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洛克悔不當初
避孕藥的發明者在女性健康問題上的疏忽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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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洛克（John Rock）於1890年，在馬薩諸塞州馬爾伯勒市的聖母無原罪教堂受洗，結婚時是由波士頓的紅衣主教威廉·奧康奈爾證婚。洛克育有5個子女，19個孫子女，他的書桌上方永遠掛著十字架。自成年後，他幾乎每天早晨7點都到馬薩諸塞州布魯克林的聖瑪莉教堂做彌撒。他的朋友都說，洛克愛上了天主教會。
洛克也是避孕藥的發明人之一，但他相信自己的信仰與其職業毫無衝突之處。若有人對此有異議，他也僅是重複小時候牧師告訴他的話：「永遠堅守自己的良心，絕對不要讓別人替你保管良心。我指的是所有其他的人。」即使是當克裡夫蘭的天主教蒙席[1]弗朗西斯·卡尼指責他是「道德強姦者」，以及長期擔任波士頓市立醫院產科主任的弗雷德裡克·古德，要求當地的紅衣主教理查德·庫辛把洛克逐出教會時，洛克也未曾動搖信念。避孕藥上市一事獲得批准後不久，有個憤怒的婦女寫信給他說：「你應該沒臉去見上帝。」洛克回信說：「親愛的女士，我的信仰告訴我，天主始終與我們同在。該輪到我去見上帝的時候，是不需要引介的。」
在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於1960年批准避孕藥上市後那幾年，洛克四處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和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訪談及紀錄片中露臉，也出現在《時代》雜誌、《新聞週刊》（Newsweek）、《星期六晚郵報》（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等報紙雜誌中。他積極走訪全美各地，還寫過一本引起廣泛討論的書《時候到了：一位天主教醫師對結束避孕爭端的提議》（The Time Has Come: A Catholic Doctor』s Proposal to End the Battle over Birth Control），此書曾經被譯成法文、德文和荷蘭文。洛克身高6英尺3英吋，瘦得像竹竿，他待人彬彬有禮，會替病人開門，稱呼病人時也一定冠上「太太」或「小姐」。若談及他與避孕藥的關係，更讓他顯得可敬。美國人口理事會（Population Council）的謝爾登·西格爾博士（Sheldon J. Segal）追述當年：「他為人非常正直，即使是不必打領帶的場合，他也一定繫上領結，這與他那一撮白頭髮正好相配。他的姿勢始終如箭一般筆直，這甚至到他在世的最後一年都沒有變。」
洛克是哈佛醫學院產科學的大牌教授，一教就是30多年。他是試管受精和冷凍精子細胞研究的先驅，也是第一位取出完好受精卵的人；避孕藥的發明則是他至高的成就。他的合作夥伴格雷戈裡·平卡斯（Gregory Pincus）及張明覺負責解決生理機能的部分；他自己則負責指導完成整個臨床實驗。洛萊塔·麥克勞林（Loretta McLaughlin）在1982年出版過一本精彩的洛克傳記，她在書中寫道：「避孕藥能夠讓婦女避免意外懷孕，這種說法是憑借他的名字和聲譽才終於獲得認可。」
在避孕藥獲批上市前不久，洛克曾經到華盛頓去，就這種藥的安全性向FDA做證。FDA的檢驗官帕斯奎爾·德費利斯也信奉天主教，是來自喬治城大學的產科醫生。據說，德費利斯曾一度提出令洛克難以置信的說法：天主教會絕對不會同意開發這種控制生育的藥。洛克的一名同事多年後追憶說：「我現在依然忘不了當時的情景，洛克站在那裡，臉部表情冷靜，眼睛盯住德費利斯，然後以能夠把靈魂凍結的聲音說：『年輕人，你別低估了教會。』」
最後洛克的教會當然是令他失望了。1986年教皇保羅六世發佈「人類生命通諭」（Humanae Vitae），宣告口服避孕藥和所有其他「人工」避孕法違反教義。20世紀60年代有關避孕辯論的那種激情和急切氛圍，如今已成追憶，不過洛克依舊值得一提，原因很簡單：他在調解教會和本身工作之間矛盾的過程中，犯下一個錯誤。這並非蓄意為之，而直到他去世後，憑借他難以預見的科學進展才得以真相大白。可是這個錯誤，影響了他對避孕藥的看法：這是一種什麼藥物？它如何產生作用？最重要的是這代表何種意義？由於洛克是避孕藥以何種面貌問世的推手之一，因此他犯下的錯誤，也影響到從此以後人們對避孕一事的觀感。
洛克認為，避孕藥是一種「自然的」節育法。他所謂自然，並非指感覺上自然，因為有許多婦女顯然並不這麼覺得，特別是在早期，避孕藥的激素含量甚至是今天的好幾倍。他說自然的意思是，避孕藥發生作用的方式是自然的。女性排卵後，體內會大量分泌一種叫黃體酮的激素，此種黃體酮屬於炔孕酮的一種，它使得女性只有在每個月的某一段期間才會懷孕。黃體酮讓子宮為受精卵著床做好準備，並使卵巢不再排卵，以懷孕為優先。洛克曾經寫道：「健康女性體內，是黃體酮在阻止排卵，並決定經前和經後的『安全期』。」女性懷孕後，體內基於相同原因，會持續分泌黃體酮，以免再排卵而威脅到已經在進行的妊娠。換句話說，黃體酮是大自然的避孕藥。那避孕藥呢？避孕藥就是藥丸式的黃體酮。在婦女開始服用避孕藥後，這些激素自然就不會於排卵後突增，也不只是在月事週期的特定時段才會分泌，而是持續以一定的劑量進入體內，讓排卵暫時停止。另外藥物中還要加一劑雌激素，以強化子宮內膜，而我們現在也已經知道，雌激素有保護其他組織的功能。可是對洛克而言，激素如何組合和何時出現並非問題的癥結；重點在於，避孕藥的成分是複製人體內自然存在的東西。洛克在這自然的本質當中，看到了重大的神學意義。
舉例來說，教皇庇護十二世在1951年，贊同天主教徒利用安全期避孕，他認為這是節制生育的「自然」方法，不會像殺精劑那樣殺死精子，或像子宮帽那樣破壞正常生殖過程，也不會像結紮那樣傷及器官。洛克對安全期避孕法再清楚不過；20世紀30年代，他在馬薩諸塞州布魯克林婦女義診醫院（Free Hospital for Women），開設了美國第一家安全期避孕診所，教導天主教夫婦使用自然的避孕法。然而安全期避孕法之所以能使女性避免懷孕，就是限定人們只能在黃體酮分泌的那段日子期間發生性行為。那避孕藥又是如何產生避孕作用的？它是利用黃體酮，把安全期拉長為一整個月。這不會傷及生殖器官，也不會影響任何自然過程。洛克寫道，口服避孕藥「確實可以說成是『以藥物建立的安全期』」，在道德上與安全期避孕法似乎沒有兩樣。對洛克來說，避孕藥只不過是「師法自然」。
教皇庇護十二世在1958年容許天主教徒使用避孕藥，但僅限於避孕效果為「間接」的狀況，也就是只為了治療痛經或「子宮疾病」等症狀而服用。這個決定更使洛克勇氣倍增，他知道短期使用這種藥，可以讓月經週期不規則的婦女把經期調順。既然安全期避孕法的成功有賴於規律的月經週期，而這種避孕法又為羅馬教廷所允許，那麼經期不准的婦女用避孕藥來輔助安全期避孕，不是也應該獲得准許嗎？如果這個推論可以成立，又為什麼不更進一步？聯邦法官約翰·努南（John T. Noonan）曾寫過一本書，闡述天主教會有關節育立場的歷史，書名為《避孕術》（Contraception）。他在書中寫道：
倘若利用安全期抑制排卵來避孕是合法的，那麼不通過安全期避孕法而抑制排卵為什麼就不合法？倘若用藥丸加安全期可以避孕，那為什麼不乾脆只用藥丸？這兩種情況都是以抑制排卵為手段。怎麼加上規律的週期就出現了道德上的爭議？
以上論點看似複雜深奧，卻對口服避孕藥的發展極為重要。是洛克和平卡斯決定了服用避孕藥應以4星期為週期：吃3周停1周（或是吃安慰劑），以便行經。但這個規律的利用從過去到現在都沒有醫學上的理由。育齡婦女一般的月經週期是28天左右，取決於卵巢分泌的一連串激素。起先是雌激素，再來是雌激素加黃體酮，這能讓子宮內膜變厚，準備讓受精卵著床。如果卵子沒有受精，激素濃度陡降，導致內膜剝離，便形成了經血。女性服用避孕藥後，因為藥物能抑制排卵，體內就不會有卵子產生。於是卵巢的作用減緩，可使促成子宮內膜增生的雌激素和黃體酮分泌大減。
洛克和平卡斯知道，避孕藥裡的激素對子宮內膜的作用極其輕微，所以女性服用後，想必幾個月都可能不會有月經。平卡斯在1958年公開承認：「只要服用這種化合物就能夠阻止行經，那任何長度的週期應該都不成問題。」但是他和洛克認為，讓月經持續每個月都會來，可以使女性安心，於是他們決定避孕藥的服法為：每吃三星期，要停一星期保持行經。更重要的是，假使洛克想要證明，避孕藥只是安全期避孕法的自然變體，那還是讓女性保持來月經比較好。安全期避孕法需要「規律性」，所以避孕藥也必須有規律性。
人們常說，沒有別的藥像避孕藥這樣，從外包裝看一眼就能認出來。然而這種圓盤式包裝，除了配合28天一週期之外，還有什麼特殊用意？按照這種包裝發明者的說法，那是為了能夠裝進與粉餅盒一樣大小的紙盒裡，這樣攜帶起來「就不會露出蛛絲馬跡」。時至今日，避孕藥仍然常以圓盤式包裝出售，並以28天為服用週期。換句話說，避孕藥依舊是羅馬教會支配下的產物：因為洛克想要讓這個新避孕法看起來越自然越好。但是洛克錯了，他被師法自然的觀念所誤導。他以為合乎自然的機制，實際上一點也不自然。他帶給世人的避孕藥，後來也被證實了並不是他以為的那種東西。在洛克的想法中，宗教的要求與科學的原則相互混淆了，而直到現在我們才開始解開其中糾纏不清的關係。
2
1986年，年輕科學家貝弗莉·斯特拉斯曼（Bevery Strassmann）前往非洲，與馬裡的多根族（Dogon）一同生活。她進行研究的地點是薩赫勒的桑圭伊村莊，位於廷巴克圖南方約120英里處。薩赫勒是個大草原，雨季時呈現一片翠綠，其餘季節則是半乾旱狀態。多根族的主要農作物有小米、高粱和洋蔥，族人也飼養牲畜，他們住在邦賈加拉崖壁上的泥磚屋中。他們不避孕，且許多人仍堅守著祖先留下來的習俗和宗教信仰。多根族農民在許多方面，沿襲著當地人自古以來的生活方式。斯特拉斯曼想要探索多根族婦女生殖系統概況，以便瞭解距今一千年前的女性生物學是怎樣的一番面貌。就某方面而言，斯特拉斯曼是想解開一個謎題：什麼才叫「自然」？這與洛克和羅馬教廷在20世紀60年代爭議不休的是同一個問題。只不過她想瞭解的自然，並非神學上，而是演化上的自然。在人類的演化史上，諸如女性一般多久生育一次？多久來一次月經？幾歲時進入青春期，幾歲時進入更年期？哺乳對排卵有什麼影響？這些問題過去都有人研究過，可是研究得不夠徹底，以致人類學家沒有把握能提供確切的答案。
斯特拉斯曼任教於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她身材苗條，一頭紅髮，語氣溫婉，追述在馬裡的日子時，帶著幾分自嘲的幽默。她在桑圭伊村莊住的房子原本是羊圈，後被改建成豬舍。斯特拉斯曼原本打算頂多在桑圭伊村莊住一年半，可是由於在那邊的體驗實在太豐富、太令人激動，所以她待了兩年半。她說：「我覺得自己太幸運了，就是捨不得走。」
斯特拉斯曼一部分的研究，偏重在多根族隔離那些經期婦女的習俗上，她們必須待在村子附近的特別小屋裡。桑圭伊村莊有兩間經期屋，那是陰暗狹小、只有一個房間的泥磚屋，裡面以木板為床，每間至多可容納三人。斯特拉斯曼說：「那裡可不是打打鬧鬧、輕鬆愉快的地方，只是一個晚上的住處。婦女在黃昏時來到這裡，清晨即起床去打水。」斯特拉斯曼會取尿液樣本，以確定待在小屋裡的婦女正值經期，接著把這些相關記錄做成列表。她待在馬裡的期間——總共736個晚上，一直記錄著所有到過小屋的女性的情況。她發現多根族女性平均的初潮年齡是16歲，會生育8胎到9胎。她們從月經初潮來臨到20歲時，每年平均有7次月經；其後的15年，即20歲至35歲的大部分時間不是懷孕就是哺乳（多根族女性因哺乳而不排卵的時間段平均達20個月），所以一年平均只有略多於一次的月事。再來從35歲到更年期（50歲上下），隨著生育能力快速下降，每年平均有4次月事；整體來看，多根族婦女一生總共大約行經100次（凡是幼年時未夭折的族人，通常都能活到六七十歲）。比較起來，現代西方女子的一生平均行經次數，在350次到400次之間。
斯特拉斯曼在密歇根大學的辦公室，設置在一個改裝過的地下室，旁邊是校內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她的辦公桌後面是一排老舊的檔案櫃，她一邊說話，一邊轉身取出一堆發黃的圖表。每一頁圖表的左側，寫著桑圭伊村莊婦女的名字和代碼，上方畫著一條時間線，分為30天一格；每個婦女的月經以X作為記號。斯特拉斯曼解釋說，桑圭伊村莊裡有兩名女性不能生育，她們由於無法懷孕，所以是經期小屋的常客。她翻閱那些圖表，找出那兩個人。「你看，她在兩年內有29次月經，另外那個是23次。」在她們兩人的名字旁邊，是滿滿一列X記號。
斯特拉斯曼順著那一頁往下指並繼續說道：「這個婦女快到更年期，她仍然有月經，但是週期有一點不規律。這邊又有一個正值生育年齡的女性，兩次月經，然後懷孕；我從此沒有再在經期小屋看過她。另外這名女子生下孩子後，因為哺乳，有20個月不曾去過小屋。她來過兩次月經之後再度懷孕，但不幸流產，接著有過幾次月經，又懷孕。再來這個女子在我研究期間總共有3次月經。」斯特拉斯曼手上那些圖表裡沒有幾個X，大部分的格子是空的。她又往回翻，翻到那兩個每月均有月經來潮的異常女子的記錄：「如果是密歇根大學女學生的月經圖，那每一排都會像這個樣子。」
斯特拉斯曼並不是說，這些數字適用於所有的工業化之前的社會。不過她相信，女性一生月事的總次數，受飲食、氣候或維生之道（如畜牧對照農耕）的影響不大，而其他的人類學研究也支持她的主張。斯特拉斯曼認為，更重要的因素在於哺乳或不孕的普遍程度等。但是整體來說，她認為初潮晚、懷孕次數多、密集哺乳導致長期無月經，這種模式原本幾乎是普遍現象，直到一百年前「人口形態轉變」，生育率由高轉低，才有所改變。換言之，我們現在認為的正常，就是經常來月經，而從演化的角度來看，反而是不正常的。斯特拉斯曼說：「很可惜，現今的婦科醫生認為，女性應該每個月有月經。這些人根本不瞭解真正的月經生物學。」
對斯特拉斯曼和其他演化醫學的專家而言，女性從一生100次月經演變為400次，具有極重大的意義。這代表女性的身體不得不承受一些變化和壓力，而從進化論的角度來說，她們的身體卻又並未發展出應付這一切的能力。有一本寫得很精彩並引起熱烈討論的著作《月事已經落伍了嗎？》（Is Menstruation Obsolete?），該書作者艾爾西瑪爾·庫提何（Elsimar Coutinho）博士及謝爾登·S·西格爾（Sheldon S. Segal）博士，是享譽世界的兩位避孕學研究專家。他們認為，近年來這種轉向「不停排卵」的變化，對婦女的健康構成嚴重的威脅。這並不是說女性月經次數少，必定就對健康有利。有時候，特別是針對某些疾病而言，女性如果不來月經，是需要多加留意的，例如肥胖的女性如果沒有月經，可能意味著得子宮癌的風險增加；女性運動員如果沒有月經，則可能意味著得骨質疏鬆症的風險變高。不過古丁赫與西格爾指出，對大多數女性來說，不停排卵並無任何意義，只是徒然增加腹痛、情緒起伏、偏頭痛、子宮內膜異位、子宮肌瘤和貧血發生的概率。他們說，其中貧血屬於「世界上最嚴重的健康問題之一」。
最嚴重的是，這會大大增加罹患某些癌症的風險。畢竟在細胞分裂和複製的過程中倘若出現錯誤，導致防禦細胞增生的機制遭到破壞，便可能誘發癌症。這便是通常隨著年齡增長，患癌風險會升高的一個原因：體內細胞有更多時間犯錯。可是這也表示，任何會促進細胞分裂的改變，均有可能增加患癌的風險，而排卵似乎就屬於這類變化。女性在排卵時，卵子會從卵巢壁擠出；為了癒合這個破口，卵巢細胞必須進行分裂、複製。而女性每懷孕生子一次，一生中得卵巢癌的風險便降低10%。原因何在？可能是在懷孕的9個月與哺乳期間，女性約有12個月會停止排卵，使得卵巢壁減少12個回合的細胞分裂。類似的理論也可套用在子宮內膜癌上。女性在經期中，散佈於子宮內的雌激素，會刺激子宮內膜增生，引起可能帶來危險的細胞分裂，而月經來潮不頻繁的女性，便使子宮內膜降低這方面的風險。卵巢癌和子宮內膜癌是典型的現代疾病，這有部分是起因於近百年來，女性演化為一生會有400次月經的結果。
就這一點而言，避孕藥確實有一個自然效應，亦即避孕藥裡的黃體酮會阻止新的卵子排出，從而減少卵巢細胞分裂的次數。黃體酮也會抵消子宮內膜中激增的雌激素的作用，從而遏制子宮內膜的細胞分裂。服用避孕藥10年的女性，得卵巢癌的風險可減少約70%，得子宮內膜癌的風險可減少約60%。不過這裡所謂的自然，跟洛克想的不一樣。他以為避孕藥是人體運作過程的一種變體，不具侵犯性，所以其特性是自然的。事實上較新的研究發現，避孕藥的自然之處，其實全在於它產生的激烈作用：它在現代生活中拯救了卵巢和子宮內膜。而洛克堅持認為，服用避孕藥必須以28天為一週期，更證明他對此的誤解有多深：避孕藥真正可能發揮的作用，不在於可以維持20世紀的經期韻律，反而在於可以打斷這個韻律。
如今生殖學專家越來越大力推動的一項運動，就是反對標準的28天避孕藥服用週期。歐加農公司（Organon）已經推出一種新的口服避孕藥，名為Mircette，把停藥7天縮短為兩天。得克薩斯農工大學的醫學研究員帕特裡夏·蘇拉克已經證明，大多數女性可以連續服用避孕藥6周到12周，然後才會有出血或點狀出血現象。蘇拉克最近更以真憑實據證明，每個月「停用」避孕藥一周的代價會是什麼。她和同事在《婦產科》（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學報發表的論文中，提出了大多數服用避孕藥的婦女都經歷過的事實：在停用的那一星期，發生骨盆疼痛、胃脹和水腫的人數多出兩倍以上，出現乳房疼痛的人數多出一倍以上，出現頭痛症狀的人數也多出將近50%。這也等於說，有些服用避孕藥的女性，仍然會出現像正常行經時的那種副作用。蘇拉克的報告不長，是寫給少數專業人士看的枯燥的學術論文。然而看過之後，報告令人對於洛克為了取悅天主教會而如此行事所導致的結果，不免感慨萬千。過去40年來，全世界千千萬萬的婦女，經醫師指示服用避孕藥的方式，反而加深了她們的痛苦。這些都是為了什麼？難道只為了假裝避孕藥不過是藥劑版的安全期避孕法？
3
1980年至1981年，南加州大學的醫藥統計學家馬爾科姆·派克（Malcolm Pike），到日本去待了半年，在原子彈傷亡委員會做研究。派克對於原子彈產生的輻射效應不感興趣，然而這個委員會曾經針對廣島和長崎的倖存者，費盡苦心地搜集醫療記錄，他打算仔細加以研究。他探討的問題是：為什麼日本婦女罹患乳癌的概率，僅為美國婦女的1/6？這個問題會跟10年前斯特拉斯曼所研究的一樣，最終會擾亂我們對避孕藥的理解。
世界衛生組織自20世紀40年代晚期，開始搜集和公佈世界各地的健康比較數據，而美日之間在乳癌罹患率方面的差異，引起癌症專家極大的興趣。這個問題顯而易見的答案是：日本婦女似乎受到基因的保護，所以較不易罹患乳癌。可是這在道理上說不通，因為移居美國的日本女性，罹患乳癌的概率幾乎與美國女性不相上下。於是過去的許多專家以為，這必然是起因於某種西方國家所獨有的，但是目前還不清楚的化學物質或病毒。派克在南加州大學的同事——也是他固定的合作對像——布賴恩·亨德森（Brian Henderson）說，在他1970年進入這一領域時，「病毒或化學物質致癌的理論十分盛行，成為相關學術著作的主流論調」。他還記得：「乳癌被放在一個未知的大框架裡，這個框架就是說乳癌與環境有關；而環境這個詞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義，可能指飲食、吸煙行為，或農藥。」
但是亨德森及派克對幾個統計學上的特殊現象尤其感興趣。其中一個現象是，女性得乳癌的風險，在她們三四十歲這段時間顯著上升，到更年期即開始趨緩。假設癌症是由某種外在有毒物質造成的，那照理說，隨著基因突變和出錯的次數累積，每年長一歲，得病的概率就應該持續增大。然而相形之下，乳癌似乎是由與女性生育年齡相關的某種東西所引起的；還有就是曾經切除卵巢的年輕女性，得乳癌的風險卻明顯降低。當她們的身體不會每個月分泌雌激素和黃體酮時，發生腫瘤生長的情況就少很多。派克與亨德森相信，乳癌也像卵巢癌和子宮內膜癌一樣，與細胞分裂的過程有關。畢竟女性的乳房對激素含量變化的敏感程度不亞於生殖系統。當乳房受到雌激素影響時，乳腺組織的乳腺導管末枝小葉——也是大多數乳癌發病的地方——會進行一個回合的細胞分裂。到月經週期的中段至末段，卵巢開始分泌大量黃體酮，此時細胞分裂的速率更會加倍。
因此符合直覺的推論是：女性得乳癌的風險，跟乳房在一生當中受雌激素及黃體酮影響的程度有關係。由於青春期的開始會引發女性身體各處的激素激增，而少女的乳房細胞似乎極易受到那些因「叛變」而誘發癌症的細胞的影響，所以女性初潮的年齡十分關鍵。（更複雜的因素是，生育子女被證實可以降低婦女得乳癌的風險，原因可能是懷孕期的後6個月，乳房細胞變得成熟，對細胞突變的抵抗力大增。）女性更年期開始的年齡會有影響，每個女性的卵巢實際分泌多少雌激素和黃體酮同樣很重要，甚至更年期後的體重也有關係，因為脂肪細胞會把別的激素轉換成雌激素。
派克來到廣島，為的是檢驗這個細胞分裂的理論。他與當地醫療檔案庫的研究人員合作，先是分析日本女性的初潮年齡。生於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日本婦女，初潮平均在16歲半；同一時期出生的美國女性，初潮年齡是14歲。照他們的推算，單單是這個差距，已經足以說明美日女性罹患乳癌概率之差40%的原因。派克說：「他們從當地婦女那裡，搜集到令人驚歎的記錄。你可以精確地追蹤到自20世紀這麼多年來日本女性的初潮年齡變化，甚至可以看出『二戰』造成的影響。日本女孩的初潮年齡，就在那段時間因為營養不良和生活困苦而延後；到戰爭結束後，初潮年齡又恢復提早。這便是這些資料太可貴的原因。」
派克、亨德森和其他研究人員接著把其他風險因素也納入研究範圍內，諸如更年期開始的年齡、首次懷孕的年齡及子女數，但這些因素與乳癌罹患率的關聯性，美日兩國之間的差異不大，因此不具意義。可是體重則不然，日本女性在絕經後的平均體重是100磅（約45公斤），美國女性是145磅（約65公斤）；這個因素能說明兩國女性乳癌罹患概率差距的25%的原因。最後研究人員分析日本及中國農村婦女的血液樣本後發現，或許由於她們飲食中的脂肪含量低，所以她們卵巢分泌的雌激素量，也僅有美國女性的75%。這3項因素加起來，似乎已足以解釋美日之間的差異。甚至這似乎也能夠解釋，為什麼亞洲女性移民美國後乳癌罹患率會增加：亞裔女子轉為美式飲食，初潮的年齡提早，體重增加，雌激素分泌也較多。有關化學物質、毒性物質、高壓電和煙霧致癌的說法被束諸高閣。派克斷然說道：「有人說，我們對乳癌的認識，只能解釋這個問題的一小部分，或說它仍是個謎，但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派克是南非人，60幾歲，頭髮與鬍子都已經花白。他與亨德森在癌症研究領域具有崇高地位，沒有人會指責他宣佈的研究結果尚不成熟。「我們對乳癌瞭如指掌，且認識乳癌的程度，正如我們瞭解香煙與肺癌的關聯。」
派克在日本的發現，使他開始思考避孕藥，因為只要劑量控制得宜，這種抑制排卵——以及每個月帶來雌激素和黃體酮的藥丸——顯然有成為抗乳癌藥的潛力。可是乳房又跟生殖器官有一點不一樣，黃體酮因為能抑制排卵，所以可以防止卵巢癌的發生，又因為可以抵消雌激素的刺激效應，所以能夠預防子宮內膜癌的發生。然而派克認為，對乳房細胞來說，黃體酮並非解決辦法，因為黃體酮是會引起細胞分裂的激素。研究人員在研究避孕藥多年以後得出一個結論：避孕藥對乳癌的影響無所謂好壞，關於這一點，派克以上的主張正好可以用來解釋，無論避孕藥對乳癌有什麼好處，均會被它引起作用的方式所抵消。
洛克曾經大肆宣揚避孕藥利用的是黃體酮，那是人體本身的避孕劑。派克卻看不出，讓乳房受制於這麼大量的黃體酮，有什麼「自然」可言。在他看來，形成有效避孕作用所需的黃體酮和雌激素劑量，比維持生殖系統健康所需要的量多出許多，以致那多出來的部分，反而不必要地增加了罹患乳癌的風險。真正自然的避孕藥，應當是不必用到黃體酮，仍然有辦法抑制排卵。派克憶起整個20世紀80年代，他始終不曾忘記這個想法：「我們大家都在思考應該怎樣改良避孕藥。我們是日日夜夜苦思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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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克提出的解決方法是，使用一種名為GnRHA的藥，這種藥已經存在多年。在腦下垂體試圖製造性激素時，GnRHA會阻斷它發出的信號；GnRHA的作用是「切斷電路」。派克說：「我們對使用這種藥有相當豐富的經驗。」對於罹患前列腺癌的男性，醫生有時會給他服用GnRHA，以使其體內暫停分泌丸素，讓腫瘤不致惡化。有發育過早問題，即七八歲甚至更小就進入青春期的女孩，醫生有時候也會用GnRHA來推遲性早熟的發生。若是給育齡女性服用GnRHA，則可以讓卵巢停止分泌雌激素和黃體酮。如果說常見的避孕藥是讓身體以為即將受孕而停止排卵，那派克提出的這種藥，是藉著讓身體相信自己處於更年期，而產生避孕作用。
派克想要採用的方式是，把GnRHA放在鹽罐大小的透明玻璃瓶裡，上方有一個白色塑料噴頭，使用時用鼻子來吸。藥劑在進入體內後很快就會分解，早晨吸上一劑能讓女性維持短暫的「更年期」。當然更年期有其風險，女性需要雌激素來保持心臟和骨骼健康，也需要黃體酮來保持子宮健康，因此派克打算再加進這兩種激素，只是劑量剛好足夠維持健康即可，比婦女經由避孕藥吃進體內的劑量相對低很多。派克說，服用雌激素理想的方式是可以調整劑量：由女性自行嘗試不同的劑量，然後找出最適合自己的那一種。黃體酮則是在一年內服用4次，每次連續12天。當採用這種避孕方式的女性停用黃體酮時，每年就會有4次的月經。
派克和兩位腫瘤科專家——一位是達西·斯派塞（Darcy Spicer），另一位是約翰·丹尼爾斯（John Daniels），三人聯手成立了「平衡製藥」公司（Balance Pharmaceuticals）。公司設在聖莫尼卡，地點位於高速公路旁的一排白色工業區。該片區其中一個租戶是油漆店，另一家看起來像外貿公司。「平衡製藥」的辦公室設在一間特大號的車庫內，大門又高又寬，地面則是水泥地。走進去之後是個接待區，擺著小茶几和沙發，後方擠滿了辦公桌、書架、檔案櫃和計算機。「平衡製藥」正在對一小群乳癌高危人群測試避孕法，假如結果不錯，公司就會申請FDA的許可。
派克在「平衡製藥」所在的車庫裡，坐在很靠裡面的一張會議桌前，做了這番解說：「兩年前我遇到斯派塞，他說：『我們何不就來試驗一下？透過乳房X光攝影，我們應該可以看得出來，使用這種避孕藥的女性其乳房有什麼變化，就算再加一點雌激素回去以避免副作用，也沒有問題。』於是我們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女性乳房有很大的改變。」派克拿出一篇他和斯派塞合著，刊登於《國家癌症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的論文，文中提供了3名年輕女性的乳房X光片。他說：「這些是她們在研究開始前照的片子。」在黑色的乳房輪廓當中，有大塊大塊的白色纖維叢。派克和斯派塞認為，這些是代表有演變為乳癌風險的細胞無節制分裂的跡象。在這幾張X光片旁邊，是這3名女性服用GnRHA一年後所照的片子，那些纖維叢幾乎完全消失。他接著說：「這意味著，我們確實阻止了乳房內部的活動。白色代表細胞增生，而我們讓乳房活動慢了下來。」
派克從桌旁站起來，轉向他身後的黑板架，拿起架上的草稿簿，快速在上面寫下一連串的數字。「假設有一名婦女自15歲開始初潮，到50歲進入更年期，乳房受到刺激的時間總共是35年。如果把受刺激的時間減半，那她得乳癌的風險不止會減少一半，而是減至一半的4次方或5次方。」他用自己設計出來的乳癌風險統計模型進行計算，他說，「結果是1/23，她得乳癌的風險僅有原來的1/23。算出來絕對不會是零，那不可能。如果採用這種避孕法10年，風險至少減半；5年，至少減1/3。那就彷彿讓乳房年輕了5歲、10歲，而且效果是永久性的。」他說，這種避孕法應該也能夠防止卵巢癌的發生。
派克說這番話時，給人的感覺是他好像已經說過很多次了，對同事、家人、朋友和投資人都說明過。他此刻已然明白，自己的主張在別人聽來，是多麼怪誕而難以置信。他就坐在這裡，在聖莫尼卡工業區一間寒冷、老舊的車庫裡訴說著，他知道如何拯救全世界千千萬萬的婦女。他打算採用的方式是，每天早上從瓶子裡吸進一些化學藥物，使年輕女性處於更年期狀態。這是個大膽的構想，他這種方式能夠在讓女性保持擁有健康所需的激素含量，以及其體內激素含量久而久之會有害身體之間取得平衡嗎？黃體酮對乳癌真的有那麼大的影響嗎？目前仍然有癌症專家對此抱持懷疑態度。最關鍵的是，女性會怎麼想？
洛克曾經用他的老派行事作風、顯眼的白髮以及神學訴求為避孕的理由正名；他想方設法讓避孕藥看起來像是干預程度最輕微，最合乎自然規律的避孕劑，可以悄悄放進女人皮包，不致引起別人注意。而派克則是打算把40年來所謂的「自然」神話擺在一邊。「婦女會覺得受到操縱，她們這麼想是理所當然的。」派克的南非口音，在說到激動處變得更重了一點，「可是現代的生活方式，意味著女性生物學發生了劇烈的改變。婦女紛紛走出家庭，變成律師、醫生，甚至總統。她們必須瞭解，我們正在嘗試的事情並不違反自然規律。這跟數百年前，女性初潮17歲來，一生會生育5個孩子，月經次數比現今大多數婦女少300次一樣正常。現在的世界和以前不一樣，婦女受教育和不必經常懷孕雖有好處，但罹患乳癌和卵巢癌的風險往往也伴隨而來，我們需要面對事實。我有3個女兒，第一個外孫出生的時候，我那個女兒已經31歲。現在很多女性都是如此，她們十二三歲就開始排卵，直到30歲出頭，連續20年不間斷排卵後才生第一胎，那是一種全新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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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不斷為他的避孕藥請命，迫使教廷不得不重視起來。1963年春天，就在洛克的書出版後，梵蒂岡召開了會議，出席的有羅馬教廷的高官和非營利的計劃生育組織（Planned Parenthood）會長唐納德·施特勞斯（Donald B. Straus）。後來這項高層會議又再次召開，地點在聖母大學。1964年夏天，在聖施洗約翰節前夕，教皇保羅六世宣佈，將請教廷官員組成委員會，重新檢視梵蒂岡對避孕的立場。這個委員會首次在羅馬的聖何塞學院開會，會上大多數委員顯然贊成認可避孕藥。《美國天主教紀事報》（National Catholic Register）有一份未公開的委員會報告證實，洛克的辯解看來會獲勝。洛克很興奮，因《新聞週刊》還用他當封面人物，把教宗的照片放在內頁。相關文章的結論是：「自16世紀哥白尼派主張太陽是宇宙的中心以來，羅馬天主教廷從未遭遇過可能與新知識體系嚴重衝撞的情況。」
不過教皇保羅六世不為所動。他採用拖延戰術，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卻遲遲不發佈最後裁決。有人說，他受到了梵蒂岡內部保守派的影響。就在這期間，神學家們開始揭露洛克論點中的漏洞。1964年，天主教期刊《美洲》（America）有一篇社論即指出，安全期避孕法「以禁慾『防止』懷孕，亦即在受孕期不要有性行為。而避孕藥是藉著抑制排卵來防止懷孕，這等於廢掉受孕期。再多的文字遊戲，也不能把抑制性行為與抑制排卵混為一談。」到1968年7月29日，教宗在「人類生命通諭」中打破沉默，宣佈所有「人工」避孕法均違反天主教教義。
事過境遷，我們才可能看出洛克所錯失的機會。假使他早知道我們到現在才瞭解的事，從而避免把避孕藥說成是節制生育的藥，而說成是預防癌症的藥；避免把它說成是阻止生命而說成是拯救生命，那教會很可能會點頭。教皇庇護十二世不是已經准許為了治療而使用避孕藥嗎？洛克只需要像派克那樣去看待避孕藥：避孕作用，只是一種吸引服用者的手段，而且是為了讓年輕人吃下原本他們不會吃的東西。
可惜洛克活得不夠長久，沒有機會認識到事情後來的演變。反而他親身經歷的是20世紀60年代末那段可怕的日子，避孕藥突然遭到錯誤的指控，說它會引發血栓、中風和心臟病。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服用避孕藥的婦女人數減少了一半。同時哈佛醫學院也接管了洛克創辦的節育診所（Reproductive Clinic），並且把他逼退。而他從哈佛拿到的退休金，一年才不過75美元。他的銀行賬戶裡幾乎沒有存款，最後不得不賣掉布魯克林的房子。1971年洛克離開波士頓，退隱到新罕布什爾州的山間農舍裡。他在屋後的溪流中游泳，常聽美國作曲家約翰·菲利普·索薩的曲子；黃昏時分他會坐在起居室，與一大杯馬丁尼雞尾酒為伴。他最後一次接受公開訪問是在1983年，從他那次的表現看得出來，過去的成就彷彿令他痛苦萬分，以致他完全不願再想起。
當被問到他覺得一生中最滿意的時刻，這位避孕藥的發明者不可思議地答道：「現在。」他穿著利落的白襯衫，打著領帶，坐在壁爐旁讀著《起源》（The Origin），那是講述達爾文生平的小說，作者為歐文·斯通。「我常在想，天啊，自己實在好幸運。不必負責任，想要的東西也都有了。每20分鐘我都能稍微沉澱一下，不會被世俗的事物所干擾。」
洛克過去曾經每天一早就去做彌撒，還在書桌上方掛著十字架。最後這次採訪他的是作家莎拉·戴維森，她把椅子挪得更靠近洛克，然後問他還相不相信死後復活。
洛克斷然答道：「我當然不信。」他沒有解釋為什麼，可是理由不難猜測。教會無法擺平天主教信仰的要求與洛克醫學的研究結果之間的矛盾，而教會若是無法讓這兩方面和解，那又怎能期望洛克辦得到呢？洛克向來秉持良心，到頭來良心卻逼迫他不得不放棄自己最心愛的東西。這不是洛克的錯，也不是教會的錯。錯在科學的偶然性本質，這經常使得科學進展超越人類的理解能力。倘若在我們探索自然規律的過程中，所發生的那些事件的次序可以顛倒，那洛克的世界和我們的世界都會很不一樣。
洛克說：「天堂、地獄、羅馬、所有天主教的東西，是一般老百姓的心靈慰藉。」他只剩下一年可活，「我跟你說，我當了虔誠的天主教徒有很長一段時間，當時我真的相信那所有的一切。」
[1]蒙席（Monsignor），教會給予那些有特殊貢獻或頗有成就的主教神父的榮譽稱號。——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