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夕法尼亞大學學者安妮特·拉魯（Annette Lareau）是研究美國不同社會階層中不同家庭環境的學術泰斗。她和她的研究助手花了20年的時間，坐在起居室地板上、汽車後座上觀察不同家庭的生活方式。拉魯發現，教育程度較高的父母和處於社會底層的父母培養子女的方式相去甚遠，甚至根本就不具有可比性，在理論和模式上都截然不同。
父母教育程度較高，比如哈羅德，其在一種被拉魯稱為「協同培養」的氛圍裡成長，他會被帶著參加大量有家長監管的活動，並隨父母到各處遊歷。父母深層次地參與到孩子成長的各個方面。他們經過一致努力，為孩子創造源源不斷的學習感知體驗。
這一步驟是非常費神費力的，有關家庭作業的爭吵就是最常見的例子。但是在這種教育方式下成長的孩子懂得在由有序機構組成的世界中如何應對。他們知道如何與大人們閒談，如何在人群前表現，如何與人進行眼神交流，給人留下良好的印象。這些孩子有時甚至還懂得把行為與結果聯繫起來。
當拉魯向那些處於社會底層家庭的父母展示教育程度較高的父母所採用的日程表時，那些父母們對此大為震驚，他們認為處於這種環境中的孩子們一定很難受。拉魯發現，社會底層家庭養育孩子採取的完全是另一套方法。在這些家庭中，成人世界與孩子們的世界有著更刻板的劃分。父母們通常認為孩子長大成人後的麻煩就已經夠多了，於是他們讓孩子獨自去安排他們自己的閒暇時間。拉魯觀察到，一個小女孩希望母親用盒子幫她建一個玩具屋，但她母親立刻拒絕了她，沒有一絲內疚，因為玩耍時光是屬於孩子們的，在她母親的眼裡顯得無關緊要。
拉魯通過觀察發現，社會底層家庭的孩子們顯得更加無拘無束，也更有活力。他們與家族其他成員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因為他們的父母不能經常帶著他們參加活動，所以他們閒暇時比較自由。他們可以到戶外活動，和在社區裡閒晃的一大群小朋友們玩耍。這些孩子在玩伴方面沒有特定的偏好，他們可以和各個年齡段的孩子玩。他們也很少因為閒著無聊而抱怨。他們甚至在拿冰箱裡的食物前也要先徵得母親的許可。「孩子哭哭啼啼這種在中產階級家庭很普遍的事，在工人家庭和貧困家庭中卻很少發生。」拉魯如此寫道。
哈羅德的童年符合拉魯所講的第一種類型。埃麗卡的童年生活由於太過複雜，使得她介於兩種類型之間——她時而受到母親的溺愛，時而又像沒有母親一樣，面對著一個需要她照看、需要她從崩潰邊緣拉回來的病人。
社會底層家庭的養育模式雖然有很多優點，但在這樣家庭中成長的孩子在適應現代經濟體制方面往往不會那麼如魚得水。首先，他們沒有被培養出良好的口頭表達能力。艾爾瓦·諾（Alva Noe）曾寫道，語言「是一種分享的文化方式，僅能被置身於某種特定文化形態系統中的人所解讀」。埃麗卡的家庭像大多數工人階級家庭一樣，成員間很少交談。拉魯寫道：「這類家庭的談話量彼此不同，但總體上遠遠少於中產階級家庭的。」
哈羅德的父母在他身邊一直不斷地嘮叨。在埃麗卡的家裡，電視幾乎從未關過。埃麗卡的母親總因為太過疲勞而無暇跟埃麗卡進行孩子般幼稚的交談。科學家們對中產階級家庭和社會底層家庭中的交談量作過精確的計算。一項由堪薩斯大學的貝蒂·哈特（Betty Hart）和托德·瑞斯裡（Todd Risley）所作的著名研究指出，孩子4歲的時候，成長在貧困家庭的孩子比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要少聽到3200萬個詞。平均每個小時裡，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會聽到487句話，而在靠補助金維生的家庭環境中成長的孩子只能聽到178句。
這不僅僅體現在數量上，還體現在語氣的感情色彩上。哈羅德不管做什麼事都能得到讚許，每一點微小的成績都被父母興高采烈地拿來讚美，以表揚他非凡的能力。而埃麗卡所聽到的差不多褒貶參半。哈羅德的父母經常不斷地出題來考他，跟他玩一些無足輕重的遊戲，假裝用攻擊性的話語來刺激他回擊。他們還不停地向他解釋，為什麼他們會作出某些決定，為什麼會給他強加某些約束限制，而哈羅德可以自由地同他們爭論，指出他們這麼做不對的理由。哈羅德的父母也會糾正他的語法，等他參加標準化考試時，他已經沒必要專門學習語法規則了。他總是一開口便說出最佳的措辭。研究屢屢表明，語言環境上的差異會對智商和學習成就造成影響。
簡而言之，哈羅德的父母並不僅在經濟上滿足他，還將生活習慣、知識和認知特徵傳授給了他。哈羅德算得上世襲精英階層的一分子，而這個階層的自我強化方式就是通過先天的遺傳基因與一代又一代的勤奮努力。
埃麗卡並沒有這些無形的優勢，她生活的環境要混亂得多。賓夕法尼亞大學學者瑪莎·法拉（Martha Farah）的研究發現，貧困家庭孩子的壓力激素分泌量要比中產階級家庭孩子的多，這種激素會對包括記憶、圖形辨識、認知控制（對明顯的錯誤答案給予否定的能力）以及語言流暢表達能力在內的多種認知能力造成影響。貧困家庭的孩子成年後不怎麼和親生父母共同居住。對小型哺乳動物的研究表明，在神經調控方面，在缺失父親的環境下長大的動物比擁有父親的動物發育要相對遲緩，而且易衝動。這並不僅僅是金錢和機遇的缺乏。貧窮和家庭破裂能夠改變人的潛意識，改變人對未來與世界的感知和理解方式。
日積月累後，這些差別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來自最貧困社區的學生獲得大學學位的比例為8.6%，而來自富人社區的孩子獲得大學學位的比例則為75%。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Heckman）的研究表明，50% 的收入不平等是由一個人18歲時所體現出的特徵決定的。這些差異大部分都與潛意識的能力相關，包括態度、感知力和社交準則。這會使來自不同成長環境的孩子之間的差距迅速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