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希望你的孩子有閱讀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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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對一個有閱讀障礙的人進行腦部掃瞄，會產生一些看似奇怪的圖像。在大腦的一些關鍵部位——那些管理閱讀和文字的區域中，閱讀障礙患者的灰質比正常人少。在這些區域中，他們沒有足夠的腦細胞。胎兒在子宮裡發育的時候，神經細胞會到達合適的大腦區域，就和棋盤上的棋子一樣。但因為某些原因，閱讀障礙患者的神經細胞有時候會「迷路」。於是它們去了錯誤的地方。大腦有一個腦室系統，從功能上來說的話，它是大腦的入口和出口。一些患有閱讀障礙的人，他們的神經細胞滯留在腦室，就和乘客滯留在機場一樣。
在大腦圖像生成的過程中，病人要完成一項任務。神經科學家會分析這項任務是由大腦的哪個部位控制的。如果你讓閱讀障礙患者在做腦部掃瞄時進行閱讀，大腦主管閱讀的這部分會亮起，但不會全部亮。腦部掃瞄圖像看起來就像處於黑暗中的城市的航拍圖片。相比正常人，閱讀障礙患者在閱讀時使用的多是右腦。右腦主管概念。如果無法完成閱讀這類細緻、縝密的任務，就代表右腦出現問題了。有時，閱讀障礙患者閱讀的時間會比較長，像是大腦主管閱讀的不同區域正通過某種微弱的聯繫進行溝通。測試小孩子是否患有閱讀障礙的方法之一就是「快速自動命名」。給他看一種又一種的顏色，先是紅點，跟著是綠點，接著是藍點，然後是黃點，看看他的回答是否正確。看這些顏色，然後認出顏色，給每種顏色命名，把顏色名字說出來。大部分人不假思索就可以回答出這些問題。但對閱讀障礙患者來說並不是這樣的。在這個過程中——這四個步驟之間的聯繫失靈了。你問一個4歲的孩子「你讀『bage』這個詞的時候能不讀『b』嗎？」又或者，讓他們聽三個字母：k，u，o，問他「你能拼出『kuo』嗎？」再或者讀「bo」，「po」和「me」三個音節，問他「哪個音節沒有押韻」。對大部分的4歲孩童來說，這些問題很簡單。然而對閱讀障礙患者來說卻很難。過去，有許多人認為閱讀障礙患者就是會將詞語顛倒，如把「小貓」看成「貓小」這類的。由此得出，閱讀障礙患者似乎只是不懂得看單詞罷了。然而事情遠比這複雜。閱讀障礙患者的問題在於其聽覺和處理聲音的能力上。「bah」和「dah」這兩個音節之間的區別很小，就發生在音節的前40毫秒。人類語言是在假設我們可以分辨這40毫秒區別的基礎上形成的，「b」和「d」兩個音聽起來的區別之大就像黑白分明的是與非。你能想像一個反應遲鈍的大腦，在碰到排山倒海的單詞時，這40毫秒對他來說有多快嗎？
「如果你對語言的聲音沒有概念——如果你聽漏了一個字，聽漏了一個音，你不知道該怎麼辦，那麼你就很難清楚地發出書本上那些字的音了。」來自哈佛大學的閱讀障礙研究者納丁·加伯（Nadine Gaab）如此解釋，「這樣的話，你得花一些時間才能學會讀。你讀得慢，也就影響了閱讀的流暢度，以及對文本的理解程度。原因在於你讀得太慢了，當你讀到句末的時候，你已經忘了句子的開頭。跟著，這些問題就一直持續到了初中或者高中時期。這時候就會影響你的學習成績了。你無法閱讀。你如何去做那些有大量文字的數學試卷？你如何去參加社會知識這門課的考試？光是讀他們出的試卷你就得花兩個小時！
「通常情況下，在八九歲的時候就能診斷出來是否有閱讀障礙了。」她接著說，「研究發現，那個時候患者就已經出現許多嚴重的心理問題了。因為在此之前，他們已經苦苦掙扎了3年了。也許你4歲的時候，你還是一個酷小孩兒。當你上了幼兒園之後，其他的小朋友都開始學習閱讀了，你卻發現自己讀不懂。你覺得灰心喪氣。你的同學會認為你是笨蛋。你的父母則認為你在偷懶。你很自卑，因此變得更絕望了。患有閱讀障礙的孩子因為調皮搗蛋，大部分都會被少年司法制度追究責任。他們調皮搗蛋是因為他們想把事情弄明白。在我們這個社會，閱讀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是否希望你的孩子有閱讀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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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逆轉》這本書讓我們知道了在什麼時候我們會誤解優勢的本質。現在是時候將注意力轉向另一方面了。我們說某種東西是劣勢時，我們想表達什麼意思？傳統的觀點認為劣勢就是人們應該避免的東西，這是一種阻礙，或者一種困難，會讓你變得越來越不好。但事實並不總是如此。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想向大家解釋的是一些被稱作「值得經歷的困難」的東西。這個概念由羅伯特·布約克（Robert Bjork）和伊麗莎白·布約克（Elizabeth Bjork）提出。他們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心理學家。我們可以通過這個極好的方法理解弱者是如何獲勝的。
現在，請先想想下面的問題。
1. 球拍和球的總價是1.1美元。球拍比球貴1美元。一個球多少錢？
你的本能反應是多少？我猜，球的價格一定是10美分。但這個答案是錯的，對不對？球拍比球貴1美元，如果球的價格是10美分，那球拍的價格就是1.1美元，兩者相加的價格就超過總價了。正確的答案是5美分。
再看其他的問題：
2. 5台機器5分鐘可以生產5個部件，那麼100台機器生產100個部件需要多長時間？
由於問題設置的原因，你會回答100分鐘。但這是一個陷阱。100台機器生產100個零件所用的時間與5台機器生產5個零件的時間是相等的。所以正確答案是5分鐘。
這是世界上三道最短的智力測試題中的兩道。[21]被稱為認知反射測試（CRT）。由耶魯大學的教授肖恩·弗雷德裡克（Shane Frederick）設計，用於測試你對看似簡單、實則複雜的問題的理解能力，以及將直覺的答案轉變成更深刻的邏輯判斷的能力。
弗雷德裡克指出，如果你想根據個人的基本認知能力對人們進行分類的話，他的測試和那些需要花幾個小時做完的幾百種測試一樣有效。為了證明他的觀點，弗雷德裡克對美國9所高校的學生進行了認知反射測試。該測試結果與這些高校學生做的傳統智力測試[22]的結果十分相近。麻省理工學院也許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一所學府，他們的學生平均可答對3道題中的2.18道，答對1題得1分的話，也就是2.18分。匹茲堡的卡耐基梅隆大學是另一所非常優秀的學校，學生的平均得分為1.51分。哈佛大學的則是1.43分，密歇根大學安阿伯分校是1.18分，托萊多大學是0.57分。
認知反射測試很難。恰恰就是這點令人覺得奇怪。你知道提高測試分數的最簡單方法嗎？那就是提高測試的難度。幾年前，心理學家亞當·阿爾特（Adam Alter）和丹尼爾·奧本海默（Daniel Oppenheimer）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中做了這類研究。剛開始，他們使用的是普通的認知反射測試，這些學生平均可以得到1.9分。已經很好了，只比麻省理工學生的平均分2.18低一點。而後，阿爾特和奧本海默將測試題用一種很難看懂的字體打印出來，為Myriad Pro字體，10%的灰度，斜體，10號字。看起來就像下面那樣：
1. 球拍和球的總價是1.1美元。球拍比球貴1美元。一個球多少錢？
這次的平均分為多少？2.45分。這些學生突然做得比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好了。
很奇怪，對吧？通常我們都認為一個問題印刷得簡單、明瞭時，更有助於我們解決這個問題。但是現在的情況完全相反。10%灰度、10號的Myriad Pro斜體字讀起來特別費勁。你必須稍微斜著看；也許還要把句子讀上兩遍；讀到一半的時候，你可能還會想究竟是誰認為這麼打印測試題是一個好主意。跟著你就突然意識到，自己得讀題了。
做這些額外的工作是值得的。就像阿爾特說的，這些看起來「不那麼流暢」的問題反而能讓人「去思考更深層次的東西。他們會花上更多的精力。更深入去挖掘，認真去思考。如果他們克服了這些障礙，當你強迫他們想得更深入時，他們也就能做得更好。」阿爾特和奧本海默讓CRT測試變得更難了。但是這種困難卻是值得的。
當然了，並不是所有的困難都會讓人心存希望。卡洛琳·薩克斯在布朗大學遭遇的有機化學課堂危機便是一種不受歡迎的困難。她勤奮好學，是一個喜歡科學、有天分的學生。但在她覺得受到打擊，信心不足時，這些卻沒能為她帶來一點點的優勢。奮鬥並沒有讓她重新喜歡上科學。反而讓她害怕，並遠離了科學。但在某些特定的時間和地點，某些看似是阻礙、會削弱弱者機會的東西會像阿爾特和奧本海默的10%灰度、10號Myriad Pro斜體字一樣，發揮正面的作用。
閱讀障礙會是一種值得經歷的困難嗎？人們很難相信它是。要知道有很多人，他們一生都要同這種閱讀障礙搏鬥。但卻有這樣一個奇怪的事實，有相當一部分成功的企業家都是閱讀障礙患者。倫敦城市大學的朱莉·洛根（Julie Logan）通過近期的研究報告指出，該比例約達到三分之一。在這張成功的閱讀障礙企業家名單上，許多過去幾十年來最著名的創業家都榜上有名。英國億萬富豪理查德·布蘭森（Richard Branson）就是一個閱讀障礙患者。著名折扣經紀公司嘉信理財的創辦人查爾斯·施瓦布（Charles Schwab）也是閱讀障礙患者；手機開發者克雷格·麥考（Craig McCaw），美國捷藍航空公司創辦人大衛·尼爾曼（David Neeleman），科技巨頭思科的CEO約翰·錢伯斯（John Chambers），金考快印創辦人保羅·歐法利（Paul Orfalea）等等，他們都是閱讀障礙患者。這只列舉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神經學家沙倫·湯普森·希爾（Sharon Thompson-Schill）曾在某著名大學的捐贈人會議上演講。這些捐贈者無一不是成功的企業家。在演講期間，她一時興起便問在場的企業家有多少曾是閱讀障礙患者。「一半的人都舉手了，」她說，「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對於該事實，會有兩種可能的解讀。第一種是儘管這些成功人士有一定的缺陷，但他們依然獲得了成功：他們聰明，富有創意，因此沒有任何東西，包括他們一生都要與之做鬥爭的閱讀障礙都不能阻擋他們走向成功之路。第二種解讀則更有趣：也許他們的成功要部分歸功於他們的缺陷，因為他們在與缺陷做鬥爭的過程中學到了不少東西。事實證明這種缺陷是一種巨大的優勢。你是否希望你的孩子有閱讀障礙？如果第二種可能性存在的話，也許你會願意瞭解其中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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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博伊斯從小在伊利諾伊州鄉下的一個農場長大。他是5個孩子中的老大。他的父母是公立學校的教師。在他很小的時候，母親便會唸書給他聽。他看不懂書上的文字，但卻能記得母親給他念的內容。一直到小學三年級，他才開始閱讀。但他讀得很慢，讀的過程也困難重重。多年以後，他才意識到自己存在閱讀障礙。只不過那時候，他覺得自己並沒有問題。他居住的小鎮位於伊利諾伊州的鄉下，那裡的人並不是很看重閱讀。他的許多同學一旦在農場找到工作，便都輟學了。博伊斯喜歡看漫畫書，因為這類書容易看懂，還有許多圖片。看書對他並非易事。一直到今天，他一年也許就只能讀一本書。他也看電視，什麼節目都看。他笑著說：「它在動，彩色的。」他的詞彙量有限，通常都使用簡單的詞語和簡短的句子。有時候在大聲誦讀過程中會遇到一些不懂的詞，他都會停下來，慢慢地將它們拼出來。「一年半前，妻子給我買了一個iPad。這是我擁有的第一台類似電腦的設備。接著就發生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我拼出來的單詞與電腦裡的拼寫檢查軟件差太多，因此常常都找不到正確的拼法。」博伊斯說，「你都不知道我接到多少條這樣的提醒，『無匹配單詞』。」
博伊斯高中畢業時並沒有什麼遠大的志向。他的成績很差。當時，他們一家搬到了加州南部。適逢當地經濟急劇發展，博伊斯在建築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室外工，要和其他資歷老的工人一起幹活。」博伊斯回憶道，「當時我賺的錢比我想像中的要多。太有趣了。」之後，他又去銀行當了一段時間的會計，那期間，他經常打橋牌。「當時的生活很愉快。我又繼續這樣過了一段日子。但自從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之後，我妻子就開始認真考慮起我的將來了。」她從社區大學帶回了一些宣傳冊。博伊斯記得自己小時候對法律特別著迷，於是決定去讀法學院。今天的大衛·博伊斯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律師之一。
博伊斯到底是怎樣從一個只有高中教育程度的建築工人變成頂級律師的？我們至今仍不得而知。要學法律就必須學會閱讀，因為他們要通過閱讀理解案例、觀點以及進行學術分析。而對博伊斯來說，閱讀是很難的一件事。但他竟然考慮去學法律！這個想法看起來太瘋狂了。但是別忘了，既然你在讀這本書，那麼你就是一個讀者，也就意味著你極有可能不會想到繞開閱讀的捷徑、策略以及旁門左道。
雷德蘭茲大學是一所小型的私立學校，位於洛杉磯東部，距離博伊斯家只有一個小時的車程。博伊斯就在這裡開始了他的大學課程。雷德蘭茲是一個小池塘，博伊斯在這裡如魚得水。他學習特別努力，充分利用學習機會——因為他知道自己必須這麼做。然後，幸運之神眷顧了他。想從雷德蘭茲大學畢業的話，就必須修完一系列核心課程，而這些課程的閱讀量都很大。剛好那些年，學校規定學生可以在未拿到大學學位的情況下去申請法學院。於是大衛跳過了那些核心課程。「我還記得，當我知道自己沒畢業也能申請法學院時，」他說，「我簡直不敢相信！這太棒了。」
當然了，上了法學院就意味著閱讀量更大了。但他找到了一些重大案件的總結，這些總結提煉出了美國最高法院對案件的觀點，內容不過一兩頁。「也許有人會告訴你，這在法學院是行不通的。」他說，「但它確實是可行的。」此外，他還是一個很好的聽眾。「聽是我這輩子最重要的事。我要學會聽，因為這是我唯一得以學習的方式。人們說什麼我都記得。我還能記住他們用的詞。」因此他坐在了法學院的教室裡。其他人奮力做筆記，在紙上亂塗亂畫，做白日夢的時候，他把聽到的東西都記了下來。從這點來說，他的記憶力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工具。他很小就開始鍛煉自己的記憶力。他能記住媽媽給他念的內容。而其他同學，他們在做筆記、亂塗亂畫、出神時會錯過一些東西。他們的注意力是分散的。而博伊斯沒有這種問題。也許他做不了一個讀者。但他會聽。事實證明，讀不好並不是一種劣勢，而是變成了一件更有價值的事。起初他在西北大學法學院學習，而後轉學去了耶魯大學。
博伊斯成為律師之後，他並沒有選擇去公司當律師。公司律師要看堆成山的文件，還要理解367頁腳注裡每一個字的意思。他成了一名訴訟律師。這是一份可以讓他獨立思考的工作。他把要說的東西都記了下來。出庭期間，當他遇到一個念不出來的單詞時就會結巴。這時他便會停下來，像個孩子一樣拼出那個詞。這種做法令人尷尬。甚至比一個真實存在的問題更讓人覺得古怪。20世紀90年代，他帶領原告及其律師團控告微軟違反反壟斷法。在訴訟期間，他總是把「login」（登錄）說成「lojin」。這是閱讀障礙患者常犯的錯誤。但他在盤問證人時，卻表現得異常完美。因為他不會錯過證人發言的任何細微變化、自我托辭與措辭的異常之處，也沒有哪一條來自證人的漫不經心的評論或洩密的自白不被他聽到、記錄並回憶起的，不管證人說出這證詞是在一小時，一天還是一周之前。
「如果我能讀得快一些，那很多事做起來就容易了。」博伊斯說，「這毫無疑問。但換個角度來看，因為我閱讀能力不行，所以我只能通過專心聽講、問問題來學習。這就意味著我必須簡化問題，直接提取出問題的本質。這種做法具備強大的力量，因為在庭審時，法官和陪審團都沒有時間、精力去深究案件。我的一個優勢就是將這些案件以通俗的方式展現出來，好讓他們明白。」他的對手都是學者型的律師。他們列出了有關案件的所有可能性分析。這些材料他們都瞭然於心。然而，他們卻無數次地敗給了細節。但博伊斯沒有。
博伊斯經手的最著名的案件之一——霍寧沃思訴施瓦辛格案[23]，牽涉到加州限制男女婚姻的法律。博伊斯作為律師，主張該法律違反了憲法；審判過程中最令人難忘的一幕是，博伊斯成功瓦解了對方關鍵的專家證人大衛·布蘭肯霍恩（David Blackenhorn）的證詞，使其承認了博伊斯指出的大部分案件事實。
「在訴訟準備過程中，你要告訴證人，讓他在庭上作證的時候不要著急，」博伊斯說，「即使你沒必要這麼做，你也必須做這件事。因為有時候你就需要慢慢來，你不能讓檢察官看出你的語速變化，以防他看出你在哪一點上有所猶豫。就比如——你在哪裡出生？」他認真、從容不迫地說道。「『1941年』，你沒有說『1941年3月11日，早上6點30分』，即便你並沒有刻意隱瞞什麼。不管問題是困難還是容易，你都希望自己回答的語氣都一樣，這樣別人才無法從你回答問題的方式中看出什麼問題對你來說容易，什麼問題對你來說難以回答。」
當布蘭肯霍恩回答問題時，他在某些關鍵時刻停頓過久，被博伊斯發現了。「我注意到了他的語調、語速，還有他的用詞。有時候他還會停頓。他停頓是為了思考怎麼措辭。像這種人，你要是試探他，認真聽他說話，你就會知道他什麼時候會感覺到不安，因為在這些點上他會含糊其辭。只要我能找到這些點，我就有辦法讓他承認案子的關鍵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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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伊斯有一項特殊技能。通過這項技能，我們就可以知道他為什麼善於此道了。他是一個極好的聽眾。現在想想他是怎麼練就這樣一種技能的。大部分人對自己擅長的東西都比較熱衷，這是很自然的一種反應。就拿閱讀來說，如果孩子沒有閱讀這方面的難處，他就會讀得越多，進而就會越來越擅長閱讀，並最終在一個需要大量閱讀的領域扎根。有一個叫作老虎·伍茲的小男孩兒，他的思想看起來與他的年齡極不相稱。當他發現高爾夫球就是他想像中的那種運動後，他就開始練習打球。因為經常練習，他的球打得越來越好。打得越好，他就越喜歡練習……就這樣持續進行良性循環。這就是所謂的「特長學習」：因為具有某方面的天賦，我們慢慢地變成了這方面的專家。
但是值得經歷的困難卻有著相反的邏輯。在CRT測試中，阿爾特和奧本海默通過這樣一種方法：加大測試難度，強迫他們多思考，以彌補無法看清問題的「缺陷」，從而提高了學生的測試成績。博伊斯因為存在閱讀障礙，所以他會認真去聽，並從中學習知識，以彌補自己無法從閱讀中獲取知識的缺陷。他努力地在彌補這種缺陷。因為他別無選擇。他閱讀能力差，所以他只能找到一種可以讓他跟上別人腳步的方法。
大部分人的學習都是「資本學習」。這是一種既容易又顯而易見的學習方式。如果你嗓音優美，音質完美，那麼你可以輕輕鬆鬆就進入教堂的唱詩班。而與之相對的「補償學習」就是一種困難的學習方式。如果你們想和博伊斯一樣——聽母親唸書，記住她的話，然後再複述一遍——那你們就必須學會面對自身的局限；學會克服自己的侷促以及害怕丟臉的心理；學會專注，這樣你才能記住那些詞；還要學會為自己的完美表現而驕傲。然而，大部分有某種嚴重缺陷的人都無法真正做到這些。那些能做到的人就會變得比若沒有缺陷的自己更好，因為那些必須學的東西一定比那些輕易就能學到的東西更具威力。
那些功成名就的閱讀障礙患者經常談起自己的「補償學習」過程。「上學太可怕了。」一個叫布萊恩·格雷澤（Brian Grazar）的人告訴我，「我的情緒總是在變化。我會很焦慮。我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做完那些簡單的家庭作業。一天有好幾個小時我都在做白日夢，就因為我看不懂那些詞。就是那種感覺，你發現自己坐在某個地方一個半小時，但卻什麼也沒做。我在念七年級、八年級、九年級、十年級時得到成績的幾乎都是F，偶爾能得到一個D或C。因為母親不同意學校讓我留級的決定，我才得以升學。」
格雷澤是如何畢業的？在每次小測驗或考試之前，他都會制定計劃和策略，念小學的時候也是如此。「小測驗或考試的前夜我都會跟別人待在一起。」他說，「你呢，你會幹嗎？你會不會想要如何回答老師的問題？我都會試著去猜老師可能問的問題。如果有辦法可以提前拿到那些問題，我也會這樣做的。」
上高中的時候，他的策略就更完善了。「我質疑我的每一次成績，」他接著說，「每次我收到成績單，知道自己的分數時，我都會回去找老師，挨個兒地和他們核對。我會同老師爭論，讓他把D改成C，把C改成B。幾乎每一次——90%的情況下，老師都會給我修改分數。我一直纏著他們，他們沒辦法只好給我改了。我特別擅長做這樣的事。於是我漸漸有了信心。我知道在大學裡，我要開始和教授們磨嘴皮子了，所以我要學習。我學著去做任何一件可以推銷自己的事。這真的是很好的訓練。」
當然，所有稱職的父母都會教孩子如何去說服別人。然而一個能夠很好適應社會的正常孩子並不需要認真地上這門課。假如你在學校得的都是A，你就沒必要為了及格而去跟老師「談判」，也不會像一個9歲的孩童一樣六神無主，還得計劃著怎麼熬過接下來的一個小時。格雷澤在練習談判時就像博伊斯在練習聽力一樣，他已經有了一門利器。他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練習談判。格雷澤說這是「很好的訓練」，他的意思是，學會以一個弱者的身份去和強者對話，這對他日後的職業十分有益。如今，格雷澤是好萊塢過去30年來最成功的電影製片者之一。[24]如果布萊恩·格雷澤不是閱讀障礙患者的話，他今天又會變成什麼樣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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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進一步挖掘神經功能障礙和成功職業生涯之間的這種奇特聯繫。在介紹大池塘的章節中，我提到過：在一個精英較少、較沒有特權的環境中，做一個局外人能夠使你獲得更多追求自我思想和學術興趣的自由。假如卡洛琳·薩克斯選擇的不是第一志願的學校，而是第二志願的學校，那麼她去從事自己熱愛的職業的可能性更大。同理，如果印象派畫家們沒有選擇舉辦自己的展覽，他們的作品可能就會被掛在那些無人問津的小畫廊裡，而不是那些最頂級的藝術展會上。
閱讀障礙患者亦是局外人。在學校裡，他們因為達不到學校的要求，被迫遠離其他的同學。這種「局外人主義」是否有可能給他們帶來某種完全的優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思考一下那些發明家和企業家的個性特點。
心理學家通過所謂的「大五人格模型」（或稱「大五」[25]理論）來定義人格。我們可以根據以下的描述來評估自己：
神經質
（敏感/緊張Vs安全/自信）
外向性
（活力/愛交際Vs孤獨/矜持）
開放性
（創造力/好奇心Vs遵守慣例/謹慎）
盡責性
（有序/勤勞Vs隨意/粗心）
隨和性
（合作/移情Vs自私/對抗）
心理學家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指出，發明家和革新者多為混合性格——尤其是後面三種性格：開放性、盡責性、隨和性。
發明家一定要具有開放的性格。他們要能想出其他人想不到的東西，要願意去挑戰他們的先入為主之見。他們還需要具備認真負責的品質。一個擁有好主意卻缺乏將主意變成現實的自律和堅持的發明家只能是一個夢想家。這是顯而易見的。
而最關鍵的是，發明家必須是不隨和的。我這裡說的並非粗魯或者令人討厭。我的意思是，他們處在「大五」人格理論中「隨和性」的邊緣。他們這類人願意承擔社會風險，做那些別人可能不會認同的事。
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這個社會中，不隨和是不為人們所接受的。人類生來就有尋求周圍人的認可的本能。如果沒有挑戰傳統的意願，一個激進、具有改革意義的想法寸步難行。「如果你有一個新想法，而這個想法具有破壞性，而你又一向隨和，你該怎麼辦？」彼得森問道，「如果你擔心傷害到別人，擾亂到社會秩序，你也就不會去實現自己的想法了。」就像劇作家喬治·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說的：「一個理智的人會讓自己去適應社會；而不理智的人則會固執地讓社會去適應他。因此，這個社會所有的進步都依賴於這些不理智的人。」
彼得森在論證觀點時列舉了瑞典傢俱零售商宜家公司的例子。這家公司由英瓦爾·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創立。他的偉大革新之處在於他發現傢俱的價格大多都由組裝這一步驟拉上去的：給桌子安上桌腿不僅要多花錢，而且還會使桌子的運費變得十分昂貴。所以他就出售那些還未組合的傢俱，運輸時只要裝在平盒裡就可以了，運費也便宜。此外，他出售的傢俱價格也比競爭對手低。
而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坎普拉德曾一度陷入困境。瑞典傢俱製造商聯合起來抵制宜家。宜家的低價惹怒了他們，他們決定不做他們的訂單。宜家幾近破產。在絕望之際，坎普拉德將目光轉向了南方。從瑞典經過波羅的海後便可到達波蘭，而波蘭是一個勞動力更廉價、木材豐富的國家。這體現了坎普拉德的開放性：在20世紀60年代，幾乎沒有公司會實行這種外包服務。之後坎普拉德就將工作中心放在了波蘭的聯絡工作上。這在當時並不容易。20世紀60年代，波蘭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內一片混亂。它沒有基礎設施，沒有機器，也沒有訓練有素的工人；而在這裡，西方國家也得不到法律的保護。但是坎普拉德成功了。「他是一個事必躬親的老闆。」安德斯·阿斯隆（Anders Aslund）說道。阿斯隆是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這就是他取得成功，別人失敗的原因。他去了條件惡劣的國家，確保一切都運行正常。他是一個非常頑強的人。」這是盡責性的體現。
坎普拉德這個決定中最不尋常之處在哪裡？是他轉向波蘭的時間。那是1961年，柏林牆建立，冷戰到達頂峰。這一年，由於古巴導彈危機，東西方世界處在核戰邊緣。今天，類似的情況發生在沃爾瑪身上。他們決定開拓朝鮮市場。大多數公司都因為害怕被當成賣國賊，而不曾想過要在敵人的土地上開展生意。而坎普拉德並不怕。他不在乎別人怎麼看他。這是不隨和性的體現。
只有極少數人會想出那種將傢俱放在扁平盒子裡運輸的創意，同時還懂得在面對聯合抵制時採取外包服務這種方式。而擁有這種眼界，具備在經濟如一潭死水時建造一個一流製造公司的自制力的人就更少了。那些有創意、認真負責且擁有公然和冷戰對抗的強大思想的人呢？少之又少。
閱讀障礙並不一定會導致人們變得更開放，變得更認真負責（雖然也有這種可能）。閱讀障礙最吸引人之處，是它有可能會讓人更容易變得不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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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裡·科恩（Gary Cohn）在克利夫蘭郊區長大。克利夫蘭位於俄亥俄州東北部。他的家族是經營電氣承包業務的。那是20世紀70年代，閱讀障礙症還不是一種常見病症。因為不會閱讀[26]，科恩小學留了一級。但他說：「然而，我第二年並沒有比第一年學得好。」他缺乏自制力。「我被學校開除了，」他解釋道，「我想，要是你打老師的話，你也會被開除的。這只是其中一件擾亂學校秩序的事……我被罵了。老師把我塞進她的桌子底下，然後把椅子推進去撞我。我把椅子踢出去，朝她的臉扔了過去，然後走掉了。當時我讀四年級。」
他說這是他生命中「糟糕的幾年」。他的父母不知道該怎麼辦。「那大概是我生命中最沮喪的時候吧，我這麼說過好多次了。」他接著說，「其實並不是我不努力。我真的很努力了。沒有人明白光我努力沒用。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我是下定決心要當不守規矩的孩子，不學習，故意拖班級後腿。你能理解那種感受嗎？當你六七歲或者八歲的時候，去公立學校上學，學校裡的每個人都認為你是笨蛋。於是你試著做一些滑稽的事，為的是得到人們的一點尊重。你試著每天早上起來都對自己說『今天會更好』。但當你堅持了幾年後，你才發現今天跟昨天是一樣的，沒有任何區別。我要努力，我要畢業，我要活下去。我們走著瞧。」
他的父母帶他去了一所又一所學校。「我母親就想讓我高中畢業。」科恩說，「我想如果我問她的話，她會說：『我這一生最快樂的日子就是看到他高中畢業。之後他去開火車都行。但至少他得有一張高中文憑。』」科恩畢業那天，母親淚如泉湧。「我長這麼大，還從沒看到誰哭得那麼凶。」他說。
加裡·科恩在22歲時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克利夫蘭為美國鋼鐵公司銷售鋁牆板和窗框。當時，他剛剛從美利堅大學畢業，成績平平。感恩節前一天，他去長島參觀公司營業部時，說服經理給他放了一天假。於是他就去了華爾街。幾個夏天以前，他曾在當地的一個經濟公司實習，因此對股票交易產生了興趣。他去了商品交易所。當時的商品交易所是舊世界貿易中心的一部分。
「我想我得找一份工作，」他說，「但我無處下手。這裡封得嚴嚴實實的，根本進不去。於是我走上了觀景台，看著那些工作人員，在想我是不是可以跟他們搭話？於是我走下觀景台到了一樓，站在安全門前面，一副像是有人會給我開門的樣子。顯然沒有人來給我開門。市場休市後，我看到一個穿著整齊的員工正朝著一樓跑去，邊跑邊對他的同事說，『我得走了，要去拉瓜迪亞。我已經遲到了，到達機場我再打給你』。我進了電梯，對他說，『我聽說你要去拉瓜迪亞』。他回答我『是的』。我於是就說：『能一起打車嗎？』他說可以。太棒了。在週五下午這種交通高峰期，我竟然可以坐在出租車裡，為自己謀到一份工作。」
這個同科恩乘坐同一輛出租車的陌生人偶然進了華爾街的一家大經紀公司。也就在那周，那家公司開設了一項買賣期權的業務。
「這個人負責期權交易，但他完全不知道期權是什麼。」科恩接著說，並肆無忌憚地笑了出來。「去機場的一路上我都在騙他。他問『你知道期權是什麼嗎？』我回答說『當然知道了，我什麼都知道，我什麼都能做』。我們下車的時候我就要到了他的電話號碼。他說『週一給我打電話』。於是我週一就給他打電話了，週二還是週三又飛去紐約，進行面試，接著下週一就開始工作了。那段時間裡，我讀了麥克米倫的《期權投資策略》，這本書就像是期權交易界的聖經。」
顯然，讀書對科恩來說並非易事。科恩估計，看22頁書得花上六個小時。[27]他把自己埋在書裡，一字一句地看，不停地複述句子，直到搞懂它的意思。等到他要工作時，他已經做好準備了。「我就是幕後的那個人，告訴他『買進這個，賣出那個，賣出那個』，」科恩說，「我從不向他解釋原因。也許他知道。其實不管是否知道都無所謂，他不在意這些。因為我給他賺了很多錢。」
剛開始在華爾街工作的那段時間並沒有讓科恩覺得羞恥。但如果你認為他對此覺得驕傲的話，那也錯了。他很聰明，他知道在第一份工作中應該極力誇大自己。這並不是一種諂媚的做法。相反，他說得很誠懇。這就是我。
科恩在出租車裡需要扮演一個角色：假裝自己是一個有經驗的期權交易商，但其實他不是。大部分人都曾做過這樣的事。我們不習慣扮演別人，只習慣扮演自己。但科恩從小學開始，就擅長扮演別人。你六七歲或者八歲的時候，去公立學校上學，學校裡的每個人都認為你是笨蛋。於是你試著做一些滑稽的事，為的是得到人們的一點尊重。做一個小丑，總比做一個笨蛋強。如果你一生都要扮演別人，那在一輛開往拉瓜迪亞的出租車上極力誇耀自己又能有多難？
更重要的是，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會跳上那輛車，因為我們害怕那些潛在的社會後果。那個華爾街的工作人員可能會看穿我們，然後在華爾街到處散播這件事，說有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小子竟然跑來這裡冒充期權交易員。我們還可能被趕出那輛車。我們灰溜溜地回到家，發現自己真的做不了期權交易員。週一早上上班時，我們將這件事講給同事聽，以此來嘲弄自己。然後再混個一周，或者一個月，就被炒魷魚了。跳進出租車是一種不隨和的行為，而大部分人都想做隨和的人。但是科恩呢？他當時是鋁牆板銷售員。對他母親來說，他能當個火車司機就不錯了。他被學校開除，被別人當成一個笨蛋；成年以後，讀22頁書還要花6個小時，就因為他得讀懂每個字，才能明白書裡講的是什麼。他不怕失敗，因為他壓根兒沒什麼可失去的。
「我的成長經歷讓我學會了如何輕鬆面對失敗，」他說，「很多存在閱讀障礙的人們身上都有一種特質，就是當我們走出校門之後，我們更懂得面對失敗了。我們在面對大部分狀況時，更多的是往積極方面——而不是消極方面想。因為我們早已習慣了那些消極的東西，所以我們不怕。我經常考慮這個問題，真的。閱讀障礙把我塑造成了現在的樣子。如果沒有閱讀障礙症，我不知道自己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將不會抓住第一次的機會。」
在最好的情況下，閱讀障礙能激發出你身上某種還在「休眠」的技能。它會迫使你做那些從來就不曾想過的事情，就像坎普拉德那樣進軍波蘭，或者與一個你不認識的人拼車，然後扮演一個不是你自己的人。正如你所想，坎普拉德也是一個閱讀障礙患者。事實證明，加裡·科恩是一個很厲害的交易商。在商業世界，學會如何面對失敗對一個人的職業生涯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現在，科恩成了高盛的總裁。
[21] 事實上，還有一個更簡短的測試。阿莫斯·特維斯基（Amos Tversky），現代最著名的心理學家之一，他特別聰明。於是他的心理學家朋友們設計出了「特維斯基智力測試題」：你越快發現特維斯基比你聰明，你就越聰明。亞當·阿爾特（Adam Alter）曾跟我說起特維斯基測試。他對此評價頗高。
[22] 為了證明自己測試的是智力而不是其他東西，弗雷德裡克將CRT測試的分數與其他因素聯繫起來。「分析結果顯示CRT分數與更喜歡蘋果還是橘子、百事可樂還是可口可樂、啤酒還是紅酒、搖滾音樂會還是芭蕾沒有聯繫。」他寫道，「然而，CRT分數對人們選擇《人物》雜誌還是《紐約客》雜誌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CRT分數較低的群體中，67%會選擇《人物》雜誌。CRT分數較高的群體中，64%會選擇《紐約客》雜誌。（我是《紐約客》雜誌的作者之一，所以不用我多說了吧？）
[23] 2010年1月布蘭肯霍恩出庭作證時，這件案子被稱為佩裡訴施瓦辛格案；2013年在最高院審判時，改稱霍寧沃思訴施瓦辛格案。
[24] 格雷澤的幾部電影：《美人魚》、《阿波羅13號》、《美麗心靈》、《8英里》。我在《眨眼之間》中討論演員時也提到了他。
[25] 「大五」是社會心理學家用來定義人格的標準。社會學家一向不熱衷於性格測試，如邁爾斯–布裡格斯測試。因為在他們看來，這類「外行的」測試忽略了人們的關鍵特徵，誤解了人的性格。
[26] 應該說明的是，閱讀障礙只會影響閱讀。科恩的算術能力並未受到影響。科恩說過，小時候唯一相信他的人是他的爺爺。是因為他的爺爺發現小加裡將他們家族管道企業的庫存全部記在了腦子裡。
[27] 這章很長。如果加裡·科恩想要自己讀的話，他就必須坐下來，騰出一段時間來讀。「要想真正明白書中的內容，讀懂它，理解它，我得查每一個認識的詞。但查了詞之後才發現，啊，這個不是詞，我看錯了。而我已經連續三天，每天都花兩小時來查這個所謂的詞了。」他說。他是大忙人。這種事不可能發生的。「希望這本我不會看的書可以賣得很好。」訪問快要結束時，他笑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