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研究者認為，人類具有廣泛適用的移情感覺，它以某種靈活的方式使人類傾向於與他人合作。然而大量證據表明，人們生來就具有一定的道德基礎，一系列由不同的情境所觸發的道德感。
喬納森·海特、傑西·格雷厄姆和克雷格·約瑟夫曾將這種基礎比作味蕾。正如人類的舌頭能感知甜、鹹等不同味道一樣，道德也能感知不同的典型情境。正如不同的文化基於幾種共同的口味發明了不同的菜餚那樣，不同的文化也各自定義了對於美德和惡行的不同理解，這些理解基於幾種共同的關注點。
學者們在這些模型的準確結構上並未達成一致意見。海特、格雷厄姆和布萊恩·諾瑟克定義了5種道德關註：首先是對公正與互惠的關注，包括公平與不公平對待的問題；其次是對傷害與關心的關注，包括同情與關心他人所受的痛苦折磨等情況；再次是對權力與尊重的關注。人類社會有自己的等級制度，當人們懷著崇敬去看待的人或事（包括他們自己）沒有被尊重時，他們會以道德的譴責作為回應。
第四種關注是對純潔與厭惡的關注。厭惡模塊可能最初是從我們對有害或不安全的食物產生的反感中發展而來的，但它經過演化具備了道德成分——驅使我們遠離所有類型的有害物質。研究者們問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學生們，假如他們穿上希特勒的毛衣會感覺如何？他們說那會讓他們感覺很噁心，彷彿希特勒的惡行是一種能夠傳染到他們身上的病毒。
最後一種關注頗具爭議，那就是對集體內部與忠誠的關注。人類分別組成不同的集體。他們能夠感覺到同一個集體成員的內在忠誠度，無論其成為該集體成員是多麼偶然的事情；而對那些違背忠誠法則的人，他們則感到厭惡。人們能夠在短至170毫秒的時間內分辨出屬於自己所在集體和屬於另一集體的成員。這些集體劃分層面上的差異能夠觸發大腦內不同的活動模式。當高加索人和中國人看到他們集體的成員忍受痛苦時，他們大腦中的前扣帶皮層會活躍起來，但當他們看到其他集體的成員正忍受痛苦時，那裡的活躍性會微弱得多。
按照直覺主義的觀點，潛意識是各種衝動爭奪支配地位的競技場。這裡有深層的利己直覺，也有深層的社交與道德直覺。社交衝動與反社交的衝動會發生競爭，社交衝動也常常會跟其他衝動發生矛盾。同情與憐憫可能會壓倒剛毅、堅韌與強勁的意志。勇氣與英雄主義的美德可能與謙遜和認可的美德相衝突。合作的美德可能與競爭的美德相衝突。我們的各種美德並不能彼此融洽地歸入同一個互補的、邏輯的系統。我們可以用許多不同的方式對同一種情境進行觀察與思考，而它們在根本上並不能彼此兼容。
這意味著，生活的困境並沒有任何一個單獨的正確答案。在啟蒙運動的鼎盛時期，哲學家們試圖打造道德的邏輯規則基礎，讓它們能夠像邏輯拼圖一樣拼湊到一起。然而那是不可能的，因為人類生活本身就具有複雜且不兼容的特性。大腦適應的是墮落的世界，不是和諧完美的世界。每個人都包含著許多個道德自我，由不同的情境所激活。我們都擁有許多種人格。
但我們確實有強烈的衝動，想要盡可能表現得更有道德感，在我們被人質疑是否有道德感時為自己辯解。具有普遍的道德感並不意味著人們總是或者經常以良好高尚的方式行動。這更加關係到我們對善行的欽佩而不是我們自己的善行，更加關係到我們的判斷而不是我們自己依照這些判斷生活的能力。然而我們確實具有深層次的動機，想要成為和被看成是有道德的人。
理性主義的觀點建議我們，為了變得更有道德感，我們應該進行哲學思考。而直覺主義的觀點則建議我們彼此互動。我們很難甚至不可能在獨自一人的狀態下變得更有道德，但在過去幾個世紀裡，我們的祖先設計出了各種各樣的習慣和實踐方式，可以幫助我們強化我們的直覺，引導我們形成道德習慣。
例如，在健康的社會中，日常生活是由細微的禮節構成的：女性通常優先離開電梯，餐叉通常放在左手邊。這些禮節可能看起來很瑣碎，但它們促使我們做到自我控制。它們重新架構我們大腦中的網絡，並使之得以加強。
此外還有交談。即使在閒談時，我們也會親切地談論那些符合我們的道德直覺判斷標準的人，對那些不符合這些標準的人則抱以冷酷態度。我們說長道短，設定數以百萬計的小標籤來界定什麼行為值得效仿，什麼行為應該避免。我們講述那些違背集體規則的人的故事，這既是為了強化我們彼此間的關係，也是為了提醒自己想想那些把我們聯繫在一起的標準。
最後，還有那些受組織規則影響的思維習慣。在人生的過程中，我們會經歷各種各樣的組織——首先是家庭和學校，隨後是職場或行業組織。每一個組織都具有特定的規則和義務，告訴我們如何做應該做的事。它們是直達我們內心深處的外在因素。新聞業強加給記者們一些習慣，以幫助他們跟被採訪者保持心理距離。科學家們對研究人員這個社會群體負有義務。在吸收這些我們身在其中的組織規則的過程中，我們成為了我們。
組織是在我們出生前就存在的概念，在我們離開後仍然會繼續存在下去。人性可能會保持不變，即使經過久遠的年代；但組織會發展進步，因為它們是來之不易的智慧寶庫。種族之所以進步是因為組織的進步。
組織成員非常崇敬那些在他們之前來到這裡並建立了他們目前正遵守的那些規則的人。「在接受規則時，」政治理論家休·赫克洛寫道，「組織成員將自己看做欠了某些東西的債務人，而非被欠了東西的債權人。」
當精神損耗超過精神獲益時，老師與教育行業之間的關係、運動員與所從事的運動之間的關係、農夫與田地之間的關係都不是可以輕易逆轉的選擇。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你往組織投入的東西都比你從組織中收穫的東西要多。組織之所以如此有價值，就是因為它們不可避免地會與我們融為一體。
2005年，瑞尼·桑德伯格被推舉進入了棒球名人堂。他當時的演講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讓我們體會那些由對某個組織的熱愛所定義的人是怎樣說話的：「每當我踏上球場時，我都心存敬畏，那是尊重。有人教導我，永遠不要對你的對手、你的隊友、你的團隊或你的經理失禮，永遠不要不尊重你的隊服。打一場好球，就像你以前曾經這樣做過一樣。打出一個好球，尋找三壘手，準備好跑壘。」
桑德伯格揮手指了指在他之前進入名人堂的那些人：「這些端坐在台上的人並沒有為我們其餘的人鋪平道路，讓選手們每次比賽結束時都可以孤注一擲地把球打出去，忘記如何讓一個奔跑的選手移位到三壘。這對他們、對你、對我們從小到大所參與的壘球比賽都是失禮的。」
「許多人說這份榮譽為我的職業生涯賦予了某種意義，但我並不是為了這樣的意義而付出努力的。我打好比賽並不是因為看見了隧道盡頭等待著我的獎勵。我打好比賽是因為這是我應該做的，打好比賽，帶著尊重去比賽……如果說這給什麼人賦予了意義，那就是教會我比賽的人們……他們做了他們應該做的，而我做了我應該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