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覺主義的觀點強調了源於潛意識深處的道德行為，但這並不是決定論的觀點。在潛意識力量的混亂爭鬥中，直覺主義者仍然為理性和反思保留了空間。他仍然為個人責任保留了空間。
的確，這種新版本的個人責任跟過去理性主義者的道德概念中所謂的「責任」並不相同，後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邏輯和意志。直覺主義觀點中的責任可以借助兩種比喻來說明。首先是肌肉的比喻。我們生來就擁有特定的肌肉，每天去體育館鍛煉可以讓這些肌肉更加發達。與之類似，我們生來就具有道德「肌肉」，定期訓練可以讓這些道德「肌肉」更加發達。
其次是照相機的比喻。哈佛大學教授約書亞·格林尼注意到，他的照相機具備自動模式設置功能（「人像」、「動作」、「風景」），按照預設值來調整快門速度與光圈。這些自動設置功能快速高效，但它們並不是非常靈活。所以有時候格林尼會棄用自動設置功能，切換到手動模式——自己設置快門速度和光圈。手動模式的速度更慢，但能做到自動對焦狀態下可能辦不到的事。格林尼認為思維與照相機相似，也具備自動的道德關注，但在緊要關頭，它們能夠被更加緩慢的有意識的反思過程替換掉。
換句話說，即使自動反應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我們也可以選擇把自己置於能夠加強道德水平的環境之中。跟與在夜總會或與流氓混在一起的人相比，選擇從軍或去教堂的人會對世界做出不同的反應。
我們可以選擇做這些有服務性質的小事，塑造自己的思維，為需要做出較大犧牲行為的時刻作好準備。
我們可以選擇如何度過自己的一生。我們出生在我們不能選擇的文化、國家和語言環境之中。我們生來帶有某些特定的大腦化學物質和遺傳傾向性，這些是我們無法控制的。我們有時會陷進我們所憎惡的社會環境之中。但在所有這些我們不能控制的事物中，我們確實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控制自己的人生軌跡。我們確實具備有意識的發言權，可以主動選擇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感知一切。
我們有能力改變那些泯滅人性的行為，或是做出閃耀著人性光輝的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勒妮·林登伯格是一個生活在波蘭的猶太小姑娘。有一天，一群村民抓住了她，打算把她扔到井裡。一位碰巧聽到這個消息的農婦走上前來對他們說：「她畢竟不是一條狗。」村民們立即停止了他們正在實施的暴行。林登伯格的生命被挽救了。這並不是一場關於「殺人好還是不殺人好」或「殺猶太人好還是不殺猶太人好」的道德爭論。農婦只不過是讓村民們以新的方式來看待林登伯格而已。
我們有能力改變那些宣佈自己無罪卻把一切都歸咎於別人的陰謀的行為。另一方面，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境下，我們也有能力選擇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我很高興命運如此嚴酷地打擊我。」一個年輕女人在臨死前這樣對維克多·弗蘭克爾說，當時他們正被關押在納粹集中營的囚室裡。「在以前的生活中，我被寵壞了，從未認真考慮精神世界的意義。」她說。她指著從自己的舖位望向窗外可以看到的一截樹枝，描述了在苦難中它對她「說」的一切，「它對我說，『我在這兒——我在這兒——我是生命，永恆的生命』。」這是一個將生活挫敗轉變為豐盈的精神世界的故事。這不同於其他人在這種環境下或許會做的事。
按照喬納森·海特的說法，潛意識情緒具有至高的影響力，但並不是獨裁者。理性並不能獨自發揮作用，但它能夠憑借穩定而細微的影響來推動情緒的變化。正如有些人開玩笑說的那樣，我們可能並不擁有自由意志，但我們有不做某件事的自由。我們不能產生道德反應，但我們可以阻礙甚至克服某些衝動。直覺主義的觀點從「人們具有做好事的內在動機」這一樂觀信念開始，與「道德感彼此矛盾，且需要與更加自私的動機相競爭」這一悲觀信念契合。
然而讓直覺主義真正成為完整理論的是這樣的觀點：道德感服從於意識的反思與改進。哲學家簡·貝克·艾爾斯坦回憶道，當她還是一個上主日學校的小女孩時，她和她的同學會唱一首簡短的讚美詩：「耶穌愛小孩/世界上所有的孩子/無論他們是黃皮膚、黑皮膚或白皮膚/在他眼裡，他們都很寶貴/耶穌愛世界上的小孩。」這首歌並不是艾爾斯坦現在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的內容，但它在觀察人性方面的確早早地給她上了具有深遠影響的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