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麗卡選修了社會學、心理學、歷史、文學、市場營銷和行為經濟學的課程。任何她認為可能會對她瞭解人類思維的共同框架有所幫助的學科，她都會選修。
所有文化都具有一定的共性，存儲在我們的遺傳基因中。人類學家告訴我們，所有文化都會對顏色加以區分。任何文化中首先都會出現代表黑白兩色的詞彙，而當某種文化需要一個詞彙來代表第三種顏色時，紅色永遠都是不二的選擇。所有人類表達恐懼、厭惡、快樂、蔑視、憤怒、悲傷、驕傲和羞愧的面部表情都基本相同。天生失明的兒童表達感情的面部表情和視力正常的兒童沒有什麼不同。所有人類都將時間分為過去、現在和未來。幾乎所有人都對蜘蛛和蛇等生物心懷恐懼，至少在最初是這樣的，因為這些生物對於石器時代的祖先們來說是危險可怕的。所有的人類社會都會形成自己的藝術，都對強姦和殺戮行為不予認同——至少是在理論上。他們都夢想和諧，崇拜某種神明。
唐納德·布朗（Donaid E.Brown）在他的著作《人類共性》（Human Universals）中羅列了世界各地人們的共性特徵，這些特徵簡直不勝枚舉。所有的孩子都害怕陌生人，都從小就喜歡糖水勝過白開水。所有人都喜歡故事、神話和諺語。在所有社會中，男性參與群體暴力的程度都要甚於女性，旅行離開家鄉的距離也要遠於女性。在所有社會中，丈夫的平均年齡都要比妻子大。世界各地的人們都以威望來劃分等級，都將世界劃分為自身所在的群體和外部群體。這些傾向都存在於比人們的意識更深層次的地方。
不過，沒有人生活在全球性的「普適文化」中。人們只生活在特定的文化裡，彼此之間各不相同。德國人創作的劇作以悲劇或不幸結局收場的比例是美國人創作的劇作的3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半數民眾稱他們可以完全不為了愛情而結婚，而持有相同觀點的日本民眾只佔2%。近25%的美國人說他們經常會害怕在社交場合說錯話，而有同樣擔心的日本人的比例達到65%。克雷格·麥克安德魯和羅伯特·埃傑頓合著的《醉酒行為》（Drunken Comportment）一書中指出，在一些文化當中，醉酒的男性會變得很好鬥，但對處於另一些文化中的男性來說，這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在一些文化中，醉酒的男性會變得更加風流，但另一些文化中的男性卻不然。
來自佛羅里達大學的研究人員觀察了世界各地不同城市中夫婦喝咖啡的行為。在倫敦，夫妻喝咖啡時很少互相觸碰；而在巴黎，每次喝咖啡時，夫妻間平均會有110次觸碰；在波多黎各的聖胡安，夫妻間喝咖啡時觸碰的次數多達180次。
尼古拉斯·克裡斯塔基斯和詹姆斯·福勒在《聯繫》（Connected）一書中指出，10%處於工作年齡的美國人患有背部疼痛的病症，而在丹麥和德國，這個比例則分別高達45%和62%。在一些亞洲國家，患有背部疼痛的人的比例非常低，但很多人卻患有「恐縮症」，這是一種男性心理疾病，患病的男子擔憂自己的陰莖會萎縮。治療方法包括令患者家庭中一名可信任的成員每天24小時抓住其陰莖，直到患者消除焦慮為止。
如果你在美國北部的街頭撞到某人，他血液中的睪酮含量不會明顯上升；如果你在榮辱文化盛行的美國南部街頭撞到某人，那人血液中的皮質醇和睪酮含量將會急劇飆升。在南方城市的地名中，類似「槍」之類字眼的出現頻率是北部城市的兩倍，比如佛羅里達州的岡伯特（Gun Point），字面意思是「槍點」。而在北方城市的地名中，類似「喜悅」之類字眼的出現頻率是南部城市的兩倍以上。
像語言這樣的文化架構可以改變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澳洲原住民的母語古古伊米德希爾語（Guugu Yimithirr）是世界上的幾種地理語言之一。該語系的人們不會說「抬起你的右手」或「後退」，而會說「抬起你北邊那隻手」或「向東走」。講地理語言的人們往往有著驚人的方向感，他們總是能分辨出哪個方向是北，即使在山洞裡也是如此。一位來自墨西哥的講策爾塔爾語（Tzeltal）的人，在被蒙住眼睛並原地轉了20圈的情況下，仍然能夠毫不費力地分辨出東西南北。
通過這樣的方式，文化在我們的大腦中留下了一些模式的烙印，同時將腦中的其他內容清空。由於埃麗卡在美國長大，她對俗氣的東西有一種敏銳的感覺，儘管她還不能很清楚地描述俗氣感形成的原因。她的大腦充滿了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所謂的「舒適但卻無法界定的抽像模式」，這是由她成長的文化環境所植入的，將她的想法組織成了像爛人、公平競爭、夢想、愚蠢、怪人、酸葡萄、目標以及你和我這樣的概念。
埃麗卡瞭解到，文化不是口味風格一致的食譜，每一種文化都有其內在的爭論和緊張關係。阿拉斯戴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lntyre）指出，每一種重要的文化都包含一連串的衝突，允許人們的行為發生分歧。在全球化的時代中，文化是不會彼此融合的，它們似乎只會距離彼此越來越遠。
埃麗卡還瞭解到，並非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她知道自己本來不應該這樣想。她在丹佛大學已經待了足夠長的時間，知道她「應該」認為所有的文化都是美妙的，都有獨特的魅力。但埃麗卡並不是曾在郊區高中裡讀書的富家子弟，她不能認同這樣的廢話。她需要知道成功和失敗的原因是什麼。她縱觀世界，也遍讀歷史，希望能在其中探尋到對她有所助益的線索和經驗教訓。
她發現斯坦福大學教授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曾撰寫過《種族與文化》（Race and Culture）、《遷徙與文化》（Migrations and Cultures）、《征服與文化》（Conquests and Cultures）等一系列書籍，書裡面寫的正是她想知道的。埃麗卡知道她本來不應該贊成索維爾的看法。她所有的老師都反對索維爾的觀點，但是索維爾的描述與她每天看到的世界卻是如此地吻合。「文化間不存在值得歌頌的、完全一成不變的『差別』，」索維爾寫道，「各種文化作為或好或壞的做事方式互相競爭——這裡說的好壞不是站在某種客觀立場上評判的，而是處於某種文化中的人們在處理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問題的過程中評判的。」
埃麗卡注意到，一些群體似乎會勝過其周圍的同類群體。海地和多米尼加位於同一個島嶼上，但多米尼加的國內生產總值比他們的鄰居海地高了近4倍。多米尼加人的預期壽命要比海地人多18年，識字率也比海地人高出33%。20世紀上半葉，猶太人和意大利人同時居住在曼哈頓的下東區，但猶太人崛起的速度要迅猛得多。
她注意到，無論身在何地，某些群體都能使自己成為贏家。世界各地的黎巴嫩人和古吉拉特族印度人，不管處在何種社會環境當中，也不管周圍的條件如何，都能成為成功的商人。1969年，斯里蘭卡的泰米爾少數民族學生佔全部自然科學類在校大學生的40%，包括工程專業大學生的48%和醫學專業大學生的49%。在阿根廷，名人錄上的成功商業人士中有46%的人出生於其他國家。智利75%大型產業企業的高層人士要麼是移民，要麼是移民的子女。
在美國的學校裡，華人孩子的成績總是名列前茅。孩子們剛進幼兒園的時候，華裔兒童的認字母和其他前期閱讀能力要比拉丁裔兒童強，幾乎相差4個月的水平。在高中階段，華人孩子比一般的美國學生更偏向於選修那些要求較高的課程，每天晚上也會做更多的功課。如果他們的成績低於A–的話，在家裡就更有可能受到責罰。在針對25~29歲人群的調查中，亞裔美國人的大學畢業率約為54%，而土生土長的美國白人的大學畢業率則為34%。
這些文化上的差異可以導致驚人的不平等。亞裔美國人的預期壽命為87歲，相比之下，美國白人的預期壽命為79歲，而非洲裔美國人則為73歲。在經濟陷入困境的密歇根州，亞裔美國人的預期壽命為90歲，美國白人的平均預期壽命為79歲，非洲裔美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為73歲。亞裔美國人的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也要高得多。生活在新澤西州的亞裔美國人，平均預期壽命比居住在南達科他州的美國印第安人要長26歲，獲得大學以上學位的概率是後者的11倍。
埃麗卡也注意到，在某些文化中，腐敗之風比其他文化更為嚴重。雷蒙德·菲斯曼和愛德華·米格爾在針對腐敗文化的研究中利用了一項自然實驗。直至2002年，紐約市的外交官都可以免遭停車罰款。菲斯曼和米格爾對1700名領事人員及其家屬進行了數據分析，觀察哪些人動用了自身的免罰款職權，而哪些人沒有。他們發現，國際透明列表中腐敗指數排名靠前的國家的外交官們都攢下了大量未繳的罰單，而那些腐敗指數排名較低的國家外交官幾乎一張都沒有。1997~2002年，每位科威特外交官平均有246張停車違章罰單，來自乍得、埃及、尼日利亞、蘇丹、莫桑比克、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亞以及敘利亞的外交官們的違章罰單數量同樣多得令人難以置信。與此同時，來自瑞典、丹麥、日本、以色列、挪威和加拿大的外交官們名下卻連一張罰單都沒有。即便是在遠離祖國的異國他鄉，各國外交官們仍依照自己頭腦中的本國文化規範行事。這些表現並不受收入、年齡或任何其他可評測的因素影響。
總之，埃麗卡發現，某些文化比別的文化更能適應現代化的發展。在一節課上，埃麗卡被指定閱讀由勞倫斯·哈里森（Lawrence E.Harrison）撰寫的《自由主義的核心真理》（ The Central Liberal Truth）一書。哈里森在書中提出，那些身處「傾向進步」（Progress-Prone）文化之中的人認為他們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而身處「抗拒進步」（Progress-Resistant）文化之中的人則更傾向於聽天由命。身處傾向進步文化中的人們認為，財富是人類創造力的產物，是可以源源不斷被創造出來的；而在身處抗拒進步文化中的人們看來，一切都將保持現狀，永不改變。
哈里森指出，身處傾向進步文化中的人們認為活著是為了工作，而在身處抗拒進步文化中的人們看來，工作是為了活著。前者樂於分享他們的價值觀，他們更具競爭力，更加樂觀，更加看重整潔和守時，並且非常重視教育。他們並不把家庭看做充滿敵意的世界中的避風港，而是將家庭看做通向更寬廣的社會之路。他們會感到內疚，會為發生的事情承擔責任。他們不傾向於對外宣洩自己的情緒，也不會去指責別人。
埃麗卡相信，文化背景對人們的決定和行為的影響作用要遠遠超過大多數經濟學家或大多數商界領袖所意識到的程度。這才是她需要努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