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如此，離開這裡也不是那麼容易。想要徹底擺脫你的童年，永遠都不是件容易的事。1959年，當時13歲的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全家從波蘭移居到加拿大。波蘭在她的腦海深處留下了永遠無法抹拭的記憶。「那個我童年時代生活的國家始終活在我的心中，那是一種愛的體現。」多年後成為作家的霍夫曼如此寫道，「我的語言、認知、聲音和性情都是在它的環境下養成的，它使我的生活絢麗多彩，它教會了我如何面對現實中的困苦，它就像我的初戀一樣。那些愛是我永遠都無法在別處重拾的。沒有哪種地理環境、沒有哪種空氣中的薄霧可以像我第一眼見到的那些一樣，生動地活在我的心中，令我全身心地、毫無保留地愛上它。」
埃麗卡還是在9月初去了丹佛，在那裡為自己找了間宿舍。
丹佛大學這樣的高等學府中充滿了不平等。在名義上，不論申請人的家境如何，學校的大門向所有人公平敞開。他們會為那些付不起學費的學生提供慷慨的經濟資助。而實際情況是，那些非社會中上階層的人早已被淘汰在這場競爭之外。為了滿足入學要求，學生們需要大大提升他們的文化修養，而那些能夠在家中閱讀，擁有家庭教師、教練和課外督導的學生，從一開始就佔據了巨大的優勢。
丹佛大學給了埃麗卡一個接近富人、瞭解他們之間如何相處的機會。她學會了這些人的社交方式，如何與人寒暄問候，如何跟人上床，當這種文化圈子裡的男生想和你上床時會說哪些話，當這種文化圈子裡的女生想回絕追求者的時候該怎樣講。丹佛大學就像是一個文化大熔爐。埃麗卡當初來的時候還不明白這句話，但她卻在丹佛大學收穫了一種被偉大的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稱為「文化資本」的東西——那些可以使你融入上流社會的品位、觀點、文化參照以及交談風格。
事實上，讓埃麗卡感到震驚和缺乏信心的並不是這些學生的富有。她發現自己很看不起那些弄壞自己的寶馬車後第二天就能讓家人送來一輛捷豹的人。真正使她震驚的是同學們的知識。埃麗卡在「學園」裡刻苦努力學習，為自己能夠考入丹佛而作準備，而她的同學們從他們出生之時就已經開始作準備了。他們去過阿金庫爾戰役的遺址，遊歷過中國，某年夏天還去過海地的學校支教。他們知道勞倫·白考爾，知道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在哪裡上過學。他們好像知道教授提及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當教授談起莫特·薩爾或湯姆·萊勒的時候，他們全都會心一笑。他們知道如何組織論文的結構，而埃麗卡卻對此一竅不通。當她看著眼前的這些同學，再想到那些在商場裡打工、在大街上閒逛的社區朋友時，埃麗卡覺得她的朋友們和這些丹佛同學的差距不僅僅是大學的4年，他們將永遠落後於人。
埃麗卡選修了經濟、政治科學和會計類的課程。當有客座講師造訪的時候，她就會到商學院去旁聽。埃麗卡非常講求實際，她聽的課都是她認為會對自己有實實在在幫助的，但是這些課程也對埃麗卡造成了一些困擾。在某些課堂上，埃麗卡得知，從經濟學和政治學的角度來說，所有人類都是大同小異的，無論文化差異如何，如果你將一定的誘惑擺在人們面前，無論他們的文化背景如何，都會做出可預見的受法律制約的理性的反應。
而這正是社會科學之所以是一門科學的原因。如果行為不受普適規律制約的話，就沒有量化標準模型可言了，而這門學科也將失去其前瞻性意義。那樣的話，一切都將模糊茫然，人們的主觀性只能受環境驅使。
在埃麗卡的成長環境中，很多人面對誘惑的反應方式並不像教授所講的那樣具有可預見性。在利益面前，她的許多朋友紛紛選擇從高中退學。他們中的很多人總會作出一些莫名的決定，或是因為毒癮、精神疾病以及其他原因而無法作出決定。此外，文化差異在她的生活中確實產生了異乎尋常的影響。在她看來，真正重要的是人要有自知之明。人們對自我的定義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他們所處的環境，以及他們應對環境的方式。而她所學習的課程似乎對這一方面隻字未提。
所以儘管埃麗卡已經制訂了很好的計劃，但她還是為另一種學術領域所吸引。她並沒有放棄所有的工商管理預科課程，但她覺得這些課程還不夠。她發現自己完全為人類學著迷。她想要研究文化之間的差異，想要研究不同的文化會發生怎樣的衝突。
乍一聽，這樣的研究方向對於一個雄心勃勃想要有所成就的學生而言未免太過不切實際了。不過，埃麗卡拿出她一向的作風，迅速為之制訂了戰略性的計劃。她的全部生活一直都處於各種文化衝突當中——墨西哥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衝突、中產階層文化與社會底層文化的衝突、貧民窟文化與「學園」文化的衝突、街頭文化與大學文化的衝突。她已經知道不同的文化匯合到一起將會產生怎樣的結果。在這個越來越全球化的社會中，這一門知識可能哪天就會派上用場。在大學裡，她會學到一些公司如何營造成功的企業文化，另一些公司為何會在這方面失敗。她還會學到那些全球化的大公司如何應對文化多樣性的問題。在遍地是工程師和金融人士的商業世界裡，對文化的瞭解會成為她獨特的優勢。社會上總是需要這樣的人才。畢竟，人們認識幾個出身於貧民窟的、擁有中墨兩種文化背景的女版「拚命三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