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弗拉姆·舒爾茨（Wolfram Schultz）是劍橋大學的神經學家，為了探明帕金森症的原因，他對猿猴進行過研究。他把蘋果汁噴到猴子的口中，此時可以觀察到它們大腦內多巴胺神經細胞的小規模活動。噴了幾次之後，他注意到，多巴胺神經細胞恰恰在果汁到達之前就開始活躍起來了。他設計了一項實驗，每次在噴果汁之前都給出一個聲音信號。這樣幾次之後，猴子們發現在喝到果汁之前會有一個聲音信號，於是它們的神經細胞在聽到聲音信號時就開始活躍，而不是在喝到果汁的時候。這就難住了舒爾茨和他的同事：為什麼這些神經細胞不是簡單地只對犒賞本身（果汁）產生反應呢？
瑞德·蒙塔古、彼得·達延和泰倫斯·謝諾沃斯給出了一個關鍵性的答案。神經系統更加偏向於犒賞預測，而不是犒賞本身。大腦整天都在構建預測模型，例如某種聲音信號意味著即將喝到果汁。當這些模型中有一個能夠精確地預測現實的時候，大腦就會體驗到一點犒賞的興奮，至少是令人欣慰的安寧。當模型與現實相衝突的時候，大腦則會感到緊張和擔心。
蒙塔古認為，大腦的主要作用就是建模。我們不停地在大腦中構建小的預測模型，以幫助我們預測未來：如果我把手放在這裡，那麼這件事就會發生；如果我笑，那麼她就會笑。假如我們的模型與實際發生的事情相吻合，我們會體驗到一點甘露般的甜頭；如果不吻合，那就麻煩了，大腦不得不弄明白究竟出了什麼差錯，並將對模型進行調整。
這種功能是慾望的基本組成結構之一。每天，我們的大腦都會根據儲存在裡面的工作模型生成預測模型。內部模型常常與外部世界產生衝突，於是我們努力構想出能夠幫我們理解世界的各種概念，或者改變自己的行為以更好地與世界融洽相處。當我們掌控了某種處境或者某些任務時，大腦會產生愉悅的波動。這樣的波動並不是在一成不變的融洽生活中就能產生的，否則的話，我們的大腦就能一輩子處於這種愉悅的波動中了。事實上，只有在緊張被消除的時候，波動才會產生，所以幸福的生活有著它循環往復的節奏：從困難到融洽，從困難到融洽。這一切都受到迷戀、渴望內外部模式相吻合的驅使。
這種對融洽或者迷戀的渴望，會通過平凡小事體現出來。比如當人們完成一個填字遊戲時，或者當他們坐下來發現桌子佈置得井井有條，恰恰符合他們「就該如此」的標準時，人們就會體驗到一絲愉悅。
迷戀也能通過古怪的方式體現出來。人們會本能地被熟悉的事物所吸引。例如，紐約大學布法羅分校學者佈雷特·佩勒姆（Brett Pelham）通過實驗揭示了一些貌似奇怪的情況：名叫丹尼斯（Dennis）和丹尼絲（Denise）的人更有可能成為牙醫（dentist）；名叫勞倫斯（Lawrence）和勞裡（Laurie）的人更可能成為律師（lawyer）；名叫路易斯（Louis）的人極可能會搬到聖路易斯州（Saint Louis），而名叫喬治（George）的人則可能會搬到佐治亞州（Georgia）。這些都是人們生活中最重要的決定，卻被他們出生時父母偶然起的名字的發音，以及發音與自己名字相似的事物或多或少地影響了。
迷戀驅使我們在職場中也追求精益求精。有時，當我們專注於某些工作的時候，思維和外部世界之間的障礙就開始消失了。有經驗的馬術師的訓練和他訓練的馬動作能協調一致。木匠和他手中的工具會合二為一。數學家會沉迷在他所要解決的問題中。在這些令人讚歎的時刻，內外部的模型會開始融合，達到彼此和諧的境界。
迷戀在精神上驅使著我們。我們都喜歡別人說我們是多麼正確（某些廣播中和電視上的專家借助恭維聽眾或觀眾的辦法賺得盆滿缽滿）。當某種恰當的理論恰好落到實處時，我們都會感受到愉悅與興奮。我們都喜歡跟周圍的環境相處融洽的感覺。正如布魯斯·韋克斯勒（Bruce Wexler）在《大腦與文化》（Brain and Culture）一書中講述的那樣，我們耗費前半生努力構造與世界相符的內在模型，然後花後半生的大部分時間調整世界，使之符合我們的內在模型。很多酒吧的深夜糾紛都是因為某人試圖讓別人用跟他相同的眼光來看待世界。國家之間的衝突並不僅僅是因為領土、財富和利益問題，許多時候都是為了迫使對方用本國的眼光來看待世界。有些國家間的衝突之所以根深蒂固，就是因為雙方都想讓對方接受自己的歷史觀。
絕大多數人重返兒時的家或者他們的思維模型第一次被鍛造的地方時都會被深深打動。當我們重返我們成長的地方時，我們最注重的是一些細節——那家藥店依然如兒時一般靜靜地佇立在老地方，公園的籬笆也是原來的模樣，還有冬日太陽的角度，我們曾走來走去的人行橫道等，都一如既往。我們並非因為它們的價值（比如「那條人行橫道是最好的人行橫道」）而深愛這些小細節。大腦為兒時的家塗抹上了一層特別的感情色彩，因為這些是我們所熟知的模式。著名作家路易斯曾注意到：「小孩會喜歡上一個壞脾氣的老花匠，而老花匠對此卻渾然不覺，還會在小孩竭力想要和他打招呼的時候避開。花匠必須是一個『老』花匠，他要『一直』都在那個老地方——『一直』代表了短暫且似乎難以追憶的孩提時代。」
迷戀的渴望在人們感到自己與自然和上帝相融合的神聖時刻顯得最為深切，這時人們的靈魂會受到鼓舞，一種與宇宙渾然一體的感覺在心中瀰漫。
最重要的是，人們尋求對彼此的迷戀。在出生後兩周內，嬰兒在聽到別的嬰兒痛苦叫喊時就會哭，但在聽到自己哭聲的錄音時卻不會。1945年，澳大利亞醫生雷妮·施皮茨對一家孤兒院進行了調查研究。這家孤兒院本身非常注重清潔衛生，每8個嬰兒都有一個護士照顧。嬰兒們的飲食得到了精心的安排，但為了盡量減少與細菌的接觸，他們整天都沒有人陪。基於同樣的原因，嬰兒床之間也被簾子隔開了。儘管具備了所有這些衛生防護措施，孤兒院裡仍有37%的嬰兒在兩歲之前就夭折了。孤兒院忽略了生存必需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東西——情感上的接觸。
人們會被與自己相似的人吸引。當我們遇見陌生人時，我們會立刻開始依照對方的行為採取與之相應的行為。拳王阿里堪稱有史以來最快的拳手，平均花190毫秒就能找出對手的防守漏洞並開始進攻。而大學生平均只需要花21毫秒就開始不自覺地使自己的動作與朋友的動作同步。
朋友之間在深入對話的時候會模仿彼此的呼吸模式，而被要求去觀察對話者的人則會開始模仿對話者的肢體語言，模仿得越像，他們對對話者之間的關係理解得越深刻。在信息激素作用的更深層面上，在一起生活的女人月經週期往往會趨於一致。
神經科學家馬可·亞科波尼（Marco Iacoboni）提出，「感應」這個詞的語氣強烈程度已經不足以描述這些思維過程的作用了。當我們感知到別人的快樂時，我們就會跟他一起笑，彷彿那是我們自己的快樂。當我們看到別人的痛苦時，哪怕只是在螢幕上，這痛苦也會反射到我們的大腦裡，儘管稍微減輕一些，卻也猶如我們自己的痛苦。
「當你的朋友成為你的好朋友時，原本與友誼無關的所有關於他的事情都變得熟悉和可愛起來。」路易斯這樣寫道。他繼續闡述說，朋友之間的愛「除了愛所慷慨賦予的責任之外，無須承擔任何其他責任，幾乎徹底擺脫了嫉妒，並且無須考慮愛與被愛的雙方是否具備資格，它超越了一切，是精神與心靈上的愛，它是我們人類所能想像到的天使之間的愛」。
人們一旦在某個團體裡產生歸屬感，就會有一種強烈的直覺要求他們遵守這個團體的行為規範。所羅門·阿希（Solomon Asch）做過一項著名的實驗：讓受試者看到長度明顯不同的3條線，然後讓一群人把受試者圍起來（這些人秘密地為阿希工作），這群人堅持認為這些線都一樣長。面對群體的壓力，70%的研究對像至少有一次順從了大家的意見，說這些線長度相同。僅有20%的研究對像拒絕認同這個顯而易見的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