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女士與一部分老師一樣，認為學校是構建在對人類錯誤認識的基礎之上——把學生的大腦當做空箱子，需要靠學校課程往裡面填充信息。
她無法忘記這一事實：別人總是比我們所瞭解的更加古怪、更加複雜。她的學生們正處於青春期，他們的大腦正在經歷巨變，幾乎就像是第二次嬰兒期。隨著青春期的開始，人們進入了無情修剪神經突觸的階段。這種巨變的結果是，青少年心理能力的提升並不是線性的。一些研究表明，14歲的青少年識別他人情緒的能力還不如9歲時的水平，要恢復到之前的水平，他們還需要再經過幾年的成長和磨煉。
當然，激素水平的迅速變化也是青少年時期的特徵之一。女學生的腦垂體在青春期會突然進入活躍狀態。如同童年早期一樣，雌激素在她們的大腦中氾濫，這種氾濫導致了批判思維能力與情緒敏感度的突然飛躍。一些女孩會突然對光線和黑暗變得敏感。由於激素水平的變化，她們的情緒和感知能力隨時都在變化。
例如，在一個十幾歲女孩月經週期的前兩個星期，快速上升的雌激素水平會使大腦變得躁狂和警惕。而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黃體酮會讓大腦平復下來。勞安·布裡曾丹寫道，如果你告訴一個青春期女孩她的低腰牛仔褲太低了，她有時並不會理你，「但在她月經週期中的一天告訴她這句話，她就會理解成你說她放蕩，或是說她太胖了以至於穿不下這條牛仔褲，即使你根本沒有這種意思。這就是她的大腦對你的評論的解讀方式」。
由於激素類型的不同，男孩和女孩開始對壓力呈現出不同的反應。女孩們更多地對人際關係壓力做出反應，而身體裡睪酮含量是女孩10倍多的男孩們則會對針對其地位的攻擊做出反應。二者都有可能在最不合適的場合突然爆發，而在另一些時候則變得驚人地笨拙。泰勒女士總是在思考，為什麼她的學生們普遍沒法在鏡頭前自然地微笑。或許是由於害羞，他們只能擺出令人不舒服的皮笑肉不笑的表情，好像他們想上廁所一樣。
她總是認為當她試圖教英語時，她班上的每個男孩都在背地裡想著手淫，她班上的每個女孩私下裡都感到孤獨和與世隔絕。
每當泰勒女士看著班級裡的眾多面孔時，總會提醒自己不要上了學生們的當，雖然他們面無表情，其實他們的內心一片混亂。當她將某一信息呈現在一個學生面前時，那孩子的大腦並不會用很容易理解的方式來吸收它。正如約翰·麥迪納（John Medina）所寫的那樣，這一過程「更像是一台沒蓋蓋子卻仍在運轉的攪拌機。當信息進入大腦時，會被切割成細微的碎片，在我們思維內部濺得到處都是」。她會提醒自己：「別以為他們的思維多麼有條理。」她最多只能將學生們身上已經存在的舊模式與她設法教授的新模式相混合。作為一名年輕的老師，她偶然發現一本書《魚就是魚》（Fish is Fish）。書中的主角是一條與青蛙交朋友的魚，這條魚讓青蛙描繪陸地上的生物。青蛙答應了，但魚無法真正理解它在說什麼。魚想像中的人類是用尾鰭走路的魚，鳥類是長著翅膀的魚，母牛是長著乳房的魚。泰勒女士的學生就是這樣的，他們擁有由經驗形成的模型，會用這模型來重塑她所講的內容，得出他們自己的版本。
不要認為青少年明天思考的方式跟今天思考的方式相同。一些研究者過去曾認為人們具有不同的學習風格——有些人右腦佔優勢，有些人左腦佔優勢；有些人是聽覺學習者，有些人是視覺學習者。不過，幾乎沒有任何可靠的證據可以支持這一觀點。相反，根據實際場合，我們會在不同的學習方法之間來回切換。
當然，泰勒女士想要傳授知識，傳授可以通過考試來檢驗的知識。然而在幾個星期之內，學生們就會忘掉他們在課堂上學到的90%的知識。成為一名老師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傳授具體的知識，更在於塑造學生們感知世界的方式，幫助學生理解一門學科的規律。做到了這一點的老師才會被學生記住。
她跟學生之間的關係更像是師傅跟徒弟之間的關係。潛意識學習的很大一部分是通過模仿來完成的。她通過某個具體問題展示一種特定的思考方式，希望學生們能夠參與到思考過程之中。
她強迫他們犯錯。做錯事的痛苦和更正錯誤所需的努力創造了一種情緒體驗，這有助於加深記憶。
她設法讓學生探尋自己潛意識中的想法。她認為構建思維的過程並不是像砌牆一樣從無到有的過程，更像是發現那些已經存在於潛意識中的想法的過程。她要求孩子們嘗試不同的思維方式，看看哪種更加合適。
她也強迫他們工作。儘管她多愁善感，但她並不主張「學生只應該遵從他們天生的好奇心」這一看法。她佈置他們不想做的作業，她安排頻繁的測驗，因為她憑直覺知道為了應對考試而回憶知識的行為能夠強化相關的大腦神經網絡。她推動他們成長，她情願被他們憎恨。
泰勒女士的目標是把她的學生們變成自學者。她希望讓學生們體驗到，探索和發現能夠帶來快樂的感覺——當你努力工作受點苦後，終於獲得成功時的那種狂喜。她希望學生們能夠對這樣的過程著迷。她的這種教育方式終將讓他們成為自己的老師，這就是泰勒女士為她的職業所構想的壯觀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