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做過惡劣的事情，或者曾經渴望這麼做。」
1
1992年6月的一個週末，邁克·雷諾茲（Mike Reynolds）的女兒從學校回到家來參加一場婚禮。她18歲，留著一頭金黃色的長髮。她叫欣貝爾，是洛杉磯時裝設計與貿易學院的學生。他們家住在弗雷斯諾。弗雷斯諾位於加州的中央山谷，距離洛杉磯幾個小時的車程。婚禮結束之後，她留下來和老朋友格雷格·考爾德倫一起吃晚餐。她當時穿著短褲和靴子，披著她父親的黑紅格子上衣外套。
欣貝爾·雷諾茲和考爾德倫去了弗雷斯諾陶爾區的「每日星球」餐廳用餐。他們喝完咖啡後，開著她的五十鈴汽車準備去兜風。當時是晚上10點41分。雷諾茲為考爾德倫打開副駕駛的車門，然後繞過車頭，要走回駕駛座。這時，有兩個男人坐在一輛偷來的川崎摩托車上，速度緩慢地開著車正要離開街上的停車場。他們戴著頭盔和深色的護目鏡。駕駛摩托車的那個人叫喬·戴維斯，有多次毒品犯罪和槍支犯罪記錄。他之前因盜竊汽車罪在沃斯科州立監獄服刑，目前正處於假釋期。車後座上的那個人是道格拉斯·沃克。沃克共進出過監獄7次。他們兩個人都是冰毒成癮者。那天晚上早些時候，他們正試圖在弗雷斯諾主交通幹道肖大街上搶劫汽車。「我真沒想那麼多。」幾個月後，當被問到那天晚上他的精神狀況時，沃克這麼答道，「你懂吧，發生了就是發生了。它就這樣突然地發生了。我們就是做了我們想做的事。我要說的就是這些。」
沃克和戴維斯停在那輛五十鈴汽車旁，他們讓雷諾茲靠著車，站好不許動，並將重型摩托車停在了她面前，以便攔住她。考爾德倫跳下副駕駛座往車後跑去。沃克堵住了他的去路。戴維斯搶了雷諾茲的錢包。他拿出一把點357馬格南手槍，用槍指著她的右耳。她進行反抗。於是他開火了。戴維斯和沃克跳上摩托車，闖了一個紅燈，倉惶逃走。每日星球餐廳的人們紛紛跑了出來。有些人在幫雷諾茲止血。考爾德倫開車回到了雷諾茲父母家敲門，但怎麼也叫不醒他們。他打電話給他們，電話又自行轉到答錄機上了。凌晨2點30分，他終於打通了電話。邁克·雷諾茲聽到妻子大喊道：「頭上！她的頭被人打了一槍！」一天後，欣貝爾過世。
「父女之間有一種特別的關係，」不久之前，邁克·雷諾茲在講到那個可怕的夜晚時說道。他現在比之前更蒼老了，步履蹣跚，頭髮都快掉光了。談話那天，他坐在書房的桌子旁。他們家住在弗雷斯諾，這是一座格局凌亂的美式房屋，距離他女兒被射殺的那條街只有幾分鐘的路程。他背後的那面牆上掛著一張欣貝爾的相片。書房的隔壁是廚房，掛著一張欣貝爾的畫像：欣貝爾身上有一對天使的翅膀，她正在去往天堂的路上。「你可能會和你的妻子吵架，」他接著說，聲音裡充滿了回憶的情感，「但你的女兒她是公主——她做什麼都是對的。因為這樣，她的爸爸必須是一個萬能老爸，要修得了壞了的三輪車，也要修補得了她破碎的心。爸爸是萬能的，可是當我們的女兒出事時，我卻什麼也做不了。她死的時候我握著她的手。我感覺十分無助。」他在那一刻發了個誓。
「此後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我在欣貝爾臨終前對她許下的承諾。」雷諾茲說道，「我不能拯救你的生命。但是我會盡我所能，防止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別人身上。」
2
老雷諾茲從醫院回到家時，接到了雷·阿普爾頓（Ray Appleton）的電話。阿普爾頓是弗雷斯諾一個談話節目的主持人，他的節目很受歡迎。「鎮上的人憤怒極了，」阿普爾頓說，「當時，從被謀殺的人均數目來說，弗雷斯諾排在全美首位，或許不確切，但也十分接近了。這次的謀殺太明目張膽了，他公然在百萬人面前，在一家受歡迎的餐廳面前開槍。欣貝爾過世的那個深夜我才聽說這件事。於是我致電邁克。我說：『只要你準備好要上我的節目了，就告訴我。』他說：『今天怎麼樣？』然後我們就錄了這期節目，那時他女兒過世才14個小時。」
雷諾茲說他和阿普爾頓談的那兩個小時是他人生最艱難的時刻。他哭了。「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這麼悲傷。」阿普爾頓回憶道。剛開始，他們兩個人先是接聽電話——都是一些認識雷諾茲一家的人們打過來的，來慰問他們一家人。接著他和雷諾茲就談起加州司法系統中對謀殺案的界定，之後，他們接到了來自全美各地的電話。
雷諾茲回到家，召開了一個會議。他邀請了所有他認為有影響力的人。他們一起坐在後院的長方形木質桌邊談論這件事。這張桌子就放在他的室外燒烤工具邊上。「來的人之中有3個法官、警察局的一些警官、律師、地方治安官，還有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的人，以及社區、學校的人。」他說，「我們討論的問題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是什麼原因導致的？』」
他們的結論是，在加州，違反法律受到的懲罰太輕了；批准假釋的條件太低，速度也太快。司法機構對待累犯和初犯的標準是一樣的，並沒有區別對待。摩托車後座上的那個人道格拉斯·沃克，他13歲就因走私海洛因而觸犯法律。而近期，因為妻子懷孕他被臨時釋放，但此後他就沒再回過監獄。這樣的懲罰有意義嗎？
雷諾茲他們一起做了一個提案。雷諾茲極力主張寫一個短小精悍的提案。他們也確實這麼做了，該提案是用非專業語言撰寫的，被稱為「三振出局法」。在加州，對於任何一個罪犯，如果他第二次犯的罪比第一次嚴重，那麼應延長該罪犯的刑期至法律規定的兩倍。而該罪犯第三次犯罪的話，其將面臨25年有期徒刑直至終身監禁。[70] 該法律沒有規定任何例外情況，也無法律漏洞。
雷諾茲和他的討論組收集了幾千個簽名，以達到州公民投票的人數要求。加州的每個競選季上，都有無數的公民投票提案。大多數的提案都石沉大海，未能面世。但三振出局法不是這樣的結局。州選民中有72%的人支持這個提案。1994年春天，三振出局法正式被寫入法律，文本內容與在邁克·雷諾茲家後院起草的提案幾乎一模一樣。犯罪學家富蘭克林·齊姆林（Franklin Zimring）稱該法是「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刑法試驗」。1989年，加州的監獄裡共有8萬人。10年內，監獄裡的服刑人數增加了一倍。加州的犯罪率也因此陡然下降。1994年至1998年間，加州的兇殺犯罪率減少了41.4%，強姦犯罪率減少了10.9%，搶劫犯罪率下降到了38.7%，毆打犯罪率下降到了22.1%，盜竊犯罪率下降到了29.9%，盜竅汽車犯罪率下降到了36.6%。邁克·雷諾茲在女兒臨終之前發過誓，他不會讓發生在欣貝爾身上的事再發生到別人身上。他暫時放下悲傷，給加州帶來了一次巨大的變革。
「那個時候，加州一天有12個人死於謀殺，而今天，這個人數降到了6個。」雷諾茲說道，「所以每一天過去，我都會想，今天又有6個人活下來了。但三振出局法通過之前，其他人並沒有這麼幸運。」他坐在弗雷斯諾家裡的辦公室裡，周圍滿是他和各大政要的合影，還有徽章、簽名證書以及裝裱起來的信。他為美國面積最大的州的政策制定做出了傑出的貢獻。這些都是證明。「在你的一生中，你也許會有機會去救人，」他接著說道，「比如，救起火場裡的人或是溺水的人，又或是擁有其他一些瘋狂的救人經歷。但是有多少人有機會每天都能救6個人？我是說，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他停頓了一下，彷彿他在回想過去20年來——從他對欣貝爾許下承諾後開始——所發生的一切。他擅長表達，且頗具說服力。他身上的這兩個特徵很明顯。就因為這樣，所以那麼多年前，即使在他非常悲傷的時候，他還是能在雷·阿普爾頓的節目上表現出驚人的信服力。他又接著說了下去：「想想那個發明安全帶的人。你知道他的名字嗎？我不知道。我一無所知。但你想想，他救了多少人啊。對，還有安全氣囊、帶有保護封套的藥瓶等都救了很多人。這些發明簡單設備的無名者和我一樣，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我們救人為了不是榮譽，也不是為了得到別人的讚美。我們追求的是結果，結果就是給我的最大回報。」
開進北愛爾蘭的英國軍隊，他們是懷著好意來的，但最終卻造成了該地區長達30年的血腥屠殺和大動亂。他們並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不明白權力是有限的。使用權力時，必須讓人看到它的合法性；使用不當的話，便會造成與預期效應相反的結果。邁克·雷諾茲在家鄉具有特殊的影響力。在加州，他是他們那一代人中最能打動民眾的人之一。他的想法和行為拯救了很多人。在他身上，權力似乎達到了其預期目的。看看加州的犯罪數據吧。他得到了他想要的結果，對吧？
事實遠非如此。
3
現在回想一下我們在討論班級人數時提到的倒U曲線理論。倒U曲線說的就是限制。這條曲線說明了一個事實，「更多」並不總是更好；事實上，在某一個點，那些被擁有權力的人看作最大優勢的多餘資源只會讓事情更加惡化。倒U曲線清晰地闡述了班級人數的影響；也清楚地說明了父母教育和財富之間的關係。而在幾年前，一些學者開展了一場大辯論。這場辯論最終讓邁克·雷諾茲和他的三振出局法成為這20年來的爭議焦點。如果懲罰和犯罪之間的關係也是一條倒U曲線呢？換句話說，會不會存在這樣一個點——過了這個點後，採取嚴厲措施制止犯罪的方法不再對罪犯起作用了，甚至還會導致犯罪率的增加？
三振出局法通過時，沒有人考慮過這個可能性。邁克·雷諾茲和他的支持者們都認為關押每一個罪犯、在平均刑期上每增加一年，便可以相應地減少犯罪行為。
「當時，一級謀殺罪只判16年，而你只需要坐8年牢，」邁克·雷諾茲解釋道。他講的是三振出局法通過之前的加州，「這讓犯罪變成了一種具有可行性的選擇。人類都偏好那些阻力小的事情。『阻力小』指的就是那些容易做的事。你說，交際娛樂、搶劫、偷竊、嗑藥……這些事情和每週拚命工作40個小時，打卡上班，對付那些不可理喻的客戶相比是不是容易多了？如果你現在出去，拿把槍走一圈，你就能得到很多錢，錢要多少有多少，賺錢的速度要多快有多快。你會不願意嗎？如果你不幸被抓住了，那也不用怕，95%的這類案件都能簽署認罪辯訴協議。他們要是控告你，你就認罪，讓他們做判決去唄。反正判決做出之後，執行的刑期不過只是規定刑期的一半而已。所以，你掂量之後，覺得還挺划算。所以你很可能會在真正被抓、被控告之前，更頻繁地實施犯罪。」
雷諾茲的這個論點其實就是萊特斯、沃爾夫的威懾論：我們的分析基礎是假設人們——包括個人和群體都實施「理性」行為；假設人們實施不同行為的成本和收益是可計算的，並且他們能依此做出選擇。在雷諾茲看來，罪犯通過對比發現，在加州犯罪的好處遠大於風險，於是他們就去犯罪。因此他覺得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就是提高犯罪的成本，這樣搶劫、偷竊就不會顯得比踏實工作更容易了。對於那些不斷違反法律的罪犯，三振出局法中寫道，「讓他們餘生都待在監獄裡，這樣他們就沒有機會再實施犯罪了」。在法律和規則這一點上，雷諾茲和加州的選民都相信「更多」總是更好的。
但真的是這樣嗎？這時倒U曲線要登場了。我們先來說說第一種假設——罪犯會因犯罪成本高，而選擇少犯罪。違反法律受到的處罰很輕時的確是這樣的。犯罪學中有一個著名的案例研究。這個案子發生在1969年秋天，當時蒙特利爾的警察連續罷工16小時。蒙特利爾之前是——現在仍是一個世界一流城市。它所在的國家加拿大，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守規矩、最穩定的國家之一。結果如何？警察罷工後，該市一片混亂。那天發生了很多起銀行搶劫案——那可是大白天啊。該市的銀行幾乎都被迫關閉了。搶劫者襲擊了蒙特利爾的市中心，砸壞了很多玻璃。最令人震驚的，要數城市出租車公司和當地一家名為默裡希爾的豪華轎車服務公司的暴力行為了。這兩家公司爭論的焦點在於誰有資格在機場載客。它們就像中世紀歐洲的交戰公國，大打出手。出租車司機用汽油彈襲擊默裡希爾公司。該公司的保安於是朝出租車司機開火。出租車司機隨後點燃了一輛公交車，並用該車去撞默裡希爾公司那些緊鎖的車庫大門。我們現在說的這件事發生在加拿大。警察重新回歸工作崗位後，秩序又恢復正常。逮捕和懲罰的威脅對群眾是管用的。
顯然，違反法律會受到懲罰與不會受到懲罰之間區別甚大，就如同一個40人的班級和一個25人的班級也相去甚遠一樣。在倒U曲線左側，干涉會產生正面影響。
但是請記住，倒U曲線的邏輯是同一個策略，剛開始它會發揮積極作用，一旦過了某個點，就會產生消極作用。犯罪學家正是循著這條路徑在討論懲罰對犯罪的作用。
舉個例子，幾年前，犯罪學家理查德·懷特（Richard Wright）和斯科特·迪克（Scott Decker）採訪了86個持械搶劫的罪犯。他們聽到的話大多是這樣的：
我盡力不去想被抓住這件事……這事兒讓人分心。如果你總是想「如果這件事不成功，會發生什麼事？」你就無法集中精力去做你想做的事。以前，如果我想去搶劫，我就會集中注意力去做這件事，其他的一概不理。
或是：
這就是我和我父母覺得過癮的原因。我們覺得過癮，也跟著變遲鈍了，所以沒能逃離被抓捕的命運。會怎樣，會怎樣……那個時候你不會在乎這些的。
迪克和懷特採訪的那些罪犯即使在有制裁壓力的情況下，也「仍舊對即將到來的制裁表現得無所謂」。他們不會考慮那些遙遠的事。
女兒的被害，使雷諾茲想讓加州那些想要成為罪犯的人感受到上帝的可怕——他想讓他們在逾越雷池前先三思。但如果罪犯都像上述罪犯那樣想的話，這種策略就不會奏效了。那兩個在每日星球餐廳外面將欣貝爾·雷諾茲逼入困境的歹徒喬·戴維斯和道格拉斯·沃克，他倆都有冰毒成癮症。那天晚上早些時候，他們就試圖在弗雷斯諾主交通幹道肖大街上搶劫車輛。還記得沃克說什麼嗎？我真沒想那麼多。你懂吧，發生了就是發生了。它就這樣突然地發生了。我們就是做了我們想做的事。我要說的就是這些——這種人會三思嗎？
「我和那些認識喬和他兄弟的親戚朋友聊過，他們問他為什麼要殺害欣貝爾，」雷諾茲又想起了那天晚上發生的悲劇，「他說他已經拿到錢包了，所以其實不必動手殺人的。但他還是動手了，就因為欣貝爾看他的眼神。他殺欣貝爾是因為她鄙視他，她一點也不尊重他。」雷諾茲的話與三振出局法是相互矛盾的。喬·戴維斯殺害欣貝爾·雷諾茲是因為喬認為，當他用槍指著欣貝爾的頭並奪走她的錢包時，她沒有給他應有的尊重。增加懲罰的嚴厲程度究竟要如何阻止大腦像這樣運轉的人去犯罪？你和我對於加重懲罰都十分敏感，那是因為我們知道在這個社會生存是有風險的。但罪犯顯然不這麼認為。犯罪學家大衛·肯尼迪（David Kennedy）寫道：「這些人通常都很衝動，思維也有一定缺陷，今天他們已經做好準備，要去做那些在他們看來受到嚴厲制裁概率很小的事情；明天他們同樣會做好準備，去做同樣的事。」[71]
三振出局法的第二個假設是：一個罪犯在監獄裡多待一年的話，他就少了一年的犯罪時間。這也未必。數學又不是簡單的加減法。例如，2011年被三振出局法宣告有罪的加州罪犯平均年齡為43歲。在三振出局法通過以前，某罪犯可能因為某項重罪要坐5年牢（打個比方），他可在48歲出獄。而三振出局法通過之後，他至少要坐25年牢，68歲才能出獄。從邏輯上來講，問題是：罪犯在48~68歲之間會犯多少項罪？不多。看看下面的圖，它說明的是年齡和犯罪之間的關係。罪名包括加重攻擊罪、謀殺罪、搶劫罪和盜竊罪。
較長刑期的懲罰對於年輕罪犯能起到作用。但當罪犯過了25歲之後，他們對公眾安全的威脅性越來越小，對他們實施更長的刑期懲罰其實只是對民眾的一種無謂的保護。這再一次證明，一個看似卓有成效的措施不再發揮作用。
嚴重侵害人身罪和謀殺罪（1985年）
搶劫罪和盜竊罪（1985年）
關鍵問題出現了：犯罪和懲罰曲線是否也存在右半部分，是否過了某個點之後，事情會因此變得更糟？犯罪學家托德·克利爾（Todd Clear）提出了一個最具說服力的論點，他的理由是這樣的：
監獄對犯罪有直接影響：一個罪犯被關進監獄之後，他就不能再傷害任何人了。但監獄對犯罪同樣有間接影響，它會影響那些和罪犯有關係的人們。例如，絕大多數被關進監獄裡的人都是父親。（1/4的青少年罪犯都已有孩子。）而父親坐牢會給孩子造成災難性的影響。在這類罪犯中，有些人並不是稱職的父親，他們情緒暴躁，對孩子惡言相向，而且不和孩子居住在一起；但也有很多的稱職父親，他們把賺來的錢，不管是合法收入還是犯罪所得，都用於家庭開銷。對孩子來說，失去父親（進監獄）是一個難以過去的坎。父母一方被監禁使孩子在青少年時期犯罪的概率增加到300%~400%；同時，也會使孩子患嚴重精神疾病的概率增加到250%。
罪犯服刑完畢後，都會回到自己原來居住的社區。其在監獄服刑而患有精神疾病的概率很大，因此他的工作前景堪憂。在監獄裡，他與大部分不犯罪的朋友失去聯繫，轉而跟那些同是罪犯的人成了朋友。而當他刑滿釋放回到家，面對家裡更重的情感壓力和經濟壓力時，他首先會想通過逃避來解決問題。監禁造成了一些附帶損害。在大部分情況下，監禁造成的傷害比帶來的好處少；所以把罪犯送進監獄是有好處的。不過克利爾指出，如果你關押的人太多，關押的時間太長，附帶損害便會比這樣做帶來的好處多。[72]
克利爾和他的一個同事迪娜·羅斯（Dina Rose）在佛羅里達州塔拉哈西對他的假設進行了測試。[73]他們遍訪該市，並將一年內某個街區的被監禁人數與該街區第二年的犯罪率進行比較，試圖從數學上找出倒U曲線發生轉變的那個點。他們最終找到了那個點。「假如一個街區被監禁人數比例超過街區總人口的2%，」克利爾得出結論，「監禁便會對犯罪產生負面影響。」
傑弗到布朗斯維爾時也是這麼說的。她試圖通過擁抱和贈送火雞去彌補人們受到的傷害。造成這種傷害的原因並不是這裡缺乏法律和規則，而恰恰是這裡有太多的法律和規則了：因為在該街區，有太多人的父親、兄弟和堂兄弟都曾被關進監獄，所以他們就把法律當成了他們的敵人。布朗斯維爾就處於倒U曲線的右半部分。1989年，加州有7 600名罪犯在監獄服刑。10年後，監獄的服刑人數增加了一倍。這些人大多是因為違反三振出局法才被送進監獄的。進入21世紀後，加州關押的罪犯人數分別是加拿大和西歐國家的5倍和8倍。難道你不認為三振出局法有可能會讓加州的一些地區變成布朗斯維爾嗎？
雷諾茲之所以堅信他的改革每天可以拯救6個人，是因為三振出局法通過之後，加州的犯罪率陡然下降了。但是近期的調查顯示，其實早在三振出局法通過之前，犯罪率就已經在下降了。20世紀90年代，加州的犯罪率驟然下降時，美國有許多州的犯罪率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甚至連那些沒有採取嚴厲措施打擊犯罪的州也是如此。越是研究三振出局法，就越難以釐清它對犯罪的影響。一些犯罪學家得出結論，說三振出局法確實可以減少犯罪案件的發生。還有一些人認為該法的確有一定成效，但他們也認為如果政府將關押罪犯的這筆費用花在其他地方會更好。最近的一個研究表明三振出局法確實降低了整體的犯罪率，但同時也增加了暴力犯罪的數量。這是很矛盾的一個結果。也許那些規模最大的研究可以證明三振出局法對犯罪率完全沒有影響。甚至有些研究結果表明該法提高了犯罪率。[74]加州實行了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刑法實驗。20年過去了，在投入數十億美元後，竟沒有人能確定這個實驗是否帶來了好的結果。[75]2012年11月，加州最終放棄了三振出局法。經過州公民投票後，這項法律被人們徹底廢除。[76]
4
維爾瑪·德克森此時在家，她正準備清理地下室。這時，她女兒坎達絲往家裡打了個電話。那天是11月的週五下午，是欣貝爾·雷諾茲最後一次從父母家裡走出來的10年前。德克森一家住在馬尼托巴省的溫尼伯，那裡處於加拿大的中央大草原地區。那年的那個時候，外面的氣溫已經降到了零度以下。坎達絲13歲。她在電話裡格格地笑著。當時她正和學校裡的一個年輕男孩兒打情罵俏。坎達絲想讓母親去學校接她。維爾瑪盤算了一番。他們家有一輛車，她得去接她丈夫克裡夫下班。但克裡夫還得再工作一個小時。她還有另外兩個孩子，一個10歲，一個9歲。她聽到他們正在另一個房間裡吵嘴。她得先讓他們穿好衣服，然後一起去接坎達絲，最後再去接她丈夫。這樣的話，3個孩子就得飢餓地在車上待一個小時。坎達絲已經13歲了，不再是小孩子了，她可以自己搭公交車。再說，現在家裡還一團糟。
「坎達絲，你有錢搭公交車嗎？」
「有。」
「那好。我就不去接你了。」她母親說道。
德克森又回去用吸塵器打掃房間，接著熨衣服，四處忙碌著。然後她停了下來，好像哪裡不對勁。她看了看時鐘，坎達絲現在應該到家了才對。外面正下著雪。她記起坎達絲並沒有穿得很暖和。她在房子前面的窗戶和後頭廚房的窗戶之間來回觀察外面路上的情況。坎達絲會走這兩條路線中的一條。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該去接她丈夫了。她把另外兩個孩子都帶出去了。她駕車緩慢地沿著塔爾伯大街行駛。這條路連接著她家和坎達絲的學校。她透過玻璃看著窗外的7–11連鎖便利店。她女兒有時候會在那邊逗留。她開車去了學校，發現大門緊閉。「媽媽，她去哪兒了？」9歲的小女兒問德克森。她開車帶著孩子們到達了克裡夫的辦公地點。
「我找不到坎達絲。」她對丈夫說，「我很擔心她。」
他們4個人回家後，便逐條街去尋找。後來他們就給坎達絲的朋友打電話。大家都說，下午放學後就沒看見她。維爾瑪·德克森於是開車去找那個之前和坎達絲打情罵俏的小男孩兒。他說他最後看見她的時候，她正沿著塔爾伯大街走。德克森報了警。那天晚上11點，兩個警察來敲他們家的門。他們坐在餐廳的桌邊，問了維爾瑪和她丈夫一個又一個問題。他們想知道坎達絲在家過得是否開心。
德克森一家人成立了一個搜查小組。成員主要是他們一家常去的那個教堂裡的人、坎達絲學校裡的同學和老師以及所有他們能想到的人。他們在整個溫尼伯地區張貼尋人啟事——「你看到坎達絲了嗎」，展開了該市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民間尋人活動。他們不停地祈禱，不停地喊著坎達絲的名字。他們不眠不休。一個月過去了。德克森夫婦帶兩個年幼的孩子去看電影《木偶奇遇記》，想輕鬆一下。而當他們看到電影裡心碎的老木匠傑佩托到處去尋找丟失的兒子時，這種小願望也無法滿足了。
第二年1月份，坎達絲·德克森失蹤7周後，德克森一家來到了當地的警察局。兩個負責該案子的警官問他們是否可以同克裡夫單獨談一談。過了幾分鐘後，他們把維爾瑪帶到了房間裡，克裡夫正在那裡等她。警察關上了門。克裡夫等了一下，然後便開口了。
「維爾瑪，他們找到坎達絲了。」
她的屍體被扔在離德克森家四分之一英里的小屋裡。她的手腳都被綁住了。她是被凍死的。
5
德克森一家遭遇了和邁克·雷諾茲一樣的變故。溫尼伯市處理坎達絲失蹤案的方法與弗雷斯諾處理欣貝爾·雷諾茲謀殺案的方法一樣。德克森一家就和邁克·雷諾茲一樣悲傷。兩個悲劇看似相同，實則有一定區別。它們的區別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德克森一家從警察局回家時，他們的房子裡已經擠滿了親朋好友。大家在那裡待了一整天。晚上10點時，只剩下德克森一家和其他幾個關係親密的朋友。他們坐在廚房裡，吃著櫻桃派。這時，門鈴響了。
「我想可能是誰落下了手套，或者其他東西了。」德克森說道。我們交談時，她就坐在溫尼伯家裡後院的一張園椅上。她談起她生命中最漫長的那天時，說話斷斷續續，語速也很緩慢。她說她開門後，發現是一個陌生人。「他只是說：『我的孩子也被人殺了。』」
那個男人50多歲，比德克森年長。幾年前，他的女兒在一個甜甜圈店裡被人殺害了。那件案子在溫尼伯引起了極大的關注。一個叫托馬斯·索夫勞（Thomas Sophonow）的犯罪嫌疑人因為殺人和3次企圖謀殺被逮捕。他在監獄裡坐了4年牢，後來上訴，法院宣判其無罪。那個男人也在德克森家的廚房坐了下來。他們給他一塊櫻桃派。接著他便說起了自己的遭遇。
「我們所有人都坐在桌邊，盯著他，」維爾瑪·德克森說道，「我記得他說自己去聽了所有的審判——三次都去了。他自己有一本黑色的小冊子——很像記者的做法。他記下了每一個細節，甚至把自己支付的費用的票據都一一保存了下來。他把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條。他說起了索夫勞、法庭、他對無罪判決的憤怒，以及無力追究罪犯責任的司法系統。他想要搞清楚一切。然而這個過程搞垮了他，也毀了他的家庭。他沒辦法再去工作。他身體很不好，得接受藥物治療。我想他應該是在那個時候患上了心臟病吧。我不知道他是否跟他的妻子離了婚，但聽他的口氣好像是這樣。他沒怎麼說到他的女兒。他很想得到一個公正的判決。我們能看得出來。他沒怎麼說，但我們都能感覺到。」他反覆說的一句話是，我告訴你們這些是想讓你們知道前面等待你們的是什麼。午夜之後，那個男人終於說完了。他看了看表。他講完自己的故事了。於是他就起身離開了。
「那是恐怖的一天，」德克森說，「我們都瘋了。我是說，我們……我是說，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解釋那種麻木了。但也是這種經歷打破了那種麻木不仁的狀態，因為他描述的實在太清晰了。我感覺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感覺就像有人在對你說：『記下來，這對你來說很重要。你知道，你正在經歷一段艱難時期，但現在一定要注意。』」
那個陌生人說他無法逃脫自己的命運——我告訴你們這些是想讓你們知道前面是什麼。但是對德克森來說，那個男人說的不是什麼預言，而是警告——前面會有什麼。如果他們一直執著於女兒被謀殺這件事，他們會因此失去健康的身體，正常的神智，以及彼此。
「如果那天他沒有來，一切也許又會不一樣，」德克森說，「後來當我回過頭去看，我才發現原來他迫使我們去思考其他的事情。我們對自己說：『我們該怎麼走出悲傷？』」
德克森一家去睡覺了，或者說試著去睡覺了。第二天就是坎達絲的葬禮。德克森一家同意接受採訪。省裡的新聞媒體幾乎都來了。坎達絲·德克森的失蹤引起了整個城市的注意。
「你們覺得殺害坎達絲的會是誰？」一個記者問德克森一家人。
「我們想知道那個人或者那些人是誰，似乎在這些人的生命中已經沒有愛了。」克裡夫說道。
維爾瑪接著說了下去。「我們最關心的就是找到坎達絲。我們已經找到她了。」她接著說，「此時此刻，我不能說我原諒了那個人，」她強調的是「此時此刻」還不能。「我們都做過惡劣的事情，或者曾經渴望這麼做。」
6
維爾瑪·德克森相比邁克·雷諾茲，是更勇敢，還是更懦弱？人們往往忍不住問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並不正確：他們兩個人的出發點都是好的，而且他們都做出了非常有勇氣的選擇。
他們之間的不同在於，他們對行使權力能得到什麼結果的看法不同。德克森夫婦因為不知道行使權力會得到什麼結果，所以他們努力克服了身為父母的本能，不去進行反擊。他們並不相信什麼偉大的權力。他們從小就在門諾派的傳統教義的影響下長大。門諾派教徒是和平主義者、局外人。維爾瑪一家是從俄羅斯移民到美國的。18世紀時，俄羅斯居住著很多門諾派教徒。在俄羅斯革命和斯大林時期，門諾派教徒遭到了蓄意迫害。整個門諾派村莊被摧毀；幾百名成年男性被送到西伯利亞；他們的農場被洗劫一空，或被燒燬夷為平地；整個族群被迫逃往美國和加拿大。德克森給我看了一張她姨奶奶的照片，那張照片是在俄羅斯拍攝的。她說她還記得以前奶奶就是看著這張照片，給德克森講她妹妹的故事，她總是邊講邊抹淚。德克森的姨奶奶是主日學校的老師，孩子們都很喜歡她。俄羅斯革命期間，一些全副武裝的男人朝著她和孩子們衝了過去，將他們都殺害了。維爾瑪說她奶奶半夜時常被噩夢驚醒，俄羅斯發生的一切對奶奶來說像是一場噩夢，但奶奶早上仍舊照常起床去幹活。她還說她父親決定不去告那個欠他很多錢的人，而是選擇離開。「這就是我所相信的，也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她的父親一定會這樣說。
在一些宗教運動中，他們都有自己追隨的偉大英雄或者先知。門諾派的英雄就是德克·威廉姆斯。16世紀時，威廉姆斯因堅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被捕，並被關在監獄塔裡。他通過一條用舊衣服拼接而成的繩子從窗子爬了下去，逃到城堡冰封的護城河邊上。一個士兵追了上來。威廉姆斯安全地逃到了河的另一邊，而那個士兵不幸踩破冰，掉進冰水裡。威廉姆斯停了下來，又跑回去，將那個士兵拉了出來。因為他的憐憫之心，他又被抓回監獄。士兵殘忍地折磨他，把他綁在樁子上，慢慢用火燒他。他一遍又一遍地喊著「哦，天啊，我的天啊」，整整喊了70遍。[77]
「小時候大人們教過我用另一種方法來對待這些不公。」德克森說，「上學時我們學過被迫害的歷史。我們都知道16世紀的那段殉道史。門諾派的哲學就是原諒，然後繼續往前走。」對門諾派教徒而言，原諒是一種宗教命令。原諒那些冒犯你的人。然而這同時也是一種非常實用的策略，因為我們都知道，那些懲罰機制能達到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門諾派教徒相信倒U曲線理論。
邁克·雷諾茲就一點兒也不明白限制的意義。他相信州政府和法律會還他女兒一個公道，因為這是原則性問題，他們不會馬虎。雷諾茲曾談到臭名昭著的傑裡·德懷恩·威廉姆斯案。案子是這樣的：一個年輕人在洛杉磯南部的雷東多海灘碼頭上，從4個孩子那兒搶了一塊比薩。因為威廉姆斯曾有5次犯罪前科記錄，有搶劫、持有毒品、違反假釋規定等案底，搶比薩被看作是他的第三次犯罪。他因此被判了25年監禁。[78]威廉姆斯的刑期比犯了謀殺罪的獄友的刑期還長。
回顧歷史，威廉姆斯案標誌著邁克·雷諾茲改革的結束。這個案子強調了一件事：關於三振出局法的一切思想都是錯誤的。法律竟然不能區分一個搶比薩的人和一個謀殺者有什麼不同。而邁克·雷諾茲永遠也不會明白，為什麼威廉姆斯案會引起那麼大的公憤。在他看來，威廉姆斯違反了一條基本原則：他一而再地違反規則，因此法律和規則就應該剝奪他的自由。道理就這麼簡單。「你看看，」雷諾茲說，「那些因為第三次犯罪栽了的人，他們依然能活生生地待在監獄裡——他們已經賺到了。」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是法律對累犯起到了罰一儆百的警戒作用。「那些媒體每次都拿那個搶比薩的蠢貨來大做文章，他那就是第三次犯罪，」他接著說，「他們這種行為根本不能杜絕加州的犯罪。」
英國在北愛爾蘭問題發生初期也奉行同樣的原則。他們不允許當地的人們製造炸彈和武器，也不允許人們在白天殺人。任何一個民權社會都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下延續下去。弗裡蘭將軍完全有理由對暴徒、持槍人採取強硬手段。
弗裡蘭和雷諾茲一樣，他也不明白凡事都有限制：過了某個點之後，那些原本是處於好心才使用的權力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搜查樓而菲地區的某座房屋是明智的選擇，而徹底搜查整個街區只會讓事態惡化。20世紀70年代中期，北愛爾蘭地區的每個天主教家庭平均被搜查過兩次。某些街區的天主教家庭甚至被搜查過10次，或者更多。在1972~1977年的北愛爾蘭地區，4個16~44歲的天主教男人中就有1人至少被逮捕過一次。即使這裡的每一個人都做了違法的事，使用嚴厲的手段來對付他們並不會總是奏效。[79]
要吸取「權力是有限制的」這個教訓，並不容易。這需要當權者接受這樣一個事實：那些在他們看來是最大優勢的東西其實是有限制的。他們倚仗這種優勢，想搜多少人的家就搜多少人的家，想抓多少人就抓多少人，想把人們關多久就把人們關多久。卡洛琳·薩克斯面對的也是類似的狀況，她發現原本在她看來是優勢的東西卻使她處於不利地位。當你要在一個很棒的學校和超級棒的學校之間做出選擇，你得承認你的優勢是有限制的。當你在醫院裡，握著死去女兒的手時，你得承認你的能力是有限制的。「爸爸是萬能的，可是當我們的女兒出事時，我卻什麼也做不了。」雷諾茲說。他向女兒許下承諾，他會堅強，盡他所能為這個社會做一點貢獻。他不能食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邁克·雷諾茲的悲劇就在於為了實現諾言，他讓加州的情況變得比從前更糟糕了。
過去那些年，很多人來到弗雷斯諾和邁克·雷諾茲談論三振出局法。他們開車從洛杉磯駛入中央山谷的平原裡，這儼然成了一種朝聖的行為。雷諾茲的習慣是把這些人都帶到每日星球餐廳。他女兒被殺害之前就是在那裡就餐。在我來到這裡之前，我曾聽過一個關於那些人拜訪雷諾茲的故事。雷諾茲和餐廳的經營者發生了爭執。老闆讓他別再帶人來這裡轉圈了。雷諾茲影響了她店裡的生意。「你打算什麼時候結束這一切？」她問雷諾茲。雷諾茲大怒。「當然，這確實影響了她做生意，」他說，「但是我女兒的死毀了我們的生活。我告訴她，如果我女兒復活了，我就不會再這麼做了。」
訪談結束後，雷諾茲說他想帶我去看看他女兒被殺害的地方。我無法答應他。這似乎太殘忍了。於是雷諾茲從桌子那邊走過來，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臂上。
「你帶錢包了嗎？」他說。他遞給我一張護照規格的照片，上面是他的女兒。「這是欣貝爾被殺害之前的一個月拍的。也許可以放在錢包裡。當你想到她的時候，你可以拿出來看看。有時候你需要看看這樣的臉。」邁克·雷諾茲總是很傷心，「這個孩子擁有無數個生活下去的理由。但卻發生了這樣的事，某個冷血的人將她殺害了。狗屁。一切就這樣停止了。」
7
2007年，德克森一家接到了警察的電話。「我拖了他們兩個月時間。」維爾瑪·德克森說。關於坎達絲還有什麼可說的呢？距離坎達絲失蹤那天，已經過去20年了。他們一直很努力地在生活。揭開舊瘡疤有什麼好處呢？最終他們還是答應了。警察來了。他們說：「我們抓到殺害坎達絲的人了。」
這些年來，警察一直將發現坎達絲屍體的那間小屋的東西封存在警察局倉庫裡。現場采證時發現的脫氧核糖核酸（DNA）與一個名叫馬克·格蘭特的男人的DNA相吻合。他家離德克森家並不遠。他曾有過性侵犯罪前科。成年後，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監獄裡度過。2011年1月，格蘭特被帶上了法庭。
德克森說她很害怕。她不知道自己該作何反應。關於她女兒的記憶一直停留在她的腦海裡，而現在，一切都要被挖開了。她坐在法庭上。格蘭特的臉有些浮腫，臉色蒼白。他的頭髮已經白了。他看起來像是生病了，一副很虛弱的樣子。「他正生我們的氣，這太奇怪了。」她說，「我不知道他為什麼生我們的氣，我們才是應該對他生氣的人啊。一直到預審聽證會結束時，我才看了他一眼，我自言自語，你就是那個殺害坎達絲的兇手。我記得我們兩個人彼此對望的情形，我簡直不敢相信這一切：你是誰？你怎麼可以？你怎麼能做這樣的事？
「我生命中最糟糕的時候是——不行，我要哭了——當我……」她停下來，為她的情緒失控向我道歉，「當我知道他將坎達絲的手腳綁在一起時。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性愛可以有很多種方式，我沒想到……」她又停了下來。「我是一個很淳樸的門諾派教徒。當我知道他把坎達絲綁起來時，把他的快樂建立在坎達絲的痛苦之上，折磨坎達絲讓他覺得快樂……我不知道這到底有什麼意思。對我而言，這比強姦還難受，你知道嗎？這是不人道的行為。我知道，性慾會把人帶入歧途。但他這樣的人完全就是希特勒再世。太可怕了。這才是最糟糕的。」
當一切都很抽像時，原諒就是挺簡單的一件事。坎達絲被殺害時，他們不知道兇手是誰：他是沒有名字、沒有臉的人。但是現在，他們知道他是誰了。
「你怎麼能寬恕這樣的人？」她接著說道，「我的生活因此變得複雜多了。我要同我心裡的那些想法作鬥爭——哦，為什麼他不死了算了？為什麼沒有人殺死他？這些想法並不健康。這是報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在折磨他，他的命運就握在我手裡。
「有一天，當我在教堂裡的時候，我心裡的這種感覺少了幾分。我當時和朋友們在一起。我只是在譴責那種瘋狂的性慾。隔天早上，其中一個朋友打電話給我，說『我們一起吃早餐吧』。她又接著說，『我們不能在電話裡說。來我的公寓吧』。於是我就去了她的公寓。然後她就告訴她十分喜歡色情片、性奴役和性虐待這些東西。她就是那個世界的人。所以她瞭解這些。她跟我說了有關性的一切。我記得我當時是愛她的。我們曾一起在政府部門工作。她的有怪癖的一面，都曾完完全全地在我面前隱藏起來。」
德克森說了很久。她的情緒慢慢恢復了正常。她語速緩慢，聲音溫柔。「她很擔心。她很害怕。她看到了我的憤怒。難道我應該把自己鎖在憤怒裡，然後對她擺出一張憤怒的臉龐嗎？難道我要拒她於千里之外嗎？」她發現，如果她要原諒她朋友，她就得原諒格蘭特。她的道德觀讓她不能區別對待每一個人。
「我非常抗拒，」她接著說道，「我不願去原諒。我不是聖人。我不可能永遠都那麼寬容。這是我最不願意做的事情。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啊。」她做了一個握拳的姿勢。「我知道會有更多人支持我。我能夠擁有很多擁護者。我背後甚至可以有一個龐大的組織。」
維爾瑪·德克森可以變成邁克·雷諾茲那樣的人。她也可以起草自己的三振出局法；但她並沒有選擇這條路。「剛開始可能會比較容易，但慢慢地會越來越難。我想如果那樣的話，我將會失去克裡夫，還有我的孩子。也許我會像他對坎達絲那樣對待其他人。」
一個男人在悲痛之餘，動用了整個州的權力，結果讓政府陷入毫無成果卻費用高昂的實驗泥沼中。一個女人，她繞開權力，去尋找寬恕的勇氣，於是她拯救了她的友情、婚姻，還有心靈。世界完全顛倒過來了。
[70] 三振出局法的幾點內容是：第一罪（盜竊）——以前：2年，現在：2年；第二罪（盜竊）——以前：4.5年，現在：9年；第三罪（窩藏贓物）——以前：2年，現在：25年終身監禁。美國的其他州和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相繼通過了各自的三振出局法。但是其他地方的都不如加州的嚴厲。
[71] 肯尼迪接著指出，如果你去測驗罪犯現在的動機，你會發現他們的風險和收益計算是一個「非常主觀」的過程。肯尼迪寫道：「威懾中最重要的東西，對罪犯和潛在的罪犯而言也同樣重要——就是他們如何理解以及如何定義風險和收益。」最近，犯罪學家安東尼·多伯（Anthony Doob）和謝麗爾·瑪麗·韋伯斯特（Cheryl Marie Webster）在一個研究今天每個重罪的結果中指出：「我們對過去（主要集中在過去10年）的研究結果進行了一個理性評估，發現嚴厲的制裁措施對社會的犯罪水平沒有影響……在過去25~30年的文獻中，也沒有任何文獻資料表明嚴厲的制裁措施可以阻止罪犯犯罪。」他們說，發達國家正處於曲線的中間階段。那些被關押的罪犯已經過了犯罪高峰，試圖用一些年輕罪犯不在意的東西去阻止他們犯罪並不會得到你想要的結果。
[72] 幾年前，克利爾在一篇《適得其反：監禁使犯罪率升高》（「Backfire: When Incarceration Increases Crime」）的研究文章中首次提出了他的觀點。在解釋為什麼關押大批罪犯無法產生預期效果這個問題時，他在文中提出了10個論點。起初，沒有人想刊登克利爾的這篇文章。他曾聯繫過他所在領域的主要學術期刊，但都被拒絕了。沒有人相信他，除了社區矯正機構。克利爾說：「在我這個領域，有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就是絕大多數矯正機構的專家都認為他們的作為不會讓事情變得更好。他們試圖營造人性化的監獄，他們盡力去做自己能做的一切事情。他們就在那裡，所以他們可以看到事情的發展。他們說了一些如『我們的獄警虐待犯人』，『他們還是待在監獄比較好』，『我們給不了他們所需要的一切』這類沮喪的話。這對他們而言是一種痛苦的經歷。於是他們競相傳閱我的文章。俄克拉荷馬州刑事司法研究協會的某個人問我能不能刊登這篇文章。我說可以。他就刊登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如果你在谷歌搜索我的名字的話，第一個跳出來的東西就是這篇文章。」
[73] 用最簡單的一句話來概括克利爾的文章，就是：「在某個特定地方挑選大批年輕人，將他們送進監獄，之後再把他們送回那個地方，這些人會對生活在該地區的人們不利。」
[74] 舉個例子，根據法律規定，檢察官可以選擇是否使用三振出局法中的刑期規定。在某些城市，如舊金山，這些規定就用得比較少。而在加州中央山谷的一些地區（靠近麥克·雷諾茲的家鄉），檢察官認為該刑期規定適用的次數多達25次，甚至更多。假設三振出局法確實可以防止犯罪，那麼一個地區使用三振出局法的頻率與犯罪率下降的速度之間應該有某種聯繫。但實際上並不存在這樣的聯繫。假設三振出局法確實有威懾作用，那麼法律有規定懲罰的罪行的犯罪率下降速度應該比那些法律無明文規定的罪行快，對吧？同樣也沒有出現這樣的結果。
[75] 20世紀80年代，加州政府預算有10%用於高等教育，3%用於監獄管理。三振出局法頒布20年後，加州政府預算有10%都用於監獄管理，監獄中每個罪犯每年的花銷為5萬美元；而用於教育的預算則只有8%。
[76] 2012年11月，68.6%的加州選民將票投給了36號提案。36號提案中提出，當罪犯的第三次罪行符合「嚴重的暴力犯罪」時，才可適用25年的終身監禁。同時，該提案也允許先前那些被三振出局法判刑，如今正在執行終身監禁刑罰的罪犯申請重新量刑，前提是他第三次犯的不是重罪。
[77] 在《阿米什的恩典》一書中，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年輕的阿米什母親，她5歲的孩子被一輛超速行駛的汽車撞倒了，受了嚴重的傷。阿米什和門諾派教徒一樣，繼承的都是德克·威廉姆斯的傳統。他們也和門諾派教徒一樣，早期曾遭受迫害。在門諾派和阿米什的傳統中，有過無數類似的故事：
調查案件的警官把汽車的司機拉到巡邏車上做酒精測試，受傷孩子的母親走進那輛巡邏車，去跟警官談話。她的小女兒用力地拉著她的裙子。那位母親說：「麻煩您照顧一下這個孩子。」那個警官以為她說的是自己受了重傷的兒子，於是答道：「救護車的醫生和護士會盡力救他的。剩下的就只能看上帝的安排了。」那位母親指了指坐在巡邏車後座上的嫌疑犯：「我說的是那個司機。我們寬恕他了。」
[78] 後來法官判決減刑，威廉姆斯坐了幾年牢後就被釋放了。他的案子後來成為反對三振出局法運動的一個口號。
[79]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愛爾蘭共和軍每天都會組織人們乘坐巴士去貝爾法斯特城外的監獄。彷彿那監獄就像是一座遊樂園。「在天主教聚集區裡，幾乎每個人都有父親、兄弟、叔叔或者堂兄弟被關在監獄裡，」政治科學家約翰·索爾（John Soule）提到北愛爾蘭問題時這樣寫道，「在這樣的氛圍中，年輕人會學著將被監禁看作一種榮譽的象徵，而不是一種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