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些管理方面的事件並不是偶然發生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寫過這樣一段著名的話：「注重實用性的人以為自己能夠免受任何理性思維的影響，其實他們不過是某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而已。」埃麗卡如今的同事們則是另外一種古老哲學傳統的奴隸，這種傳統就是理性主義。理性主義把人類歷史當成一個以邏輯意識的發展為主線的故事，將之視為一場理性、高層次才能、情感、本能與動物性之間的角逐。根據這個歷史故事的樂觀版本，理性逐漸戰勝了情感，科學逐漸取代了神話，邏輯逐漸戰勝了激情。
這種歷史敘事觀通常從古希臘開始講起。柏拉圖相信靈魂可以分成三個部分：理智、激情和慾望。理智追求真理和對於整個人類來說最好的東西，激情追求認可和榮耀，而慾望則追求基本的快感。對於柏拉圖來說，理智如同一名車伕，需要駕馭兩匹水火不容的野馬。「如果大腦中能夠帶來秩序和哲學的元素佔了上風，」柏拉圖寫道，「那麼我們就能過上幸福和諧的生活，成為我們自己的主宰。」
按照這種敘事觀，在古希臘和古羅馬，理智派取得了大跨度的進步，但在羅馬衰落之後，激情派又重返江湖。歐洲跌進了黑暗時代，教育遭受重創，科學止步不前，邪教異端橫行。直到文藝復興時期，隨著科學和會計學的發展，才出現轉機。到了17世紀，科學家和工程技術專家們創造了新形式的機器，同時也發明了思考社會的新方法。偉大的研究者們開始嘗試剖析和理解他們的世界。「世界是一台機器」的比喻開始取代「世界是一個活著的有機體」的比喻。社會常常被看做一個鐘，它的內部有數百萬的零部件在運轉著，而上帝則是神聖的鐘錶匠，是這個精巧的理性宇宙的創造者。
培根和笛卡兒這樣的偉大人物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思考方式——科學方法。笛卡兒試圖重新定義「人類理解」的概念。他從零開始，有邏輯、有意識地逐步對每個命題進行分析，找出哪些是真實確鑿的。他在邏輯的基礎上重建了人類理解。培根聲稱，在這個科學的時代，思想不能「自然而然地發展起來，它每一步都要受到正確的引導」。這就需要一整套「確定的計劃」和一種全新的、可信的方法論。
在這種新的思考模式下，哲學家和科學家必須改變偏見、習慣和固有的信念。他們必須在他們所要探究的主題上保持冷靜，摒棄任何激情。問題必須被分解成相互獨立的部分。他們必須有意識、有方法地推進，從問題中最簡單的元素開始，一步一步地朝複雜集合的方向前進。他們必須發明一種科學的語言，以避免普通語言的含糊和混亂。這種方法的目的是對人類行為進行概括，如同法律條款般，最終獲得確切的結果——真理。
科學方法為那些一度由推測和直覺佔據的領域帶來了嚴謹，在物理、化學、生物和其他自然科學領域，結果好得讓人驚歎。
偏理性主義的技術也不可避免地被應用於研究與「組織社會」相關的學問，讓社會領域的進步得以像科學領域的進步一樣讓人印象深刻。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彙集成了一本偉大的百科全書，試圖在單獨的一本參考書中組織起人類所有的知識。迪馬瑟在百科全書中宣稱：「理性在哲學家心目中的地位就像恩典在基督徒心目中的地位。恩典驅使基督徒行動，理性則驅使哲學家行動。」
幾個世紀以來，社會科學家們嘗試著創建一門關於人性的科學。他們努力創造能夠允許他們預測和塑造人類活動的模型。政治學家、國際關係教授和其他領域的專家開發出了各種複雜的模型。管理顧問們進行了各種實驗，以便更好地理解管理企業的學問。政治圍繞著各種抽像的思想體系和宏觀的機制被組織起來，這些機制將所有的事物聯繫到一起，成為邏輯上一致的一整套信條。
思想的這種理性模式無處不在，看起來既自然又不可避免。理性主義的傳統確實很有誘惑力。它承諾帶來準確性，這樣就可以把人們從模糊性和疑惑所導致的焦慮中解救出來。人們對於人性的感知似乎受到了自己所處時代主流技術的影響。在機械時代及隨後的工業時代，把人看做機器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把有關人類理解的學問當成跟工程技術和物理學類似的東西也是司空見慣的想法。
在19世紀和20世紀，理性主義更加聲勢浩大，但它確實存在著一些局限和偏見。這種思維模式是化約主義的，它將問題拆分為彼此分離的部分，無視自然形成的系統。這種模式就像蓋伊·克拉克斯頓（Guy Claxton）在著作《恣意的心智》（ The Wayward Mind）裡描述的那樣，重視解釋甚於觀察。人們花更多的時間解決問題而不是觀察情況。它是目標明確的，而不是輕鬆隨意的。它更加重視能夠用文字和數字表達出來的知識，而不是那些無法用這樣的方式表達的知識。它追求能夠在各種場合下普遍應用的規則和原理，卻輕視了特定場合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理性主義的方法建立在一系列假設之上。它假定社會科學家能夠消除感情和潛意識的偏見，客觀地從外部看待社會。
它假定推理的過程完全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意識的支配。
它假定理性獨立於情感和慾望，並且比這兩者更加強大。
它假定感知是一面清晰的透鏡，給觀察者提供直觀可靠的視角。
它假定人類行為遵循類似於物理定律的規則，只要我們能夠理解它們到底是什麼。公司、社會團體、國家、宇宙——這些都是宏大的機器，在不變的因果模式下運作。自然科學是行為科學應當效仿的榜樣。
最終，理性主義出現了極端的形式。科技革命帶來了科學主義。埃爾文·克裡斯托將科學主義定義為「對理性的強調」。科學主義採用了理性主義的調查原則，毫無限制地拓展它們，將所有不符合公式的因素通通排除在外。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對純理性的過度信仰造成了大量的嚴重錯誤和災難。在18世紀末，法國革命者以在理性主義的土壤上再造世界為名，把社會當做洪水猛獸。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幻想自己已經發現了人類進化永遠不變的法則，這些法則可以確保適者生存。在弗雷德裡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影響下，公司領袖們試圖將工廠裡的工人變成超級高效的齒輪。在20世紀，共產主義者試圖從社會層面上對整個民族進行改造，打造出一類全新的人，比如「新蘇維埃人」（New Soviet Man）。在西方，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整整一代的建築師們意圖將城市改造成理性的機器，而實現目標的方式就是拆掉現存的街區，用多車道的高速公路和跟老城區隔絕的對稱住宅工程取代它們。來自發達國家的技術人員試圖在第三世界推行大規模的開發計劃，卻無視當地的具體情況。大銀行和中央銀行的金融分析家自以為已經瞭解了經濟週期的規律，創造出了「大穩健」（Great Moderation）時期。
簡而言之，這種理性主義的方法孕育了很多偉大的發現，但當它被用來解釋或者組織人類世界的時候，就暴露出了它的一種核心局限性。它非常重視意識認知——你可以稱之為二級認知，因為它看得見，可以量化，以某種形式出現，可以被理解。然而，它無視潛意識的影響——你可以稱之為一級認知，因為它像雲一樣是非線性的，難以捉摸而且無法以公式來表達。理性主義者往往傾向於忽略或者輕視無法用他們的方法論量化計算的信息。
萊昂內爾·特裡林（Lionel Trilling）在《自由的想像》（The Liberal Imagination）一書中分析了問題所在。他指出，隨著政治活動或者商業活動「趨於組織化，它會傾向於選擇更容易受到組織感知的情感和品質。隨著它執行積極正面的任務，它也會下意識地把它的世界觀局限在它能夠處理的範圍裡，並且下意識地傾向於發展那些能夠讓它的局限性顯得合理的理論和法則，特別是在跟人類思維本質有關的方面」。結果，「它越來越趨向於否認情感和想像。而且，為了表明它對思維力量的信心，它傾向於用局限的、機械性的方式來理解思維的概念」。
理性主義只關注意識，假定意識就是一切。它不能承認潛意識過程的重要性，因為一旦踏入陰暗無底的潛意識洪流，一切對於規則性和可預測性的希望都會煙消雲散。理性主義者獲得了權力和聲望，因為他們被認為已經掌握了關於人類行為的科學。一旦這門科學被推翻了，他們的威望也就蕩然無存了。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當中，理性主義在經濟領域的地位越來越得以彰顯。經濟學最初並不是純理性主義的學問。亞當·斯密認為人類行為受到道德情操和尋求別人讚賞、讓自己配得上別人讚賞的慾望驅使。托爾斯坦·凡勃倫、約瑟夫·熊彼特和弗雷德裡克·哈耶克借助語言而不是公式來表達自己的看法。他們強調，經濟活動是在普遍不確定的情況下進行的。想像同理性一樣能夠引導人們的行為。當人們突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相同的情形時，可以體驗到非連續的思維模式變換。凱恩斯認為經濟學是一門道德科學，現實無法用數學這樣的普適法則來概括。他寫道，經濟學「涉及的是自我省察和價值觀……它涉及動機、期望和心理上的不確定性。人們必須時刻注意避免將物質看做恆定和同質的」。
但在20世紀的發展歷程中，經濟學逐漸被理性主義精神所支配。物理學家及其他硬科學領域的科學家們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研究社會科學的科學家們也試圖在嚴謹度和學術聲望方面與他們並駕齊驅。著名經濟學家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在一個物理學家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後來又參與了用槓桿和機泵組建一台機器以說明經濟運行原理的工作。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將熱力學中的數理原則應用到了經濟學中。在金融方面，伊曼紐爾·德爾曼（Emanuel Derman）原本是個物理學家，但他後來成了一名金融師，在導數模型的開發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儘管數學模型確實是理解經濟行為很有價值的工具，但它們也像是透鏡，過濾掉了人性的某些方面。這些模型都基於這樣的假設：人的行為基本上是有規則可循並且可預測的。正如喬治·阿克爾洛夫（George A.Akerlof）和羅伯特·席勒（Robert Schiller）提到的那樣，他們假設「個體感覺、觀念和熱情的差異在總體中無關緊要，經濟事件是由令人費解的技術因素或者難以捉摸的政府行為所導致的」。
很快，經濟學家們開始排除其他一切因素，單純強調金錢動機。「經濟人」同社會人、心理人、倫理人和空想人分離開來，結果只剩下一幅勉強描繪人類本性的簡筆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