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的秘密
安然公司、智慧和信息過多帶來的危險
1
2003年10月26日下午，傑弗裡·斯基林[1]坐在休斯敦聯邦地方法院的法庭中，他身穿一套藍色西裝，打著領帶，52歲的他看起來老態畢露，他身旁一共坐了8名辯護律師。法庭外，整條街停的都是各電視台的衛星轉播車。
主審法官西米昂·雷克開口說：「美國政府訴傑弗裡·斯基林，刑事案編號H-04-25，我們今天下午在此要對本案做出判決。」他直接向斯基林說：「斯基林先生，你現在可以發言，提出要求輕判的信息。」
斯基林站起來，他一手建立的能源交易巨擘安傑弗裡·斯基林（Jeffery Skilling），安然公司前CEO。——編者注然公司，幾乎就在5年前的這個時候破產倒閉，他5月間也被一個陪審團判決了欺詐罪，根據一項和解協議，他名下幾乎所有財產均已交給一個基金，賠償安然以前的股東的損失。
斯基林語序混亂、斷斷續續地說：「說到悔意，法官先生，我已是悔恨至極。」他聲稱「很多朋友——都是好人，已經死了」。對於他個人，他堅稱未犯罪：「我對每一項指控都不認罪。」說了兩三分鐘便坐下了。
雷克於是傳召安妮·貝利沃，她是安然稅務部門的資深行政助理，在安然工作了18年，連她在內一共有9人被傳召出庭做證。
她對斯基林說：「你僅靠每個月1600美元應該如何度日？我目前就是靠這種收入過活。」因為安然破產，她畢生的退休積蓄也付諸東流，她說：「斯基林先生，一切都因為你的貪婪才有今天，你應該為此感到羞愧。」
下一位證人說，斯基林摧毀了一家好公司；第三位說，安然是因為在管理上違規操作而自毀前程。另有一人叫道恩·鮑爾斯·馬丁，她在安然工作長達22年，她更是直接斥責斯基林說：「斯基林已經被證明是騙子、小偷和酒鬼。斯基林毀了我和我女兒的退休夢，現在他應該被關進大牢裡，不讓他在這個地球上隨意行動。」她面對斯基林說：「你喝高檔紅酒時，我和我女兒卻不得不剪折價券，靠殘羹剩飯度日。」這類的斥責之聲不斷在庭上響起。
法官宣判時要求斯基林站起來，他說：「證據證明，被告在安然各項業務上一再對投資人撒謊，包括安然自己的員工。」他說除了從重量刑外，他別無選擇：斯基林必須在監獄服刑292個月，也就是須坐牢24年。曾經領導被《財富》雜誌列名為「全球最受尊敬企業」的負責人斯基林，所受的刑罰是白領罪犯所受的最重刑罰之一，就算他還有出獄的一天，也已是白髮蒼蒼的老人。
斯基林的辯護律師丹尼爾·佩特羅塞利說：「法官大人，我只有一個請求。如果他的量刑減少10個月——這對量刑目的毫無影響——他便可以住進懲教所中。只要少判10個月。」
律師請求法官寬大為懷，斯基林畢竟不是殺人犯或強姦犯；他曾經是休斯敦的社區支柱，小幅的刑期調整，可以讓斯基林免於在殺人放火的無情罪犯群體中度過餘生。
雷克法官回答道：「不行。」
2
國家安全顧問格雷戈裡·特萊沃頓（Gregory Treverton）曾經說謎有兩種：一種是只要再多一點消息，就能迎刃而解的拼圖般的謎團（puzzle）；另一種是要費心剝繭抽絲才能撥開雲霧見青天的迷霧（mystery），兩者有所差別。本·拉登的下落是個謎團，我們找不到他是因為情報不足，解決謎團的關鍵可能就在本·拉登的身邊，而在我們找到那個消息來源之前，本·拉登的行蹤會一直成謎。
相對地，推翻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後，伊拉克的內部情形是一團迷霧。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有黑白分明答案的問題。迷霧需要我們對謎題的不確定性做出評估與判斷，其困難不在於我們的情報過少，而在於情報氾濫。美國中情局對伊拉克戰爭後的伊拉克局勢有一個立場；美國國防部、美國國務院、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前副總統迪克·切尼，以及其他無數的政治學者、記者與智囊團都各有其見解；其實，甚至巴格達所有的出租車司機也有他們自己的看法。
兩者之間的分別不小。我們如果認為「9·11」事件幕後的動機與方法只是謎團，合理的反應是：加強情報搜集，招募更多的間諜，並增加對「基地」組織（Al Qaeda）的情報偵收。我們若將「9·11」事件看作一團迷霧，你會問：「增加情報量是不是反而會壞事？」你會希望改進情報圈裡的情報分析，或希望有更多思維縝密、凡事都提出疑問的情報分析人才，在與「基地」有關的情報中多加查證；你會派遣中情局的反恐小組跟聯邦調查局（FBI）、國家安全局以及國防部的人，每月打兩回高爾夫球，交換已知情報與意見。
如果問題的關鍵在於謎團，找出罪魁禍首不難，因為他是扣住情報的關鍵人物，而迷霧就模糊多了，有時是因為我們的情報不夠，有時問題的癥結卻在於情報人員無法做出正確的解讀。針對謎團可以找出令人滿意的結論，迷霧往往不然。
如果你全程觀察斯基林案，你也許會覺得安然醜聞是一個謎團；因為檢察官說，安然對交易秘而不宣，且高級主管隱瞞重大信息，這些我們均未被充分告知。一手策劃公司發展戰略的斯基林是個騙徒、小偷與酒鬼。「我們信息不足」，是典型的謎團前提，也是安然事件的中心推論。
「諸位，這是一個簡單的案件。」法院首席檢察官對陪審團做總結陳詞時說：
因為案情如此簡單，我的總結陳詞可能用不完給我的時間。此案是黑白分明的，真情與謊言對立呈現。股票持有人購買一隻股票，也許這一隻股票不能讓他們有權得到什麼，但他們有權知道真相及公司的財務狀況，並要求安然的主管與員工，將股票持有人的利益置於自身私人利益之前，並誠實對待他們。
但是檢察官有所不知的是，他錯了；安然不是一個謎團，而是一團迷霧。
3
2000年6月底，《華爾街日報》駐達拉斯記者喬納森·威爾，接到他在投資管理業界一位熟人打來的電話。威爾在《華爾街日報》有一個叫「得州聽聞」（Heard in Texas）的專欄，密切觀察休斯敦的大能源公司，如戴納基與埃爾帕索（El Paso）等企業的動態。那位熟人說：「你該好好調查安然與戴納基的情況，看看這些公司的盈利到底從哪裡來。」於是他照辦了。
威爾對安然採用的「按現實市場價格計算資產價值」（mark-to-market accounting）的會計做法有興趣，許多進行複雜金融交易的公司都使用這套技巧。比方說，你的這家公司是能源公司，與加州簽了一項1億美元的合約，要在2016年運送給對方10億小時的電力。這個合約值多少錢？未來10年你都收不到錢；除非時間到了，否則你也不知道自己簽的這個合約是賺錢還賠錢。然而1億美元的合約承諾，顯然關係到公司能否有巨大盈利。如果電力價格在未來幾年持續下跌，這份合約就會成為極有價值的資產。但如果在2016年迫近時，電力越來越貴，公司就可能虧損上億美元。以現市價格計算資產的會計方法是，在簽約時，將合約會帶來多少收入的估計數字記入賬上；如果後來發現估計有變，你在收支盈虧上適當加以調整就是了。
當某家這樣做賬的公司聲稱從1億美元的營收中獲利1100萬美元時，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這家公司可能實際賺了1100萬美元，在付清賬單後，的確有這麼多錢可以留在其銀行賬戶中；另一種可能是，公司只是猜想自己可以從一筆交易中賺得1100萬美元，但這筆利潤很多年都不會入賬。給威爾傳消息的人要他查的是，安然聲稱自己會賺得的錢，究竟有多少是「實賬」。
威爾設法拿到安然的年度財務報表與季報，開始比較公司的收益表與現金流量表。威爾說：「我花了好一陣子，大概一個月左右，才釐清我需要朝哪些地方下手。安然的財務報表上名堂很多，要鎖定其中某一特別的項目，需要撇除不必要的名堂。」威爾向密歇根州立大學的會計學教授托馬斯·林思邁爾請教，他們談到在20世紀90年代，若干金融機構對次級貸款採取按現市計價的會計方式，而在經濟走下坡路時，客戶或還不起貸款或提前付清貸款，放貸一方突然瞭解他們的盈利估計過於樂觀。
威爾轉而向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的專家請教，又向投資評級機構Moody』s一名分析師打聽，他先後問了不下十餘人，然後再回頭去看安然的財務報表。他的結論讓人大吃一驚：在2000年第2季度，安然號稱賺到的747400萬美元，也就是安然主管以為會在未來某個時間點上賺到的錢，實際上並未入賬。如果把這筆子虛烏有的盈利從賬本上刨除，安然第2季度其實有重大虧損。這家美國最受尊敬的公司之一、美國股市眼中的全美第七大企業，其實根本沒有現金進賬。
威爾的報道於2000年9月20日在《華爾街日報》刊出，幾天後被華爾街一名投資人詹姆斯·查諾斯（James Chanos）看到。查諾斯是專做空頭基金的投資人，他說：「我的耳朵豎起來了。我在週末看了證交所的年報與季報（按聯邦法律規定，企業必須公開的財務報表），標出有問題的地方。這是我第一次看，我後來又多標出幾頁，看了那些我不懂的地方，然後我又重看了三四遍。我記得自己花了好幾個小時。」查諾斯看見的是，安然的利潤率和股票收益直線下滑，而主導企業命脈的現金流量卻縮減到有如水滴一般；公司的資金回收率比資金成本少。這就好像你用9%的利率跟銀行借錢，把錢投資在利率為7%的儲蓄公債上。查諾斯的結論是：「他們基本上是在套現。」
當年11月，查諾斯開始對安然股票放空，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他不斷放話說他認為安然危機重重，他還給《財富》雜誌記者蓓瑟妮·麥克林通風報信，麥克林後來讀了查諾斯與威爾兩人看過的那些報表，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她在2001年3月發表一篇文章，標題赫然是：「安然股價是否被高估了？」此後，越來越多的記者與分析師開始仔細檢查安然的財務情況，而安然的股價也開始持續下跌。同年8月，斯基林辭職，安然的信用評級被降級；安然極需交易周轉資金，而銀行卻開始不願把錢借給它。12月，安然不得不提出破產申請。
安然破產案，可與20世紀70年代最大的醜聞「水門事件」（Watergate Scandal）相提並論，且兩者可做一比較。記者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與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藉著消息來源「深喉」（Deep Throat），揭發白宮包庇的醜聞。「深喉」知道許多秘密，他的身份必須保密。當伍德沃德希望見「深喉」一面時，他必須先將一個插著紅旗的花盆移至公寓後面的陽台，當天傍晚他必須從家後面的樓梯離開，換好幾趟出租車擺脫跟蹤的人，最後於凌晨兩點，在一處地下停車場中，跟提供消息來源的人見面。以下是對《總統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一書高潮部分——伍德沃德與「深喉」會面的描述，這段文字記述了「深喉」大爆內幕的情形：
「深喉」緩緩地說：「好，這事非常嚴重。你可以確定地說有50個人為白宮及尼克松籌款委員會做事，他們當間諜，當打手，專門搜集情報或搞破壞，有些行動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們把對手打得落花流水。」
伍德沃德把他跟伯恩斯坦聽過的，用來對付政治對手的招數，包括竊聽，跟蹤，散佈假消息給媒體，偽造文件，取消競選造勢大會，調查助選員的私生活，安插臥底間諜，偷竊文件，以及在政治示威大會中安放伏兵等，一一念給「深喉」聽，如果是真的，「深喉」便點頭認可。
「深喉」說：「這些數據全在檔案裡面，司法部與調查局都知情。」
伍德沃德大感吃驚，有50個人直接聽命於白宮與尼克松籌款委員會，他們要摧毀異己，他們無法無天了嗎？
「深喉」點點頭。
「白宮願意攪亂——這是正確的用詞嗎——整個選舉過程？白宮實際已經付諸行動了嗎？」
「深喉」又點點頭。這時他看起來有些不適。
「雇了50名特工去完成？」
「說超過50人也沒錯。」「深喉」說完往外面的坡道走，那時已將近凌晨6點。
水門事件是典型的謎團；伍德沃德與伯恩斯坦要把被掩埋的秘密挖出來，「深喉」則是他們的內線。
威爾有內線嗎？不見得。威爾在投資管理圈子有一個朋友，這個朋友對安然之類的能源公司起疑，但他不是內線。威爾的線索也沒把他帶向秘密檔案，從而得知安然的秘密活動，這人不過是建議威爾去看安然自行發佈的系列公開文件。伍德沃德在黎明前的暗夜，在地下停車場中與他的線人碰頭；威爾則是打電話給密歇根州立大學的一名會計專家。
威爾把報告整理完畢後曾經打電話給安然公司，徵詢他們的說法。他說：「他們派了會計主管和另外六七個人到達拉斯。」他們到《華爾街日報》的一間會議室與威爾見面，安然主管坦承，他們所謂的利潤是「希望」賺到的錢。雙方談到安然怎麼確定未來會賺多少錢，威爾說：「他們告訴我，運用數學模型進行估算的都是天才，他們都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我問道：『那數學模型能測出加州今年的電力市場會大亂嗎？不能？為什麼不能？』他們說：『這是難以預測的那一型。』那時是2000年9月底，我又問：『你們覺得誰會贏？布什還是戈爾？』他們說不知道，我接著問：『無論是環保主義的民主黨人當選總統，還是得州油商入主白宮，你們不覺得市場反應會有分別嗎？』對話氣氛非常和諧，對數字沒有爭議，爭議的是如何詮釋的問題。」
在安然事件細節逐漸浮出水面的同時，這次會議最令人嘖嘖稱奇。安然一案的公訴檢察官告訴陪審團說，應該判斯基林有罪，送他去坐牢，因為安然隱瞞真相。檢察官說：「你們有權知道公司的財務情況。」但是安然究竟隱瞞了什麼真相？威爾所得知的和所報道的每一件事，安然自己也承認確有其事。威爾想證實自己的數字無誤，該公司要員還親自坐飛機到達拉斯，在《華爾街日報》的會議室裡與他開誠佈公地進行談話。
然而，尼克松沒有到《華盛頓郵報》去見伍德沃德與伯恩斯坦，他躲在白宮裡。
4
安然會計手法當中的第二個問題——可能也是惹禍上身的地方——是它極為依賴所謂的「特殊目的實體」[2]（Special-purpose entities,縮寫為 SPE）。
所謂特殊目的實體指的是，某公司如果在運營情況不佳時，想向銀行貸款一億美元，銀行即便願意借，也會向其索取極高的利息。不過這名老闆手中有一堆石油租約，預期未來四五年內會賺進一億美元，因此老闆把這些租約交給一家合夥企業，也就是SPE，並由它出面貸款。銀行把一億美元交給了這個合夥企業，合夥企業再把這筆錢交到真正要借錢的老闆手中。這一點點的金融操作，其之用大矣。這種轉手（當時）不需要在公司的收支賬冊上做記錄，因此公司可以在不增加債務的情況下增加資金。由於銀行相信石油租約會帶來足夠的盈利償還貸款，因此也比較願意以更低的利率給借方提供這筆資金。在美國企業中，與SPE合作已是司空見慣之事。
安然將SPE遊戲規則發揮得淋漓盡致。安然轉給合夥企業的，未必全是可以獲利的石油合約等藍籌股資產，有時押出去的是賠錢的資產。安然也不是把資產賣給外人，因為外人會對這些資產價值提出各種質疑。安然在所謂的合夥夥伴企業中，安插自己的主管去經營這些公司。這樣他們由「友」公司出面，貸款銀行就範，輕鬆過關；如果擔保品價值下跌，安然會以自己的股票補上差額。換句話說，安然不是把自己的一部分賣給外部的企業實體，而是將自己「肢解」後賣給自己，這種策略不僅在法律上走鋼絲，風險也極高。安然與SPE財務上的糾纏不清，最終引爆了垮台。
當起訴斯基林的控方指稱安然誤導投資人時，一部分是將罪名指向這些SPE；安然的管理階層有義務公開，公司的財務命脈有多少押在這些鋌而走險的交易上，以及到了什麼程度。受托調查安然危機的鮑爾斯委員會（Powers Committee）指出，安然「未完成一項重大目標，即未充分交代交易的本質，以協助閱讀財務報表的人瞭解公司情況」。換言之，它並未向社會提供充分且必要的信息。
這些結論，再度暴露出整個安然事件的教訓，並不是用這樣一句話就可蓋棺論定。通過威爾在《華爾街日報》的數名同事——主要是約翰·艾姆什維勒與麗貝卡·史密斯——在2001年夏末開始的報道，社會大眾應該對SPE企業的性質略知一二。艾姆什維勒是怎樣揭發安然的弊端？其實跟威爾與查諾斯一樣，他看了安然自己公開的財務檔案。庫爾特·埃辛瓦爾德（Kurt Eichenwald）的著作《愚人陰謀》（Conspiracy of Fools）是安然崩潰的寫照，他在書中描述了艾姆什維勒是怎樣發現相關的安然文件：
是第八項「相關方面移轉」幾個字，使艾姆什維勒的血液加速流動。
艾姆什維勒的任務是追蹤斯基林辭職後的動態。他提出採訪要求，後來更下載了一份安然最近向證交所提出的報表，以找尋新聞線索。
他發現的東西讓他大感震驚。合夥企業是由一名姓名不詳的「高級主管」負責。這些也許是非常晦澀難解的東西，但數字看起來非常驚人。安然在那年的頭6個月裡，跟合夥企業交易的營收超過2.4億美元。
不管從什麼標準來看，安然的SPE之所為，都是目無法紀與經營不力的鐵證。但你不能責備安然掩埋這些遊走在法律邊緣的交易，因為它沒有；安然公開了這些交易行為。更正確的指控應該是，對於SPE，安然對投資人交代得不夠。但多少才算「夠」？安然有3300家SPE，每一家的書面文件可能超過1100頁。如果300萬頁的數據統統公開，投資人恐怕早就淹沒在字海中，此舉也無助於社會大眾瞭解內情。那麼，僅公佈經過編輯的每筆交易資料如何？杜克大學法學院教授史蒂文·施瓦茨（Steven Schwarcz），最近從不同企業公開的20份SPE報告中，做了一次抽樣性檢閱。這些摘要報告是為有興趣的人士所彙編，他發現這些摘要寫得密密麻麻，平均每份摘要長達40頁。因此安然的SPE摘要，即使每頁編排不空行，20份也要厚達12萬頁。可不可以就這些摘要再做成一份摘要？安然的破產清算人就這麼做了，他整理出1100頁。那麼，從摘要的摘要中，再摘出摘要呢？鮑爾斯委員會也整理出這樣一份摘要，該委員會只看了「最重要交易中的實質內容」，會計部分仍像厚達兩百頁的天書。一如施瓦茨說的，這兩百頁還是在「有後見之明的、美國最優秀的法律人才相助之下」完成。
像拼圖一樣的謎團，每多一項新信息，問題就更容易解決。如果有人告訴你本·拉登躲在白沙瓦，找到他的難度就更小了些。如果再加上一點情報說，他藏在白沙瓦西北角一帶，問題就更容易了；但是這裡的遊戲規則似乎不同。根據鮑爾斯委員會的報告，安然董事會的許多董事，「對該公司的SPE交易的經濟原理、後果與風險，似乎無法理解」，而這些董事正是坐在董事會中詳細討論SPE交易的人！埃辛瓦爾德在《愚人陰謀》中表示，安然財務長安德魯·法斯托（Andrew Fastow）也不瞭解SPE交易的財務後果，而這些交易卻是他促成的。
就安然事件寫過文章的維拉諾瓦大學商學院會計學教授安東尼·卡塔納赫（Anthony Catanach）說：「這些是非常精細複雜的交易，即使檔案都放在眼前，也很難說安然的審計方亞瑟·安達信旗下的人馬都看得懂。這牽涉高級管理，光看鮑爾斯委員會報告，光畫曲線圖，我就弄了兩個月。這些交易情況被嚴重扭曲。」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安然的SPE是常態問題，它也非常難懂。SPE的本質本來就非常深奧，一家企業成立SPE是要在貸款時讓銀行放心。而要讓銀行放心，該公司便需向貸方與合夥企業，就若干特定部門的特殊業務提供詳細信息。公司越是能向貸款機構擔保（在交易合約中提供明確的保證、擔保與說明），在外人眼裡，這種交易就越難理解。施瓦茨說，安然對外公開的若干財報「必要卻不完美」。一家公司可以讓財務交易簡化，好讓人看得懂，但這樣一來，就有淡化潛在風險的風險；或者你也可以試圖公開每一項潛在風險，但如此一來會眼花繚亂到誰也看不懂。對施瓦茨來說，安然事件說明，在一個財務操作越來越複雜的時代，「透明定律」（disclosure paradigm）——一家公司越公開，對社會來說就越有利——跟時代的現實狀況脫節了。
5
在1943年夏天，納粹試圖通過打心理戰，廣泛吹噓德軍已發展出一種「致命的超級武器」。同盟國情報單位立刻忙碌起來，間諜證實德軍的確建了一座秘密武器工廠，而對法國北部的空中攝影照片顯示，有一棟怪異的水泥設施朝向英國。盟軍憂心忡忡，他們下達轟炸任務去干擾德軍這項神秘行動，並草擬若干計劃，以應對未來英國可能遭到的致命空襲。雖然無人確定這樣的武器屬子虛烏有，也無人敢說裡面在搞什麼名堂，但工廠存在似乎是真的；法國北部的確有發射台，雖然那可能只是個假基地，目的是要轉移盟軍視線，免得真的目標遭到轟炸。德軍的秘密武器是個謎團，而盟軍卻沒有足夠的情報去解開這個謎團。不過這個問題也可以換個角度來看，而最後證明新角度遠比舊角度有用：德國的秘密武器問題是一團迷霧。
揭開迷霧中的秘密的人，是一小批分析專家，他們的工作是監聽德國與日本的海外與國內心理戰與宣傳廣播。英國分析小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不久成立，由英國廣播電台負責管理。類似的美國單位叫「怪人軍團」（Screwball Division）。史學家史蒂芬·莫卡多（Stephen Mercado）寫道：在20世紀40年代早期，美國的「怪人軍團」位於華盛頓遊說團體集中的K街（K Street）一棟不起眼的辦公大樓內。分析員監聽的是一般無線電短波放送的演說，他們戴著耳機，不斷聽著納粹的廣播，然後要針對納粹的公開說法——例如德軍將重新對俄羅斯展開攻勢——進行解讀。當時一名記者形容這些分析廣播宣傳的人，是「集個人主義者、國際滾石音樂人與稍許瘋癲人才之大成」，他們對納粹的秘密武器有特定的看法。
首先，德國領導人是在國內廣播宣傳中吹噓已有秘密武器，這一點非常重要。其宣傳的目的是要提振士氣，而納粹領導人說的話如果不實或蓄意誤導，其威信就會受損。例如，當1943年春天德軍潛艇面對盟軍反擊開始失利時，納粹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技術性地承認戰爭失利，他將重點從吹噓最近的勝利轉移到預測未來終將勝利，並怪罪是壞天氣導致潛艇出師不利。在此之前，戈培爾從未對自己人撒過謊，因此他說德國有秘密武器，極可能就代表這是真的。
從那個假設開始，情報分析員在納粹的公開廣播與聲明中仔細研究，尋找答案。他們下結論說，截至1943年11月，秘密武器的存在是「超過合理的懷疑」，而且這種武器是全新的一種，很難對付，可能會造成慘重結果，德軍一旦動用，所有吃過苦頭的百姓都會聞風喪膽。到1943年5月，秘密武器「非常可能已經過了實驗階段」，不過當年8月發生的一件大事，嚴重推遲秘密武器的部署。分析員推測的部分根據是，納粹在8月間，突然絕口不提秘密武器之事長達10天之久；當他們後來再次提及時，威脅的語氣不像以前那麼肯定。最後他們暫時推測，秘密武器可能在次年1月中旬至4月中旬之間實驗完成，其間的誤差率為一個月。這項推論部分是根據納粹1943年年底的宣傳，因為其宣傳語氣突然變得非常嚴肅與特別。如果不能在幾個月內推出秘密武器，戈培爾不會像這樣來提升德國人的希望。秘密武器正是納粹的V-1型導彈，分析員對宣傳的每一項推測結果都是正確的。
政治學家亞歷山大·喬治（Alexander George）在他1959年出版的《宣傳分析》（Propaganda Analysis）中，記載著V-1型導彈的相關推論，讀起來簡直就像是當代發生的事。間諜打的是19世紀的仗，但分析員擁有的卻是當代的思維，他們的勝利說明，當今世界丟給我們的是複雜與充滿不確定性的問題，需要我們用剝繭抽絲、解決迷霧的態度去面對。
診斷前列腺癌曾經有如一個謎團，醫生必須做直腸檢查，並觸摸病人的前列腺是否有突起的硬塊。不過今日卻不必等到病人有了這些症狀才做檢查，醫生可以定期追蹤中年男士的PSA（前列腺特異抗原）；如果結果看起來有問題，他們會用超聲波顯影來檢查，接著也可做活體組織化驗，在顯微鏡下檢查抽出的組織或腺體切片。然而，各方湧來的信息都不具有結論性質，因為PSA升高並不代表你有癌症，PSA正常也不代表你沒有問題；什麼才是正常的PSA數值，醫學界對此也一直有爭議。活體組織化驗結果也非百分之百的定論，因為病理學家找的是初期癌症的證據（在很多情況下，那只是日後有可能轉化為癌細胞的東西）。兩名資格相當的病理學家，可能看的是同一個標本，卻對檢驗對像體內是否有癌細胞意見相左。
即使他們對化驗結果看法一致，由於大部分的前列腺癌發展緩慢，可能永遠不會造成問題，因此醫生們也可能對治療的益處看法不一。泌尿科專家現在必須從一堆不可依靠與互相衝突的說法中釐清「真相」。他已經不用再證實病人是否有惡性腫瘤，而是在預測而已；以前的醫生篤定的事，現在只能用「高度可能的結果」或「暫時預估的結果」等字眼來取代。猶如吉爾伯特·韋爾奇（H. Gilbert Welch）醫生在他的《我應該做癌症檢查嗎？》（Should I Be Tested for Cancer?）一書中所提出的問題，醫學進步已經使得對前列腺癌，或是對其他任何一種癌症的診斷，從比較單純的謎團，轉為複雜的迷霧。
情報世界也發生了這樣的轉變。在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集團的關係架構是穩定且可預期的，我們只是不知道細節罷了。一如前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副主席特萊沃頓在其《重塑信息時代的國家情報》（Reshaping National Intelligence for an Age of Information）中所說：
當今情報界面對的迫切問題是各種謎團，原則上情報一取得，問題就迎刃而解。例如蘇聯的經濟規模有多大？過去有多少導彈？是否發動過突襲？冷戰時期，這些謎團就是情報人員日常要破解的工作內容。
華約解體後，特萊沃頓等人認為情報界如今面對的局面已經徹底翻轉。全球大部分地區是開放的，因此情報人員不再依賴其他間諜的零星情報，轉而面對的是海量信息。解決謎團仍然重要無比：我們仍需要知道本·拉登的下落，仍需要知道朝鮮的武器設施位置，但是解決迷霧的重責大任逐漸走向舞台中央。東方與西方世界可以預期的穩定對立局面已經動搖，現在情報分析員的工作是，協助決策高層在失序的世界中找出正確航向。
若干年前，海軍上將博比·英曼（Bobby R. Inman）曾應邀出席國會一委員會做證，對如何加強美國情報系統發表意見。英曼曾是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也曾擔任過中情局副局長，他個人即是冷戰時期情報結構的具體象徵。因此他的回答是：重振國務院。美國國務院是外交決策機構，外界並不認為它與情報相關，然而英曼說：「在後冷戰時期，一切信息都可以公開取得的階段，你需要的是具有外語能力，對觀察對像之宗教文化有深入瞭解的觀察員。」英曼認為，我們不需要那麼多間諜，卻需要許多稍許瘋癲的情報解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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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然事件顯示，金融界也需要進行同樣的轉變。耶魯大學法學教授喬納森·梅西（Jonathan Macey）曾發表一篇重要文章，鼓勵社會重新思考安然一案，他說：「一個經濟體制要包含一套特定的財務報表制度，光靠企業公開財務信息是不夠的。我們需要有一批金融中介，能夠愉快地勝任接收、處理與詮釋企業公佈的金融信息的職責。」解決謎團的人需要「依賴發送器」，從我們得知的情報中理出頭緒；解決迷霧的人需要「依賴接收器」，啟動聆聽的技巧。梅西認為，在企業的行事作風越來越複雜、花樣越來越多時，華爾街有責任跟上步伐。
科羅拉多大學法學院教授維克多·弗萊謝（Victor Fleischer）指出，安然不軌的重要線索之一，是它在過去5年中有4年沒繳企業所得稅。安然利用「按現實市場價格計算資產價值」與SPE的花招，來掩飾自己沒有賺到預估會進賬的錢的事實，但國稅局並不接受「按現實市場價格計算資產價值」的會計做法，納稅人得依據實際收入報稅。從國稅局的觀點看來，安然的SPE，一如弗萊謝所形容的，是不存在的事件。除非合夥企業出售資產（或賺或賠），SPE只是會計上巧立的名目。安然沒有繳稅，因為在國稅局眼中，它並沒有賺錢。
從稅法來看安然，跟從傳統的會計角度來看安然，得到的圖像大不相同。但要看到那一點，必須對稅法有研究，熟悉特別的法律條文與複雜的稅務規定，也要知道該問什麼問題。弗萊謝指出：「安然會計收入與需繳稅收入之間的差距很容易看出。」但是差距的來源卻不是一般人所能洞見，因此他說：「瞭解稅法需要特殊的訓練。」
伍德沃德與伯恩斯坦並沒有受過特別的訓練，水門事件發生時，他們才20來歲，甚至還在《總統班底》中自我調侃缺乏經驗。伍德沃德的專業是搞辦公室政治，伯恩斯坦是大學輟學生。但這都不礙事，因為謎團中的主要因素，如包藏的陰謀、通風報信者、秘密錄音帶等，年輕人只要能夠發揮自身的熱情與毅力便能解決。解決迷霧如果需要經驗與洞見，伍德沃德與伯恩斯坦大概拿不到安然的獨家新聞。
梅西說：「企業史上有些醜聞是有人買空賣空，但安然並不是那種類型的犯罪企業。我認為安然大致上遵守了會計規則，只是走偏了。安然在財務上的做假之處在於，在分析師與做空的投資人該留意的地方，誇張扭曲真相。真相並沒有被隱藏起來，你得去看財務報表，問問自己：『這是怎麼一回事？』這幾乎就像安然的人在說：「我們在42條註解上玩弄文字，你如果想知道內情，就來問我們。就是這麼回事，但沒有人去問。」
喬治長期在做宣傳資料分析，並看過美國分析員對納粹所做的數百項推論，他的結論是，正確率高達81%。但喬治探討他們成功與失敗的篇幅是一樣多，是英國對德軍的V-1導彈問題研究的最佳成果。他們有系統地追蹤納粹報復威脅的「次數與程度」，據此正確判斷出V-1導彈計劃，是如何在1943年8月在盟軍轟炸下遭到重挫，以及V-1導彈何時發射。相較之下，K街的分析工作失色很多。喬治說，美方並未發展出一套完善的分析與假設推理技巧，靠的是「印象派」分析。喬治自己就是K街「瘋癲人才」之中的一員，他能夠輕易找借口為以前的同僚開脫，說這些人從來沒離開辦公桌，他們只是處理心理戰宣傳，重大消息來源是戈培爾，而這人是騙子、小偷兼酒鬼。但這是「謎團思維」；解決謎團，我們把犯案目標——CEO——關進監牢24年，便以為任務完成了。解決迷霧，我們需要不斷重看犯案的禍首名單，並且願意把罪狀放大一點來看，因為找不到迷霧中的真相（即使是存在於宣傳中的迷霧），並不只是宣傳者的錯，也是你的錯。
在1998年春天，康奈爾大學商學院6名學生決定以安然為主題，執行他們的學期研究計劃。當中的一名學生傑·克魯格說：「我們上李勉群教授的財務報表分析課程，他在金融界非常有名。」李勉群在上半學期帶著學生做一系列的密集個案研究，教學生如何運用技巧與精密的工具，去分析企業向證交所提出的財務年報與證交所檔案，然後讓學生自己挑選一家企業去研究。克魯格說：「我們之中有位研二學生曾到安然爭取實習機會，他對安然非常感興趣，便建議我們去做。這項計劃持續6周，即半個學期。我們要經常開小組會議，做比率分析。這是商學院常見的課程，我們取50個不同的財務比率，再參照企業與其業務每一項可取得的信息，並將他們跟對手的競爭表現進行比較。」
這群學生盡全力評估安然的會計做法，且不斷分析安然的每一項業務，並一頁一頁地閱讀附註，利用貝內什模型（Beneish Model）、盈利持續性分析（Lev and Thiagarajan indicators），與愛德華茲–貝爾–奧爾森（Edwards-Bell-Ohlsen）財報分析法進行分析，希望通過這些統計工具，找出安然財務表現的明顯公式。克魯格說：「我們的確對他們的企業模式和經營成果，提出了好多問題。」這些學生的結論讓人一目瞭然。安然採用的策略，跟競爭對手比起來風險高多了，而且有非常清楚的跡象顯示，安然可能在盈利數字上玩弄花招。當時安然的股價是創下每股48美元新高，而兩年後，其股價更是翻了一倍，但是學生質疑這是否被高估了。他們的報告放在康奈爾大學商學院的網站上，任何人只要有興趣，都可以上網閱讀這23頁的分析報告。這些學生在報告第一頁用粗體字寫著：「賣掉！」[3]
[1]傑弗裡·斯基林（Jeffery Skilling），安然公司前CEO。——編者注
[2]「特殊目的實體」是指為了特殊目的而建的法律實體，它在資產證券化中起到重要作用。——編者注
[3]用今天的標準來看，安然案可能還到不了金融醜聞的門檻，安然事件涉及的金額比起後來幾年發生的金融危機，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但本篇與另一篇幾年前完成，錄在本書第三部分的「天才神話」，其實是信息時代的「典型醜聞」。歷史對此已經加以證明。如果我們能從安然案中吸取更重要的教訓，2008年的環球金融危機還會發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