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是生來就這樣的。我是被逼的。」
1
當北愛爾蘭問題發生時，露絲瑪麗·勞勒剛剛結婚不久。她和丈夫剛剛在貝爾法斯特買了房子。他們有了一個孩子。那是1969年夏天。在北愛爾蘭歷史上，天主教和新教這兩大教派都憂心忡忡，他們彼此扼住對方的咽喉，就這樣共同生存了下來。該地區總是時不時地發生爆炸和暴亂。新教的激進分子——他們稱自己為保皇黨——在大街上掃蕩，燒燬房屋。勞勒一家是天主教徒。在北愛爾蘭，天主教是少數教派。他們每天都生活在恐慌之中。
「我晚上回家的時候，」勞勒說，「會看到門上寫著：『Taigs out.』（天主教徒滾出去）。『Taigs』是對愛爾蘭天主教徒的一種貶義稱呼。有時也寫『這裡沒有教皇』。一天晚上，有人朝我們的後院扔了一枚炸彈，還好炸彈沒有爆炸。我們真的很幸運。有一天，我去敲鄰居家的門，結果發現她已經離開了。那天有很多人都離開了。我丈夫特裡下班回來時，我問他：『特裡，發生什麼事了？』他告訴我，『我們的處境很危險』。」
「那天晚上我們離開了家。我們沒有電話。你也知道，那時候還沒有手機。我們是走著出去的。我很害怕。我把兒子放在嬰兒車裡。我收拾了一些我們的換洗衣物。嬰兒車底部有個托架，我們把衣服都放在那裡面。特裡告訴我，『露絲，鎮定，我們就直接從這裡走出去，記得要對每個人微笑』。我渾身都在發抖。我是一個只有十幾歲的年輕媽媽。我19歲，結了婚，生了孩子，有了一個嶄新的世界，有了一段嶄新的生活。但當時的環境奪走了我的一切。可你知道嗎？我無法阻止這一切的發生。感到恐懼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我記得我當時真的很害怕。」
他們知道的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巴利莫非，位於西貝爾法斯特，那裡住的都是天主教徒。勞勒的父母也住在那裡。但是他們沒有車。而在當時動盪不安的貝爾法斯特，也沒有出租車願意冒險開進一個天主教街區。最後，他們以兒子病得很重，需要去醫院為由，騙了一個出租車司機。關上車門後，特裡告訴司機：「我想讓您載我們去巴利莫非。」司機說：「哦，不，不，我不會載你們去那裡的。」特裡有把小匕首，他拿了出來，用匕首抵著司機的脖子說道：「你會載我們去的。」司機將他們載到了巴利莫非邊界，在那裡停了車。「我不管你是否會用這玩意兒刺我，」他說，「反正我不會再往裡開了。」勞勒他們帶著兒子，還有他們所有的家當，瘋狂地朝巴利莫非跑去。
20世紀70年代初，局勢進一步惡化。在某一年的復活節，巴利莫非發生了暴亂。英國軍隊開進了這個地區。一隊裝甲車在街上巡邏，車的保險槓上有帶刺的鐵絲網。勞勒推著嬰兒車，走過那些握著自動步槍和配有催淚瓦斯彈的士兵身旁。6月的一個週末，街區邊緣發生了槍戰：一隊持槍的天主教徒跑到馬路中央，朝在一旁觀看的新教徒開槍。信奉新教的保皇黨為了反擊，試圖燒燬碼頭附近的一座天主教堂。雙方激戰了5個小時，均死傷慘重。城區裡幾百個地方都著了火。截止到週末，有6人死亡，200多人受傷。負責管理北愛爾蘭地區的英國內政大臣從倫敦飛過來，看到這裡一片狼藉，又倉皇跑回他的飛機裡去了。「哦，看在上帝的面上，給我一大杯蘇格蘭威士忌吧。」他把頭埋在雙手裡，「多麼可怕血腥的地區啊。」
一周後，一個女人來到了巴利莫非。她叫哈里特·卡森。「她，當時很出名，因為她在市政廳裡，拿起手袋對著瑪格麗特·撒切爾的頭砸了過去。」勞勒說道，「我從小就認識她。我記得當時她拿著兩個壺蓋，一頓猛敲，大喊『出來啊，快出來啊。樓而菲地區的民眾就要被殺死了』。她在大喊。我走到門口。我的家人都在那裡。她喊道：『他們被鎖在自己的屋裡。他們的孩子沒有牛奶喝，他們沒有茶喝，沒有麵包吃。出來啊，快出來，我們必須做點什麼！」
樓而菲也是一個天主教街區，從巴利莫非翻過山就到了。勞勒以前是在樓而菲地區上的學。她的叔叔和好幾個堂兄弟都住在那裡。她在樓而菲認識的人和她在巴利莫非認識的人一樣多。英國軍隊在這裡搜查到非法武器，便對該地實行了宵禁。
「我不明白『宵禁』是什麼意思，」勞勒說，「我什麼也不知道。於是我只好問別人：『宵禁是什麼意思？』對方說：『就是不讓人們出門。』我說：『他們怎麼可以那樣做呢？』我完全震驚了，相當震驚。『你是指什麼意思？』『我是說人們被鎖在屋子裡。他們不能出來買牛奶或者麵包。』而那些英國士兵，他們就踢門，砸門，進去亂搜一通，把別人的家裡弄得亂七八糟。我聽到這些的反應是：『什麼？』每個人心頭最關切的是，有人被鎖在自己的屋子裡，而那裡面有孩子。你要知道，有的人家裡有12個或15個孩子。你知道嗎？事情就是這樣。『如果他們不能出門，那他們會怎麼樣？』」他們非常憤怒。
露絲瑪麗·勞勒如今已經60多歲了。她是一個堅強剛毅的老人，面頰紅潤；有著一頭鉑金色的短髮，頭髮都向一邊梳去。她是個女裁縫，穿衣很有品位：她穿著一件鮮艷的花襯衫，一條白色的過膝寬鬆褲。雖然她說的是那些發生在前半生的事，但她依然記得每一個細節。
「我父親說：『那些英國軍隊說他們是來這裡保護我們的。但其實他們是來向我們發動攻擊的——你等著看吧。』他說得一點兒都沒錯。他們確實向我們發動了攻擊。宵禁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2
北愛爾蘭地區陷入混亂的同年，兩位經濟學家內森·萊特斯（Nathan Leites）和小查爾斯·沃爾夫（Charles Wolf Jr.）撰寫了一份如何處理叛亂的報告。萊特斯和沃爾夫為蘭德公司工作。蘭德公司在「二戰」後由美國國防部創立，是著名的智囊機構。他們的報告名為《叛亂和當局》（Rebellion and Authority）。在那個年代，當世界爆發暴力戰爭時，人人都會去讀《叛亂和當局》。該報告為越南戰爭、警察部門處理動亂、政府對付恐怖主義提供了方案。它得出的結論很簡單：
我們的分析基礎是假設人們——包括個人和群體都「理性」地採取行為；是假設人們實施不同行為的成本和收益是可計算的，並且他們能依此做出選擇……因此，要想影響大眾的行為，需要做的既不是展示同情心，也不是神秘化，而是要理解個人或者群體實施行為時的成本和收益，以及這兩項內容是如何計算出來的。
換言之，叛亂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一個數學問題。如果貝爾法斯特街上發生暴亂，那是因為暴亂者火燒房屋和砸碎窗戶的成本不夠高。萊特斯和沃爾夫寫道，「需要做的既不是展示同情心，也不是神秘化」，意思是叛亂只與計算結果相關，與其他無關。如果你是當權者，你就不必擔心犯法者會如何看待你的所作所為。你只需要表現得強硬，讓他們在行動之前學會三思即可。
《叛亂和當局》一書中描寫了當時英國軍隊派駐在北愛爾蘭的一個叫伊恩·弗裡蘭（Ian Freeland）的指揮官。他在「二戰」期間的諾曼底登陸中表現優異，並於之後參加了鎮壓塞浦路斯、桑給巴爾叛亂的戰爭。他身材修長，背部挺直，下巴方正，手臂堅硬有力：他是「那種很清楚自己該做什麼，並且會去做的人」。他剛到北愛爾蘭時，他就知道，自己的耐心有限。他不懼怕使用武力。英國首相給他下了命令：英國軍隊「要採取強硬措施，要讓人看到他們對暴徒、持槍歹徒敢於採取強硬措施」。
1970年6月30日，英國軍隊得到小道消息，說樓而菲地區巴爾幹街24號的一棟房子裡藏有炸藥和武器。弗裡蘭立即調集了5輛車前往樓而菲地區。每輛車都坐滿了士兵和警察。他們在房子裡搜出了私藏的槍支和彈藥。屋外聚集著一群人。一些人扔出了石頭；之後則開始扔汽油彈。暴亂開始了。晚上10點鐘，英國軍隊終於忍受不了了。一架裝有擴音器的軍用飛機飛到了樓而菲地區的上空。他們要求所有居民都待在家裡，誰出門的話就會被逮捕。街道清理完畢後，軍隊便開始挨家挨戶搜查。違抗命令者會立即受到嚴厲的處罰。隔天早上，得意揚揚的弗裡蘭帶了新教的兩個政府官員和一行記者，站在卡車後的平板上，視察該地區的情況，環顧那些荒無人煙的街道——某個士兵後來形容他們是「正在獵殺老虎的英國統治者」。
英國軍隊是懷著好意來到北愛爾蘭的。當地的警力其實很充足，英國軍隊來這裡僅是為了幫助他們，充當北愛爾蘭戰鬥雙方的和平使者。這裡並不是遙遠的外國疆土，這是他們國家的土地，他們說同樣的語言，擁有同樣的文化。英國軍隊擁有的資源、武器，他們的士兵數量、素質以及作戰經驗使叛亂分子相形見絀。那天早上，弗裡蘭在空蕩蕩的樓而菲街區巡查，他相信自己和士兵們這個夏末就能回到英格蘭了。但他們並沒有如期回到自己的故土。相反，這場本來只應持續幾個月的暴亂卻演變成了一場長達30年的血腥屠殺和大動亂。
英國軍隊在北愛爾蘭自治區犯了一個低級錯誤。他們掉進了一個陷阱，誤以為他們擁有的資源、武器，他們的士兵數量、素質和作戰經驗使叛亂分子相形見絀，他們就可以不理會北愛爾蘭人民對他們的看法。弗裡蘭將軍相信萊特斯和沃爾夫，相信他們說的那句「需要做的既不是展示同情心，也不是神秘化」。然而萊特斯和沃爾夫錯了。
「歷史告訴我們，最徹底的變革起初並不是由革命者——而是由愚蠢、粗暴的政府挑起的。」肖恩·麥克斯蒂奧芬（Sean MacStiofain）回首北愛爾蘭的那些早年歲月時曾這麼說。麥克斯蒂奧芬是臨時被派到愛爾蘭共和軍（IRA）上任的第一任參謀長。「沒錯，北愛爾蘭地區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3
有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可以讓你明白英國軍隊到底在北愛爾蘭犯了什麼錯誤。讓我們一起來看一個教室的故事。這是一個幼兒園班級，教室的牆上粉刷著明亮的顏色，上面還有許多孩子們的畫。這個班的老師叫斯黛拉。
這個關於教室的影片是弗吉尼亞大學科裡教育學院某項目的一部分。影片很長，我們可以從中感受到斯黛拉老師的性格，以及這個班級學生的性格。影片播放了幾分鐘後，我們就知道了，事情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順利。
斯黛拉坐在班級前面的一張椅子上。她一手拿著書，正大聲地朗讀課文：「……7片西紅柿」，「8個多汁的橄欖」，「9塊芝士……」她前面站著一個小女孩兒，正跟著她朗讀，而小女孩兒周圍則是一片混亂，就像1970年夏天的貝爾法斯特一樣。有一個小女孩兒正在班裡表演側手翻。一個小男孩兒在做鬼臉。看起來，大部分學生都沒有在認真聽講。還有一些學生則完全背對斯黛拉。
如果你走進斯黛拉的班級，你會產生什麼想法？我猜你的第一反應會是覺得斯黛拉的學生都不守規矩。也許她所在的學校位於某個貧困地區，她的學生都來自問題家庭。也許她的學生並不尊重老師，也不熱愛學習。萊特斯和沃爾夫會認為，斯黛拉應該制定幾條班級紀律。像這樣的孩子需要一個嚴厲的老師。他們需要規則。如果上課毫無秩序可言，又談何學習？
事實上，斯黛拉所在的學校並非處於某個糟糕的地區；她的學生也並不是特別不守規矩。剛上課的時候，他們舉止得體，神情專注，他們渴望學習，也做好了學習的準備。他們看起來一點都不像壞孩子。只有在學習課文時他們才會行為不端，他們只是用這種行為來回應斯黛拉的行為而已。是斯黛拉引起了教室的混亂。怎麼會這樣？因為她教孩子們讀課文的方式糟糕透頂。
斯黛拉讓那個小女孩兒跟著她讀課文，以便吸引其他同學的注意。但是這兩個人之間的互動極其遲鈍、僵硬。「看看她的身體語言，」弗吉尼亞的其中一個研究人員布裡奇特·哈姆雷（Bridget Hamre）說道，當時我們都在看斯黛拉。「她僅僅是在對那一個孩子說話，其他人根本沒有參與進來。」她的同事羅伯特·皮安塔又說了一句：「沒有節奏，沒有步調。什麼都沒有。她做的事情沒有任何意義。」
於是，班級開始出現混亂。小男孩兒開始做鬼臉。小女孩兒做側手翻時，斯黛拉也完全無視。在她右邊的三四個孩子鼓起勇氣，想要跟著她一起讀書，但是斯黛拉的視線鎖定在書本上，沒給他們任何鼓勵。而在她右邊的五六個學生則完全背對著她。他們這麼做是因為感到困惑，而不是因為他們本身不守規矩。站在斯黛拉前面的那個小女孩兒完全擋住了他們的視線。他們沒辦法再往下聽了。我們常常認為不守規矩需要強權來糾正：因為學生行動怪異，所以老師才會採取嚴厲的措施。斯黛拉的學生則讓我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東西：因為面對強權，所以我們才不守規矩。如果老師沒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學生就會變得不聽話。
「人們看到這樣的班級時，總會認為出現了行為問題。」哈姆雷說。我們看到斯黛拉的一個學生將身體和臉都轉了過去，盡力避開老師。「但我們觀看這段影片的時候，發現了其中一個事實，這個班級的問題在於興趣，而非行為。如果老師做一些很有趣的事，那麼孩子們肯定會對此感興趣。老師們不應該有『我來控制你的行為』這種想法，相反，她應該想的是：『我要做些什麼有趣的事，才能在第一時間防止你不守規矩？』」
皮安塔和哈姆雷播放的下一段影片，呈現的是三年級教師給學生佈置家庭作業的畫面。老師給每個學生都發了一份作業。老師和學生一起大聲朗讀作業的要求。皮安塔被該畫面驚呆了。「我在想，像唱歌一樣對著一些8歲的小孩子念作業說明，是一種近乎不尊重的行為。」他說，「為什麼我會這麼說？這其中難道還有什麼教學目的可言嗎？」孩子們肯定知道怎麼念。這就像你去餐廳，裡面的服務員在給你看菜單的時候，照著菜單上的菜名給你念了一遍。
在朗讀過程中，坐在老師旁邊的一個男孩兒舉起手。但老師沒有看他，而是伸出手，抓住他的手腕，把他的手摁了下來。另外一個孩子，他已經開始做作業了——這種行為完全符合邏輯，因為他覺得老師做的事情根本沒有任何意義。老師尖銳地對他說道：「孩子，這是家庭作業。」這是一個講紀律的時刻；而這個孩子破壞了規矩。老師的回應強硬且直接。如果關掉聲音，再來看這一幕，你會覺得這對萊特斯和沃爾夫適用。但如果你聽到那位老師的說法，並從孩子的角度去想想這種行為，那事實就很清楚了：該行為不會發生任何預期的效果。這個小男孩兒不會再想去遵守規定。相反，他會覺得憤怒，而且特別失望。為什麼？因為這種懲罰完全就是老師獨斷專橫的表現。他不能說話，不能為自己辯解。他想學習。如果這個孩子以後目中無人，那就是他的老師造成的。就像斯黛拉那樣，她把一個渴望學習、認真聽講的孩子變成了一個會在教室裡玩兒側手翻的頑童。當擁有權力的人們想讓其他人做出某種行為時，首先要看看他們自己的行為表現——這是最關鍵的一件事。
這就是所謂的「合法性原則」。合法性共有三點基本要求。第一，那些被要求服從權力機構的人們必須要有發言的權利——如果他們發言的話，權力機構要能聽到他們的聲音；第二，法律要具備可預見性。人們要能合理地對法律進行預測，明天的法律大致和今天的法律一樣；第三，權力機構必須公平。他們不能歧視任何一個群體。
所有好的父母都明白這三條原則的內涵。如果你想阻止弟弟打姐姐的話，你不能對著他大吼；而當姐姐打弟弟時，你也不能區別對待姐姐。如果弟弟說他真的不是有意打姐姐的，那你得給他解釋的機會。你如何實施懲罰和懲罰本身的行為一樣重要。因此，斯黛拉的故事就不那麼令人意外了。任何一個學生都知道，對一個老師來說，受到學生的尊重是很重要的。
然而，較難明白的一點在於在法律和秩序領域這三條原則的重要性。我們都知道我們的父母、老師是什麼樣的人，因此我們在家裡講的合法性很好理解。但決定是否搶劫銀行或槍殺他人，似乎屬於完全不同的行為範疇。萊特斯和沃爾夫在對抗犯罪分子和叛亂分子一事上說「需要做的既不是展示同情，也不是神秘化」這句話時，就是這個意思。他們是在這個層次上說出這樣的話，即遵守法律的決定是對風險和收益的一種理性計算。這並不是在貶低他們，但他們確實錯了，因為犯罪分子和叛亂分子做出這些行為的原因其實與合法性有關，就像教室裡孩子們的行為一樣。
4
讓我給你舉個例子吧。過去幾年，紐約市的布朗斯維爾街區的居民參與了一個實驗。布朗斯維爾位於布魯克杯區東部，居民只有十萬人左右。要去那裡，得經過帕克坡（Park Slope）那些優雅的褐色房屋以及皇冠高地（Crown Heights）的猶太教堂。[59]個多世紀以來，這裡一直是紐約市最貧困的地區。布朗斯維爾有18個公共住宅區，比城市裡的任何一個區都多。這些住宅高聳入云：一層又一層黯淡無光的樓層，外牆鋪設的磚毫無特色，使用的都是混凝土。雖然過去20年來紐約市的犯罪率陡然下降，布朗斯維爾的犯罪率卻仍舊居高不下，該區的街上總是有成群的青少年在遊蕩，伺機搶劫路人。警察局時不時地會增派人手進行巡邏，但成效都很短暫。
2003年，一個名叫喬安妮·傑弗（Joanne Jaffe）的警察成為紐約市房屋管理局[60]的局長。該局的首要工作是處理布朗斯維爾的犯罪問題。傑弗決定採取一些新的舉措。她列了一張過去12個月內在布朗斯維爾至少被逮捕過一次的青少年名單。名單上共有106人，他們總共被逮捕了180次。傑弗假設每一個因攔路搶劫被逮捕的人可能有20~50次犯罪時未被警察發現，按照她的算法，這106個青少年應該為去年5 000起的犯罪案件負責任。
接著她成立了一個警察工作小組，讓他們聯繫名單上的每一個人。「我們告訴他們每個人，『你是我們項目中的一部分』，」傑弗解釋道，「『這個項目會給你選擇的機會。我們想盡我們所能讓你回到學校去唸書，幫助你拿到高中畢業證，讓你去為你的家庭努力，去瞭解你家裡的需要。我們會給你提供工作機會、教育機會、醫療救治機會——所有我們能提供的東西。我們想要和你一起努力。但是你必須停止一切犯罪行為。如果你不停止犯罪，又因為某件案子被捕的話，我們會不遺餘力，讓你一直待在監獄裡。我不管你犯的是多麼輕的罪名。總之，我們時時都會盯著你。」
這個項目叫作青少年搶劫干預計劃（Juvenile Robbery Intervention Program，J-RIP）。該項目並不複雜——至少從字面上來看是這樣的。J-RIP是一種標準化的、高強度的現代警察服務。傑弗讓J-RIP工作小組駐紮在某住宅項目停車場的拖車式活動房屋裡，離附近的警察局並不遠。她給J-RIP小組配備了所有可用的監控工具。他們列了一張「J-RIP會員」名單——其實就是那些曾被他們逮捕過的人。他們從臉譜網上下載了這些人的朋友的照片，從中找出他們的幫派關係。他們和這些人的兄弟姐妹、父母談話，為每個人製作了一張巨大的包含朋友關係、幫派聯繫的網狀圖——這和情報組織追蹤可疑恐怖分子的方式相同。
「我的手下每天工作24小時，每週工作7天，」傑弗說，「所以一旦名單上的人被捕，我就會把此人送到工作小組去——如果我覺得有必要的話。我不在乎他是不是在布朗克斯，也不管當時是不是在深夜。只要行為不端，後果就是這樣，他們都知道會發生什麼。整個流程很快。只要一被捕，他們馬上就能見到我。」
她接著說：「我告訴他們：『我去你家的時候，你可以砰的一聲關上門。沒問題。但我還是會在街上碰到你。我還會跟你問好。我會調查關於你的每一件事。你坐火車從布魯克林去布朗克斯，我能查出你坐的是哪一趟車。』我們曾對某個人說，『約翰尼，明天來J-RIP辦公室一趟』，他來了，我們跟他說：『昨天晚上，有人在布朗克斯攔住你，給了你一張傳票。』他說：『什麼？』『你當時和雷蒙·裡韋拉、瑪麗·瓊斯在一起。』『你們怎麼知道的？』他們開始認為我們無處不在，隨時都在盯著他們。我們給每個孩子建立了一個文件夾，我們會給他們看收集到的資料。我們告訴他們：『孩子，你的一切都在這裡。我們收集了關於你的所有信息，還有你的照片。我們知道你參與了某件事，我們還知道你也許是某個幫派的成員。我們知道你的一切。』我們會查到他們在什麼地方上學；在學校裡都和什麼人待在一起。他們不在學校裡的時候，我們就會接到電話。這時我的J-RIP小組就會出動，去叫醒他們，讓他們起床。」
這只是傑弗的策略的一部分。她還做了其他的事，只是這些事聽起來不太像警察會做的事。比如，她花了很多時間去尋找適合在這個小組工作的警員。「我不能隨便讓一個警察來這邊工作，」她說。這時的她看起來更像社工而不是警官，「我必須找一些愛孩子的警察。我必須找一些對孩子們沒有任何負面看法的警察，他們要能夠幫助孩子們，把孩子們送上正途。」至於小組負責人，她最終選定了大衛·格拉斯貝格（David Glassberg）。他之前是一位麻醉品管理人員，他自己也有幾個孩子。
從一開始，傑弗就熱衷於會見這些「會員」的家人。她想要瞭解他們。結果證明這是一件異常困難的事情。她進行了第一次嘗試：她給每個家庭寄信，邀請他們去當地的教堂見面交談。沒有人來。然後傑弗就和她的團隊挨家挨戶地訪問。他們又一次一無所獲。「名單上共有106個孩子，我們去了他們每個人的家，」她說，「他們只會說：『去你的。不要來我家。』」
項目實施幾個月後，終於有了突破。「有一個孩子，」傑弗說道。她叫他約翰尼·瓊斯，「他是一個壞小子，當時十四五歲。他和姐姐住在一起，他姐姐十七八歲。他母親住在皇后區。他母親也討厭我們。沒有人願意和我們一起幫助孩子。於是，就在2007年——J-RIP小組成立的第一年的11月，大衛·格拉斯貝格來到了我的辦公室。當天是星期三，感恩節的前一天。
「他說：『工作組的所有人都出點錢，我們今天晚上給約翰尼·瓊斯和他的家人買些感恩節的晚餐』。」
「我說：『你開玩笑吧。』」這可是個壞傢伙。
「他接著說：『你知道我為什麼這麼做嗎？他們家除了他還有7個孩子，他不聽勸，我們頂多也就失去一個孩子，要是他們家的另外7個孩子都不聽勸，那我們失去的孩子就多了。所以我們必須為他們做點什麼。』」
「我的眼圈紅了。他說：『還有很多家庭需要我們去關心。我們該做點什麼？』當時是早上10點，感恩節的前一天。我說：『戴夫[61]，我去找警察局局長，看是否能弄到2 000美元，我們給每個家庭買只火雞，怎麼樣？』」
她上樓去了。那上面是警察局的領導辦公室。她去懇求警察局局長撥款。「我說：『這是戴夫·格拉斯貝格和隊員們的想法。我想要買125只火雞。您能給我撥點款嗎？』他說可以。格拉斯貝格帶著隊員加班。他們找到了速凍的火雞和冷凍車。那天晚上，他們挨家挨戶地給布朗斯維爾的問題家庭送去了火雞。我們把火雞裝在袋子裡，並附了一張字條：『這是我們送給你們的，感恩節快樂。』」
此時的傑弗坐在位於曼哈頓鬧市區的紐約警察局總部的辦公室裡。她身穿制服，看起來既高大又令人敬畏。她有一頭烏黑濃密的頭髮，說起話來帶點布魯克林口音。
「我們敲門，」她接著說道，「孩子的媽媽或者奶奶來給我們開門，看到我們就說『約翰尼，警察來了』之類的話。於是我說：『你好，史密斯夫人，我是局長傑弗。我們給你們帶來了一些感恩節禮物。我們只希望你們感恩節過得愉快。』他們問道：『什麼東西？』接著又說，『進來，快進來』，他們把我們都拽了進去。公寓裡面很熱。他們又開始說話了：『約翰尼，過來，警察來啦！』所有的人都跑過來，大家哭成一團。每個家庭——我和他們去了5個家庭——都是相擁而泣。而我說的話都一樣：『我知道有時候你們討厭警察。我明白。我只想讓你們知道，雖然來敲你們家的門可能會打擾你們，但我們真心希望你們可以過一個快樂的感恩節。』」
現在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傑弗去見這些「會員」的家人時會那麼忐忑不安？因為在她看來，人們認為布朗斯維爾的警察局不具有合法性。縱觀整個美國，在監獄裡待過的美國黑人數目驚人。（在這裡我說一個統計數據，69%的出生於70年代末的黑人男性高中輟學生都曾在監獄服刑。）布朗斯維爾是一個滿是黑人男性高中輟學生的地區。這句話的潛台詞是：幾乎每個在傑弗名單上有前科的青少年，他們的兄弟、父親或者堂（表）兄弟都曾在監獄服刑。[62]假如你身邊有很多人都曾蹲過監獄，你會覺得法律是公平的嗎？法律是否是可預見的？在這種情況下，你覺得自己可以發言，你的意見會被別人聽到嗎？傑弗來到布朗斯維爾的時候發現，這裡的警察被當成敵人。如果警察被當成敵人了，她要如何去讓那些已經因為攔路搶劫、偷竊而進過監獄的十五六歲的孩子去改變自己的做法？她可以威脅、警告他們——如果再犯罪，會產生多麼嚴重的後果。但他們是青少年，生性頑皮、大膽，而且他們已經慢慢地朝著犯罪人生前進了。為什麼他們就該聽她的？她是那個曾經關押過他們父親、兄弟和堂（表）兄弟的機構的代表。她需要再次贏得他們對這個機構的尊重。為此，她需要得到這些J-RIP青少年家人的支持。她在感恩節前一天發表的簡短演說——我知道有時候你們討厭警察。我明白。我只想讓你們知道，來敲你們家的門雖然可能會打擾到你們，但我們真心希望你們可以過一個愉快的感恩節——她懇求這些人承認他們的合法性。她試圖要讓這些曾經違反法律的家庭（有時候一家幾代人都違反過法律）看到，法律也能站在他們那一邊。
贈送火雞的做法取得了很大成效。於是傑弗開始考慮贈送聖誕玩具了。J-RIP工作小組也開始和這些有前科的青少年們打籃球了。他們帶這些孩子去吃壽司大餐，給他們提供暑假工作機會，還開車載他們去看醫生。傑弗和所有這些青少年，還有他們的家人吃了一頓聖誕大餐。「你知道聖誕節晚餐時，我和這些孩子們做了什麼事嗎？」傑弗高興地說道，「他們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表現得很堅強。所以我擁抱了他們每個人。我就說『過來，抱一下』。」傑弗並不是一個身材嬌小的女人。她很強壯，看起來很威武。試想一下她張開寬大的雙臂擁抱這些瘦小孩子的情形。她的一個擁抱足以把他們都「吞沒」了。
聽起來很像好萊塢的電影情節，對不對？感恩節火雞！相擁而泣！世界上大部分警察局之所以不效仿傑弗的做法，是因為她的做法看起來是錯的。約翰尼·瓊斯是一個壞小子。給他這樣的孩子買食物、買禮物像是一種溺愛。如果你所居住的地區的警察局局長宣佈，為了面對現在的犯罪浪潮，她決定去擁抱那些在街上遊蕩的罪犯的家人，決定給他們買東西吃，你一定會無言以對的，是不是？那我們來看看布朗斯維爾的變化。
布朗斯維爾的搶劫案
因搶劫被逮捕的J-RIP項目青少年
當萊特斯和沃爾夫寫下「需要做的既不是展現出同情，也不是神秘化」時，他們是在說國家權力是無限的。如果你想要強制下命令，你不需要擔心那些被你命令的人們會怎麼看你。因為你俯瞰一切。但是萊特斯和沃爾夫的說法是一種歷史的倒退。而傑弗的做法證明了當權者必須要在意其他人對他們的看法。這裡的其他人指的就是那些他們要命令的人。當權者很容易因為這些人的看法而遭受猛烈的攻擊。
這就是弗裡蘭將軍在樓而菲地區所犯的錯誤。他並不關心人們（就如露絲瑪麗·勞勒）對眼前所發生的一切的看法。當他站在車上，就像在獵虎的英國統治者；當他在樓而菲寂靜的街道上巡查的時候，他認為自己能夠結束這場暴動。如果他的車開到巴利莫非的街道上，聽到哈里特·卡森敲著蓋子大喊「出來啊，快出來啊。樓而菲地區的人們要被殺死了」時，他會發現，暴亂才剛剛開始。
5
北愛爾蘭自治區的7月是「遊行季」。這時，該地那些信奉新教的保皇黨會組織遊行，以紀念他們在很久之前對少數天主教派取得的勝利。遊行形式五花八門：教會遊行，「拱門、橫幅和大廳」遊行，紀念樂隊遊行，「充滿兇殺情節」以及「踢教皇」長笛樂隊遊行。還有全部身著銀色服飾的樂隊遊行，風笛遊行，手風琴遊行，身披綵帶、穿著深色套裝、戴圓頂高帽的遊行……總共有幾百種遊行，參加遊行的有數萬人。每年7月12日都會舉行一場大型遊行，以紀念國王威廉三世於1690年7月12日取得的博伊恩戰役的勝利。這場戰役奠定了北愛爾蘭新教的統治地位。
每年7月12日的前夜，北愛爾蘭的遊行者都會在街上聚會，並生起熊熊營火。[63]當營火到達一定高度時，人們會選擇一個象徵物品，然後把它燒掉。過去那些年，人們燒的一直是教皇的肖像，或是他們憎惡的一些當地天主教官員的肖像。下面是一首12日遊行小曲，用「克萊蒙蒂娜」（Clementine）調來演唱：
點燃一把營火，點燃一把營火，
頂端直直地刺入天主教徒的心臟，
就把教皇放在正中間，
燒啊，燒掉這該死的一切。[64]
北愛爾蘭並不是一個面積廣闊的地區。這裡的城市人口密度大，建築密集。所以每當夏天保皇黨戴著圓頂高帽，身披綵帶，吹著長笛遊行時，他們不可避免地要經過那些住著天主教徒的街區。他們遊行慶祝的也正是天主教的失敗。西貝爾法斯特天主教街區的主要交通幹線上的好幾個地方，距離穿過西貝爾法斯特新教街區中心的街道只有幾分鐘的路程。在貝爾法斯特的一些地方，天主教徒的房屋後牆就抵著新教徒的後院。因為距離太近了，所以每家每戶都會在後院安裝一個巨大的鐵絲網，防止鄰居朝他們家扔垃圾和汽油彈。7月12日的前夜，保皇黨會在城市的各個地方點燃營火，而他們的天主教鄰居就會聞到煙味，聽到他們的吟頌，還會看到他們的旗幟在熊熊火焰裡燃燒。
遊行季期間，北愛爾蘭經常會發生暴亂。1969年的一場騷亂更是成了北愛爾蘭問題的導火索。當時，一支遊行隊伍在穿過天主教街區時引發了連續兩日的騷亂。遊行者在穿過西貝爾法斯特街道回家時發生了暴亂，他們燒燬了大量的房屋。[65]第二年夏天爆發的槍戰也是發生在新教徒的遊行過程中。而就是在這個夏天，弗裡蘭的耐心受到了考驗。試想一下，如果每年夏天美國軍隊中那些來自北方諸州的退伍老兵也舉行遊行，以紀念他們在美國內戰中取得的勝利，當他們穿過亞特蘭大和裡士滿的街道時會發生什麼事。在北愛爾蘭黑暗的日子裡，當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彼此扼住對方的喉嚨勉強活著的時候，遊行就是這樣的，隨時都會發生暴亂。
那個下午，當樓而菲的居民看到英國軍隊來到他們街區的時候，他們就和貝爾法斯特每個目睹他人法律和命令在此地強制執行的人一樣絕望。而他們也同樣渴望知道他人的法律和命令是如何強制執行的。他們的世界看起來並不公平。那些將他們的旗幟或教皇肖像放進營火裡燒燬的「12日」都已經過去了。在遊行季，負責維持和平的機構是（北愛爾蘭）皇家警察部隊（RUC）。但皇家警察部隊裡的人大部分都是新教徒。他們是屬於對立方的。之前的那個夏天，皇家警察部隊幾乎沒有為阻止騷亂做過任何努力；在新教徒點火燒燬他們的房子時，由英國政府召集的審理委員會表示皇家警察部隊的警察只是「沒能及時採取有效措施」。當時在場的記者報道說，保皇黨去找那些警察，還詢問能否借用他們的武器。英國軍隊來到北愛爾蘭的初衷之一，就是來這裡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裁判，英軍要公正，不偏不倚。但是英格蘭地區絕大部分都住著新教徒，所以對北愛爾蘭地區那些被圍攻的天主教徒來說，這些士兵支持新教徒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復活節那天，在宵禁之前，當浩浩蕩蕩的保皇黨遊行隊伍穿過巴利莫非時，英國士兵就站在遊行者和普通居民之間，從表面上來看，他們確實扮演了一個緩衝器的角色。但當時軍隊面向街上的天主教徒，背對著保皇黨——就好像他們認為自己的工作是保護保皇黨免受天主教徒的攻擊，而不是保護天主教徒免受保皇黨的攻擊。
弗裡蘭將軍設法在貝爾法斯特執行他們的法律。他首先應該問問自己，他執行法律合法嗎？事實上，他的行為並不合法。他所掌管的機構在北愛爾蘭天主教徒看來，完全偏向那些在去年夏天燒燬自己朋友和親人房屋的人，而天主教徒的這種看法是正確的。人們不會遵守無合法性的法律；相反，他們會奮起反抗。[66]
北愛爾蘭問題的一大疑團就在於為什麼英國人花了這麼長時間才明白這個道理。1969年，北愛爾蘭問題造成13人死亡，且引發了73起槍殺案，8起爆炸案。1970年，弗裡蘭決定對這些暴徒和持槍歹徒採取強硬措施。他聲稱任何一個扔汽油彈的人「都可被他人槍殺」。結果如何？歷史學家德斯蒙德·哈米爾（Desmond Hamill）這樣寫道：
愛爾蘭共和軍聲明，如果有愛爾蘭人被殺的話，他們就會槍殺士兵。而由新教徒組成的北愛爾蘭志願軍迅速做出回應，只要愛爾蘭共和軍殺害一個士兵，他們便會射殺一個天主教徒。北愛爾蘭志願軍是一個極端且非法的准軍事組織。《時代週刊》引用了一個貝爾法斯特居民的話：「在這裡，每一個即便不糊塗的人，也都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那一年，死亡人數達到25人，共計發生了213起槍殺案，155起爆炸案。英國軍隊始終堅持己見，他們採取了更為嚴厲的措施。1971年，死亡人數達到184人，發生了1 020起槍殺案，1 756起爆炸案。緊接著英國人表明了自己的立場。英軍實施了一項被稱作「拘禁」的政策。北愛爾蘭的民權被廢除了。該地湧入大量軍隊。英軍聲稱，他們會逮捕任何一個可疑的恐怖活動分子，並在沒有指控或者審判的情況下將可疑人員送進監獄，而且會判處無期徒刑。在這項政策實行期間，有許多年輕的天主教徒被圍捕。於是在當時的天主教街區裡，例如在巴利莫非，每個人都有一個兄弟、父親或者一個堂兄弟被抓進監獄裡。假如你身邊有很多人都曾蹲過監獄，你會覺得法律是公平的嗎？法律是否是可預見的？在這種情況下，你覺得自己可以發言，並且意見會被別人聽到嗎？局勢持續惡化。1972年，貝爾法斯特發生了1 495起槍殺案，531起持槍搶劫案，1 931起爆炸案，被英軍殺害的人達到497人。在這497人裡面有一個名叫埃蒙的17歲男孩兒，他是露絲瑪麗·勞勒的弟弟。[67]
「埃蒙來到我家，」勞勒說，「他說，『我想在你這兒待上一兩天。』我說：『好的，怎麼了？』他說：『媽媽生氣了，她勃然大怒。』之後他向我和我丈夫坦白，原來他一直被英軍騷擾。每次他出門時，或每次他拐進一個街角時，總之不管他去哪裡，英軍都會攔住他，然後威脅他。」
他真的為愛爾蘭共和軍工作嗎？勞勒不知道，她說這不重要。「在他們眼裡，我們個個都是嫌疑犯，」她接著說，「就是這樣的。埃蒙後來被殺害了，被一個英國士兵殺死了。他和他的夥伴們正在抽煙時，英軍朝他們開了一槍，埃蒙中槍了。之後，他的生命維持了11周。最後他在1月16日去世了，當時他才17歲半。」她實在無法控制自己，「我父親就再也沒去碼頭工作。我母親心碎了，整個人都垮了。那是40年前的事了，可想起來還是那麼心痛。」
勞勒是一位年輕的妻子，年輕的母親。她住在現代化都市貝爾法斯特，她期待著能過上正常的生活。但她卻失去了她的家。她受到威脅和騷擾。山那邊的親人都被關押在自家的屋子裡。她的弟弟被殺害了。她並不想要過這樣的生活，而她同樣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是我的生活，我的新生活。」她說，「我是被逼的。我走了。一切都不對了。你知道嗎？這裡有跟我一起上學的朋友，他們的房屋都被燒燬了。那些說要來保護我們的英軍對我們發動了攻擊，他們破壞了一切。我學會了吸毒。這並不是一種輕率的行為。我之所以會變成那樣，是因為事情發生時我沒辦法坐在家裡什麼都不做。我無法做一個朝九晚五工作的母親。
「人們都稱這個事件為北愛爾蘭問題，」她接著說道，「這是戰爭！英軍開著他們的裝甲車，帶著他們的武器開進了這裡。你明白的。我們住在一個戰場上。英軍帶著所有能把我們扳倒的武器來到了這裡。我們就像那種橡膠娃娃，凹下去了還會再彈起來，就是這樣。在這場戰爭中，我們受傷了。很多人都心痛不已。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一直覺得憤怒，很憤怒。我愧對我的孩子。但這都是環境所迫。我不該是現在這樣。我並不是生來就這樣的。我是被逼的。」
6
當弗裡蘭將軍的士兵突然出現在樓而菲地區時，居民們第一時間就跑到了聖彼得大教堂。這是當地的天主教堂，離居民區很近。樓而菲和西貝爾法斯特其他的天主教街區一樣，這裡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居民都十分篤信宗教。聖彼得大教堂是街區的中心。在工作日，來聖彼得大教堂參加彌撒的就多達400人。當地的牧師是這個群體中最重要的人。他跑著趕過來。他朝士兵走去，警告他們，必須速戰速決，不然麻煩就大了。
45分鐘過去了，士兵們帶著大批武器裝備出現了，這些裝備有15支手槍，一支步槍，一支施邁瑟式衝鋒鎗，還有一些炸藥和彈藥。巡邏隊整裝待發，他們拐進了一條小巷。過了這條小巷，他們就能離開樓而菲地區了。然而，在穿過小巷的時候，一群人集結在了一起。當裝甲車拐進街角時，一些年輕的男子便衝出來朝士兵扔石頭。巡邏隊停了下來。扔石頭的那群人憤怒了。士兵們朝那些男子扔了一些催淚瓦斯彈。人群更憤怒了。剛開始是扔石頭，後來變成扔汽油彈，再後來就發展成槍戰了。一個出租車司機說他看到有個人拿著一把衝鋒鎗，朝著巴爾肯街走去。暴徒設置了路障，以阻擋軍隊前進；一輛卡車著火了，把街尾堵住了。士兵們扔了更多的催淚瓦斯彈。一陣風吹過，樓而菲到處都飄蕩著這種氣體。人群更加憤怒了。
為什麼巡邏隊要停下來？為什麼他們不繼續向前走？牧師已經告訴他們了，不要在這個街區停留。牧師回去找那些士兵，請求他們趕緊走。他說，如果他們不再向人群扔催淚瓦斯彈的話，他會讓那些人們也停止扔石頭的。但是士兵不聽他的。上級下令讓他們採取強硬措施，要讓人們看到他們對暴徒、持槍歹徒採取強硬措施。牧師轉身朝著人群走去。在他走的時候，士兵又扔了許多催淚瓦斯彈。一些霰彈筒滾到了牧師腳下，他蹣跚地穿過了街道，靠著窗台大口地喘著氣。在這樣一個虔誠的街區裡，一個在工作日會有400人參加彌撒的街區裡，英國軍隊差點毒死了一位牧師。
就在這時，暴亂開始了。弗裡蘭徵調了援軍。這個街區共有8 000個居民，他們的房屋都很小，沿著狹窄的街道排列。為了征服這個街區，英軍派了軍隊過來——共有3 000名士兵。開進這裡的不只有軍隊；為了對付這些被激怒的天主教徒，弗裡蘭還從皇家蘇格蘭部隊調來了士兵。皇家蘇格蘭部隊是最具自覺意識的新教徒部隊之一。軍用飛機在樓而菲上空盤旋，軍官通過擴音器喊話，要求人們都待在家裡不要出門。街區的每個入口都設置了路障。他們在這裡實行宵禁，並挨家挨戶地進行搜查。那些士兵年紀在二十一二歲左右，因為天主教徒朝他們扔石頭和汽油彈感到痛苦而憤怒。他們去了一戶又一戶人家，他們朝著牆和天花板開槍，留下了一個又一個的彈孔，他們將臥室翻了個底朝天。來聽聽英國士兵如何描述那天晚上發生的事吧：
一個穿著睡衣褲的男子出來了，嘴裡罵著粗話，拿起一盞燈就朝斯坦的頭砸了過去。斯坦躲開了，他用步槍槍柄擊倒了那個人。發生的事無法改變，所以很多人都借此機會來發洩他們的憤怒。這一點我再清楚不過了。人們的頭被打破了，房子也被毀了。屋裡的東西都成了一堆廢墟。然而在這片混亂中，仍有一些東西存在著：學校照片；家族照，相片裡的人都微笑著（相框裂了）；小擺件以及耶穌受難十字架（突然斷裂）；孩子的哭聲；裝有教皇像的相框玻璃嘎吱斷裂的聲音；五顏六色的玩具、電視機的噪聲和收音機的辟啪聲；彩繪盤子；鞋子；大廳裡有一個嬰兒，被扔在牆邊……我們闖進別人家裡時，我看到的就是這樣的畫面。
那天晚上，有337人被捕，60人受傷。一個名叫查爾斯·奧尼爾的退伍空軍士兵被一輛英軍的裝甲車撞死了。他的屍體就晾在大街上，一個士兵用棍子戳了戳其中一個看熱鬧的人，說道：「去，你們這些愛爾蘭小雜種，死不足惜。」晚上8點時，英軍在瀑布路槍殺了一個叫托馬斯·伯恩斯的人。當時他和朋友站在一起，朋友正在用木板把商店的窗戶封上。他的姐姐來認領屍體時，英軍告訴她，他們之所以會槍殺他是因為那個時候他無權上街。晚上11點，一個叫帕崔克·埃利曼的老人穿著拖鞋和睡衣出門去進行睡前散步。他想最壞的時刻應該已經過去了。然而他死在了英軍的槍口下。一個經歷過宵禁的鄰居談到了埃利曼的死：
就在那個夜晚，英軍進入了那個被射殺老人的家裡，他們在那裡住了下來。老人的姐姐已經搬到街上另一個兄弟的家裡了。隔天下午，在「宵禁」的間歇時間裡，英軍這種擅闖家宅的行為被發現了。當時來的是埃利曼的哥哥、他的女兒和女婿，他們發現門被砸了，一扇窗戶破了，衣服雜亂無章地扔在地上，剃鬚工具則胡亂地放在沙發上，洗碗槽裡還有許多用過的杯子。鄰居告訴他們，英軍還去了樓上，並在上面的臥室睡過覺。
門被砸了。一扇窗戶破了。洗碗槽裡還有髒碟子。萊特斯和沃爾夫認為最重要的是規則和理性；然而，真正重要的是權力機構為取得合法性做的、或者沒做的那幾百件小事，就如在那個突然就被他們射殺的無辜居民的家裡睡覺，把他家裡的東西弄得亂七八糟。
星期天早上，樓而菲地區的局勢變得讓人愈發絕望了。樓而菲並不是一個富裕的街區。很多成年人如果不去做那些計件工作的話，壓根兒就沒有工作。街上總是擠滿了人。這裡的房子都很狹窄，是一些建於19世紀的聯排式住宅，造價低廉。房子沿斜坡而建，外牆鋪設紅磚，一層只有一個房間，浴室則建在後院。幾乎沒有人家裡有冰箱。這些屋子陰暗且潮濕。人們每天都會去買麵包，一次性買太多的話，麵包都會發霉。但是宵禁到現在已經實行36個小時了，家裡已經沒有麵包了。西貝爾法斯特的天主教徒聯繫緊密，他們之間很多都有血緣和姻親關係，因此關於樓而菲陷入困境的消息很快就傳開了。哈里特·卡森在巴利莫非街上奔走，邊走邊敲著鍋蓋。之後瑪麗·德拉姆也開始在街上奔走。[68]她拿著擴音器，邊走邊在街上對著婦女大喊：「大家趕緊出來吧！把牛奶和麵包都裝進嬰兒車裡！孩子們沒有東西吃了。」
於是，這些女人便聚集在一起，2個、4個、10個、20個……一直到幾千人。「有些人頭髮上還卡著塑料發卷，絲巾還披在頭上，」勞勒回憶道，「我們手挽著手歌唱，『我們會勝利的。我們總有一天會勝利的』。」
「我們到了山下，」她接著說，「那裡的氣氛很緊張。英國士兵戴著頭盔，持槍站在那裡——他們做好了戰鬥準備。他們的警棍也亮出來了。於是我們拐彎去了格羅夫納路，我們一邊唱一邊大喊。我想那些英國士兵應該很吃驚吧。這些推著嬰兒車的女人竟敢來挑戰他們，太難以置信了。我還記得，當時有一個英國士兵，他站在那兒抓著頭無奈地說：『我們能對這些女人做什麼？我們要在此地發動暴亂嗎？』我們接著拐進了斯萊特街，我的母校就在那條街上。那裡也有英國士兵。他們憤怒地從學校裡跑出來，開始了徒手搏鬥。我們的頭髮被他們大把扯掉。英國士兵拽著我們，直接把我們扔到牆邊。對，他們毆打了我們。你要是跌倒的話，你得馬上起來，不然你有可能被人踩死。他們衝出來的時候都一臉凶相。我記得自己當時站在車頂上，正看著眼前發生的這一切。接著我看到一個男人，臉上還帶著剃鬚泡沫，那人正在整理他的背帶，突然間所有的士兵都停下來，不再打我們了。」
那個正在整理他的背帶的人正是斯萊特街檢查站的指揮官。那天，他也許是英國軍隊中唯一一個神志清醒的人了，也是唯一一個明白眼前的災難有多嚴重的人。一個重型軍團的士兵毆打一群推著嬰兒車，要去給樓而菲地區孩子餵飯的女人。[69]他命令他的手下都停手。
「你得知道，人們還在遊行，後面的人不知道前面發生了什麼事。」勞勒接著說，「他們還在一直往前走。女人們正在大喊。人們紛紛從屋子裡跑出來幫忙抬傷員。傷員實在太多了。而人們從屋裡出來的時候，英國士兵對局面失去了控制。每個人都跑到大街上，街上一下子出現了數萬人。就像多米諾骨牌效應一樣的。一條街的人們出來了，那麼另一條街的人們也會出來，走上大街；再接著，又一條街的人也出來了。英國士兵放棄了。他們不再掙扎了。這些女人強行——我們強行，我們強行闖進去了，我們闖進去了，我們打破了宵禁這一政策。我經常想起這件事。天啊，每個人都很開心。就是那種感覺——我們成功了。」
「我還記得後來回到家時，我突然覺得渾身虛弱無比，整件事讓我覺得緊張不安，你懂嗎？之後我跟父親說起了這件事。我說，『爸爸，你說得對。他們向我們發動了攻擊。』我父親說：『對。這就是英國軍隊做的好事。』他說得沒錯。他們向我們發動了攻擊。一切才剛剛開始。」
[59] 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名人都來自布朗斯維爾：兩個重量級拳擊冠軍邁克·泰森（Mike Tyson）和裡迪克·鮑（Riddick Bowe）、作曲家阿隆·科普蘭、「三個臭皮匠」[由摩爾（Moe）、謝姆普·霍華德（Shemp Howard）——後來換成他的弟弟克裡（Curly）、拉裡·弗埃（Larry Fine）飾演]、電視節目主持人拉裡·金（Larry King）等。在這裡就姑且不說那些籃球、足球、棒球明星了，太多了。重點是他們都「來自布朗斯維爾」。沒有人能保證他們一直都待在布朗斯維爾。
[60] 紐約市房屋管理局全稱為紐約市警察局房屋管理局（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Housing Bureau），1955年併入紐約市警察局。——譯者注
[61] 戴夫是大衛·格拉斯貝格的暱稱。——譯者注
[62] 以下是美國不同種族、不同教育程度人士的監獄服刑率：
白人 1945年–1949年 1960年–1964年 1975年–1979年 高中輟學生 4.2% 8.0% 15.3 高中生 0.7% 2.5% 4.1% 大學生 0.7% 0.8% 1.2% 黑人 1945年–1949年 1960年–1964年 1975年–1979年 高中輟學生 14.7% 41.6% 69.0% 高中生 10.2% 12.4% 18.0% 大學生 4.9% 5.5% 7.6%黑體字是關鍵數字。69%的黑人男子高中輟學生（出生於1975–1979年間）都曾在監獄服刑。
[63] 在貝爾法斯特，12日的遊行要穿越城市，終點在「運動場」（Field），這是一個工作台，是人們集會發表公共演說的地方。下面是1995年一個演說的節選。記住，這個演說發表於《唐寧街宣言》之後。《唐寧街宣言》的發表標誌著北愛爾蘭和平進程的開始：
我們先來講講200年前的歷史。當時羅馬天主教組成了一個名叫「保護者」的組織，要剷除所謂的異教徒。你應該知道，我是一個新教徒。然而今天與1795年不同。在希特勒和奧斯維辛集中營時代，天主教有一個教皇——他是一個波蘭教皇，他和他的教徒眼睜睜地看著幾千人被虐待致死，卻不說一句譴責的話。
[64] 當然，也有很多兒童曲調的版本。曼徹斯特聯隊（曼聯）的粉絲曾對球隊的主要競爭對手利物浦隊唱過類似的歌曲，這首歌相對沒有攻擊性。（順帶說一下，「scouser」用於稱呼那些來自利物浦的人，又或是那些講話帶有利物浦口音的人。甲殼蟲樂隊的組成人員就都是scouser。）
點燃一把營火，點燃一把營火，
頂端直直地刺入利物浦人的心臟，
就把利物浦這個城市放在正中間，
燒啊，燒掉這該死的一切。
也許你會希望能在視頻網站YouTube上聽到大量的狂熱歌曲。
[65] 隔天，一個保皇黨暴徒放火燒了孟買街的天主教街區，那裡被夷為平地。這個保皇黨人很喜歡他們自己的詩句，還為這次的襲擊譜了一首小曲：
8月15日，我們進行了一次短途旅行
沿著孟買街往上，燒燬了所有的東西。
我們帶了一點汽油，我們帶了一把手槍
我們和殘忍的芬尼亞人鬥志，直到我們把他們都趕跑了。
[66] 多年後，新芬黨的領導人蓋裡·亞當斯說道，宵禁的結果是「成千上萬的人……過去他們並不曾想要擁有武裝力量，而現在他們覺得必須擁有這種力量」。
[67] 順便再說一下，1973年時局勢並沒有變好。英國人採取了更為強硬的措施，有171人被殺害，發生了5 018起槍殺案，1 007起爆炸案，1 317起持槍搶劫案。英軍持有的炸藥達17.2噸。
[68] 6年後，德拉姆被新教徒中的極端分子槍殺。當時她正躺在貝爾法斯特馬特醫院的病床上。
[69] 民間有很多關於樓而菲地區宵禁的傳說。遊行者推著的嬰兒車具有兩種作用——這是其中的傳說之一：第一，人們可以把牛奶和面包裝到嬰兒車裡，帶到樓而菲；第二，可以運出槍支和彈藥，這是障眼法，英國軍隊不會覺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