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傑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1
在傑·弗賴雷克很小的時候，他的父親突然過世了。弗賴雷克一家是匈牙利移民，在芝加哥經營一家餐館。當時是1929年，股市崩盤之後，他們失去了一切。「我的家人在浴室找到了我父親，」弗賴雷克說，「我想他是自殺的，因為他覺得孤獨。他之所以來芝加哥，是因為他哥哥在這裡。股市崩盤後，他哥哥就離開這裡了。他還有妻子和兩個孩子，但身無分文，餐館也沒了。他一定非常絕望。」
弗賴雷克的母親在一家血汗工廠做事，負責縫製帽簷。一頂帽子可以賺2美分。她的英語不怎麼好。「她一天要工作18小時，一周工作7天，因為這樣她才能賺到足夠的錢支付公寓的租金，」弗賴雷克接著說，「我從沒見過她。我們的公寓位於洪堡公園西側，邊上就是貧民窟。因為她不能把兩個幼兒（一個2歲，一個5歲）單獨留在家裡，所以就找了一個愛爾蘭移民女子來照顧我們，並給她提供食宿。從2歲開始，這位愛爾蘭幫傭就成了我的家長。我們都很喜歡她，把她當成我的媽媽。在我9歲時，我母親碰到了一個匈牙利男人。那人失去了他的妻子，只有一個兒子。我母親嫁給了他。這是一樁權宜婚姻。那個男人不用親自照顧自己的兒子，而我的母親身邊也缺少一個人。那個男人尖刻，很乾癟。我母親辭了血汗工廠的那份工作，回到家中，他們再也請不起愛爾蘭幫傭了，就把她解雇了。他們解雇了我的媽媽。我永遠也不會原諒我母親的做法。」
他們一家搬到了另外一套公寓。他們每週只能補充一次蛋白質。弗賴雷克還記得他挨個商店去找4美分一瓶的牛奶的情形。正常的一瓶牛奶都要5美分，但他們買不起。他一整天都在街上閒逛。他學會了偷東西。他和姐姐並不親近。她看起來特別嚴肅，且很守規矩，一點兒也不友好。他不喜歡繼父。最終這段婚姻還是沒能維持下去。他也不喜歡自己的母親。「她的思想都被那個血汗工廠毀了，」弗賴雷克說，「她讓人覺得憤怒。她嫁給了這個醜陋的、帶著拖油瓶的男人；那個掛名哥哥奪走了我一半的東西；她還解雇了我的媽媽……」他的聲音漸漸變小了。
弗賴雷克坐在桌子旁邊，穿著一件白色的外套。他說的都是些很久之前的事，然而卻讓人有種錯覺，彷彿那些事剛剛發生不久。「在我印象中，我母親從來沒有抱過我，或者親過我。她從來都沒提過我父親。我不知道我父親對她好不好。我真的從沒聽過她說起他。你問我是否想過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不止想過，我總是在想。我有一張他的照片。」弗賴雷克轉了下椅子，坐到電腦面前，打開圖片文件夾，點擊了其中一個文件。那是一張20世紀早期的照片，那個男人看起來跟弗賴雷克很像。「這是我母親擁有的唯一一張他的照片。」照片的邊緣參差不齊，是從某張更大的家族照片中剪下來的。
我問起那個養育他的愛爾蘭幫傭。她叫什麼名字？他停頓了一下，他說話時很少停頓的。「我不知道。等一下那個名字會突然跳出來的，我確定。」他平靜地坐在那裡，神情專注。「我姐姐應該會記得，我母親也應該記得。但是她們都已經不在人世了。我的親人幾乎都去世了，除了我的兩個堂弟。」他又停了一會兒，「我想叫她瑪麗。也許她就叫這個名字。可我的母親也叫瑪麗。我一定是搞錯了……」
我們進行這段談話時，弗賴雷克已經84歲了。但若因此把年齡和記憶缺失聯繫起來，你就錯了。傑·弗賴雷克並沒有出現記憶缺失的症狀。在某個春天，我對他進行了第一次採訪，6個月後我又進行了第二次採訪，在之後的每一次採訪中，他都能準確無誤地說出時間、名字和事實。如果他說到一些自己曾提到的細節時，他會停下來，說一句：「我記得我之前跟你說過了。」他之所以忘記了那個養育他長大的女人的名字，是因為那些年對他來說太痛苦了，於是大腦便把那些記憶都藏了起來。
2
「二戰」發生後的幾年，英國政府憂心忡忡。只要一發生戰爭，德國空軍就會對倫敦發動猛烈的空襲，英國軍隊的指揮官相信他們逃不過這一劫。當代最重要的軍事理論家之一巴茲爾·利德爾·哈特（Basil Liddell Hart）曾做出預測，在德國空襲的第一周，倫敦的傷亡群眾可達到25萬人。溫斯頓·丘吉爾說倫敦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目標，她就像一隻肥大又有價值的母牛，被當作抓野獸的誘餌」。他曾預言，面對空襲，倫敦人民會感到彷徨無助，大約會有三四百萬的倫敦人逃到鄉下。1937年，戰爭前夕，英國軍隊的指揮官發佈了一份報告，報告中預測了傷亡人數：德軍持續地空襲將造成60萬人死亡，120萬人受傷，並會引起人們的極度恐慌。市民會因此拒絕工作。工業生產會慢慢停滯。面對德軍，英國軍隊幾乎沒有還手之力。而早在抵抗敵人之前，他們就先被徵調去維護秩序，穩住幾百萬的恐慌群眾了。國家領導人考慮在倫敦建立一個巨大的地下防空洞網，但他們最終放棄了這個計劃，因為他們害怕如果真的這樣做了，民眾就再也不願意走出防空洞了。他們在市區外建造了一些精神病院，因為他們預計會有許多民眾因戰爭傷亡而患上心理疾病。報告指出：「任何一個機會都會讓我們輸掉這場戰爭。」
1940年秋，英國人早就預料到的襲擊終於來臨。在8個多月的時間裡（進行了連續57天的轟炸），德軍飛機盤旋在倫敦上空，扔下了上萬顆高能炸彈，引起了100多萬場火災。4萬人因此喪生，另有4.6萬人受傷。100萬棟建築因此被炸毀，或有不同程度的損傷。在倫敦東區，所有的街區都成了廢墟。英國政府官員害怕的事都發生了——除了一件事：他們錯估了倫敦人民的反應。
預料中的恐慌並沒有降臨倫敦。建在倫敦郊區的那些精神病院成為軍用醫院。因為沒有人需要住精神病院。空襲開始時，大批的婦女和兒童都被疏散到鄉村去了。而那些需要留在城市的人大部分都留了下來。閃電戰持續時期，德國的空襲越來越頻繁，英國當局驚訝地發現人們不僅擁有面對爆炸的勇氣，還在想辦法進行一些反擊。「1940年10月，我開車去了倫敦東南部。那裡剛剛遭受了一系列空襲。」一個英國的精神病醫生在戰後寫道：
大概每100碼就能看到一個炸彈坑，或是房子、商店的殘骸。警報汽笛響了，我想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一個修女緊緊地抱住她手裡的那個孩子，急急忙忙地跑著。好像只有我和她好像聽到警報汽笛響了。小男孩兒們還在路上玩；顧客還在討價還價；一個警察正在指揮交通，臉上一副百無聊賴的神情；那些騎自行車的人無視死神和交通規則，逕直騎了過去。我視野範圍內的任何一個人都沒有抬頭看天空。
我想你應該也會認為，這一切令人難以置信吧。閃電戰是一場戰爭。那些爆炸的炸彈彈片飛得到處都是，隨時都有可能致命。每天晚上都有街區因為這些燃燒彈而發生火災。100多萬人因此流離失所。郊外的臨時避難所一到晚上就有成千上萬的人擠在那裡。而外面，頭頂上盤旋的飛機發出的噪聲、爆炸聲、防空槍的卡嗒聲、救護車的警報聲、開火聲、警報汽笛聲和各種噪聲此起彼伏。一個有關倫敦人民的調查結果顯示，在1940年9月12日的晚上，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睡覺，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說他們只睡了不到4個小時。如果紐約有一棟辦公樓被炸成廢墟，而這種轟炸並不只是一時的，而是持續了兩個半月，你能想像紐約人的反應嗎？
對倫敦人反應的一個典型解讀就是這是一種英式的「堅定沉著」——其實說的就是英國人那種堅忍的品質。（毫不意外，這也是英國人最喜歡的一種解讀。）然而，具有堅忍性格的又何止英國人。其他國家的人民在面對爆炸時，也表現出了驚人的耐力。顯然，爆炸並沒有造成預料中的那種後果。原因何在？一直到戰後，加拿大精神病專家J·T·麥克迪（J.T.MacCurdy）才在《士氣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Morale）一書中解開了這個疑惑。
麥克迪指出，當炸彈落下來時，受到影響的人們可分成三種。第一種是被炸死的人，他們是那些體驗過炸彈威力的人，顯然，炸彈是一種最具破壞性的武器。但就如麥克迪所說的（這些話或許有些冷血），「一個群體的士氣依賴於那些活著的人，所以從這點看來，那些被炸死的人無關緊要。照這種方法理解的話，事實也就顯而易見了，死屍不會造成恐慌蔓延」。
他將第二種稱為僥倖脫險的人：
他們曾感受過炸彈的威力，目睹了炸彈帶來的毀滅性後果，他們害怕大屠殺。也許有的人受傷了。但他們具有強烈的求生意志。這種「強烈的意志」是爆炸所帶來的恐懼的加強型反應。這種反應很可能導致「震驚」，這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包括目擊恐怖場景引起的任何反應，如暈眩、目瞪口呆等等。
第三種是遠離災難的人。這些人聽到了警報，看到了頭頂上盤旋著的敵人的轟炸機，還聽到了爆炸的聲音。不過這些炸彈炸的是其他街或隔壁街區。他們對於轟炸襲擊後果的看法與第二種人的看法完全相反。他們活下來了。第二次或第三次發生爆炸時，麥克迪寫道，他們「興奮，因為他們覺得自己不會受傷」。僥倖逃脫會讓人受到皮外傷；遠離災難地點則會讓人覺得自己不可戰勝。
在那些經歷過閃電戰而活下來的倫敦人的日記和回憶錄中，能看到無數這樣的例子。下面就是其一：
當聽到第一聲警報時，我就趕緊帶著孩子躲到花園的防空洞裡去了。我想我們要被炸死了。結果一陣清風吹過，什麼事也沒有發生。當我們從防空洞裡出來的時候，我很確定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傷得了我們。
再看看下面這個。是一個年輕女人寫的，她家的房子因為附近的爆炸而搖晃不止：
我躺在那裡，心裡有種難以言喻的幸福和勝利感。「我被炸彈炸到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對自己說。就好像我正在試穿一條新裙子，看它是否合身一樣。「我被炸彈炸到了！……我被炸彈炸到了！——是我！」
昨天晚上又有很多人被炸死或炸傷了，說起來真悲傷。但是我長這麼大，還從沒感受過這麼純粹和完美的幸福感。
所以為什麼倫敦人不害怕閃電戰？因為這個大都市裡共有800多萬人，而死亡的只有4萬人，受傷的只有4.6萬人，這說明那些遠離災難的人——因炸彈襲擊而具有勇氣的人，比那些受了外傷的僥倖逃脫的人多。
「我們所有人都不只會害怕，」麥克迪接著寫道：
我們也會因為害怕而害怕，而克服恐懼會讓我們產生狂喜的情緒……我們害怕自己會在遭受空襲時變得恐慌。而當空襲真的發生時，我們卻會因為風平浪靜的環境而感到竊喜，現在我們安全了，之前的擔心與害怕與現在的寬慰形成了強烈對比；這種安全感會產生自信，這就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勇氣。
在閃電戰期間，曾有人問一個紐扣廠的中年工人，他是否願意去鄉村躲避空襲。他曾在家門口經歷過兩次空襲。而他和妻子始終安然無恙。他拒絕去鄉村。
「什麼？那樣不就沒辦法經歷這麼刺激的事情了？」他大聲喊道，「那裡又不是一定安全！不要再跟我提這個事了！永遠也不要。」
3
「值得經歷的困難」理論說明並不是所有的困難都是負面的。閱讀量少會成為一種真正的障礙，除非你是大衛·博伊斯——能將這種障礙變成優勢，讓自己變成一個極好的聽眾；或除非你是加裡·科恩——因為有這種障礙，而有勇氣去抓住一些從沒遇到過的機會。
麥克迪的士氣理論也是一種「值得經歷的困難」理論，只不過外延更為寬泛。德國襲擊倫敦之所以會讓溫斯頓·丘吉爾和英國軍隊感到如此憂慮，是因為他們都認為類似爆炸這樣的慘痛經歷給每個人造成的影響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就是，僥倖脫險的人和遠離災難的人受傷程度不同。
但在麥克迪看來，閃電戰證明了一個事實：慘痛的經歷會給人們造成兩種完全不同的影響。這類經歷在深刻傷害某個群體的同時，也讓另一個群體變得強大。那個紐扣廠的工人和自家房子因爆炸搖晃的年輕女人都因為他們的經歷變得更強大了。對吧？他們處在戰爭中，他們無法改變這個事實。但在殘酷的戰亂時期，他們可以選擇不害怕，繼續過他們的生活。
閱讀障礙就是這類經歷的一個典型事例。很多存在閱讀障礙的人都沒想過做些什麼去彌補他們的缺陷。有很大一部分患者後來都進了監獄，比如，那些無法完成最基本學習任務的人，他們被這類失敗壓垮了，於是就開始做一些出格的事；而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如加裡·科恩和大衛·博伊斯等，這類神經功能障礙帶來了完全相反的影響。閱讀障礙給科恩的生命打開了一扇窗戶，讓他遠離了坐牢的悲劇和焦慮的心情。當然了，這與他本身的條件也有關。他很聰明，而且家裡有條件支持他，他還有一點小運氣；因為擁有足夠的資源，所以他可以挺過疾病帶來的負面影響，最終成為一個更強大的人。我們常常會犯英國人那樣的錯誤，斷然認為那些恐怖、慘痛的經歷都只會帶來一種影響。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這種經歷會帶來兩種影響。現在，我們再來說說傑·弗賴雷克和那段他不允許自己記住的童年。
4
在傑·弗賴雷克9歲那年，他的扁桃體發炎了，身體十分虛弱。當地的醫生羅森布魯姆先生來到他們家居住的公寓，為他切除了發炎的扁桃體。「在那些年裡，我從沒見過男人。」弗賴雷克說，「我認識的只有一個女人。如果你看到一個男人，他渾身髒兮兮的，還穿著工裝褲，你會想認識他嗎？但是羅森布魯姆先生不是這樣的——他穿著西裝，打著領帶，看起來高貴而友好。於是我從10歲開始夢想要當一位著名的醫生。我以前從沒想過任何有關職業的東西。」
上高中時，弗賴雷克的物理老師告訴他，他也可以上大學，這給他的生命帶來了一縷陽光。「我問老師：『我該怎麼做？』他說『如果你有25美元的話，我想你應該就能去上大學了』。那是1942年，經濟情況已經比之前好多了。但人們還不是很富裕。25美元不是一筆小數目。我甚至在想，我母親應該也沒見過這麼多錢。我跟她說這事的時候，她只是跟我說『看看我能幫上什麼忙吧』。幾天後，她露面了。我母親找到了一個匈牙利婦女，她的丈夫死了，留給她一筆錢。然後她就給了我母親25美元。很巧。我母親沒把錢留著，而是給了我。所以我才變成了現在的樣子。當時我16歲，對一切都很樂觀。」
弗賴雷克從芝加哥乘火車去了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所在的烏爾班納市。他在一套公寓裡租了一個房間。為了賺取學費，他去女生聯誼會所當服務員。這份工作提供的額外福利，就是能吃到剩菜剩飯。他成績很好，後來被該校醫學院錄取了。之後他便開始在庫克郡醫院實習。這家醫院是芝加哥大型公立醫院。
在當時，醫生被認為是屬於上流社會的職業。醫生的社會地位很高，當醫生的主要都是些中上階層人士。而弗賴雷克不是。雖然現在弗賴雷克已經80多歲了，但他仍然令人望而生畏。他身高6英尺4英吋，胸脯和手臂依然壯實。他身軀龐大，頭也很大，因此看起來就更高大了。他很健談，講話流暢，語速緩慢，聲音洪亮。因為他是芝加哥人，所以有時候講話會穿插出現一些重音。講到重點的時候，他便習慣喊出來，握拳捶桌子。記得有一次，他把一個玻璃會議桌給捶碎了。（接著發生什麼事情了？據說那是有史以來弗賴雷克唯一一次沉默不語。）
那時，他正同一個女孩兒約會。女孩兒家庭條件比他家好很多。她舉止優雅，高貴時髦。而弗賴雷克是一個來自洪堡公園的粗壯大漢。他的體形，還有聲音，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大蕭條時代的匪徒。「她帶我去聽交響樂。那是我第一次聽古典音樂。」弗賴雷克沉浸在回憶裡，「在認識她之前，我從沒看過芭蕾舞表演，也從不看戲。我母親買的那台小電視是我唯一的學習來源。在家裡，我沒受過什麼教育，什麼文學、藝術、音樂、舞蹈，統統都沒有，有的只是食物。我只知道自己不能被殺死或者被打倒。我完全就是一個原始人。」[28]
弗賴雷克是波士頓的一名血液科助理研究員。他在當地應徵入伍，選擇在華盛頓郊外的國家癌症研究所服兵役。據說，他是一位出色的醫生，工作時特別投入，總是最早一個到醫院，最後一個離開醫院。不過他仍然是暴脾氣。他沒有耐心，也不友善。弗賴雷克的一個同事，至今仍記得他對弗賴雷克的第一印象：「看起來像是一個巨人，打電話時又喊又叫的。」另一個同事則說：「他完全壓抑不住自己的情緒。他總是想什麼就說什麼。」他當醫生這些年，總共被開除過7次。第一次是在芝加哥長老醫院實習時，他公然與護士長對抗。一個曾與弗賴雷克共事的醫生說，有一次弗賴雷克偶然發現自己所帶的一個住院醫生犯了一個基本錯誤——他忽略了一個細微的實驗檢查結果。「病人死了，」那個醫生說，「不過不是因為那個錯誤。但是傑·弗賴雷克就在病房裡，當著五六個醫生和護士的面，朝他大喊大叫，說他是兇手，那個年輕小伙子頓時就崩潰了，泣不成聲。」弗賴雷克的朋友說起他的時候總會說「但是」。我愛他，但是我們有一次差點兒打起來了。我邀請他來我家，但他卻羞辱我的妻子。「一直到今天，弗賴雷克都是我最親密的朋友之一。」伊萬·賀什說道。他是一位腫瘤學家，剛開始當醫生時就和弗賴雷克共事了。「我帶他去參加我們的婚禮和受誡禮[29]。我像愛父親一樣愛他。不過那時候他就像一隻老虎。我們曾經發生過幾次嚴重的口角。我曾經連續好幾周都不跟他說話。」
弗賴雷克的這些行為是不是特別出人意料？要知道，大多數人都不會把自己的同事說成是「兇手」的，因為我們懂得換位思考；我們可以想像他人的感覺，並且感同身受。我們之所以能這麼做，是因為我們從自己的感受中得到了支持、安慰和理解。這種支持能給我們提供一種如何體會別人感受的模式：這就是共鳴的基礎。但在弗賴雷克性格的形成期，親人們有的離世，有的拋棄了他。這是一段昏暗的童年，留給他的只有痛苦和憤怒。
有一次，在弗賴雷克回想自己的職業生涯時，他突然痛批起將癌症末期病人送進臨終關懷所的做法。「既然你們有這麼多醫生可以做臨終關懷——我的意思是，那你們怎麼不把這些力氣花在治療病人這件事上？」弗賴雷克講到動情之處，不自覺地提高了嗓音，下巴開始打顫，「你要對一個病人這樣說——『你得了癌症，你一定會死的。你會很痛，這一切太可怕了。我送你去一個可以快樂死去的地方』？我永遠也不會對一個病人這樣說的。我會告訴他『你正在遭受痛苦。我知道很痛。我來幫你減輕痛苦。你會死嗎？不一定的。我每天都在目睹奇跡的發生』。如果病人把你當成他們唯一的希望，那你絕對不能表現出悲觀的情緒。星期四早上，我要去查房。有時候一些同事就會說，『這個病人已經80歲了，沒什麼希望治好了』。當然不是這樣了！他是有希望治好的，只不過這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你必須讓某些事發生。你必須想出方法幫他們，因為人活著一定要有希望。」這些話幾乎是喊出來的。「我從不絕望。我從來不會和父母一起為孩子的離去而慟哭。作為醫生，我不該做這種事。作為父母，我也許會這樣做。如果我的孩子死了，我大概會瘋掉。我想說的是，作為醫生，你一定要給病人希望。這是你的工作。」
弗賴雷克又說了幾分鐘。他的個性此刻展露無遺。我們都想要遇到一個不會放棄、不會喪失希望的醫生；但我們也想要一個可以替我們考慮，理解我們感受的人。我們希望得到有尊嚴的對待。而要有尊嚴地對待某個人則需要共鳴。弗賴雷克能做到嗎？「我從不絕望。我從來不會和父母一起為孩子的離去而慟哭。」如果我們去問其他人——是否想要一個和弗賴雷克一樣的童年，我想沒有人會說想要，因為這樣的童年沒什麼好的。這樣的成長過程會一直跟隨著你，你壓根兒沒法「遠離災難」。
或者你可以？
5
20世紀60年代，一個名叫馬文·艾森施塔特（Marvin Eisenstadt）的心理醫生開設了一個「創意人」訪談節目，邀請的都是發明家、藝術家和企業家，他試圖通過這節目研究成功的模式和趨勢。他在分析受訪者的回答時注意到了一個奇怪的事實：有很多人在童年時期就失去了父親或者母親。艾森施塔特調查的人本來就不是很多，於是他認為他可能只是湊巧得到這個結果。但這個事實一直困擾著他。如果這不是湊巧呢？萬一這是一個有意義的數據呢？在心理學文獻中都會有一些線索的。20世紀50年代，科學史學家安妮·羅伊（Anne Roe）在研究一些著名的生物學家時，發現大多數人在他們很小的時候父親或者母親（至少有一個）就去世了。幾年後，一個關於著名詩人、作家（如濟慈、華茲華斯、柯勒律治、斯威夫特、愛德華·吉本、薩克雷等）的信息調查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有一半以上的詩人、作家在15歲之前就失去了父親或者母親。很多人都不知道事業的成就和童年的喪親之痛是有聯繫的。然而該事實也只是人們知之甚少的眾多事實之一。於是艾森施塔特決定做一個更大的項目。
「1963年或1964年的時候，」艾森施塔特說道，「我開始研讀《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後來又加上了《大美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Americana）。」艾森施塔特列了一張名單，從霍默一直到約翰·F·肯尼迪，這些人的生活經歷值得被寫入任何一本百科全書，並詳細記錄。他覺得這是一項偉大的工程。他列了一張共有699人的名單，之後就開始有條不紊地尋找名單中每個人的傳記資料。「我用10年時間完成了這件事。」艾森施塔特說，「我閱讀了各類外文書籍，去了加州，也去了美國國會圖書館，還有紐約市家譜圖書館。我找了許多喪父或者喪母的人物的檔案，我希望這些檔案可以讓我得到一個準確的統計學結果。」
艾森施塔特找到了其中573位名人的傳記資料，這些資料都有一定的可信度。大約有1/4的人在10歲之前就喪父或者喪母。15歲時，34.5%的人都至少失去了一位至親；而到20歲時，這個比例則達到45%。這是一些驚人的數據。即使20世紀之前的幾十年，人的平均壽命因疾病、事故和戰爭等因素而比現代人的平均壽命短，這些數據也仍會令人吃驚。
在艾森施塔特進行研究的這段期間，歷史學家露西爾·裡芒戈（Lucille Iremonger）開始撰寫英國首相的歷史。她把重點放在了19世紀早期到「二戰」初期這段時間。裡芒戈尋思著，在英國作為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時候，這些人到底具備什麼樣的背景和品質，才能成為英國政治領域的巔峰人物？就像艾森施塔特，他是因為某個事實的指引，才有了這次的調查。他這樣描述這個事實——「這太經常出現了，於是我開始思考這裡是不是隱含著某些重大的意義」。而裡芒戈描寫的首相中，16歲前喪父或者喪母的比例高達67%。這個數字是同期英國上流社會（大多數首相都來自該階層）人士喪父或者喪母比例的兩倍。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美國總統身上。44屆美國總統（從喬治·華盛頓到巴拉克·奧巴馬）中有12位均在年幼時就喪父了。[30]
此後，艱難童年和父母喪失研究便時常出現在各類學術文獻中。例如，心理學家迪安·西蒙頓（Dean Simonton）就在他的論文中寫了特別精彩的段落。他在這些段落中，分析了天才兒童無法獲得顯著成就的原因。他總結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從父母那裡獲得了過多心理健康」。他說，這些失敗的孩子「太傳統，太因循守舊，太沒有想像力，所以他們沒能貢獻出突破性的思想以影響所處時代」。他接著說：「人們通常認為天才兒童大多出現在條件優越的家庭。然而事實是，天才通常都來自一些條件不是太好的家庭。」
我覺得這些研究彷彿在告訴我們，失去父（母）親是一件好事。「人們常會跟我開玩笑說：『哦，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沒有父母，或者我把我父母殺了，我會變得更好，是嗎？』」艾森施塔特說，「『一些人可以在無父（母）的情況下獲得成功』是一個極具威脅性的理念，因為在人們通常的認知中，父母是可以幫助你的。父母是你生命中的兩個關鍵人物。」艾森施塔特強調這是鐵一般的事實。父母是必不可少的。對於一個孩子來說，失去父親或者母親都是災難性的打擊。精神病學專家菲力克斯·布朗（Felix Brown）發現，在囚犯中，童年喪父（母）的比例是普通人的2~3倍。這個差別太大了，顯然不會是巧合。有一個事實顯而易見：喪父（母）會給孩子帶來各方面的打擊。[31]
然而，艾森施塔特、裡芒戈和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也表明，有些人會像戰爭中那些「遠離災難的人」一樣，戰勝喪父（母）帶來的負面影響。你的父親自殺了，於是你擁有了一個苦不堪言的童年，然後你把這段經歷埋在了記憶的最深處，而這些經歷也給你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好處。「這並不是說當孤兒和身處貧困狀況是好事，」布朗寫道，「但是這些偉大的孤兒證明了一件事：在某種情況下，這些原本負面的東西會起到正面的作用。」[32]
6
1955年，傑·弗賴雷克來到國家癌症研究所，並向癌症治療方面的負責人戈登·朱布羅德（Gordon Zubrod）報到。朱布羅德安排他去兒童白血病中心工作。該中心位於研究所中央的醫院主樓二樓。[33]
兒童白血病是最嚴重的癌症之一。它的發病沒有任何預兆。一兩歲的幼兒發病時會持續高燒不退，之後是一種因感染導致的持續的劇烈頭痛，最後幼兒會喪失身體的免疫力，身體開始出血。
「朱布羅德醫生一周檢查一次我們的工作進展情況，」弗賴雷克說，「他告訴我：『弗賴雷克，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屠宰場！到處都是血。我們必須把這裡清理乾淨！』他說得對。孩子們身上都在出血——甚至連大小便都帶血，這是最糟糕的情況了。他們的耳朵、皮膚都在出血。血液染紅了天花板，還有其他的東西。早上，護士穿著一襲白衣來護理病人，晚上回去時衣服上都是鮮血。」
孩子們也有內出血的情況，肝臟和脾都會出血。這種出血會帶來劇烈的疼痛。他們痛得從床上翻下來，身上都摔青了。有時候，鼻子出血也可能是致命的。你捏住孩子的鼻子，並在上面放上冰塊，但是沒用；你給孩子的鼻子塞上紗布，也沒用。你找來了耳鼻喉專家，他會通過嘴巴，把鼻道的後面用紗布堵住，然後將紗布慢慢推進鼻子裡。該做法的原理是從鼻腔內部給血管施加壓力。你能想像，這有多痛。更可憐的是，這種方法不管用，所以還得把紗布取出來。紗布取出後，又會開始流血。弗賴雷克所在的研究小組就是要找出治療白血病的方法。但問題是出血情況難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大多數兒童在醫生未找到治療措施之前就已喪命。
「那些被送到醫院的兒童，有90%都會在6周內死亡。」弗賴雷克說道，「他們一直出血，最後就沒命了。如果你的嘴巴和鼻子出血的話，你就吃不了東西，那你自然也就不再吃東西，你不能喝東西，你會噁心嘔吐，腹瀉，大便裡都帶血……所以就會餓死了。也有可能你會因為感染而患上肺炎，然後發燒、抽搐，最終……」他的聲音慢慢地變弱了。
醫生都不想在這個中心長時間停留。工作量太大了。「我們早上7點鐘來，」一個曾在這裡工作過的醫生說，「晚上9點鐘走，什麼事都要做。我每天回家時精神都極度疲憊。後來我成了一個集郵愛好者。每天晚上10點鐘的時候，我便會坐下來欣賞郵票，這是唯一一種可以讓我放鬆的方式。患兒們的父母都很害怕，沒有人敢走進病房。他們只會站在門外。沒有人想在那裡工作。那一年，我醫治的孩子有70個都死了。真是一場噩夢。」[34]
但弗賴雷克不這麼認為。我從不絕望。我從來不會和父母一起為孩子的離去而慟哭。弗賴雷克和國家癌症研究所的另一個研究員湯姆·弗雷（Tom Frei）合作進行研究。他們確信白血病是由血小板缺失引起的。血小板是一種形狀不規則的細胞碎片，游離在人體的血液之中。白血病會破壞孩子們的造血功能，沒有血小板，血液就不會凝結。這是一個關鍵的發現。喬治·佈雷克爾（George Brecher）是弗賴雷克在國家癌症研究院的其中一個上級領導，他是血液學領域的專家，對此有所懷疑。但弗賴雷克認為佈雷克爾在研究時計算出的血小板數量是錯誤的。弗賴雷克是一個一絲不苟的人，他採用的是一種更為精密的方法：在血小板數量非常少時，觀察細微的生理變化。在他看來，兩者之間的確有關係：血小板越少，出血情況越嚴重。孩子們需要大量新鮮的血小板。
國家癌症研究所的血庫並沒有為弗賴雷克的輸血理論提供新鮮的血液。因為這是違反規定的。弗賴雷克握拳猛擊桌子，大喊道：「你們是在殺人！」「如果是你，你在說這些話之前，肯定會深思熟慮，」弗賴雷克的研究所同事迪克·西爾弗（Dick Silver）說，「但傑不會。」
弗賴雷克出去尋找願意獻血的志願者。他其中一個病人的父親是牧師，一下就給他帶來了20個教徒。20世紀50年代中期，輸血的一般用具就是針頭、橡膠管和玻璃瓶。然而結果證明血小板都會黏在這些器具表面。因此弗賴雷克決定使用新的器具：硅針和塑料袋。這些袋子很大。「袋子真的很大。」文斯·德維塔（Vince DeVita）說——他當時是弗賴雷克的同事——他伸出雙手比了比。「而你的病人，才這麼大。」他縮小了雙手的距離，「感覺就像在用消防水龍頭澆花。如果你做得不好，孩子們可能會出現心臟衰竭的狀況。當時國家癌症研究院的臨床主任名叫柏林，他看到了這些袋子後，對傑說：『你真是瘋了。』他告訴傑，如果他堅持給患者輸血小板的話，就要解雇他。」但弗賴雷克沒理睬他。「傑就是傑，」德維塔接著說，「他已經決定了，如果他沒辦法做成這件事，他也不會再待在這裡了。」後來，孩子們出血的狀況得到了控制。
7
弗賴雷克的勇氣來自哪裡？他長得高大威猛，令人不禁心生膽怯。人們很容易就認為他的這種勇氣是天生的。而麥克迪的「僥倖脫險的人和遠離災難的人」理論則有不同的看法：勇氣可以後天獲得。
再來看看麥克迪是如何描寫倫敦閃電戰期間的經歷的：
我們所有人都不只會害怕，我們也會因為害怕而害怕，而克服恐懼會讓我們產生狂喜的情緒……我們害怕自己會在遭受空襲時變得恐慌。而當空襲真的發生時，我們卻會因為風平浪靜的環境而感到竊喜，現在我們安全了，之前的擔心與害怕與現在的解脫形成了強烈對比；這種安全感會產生自信，這種自信就是勇氣的源泉。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句：我們所有人都不只會害怕，我們也會因為害怕而害怕。因為英國從來就沒有發生過爆炸，所以倫敦人認為爆炸會是一種可怕的經歷。令他們害怕的是那些說爆炸一旦發生，他們就會怎麼樣的預測結果。[35]德軍的空襲就這樣持續了一月又一月。那幾百萬個認為自己會因爆炸而感到恐懼的遠離災難的人明白了，他們誇大了自己的恐懼情緒。他們什麼事兒也沒有。接著發生什麼了？克服恐懼會讓我們產生狂喜的情緒，之前的擔心和害怕與現在的解脫形成了強烈對比。這種安全感會產生自信，這種自信就是勇氣的源泉。
當艱難的時刻來臨時，勇氣可以讓你變得勇敢。但勇氣並不是與生俱來的，它是一種當你經歷過痛苦才會得到的東西。你會發現，現實的痛苦並不如想像中那樣強烈。德軍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你知道是什麼嗎？他們轟炸倫敦，是因為他們認為閃電戰帶來的恐懼會摧毀英國人的勇氣。事實上，他們的轟炸產生了相反的結果。這使大量倫敦市民轉變成了死裡逃生的倖存者。這些人比以前更勇敢。德軍如果不轟炸倫敦的話，他們的勝算也許會更高。
本書接下來的一章講的是美國的人權運動。馬丁·路德·金把他的人權運動帶到了亞拉巴馬州的伯明翰。這裡要提及伯明翰的這段歷史，因為這是一個證明「勇氣可以後天獲得」的絕佳例子。
浸信會黑人牧師弗雷德·舒特爾沃斯（Fred Shuttlesworth）是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他在該市領導了多年的反對種族隔離運動。1956年的聖誕節早上，舒特爾沃斯宣佈他要去乘坐伯明翰市的種族隔離巴士，以抗議市政府頒布的禁止黑人和白人乘坐同一輛車的法律。抗議前一天，在平安夜裡，三K黨[36]成員炸毀了他的家。三K黨試圖效仿納粹軍隊在閃電戰期間對付英國人的方法，來對付舒特爾沃斯。同樣的，他們也誤解了僥倖脫險的人和遠離災難的人之間的差別。
在戴安娜·麥克沃特（Diane McWhorter）描寫伯明翰人權運動的史學巨著《帶我回家》（Carry me home）中，她描繪了警察和鄰居跑向冒著煙的舒特爾沃斯家的情形。當時，夜已經深了，舒特爾沃斯已經躺在床上。人們害怕他已經死了：
廢墟中傳出一個聲音：「我不想光著身子出去。」過了一會兒，舒特爾沃斯披著一件雨衣出來了。那件雨衣是別人扔給他的。他沒有殘廢，沒有受傷，也沒有失明；他甚至沒有聾，雖然爆炸震碎了一英里外一戶人家的玻璃窗……舒特爾沃斯舉起總是拿著聖經的那隻手，向關心他的街坊鄰居們示意，說道：「上帝保佑，我沒有受傷。」
一個身材高大的警察大喊了出來。「牧師，我認識那些人，」他說的是那些製造爆炸的人，「我想他們還沒走遠。如果我是你，我會離開這裡。這些人太兇惡了。」
「不過警官，你不是我，」舒特爾沃斯說，「回去吧，告訴那些三K黨，上帝救了我，我會一直在這裡待下去。鬥爭才剛剛開始。」
這是死裡逃生的典型例子。舒爾特沃斯並沒有死。（這可是一次重大災禍。）他沒有受傷。（僥倖脫險。）他毫髮無損。三K黨所希望發生的事完全沒有發生。舒特爾沃斯比之前更加無所畏懼了。
隔天早上，教眾都請求他取消抗議。他拒絕了。麥克沃特接著寫道：
「該死，我們會去的，」牧師罵道，接著開始了演說，「如果你害怕的話，那就找個地方躲起來。這個聚會結束之後我就要去鎮上乘坐公交車了。我不會回頭看看誰跟著我走了。」他的聲音深沉有力。「男孩兒往後一步，」他命令道，「男人往前一步。」
幾個月後，舒特爾沃斯決定要送他女兒去約翰·赫伯特·菲利普斯高中，那裡只接收白人學生。當他驅車到達學校時，一群憤怒的白人立刻將他的車團團圍住。來看看麥克沃特的描述：
女兒懷疑地盯著他，於是舒特爾沃斯下了車。那些白人帶著指節銅環、木棒、鏈鎖朝他衝了過去。舒特爾沃斯穿過人行道，快速地往西跑去。他被打倒好幾次。有人把他的外套扯了下來，套在他頭上，這樣他的手就顧不上使用武器了……「我們抓到這個狗娘養的啦。」一個男人大喊道。「殺了他。」眾人附和道。還有一個白人婦女喊著「殺死這個狗娘養的，一切就都結束了」。人們於是開始砸車窗玻璃。
舒特爾沃斯怎麼樣了？他倒是受傷不嚴重。他成功地爬回車裡，接著去了醫院。檢查結果顯示，他的腎臟受了一點輕傷，身上有些擦傷和瘀青。當天下午他就自行辦理了出院手續。那天晚上，他站在教堂的講堂上，告訴他的教眾，他已經原諒了那些襲擊他的人。
這樣看來，舒特爾沃斯一定是一個擁有偉大決心，身體強壯的人。他從房屋廢墟爬出來的時候，不僅毫髮無損，意志也更堅強了。「我們所有人都不只會害怕，我們也會因為害怕而害怕，而克服恐懼會讓我們產生狂喜的情緒……我們害怕自己會在遭受空襲時變得恐慌。而當空襲真的發生時，我們卻會因為風平浪靜的環境而感到竊喜，現在我們安全了，之前的擔心與害怕與現在的解脫形成了強烈對比；這種安全感會產生自信，這種自信就是勇氣的源泉。」
在菲利普斯高中接下來又發生了什麼事？另外一次僥倖脫險的經歷。離開醫院時，舒特爾沃斯告訴那些記者：「在這一年裡，我見證了兩次奇跡的發生。今天是第二次。」如果一次死裡逃生的經歷可以帶來狂喜，那麼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兩次這樣的經歷會帶來什麼。
之後不久，舒特爾沃斯帶了另一個牧師吉姆·法瑪爾（Jim Farmer），準備在亞拉巴馬州蒙哥馬利的一個教堂裡會見馬丁·路德·金。他們乘坐的車外聚集了一群暴徒，揮著南部邦聯的旗幟。他們開始晃動汽車。司機掉頭，想走另一條路，但還是被堵住了。知道舒特爾沃斯是怎麼做的嗎？就像在菲利普斯高中那樣，他下了車。麥克沃特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
可樂瓶打碎了他身旁的車窗玻璃，他停下來，聞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是催淚瓦斯。他示意法瑪爾下車，走進人群中。法瑪爾照做了，「他害怕極了」。他試著將自己龐大的身軀縮在舒特爾沃斯的影子裡。那些流氓扔下木棒走了。舒特爾沃斯安然無恙地走到了第一浸信會教堂的門口，沒有人敢打他。他邊走邊說「一邊兒去」。「滾開，一邊兒去。」
這是他第三次死裡逃生的經歷。
喪父（母）和房子被炸、被流氓圍追堵截不一樣。前者更糟糕。這種痛不像傷口那麼容易癒合，也不會在經歷一段悲傷的時期後就會結束。發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是最令人恐懼的，他們覺得自己能挺過去嗎？他們是不是也能像舒特爾沃斯和閃電戰中死裡逃生的人一樣，獲得自信，也因此獲得自信帶來的勇氣？[37]
「把舒特爾沃斯送進監獄的那名警官，」麥克沃特寫到了舒特爾沃斯與白人當局的另一次鬥爭，「對他又打又踢，叫他猴子，還用話激怒他『為什麼你不還手』，舒特爾沃斯答道，『因為我愛你』。他抱住雙臂，一路微笑地朝著監獄走去。在這個不准唱歌、祈禱的地方，他睡了一個午覺。」
8
弗賴雷克的止血工作是醫學史上的一個突破。孩子們因此可以活得更長久，這種因潛在因素引發的症狀可以醫治了。然而白血病是一種更嚴重的疾病。在治療這種疾病時，只有一小部分藥有療效，如可以殺死癌細胞的6-巰基嘌呤、氨甲葉酸、類固醇激素。不過每種藥物或多或少都有潛在的毒性，病人能使用的劑量也有限。正因為使用的劑量有限，所以只能殺死一部分癌細胞。在一周左右的時間裡病人的病情會有所好轉。而後，存活的癌細胞會繼續繁衍，癌症又會捲土重來。
「臨床中心有一個名叫馬克思·溫特羅布的顧問醫生，」弗賴雷克說道，「他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因為他撰寫了第一本血液學的教科書；同時他還寫關於當時的兒童白血病治療情況的評論文章。我引用了文章的部分內容：『這些藥對患者的傷害遠大於益處，因為它們延長的不是病人的生命，而是痛苦。不管怎樣，患者終究會死的。這些藥只會讓他們的身體狀況變得更差，所以你們不要用這些藥』。這就是權威人士說的話。」
但弗雷、弗賴雷克和由詹姆斯·霍蘭（James Holland）帶領的洛斯維帕克紀念研究所（Roswell Park Memorial Institute）的研究小組認為這是醫學觀念的倒退。如果這些藥沒法殺死足量的癌細胞，那不正意味著應該加大藥量，而不是減少藥量嗎？為什麼不結合使用6-巰基嘌呤和氨甲葉酸？這兩種藥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殺死癌細胞。它們就如軍隊中的陸軍和海軍，具有不同的作戰功能。也許那些6-巰基嘌呤殺不死的癌細胞能被氨甲葉酸殺死。再者，是否可以考慮在混合藥中加入適當的激素？這類激素就如空軍，當其他藥在陸地和海上作戰時，它們可以在空中發動攻擊。
弗賴雷克在偶然之中發現了第四種藥物：一種從長春花植物中提取的物質，被命名為長春新鹼。禮來製藥公司的一名員工通過國家癌症研究所拿到了這種藥，並把這個帶回去給研究人員研究。沒有多少人知道這種藥。弗賴雷克有種預感，這種藥也許可以治療白血病。「我有25個奄奄一息的兒童患者要治療。但我已經不知道該用什麼藥來醫治他們了。我想我得試試這種新藥。為什麼不試呢？反正他們終究都會死，試試也無妨。」長春新鹼的確有一定療效。弗賴雷克和弗雷在一些用其他藥物治療沒有療效的病童身上使用了這種藥，好幾個孩子的病情都得到了緩解。因此弗雷和弗賴雷克去請示國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監督委員會，希望他們能一起測試這4種藥物：6-巰基嘌呤（陸軍），氨甲葉酸（海軍），類固醇激素（空軍）以及長春新鹼（海軍陸戰隊）。
如今，醫生基本都採用「雞尾酒療法」來治療癌症。所謂的雞尾酒療法，是同時使用兩至三種，甚至四至五種藥。但在20世紀60年代，這是前所未有的一種療法。在當時，人們認為用這些藥物治療癌症是很危險的。就連長春新鹼——弗賴雷克珍貴的新發現——都是一種極其可怕的藥物。弗賴雷克吃了很多苦頭。「這種藥有沒有副作用？有。」他說，「會引起嚴重的抑鬱。孩子們會變得麻痺。假如藥量達到了中毒劑量，患者會因此陷入昏迷。第一批使用該藥物治療的14個病童中，就有一兩個死亡了。他們的大腦完全被損壞了。」馬克思·溫特羅布認為人道的治療方法就是不使用任何藥物。而弗賴雷克和弗雷則傾向於一次性使用4種藥物。弗雷去提請國家癌症研究所委員會批准試驗該療法，但是並沒有獲得通過。
「委員會成員中有一位資深的血液學專家卡爾·摩爾博士，是我父親的一位朋友，來自聖路易斯。」弗雷多年後仍記得這件事，「我也一直把他當朋友。但是我的報告在他看來卻是無法容忍的。他研究的並不是兒童白血病這類兒科病症，於是他用一種成年人的病症——霍奇金氏病進行論證。他說如果你有一個病人，得的是霍奇金氏病，癌細胞已經大範圍擴散，那你最好讓他的家人帶他去佛羅里達州享受生活。如果你的病人因為霍奇金氏淋巴瘤引發各種併發症，你可以採用X射線或者氮芥進行治療，但是用量要盡可能地少。加大藥量是不道德的行為，同時使用4種藥物則是不合情理的行為。」
弗雷和弗賴雷克孤注一擲，他們去找領導戈登·朱布羅德說明情況。朱布羅德曾因血小板的研究與弗賴雷克起過爭執。他只勉強同意長春新鹼的實驗。他是兒童白血病中心的負責人。如果事情進展不順利，他會是第一個被國會委員會傳訊的人。你能想像嗎？兩個與大潮逆流而行的研究員，他們竟要在政府實驗室裡研究對四五歲的孩子具有高毒性的雞尾酒療法。朱布羅德對此持保留意見。但是弗雷和弗賴雷克堅持他們的想法。事實上，是弗雷在堅持；弗賴雷克不是那種相信任何細緻磋商的人。「沒有湯姆，我什麼事也做不成。」弗賴雷克坦言道，「弗雷則是和我完全不同的一個人。他會深思熟慮，而且非常有人情味。」弗雷堅稱所有的藥物都是毒藥；但不同的藥其致毒的原理也不同。只要你能控制好藥量——加大藥量的同時控制副作用，孩子們就能活下去。朱布羅德最終妥協了。「這是一種瘋狂的想法，」弗賴雷克說，「但卻是一種聰明而正確的方法。我仔細地思考了一番，我知道這種方法是可行的。就像血小板治療法一樣，它是可行的！」
該測驗被稱為VAMP療法[38]。一些作為臨床醫師的同事——病房裡的初級醫生拒絕加入這項研究。他們都認為弗賴雷克瘋了。「我要自己做這個實驗，」弗賴雷克說道，「我要自己訂購藥品，將這些藥混合在一起，並給他們注射；還得計算血球，預測出血量，做骨髓檢驗，預估細胞代謝的過程。」實驗初期，共有13個孩子需要用藥。第一位患兒是一個小女孩兒。弗賴雷克給她用藥過多，差點導致她死亡。他坐著觀察了4個小時。他一直都給她使用抗生素和呼吸機。女孩的病情有所好轉，直到後來癌症復發死去。弗雷和弗賴雷克吸取了教訓。他們修改了實驗計劃，並開始對二號病人進行實驗。這位小女孩兒名叫珍妮絲，她後來康復了。接下來的三號和四號病人也都康復了。當然，這僅僅是一個開始。
唯一的問題在於這些藥無法消除癌症。病人體內仍潛藏著小部分惡性細胞。他們發現一個療程的化療並不夠，於是他們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化療。癌症會復發嗎？會。他們需要再進行一次實驗。「我們研究出了三種治療方法，」弗賴雷克說道，「13個孩子中有12個癌症都復發了。我想，要防止癌症復發只有一種方法了。我們要在一年內的每個月都對他們進行治療。」[39]
「以前，人們可能還只是覺得我有點瘋狂；現在，他們肯定認為我完全瘋了。」弗賴雷克接著說，「這些孩子們看起來和常人沒什麼兩樣，他們的病情有所緩解，可以到處跑，踢足球；我卻要再次把他們帶回醫院，讓他們再經歷一次生病的過程。沒有血小板，沒有白細胞；發生大出血；發生感染。」VAMP療法徹底擊垮了孩子的免疫系統。他們幾乎沒什麼免疫力。對他們的父母來說，這是一種巨大的痛苦。醫生告訴父母，孩子們一次又一次地徘徊在生死邊緣，只是為了活下去。除了這條路，他們別無選擇。
弗賴雷克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中。他用盡所有能量和勇氣採取任何能讓病人活下去的療法。當時，如果病人發燒的話，醫生要做血液培養；結果出來時，醫生會找出與傳染病最為匹配的抗生素。抗生素不可以組合使用。使用第二種抗生素的前提是第一種抗生素已經對病毒無效。「傑告訴我們的第一件事就是，沒關係，只管用。」德維塔記得很清楚，「孩子們發燒的話，你必須得馬上進行治療；你要聯合使用抗生素，因為如果你不這麼做的話，他們會在3個小時內死亡。」德維塔得知有一種抗生素是不能打入脊髓液裡的。但弗賴雷克卻讓他把這種抗生素打入一個患者的脊髓液裡。「弗賴雷克讓我們做這樣的事情，」德維塔說，「讓我們變成了醫學界的異類。」
「許多人批評他，」德維塔接著說，「臨床醫師同事認為他的所作所為跟瘋子沒什麼兩樣。他默默地承受這一切。他們侮辱他，尤其是那些來自哈佛的醫生。他們總是站在病房盡頭，對他指指點點。他說什麼的時候，他們總會回答『傑，我覺得自己都能飛上月球了』。這種感覺太糟了。然而傑一直在那裡，在你的面前晃來晃去，檢查每一個實驗結果和圖表。如果你不為你的病人做些什麼，上帝也幫不了你。弗賴雷克是行為激烈的那種人。他會因為自己的作為和言語而陷入麻煩之中；或者去參加會議，然後辱罵別人。這時弗雷就得去幫他擺平所有的事。他在意別人怎麼看他嗎？也許吧。不過他的這種在意還不足以讓他停下去做那些他認為對的事情。」[40]
「傑是怎麼做到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對嗎？他遇到過比這更糟糕的狀況。
1965年，弗賴雷克和弗雷在《化療的研究進展》（Advancesin Chemotherapy）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急性白血病的化療進展和前景」（「Progress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Chemotherapy of Acute Leukemia」）的論文，宣告他們已經找到了治療兒童白血病的新方法。[41]今天，這類癌症的治癒率高達90%。弗賴雷克和弗雷的努力拯救了許多兒童的生命，而追隨他們腳步的研究者更是不計其數。
9
那這是否意味著弗賴雷克應該慶幸自己擁有那樣的童年？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他小時候經歷的那一切，沒有一個孩子能忍受得了。在上一章開頭，我向採訪過的每一個閱讀障礙患者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們是否希望自己的孩子存在閱讀障礙？每個人都說不希望。格雷澤一想到這個就感到戰慄。加裡·科恩為此感到害怕。大衛·博伊斯有兩個兒子，都患有閱讀障礙症。看著孩子們在一個提倡及早閱讀，處處都需要閱讀的環境中長大，他的心都碎了。他們中一個是好萊塢的頂級製片人，一個是華爾街最有實力的銀行家，一個是美國最好的訴訟律師，他們都清楚閱讀障礙對自己成功所起到的關鍵作用。他們親身體驗了成功的代價，因此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他們的老路。
我們是否希望自己的孩子存在閱讀障礙？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說法，對吧？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我們這個社會是否需要經歷過某種創傷的人？答案是肯定的。這是一個令人不怎麼愉快的事實。有一個人因為災難而變得更強大，就有無數僥倖脫險的人被他們經歷的一切所壓垮。這要看時間、地點，當然還要看人——我們相信的是那些因自身經歷而變得更加堅強的人們。[42]弗賴雷克有勇氣去思考那些不可思議的事情。他敢於在孩子們身上做實驗。他帶他們挺過了那些從來沒有人熬得過去的痛苦。他大力地推廣這種做法，因為他吸取了自己童年的教訓。他懂得了即使在情況最壞的時候，也還是存在情況變好的可能性。白血病曾是一種無法治癒的疾病。他將其變成了一種可以治癒的疾病。
在鬥爭過程中，弗賴雷克發現檢測孩子們癌症發展變化的標準方法——抽取血液，並在顯微鏡下觀察癌細胞數量——並不是一種足夠好的方法。血液是會騙人的。檢查兒童的血液，似乎看不到任何癌細胞；然而癌細胞會潛藏在骨髓裡，也就是說醫生得一次又一次地抽取骨髓進行檢查。抽取骨髓特別痛。而患者每個月都需要抽取骨髓，一直到醫生確定骨髓中沒有癌細胞，這種痛苦才會結束。馬克思·溫特羅布聽說弗賴雷克決定這麼做的時候，曾試圖阻止他。溫特羅布說弗賴雷克是在折磨病人。他說的倒沒錯。他對病人充滿了憐憫之心。但是這種憐憫之心並不會治好病人。
「我們在抽取骨髓時，會像這樣抓著他們的腿。」弗賴雷克告訴我，他伸出一隻大手，彷彿他的手正抓著一個孩子的大腿骨，「我們沒打麻藥，就直接把針插進去了。為什麼不打麻藥？因為給他們打麻藥時，他們也會這麼大喊大叫。我們要把一根18號或19號針頭插進孩子的脛骨裡。脛骨就位於膝蓋下面。孩子們歇斯底里地叫著。父母和護士壓住孩子。每一個療程都要抽取骨髓。我們需要知道，孩子的骨髓是否已經康復了。」
弗賴雷克說「會像這樣抓著他們的腿」時，臉上浮現出一種無意識的痛苦表情，就好像那根18號或19號的針插進孩子們的脛骨時，他能感受到那種疼痛，又彷彿這種疼痛可以讓他暫停思考片刻。然而這種表情在你捕捉到那一刻，它就消失了。
10
當傑·弗賴雷克還是一名實習醫生時，他遇到了一個叫哈羅婷·坎寧安（Haroldine Cunningham）的護士。他約她出去。她拒絕了。「年輕醫生都爭強好勝，」她說，「他那個人是出了名的心直口快。他約了我好幾次，我都沒答應。」某個週末，坎寧安去芝加哥郊外探望她姑媽，電話突然響了，是弗賴雷克打來的。他從芝加哥坐火車過來，在火車站給她打的電話。「他說『我在這裡』，」她陷入回憶中，「他是很執著的一個人。」當時是20世紀50年代初。之後不久他們就結婚了。
弗賴雷克身材高大，而他的妻子則嬌小玲瓏，這個小小的身軀裡隱藏著巨大的能量。「我瞭解他，瞭解他的需要。」弗賴雷克總會在醫院待到深夜，他妻子總會在家裡等著他。「她是第一個愛我的人。」弗賴雷克簡單地說了一句話，「她是來自天堂的天使。她發現了我。她在我身上找到了可以培養的品質。我什麼事都順著她。她讓我的每一天都得以正常運轉。」
哈羅婷也在一個貧困的家庭長大。他們一家人住在芝加哥城外的一套小公寓裡。12歲時的一天，她要進浴室，但是怎麼也打不開門。「我母親把門反鎖了，於是我跑下樓去叫鄰居，這個鄰居也是我們的房東。他打開窗戶，爬了進去。我們叫了救護車。我母親最後死在了醫院。當你還只有十二三歲時，你可能不知道真正發生了什麼事，但我知道她過得不開心。我的父親總不在我們身邊，他不是一個好父親。」
她坐在丈夫的辦公室裡。這個女人，她為丈夫混亂的人生鋪設了一片淨土。「你要知道，愛並不能拯救所有你想要拯救的人。有些人曾問我：『你對母親不感到生氣嗎？』我說，『我不生氣』。我瞭解她的悲傷。」
「有些東西可以幫你建立信心，有些東西則會讓你士氣低落。我和傑共同擁有這些東西。」
[28] 弗賴雷克實習期結束時，他的一個遠房親戚剛好過世，留給他600美元。「我有一個病人，他是二手車經銷商，他說他可以賣一輛二手車給我，」弗賴雷克說，「是一輛1948年的龐蒂亞克。一天晚上我喝多了，和一些女孩兒開車離開派對時，與一輛全新的林肯發生了剮蹭。我本應該坐牢的，那些警察過來後，認出我是郡醫院的實習生，於是就說『我們來處理』。」在那個時代，當醫生就有這種特權。不過現在的話，大概不會有這種情況了。
[29] 受誡禮，為年滿13歲的猶太男孩兒舉行的成年儀式。——譯者注
[30]>這12位總統分別是喬治·華盛頓、托馬斯·傑斐遜、詹姆斯·門羅、安德魯·傑克遜、安德魯·約翰遜、拉瑟福德·海斯、詹姆斯·加菲爾德、格羅弗·克利夫蘭、赫伯特·胡佛、傑拉爾德·福特、比爾·克林頓和巴拉克·奧巴馬。
[31] 布朗的研究始於華茲華斯的詩句。華茲華斯的母親在他8歲時就去世了。
她是心臟，
是知識和愛的中心，
她給我們留下了貧窮，
也許我們可以一起前進。
[32] 或者就像英國評論家托馬斯·德·昆西說的：「早年成為孤兒是否是一種優勢，要視人的本質而定。」
[33] 如果你想瞭解治療白血病的全過程，那就去讀悉達多·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的普利策獲獎作品《眾病之王：癌症傳》（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A Biography of Cancer）。沒有比這本書更合適的了。穆克吉在書中用一整章的篇幅描繪了如何治療白血病。這本書值得一讀。
[34] 20世紀60年代，小說家彼得·德·維裡的女兒因白血病夭折。他以此為題材寫了一本充滿悲痛的小說，名為《羔羊血》（The Blood of Lamb）。維裡寫道：
我們回到了兒童病房，又看到了類似的畫面：母親們正陪著她們奄奄一息的孩子。一個只有一條腿的女孩，拄著枴杖，在護士的鼓勵下，熟練地下了樓。從關著的玻璃門看過去，有一個小男孩兒，他正躺在床上，他的頭部到處都在流血；一個牧師警覺地靠在牆上，他正準備靠近一點。隔壁的病房裡，住著一個5歲的小男孩，他的頭上插著輸液管，那裡面是氨甲葉酸；小男孩兒呆呆地看著圍繞在自己身邊的那堆大型機器。他旁邊有一個嬰兒，正坐著看電視，電視裡播放的是猜謎節目……在父母和孩子們之間，在這個訣別的地獄裡，醫生來來回回地穿梭；他們要抽取病人的骨髓樣本，以瞭解病毒在孩子體內的發展狀況。穿著制服的醫生們仔細地檢查孩子的四肢和大腦，並在關鍵處開刀，以瞭解病毒所在的位置。他們努力奮戰了這麼久，究竟什麼才是他們最偉大的成就？他們在一個又一個的器官裡尋找那些病毒，試圖將它們都趕出去，以便達到延長病人生命的目的。
[35] 對未來情緒的估計被稱為「情感預測」。所有的證據都表明我們是糟糕的情感預測家。心理學家斯坦利·J·拉赫曼（Stanley J. Rachman）就曾做過這樣一個實驗：他找了一些害怕蛇的人，然後給他們看蛇；或是找一些患有幽閉恐懼症的人，讓他們站在小小的金屬壁櫥裡。他發現，真正經歷時的那種害怕的感受不如人們想像中的強烈。
[36] 三K黨（Ku Klux Klan），美國歷史上和現在仍存的一個奉行白人至上主義的民間組織，是美國最悠久、最龐大的恐怖主義組織。——編者注
[37] 「許多年前，我有過這樣的一個病人。」紐約的精神病學專家彼得·默贊（Peter Mezan）告訴我，「他締造了一個帝國。他有一個不幸的童年。6歲時，他的母親死在了他面前——他父親站在母親面前，發狂似的朝她大喊大叫。他母親當時正在抽搐。後來他父親被人殺害了，因為父親是一個匪徒。於是他和他的兄弟姐妹被送到了孤兒院。他在那個地方長大。在那裡他只學會了一件事，就是克服。因此他特別強烈地想要抓住那些別人沒抓住的機會。我想，他應該是覺得自己沒什麼可輸的吧。」對默贊而言，以他的多年經歷來看，童年時期遭受的巨大變故，以及這類喪父（母）的孩子在成年時期取得的傳奇般的成功之間確有聯繫。事實上，人們忍受這種創傷並活下來的原因在於自由。「有些人，他們可以打破既定世界的框架——人們信賴的事情，人們的假設、常識和熟悉的事物，以及每個人認為理所當然的那些事（不管是癌症，還是自然定律）。」他說，「他們不受框架的約束。他們有能力跳出框架。我認為普通的兒童框架不適合他們。這類框架會毀壞他們的創造性。」
[38] VAMP療法是指高劑量、四藥組合的白血病療法。V=vincristine（長春新鹼）；A=amethopterin（氨甲葉酸）；M=6-meraptopurine（6-巰基嘌呤）；P=prednisone（強的松）。——譯者注
[39] 這種方法需要重複進行化療，即使病人看起來已經處於無癌狀態，也需進行化療。這是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的M·C·李（M. C. Li）和羅伊·赫茲（Roy Hertz）提出的方法。李曾碰到患有絨毛癌的病人——絨毛癌是一種罕見的子宮癌。他實行了一個又一個的化療過程，才最終把癌細胞從病人的體內清除乾淨。這是化療方式第一次治好了實體瘤。李首次提出該療法時，曾遭到相關人士的反對。他們認為這是一種野蠻的做法，但李依然堅持己見。後來，他被解雇了——雖然他已經治好了病人。「當時就是這樣的，」德維塔說道，「我記得當時為討論絨毛癌，開了多場病例研討會。會議的焦點就是，這是否是一種自發性的病情緩解過程。沒有人認為氨甲葉酸真的治好了這位病人。」不用多說也知道弗賴雷克到今天依然敬畏李。有一次，在一個科學會議上，有個發言人不屑於李的成就，當時正處於會議期間，弗賴雷克見狀，立刻挺身而出，咆哮道：「M·C·李治癒了患者的絨毛癌！」
[40] 弗賴雷克的故事太多了。他曾跑到國家癌症研究所12層的臨床中心，那裡是成年人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的病房所在地。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CML）是一種產生過量白細胞的白血病。病人的細胞再生機制超負荷運轉。而弗賴雷克治療的那些孩子則恰恰相反，他們得的是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罹患這種癌症的病人，他們的身體會產生過量有缺陷的白細胞——因此他們在面對感染時毫無免疫力。於是弗賴雷克跑到12層的病房去，他把患有癌症的成年病人的血液，輸進住在2層的患兒的身體裡。從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病人的血液中提取白細胞是否是一種不尋常的做法？「這是一種瘋狂的做法。」弗賴雷克說道，他想起了當初做實驗的情形。「每個人都說我瘋了。如果孩子們也感染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怎麼辦？要是這種方法讓他們的病情加重了怎麼辦？」弗賴雷克聳了聳肩，「孩子們在幾個月內必死無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已經沒什麼可輸的了。」
[41] 我只是簡單介紹了白血病的部分內容。如果你想瞭解更多的話，可以翻閱穆克吉所著的《眾病之王：癌症傳》。弗賴雷克和弗雷公佈他們使用超劑量化療藥物治療白血病取得的進展後，腫瘤學家唐納德·平克爾（Donald Pinkel）對該方法進行了研究，推動了其進一步發展。平克爾的研究團隊，即孟菲斯的聖朱德兒童研究醫院的人員，開創了「全身療法」，被稱為VAMP四角療法。平克爾對VAMP療法的改進，最終使我們今天在白血病治療領域取得巨大的成功。
[42] 尤今·科貢（Eugen Kogon）在其回憶錄《地獄理論和實踐》（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ell）中描寫了德軍集中營布痕瓦爾德發生的事情。納粹軍隊接見集中營的負責人，要求他們選擇毒氣室。這是一些「不人道」的毒氣室，納粹軍隊對它們進行了排位。不遵守命令就意味著災難降臨。納粹軍隊會將監獄長當成「綠黨」，他們會和猶太人、政治犯一樣，在布痕瓦爾德遭受非人的虐待。科貢寫道，那些「心靈純粹」的人是做「不」出決定的。人生在世，我們有時候就必須為了一些更偉大的目標而去做傷害別人的事。就如科貢所寫：「一個人的良心越是柔軟，要做這樣的決定就越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