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萬默裡
遊民問題也許很容易就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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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裡·巴爾（Murray Barr）是個前美軍陸戰隊隊員，身高足足有6英尺，體格粗壯像頭熊，他一旦摔跤（幾乎天天都發生），要兩三名壯漢才能把他扶起。巴爾有著黑色的直髮，皮膚呈橄欖色，街上的人都管他叫「老灰」，他缺了很多顆牙，但總是笑容可掬，人人都喜歡他。
他最喜歡喝的是伏特加，但對啤酒很不屑，覺得喝起來像「馬尿」。在他所住的裡諾市街道上，1.5美元就能買到250毫升的廉價伏特加。口袋裡有錢的時候，他花錢也不手軟，會買750毫升一瓶的那種；身無分文時，他就到賭場走一圈，將賭客留下來的酒，一口飲盡。
裡諾市市區的自行車車隊警察帕特裡克·奧布萊恩說：「警察局管治無業遊民時，我們一天會抓他好幾次，這種事不斷上演。巴爾被我們抓到之後，我們幫他醒酒，但幾個小時後他又回到街頭，舊戲重演。很多遊民酒喝多了，就會動粗和破口大罵，巴爾也是這號人物。但他非常有幽默感，我們有時也就不怎麼追究。他口不擇言時，我們就說：『巴爾，你知道你挺喜歡我們的。』而他也會說：『是呀，我知道。』然後還是繼續對我們滿嘴髒話。」
奧布萊恩的搭檔史蒂夫·約翰斯說：「我當警察15年了，這15年裡，我們不斷對巴爾捉了又放、放了又捉。」
約翰斯與奧布萊恩都勸巴爾戒酒。多年前巴爾接受了一項戒酒治療，他的行動雖受到軟禁般的限制，其間表現卻無比良好，後來更找到了一份工作，也很賣力。但治療結束後，巴爾又故態復萌。奧布萊恩說：「一旦巴爾結束治療，就沒人可以管束他，而這正是他最需要的。我覺得這大概是因為他曾經是軍人吧。他是一個手藝不錯的廚師，有段時間存了6600多美元的積蓄，準時上班，該幹什麼活兒就幹什麼活兒。他們恭喜他，讓他重回社會，結果差不多一個星期過後，他就把錢花光了。」
巴爾通常都醉得不省人事，無法在監獄的酒鬼監禁室醒酒，警察必須先把他送到聖瑪麗醫院或馬紹醫療中心去。聖瑪麗醫院急診室的社工瑪拉·約翰斯一周中總有好幾天會看到他。她說：「救護車把他送來，我們先把他弄清醒了，酒醒了才送去坐牢。我們打電話請警察來接他，其實我就是這樣跟我丈夫結識。」瑪拉後來嫁給了史蒂夫·約翰斯。
她繼續說：「巴爾就像變化環境中一個不變的常數，來時總是笑口常開，他叫我『我的天使』。我在急診室走動時，他會說：『我的天使，真高興見到你。』我們會不斷開玩笑，我求他不要再喝酒了，但他總是一笑置之。有時一陣子沒看到他，我會擔心，會打電話給驗屍局。當巴爾不酗酒時，我們就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工作，我和我丈夫會去他工作的地方吃晚飯。我和我丈夫約會，打算結婚時，巴爾說：『我能不能來參加婚禮？』我幾乎覺得巴爾來好像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半開玩笑地說：『那你得保持清醒才行，你在喜宴、酒吧上買醉的賬單，我可付不起。』我和史蒂夫共組家庭，我懷孕之後，他曾把手放在我的大肚子上，為孩子祝福。他心地非常善良。」
2003年秋天，裡諾市警察局開始嚴格取締遊民在市中心討錢的行為，報紙大幅報道，警方在當地的談話性節目中飽受批評，批評者認為掃蕩乞討行為如同人身騷擾，遊民又不是要對裡諾市怎麼樣，只是討生活罷了。奧布萊恩說：「有天早上我聽電台的談話節目，他們簡直是把警察批評得體無完膚，痛批取締遊民行動是多麼不公平。我當時心想，這些人可沒試過在寒冬的陋巷中，去尋找凍死的屍體。」他憤憤不平，在裡諾市市區，遊民不缺食物，因為福音廚房、天主教服務中心，甚至麥當勞快餐店，都賑濟無食物可吃的饑民；遊民乞討是為了找酒喝，而酒卻有百害而無一利。他和約翰斯執勤的時間，至少有一半是在處理像巴爾這樣的人，而個案社工也跟警察一樣多。發現有人在街頭昏倒時，人們就會打電話給救護員說「一個倒下」，趕來的救護車中有4個人，而病人往往要在醫院住上幾天，因為露宿街頭又經常酒醉，意味著一定會生病。救護過程的每一個環節都要花錢，而且絕不便宜。
奧布萊恩與約翰斯打電話給救護車服務單位，然後又打電話給當地的醫院。奧布萊恩說：「我們列出3個有長期酗酒問題又最常被捕的人名，並從兩家醫院當中的一家，追蹤這3個人的下落。其中一人不久前還在坐牢，因此他流浪街頭才6個月，但累積的醫療賬單已高達十幾萬美元，而這還是只算規模較小的那家，因此另外一家大醫院的賬單金額應該更高。另外一個從波特蘭來的遊民到裡諾才3個月，卻累積了656500美元的醫療賬單。還有一個人即使沒有時時刻刻酒不離手，賬單也達到505000美元。」
這三人中的一人便是巴爾，約翰斯與奧布萊恩都瞭解，如果把巴爾過去10年住院的醫療賬單都加起來，再加上濫用藥物與酗酒的治療費用等，他個人的醫療賬單之高，不會輸給內華達州任何一個人。奧布萊恩說：「要是不管巴爾，要花的費用可能高達100萬美元。」
2
15年前，在警察毆打羅德尼·金事件[1]發生後，洛杉磯警察局深陷危機之中，各方都指責警方種族歧視、紀律鬆弛和充滿暴力傾向，而且認為上樑不正下樑歪的現象遍佈警局內各個階層。在統計學的語言中，洛杉磯警察局的問題屬於「正態分佈型」；也就是說，如果你把問題依據統計數字製成圖表，看起來會是一個「鍾形曲線」，一條線兩端的警察數目都不大，絕大部分的問題位於中間。這種「鍾形曲線」思維，幾乎已在我們腦海中定型，使我們自動用它來組織經驗。
不過當民權大律師沃倫·克裡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領導的一個特別委員會，開始調查洛杉磯警察局時，卻發現其中另有隱情。在1986年至1990年之間，該局8800名警察中，有
1800人遭到「過度使用暴力」或「使用不當策略」的指控，顯然應該是膨脹的中央地帶，卻鮮少遭到什麼控訴，而且，只遭到兩次不滿控訴的警察超過1100名。要知道，這些都是未經證明的指控，而且警察被指濫用暴力，是一個難以避免的現象（紐約警察局一年約有3300個不滿控訴案件）。有180名警察牽涉4件以上的控訴案件，44名牽涉的控訴案件在6件以上，16名在8件以上；有一名警察所遭到的控訴高達16件。如果你要把洛杉磯警察局的難題製成圖表，它不會像是一個鍾形曲線，倒會像一根曲棍球桿，符合統計學的「長尾理論」（power law distribution）——所有的活動並不集中在中段，而是集中在某一端。
克裡斯托弗委員會的報告不斷提到，問題集中在少數警察身上。有一名警察遭人指控「濫用暴力」13次、「使用暴力」28次，另外還遭到1次「開槍」與5次其他名目的指控。另外一人則遭到6次「濫用暴力」、10次「使用暴力」、3次「開槍」與19次其他項目的指控。第3名警察有27次「使用暴力」記錄，第4人同樣被指控有35次。還有一名警察的檔案上，寫滿了諸如「用槍托痛毆跪在地上、雙手被銬嫌犯的頸項；毒打13歲少年；將嫌犯從椅子上推下；嫌犯趴在地上雙手被銬，他卻對其背部與頭側拳打腳踢」。
這項報告讓人不禁覺得：如果你解雇這44名有嚴重問題的警員，洛杉磯警察局不就會在轉眼之間，變成一個運作良好的警察單位？不過報告也暗示，問題表面上看起來不難解決，但實際上卻不然，因為這44名壞警察是這樣惡劣，當局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顯示警察單位的現行除惡機制已經睡著了。如果你誤以為洛城警局的問題屬「正態分佈」的鍾形曲線，你可能會提議，通過加強對中段警察的訓練，或是較好的選才方式，來改善警察的表現，問題不就解決了嗎？然而，對少數有問題的警察而言，用在中段的溫和藥方，起不了什麼效用。
在20世紀80年代，當遊民現象首度成為問題時，大家也都以為問題屬鍾形曲線：絕大多數的遊民幾乎長期處在生活沒指望的狀態。這種想法引發的結論是，如果有這麼多遊民、這麼多問題，問題怎麼可能解決？15年前，波士頓學院一名叫丹尼斯·卡拉漢的研究生，在費城一個難民聚居的地方住了7周，搜集論文資料。幾個月之後他回到老地方，沒想到幾個月前見過的遊民全不見蹤影，他說：「我那時明白，其實大多數遊民都想好好活下去。」
卡拉漢成立了一個數據庫，去追蹤在遊民收容系統中，來來去去的都是哪些人，這也是美國首次產生這類數據庫。他的發現，徹底改變了我們對遊民問題的認知；遊民問題並非「正態分佈」，而是「長尾分佈」。他說：「我們發現80%的遊民進出得非常快，多數只會在收容所待上一天，或者通常是兩天，且出了遊民收容所之後就永去不回。若有人非得住進收容所，他們滿腦子想的都是死都不要再回來。」
另有10%是卡拉漢所謂的「定期遊民」，他們每次會定期來住3個星期，尤其是冬天；這群人多半很年輕，極為依賴毒品。最後那10%是卡拉漢最感興趣的，也就是曲線最遠一端的群體，他們是住在收容所中的長期遊民，經常一住就是好幾年。這群人年紀較大，許多有身心上的疾病，也是我們經常會想到的，睡在人行道上，到處行乞，醉倒在公共場所，在地下道或在橋下棲息的那些人。卡拉漢的數據庫顯示，紐約市在20世紀90年代前5年，大約有25萬遊民，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不過其中只有2200人長期居無定所。
這一批人的醫療保險與社會成本超出許多人的預期。卡拉漢估計，紐約市政府花在這2200名遊民身上的錢，每年至少為6600萬美元。卡拉漢說：「收容所的安置床位，每年的花費為242400美元，我們說的是擠得水洩不通的行軍床。」波士頓地區一項最盡力照顧遊民的波士頓遊民醫療計劃（Boston Health Care for Homeless Program），最近追蹤190名長期遊民的醫療花費。在5年的時間裡，有33人死亡，7人被送到療養中心，但該組織發現，5年中仍有181834次的緊急送診記錄，每次急診最少要花1100美元。加州大學聖迭戈醫學中心追蹤15名酗酒遊民後發現，在18個月內，這些人被送急診的次數總計高達417次，平均每人的醫療費用達10萬美元。聖迭戈有一名跟巴爾情況相似的人，被送急診次數為87次。
聖迭戈市緊急醫療主任暨遊民觀察計劃的執筆人詹姆斯·鄧福德說：「如果是住院治療，通常都是患吸入性肺炎的人。這些人喝醉了，嘔吐物進入肺中，演變成肺氣腫。另外他們還因為雨中露宿，導致體溫過低；這群人有多重感染，住進重症監護病房，也有許多人是在被車撞倒的情況下被送進醫院。他們的神經脆弱，動不動就跌倒摔破頭，造成內出血，如果不及時止血，便會送命。最後一種情況至少要耗去505000美元的醫療花費。他們在酒癮發作時會感到極度不適，且通常患有嚴重肝病，抵抗感染的能力因此大為降低。問題沒完沒了。我們要為這群人做化驗，花費極大；護士看著同樣的病人不斷上門，不堪折騰，嚷著要辭職。而我們能做的，也只是把他們照料到能夠站起來走一段路的程度。」
遊民問題就像洛杉磯警察局的壞警察問題，癥結只出在幾個麻煩的個案身上。這算是個好消息，因為當問題集中時，你可以集中精力來思考如何處理，而壞消息是，這些麻煩的個案實在麻煩；他們是身上帶著肝病，有精神疾病或有多重感染，隨時隨地會倒在街頭的人，這群遊民需要社會為他們投入時間和精力，更要花不少醫藥費，而政府與慈善機構已經為長期遊民花費無數。卡拉漢認為，正視與解決遊民問題所花的錢，遠比漠視問題要少。巴爾消耗掉的醫療費用，絕不亞於內華達州任何人，即使聘請一位全職護士照顧他和給他一間公寓，恐怕也要不了那麼多錢。
美國總統小布什在2002年任命菲利普·曼加諾（Philip Mangano）擔任跨部會遊民問題委員會（U.S. Interagency Council on Homelessness）執行長，監督全美國20個聯邦計劃。曼加諾身材瘦削，華發蓋頂，所到之處均像磁石一般，他致力解決遊民問題是從馬薩諸塞州開始，不遺餘力提倡「長尾理論」。在過去兩年中，他穿梭於美國的各城鎮之間，向各地的市長與市議會解釋遊民問題的真正成因，強調興建施粥廚房與收容所，到頭來只會使得長期遊民一輩子都是遊民。如果你認為遊民問題是中間曲線寬廣、無法處理的問題，就會覺得只能用興建施粥廚房與收容所來了事，但是如果這是一個邊緣問題，就能找到辦法解決。截至目前，曼加諾已說服兩百多個城市，大規模重新評估現行的遊民政策。
6月中旬，曼加諾在前往愛達荷州首府博伊斯市途中，曾在紐約停留，他說：「我最近到聖路易斯市，跟當地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交流意見。他們碰見一群非常難纏的遊民，什麼方法都不管用。我聽了之後便建議說，何不拿些錢租幾間公寓，帶著鑰匙去跟這些人說：『這是公寓鑰匙，如果你現在願意跟我走，我就給你這把鑰匙，你可以住進公寓裡。』他們採納了我的建議，後來願意住進來的遊民越來越多。我們的意圖是，捨棄老舊的觀念，不要再給遊民計劃當冤大頭，源源不斷地提供經費，改而投資在可以實際結束遊民現象的辦法上。」
曼加諾是歷史迷，有時聽馬爾科姆·艾克斯[2]的演講，聽著聽著便睡著了。他在談話中經常會提到跟民權運動、柏林牆有關的事，他更是經常把美國的反抗黑奴制度史掛在嘴邊。他說：「我主張廢除奴隸制，我在波士頓的辦公室，就設立在波士頓公園第54軍團紀念碑的對面，離威廉·勞埃德·加裡森發表演說，主張立即廢除黑奴制度的帕克街教堂，與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發表著名演說的特雷蒙教堂都只有咫尺之遠。我深信對社會不公現象不能只是處理，而應予以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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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佛市中心的老青年會（YMCA）位於城中商業區的第十六街東邊，建築物主體是一棟美觀的石材建築，一共六層樓高，於1906年落成；與其相連的建築物則是在20世紀50年代擴建的，一樓是健身房與運動場所，二樓以上的樓層則是數百間單人房公寓，每間都有微波爐、冰箱與中央空調，過去幾年間，這些公寓由科羅拉多遊民聯盟持有與管理。
即使是從大城市的標準來看，丹佛的遊民問題也極為嚴重。丹佛的冬天比起其他地方來不算太冷，夏天遠比鄰近的新墨西哥州或猶他州涼爽，因此丹佛對窮人有著磁石般的吸引力。市政府的估計是，市中心約有1100名長期遊民，其中的300人沿十六街中段的購物走廊，或在附近的公民中心公園棲身。城中許多商家擔心，這些驅之不去的遊民會嚇走上門的顧客。此外，北邊幾條街有一個外觀普通的戒酒中心，每年收容的人數多達282800人，其中許多是醉倒在街頭的遊民，有些更是因為喝一種被稱為「提克醫生」的漱口水而昏醉。丹佛市社會服務經理羅克薩納·懷特說：「你可以想像這會對腸胃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18個月前，丹佛市也跟曼加諾簽約，在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經費支持下，科羅拉多遊民聯盟推出的這項計劃，迄今已幫助了106人。這個計劃是以巴爾那類人，也就是對丹佛財務系統最具危害性的遊民為對象。遊民聯盟尋找流浪街頭時間最長，有犯罪記錄，以及有濫用藥物或精神病史的人。處理禁藥問題的主任拉切爾·波斯特說：「我們收容了一位60歲出頭，可是看起來好像是80多歲的女性遊民。她長期酗酒，每天早上起來的例行公事就是找酒喝，摔跤對她來說是家常便飯。另外還有一名我們第一周收容進來的人，他嗑止痛藥就像吃飯，而且得一直接受心理治療；他一共坐了11年的牢，出獄後流浪街頭3年。如果這聽起來還不夠慘，再告訴你，他的心臟有一個破洞。」
丹佛市吸引遊民上門的策略，跟曼加諾在聖路易斯市推行的策略一樣：你想不想免費住進一間公寓？登記的人將來不是住進YMCA的單人房，就是住進市政府在其他地點承租的建築裡，條件是只要符合遊民計劃的規定即可。目前在YMCA過去用來打壁球的地下室中，設立了一個指揮中心，負責遊民個案的人員就在此辦公。每週5天，每天早上8點半到10點之間，社工會跟參加計劃的每一位遊民接觸，細心評估他們的情況。會議桌的牆上掛著幾面大白板，上面寫滿了醫生的看診時間、上法院的時間與服藥時間。波斯特說：「我們會探望這些遊民，並評估他們住進來後的生活情況。有時我們跟某些人每天都有接觸，理想的狀況是，我們希望每隔幾天就與這些遊民接觸一次。現在真正讓我們擔心的人有15人。」
這種服務的成本大約是：每名遊民每年101000美元。丹佛的單人公寓，每月平均要376美元，每年約4400美元；這表示收容與長期照顧一名遊民，最多要花151500美元，大約是此人流浪街頭會造成政府負擔的1/3的費用。而這項計劃的最終目標是，一旦此人安定下來並找到工作，便更有能力自行負擔房租，因此政府每年需要支付的金額可減至6600美元。加入此計劃的公寓戶數越來越多，政府希望未來10年可以再增加800戶。
當然在現實上，解決問題並不是這樣乾脆利落。這項計劃的設立初衷是，讓貧病交加的遊民能夠安定下來，最後能夠就業，但這只是一個希望而已。對有些人來說，這根本是緣木求魚，畢竟這些人是最棘手的案例。波斯特說：「遊民中有一個年輕人，才20幾歲就有肝硬化，有次大出血，血液裡的酒精濃度高得離譜，酒精含量測試值為0.49，足以致命。在我們安置給他的第一間公寓，他把所有的朋友都邀來大開派對，把公寓搞得一塌糊塗，還打破了窗戶。當我們給他第二間公寓時，他又故態復萌。」
波斯特說，那個年輕人可以幾個月滴酒不沾，但一旦破戒就會大肆破壞，把公寓搞得不成樣子。社工們對他非常傷腦筋，不知下一步該怎麼做。波斯特剛跟紐約市的同事通完電話，他們談到一次又一次地給遊民機會，等於變相鼓勵這些人不負責任。對某些人來說的確如此，但還有其他的選擇嗎？如果這些人重回街頭，政府就要花更多的錢。
目前政策的背後思考邏輯是，政府的一切協助都是暫時的和有條件的，避免讓受助遊民產生依賴。但一個嗜酒如命，才27歲就有肝硬化問題的人，協助能不能產生效果，以及能有什麼效果，都令人存疑。波斯特說：「最難搞的是那些老油條，他們覺得再流浪街頭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夏天來臨時，他們就會說：『我哪需要遵守那些規定！』」對付長期遊民的對策，必須與「正態分佈型」的社會政策相反，讓適用的對象產生依賴感是最好不過，因為你希望那些流浪在外的人進入系統之內，在YMCA地下室的社工人員監督下，重新建立生活。
「長尾理論」的遊民政策令人焦慮的癥結也在此。從經濟觀點來看，這個辦法非常有道理，但從道德角度來說，卻有失公平。丹佛無疑有成千上萬的人，每天都要兼做兩三份工作才能勉強度日，這些人才是需要幫助的一群，卻沒有人給他們一把公寓的新鎖匙；得到救濟鑰匙的，反而是那些飲「提克醫生」漱口水與滿口粗話的人。對於依賴救濟金度日的單身母親，在救濟額度滿了或遇到經費不足的時候，我們會立即停掉她的救濟金；可是對破壞公寓的酒鬼遊民，我們卻屢屢給他機會。社會福利本應具有某種道德正當性，應受照顧的是寡婦、殘障老兵與低收入或失業的單親媽媽。讓醉倒街頭的遊民有免費公寓可住，在道理上很難讓人心服口服，它的出發點完全是著眼於效率。
我們也認為社會福利的分配方式不應該隨意，我們不單是抽樣性地救濟一些貧窮的家庭或殘障居民，而是只要達到正式認定標準，或在道德上具備可信度的弱勢族群，都應該一視同仁給予協助。丹佛的遊民計劃也不是來者不拒，目前等候住進公寓的遊民多達600人，有些人恐怕要等上好多年才有屋可住，有些或許更是永遠都住不上。問題在於經費不夠充裕，無法人人都分一杯羹，因此不如幫助幾個人的成本效益大。要公平，成立施粥廚房或收容所最公平，但兩者都不能解決遊民問題。我們的道德本能，對解決難纏個案無濟於事，「長尾分佈」的問題，迫使我們做出不愉快的選擇。我們要不就堅守既有方針，要不就真正著眼於解決問題，這是無法兩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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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佛市中心的YMCA老樓西北方向幾英里外，在25號州際公路出口匝道的斯皮爾街旁，有一個巨大的電子指示牌，它連接到一個檢測行經車輛廢氣排放量的儀器上，廢氣污染控制良好的車輛經過時，電子指示牌會打出「良好」的記號；超過標準量很多的車輛，它則會打出「不良」的記號。站在斯皮爾街出口觀看指示牌一段時間，你會覺得幾乎每輛車的測量結果都是「良好」。一輛奧迪A4如此，一輛別克「世紀」也是如此；對行經的豐田卡羅拉、福特Taurus與薩博9-5等車的反映也都是「良好」。也許20分鐘過後，一輛福特Escort老爺車或一輛保時捷改裝車經過時，指示牌上會打出「不良」的字樣。在斯皮爾街上觀察空氣污染問題，跟聽YMCA裡的社工討論如何解決遊民問題，兩者的結論是一樣的：我們花了許多力氣想解決這些問題，而問題卻集中在少數幾個嚴重案例上。
大多數的汽車，尤其是新車，引擎都極為乾淨，一輛2004年的斯巴魯如果性能良好，僅會排放0.06%的一氧化碳，幾近於零。但在幾乎所有高速公路上，車齡長、保養不良或車主刻意改裝……形形色色的原因加起來，就能使少量汽車製造出超過10%的一氧化碳，比標準量高出近200倍。在丹佛，正是這5%的汽車在道路上製造了55%的廢氣。
唐納德·斯泰德曼（Donald Stedman）說：「跟人一樣，汽車年齡越大，越容易出問題。我們指的是各種機械故障，例如計算機系統有問題，噴油門瓣關不上，以及接觸器失靈等，造成了高排放量。」斯泰德曼研究化學，是丹佛大學的汽車排放檢測專家，他說：「在我們的數據庫中，至少有一輛『黑烏賊』，每行駛一英里要噴出70克的碳氫化合物，足以抵上一輛本田思域的廢氣量。不只老車有問題，高里程的新車，例如出租車，一樣是問題車。20世紀90年代洛杉磯一名地方法院檢察官，發明了一套成功的監測與管控辦法，但知道這套辦法的人卻不多。洛杉磯地檢處發現，所有來自貝爾車行的出租車都是烏賊車；其中一輛每年噴出的廢氣量，甚至超過該車的重量。」
在斯泰德曼看來，現行的廢氣檢測制度意義不大，丹佛有100萬駕駛員每年須去驗車，檢查汽車排放量，而車主得從工作崗位請假，去排隊等候，還須繳交15美元到20美元的驗車費，去做一個他們90%的人都不需要的檢驗。斯泰德曼說：「不是每個人都去做乳癌篩查，也不是每個人都做艾滋病的篩查。」定點的廢氣排放檢驗，其實不太能測出問題來，對解決少數車輛所造成的問題也無關痛癢。跑車迷開的高性能引擎跑車最容易造成污染，但他們往往會在驗車當天，換上一個乾淨的引擎。也有人跑到沒有正規檢驗設施的窮鄉僻壤去驗車；或在高速公路風馳電掣後，引擎尚熱時去驗車，因為受污染的引擎此時看起來仍是乾淨的；還有人不應該通過檢驗，卻被放行，因為骯髒的引擎變化極大，有時可以短時間內乾淨燃燒。斯泰德曼說：「丹佛那套新的檢測辦法，對治理空氣一點作用也沒有。」
斯泰德曼提議以機動檢測取而代之。20年前他發明了一個手提箱大小的儀器，在車輛行經高速公路時，利用紅外線即時監測與分析車輛廢氣的排放情形；斯皮爾街的廢氣檢測指示牌即可安裝一個斯泰德曼設計的儀器。他更表示，丹佛可把六七個偵測儀器安裝在麵包車上，讓麵包車停在高速公路的匝道，並出動警車駐守，只要有車輛未通過標準，交通警察便可當場將可疑車輛攔下。6輛麵包車每天可以監測303000輛汽車。斯泰德曼估計，丹佛當局目前要花2200萬美元對汽車駕駛人做實地檢測，但這筆費用卻足以讓市政府當局找出那252500輛真正的禍首。不出幾年，丹佛都會區的汽車廢氣排放量，可減少35%到40%，丹佛市政府當局不用再處理廢氣問題，而是可以終結它。
那麼為什麼沒有人採用斯泰德曼的方法？這又不涉及道德議題，我們對警察攔截違規車輛的做法早就習慣，加一個污染防制儀器，應不會招致反彈。然而我們出自本能的社會傾向卻反對我們這樣做，因為大家心裡都認為，污染問題「人人有責」，是大家共同造成的。我們早已發展出一些辦法與制度，不會縱容或坐視問題變大。美國國會通過了相關立法，環保署也制定了若干規定，汽車行業製造車輛的環保標準比以前更高，因此空氣也改善了。但斯泰德曼並不在乎華盛頓或生產汽車的底特律做了什麼，要防制空氣污染固然跟立法有關，但跟遵守法律更相關。這是一個政策執行與否的問題，而不是政策制定問題。
斯泰德曼的提案最後還有一個問題，他希望用裝有檢驗儀器的6輛麵包車，解決丹佛的空氣污染問題。但這麼大的問題，能這樣輕而易舉地解決嗎？
正因如此，克裡斯托弗委員會的發現不能令人感到滿意。我們每遇到普通官僚機制不能解決的大問題，便成立特選的高級委員會，希望擬出全面的解決辦法。但該委員會最深入的發現是什麼？上司在評估一個有毆打羈押嫌犯習慣的警察時，只輕描淡寫地評論道：「該名警察平時的行為均相當守法，公眾亦對其有信心。」上司不閱讀下屬實際檔案時，就會做出這種烏龍報告，克裡斯托弗委員會的報告暗示，只要身為上司的警官仔細閱讀下屬警察的檔案，洛杉磯警察濫用暴力的問題就能得到解決。因此問題不在於政策，而在於執行。聽起來，洛杉磯警局只需要遵守現有的法規，不過這卻不是希望警方能有大幅度改革的社會大眾所樂於聽見的；解決「長尾分佈」性質的問題，不但違背我們的道德本能，也與我們的政策本能相悖。因此我們很難不下這樣的結論：長期以來我們把遊民看成沒有希望的群體，原因不是不知如何是好，而是不想知道怎麼做會更好。老方法的確簡單多了。
「長尾理論」的解決方法對右派沒有太多吸引力，因為它涉及要對不值得受到特別照顧的一群人給予照顧。它也對左派缺乏誘惑力，因為它強調效率多於公平，充滿芝加哥學派冷冰冰的成本效益觀點，即便可以解決遊民問題，減少空氣污染或改良警察紀律，這些崇高的目的都不能完全讓社會大眾心動。丹佛那位大名如雷貫耳的約翰·西肯魯普（John Hickenlooper）市長，過去曾把解決遊民問題視為政府第一要務，2006年夏天他在丹佛年度的市政重大演說中，對遊民問題的關注度超過對其他任何議題。他選擇在丹佛的公民中心公園發表演說，這也充滿象徵意義，因為這裡是遊民的群聚之地。他曾多次在當地的談話性節目中，談到丹佛市是如何努力解決這個問題，也曾委託專人研究，遊民群體是如何損耗丹佛的資源，但是他也透露：「還是有人在我走進超市時，把我攔下說：『我簡直不敢相信，你會幫助這些遊民與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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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的一個清晨，瑪拉·約翰斯接到她丈夫打來的一通電話。史蒂夫已經到辦公室了，瑪拉說：「他的電話把我吵醒了，而且他在電話中泣不成聲，我以為是哪位同事出什麼事了，想不到他告訴我說：『巴爾昨晚死了。』」他死於胃出血，那天，警察局的一些警員曾經為他默哀以示悼念。
瑪拉繼續說：「我幾乎每天都會想到他。以前每到聖誕節時，我總是會替他購置一份聖誕禮物，確定他有手套可戴，有毯子可蓋，有外套可穿，我們彼此關懷。有次某個酒醉的病人從病床上跳下來，向我衝過來，巴爾見狀立即從他的病床上跳下，揮拳對那人說：『你別想動我的天使一根毫毛。』如果定期追蹤巴爾，他的表現好極了；他會有固定的地方住，有工作，每天定時上班，絕不碰酒，所有該做的他都照做。有一類人，如果有人盯住，他們本可以成為社會良好的一分子。巴爾就需要有人看住他。」
然而，裡諾市當然無法提供一個合乎巴爾需要的環境，一定是有人認為此舉的成本太高了。瑪拉說：「我告訴史蒂夫，如果沒有人認領巴爾的遺體，我可以去領。我不會讓他就這樣被送到無名墓穴中。」
[1]1991年3月3日，非裔美國人羅德尼·金（Rodney King）因超速被洛杉磯警方追捕截停，他拒捕襲警，遭到警方用警棍暴力制服，此事引發了1992年洛杉磯暴動。——編者注
[2]馬爾科姆·艾克斯（Malcolm X），美國民權運動中的重要人物。——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