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去馬裡蘭大學的話，我現在仍會留在科學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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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年前，巴黎是藝術世界的中心。每天晚上，都會有一個畫家團體在巴蒂尼奧勒附近的蓋爾波瓦咖啡館聚會。這個小團體的領導人是愛德華·馬奈（Edouard Manet）。他是團體裡年紀最大、最著名的成員之一。當時他三十出頭，長相俊美，熱衷於社交，穿著時尚，他的活力和幽默讓周圍的人著迷。馬奈的好友是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他是少數幾個可與馬奈媲美的畫家之一。他們兩個人都比較易怒，且牙尖嘴利，時而會進行一些激烈的爭論。保羅·塞尚（Paul Cezanne）是個脾氣不怎麼好的高個子，總是憂鬱地坐在角落裡，穿著背帶褲。「我就不同你握手了吧。」一次落座之前，塞尚對馬奈說道。「我已經8天沒洗手了。」克勞德·莫奈（Claude Monet）則十分固執，個性很強。他是食品雜貨商的兒子，沒接受過什麼教育。他最好的朋友是人稱「隨和頑童」的皮埃爾·奧古斯特·雷諾阿（Pierre-Auguste Renoir）。在他們交好期間，雷諾阿畫了11幅莫奈的肖像。這個團體的精神領袖是卡米耶·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他是一個非常明智、忠誠和原則性強的人。就連脾氣最差、最冷漠的塞尚都喜歡畢沙羅。幾年後，他還自稱是「畢沙羅的學生塞尚」。
這群卓越的畫家後來一起創造了一個現代藝術流派——印象派。他們互為模特，以精神或者物質的方式為彼此提供支持。今天，你可以在世界的各大博物館裡看到他們的畫。但在19世紀60年代，他們陷入了困境。莫奈破產了。有一次，雷諾阿給他帶了一些麵包，他才不至於餓死。不過雷諾阿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他要寄信，但是沒有錢買郵票。當時，沒有商人對他們的畫作感興趣。藝術評論家——在19世紀60年代，巴黎只有一小撮的藝術評論家——提到印象派的時候，大多是貶低他們。在昏暗的蓋爾波瓦咖啡館裡，馬奈和他的朋友們坐在快要散架的金屬椅子上，靠著大理石檯面的桌子，邊吃邊喝；他們談論政治、文學、藝術。當然，談論最多的是他們的畫家生涯。當時的印象派畫家都面臨著一個關鍵問題：巴黎美術展覽會就快開始了，他們應該畫什麼呢？
藝術在19世紀的法國文化生活中扮演著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當時的繪畫由一個叫皇家內閣和美術部的政府部門管理，畫家與現在的醫生和律師一樣，被看作一種職業。一個畫家想要有前途的話，就應該先進入巴黎高等美術學院學習，接受正規和嚴格的教育；先臨摹畫作，再學習畫模型。教育的每一個階段都有競賽。那些畫得不好的人會被淘汰。畫得好的人則能贏取獎項和獎金。繪畫的頂級殿堂就是巴黎美術展覽會，這是全歐洲最盛大的藝術展會。
每年，法國的畫家都會選取兩到三幅最好的帆布畫送到評審委員會。截止期限是4月1日。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拉著載有帆布畫的手推車穿過巴黎的街道，將他們的作品送到工業宮。工業宮是巴黎世博會的展館，位於香榭麗捨大道和塞納河之間。在接下來的幾周裡，評審會輪流給畫作投票。那些沒通過評審的畫作會被貼上紅色的「R」標誌，意思是「拒絕」（rejected）。通過的畫作會被懸掛在工業宮的牆上。在6周的時間裡（從5月初開始），約有100萬人來參觀展會，他們爭相擠在最著名畫家的作品前欣賞畫作，諷刺那些他們不喜歡的畫作。最好的畫作可以獲得獎章。優勝者會因此出名，他們的作品價值也會水漲船高。而輸的人只能悻悻地回家，繼續努力。
「在巴黎，懂得欣賞那些沒有獲得藝術展覽會認可作品的藝術愛好者不超過15個人。」雷諾阿說，「而不會買那些沒有獲得認可作品的有8萬個人。」雷諾阿急切地想要獲得巴黎美術展覽會的認可。有一年，評審還在審議的時候，雷諾阿便跑到工業宮去，在外面苦等，希望可以早點知道他的作品是否入選。之後他又覺得不好意思，就說自己是雷諾阿的朋友。蓋爾波瓦咖啡館的另一個常客弗雷德裡克·巴齊耶（Frederic Bazille）坦言：「我十分害怕被拒絕。」畫家儒勒·霍爾扎菲（Jules Holtzapffel）因為沒能入選1866年的巴黎美術展覽會，而朝自己的頭部開了一槍。「評審委員會拒絕了我。所以我是沒有才華的」，他在遺書中寫道，「我必須得死。」對19世紀的法國畫家來說，巴黎美術展覽會就是一切。該展覽會之所以對印象派畫家如此重要，是因為他們就生活在那樣一個年代，同時還因為他們也曾被展覽會拒之門外。
巴黎美術展覽會的評審標準十分傳統。「他們選的都是那些異常精確的作品，『收筆』恰當，結構正式，比例合適等等，簡而言之，必須具備一切常見的藝術慣例。」藝術史學家休羅（Sue Roe）寫道：「光明表示畫作充滿戲劇意味，黑暗則表示莊重。在敘事畫中，場景不僅要『準確』，還必須使用道德上可以為人們所接受的色調。巴黎美術展覽會的下午就像巴黎歌劇院的夜晚：觀眾希望演員去抬高他們，取悅他們。大部分人都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他們期望看到自己能懂的東西。」休羅說，那些能夠得到獎章的畫作都是一些畫得很精細的大幅帆布畫，表現的要麼是法國歷史，要麼是神話故事，畫的都是馬、軍隊和漂亮女人；而題目就叫《軍隊出發了》、《因為書信而流淚的年輕婦女》、《被拋棄的無辜者》。
印象派畫家對藝術則有一種完全不同的理解。他們描繪的都是日常生活的畫面。他們的一筆一畫清晰可見，構圖則是模糊的。對於展覽會的評委和工業宮的觀賞大眾來說，他們的畫作看起來不具備專業水準，有時候甚至令人震驚。1865年，展覽會評審意外地認可了馬奈的一幅畫。他畫的是一個妓女，畫作名叫《奧林匹亞》（Olympia）。這幅畫在巴黎引起了一陣騷動。保安圍在畫前，竭力阻止群眾靠近這幅畫。「巴黎頓時陷入了一種十分不理性的氛圍中，害怕甚至它成了人們的主導情緒」，歷史學家羅斯·金（Ross King）寫道，「一些人看到這幅畫的反應是『狂笑不止』，而其他人，主要是女性，她們則驚恐地扭過頭不看這幅畫。」1868年，雷諾阿、巴齊耶和莫奈的畫被展覽會選中。畫作本來可以公開展覽6周。不料在展會舉辦過程中，展覽方將他們的作品從主展區撤出，隨意地丟在了垃圾堆裡。這個垃圾堆是一間又黑又小的房間，位於工業宮後面，用來放置那些被認為失敗的作品。完全不被認可真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巴黎美術展覽會是全世界最盛大的藝術展。蓋爾波瓦咖啡館的每個人都同意這種說法。但是想得到展覽會評審的認可是要付出代價的：他們必須得創造出一些在他們看來並無意義的藝術作品，而這些作品很有可能淹沒在其他畫家雜亂無章的作品中。這值得嗎？印象派畫家日復一日地討論，他們是否要繼續參加展覽會，還是他們要堅持自己的原則，辦一個屬於自己的展覽？他們是想做展覽會這個大池塘的小魚，還是想做自己選擇的小池塘的大魚？
最終，印象派畫家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因此今天你才能在世界各大博物館中看到他們的畫。當然，這只是原因之一。在我們的生活中，這種類似的困境會一次又一次地出現，而通常我們都無法做出明智的選擇。倒U曲線圖告訴我們，在某個點，財富和資源不會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而會讓它變得更糟。印象派畫家的故事提出了第二個類似的問題。我們努力想要成為最好的，拚命地要擠進那些最好的機構。但是我們卻很少停下來思考，就像印象派畫家那樣，哪一個機構會給我們帶來最大的利益。類似的例子很多。最常見的例子莫過於選擇哪所大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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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薩克斯[12]生長在離大都會區華盛頓最遠的邊緣地帶。她一直都在公立學校上學。她的母親是一位會計，父親在技術公司工作。當她還是一個小孩兒的時候，就在教堂唱詩班唱歌，她喜歡寫作和畫畫。但她真正感興趣的是科學。
「我常常趴在草地上，拿著一個放大鏡，帶著寫生簿，觀察昆蟲活動，再把它們畫下來。」薩克斯說。她是一位有思想、口才好的年輕女性，她誠實、率直。「我對昆蟲特別著迷。對，還有鯊魚。我還曾一度認為自己會做一名獸醫或者魚類研究員。尤金妮·克拉克（Eugenie Clark）是我的偶像。她是第一位女性潛水員。她出生於紐約的一個移民家庭；儘管她遭遇了許多挫折——『你是個女人，你不能去潛水』——她還是成為她所在領域的頂尖人物。我就是覺得她很棒。我爸爸見過她，還給我帶了一張她的簽名照，我開心極了。科學真的是我的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薩克斯在高中的時候，一直都是班裡的尖子生。在上高中期間，她便在附近的大學修讀了一門政治學課程，並在社區大學修讀了一門多元微積分課程。她的這兩門課程都得到了A，高中的每一門課程也都是A。她預修的每一門大學課程成績都很好。
高二那年夏天，他父親帶她快速地遊覽了美國大學。「我們在3天內遊覽了5所學校」，她說，「分別是衛斯理學院、布朗大學、普羅維登斯大學、波士頓大學和耶魯大學。衛斯理學院很有趣，但是學校太小了。耶魯很酷，但我明顯覺得自己不適合那裡的氛圍。」她喜歡的是位於羅德島普羅維登斯的布朗大學。這座大學小巧獨特，傲然聳立在19世紀的喬治亞時代紅磚風格建築和殖民建築群中央。它也許是全美最漂亮的大學校園了。她申請了布朗大學，備選是馬裡蘭大學。幾個月後，她收到了一封郵件。她被布朗大學錄取了。
「我想像著布朗大學的每一個學生應該都很有錢，他們世故，但卻學識淵博。」薩克斯說，「等我去了那裡之後，我才發現大家都跟我差不多，都是充滿求知慾，既緊張又興奮。我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在這裡交到朋友。但那裡的一切令人覺得安心。」對她來說，選擇課程是最難的。她什麼課程都喜歡。最後她選擇了化學入門、西班牙語、語言的演變史，還有現代醫學的植物學基礎——她說這是一門「既教人認識植物，又教人認識土生土長植物的藥用價值，以及它們所依據的化學原理」的課。學校讓她感覺身處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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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薩克斯的決定是正確的嗎？大部分人都認為是正確的。她和她父親迅速遊覽了一遍美國的大學之後，她便按照由好到壞的順序對它們進行排列。布朗大學排名第一。馬裡蘭大學是她的備選，這所學校並沒有布朗大學那麼優秀。布朗大學是常青籐聯盟學校。跟馬裡蘭大學相比，該校擁有更多的資源，更優秀的學生，名氣更大，教師素質更高。每年，《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都會發佈美國大學排名，布朗大學都排在前十名，或者前二十名。而馬裡蘭大學的排名就比較靠後了。
前面我們已經介紹了印象派畫家是如何看待巴黎美術展覽會的，現在我們以同樣的角度來思考一下卡洛琳的決定。到底是要參加巴黎美術展覽會還是舉辦特別展覽會，印象派畫家們討論了很久都沒有結果。他們都清楚，這不是哪種選擇更優先的事。而是這兩種選擇根本完全不一樣，每種選擇都各有優點和缺點。
巴黎美術展覽會就好比常春籐聯盟學校。這是建立知名度的地方。它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它有嚴格的篩選標準。19世紀60年代，法國約有3 000多位擁有「在全法國有一定名氣」的畫家，他們每個人都挑了兩到三幅最好的畫作送到巴黎美術展覽會。而評審則要從這堆畫作中挑出少數的頂級佳作。淘汰是在所難免的。入選則意味著卓越的表現。「巴黎美術展覽會是一個真正的戰場，」馬奈說，「在這裡，畫家必須依著評審的標準畫畫。」在印象派畫家中，他是那個最認同巴黎美術展覽會價值的人。藝術評論家西奧多·迪雷也活躍於蓋爾波瓦圈子，他也認同該展會的價值。「你要再往前走一步，」他在1874年給畢沙羅的信中寫道，「就是讓公眾都認識你，讓交易商和藝術愛好者接受你……我勸你參加展覽會；如果你想成功的話，你就必須製造新聞，與公眾面對面，任由你的作品被人追捧或者遭人詆毀。」
巴黎美術展覽會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於它的聲望和嚴格的篩選標準，而這也是它的問題所在。工業宮是一座寬大宏偉的建築，長300碼，中央走道約有兩層樓高。巴黎美術展上約有三四千幅畫。這些畫被掛在四個不同的水平面上，從地面開始，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只有經過評審一致同意的畫才可以掛在平視視線能看到的地方。如果你的畫被掛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那麼很有可能別人根本看不到。（雷諾阿就有一幅畫被掛在垃圾房裡的天花板上。）每個畫家提交的作品不得超過三幅。觀眾總是蜂擁而至。巴黎美術展是一個大池塘。在這個展會上，很難脫穎而出，你注定只能是一條小魚。
畢沙羅和莫奈不認同馬奈的看法。他們認為做小池塘的大魚更有意義。他們說，假如他們可以憑借自己的力量，舉辦屬於自己的展覽，那麼他們就不必受巴黎美術展的規則束縛了。在巴黎美術展上，《奧林匹亞》只會引起人們的騷動，受人青睞的只是那些畫有英雄和哭泣婦女的作品。而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繪畫。他們不會淹沒在人群中，因為他們並不是普通人。1873年，畢沙羅和莫奈提議印象派畫家成立「無名畫家、雕塑家、版畫家協會」。協會裡沒有競爭，沒有評判，也沒有獎章。每一個藝術家都是平等的個體。每個人都加入了，除了馬奈。
協會會址位於卡布辛大道一棟建築的頂樓。上一位房客是一名攝影師，剛剛搬走。那裡有一連串紅棕色牆面的小房間。印象派畫展於1874年4月15日開幕，為期一個月。門票1法郎。展出作品共有165幅，其中塞尚展出3幅作品，德加10幅，莫奈9幅，畢沙羅5幅，雷諾阿6幅，阿爾弗雷德·希思黎5幅（他有小部分作品也在巴黎美術展覽會展出）。該印象派畫展並沒有限制畫家展出的作品，他們的畫可以隨便掛在一個地方，只要人們看得見就可以。「即使巴黎美術展接受了印象派的畫作，他們的作品也會淹沒在展會上的其他作品中」，藝術史學家哈里森·懷特（Harrison White）和辛迪亞·懷特（Cynthia White）寫道。「而……通過舉辦這個獨立展覽，他們可以吸引人們的注意。」
3 500人參加了這個畫展。第一天有175人，這已經足夠引起藝術評論家的注意了。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看法都是正面的：有這樣一句玩笑，說印象派畫家正扳動畫筆這把手槍，要朝帆布畫開火。這不過是「做小池塘裡的大魚」激起的其中一種影響。可能這個圈子外的人們會鄙視「做小池塘裡的大魚」這種選擇，但在小池塘裡面的人則心滿意足。他們能夠得到團體和朋友的一切支持，在這裡，沒有人會看不慣他們的創意和個性。「我們試著要造一個窩，」滿懷希望的畢沙羅在給朋友寫信的時候說道，「我們就像一些入侵者，成功地闖入大眾的領地，插上了我們的旗幟。」他們所面臨的挑戰是「不管那些意見，只管往前走」。畢沙羅是對的。印象派畫家們靠著自己的力量，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新的身份。他們又有了創造的自由。很快，外面的人們開始注意到他們了。在現代藝術史上，還不曾有過如此盛大和著名的展覽。今天，如果你想在這個擁擠的頂樓買一幅作品，那可能你得花上幾十億美元。
印象派畫家帶給我們的啟發是，在某些時間、地點，做一隻小池塘的大魚比做一隻大池塘的小魚好；處在邊緣世界裡的局外人看似處於不利地位，然而結果證明這並非一種不利。畢沙羅、莫奈、雷諾阿和塞尚在名望與被人看見、嚴格篩選與自由之間權衡利弊，最後他們發現在大池塘裡做一條小魚的代價太大了。卡洛琳·薩克斯面臨的也是同樣的選擇。她可以選擇在馬裡蘭大學做一條大魚，也可以選擇在世界最著名的某所學校裡做一條小魚。她選擇了巴黎美術展覽會，而不是卡布辛大道的那三間小屋。她最終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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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薩克斯的麻煩始於大一那年春天，當時她剛開始上化學課。那時她發現自己選的課程好像太多了，而且參加的課外活動也太多了。她看到自己第三次期中考試的成績時，心不由得往下一沉。她立刻就去找教授。「他讓我做了一些練習，然後說『你對某些概念缺乏最基本的認識，所以我建議你放棄這門課程，這樣你才不會為期末考試發愁，你可以等明年秋天再來修這門課程』。」她聽取了教授的建議。大二那年秋天，她重新選修了這門課。但她幾乎沒有什麼進步。她得到了B–的成績。她感到十分震驚。「我從來沒在考試中得過B–。」她說，「我一直都很優秀。我第二次修這門課的時候已經上大二了，而課堂上的大部分人都是剛上大一的新生。這太令人沮喪了。」
她被布朗大學錄取的那一刻就知道，大學跟高中不一樣。對，不可能一樣的。她不再是班裡最聰明的學生。她接受了這個事實。「我想，不管我怎麼準備，總有人能說出一些我從來沒有聽過的東西。所以我就試著讓自己不要那麼天真，再想什麼最聰明、成績優秀的往事了。」化學這門課的難度遠遠超出了薩克斯的想像。班裡的學生充滿競爭意識。「我在跟班上的同學交流時遇到了很多問題。」她接著說，「他們不想和我分享他們的學習經驗。他們不想告訴我，如何去更好地理解我們學習的知識，因為我如果因此進步的話，會給他們造成威脅。」
大二那年春天，她選修了有機化學。結果更糟糕了。她完全不知道怎麼上這門課。「你要記住一個概念的原理。老師會給你一個從來沒見過的分子，要求你創造出另一個你從來沒有見過的分子，你要從一個東西引申到另一個東西。有些人只要稍微想一想，5分鐘就可以做完了。他們真的很厲害。還有些人，他們拚命地做練習，訓練自己的這種能力。我也很努力啊，但我就是做不好。」老師提問的時候，周圍的同學紛紛舉起手，薩克斯只能沉默地坐在那裡，聽著同學們那些才華橫溢的回答。「那個時候我覺得自己實在太笨了。」
一天晚上，她熬夜到很晚，就為了預習有機化學課的內容。她又痛苦又憤怒。她不想半夜三點還在看有機化學，因為做了這些，也不見得會有什麼進步。「我想，應該就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覺得自己不應該再往這個方向發展了。」她受夠了。
然而悲劇的是，薩克斯喜歡科學。她放棄了自己的最愛，說起這個的時候，她深感遺憾，因為所有她曾經想要上的課她都不會上了，如生理學、傳染病學、生物學和數學。大二剛結束的那個夏天，她因為自己的決定而痛苦不已：「這是一個說出來會讓人覺得很自豪的學科。『我是一個17歲的女孩兒，我喜歡昆蟲！我想要研究它們，我總是在鑽研這方面的東西，我把它們都畫在了我的寫生簿裡，標出它們身體的每個部位。我知道它們住在什麼地方，它們在做什麼。』『我對人類，還有人體如何工作很感興趣，聽起來是不是很棒？』說出『我是一個科學女孩兒』這種話真的會讓人覺得自豪。而現在我卻放棄了這個學科，對我來說幾乎等同於一種恥辱，『因為我搞不明白這些東西，所以我要去上別的課了』。然而就目前來說，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辦法。因為我已經完完全全失敗了。這是我的目標，但我卻沒辦法實現它。」
其實薩克斯在有機化學課上的表現怎麼樣，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對不對？她又不想當一個有機化學家。這不過是一門課程。很多人都覺得有機化學很難。醫科大學的預科生花一整個夏天去別的學校學習有機化學並不奇怪，因為這樣他們就有了一個學期的實習時間。還有，薩克斯是在一所極具競爭力、學術嚴謹的大學學習有機化學的。如果你要給世界上學習有機化學的學生排名，那薩克斯很可能只是平凡的大多數中的一個而已。
但問題是，薩克斯並不是拿自己和世界上學習有機化學的學生比，她拿自己和布朗大學的同學比。她是這個全美最深、最具競爭力的池塘裡的一條小魚；她拿自己和其他聰明的同學比，於是她的自信心被徹底粉碎了。她覺得自己很蠢，儘管她一點都不蠢。「其他人都是這方面的佼佼者，即使有些人他們剛開始和我一樣都很笨，但最後他們還是變得厲害了。不管怎麼做，我似乎就是沒辦法像他們那樣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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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薩克斯經歷的就是所謂的「相對剝奪」過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社會學家薩繆爾·斯圖菲（Samuel Stouffer）創造了這個術語。當時，美國陸軍委託斯圖菲研究士兵的態度和士氣。他研究了50萬的男女士兵，調查的問題包括：士兵是如何看待他們的指揮官的；黑人士兵覺得自己待遇如何；去偏遠村落服務的難度有多大。
斯圖菲問的一系列問題中有一個特別突出。他分別詢問了在憲兵部和空軍部[13]服役的士兵：從發現個人能力和促進能力發展方面來說，他們各自所在的部門做得怎麼樣？答案很明顯。相比徵募空軍，憲兵對憲兵部的看法更為正面。
從表面上，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在所有的軍種裡，憲兵部的晉陞率是最低的。空軍的晉陞率是最高的。空軍部徵募的士兵晉陞軍官的概率是憲兵士兵的兩倍。那到底為什麼憲兵會更滿足呢？斯圖菲這樣解釋，那就是憲兵們只拿自己和憲兵部的其他戰友比。如果你在憲兵部服役，且得到晉陞，你會非常開心，因為這種事情太罕見了。而如果你沒有得到晉陞，你依然和你的戰友在同一條船上，沒有什麼區別——所以你也不會那麼不開心。
「而那個接受同等教育、擁有同等資歷的空軍士兵恰恰與他相反」，斯圖菲寫道。他的晉陞概率大於50%。「如果他得到晉陞，那他的大部分戰友也能得到晉陞。所以他的成就就不如憲兵那麼顯而易見了。如果他沒能得到晉陞機會，而他的大部分戰友都得到了晉陞，那他的挫敗感就會更為強烈，因此更導致他批判軍隊的晉陞系統。」
斯圖菲的意思是我們沒必要把眼界放得那麼開，只要把自己放在某個合理的範圍中，拿自己跟「坐在同一條船上的人」比較就好了。我們那種被剝奪的感覺是「相對」的。這是調查中一個清晰而又深刻（仍在探索）的發現結果，它對其他仍舊疑雲重重的調查提供了解釋。比如，你認為什麼樣的國家自殺率高，是那些居民宣稱自己過得很幸福的國家？如瑞士、丹麥、冰島、荷蘭、加拿大等。還是那些居民宣稱自己過得一點都不幸福的國家？如希臘、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答案是那些居民宣稱幸福的國家。這和憲兵與空軍的調查結果是一個道理。在一個大部分人都不開心的國家裡感到絕望，你只要拿自己和周圍的人比，你就會發現原來情況並沒有那麼糟糕。但是你能想像一下，假如你在一個每個人都過得很幸福的國家裡感到絕望，那事情會有什麼不同？[14]
卡洛琳·薩克斯拿自己和有機化學班裡的其他同學比，以此來評價自己，並最終做出決定。其實這種做法並不奇怪，也並非不理性的行為。因為人們經常這麼做。我們總是拿自己和與我們處在同一個地域的人相比，也就是說在精英學校裡的學生（也許應該剔除掉那些尖子班的學生），他們要面臨的負擔是在一個競爭力較低的環境中所不會面臨的。幸福國家的居民自殺率高於不幸福國家，因為他們周圍的人都很幸福，所以幸福與不幸福的反差就顯得過大了。在「優秀」學校的學生看著周圍那些聰明學生，你說他們會怎麼想？
相對剝奪的現象應用於教育中，就是所謂的「大魚小池塘效應」——應該是十分恰當的。在一個越優秀的教育機構中，學生越會覺得自己的學習能力差。所謂好學校的尖子班學生去了真正的好學校之後，會很容易墊底。好學校中那些認為自己在某個學科很厲害的學生去了真正的好學校之後，與其他學生的差距會越來越大。這種感覺也許有些主觀、荒謬、非理性，但卻是事情的關鍵所在。在班級裡，你對自己學習能力的認知會塑造你處理挑戰、完成艱巨任務的意志。這種意志是動機和信心的關鍵因素。
大魚小池塘理論是由心理學家赫伯特·馬什（Herbert Marsh）提出的。在他看來，大部分的父母和學生在選擇學校時都出於錯誤的理由做出決定。「很多人都覺得去一個學術嚴謹的學校會比較好，」他說，「但事實並非如此。去這種學校，結果有利有弊。」他接著說：「我曾在悉尼住過一段時間。那裡有一小部分公立學校，入學門檻很高，名氣甚至比優秀的私立學校大。這些學校的入學競爭十分激烈。不管這些學校什麼時候舉行入學考試，悉尼最大的報紙《悉尼先驅晨報》（Sydney Morning Herald）都會給我打電話。這種情況每年都會發生。通常迫於壓力，我都得說些新的東西。所以最後我就說了——也許我不應該說的——如果你們想要看看精英學校對自我認知的影響，那你們找錯人了。你們應該去找那些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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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薩克斯的遭遇實在太普遍了。在美國，有超過一半的學生剛開始學的是科學、技術和數學（即眾所周知的STEM[15]）。結果很多學生在第一年或者第二年就放棄了。在現代經濟社會中，儘管獲得一個科學學位對年輕人來說是最有價值的一種優勢，然而大部分想要成為STEM領域專家的學生最終都轉去讀文科了。這類專業的學術水平要求較低，課程作業的壓力也沒那麼大。這便是美國短缺受過優質教育的科學家和工程家的主要原因。
為了弄清楚什麼學生會放棄，以及他們放棄的原因，我們來看一下紐約州北部哈特威克學院的科學專業學生入學人數。該校與美國東北部的大部分學校一樣，是一個小型的文科大學。
根據數學測試的分數，我們將哈特威克學院STEM專業的學生分為三類：優秀，中等，差勁。如下所示。該分數取自美國學術能力評估測驗（SAT），這被美國許多學校當成入學考試。數學滿分為800分。[16]
STEM專業 優秀 中等 差勁 SAT數學成績 569 472 407如果我們以SAT為導向，我們可以看到在哈特威克學院中，最優秀和最差勁學生的數學能力差距極大。
現在來看看哈特威克三類學生獲得的科學學位佔比。
STEM學位 優秀 中等 差勁 百分比 55.0 27.1 17.8哈特威克學院一半以上的科學學位均由優秀學生獲得。差等生獲得的科學學位只佔17.8%。進入哈特威克學院時數學最差的學生慢慢放棄了數學和科學。這似乎並不稀奇。想要成為工程師或者科學家，就必須學習高等數學和高等物理，但這兩門課都很難。只有尖子班那一小撮足夠聰明的學生才能學懂這兩門課。
現在我們來看看哈佛大學這方面的數據。哈佛大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高等學府之一。
STEM專業 優秀 中等 差勁 SAT數學成績 753 674 581哈佛學生的SAT數學成績比哈特威克學生高出許多。著實在意料之中。實際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哈佛差等生的數學成績比哈特威克優等生的成績還高。假如拿到科學學位與你的聰明程度相關，那麼哈佛大學的學生幾乎都可以拿到學位，對吧？至少從表面上來看，哈佛大學的每個學生都智力超群，完全可以解決那些課程作業。我們先來看看哈佛大學三類學生獲得的科學學位佔比。
STEM學位 優秀 中等 差勁 百分比 53.4 31.2 15.4是不是很奇怪？哈佛大學差等生中，放棄數學和科學的人數與紐約州北部學校的人數差不多。哈佛大學發放的科學學位與哈特威克學院是相等的。
停下來想一想。我們姑且將哈特威克那些拿到學位的人稱為「哈特威克的全明星」。而將哈佛大學那些沒有拿到學位的人稱為「哈佛後進生」。每個人做同樣的練習，學習同樣的概念，努力地解決在高等微積分、有機化學這類課程學習中遇到的同樣問題。從測試分數來看的話，他們的學習能力都差不多。「哈特威克的全明星」中的大多數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最終都成了工程師或者生物學家等。與此同時，在更有聲望的大學上學的「哈佛後進生」卻因他們的經歷意志消沉，他們中有很多人完全放棄了科學專業，轉到了非科學專業。「哈佛後進生」是一些活在很大、很可怕池塘裡的小魚。「哈特威克的全明星」是一些活在舒適小池塘裡的大魚。要知道，決定你是否可以拿到科學學位的關鍵並不是你有多聰明。而是在你的班級中，你覺得自己和其他同學相比有多聰明。
我想順帶說一下的是，這是選擇學校時的一條真理——你不要過分在意一個學校的學術水平。社會學家羅傑斯·埃利奧特和克裡斯托弗·斯根塔對美國11個不同文科大學做了同樣的調查。你可以自己看看：
學校 優秀 SAT數學成績 中等 SAT數學成績 差勁 SAT數學成績 1. 哈佛大學 53.4% 753 31.2% 674 15.4% 581 2. 達特茅斯學院 57.3% 729 29.8% 656 12.9% 546 3. 威廉姆斯學院 45.6% 697 34.7% 631 19.7% 547 4. 科爾蓋特大學 53.6% 697 31.4% 626 15.0% 534 5. 裡士滿大學 51.0% 696 34.7% 624 14.4% 534 6. 巴克內爾大學 57.3% 688 24.0% 601 18.8% 494 7. 凱尼恩學院 62.1% 678 22.6% 583 15.4% 485 8. 西方學院 49.0% 663 32.4% 573 18.6% 492 9. 卡拉馬祖學院 51.8% 633 27.3% 551 20.8% 479 10. 俄亥俄衛斯理大學 54.9% 591 33.9% 514 11.2% 431 11. 哈特威克學院 55.0% 569 27.1% 472 17.8% 407我們再回過頭來，想想卡洛琳·薩克斯當時在面對布朗大學和馬裡蘭大學是怎樣選擇的。布朗大學的名氣可以讓她從中受益。她可以在學校裡認識更有趣也更富有的同學。她在學校建立的人際關係網絡以及拿到的名牌大學學位應該有助於她在人才市場上找到工作。這就是所有大池塘的好處。布朗大學相當於巴黎美術展覽會。
但她也要冒一定的風險。她完全放棄科學專業的概率更大。這個風險到底有多大？根據加利福尼亞大學米切爾·張（Mitchell Chang）的研究，在所有因素都相同的情況下，學校學生的SAT平均分每低10分，學生拿到STEM學位的可能性就會增加2%。[17]你的同學越聰明，你就會覺得自己越蠢；你覺得自己越蠢，你放棄科學專業的可能性就越大。馬裡蘭大學新生和布朗大學新生的SAT平均分相差150分。薩克斯放棄一所好大學，選擇名牌大學的代價就是她拿到科學學位的概率減少了30%。30%！當時文科學校的畢業生很難找到工作，而一個擁有STEM學位的學生則保證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拿到科學學位和工程學位的畢業生工作機會多，待遇好。因此，貪圖一所常春籐聯盟學校的名氣是要冒很大風險的。
我再給你們舉一些大池塘的例子。這些例子可能會讓你更加吃驚。試想一下你是一所大學的招聘人員，你正在尋找最優秀的學術型畢業生。你會採取什麼樣的招聘策略？難道你只會招那些畢業於最頂尖學校的學生嗎？還是你會不問畢業生的學校，直接去招那些在班裡學習成績拔尖的畢業生？
大多數學校都會遵循第一種策略。他們甚至會誇大其詞：我們只招頂尖學校的畢業生。在這一點上，我希望你們至少保留一點點的懷疑精神。在選擇做大池塘的小魚之前，你是不是應該再三考慮一下做小池塘裡的大魚這種選擇？
幸運的是，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可以比較這兩種策略。該方法取自約翰·康利（John Conley）和阿里·西納·昂德（Ali Sina Onder）對經濟學博士的成果的研究。在理論經濟學領域，有這樣幾本經濟期刊，該領域的每個人都會去閱讀，也都尊重期刊刊載的內容。這些頂級的期刊只會刊登最好、最具創意的研究文章；在大部分情況下，相關人士會根據經濟學家在這些精英期刊上發表的研究文章數量，而確定他們的排名。何為最佳的招聘策略？康利和昂德指出，我們只需要對比一下小池塘裡的大魚和大池塘裡的小魚各自發表的論文數量就知道了。結果如何？普通學校的優等生發表的論文數比頂級學校的好學生發表的多。
這是一個特別有違直覺的事實。那些只招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生的大學也許錯了——這個觀點看起來太瘋狂了。然而，幾乎沒有任何資料可以反駁康利和昂德的分析。
我們先從北美洲頂級的經濟學博士說起。其中也包括世界上最頂尖的學校：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芝加哥大學。康利和昂德根據每位畢業生在班級的成績排名，對他們進行了分類；他們統計出了每個博士畢業生在學術生涯的第一個六年中發表的論文數量。
99個百分點 95個百分點 90個百分點 85個百分點 80個百分點 75個百分點 70個百分點 65個百分點 60個百分點 55個百分點 哈佛大學 4.31 2.36 1.47 1.04 0.71 0.41 0.30 0.21 0.12 0.07 麻省理工學院 4.73 2.87 1.66 1.24 0.83 0.64 0.48 0.33 0.20 0.12 耶魯大學 3.78 2.15 1.22 0.83 0.57 0.39 0.19 0.12 0.08 0.05 普林斯頓大學 4.10 2.17 1.79 1.23 1.01 0.82 0.60 0.45 0.36 0.28 哥倫比亞大學 2.90 1.15 0.62 0.34 0.17 0.10 0.06 0.02 0.01 0.01 斯坦福大學 3.43 1.58 1.02 0.67 0.50 0.33 0.23 0.14 0.08 0.05 芝加哥大學 2.88 1.71 1.04 0.72 0.51 0.33 0.19 0.10 0.06 0.03表中數據有點多。不過不用一下看那麼多，就看左手邊，即那些在班裡排名99個百分點以上的畢業生的數據。在學術生涯剛開始的幾年裡，能在世界最著名的期刊上發表3~4篇文章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這些人真的很棒。由此可以得出，作為從麻省理工學院或者斯坦福大學這類頂尖學校畢業的學生，他們發表的論文數量肯定更多，因此他們取得的成就肯定也更大。
然而，這數據讓人看了摸不著頭腦。看排名在80個百分點的那一欄。像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和哈佛大學這樣的學校，他們每年約接收24名博士生。假如你的排名在80個百分點以上，意味著你在班裡為第五或者第六名。順著數據往下看，最後一欄——排名在55個百分點以上的，這些學生的成績只比平均分高一點。當然，他們也很聰明，才能進入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其中一所高等學府學習，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但他們幾乎沒有發表過任何學術論文。從專業的經濟學家角度來說，他們著實令人失望。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普通學校的畢業生。我這裡說的「普通」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普通，只是七大精英學校的學生會這麼稱呼它們。在《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告》推出的年度研究院排名中，這是一些幾乎墊底的學校。為了進行比較，我選取了其中三所學校。第一個就是我的母校多倫多大學（實在汗顏！）。第二個是波士頓大學。第三個是康利和昂德所謂的「排名非前30位」的學校，是在榜單上排名非常靠後學校的平均數據。
99個百分點 95個百分點 90個百分點 85個百分點 80個百分點 75個百分點 70個百分點 65個百分點 60個百分點 55個百分點 多倫多大學 3.13 1.85 0.80 0.61 0.29 0.19 0.15 0.10 0.07 0.05 波士頓大學 1.59 0.49 0.21 0.08 0.05 0.02 0.02 0.01 0.00 0.00 排名非前30位的學校 1.05 0.31 0.12 0.06 0.04 0.02 0.01 0.01 0.00 0.00你是否覺得很不可思議？之前，我們已經說過排名非前30位的學校是一些在榜單上排名十分靠後的學校。從這些學校畢業的最優秀學生很可能會被常青籐聯盟學校的畢業生恥笑，被他們踩在腳下；然而他們發表的論文平均為1.05篇，幾乎比所有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學生發表的都多，當然不包括這些學校的最優秀學生。你是會招聘來自很小池塘的大魚，還是大池塘裡體型中等的小魚？顯然是前者。
康利和昂德一直致力於解釋他們的分析結果。[18]他們寫道：
想要上哈佛大學的申請者必須成績優異，有權威人士寫的可靠推薦信，而且還應懂得如何包裝這些材料，以獲得招生委員會的青睞。這些被錄取的考生就和真正的大學生一樣，勤奮、睿智、訓練有素、機智且雄心勃勃。然而絕大部分申請成功的考生卻在接受學校訓練後變得平凡無奇。為什麼？他們當時申請大學時都是佼佼者。是我們的學校讓學生失望了，還是學生讓我們的學校失望了？
兩者都不是。沒有誰讓誰失望。精英學校對尖子生來說是一片宏偉天地，對尖子生以外的人來說則是一種困境。這便是卡洛琳·薩克斯大學經歷的另一種解釋。大池塘錄取了那些非常聰明的學生，卻又使他們變得意志消沉。
順便問一下，你知道是哪所學校在近五十年來研究發現了大池塘效應的威脅論嗎？是哈佛大學！20世紀60年代，弗雷德·格蘭普（Fred Glimp）是學校招生部主任，他實行了著名的「快樂的墊底區域」策略。他在上任後的第一本備忘錄上寫道：「不管一個班級的學生多麼厲害，總有一些人是墊底的。在這樣一個強手如雲的班級裡，覺得自己平庸的這種心理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在這樣的墊底區域，是否會有某些可辨別的心理模式？是否會有一些人能『快樂地』處在這個區域？或者儘管他們成績墊底，但卻能夠學到最多的知識？」他很清楚地知道，大池塘打擊的只是除最優秀學生外的任何人。對格蘭普來說，他的職責就是找出那些足夠堅強，在學習領域外足夠成功，可以頂得住壓力——在哈佛這個非常大的池塘裡做一條小魚，而生存下來的學生。因此哈佛開始研究大量有天賦但學術能力在班級排名靠後的學生。這種研究一直持續到了現在。理論表明，如果某些人在班級裡是炮灰的話，那很可能他會是足球場上最優秀的球員。
同樣的邏輯也可適用於平權法案的辯論。在美國國內，有一場聲勢浩大的辯論，焦點是學校和技校是否應該降低處於劣勢地位的少數族裔考生的錄取率。平權法案的支持者認為，幫助少數族裔考生進入精英學校體現的是一種不歧視的觀點，符合歷史潮流。反對者則認為，精英學校地位重要，所以只能錄取那些適合進入這類學校學習的考生。中間派認為通過種族來決定優先權是一種錯誤的做法，我們真正應該做的是給那些窮人優先權。這三組人理所當然地認為進入優秀學校是一種巨大的優勢，而優秀學校的名額有限，因此值得大家去爭取。但到底是因為什麼，人們會認為這些頂尖的學校值得去爭取？
法律類學校的平權法案行動更為激烈。在這類學校中，黑人學生申請的名額約占學校名額的三分之一以上，然而真正能進入這些學校的黑人學生卻沒有這麼多。結果如何？根據法學教授理查德·桑德（Richard Sander）的研究，在美國，一半以上（確切來說是51.6%）的非裔美籍法律專業學生，都成了法律學校排名倒數10%的學生，而排在倒數20%的學生則多達四分之三。[19]當你瞭解如果你在班級墊底，而你要拿到一個科學學位有多難時，你大概就會承認這些數據的可怕性了。還記得卡洛琳·薩克斯說了什麼嗎？哇，其他人都是這方面的佼佼者，即使有些人他們剛開始和我一樣都很笨，但最後他們還是變厲害了。不管怎麼做，我似乎就是沒辦法像他們那樣思考。薩克斯並不笨，相反她很聰明。但是布朗大學讓她覺得自己很笨。如果她真的想拿到一個科學學位的話，她最好就是「屈就」去馬裡蘭大學。我相信，任何一個明智的人都不會建議薩克斯去一所競爭力更強的學校，如斯坦福大學或者麻省理工學院，以解決她的困境。而在平權法案這點上，我們卻這麼做了。我們給像卡洛琳·薩克斯（她剛好是一個黑人）這樣的人以承諾，我們抬高了他們。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因為我們認為這是在幫他們。
這並不是說平權法案是錯誤的。只是好心做了壞事。精英學校有多餘的資源去幫助這些窮人，而其他學校則沒有。但事實並不會因此改變，就像赫伯特·馬什說的，進入大池塘的結局好壞參半。很奇怪，人們幾乎很少談到大池塘的負面影響。在選擇學校時，父母還是會告訴孩子，讓他們盡量去上那些最好的學校，因為那些學校可以讓他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我們總是理所當然地認為大池塘裡的機會多，就像我們總是理所當然地認為小班更好一樣。我們對優勢有自己的一套定義，但這種定義卻是錯誤的。結果呢？我們犯錯誤了。我們誤讀了弱者和巨人之間的戰爭。我們低估了那些看似是劣勢的東西的發展空間。只有在小池塘，你才能獲得最多的機會，去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卡洛琳·薩克斯在申請學校時，並不知道她會因此減少自己拿到一個科學學位的機會。而現在她知道了。談話結束時，我問她如果她當初選擇去馬裡蘭大學——即做小池塘裡的一條大魚，事情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她毫不猶豫地說道：「我仍會留在科學領域。」
7
「一直以來，我都是一個特別活潑熱情的學生，我熱愛學校，熱愛學習，而且我也學得很好」，史蒂芬·魯道夫開口說道。[20]這是一個高個子年輕人，有著一頭精心打理的深棕色頭髮，穿著卡其色服裝，十分整潔。「我從四年級就開始學習高中代數了。五年級就學了代數二，六年級又學了幾何。我在上初中的時候，就去高中旁聽數學、生物、化學、高級美國歷史課程了。還有，我從五年級開始就去社區大學了，學了一些數學；那時候還學了一些其他的學科課程。那時我就想高中畢業的時候，我應該立刻就能從喬治亞大學拿到一個學士學位了。我特別堅信這一點。」
從小學一年級一直到念完高中，魯道夫每天都打著領帶去上課。「說出來有些尷尬，」他說，「這是很瘋狂的一件事。但我還是做了。我忘記是怎麼開始的了。小學一年級的某一天，我想打領帶去上課，於是就打了。之後便一直打著領帶去上課。我猜我肯定特別討人厭。」
魯道夫作為他所在班級的畢業生代表在高中畢業典禮上致辭。他在大學入學考試中幾乎拿到了滿分。他同時被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錄取了。他最終選擇了哈佛大學。上大學的第一周，他走過哈佛的校園，感歎自己運氣太好了。「我感覺我在校園裡看見的每個人都是哈佛大學的學生。挺瘋狂的想法。我想哈佛的每個人應該都是風趣幽默、聰明能幹的。哇，在哈佛的日子一定會很棒的。我太激動了。」
而他上了大學之後的遭遇就和卡洛琳·薩克斯一樣。再次聽到這樣的故事時，我們也就更加清楚印象派畫家所取得的成就有多大了。他們都是藝術天才。他們用一種罕見的智慧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他們透過那些被我們稱為「優勢」的東西，看清了它們的本質。莫奈、德加、塞尚、雷諾阿和畢沙羅都選擇了他們的「第二志願」。
到底史蒂芬·魯道夫在哈佛大學發生了什麼事？我想你能猜到的。他大三時選修了量子力學這門課。「我學得不是很好，」他承認道，「我記得我應該是得了一個B–。」他從沒得過這麼低的分數。「我覺得要麼是自己不夠認真，要麼就是自己不夠優秀。我想，只有成為這個領域的佼佼者，或者擅長這個領域的天才，我才有繼續下去的意義。我的一些同學他們看起來都學得比我快。你知道的，這個時候你就會注意他們，而不是注意那些比你差的同學。」
「我對材料特別感興趣，」他接著說，「但我卻感到自卑。你和別人一樣坐在班級裡，但你什麼都不懂，你覺得『自己永遠也搞不明白這些東西』；你整理出了錯題集，這些你搞懂了一點，那些你又搞懂了一點，但你永遠都覺得其他同學懂得比你多。我想哈佛就是這樣的，這裡有那麼多聰明人，於是在這裡你很難覺得自己也是聰明人。」他後來放棄了這門課。
「你知道嗎，解決某個數學難題會給人以滿足感。」魯道夫突然說道，臉上帶著一種近乎渴望的表情。「你碰到了一個難題，剛開始你不知道如何解決它。但你確信一定有某種規律可循，你一定會有辦法的。通常，在這個過程中，你會碰到比先前更棘手的問題，然而最終的答案卻很簡單。在解題的過程中，你會獲得某種樂趣。」魯道夫去了他想去的學校。但他是否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總的來說，我還是挺開心的，因為我認清了事實。」他說完便笑了，那笑容帶著一絲絲苦澀。「至少我是這樣告訴自己的。」
大三結束時，魯道夫決定參加法學院的考試。從法學院畢業後，他去了曼哈頓的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哈佛讓世界損失了一個物理學家，卻出現了一個律師。「我學的是稅法，」魯道夫說，「說來還真有趣。有相當一部分學數學和物理的人最終都轉去學稅法了。」
[12] 此為化名，且做了細節處理。
[13] 空軍部（Air Corps），為現代美國空軍（Air Force）的前身。——譯者注
[14] 這個例子取自經濟學家瑪麗·戴利（Mary Daly）的研究。她對這種現象進行了大篇幅的描寫。另一個例子則取自卡洛·格雷厄姆（Carol Graham）的《世界上的幸福：幸福農夫和悲慘富豪的悖論》。有兩個窮人，一個來自智利，一個來自洪都拉斯，你認為誰更幸福？邏輯會告訴你來自智利的。智利是一個現代的發達國家。智利窮人賺的錢可能是洪都拉斯窮人的兩倍，這就意味著他們可以住在更漂亮的房子裡，食用更好的食物，還能買更舒服的物質產品。但如果你比較一下兩個國家窮人的幸福指數，你會發現洪都拉斯人比智利人幸福。為什麼？因為洪都拉斯人在意的只是其他的洪都拉斯人。格雷厄姆指出，「因為幸福感與國家的平均收入水平無關，但是與距離平均收入水平還有多少有關。洪都拉斯的窮人之所以感覺比較幸福，是因為他們的收入與平均收入的差距更小。」在洪都拉斯，窮人的財富更接近中產階級的財富，智利的情況則恰恰相反，因此洪都拉斯的窮人會覺得比較幸福。
[15] STEM代表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數學（Mathematics）。——譯者注
[16] 這些數據來源於報紙上一篇名為「在優秀教育機構中，種族在選擇科學專業、放棄科學專業方面扮演的角色」（The Role of Ethnicity in Choosing and Leaving Science in Highly Selective Institutions）的文章，由社會學家羅傑斯·埃利奧特（Rogers Elliott）和A·克裡斯托弗·斯根塔（A. Christopher Strenta）撰寫。這些SAT數據均來源於20世紀90年代，今天的數據或許會有變化。
[17] 這是一個關鍵數據，因此需要進行更加詳細的解釋。張和合著者研究了幾千名大一的新生，發現了那些最有可能使學生放棄科學專業的因素。那麼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呢？一個學校學生的學習能力越高，其越有可能放棄科學專業。「大一新生的入學成績比SAT平均分每高出10分，他們獲得學位的可能性便會減少2%。」他們如此寫道。有趣的是，如果你仔細觀察那些少數族群的學生，這個數據還會更高。SAT成績每增加10分，拿到學位的幾率就會減少3%。「那些如願以償進入第一志願學校的學生，他們堅持讀生物科學或者行為科學專業的可能性更低。」他們寫道。你認為你去了對自己來說最好的一所學校。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18] 需要澄清的一點：康利和昂德的圖表說明的並不是每個經濟學家發表的論文總數。確切來說，這是一個加權平均數——主要是取自被最著名期刊，如《美國經濟評論》（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或者《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a）收錄的論文數量，也取自部分被名氣不那麼大的期刊收錄的論文數量。換言之，這些數據並不是一個學術人士發表的論文總數，而是他們發表的高質量的論文數量。
[19] 法學教授理查德·桑德是大池塘理論的主要擁護者，他反對平權法案。他和斯圖亞特·泰勒（Stuart Taylor）合著了一本名為《失調：意在幫助少數族裔的平權法案如何傷害學生，以及為什麼大學不贊同開展平權法案》（Mismatch: How Affirmative Action Hurts Students It』s Intended to Help, and Why Universities Won』t Admit It）。我在本書後附了一些桑德論點的總結。
舉個例子，這是桑德研究的其中一個問題：少數族裔學生上越好的學校，就越難成為律師。這是顯而易見的結論。但如果說這個學校的學位更有價值呢，那這樣的困難是不是會因此被抵消一部分？桑德和泰勒堅稱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在一個好學校取得優異成績與在一個優秀學校取得好成績是一樣的，甚至前者比後者更好。他們寫道：
一個畢業於排名第30位的福德漢姆大學，成績排在班級前50名的學生，他的工資待遇與一個畢業於排名第5位、更優秀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差不多，並最終讓她晉身到比中產階級稍低一點的階層。我發現大部分情況都是這樣的，福德漢姆大學的學生在就業市場上更有優勢。
這種情況並非出人意料。在一個有黑人學生，也有其他人種學生的班級，為什麼要給黑人學生特殊待遇？要知道，其他的學生們僅是為了爭取一點點優勢就需要不斷努力。
桑德的觀點引發了爭議。一些對數據有不同詮釋的社會學家不同意他的部分觀點。總的來說，他所謂的大池塘的威脅論是這樣的：只要這些心理學家回歸斯圖菲在「二戰」期間做的研究，那他們就會發現該理論不過是一種常識而已。
[20] 「史蒂芬· 魯道夫」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