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是最狡猾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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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民權運動史上最著名的一張照片拍攝於1963年5月3日，出自美聯社的攝影師比爾·哈德森（Bill Hudson）之手。哈德森當時在亞拉巴馬州的伯明翰——馬丁·路德·金的支持者正是在這裡遇到了伯明翰種族公共安全委員，「公牛」尤金·康納。在這張照片中，一個少年正遭到一隻警犬的襲擊。直到今天，這張照片仍讓人覺得震驚。
那天，哈德森將膠卷交給了編輯吉姆·拉克松（Jim Laxon）。拉克松之前都沒注意過哈德森的照片。直到他看到照片中男孩兒朝著一條狗前傾的姿勢，他才注意起這幅照片來。後來，他承認當時為「一個面對德國牧羊犬沉著冷靜的少年」而感到震驚。自從17年前他發佈了一張獲得普利策獎的照片後——亞特蘭大的某間旅館發生火災，一個婦女從高層的窗戶跳了下來——他就再也沒有感受過照片所謂的震撼力量了。
拉克松拿著這張照片，將其用電報發送出去。隔天，《紐約時報》在星期六版的首頁以原圖3倍大小的版面刊登了這張照片。而國內的主流媒體也幾乎都刊登了這張照片。肯尼迪總統看到這張照片後，驚駭不已。時任國務卿的迪安·臘斯克（Dean Rusk）擔心這張照片會「引起海外盟友不安，並讓敵人因此感到竊喜」。這張照片引起了國會的討論，成了人們茶餘飯後、學生課堂上的談資。有那麼一段時間，美國人似乎什麼都不談論了，只談論這張照片。就像一個記者說的，這是一張「會永遠燃燒的照片……那個瘦削、穿著考究的男孩兒的身子傾向那隻狗，他的雙臂無力地垂著，沉著地盯著前方，好像在說『咬我啊，我就在這裡』」。為消除那些在美國南部適用的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法律和政策，馬丁·路德·金和他的民權運動積極分子已經奮鬥了好幾年。因為有這些法律和政策，黑人很難甚至幾乎找不到工作，他們沒有選舉權，不能接受正規的教育，甚至不能和白人共用一個飲水機。突然間，局勢發生了變化。一年後，美國國會通過了《1964年民權法》，這是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法律之一。人們總是說《民權法》其實是「在伯明翰寫下的」。
2
1963年，馬丁·路德·金來到伯明翰。當時他的民權運動危機重重。他用了9個月的時間在佐治亞州奧爾巴尼領導反對種族隔離的抗議運動。奧爾巴尼距離美國南部200英里遠。他並未在奧爾巴尼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於是便灰心地離開了這個地方。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對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件的判決，是民權運動史上最偉大的勝利。當時，法院判決認為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措施是違反憲法的。然而，在案件判決過去約10年後，南部諸州的公立學校依然在實行種族隔離措施。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南方大部分州的州長都是立場中立的政客。他們希望人們可以尊重黑人。當時，亞拉巴馬州有一個名叫「偉大的吉姆」福爾松的州長，他總是說「人都是一樣的」。20世紀60年代初，所有持中立態度的州長都離任了。州議會落入支持種族隔離的強硬派手中。南方各州的民權運動似乎在倒退。
而伯明翰呢？伯明翰是美國種族隔離狀況最嚴重的地區，它被稱為「南部的約翰內斯堡」[43]。那裡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輛滿載民權運動積極分子的公共汽車正開往伯明翰方向，三K黨成員命令該車停靠在路邊，之後便向它開火。這一行動得到了當地警察局的默許。那些試圖搬進白人社區的黑人所居住的房子常被當地的三K黨成員轟炸。因為這種爆炸案太多了，伯明翰有了另外一個暱稱「爆明翰」。「在伯明翰，」戴安娜·麥克沃特在《帶我回家》（Carry me home）一書中寫道，「有這樣一種犯罪科學，防止犯罪（入戶盜竊、強姦等）的最好辦法就是走出去，開槍打死這些犯罪嫌疑人。（『不這樣做的話，事情會失控的，』警局的某個小隊長也許會這麼說，『你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伯明翰的種族公共安全委員「公牛」尤金·康納，身材較矮，長著一對大耳朵，聲如牛蛙。因為1938年的一件事，他進入了人們的視線。當時伯明翰城區正在舉行一個政治會議，白人和黑人各派代表參加。康納將繩子的一端繫在禮堂外草坪的某根樹樁上，繩子一直拉到了禮堂內的過道，並往下延伸。白人坐在繩子的一邊，而黑人坐在繩子的另一邊。這種做法響應了該市的種族隔離法律。當時參加會議的還有總統夫人埃米莉·羅斯福。但她坐「錯」了位置。康納的手下強迫她坐在白人那邊。（想想如果有人這麼對米歇爾·奧巴馬的話，會發生什麼事。）[44]康納早晨喜歡去市區的莫頓酒店打發時間，去喝100度的老祖父波旁威士忌。他常說「猶太人的內心完全就跟『黑鬼』一樣」之類的話。人們經常會拿伯明翰開玩笑，但其實這些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笑話：住在芝加哥的一個黑人早上醒來時告訴妻子，他夢見耶穌了，耶穌讓他去伯明翰。妻子極度恐懼地說：「耶穌說過要和你一起去嗎？」她的丈夫答道：「他說他要去孟菲斯。」
馬丁·路德·金到達伯明翰後，就和他的策劃團隊舉行了一次會議。「我必須告訴你們，」他說，「根據我的判斷，今天坐在這裡的有些人可能無法活著回來了。」他在房間裡走了一圈，給了每個人一份寫好的悼詞。後來，馬丁·路德·金的一個助手坦承他一點也不想來伯明翰：「當我在亞特蘭大的卡羅爾路吻別妻子和孩子時，我並沒有想到，我有可能永遠也見不到他們了。」
馬丁·路德·金並沒有什麼武器裝備，也沒有什麼勝算。他是一個十足的弱者。然而，他有一項優勢。就像大衛·博伊斯的閱讀障礙症和傑·弗賴雷克不幸的童年一樣，這看似是劣勢，實則是優勢。他來自一個總被當成弱勢群體的圈子。民權運動積極分子進軍伯明翰時，美國黑人已經花了好幾百年時間，學習如何在既沒有武器裝備也沒有勝算的情況下奪取勝利。他們學到了一些對付巨人的訣竅。
3
世界上有許多壓抑性文化，這些文化中都有一個「惡作劇精靈」的形象。在傳說和歌曲中，它是一種看起來無害的動物，靈活狡猾，能夠戰勝比它大很多的動物。在西印度群島上，奴隸們口中的「騙子」是非洲神話中的那只名叫安納西的狡猾的蜘蛛（Anansi）。[45]而在美國的奴隸們心中，「騙子」指的是那只有一條短尾巴的「貝爾兔」（Brer Rabbit）。[46]「兔子是最狡猾的動物。」一百年前，一個曾做過奴隸的人在和民俗研究學者的會談中說過：
它不是最大的動物，而是最狡猾的動物。它從陷阱裡出來的時候，會把另一隻動物拉到陷阱裡去。當它掉落深井時，它會大聲哭喊嗎？顯然不會。它會大聲地吹哨子、唱歌。一隻狼經過深井，聽到了它的聲音，狼低下頭看到了兔子。兔子說：「趕緊走。這裡沒法裝下兩隻動物。上面應該很熱吧，下面倒是很涼快。你為什麼不跳進水桶裡，感受一下。」這番話讓狼按捺不住，於是它跳進水桶裡……狼下去了，兔子上來了。每當兔子經過深井時，它便會笑著說：「這就是人生，有起也有落。」
在一則最著名的貝爾兔故事中，狐狸做了一隻塗有瀝青的玩偶來騙兔子。貝爾兔要去拿那個玩偶，卻被瀝青黏住了。它越努力要把自己和那只瀝青玩偶分開，就被黏得越緊。「狐狸，我不在乎你對我做了什麼。」兔子央求沾沾自喜的狐狸，「但是請不要把我扔在那片荊棘叢裡。」狐狸當然那麼做了。而生來就在荊棘叢裡打滾的兔子，就用荊棘將自己和玩偶分開，然後逃跑了。狐狸的詭計沒得逞，而兔子坐在附近的一根樹樁上，一臉勝利的表情，試圖「用刀片把頭髮上的瀝青弄掉」。
惡作劇精靈的故事帶有一種美好的願望——奴隸們夢想有一天他們能和那些白人平起平坐。但就像歷史學家勞倫斯·勒文所寫的，這些故事同樣也「具有痛苦的現實意義，它們教會人們如何在不利環境中生存並獲得勝利」。美國黑人寡不敵眾，力量上也處於弱勢。貝爾兔的故事中蘊含了這麼一個道理：如果弱者願意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他們是能在力量懸殊的戰爭中獲勝的。貝爾兔瞭解狐狸的某種性格，而恰巧狐狸並不瞭解自己的這種性格。兔子知道這隻狐狸居心不良，兔子害怕什麼，它就會迫不及待地做什麼。所以是狐狸掉進了兔子設計的圈套，兔子打賭狐狸一定無法容忍一隻比它小的動物來教它怎麼做。勒文指出，在美國黑人長期遭受迫害的過程中，他們已經深諳機智之道：
從19世紀奴隸制觀察者和白人主人留下的記錄中可以看到，有很多奴隸都會說謊、作弊、偷竊、裝病；他們喜歡遊蕩，假裝自己聽不懂主人的命令，會在棉花籃子裡裝石頭，以達到自己應該採摘的棉花重量；他們會破壞工具，燒掉主人的財產；會為了逃避工作而讓自己變成殘廢；他們不去管種植的那些農作物；他們虐待牲畜，主人因此覺得他們必須飼養一些效率低的騾子，而不是馬——因為騾子更能經受住奴隸們的虐待。
閱讀障礙患者通過發展出另一種技能來彌補自己缺失的閱讀能力。有時候，這種缺失其實是一種巨大的優勢。深處爆炸環境中，或者身為一個孤兒，這可以成為「僥倖脫險」的經驗，它能保護你不被徹底擊垮。而這兩種狀態也可能是「死裡逃生」的經驗，它能讓你變得更強大。這就是大衛的機會：看似是困難，實則是值得經歷的困難。惡作劇精靈的故事是第三種值得經歷的困難：當你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時候，你會發現一片意料之外的自由之地。惡作劇精靈學會了如何打破常規。
懷亞特·沃克（Wyatt Walker）是馬丁·路德·金領導下的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的執行主任。沃克一開始就在伯明翰工作，他將馬丁·路德·金手下一些戰鬥力薄弱的軍隊整編起來，以對抗種族主義者。馬丁·路德·金和沃克都清楚他們無法以常規的方式獲勝。他們無法在民意調查領域，在街上或者法庭上打敗「公牛」康納。他們不能跟他硬碰硬。他們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當成貝爾兔，然後讓康納將他們扔到荊棘叢裡。
「懷亞特，」馬丁·路德·金說，「既然你知道怎麼製造危機，那你就去製造一個危機出來，逼「公牛」康納露出底牌。」沃克的確這麼做了。懷亞特·沃克制造的那個危機就是那張照片——一名少年正被一隻警犬襲擊，他的身體前傾，雙手無力地垂著，彷彿在說「咬我啊，我就在這裡」。
4
懷亞特·沃克是馬薩諸塞州的浸信會牧師。1960年加入馬丁·路德·金的民權組織。他是馬丁·路德·金的左膀右臂；是活動組織者，也是解決問題的高手。他還是一個擅長搞惡作劇的人。他身材頎長，氣質優雅，聰明睿智，富有幽默感；嘴巴旁邊長有一撮像鉛筆尖一樣的小鬍子。每週三下午他都會去打一次高爾夫球。對他來說，女人都是迷人的寶貝兒，他常說「寶貝兒，我並不難相處。我只是有點完美主義傾向」。他在年紀輕輕時就加入了共產主義聯盟，他總是打趣地說，這是認識年輕女人的唯一方法。歷史學家泰勒·布蘭奇（Taylor Branch）寫道：「在大學裡，他總是戴著深色眼鏡，活脫脫就像一個托洛茨基[47]分子。」[48]有一次，他在弗吉尼亞州一個小鎮彼得斯堡布道時，帶著自己的家人和幾個隨從出入當地只允許白人進出的公共圖書館，意在讓政府以觸犯鎮種族隔離規定的罪名將他抓進監獄。你知道，他朝攝影師和記者揮手時，手上正拿著什麼書嗎？是美國南方白人英雄羅伯特·E·李的傳記。他是美國內戰時期的一位將軍，帶領聯盟軍打敗了奴隸制軍隊。這是典型的懷亞特·沃克作派。他很開心自己因為觸犯彼得斯堡種族隔離規定而被抓進監獄。同時，他也確信自己能夠揭開小鎮的內在衝突。
馬丁·路德·金、沃克和弗雷德·舒特爾沃斯組成了伯明翰的三巨頭。舒特爾沃斯曾長期領導伯明翰的民權運動，是當地的一位傳教士，是三K黨殺不死的人；馬丁·路德·金則是倡導者，親切且充滿魅力；沃克則是隱藏在背後的那個人。在伯明翰，很多「公牛」康納的手下都不知道沃克的長相。馬丁·路德·金和舒特爾沃斯脾氣比較平和；但沃克不是。「如果你惹到我了，我也不會對你客氣」——沃克這麼形容自己的行事風格。「我沒空說什麼『早上好，下午好，你感覺怎樣』之類的話。我們是來革命的，這才是頭等大事。」
一次，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發表演講時，一個體重達200磅的白人衝上舞台，掄圓了拳頭就朝馬丁·路德·金打過去。馬丁·路德·金的助手衝過去保護他。麥克沃特寫道：
人們震驚地看著馬丁·路德·金，因為他此時成了攻擊者的保護人。馬丁·路德·金熱情地握住了他的手。這時聽眾唱起了抗議歌曲。馬丁·路德·金告訴這名白人，他們的動機是正義的，暴力是一種自我貶低的行為，還說「我們終將勝利」。然後，馬丁·路德·金就像介紹一個意外來訪的客人一樣，把他介紹給了眾人。年輕人叫羅伊·詹姆斯（Roy James），24歲，紐約人，住在佐治亞州阿林頓的美國納粹黨宿舍。他在馬丁·路德·金的懷裡哭了起來。
馬丁·路德·金是道德絕對主義的擁護者，即使受到攻擊時，他也不會做出違背自己原則的事情。沃克則常說自己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他曾被一個「像山一樣的巨人」——身高6英尺6英吋，體重達260磅——襲擊，當時他正站在北卡羅來納州的某個縣政府大樓前面。沃克可沒有擁抱攻擊他的人，他起身反擊。每次攻擊者向他打來時，沃克就會滾到大樓的台階上。但他總是會起身，進行更猛烈的反擊。當他第三次倒下，就如他自己所說：「他抓住我，打得我幾乎失去意識。我又第四次起身。如果那時我帶著剃刀的話，我會剮了他的。」
在某個著名的夜晚，沃克、舒特爾沃斯和馬丁·路德·金三人正往蒙哥馬利的第一浸信會教堂走去，他們要去給那邊的1 500人布道。當時教堂外面聚集著一群憤怒的白人暴徒，他們威脅說要燒燬教堂。不出所料，馬丁·路德·金又站了出來，發表他的高尚演說。「拯救樓上那些人們的唯一方法，」他告訴另外兩個人，「就是我們向這些暴徒投降。」舒特爾沃斯一向沉著冷靜，他也同意了這個做法：「嗯，如果我們必須這樣做的話，那就做吧。」沃克呢？他看了看馬丁·路德·金，自言自語道：「這個人肯定是腦子壞了。」[49]（在最後一刻，聯邦的軍隊過來了，疏散了人群。）之後，沃克成了非暴力主義的擁護者。不過，他總給人這種感覺，即過於寬容並非人的本性。
「有時候為了完成工作，我會調整或者改變我的道德準則。我一向都注重結果。」他曾這麼說過，「我這麼做的時候是有意識的。我無從選擇。不過對付『公牛』康納可不是在處理什麼道德問題。」沃克喜歡捉弄康納。「我來伯明翰，就是來騎公牛的。」他一來伯明翰便這麼說，當時的他兩眼放光。他講話可能帶有些許南方口音。他對當地警方說，有「黑鬼」正前往某處舉行抗議活動——其實是他自己捏造出來的事情，但警察相信並採取行動了，於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有時候，他也會舉行遊行示威，但是他的遊行示威看起來不像遊行示威，他只會帶著人們一趟一趟地轉圈——穿過辦公大廳，又沿著小巷往下走，一直到把警察惹惱了才肯罷休。「哦，那真是一段美好的生活時光。」他說道，想起了自己在伯明翰的那些惡作劇。沃克知道，他不能把這些事告訴馬丁·路德·金，因為馬丁·路德·金肯定不會同意的。沃克就這樣做著自己的惡作劇。
「我想，像我這樣的黑人，應該都懂得看白人的臉色行事。」伯明翰運動後，沃克在一個冗長的採訪中對詩人羅伯特·潘·華倫（Robert Penn Warren）說道，「我們可以從語氣的細微差別中判斷出白人的心思。有時候他們會強調第一個音，有時候聲調又比較深沉，有時候聲音則比較尖銳。你知道的，一些發生在普通的、正常環境中的東西是沒有意義的，然而，有時它們也會具有某種極為深刻和鮮明的意義。」
華倫談到了美國黑人傳統中的惡作劇精靈的民間故事。這時，你可以從沃克臉上看到他那一抹狡黠的笑容。「對」，沃克答道，他正跟「主人」開一些「純粹的玩笑」，他說「你知道他想聽什麼，所以你就說什麼，而你的言外之意他卻捕捉不到」。
人們都稱馬丁·路德·金是「領袖」，而有時候，他們也會稱他為「上帝」。而沃克才是那隻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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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制訂的伯明翰運動計劃被稱作「C項目」——對抗運動（confrontation）。他們的陣地就在第16街的浸信會教堂，毗鄰凱利·英格拉姆公園，離伯明翰市區幾個街區遠。C項目共包括三個部分。前面兩場運動相比第三場運動，聲勢更浩大，也更刺激。起先是針對當地公司的靜坐示威。這是要吸引媒體目光，讓他們注意到伯明翰的種族隔離問題。晚上，舒特爾沃斯和馬丁·路德·金會領導黑人團體進行群眾集會，以保持他們的士氣。第二階段是聯合抵制市區企業，給白人團體施加財政壓力，讓他們重新思考自己對黑人顧客的所作所為。（比如，在社區商店裡，黑人不能使用洗手間或者更衣室，因為白人害怕接觸到黑人接觸過的那些物品和衣服。）第三個階段則是一系列遊行示威活動，以支持聯合抵制運動，並讓監獄人滿為患。一旦牢房不夠用了，康納就不能以抓一些抗議者的方式來解決民權問題了。他就得直接想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C項目是一個高風險項目。因為如果項目要起作用的話，康納就必須反擊。就像馬丁·路德·金說的，逼康納「亮出底牌」——讓全世界都知道他的醜陋面目。可是他們無法保證康納會進行反擊。馬丁·路德·金和沃克剛剛結束佐治亞州的奧爾巴尼運動。他們之所以失敗了，就在於奧爾巴尼的警察局長勞裡·普裡切特（Laurie Prichett）沒有落入他們的圈套。他吩咐警察局的同事，不要使用暴力或者超級武力。他友好而有禮貌。也許他對民權思想並未改觀，但他給予了馬丁·路德·金一份尊重。北方的媒體紛紛趕來奧爾巴尼報道這場白人與黑人之間的對抗。然而他們驚訝地發現，他們相當喜歡普裡切特。馬丁·路德·金後來被關進了監獄。第二天，監獄裡來了一個穿著考究的神秘人物——據說是普裡切特派來的——將他保釋出來了。如果你剛進監獄就被人保釋出來，你怎麼會是可憐的人？
普裡切特曾一度搬到市區的汽車旅館居住，這樣一旦發生任何暴力活動，他就可以及時制止。在與馬丁·路德·金進行漫長的協商期間，普裡切特接到了秘書拿過來的一封電報。多年後，普裡切特談起了這一插曲：
因為馬丁·路德·金先生問我這是否是一個壞消息，所以我……得看一下電報的內容。我回答他：「不是的，馬丁·路德·金先生。這天剛好是我和妻子結婚12週年的紀念日，所以她給我發了一份電報。」他說——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些話，這些話顯示了我們之間的相互理解——他說：「您剛才說今天是您的結婚紀念日？」我說：「是的。」接著我又說：「我至少有3周都沒回家了。」他說：「好吧，普裡切特局長，您今晚就回家吧，哦不，現在就回去。您應該去慶祝一下。我向您保證，從現在開始一直到明天，佐治亞州的奧爾巴尼不會再有任何事發生。您可以走了，帶您的妻子去吃頓晚餐，做一些想做的事。明天早上10點，我們再繼續協商。」
普裡切特沒有把馬丁·路德·金扔到荊棘叢裡。民權運動在這裡沒有希望了。沒過多久，馬丁·路德·金便收拾行裝離開了奧爾巴尼。[50]
沃克知道，在奧爾巴尼的民權運動失敗後，如果伯明翰的運動也失敗的話，那將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當時，絕大多數的美國家庭都會觀看晚間電視新聞。沃克極其希望能將C項目推到台前，讓其成為熱點晚間新聞。他也知道，如果人們認為運動的前景不明朗的話，那麼新聞媒體便會對它失去興趣，轉而去報道其他東西。
「一般來說，沃克就是要保證設定好一切，」泰勒·布蘭奇寫道，「如果顯示出他們的力量，來自外部的支持也會相應地增加。他們一開始就不能落後……沃克說，無論如何，伯明翰運動的規模一定不能比奧爾巴尼的小。也就是說他們要一次性把1 000人送進監獄，也許人數還要更多也說不定。」
在幾周的時間裡，沃克眼看著運動慢慢地失去了之前的勢頭。伯明翰的很多黑人都擔心因為自己被視作馬丁·路德·金的同夥，會被白人老闆解雇。其實有這樣的擔心無可厚非。4月份的時候，馬丁·路德·金的助手在教堂做彌撒時對700名群眾進行動員，但只有9個人願意和他們一起去遊行示威。隔天，馬丁·路德·金的另一位助手安德魯·楊（Andrew Young）又動員了一次，結果只有7個人願意去。當地保守的黑人報紙稱C項目「浪費人力物力，且毫無價值」。那些聚集在伯明翰，準備看白人和黑人對抗的記者和攝影師都有些不耐煩了。康納偶爾會抓人，但大部分時間只是不動聲色地觀望。馬丁·路德·金一直往返於伯明翰和亞特蘭大總部之間，這期間，沃克一直和他保持聯繫。「懷亞特，」馬丁·路德·金跟他說了好多次，「既然你已經找到方法了，那就讓康納露出底牌。」沃克搖搖頭：「領袖，我還沒找到方法。但我會去找的。」
棕櫚主日[51]那天民權運動終於有了突破。沃克和22名抗議者正準備出發。遊行示威由馬丁·路德·金的弟弟阿爾弗雷德·丹尼爾（被稱為A. D.）領導。「我們的群眾集會速度比較慢。」沃克說，「本來我們預計在2點半左右完成的，但一直到4點才最終完成。那時，群眾都知道我們要進行示威遊行了，於是紛紛跑上了大街。他們已經準備好要遊行了。當時共有1 000多人在這3個街區裡走動，邊上站滿了人，他們都在看。」
隔天，沃克打開報紙，想看看媒體的報道。他驚訝地發現記者完全搞錯了。報紙上說在伯明翰遊行的人有1 100人。「我打電話給金博士，跟他說：『先生，我做到啦！』」沃克回憶道，「『電話裡說不清楚，但我就是做到啦！』我們每天做的事就是延長集會時間，讓人們下午下班回家時更晚一些。這樣會造成一種錯覺，就像有1 000多人似的。我們只會在12點、14點、16點、18點時進行遊行。報紙上說我們有1 400人在遊行。」
這種情形就和龜鹿賽跑——最著名的「騙子」故事之一如出一轍。小龜狡猾地藏身於終點線，而讓自己的親戚去和小鹿比賽。這樣會給人一種錯覺，彷彿它一直都在跑似的。到達終點線的時候，它出現在小鹿前面，贏得了勝利。小鹿完全傻了。這隻小龜知道，對於小鹿來說，「所有的龜長得都一樣，壓根兒分辨不出哪個是真正的它」。
弱者必須要學會洞悉白人說話時語調的細微差別——他們是強調第一個音，還是用深沉的聲調，抑或尖銳的聲音在說話。他們能否生存就看他們的這項本事了。而強者就不需要看弱者的臉色了。小鹿輕視了小龜。對它來說，小龜就是一隻烏龜而已。伯明翰的那些精英階層就如小鹿。「他們只會視而不見……在這些白人的眼裡，」沃克興高采烈地解釋道，「他們不能區分出黑人示威者和黑人觀眾。他們只知道，那些人都是黑人。」[52]
康納是一個驕傲自大的人。他總是在伯明翰吹噓：「在這裡我們有自己的法律。」每天早上他都會在莫頓酒店喝波旁威士忌，他常說馬丁·路德·金「會搞死那些黑鬼」的。而此時的他看向窗外，望著他面前的一隻隻小龜。他震驚了。這想像中的1 000多名抗議者其實是在挑釁他。「『公牛』康納心想，不能讓這些人去市政廳。」沃克說，「我向上帝祈禱，希望他會一直來阻止我們……如果公牛讓我們去市政廳的話，伯明翰的運動也就失敗了。所以我祈禱他不要讓我們去市政廳。如果他打開市政廳的大門讓我們進去了，我們還能搞出什麼新花樣來？那也就沒有什麼運動、宣傳了。」所以，求求你，康納兄弟。不管你做什麼都好，就是不要把我們扔到荊棘叢裡。而康納還真的就這麼做了。
抗議的一個月裡，沃克和馬丁·路德·金都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伯明翰團隊中有一個叫詹姆斯·貝弗爾（James Bevel）的人，他和當地的學生共事，他吩咐學生要遵循非暴力抵抗原則。貝弗爾是一個擅長說謊的騙子。他個子高高的，禿頭，戴著小圓帽，穿著工裝褲；演講時令人著迷；他總要人們安靜地聽他說話。（麥克沃特說他是「蘇斯博士筆下的戰鬥分子」。[53]）4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一，他在郡上的所有黑人高中分發傳單：「週四中午請到第16街的浸信會教堂。不要門票。」城裡最受歡迎的電台音樂主持人——「花花公子」謝利·斯圖亞特（黑人）向他的聽眾傳達了類似的信息：「夥計們，公園裡要開派對啦。」[54]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聽到風聲，將消息傳達給了「公牛」康納。他下令，所有逃課的學生一律開除，但這無濟於事。孩子們成群結隊地逃課。沃克稱孩子們來的那一天為「進攻日」。
1點鐘，教堂的門打開了。馬丁·路德·金的助手將孩子們都放了出去。他們高舉著「自由」、「我願意為家鄉的土地而犧牲」的標語。他們唱著「我們會克服困難」，「我不會讓任何人改變我的想法」。而康納的警察正在教堂外面等著他們。孩子們紛紛跪下來祈禱，接著駛來了開著門的警車。又有12個孩子出來了。接著又是12個，12個，再12個——這時康納的人才發現，事態嚴重了。
一個警官認出了弗雷德·舒特爾沃斯。「嘿，弗雷德，這次你們叫了多少人？」
「至少也有1 000人。」舒特爾沃斯答道。
「哦，天哪」。
當天有600多名學生被關進監獄。
隔天是週五，是「雙進攻日」。這天有1 500名學生逃課，他們去了第16街的浸信會教堂。1點鐘，他們從教堂裡蜂擁而出。凱利·英格拉姆公園周圍的街道都被警察和消防員封鎖了。其實消防員來這裡並不奇怪。他們的救火車裡有高壓消防水管、水槍。自20世紀30年代初德國納粹黨上台時，水槍就一直是控制人群的主要工具。沃克知道，如果遊行示威的規模壯大的話，那麼他們就能在人數上，力壓伯明翰的警察。康納就會命人使用消防水槍，以驅散人群。他巴不得康納下令打開消防水槍。「伯明翰很熱，」沃克解釋道，「我告訴貝弗爾，盡量延長動員大會的時間。讓消防員在太陽底下曬曬。等到他們脾氣上來的時候，事情就成了。」
那些狗呢？康納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動伯明翰的犬牙團。[55]那個早春，康納在一場演講上發誓說用100只德國牧羊犬來對付民權運動的抗議者。「我要讓他們看看狗的厲害」，康納低聲咆哮著。而當時凱利·英格拉姆公園的事態發展已經完全失控。沒有人比沃克更開心了。他讓孩子們走上大街遊行，而康納卻想用德國牧羊犬來對付他們？馬丁·路德·金團隊裡的每個人都知道，如果有攝影師拍下警犬攻擊孩子的照片，事態會如何發展。
康納站在原地，眼看著孩子們離他越來越近。「別過來，」他說，「如果你們再往前，我們就拿水槍噴你們。」伯明翰的監獄已經滿員了。他沒法兒再抓人了。因為抓了也沒地方關。孩子們一直前進。消防員猶豫著是否要噴水。他們的職責並不是控制人群。康納轉身對消防隊長說：「要麼噴水，要麼滾回家。」消防員扳動「小水槍」，水閥打開了，水槍頓時噴出高壓水柱來。孩子們緊緊抱在一起，身子往後倒。水柱的力量扯破了示威者的衣衫，有些人還被衝到牆邊和門口。
而在教堂這邊，沃克已經開始讓孩子們往公園的另一頭走。他們成了另一隊前鋒。康納沒有消防車了。但是他下定決心，不讓任何一個示威者走進「屬於白人」的伯明翰。「把警犬帶過來」，康納下令道，他召集了8個犬牙團。「你怎麼不把那只最凶的老虎狗放出來？」康納朝著一個警察大喊大叫，「你怎麼不帶一條更凶的狗過來，這條狗不夠凶！」孩子們走得更近了。一隻德國牧羊犬朝著一個男孩兒撲了過去。男孩兒身子前傾，雙手無力地垂著，彷彿在說：「咬我啊，我就在這裡。」週六，這張照片上了國內各大報紙的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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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亞特·沃克的行為會讓你覺得不舒服嗎？康納第一次出動犬牙團時，當代民權運動的主將詹姆斯·福爾曼（James Forman）就和沃克在一起。福爾曼說沃克高興得跳了起來。「我們成功啦。我們成功啦。那些警察凶殘極了。」福爾曼看得目瞪口呆。沃克和他們每一個人一樣，知道伯明翰有多危險。馬丁·路德·金給每個人分發悼詞時，他就在房間裡看著。他看到抗議者被警犬襲擊時，怎麼能高興得上躥下跳？[56]
進攻日過後，馬丁·路德·金和沃克聽到了各方的議論。負責審訊被逮捕的示威者的法官稱，那些「誤導孩子們」，讓孩子們參加示威遊行的人「應該被關進監獄」。國會的演講台上，亞拉巴馬州的其中一個國會議員說利用孩子是「可恥的」。伯明翰的市長則說這些把孩子當成「工具」的人「不負責任」，「是一些沒腦子的煽動者」。黑人活動家馬爾科姆·艾克斯（Malcolm X），他致力於在任何領域消除種族歧視，是比馬丁·路德·金還要強調民權的一個人。他說「真正的勇士是不會把孩子送到前線的」。《紐約時報》發表社論，稱馬丁·路德·金陷入了「邊緣政策的危機之中」，《時代週刊》指責馬丁·路德·金將孩子當成「突擊隊」。美國司法部長羅伯特·E·肯尼迪告誡說，「學生參加街頭示威活動是一種相當危險的行為」，還說「如果有學生因此受傷、殘廢或者死亡的話，沒有人可以負得起這個責任」。[57]
週五晚上，也就是學生抗議活動的第二天，馬丁·路德·金在第16街的浸信會教堂，與那些在抗議活動當天以及前一天被逮捕的學生的家長進行了談話。他們都深知，在伯明翰做一個黑人是很危險、很羞恥的一件事。耶穌說他要去孟菲斯。他們的孩子此刻在「公牛」康納的監獄裡遭受痛苦，你能想像他們是什麼感受嗎？馬丁·路德·金站起來，試圖指明當前情形：「他們不僅能從水中站起來，甚至還能潛入水中！」他還說：「那狗呢？我來告訴你吧。我從小就被狗咬，無緣無故被咬。所以為了堅持自由而被狗咬，我是不會在意的！」
沒有人知道學生家長是否買賬。馬丁·路德·金突然話鋒一轉：「你們的女兒和兒子被關進監獄……不要擔心他們……他們正為他們的信仰遭受痛苦，他們所遭受的痛苦會讓這個國家變成一個更美好的國家。」不擔心他們？泰勒·布蘭奇寫到了一些關於監獄的傳聞——「真假都有」——「到處是大老鼠，睡的是硬邦邦的床，廁所總是滿的，還要被人毆打，進行粗暴的性病檢查」。本來一間小牢房就只能關8個人，卻一下關了75~80個學生。有些學生則被公共汽車運送到周圍有柵欄的露天市場裡關押，那裡沒有食物也沒有水；下暴雨時，只能任憑雨淋。馬丁·路德·金是怎麼回答的？「監獄生活可以幫助孩子改掉不良的生活習慣，」他輕鬆地說，「如果他們想要書的話，我們可以帶一些書給他們。我每次進監獄時都會抓緊時間讀書。」
沃克和馬丁·路德·金為拍到德國牧羊犬攻擊男孩的那張照片費了不少勁。為此，他們需要玩一個複雜的騙人遊戲。一方面，他們要做給「公牛」康納看，讓他錯誤地以為遊行示威的人數有那麼多——多達實際人數的百倍；另一方面，他們要做給媒體看，當「公牛」康納讓警犬襲擊抗議者時，他們要假裝震驚——而其實他們暗地裡高興得又叫又跳。在面對那些被他們當成炮灰的孩子的父母時，他們要說冠冕堂皇的話——「公牛」康納的監獄是一個可以讓孩子們抓緊時間讀書的好地方。
我們不應該對此感到震驚。沃克和馬丁·路德·金還有其他選擇嗎？每個西方國家的孩子都知道烏龜和兔子的故事。在故事中，烏龜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最終打敗了兔子。這是一個適當且有力的教訓——然而這種情況只發生在這樣的世界裡：烏龜和兔子遵循同一個遊戲規則，每個人的努力都可以得到回報。在一個不公平的世界裡——沒有人會認為1963年的伯明翰是公平的——烏龜只好出動它的親戚，讓它們頂替它去和小鹿賽跑。騙子並不是天生的騙子。他迫不得已才做了騙子。在另一場偉大的民權運動中——發生在兩年後的亞拉巴馬州塞爾馬，一個來自《生活》雜誌的攝影師為了幫助那些被警察毆打的孩子而放下了自己的攝影機。而後他受到了馬丁·路德·金的責備：「因為你沒有把這個畫面拍下來，所以人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並不是冷血，只是你當時該做的就是拍下那些被毆打的人，這件事比你去幫他們反擊重要得多。」他需要那張照片。人們都責備他們利用了孩子。弗雷德·舒特爾沃斯對此事做出了最好的回應：「我們只是利用了我們得到的一切。」
一個閱讀障礙患者，如果他想成功，他也只能像馬丁·路德·金他們那樣做。這就是所謂的「不隨和」。加裡·科恩跳進出租車，假裝自己很懂期權交易。顯然，很多成功的閱讀障礙患者都有相似的經歷。好萊塢的製片人布萊恩·格雷澤大學畢業後，在華納兄弟製片廠招商部做了3個月的實習辦事員。當時他就推著車到處走。「我和兩個工會的幹事共用一間辦公室，」他回憶道，「我的上司曾為傑克·華納工作過。他馬上就要離職了。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也就是在這間大辦公室裡，我對他說，『我能用這個辦公室嗎』。那間辦公室比我今天的辦公室還大。他說：『可以，用吧。』於是這間辦公室就成了布萊恩·格雷澤的辦公室。我可以在一個小時內完成8個小時的工作。我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在辦公室裡接觸到了所有法律合同、商務合同、華納兄弟提交的處理意見——知道了他們成功的原因以及一些經過深思熟慮的東西。在那一年，我汲取了很多關於電影業的知識和信息。我每天都會打電話給別人。我說『我是布萊恩·格雷澤，我在華納兄弟招商部工作。我想要見你』。」
後來，他被解雇了，不過這事發生在他把3個月的實習期延長到1年，並賣了兩個點子（一個5 000美元）給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之後。
格雷澤和科恩，這兩個患有閱讀障礙的門外漢，他們玩了一個小把戲。他們通過糊弄人們，得到了那些離他們最近的職位。出租車裡的那個男人覺得，假如科恩不懂得期權交易的話，他不知道自己認識的人裡還有誰懂。如果布萊恩·格雷澤不打電話告訴人們他是來自華納兄弟的布萊恩·格雷澤，他可能僅僅是那個在華納兄弟推著車、分發信件的布萊恩·格雷澤。他們做了不「適當」的事，而馬丁·路德·金他們利用孩子去對付警犬也同樣不「適當」。但是我們要記住一點，我們認為的適當的定義並不那麼簡單。特權階層為了阻止外人入內，只要把門關上就可以了——但適當的定義沒那麼簡單。大衛沒什麼可輸的。正因為他沒什麼可輸的，他才有權利選擇是否遵循別人制定的規則。因此，那些與我們稍有區別的有頭腦的人們，他們能夠成為期權交易員，能成為好萊塢製片人；因此，那一小部分沒有武器裝備的抗議者，可以憑他們的聰明才智獲得戰勝「公牛」康納這類人的機會。
「我還認為自己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動物。」迷惑的小鹿在賽後說道。在比賽中，小龜使了一些手段，這些手段足夠讓它被世界上的任何一場比賽所驅逐。「也許你看起來是，」小龜答道，「但我比你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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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哈德森那張著名照片中的男孩兒名叫沃爾特·加茲登（Walter Gadsden）。他是伯明翰帕克高中二年級的學生，15歲，身高6英尺。他並不是示威者；他只是一個觀眾。他來自一個保守的黑人家庭，他們家族在伯明翰和亞特蘭大擁有兩家報紙公司。這兩家報紙公司都曾尖銳地批評過馬丁·路德·金。那天下午加茲登逃課是為了去看凱利·英格拉姆公園的示威遊行。
照片中的警察叫迪克·米德爾頓（Dick Middleton）。他是一個謙遜、矜持的男人。「警犬隊，」麥克沃特寫道，「經常會襲擊一些無辜人士，結果是，人們常常會進行反擊。警犬員也並非種族歧視人士。」那條狗名叫萊歐。
現在來看看背後那些看熱鬧的黑人。他們不是應該感到震驚或者害怕嗎？他們既不震驚也不害怕。接下來再看看米德爾頓手上的那條皮帶——繃得緊緊的。彷彿他很努力地要拽住萊歐。再看看加茲登的左手——他抓住了米德爾頓的前臂。看看加茲登的左腿——他正在踢萊歐，沒錯吧？加茲登後來說他從小和小狗一起長大，因此他知道該如何保護自己。「我本能地抬起膝蓋，對著警犬的臉。」他說。加茲登並不是示威者，他的身子只是被動地前傾，好似在說「咬我吧，我就在這裡」。他一直在讓自己鎮定下來，他的一隻手抓著米德爾頓的胳膊，這樣他就能踢出更有力道的一腳。後來，人們說加茲登踢碎了警犬的下巴。哈德森拍攝的照片完全不是人們想像中的那個樣子。它倒是有點像貝爾兔的騙局。
你只能利用你得到的一切。
「當然，有人被警犬襲擊了。」20年後，沃克如此說道，「應該至少有兩三個。不過，一張照片勝過千言萬語。」[58]
[43] 約翰內斯堡是南非最大的城市。該市的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情況很嚴重。——譯者注
[44] 在威廉·納內利（William Nunnelley）撰寫的關於康納的傳記《公牛康納》中，他指出，伯明翰城市區號369的真正意義就是禁止人們在同一個房間為「白人和有色人種」提供服務，除非他們在入口設立一塊7英尺高的隔牆，將兩者的入口隔開才可以。
[45] 我母親是西印度群島人，小時候大人們就給她講安納西的故事。我們小時候，她又把這個故事告訴了我和我的兄弟們。安納西是一個流氓，為了自己的私慾，他欺騙、犧牲了自己的孩子（他有許多孩子）。我母親是一個正統的牙買加婦女。在講安納西的故事時，她看起來頑皮極了。
[46] 在《黑人文化和黑人意識：從奴隸制到自由的美國黑人思想》（Black Culture and Black Consciousness:Afro-American Folk Thought from Slavery to Freedom）一書中，勞倫斯·勒文（Lawrence Levine）寫道：「這隻兔子，就像奴隸們所說的那樣，它被迫要去做一些不得已的事情。它的尾巴很短，它擁有一定的智力——它有能力——這些就足夠了。它聽他們的話，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它可能會因此身敗名裂，但是至少它能活下來，甚至征服敵人。」
[47] 托洛茨基，俄國與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之一，自視為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其政治信仰與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有很大不同。斯大林視托派為最可怕的敵人。斯大林執政後，托洛茨基於1927年被流放，1940年被暗殺。——譯者注
[48] 歷史學家泰勒·布蘭奇這麼描述沃克：「沃克性格暴躁。20世紀40年代，他在新澤西高中讀書。他聽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說，想要擁有自由和平等的話就要參加紅色政黨，於是他成了紅色政黨的一員。沃克迅速地加入了共產主義聯盟。高中時，他曾寫了一份美國蘇維埃型經濟的五年計劃。他還夢想有一天可以實行一次精密的暗殺行動，殺死那些種族主義者。」
[49] 沃克接著又說了一句話：「我們向那些暴徒投降，不就剛好順了他們的意。就讓他們把我們打死算了。」
[50] 事實上，普裡切特曾到過伯明翰，他告訴「公牛」康納要提防馬丁·路德·金和沃克。他想教康納對付這些民權運動的騙子。但是康納根本沒聽進去。「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當我們走進他的辦公室時，」普裡切特回憶起往事，「他背對著我們……坐在一張巨大的辦公椅上。當他轉過身時，我們看到了一個身材矮小的男人，你應該知道我說的是什麼。他的聲音很有力，他告訴我那天他們停課了……什麼『他們可以打打高爾夫球，不過我們用混凝土把球洞堵住了。他們沒辦法把球打進洞裡』。聽了這些話，我大概知道了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51] 棕櫚主日又譯為聖枝主日。指復活節前的星期日。——譯者注
[52] 這是沃克行事的精妙之處。有一次，伯明翰當局向法院申請針對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的禁令。這意味著沃克必須得出庭。問題是：如果沃克出庭了，他如何去領導民權運動？後來，沃克去法庭報到了，之後每天都由他人頂替他去法庭報到。有什麼行不通的呢？他說：「你也知道，黑人長得都一樣。」
[53] 蘇斯博士是希奧多·蘇斯·蓋索的筆名。他是美國作家及漫畫家。——譯者注
[54] 斯圖亞特是伯明翰的名人。美國黑人青年都收聽他的節目。他傳達給聽眾的信息的後半部分是「帶上你的牙刷，因為他們會給你們提供午餐」。「牙刷」是一句暗語，真正的意思是：「盛裝出席，準備好在監獄裡待上幾個晚上吧。」
[55] 犬牙團是指由狗組成的警察局的特殊部隊，也被稱為K-9組。——譯者注
[56] 福爾曼寫道：「當看到凶殘的警察襲擊無辜的人民時竟然那麼開心，這種行為看似十分冷血，殘酷無情……不管他的初衷是什麼，他都不應該這樣！」
[57] 馬丁·路德·金在決定是否利用孩子之前，進行了漫長而又艱難的思考。詹姆斯·貝弗爾一直在嘗試說服他。最終，他做出了一個決定：如果一個孩子已經到了入教的年齡，他可以為自己的生命和靈魂做決定了，那麼他就可以為自己的生命和靈魂去鬥爭。在浸信會的教義中，一旦你到達入學年齡，你就可以入教。這就意味著馬丁·路德·金同意利用六七歲的孩子來對付「公牛」康納。
[58] 另有一些著名的照片，拍攝的是被康納的消防水管襲擊的抗議者。沃克對這些照片做出了類似的解釋。他說照片裡的人和加茲登一樣都是觀眾，並不是示威者。他們整個下午都站在第16街的浸信會教堂外面，那天就和伯明翰典型的春日一樣，很潮濕。他們覺得很熱。「他們在公園裡集會時選的是一個陰涼的地方。消防員分別從公園的兩個角落進行噴水，一個位於第5街，一個位於第6街。當時的感覺就像羅馬假日，充滿了節日氣氛。觀眾們並不憤怒，只是他們已經等了很長時間，天漸漸黑了。於是，有人拿起了一塊磚頭，因為他們知道，事實上，他們當時在說，『趕緊噴水，趕緊噴水啊』。那個人扔磚頭的時候正好被「公牛」康納看到了，於是他讓消防員打開水閥向人群噴水。所以那些人只是來欣賞水柱的。在這些著名的照片中，他們手拉著手，就像在嬉戲一樣，他們試圖站起來（莫名其妙），他們中有些人被水柱擊倒了。於是他們放棄了，又跑回去，之後就在街上摔倒了。接著，另一個角落的水閥也打開了，這次黑人（莫名其妙）跑向了那些水管。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節日。這場節日的狂歡持續了幾個小時。這真的就是一個玩笑，大家心情很好，也都沒什麼惡意。人們對那些黑人觀眾並沒有多少尖酸刻薄的批評。而你知道，對我來說，這又是改變態度的另一個時機。當黑人被警察又或者是水管嚇唬時，他們卻完全輕視警察。他們就是開個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