡述那些由技術革新、環境破壞、基礎道德價值滑坡引發的全球重大事件和革命趨勢。他贏得了聲譽，獲得了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職位，也在人們常談論的未來有望成為美國總統的明日之星行列。
然而在此之後，命運就開始跟他開起了殘酷的玩笑。已經人到中年的他意識到身為參議員的地位還不夠顯赫，並且他非常孤獨。有些參議員一旦進入國會，就開始建立自己的友誼圈。事實上，一項由凱瑟琳·浮士德和約翰·斯科沃茨進行的研究表明，美國參議院內部的友誼圈跟一群母牛憑借互相舔舐建立的群體網絡在結構方面令人驚異地類似，但是這個可憐的傢伙卻從未建立起這樣的友誼圈。他把他畢生的精力都用於建立垂直的人際關係網，跟那些地位高於他的人來往；他並沒有花時間去建立橫向人際關係網，去跟那些年齡相當、地位相近、有潛力成為真正夥伴的人來往。他在公眾領域越是成功，在友誼方面的無所建樹就越令他痛苦。
危機隨之而來。或許在族群裡占主導地位的雄性大猩猩並不會由於自憐自艾而在半夜失眠，理由是「沒有人瞭解真正的我」。但是，哈羅德隔壁的這位同事卻竭盡全力想擺脫自己內心的痛苦。經歷了數年的壓抑，他終於擁有了相當於6歲兒童的人際交往技巧。當他試圖建立起友誼時，他的表現就像一隻聖伯納犬在嘗試法式接吻。他顯得傲慢專橫，過分熱情，急於求成。晚宴上，某位再正常不過的年輕女性正坐在那裡，突然就會發現他的舌頭湊到了她的髮際。到了中年時期，他終於認定，他的內心確實也有和他人一樣的情感，於是他就嘗試著釋放出來，結果發現這樣的舉動等同於自我毀滅。
令人尷尬的醜事不斷浮出水面。應召女郎們在媒體上爆料，每一個人都講述了有趣的故事。美國參議院道德規範委員會因為他的事情召開了聽證會。深夜檔搞笑電視節目拿他的事情開涮。這個曾經志在出任總統的人只得提交辭職申請。如今他跟哈羅德在同一個智囊團裡共事，兩人每天下午坐在一起閒聊來打發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