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覺得有必要告訴您，我們之中也有猶太人。」
1
1940年6月法國淪陷之後，德軍允許法國人在維希組建政府。政府由法國「一戰」時的英雄馬歇爾·菲利普·貝當（Marshal Philippe Petain）元帥領導。他是一個獨裁者，擁有最高權力。貝當和德軍積極合作。他剝奪了猶太人的權利，並把他們驅逐出原有崗位。為了廢除反法西斯法律，他圍捕法國的猶太人，將他們關進拘留所；後來又採取了12項其他措施，這些措施或大或小，其中也包括要求法國學生每天早上都要對著法國國旗敬法西斯軍禮——抬起右手，掌心朝下。在德國佔領法國時期，很多政策都被調整了，每天早上對國旗敬禮不過是其中的一件小事。大多數人都順從了；但不包括利尼翁河畔勒尚邦（Le Chambon-sur-Lignon）的人們。
勒尚邦是維瓦賴高原的12個村莊之一。維瓦賴高原是一個山區，位於法國中南部，離意大利和瑞士邊境不遠。勒尚邦是一個偏遠的村莊，離它最近的城鎮也遠在山那邊，有幾英里遠。該地區為農業區，松林周圍都是農場。幾個世紀以來，勒尚邦一直是持不同政見的新教教派的聚居地——其中最重要的教派為胡格諾派。當地的胡格諾牧師名叫安德烈·特羅克梅。他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法國淪陷後的那個週日，特羅克梅在勒尚邦的一所新教教堂布道。「愛我們的敵人，寬恕我們的敵人，好好對待我們的敵人，是我們的責任，」他說，「但是我們不能放棄，不能逃避。當敵人命令我們遵守那些與福音書背道而馳的命令時，我們一定要抵抗，但同時也不恐懼，不驕傲，不憎恨。」
維希政府的敬法西斯軍禮政策在特羅克梅看來，就是「與福音書背道而馳的命令」的典型例子。早些年前，他和另一位牧師愛德華·泰斯在勒尚邦創辦了塞維諾中學。他們打定主意，不在塞維諾樹立旗桿，也不讓學生敬法西斯軍禮。
維希政府的下一步措施是要求所有的法國教師簽署忠於政府的契約。特羅克梅、泰斯和塞維諾中學的全體教師都拒絕服從。貝當還要求每個法國學校都掛上他的肖像。特羅克梅和泰斯也沒有遵守他的命令。維希政府成立1週年時，貝當要求該地區的所有小鎮都要在8月1日正午敲響教堂的鐘。特羅克梅告訴教堂的看門人——一個名叫阿梅莉的女人，不要理會這種命令。兩個來小鎮避暑的客人來到教堂，因沒聽到敲鐘而發牢騷。「這個鐘又不屬於元帥，它是屬於上帝的。」阿梅莉直截了當地說道，「這個鐘是為上帝敲的，不會為其他人而敲。」
從1940年春天到冬天，歐洲猶太人的生存狀況持續惡化。一個女人來到特羅克梅的家門口。她很害怕，由於寒冷一直打顫。她說她是猶太人，此刻處境很危險。她聽說勒尚邦是一個好客的地方。「於是我說『進來吧』，」安德烈·特羅克梅的妻子瑪格達回憶道，「一切就這樣開始了。」
後來，越來越多的猶太人湧入了勒尚邦。特羅克梅乘坐火車去馬賽見一個名叫伯恩斯·查爾莫的貴格派教徒。貴格派當時在法國南部正設法營救被關進拘留營的人。那裡條件十分惡劣，到處都是老鼠和虱子，而且病毒肆虐。從1940年到1944年，一個拘留營裡死亡的猶太人達到1 100人。而那些活下來的人則被運到法國以東的地方，並最終死在納粹的集中營裡。貴格派教徒可以輕易地將人們尤其是小孩救出集中營。但是他們不知道能將這些人送往哪裡。特羅克梅說可以把人送到勒尚邦。剛開始，去勒尚邦的猶太人都是小批的，後來變成了一大批，他們如大潮一般湧進了勒尚邦。
1942年夏天，維希政府的青年事務部長喬治·拉米朗（Georges Lamirand）去了勒尚邦。貝當想讓他效仿希特勒在德國建立青年營的舉措，在法國各地建立青年營。
拉米朗穿著絢爛奪目的海軍藍制服，帶著他的隨從，遍訪整個山區。他的日程安排裡提示，他要出席一個宴會；然後要一路遊行去小鎮的體育館，與當地的青年人會面；以及參加一個正式的招待會。然而，宴會進行得並不是很順利。食物差強人意。特羅克梅的女兒「不小心」把湯灑在了拉米朗的制服上；遊行的時候，街上一個人也沒有。體育館裡什麼也沒準備：孩子們在那裡亂轉、橫衝直撞，其他孩子呆呆地看著眼前的一切；招待會上，鎮上的一名男子突然起身，念了《新約·羅馬書》中的第13章第8節：「凡事都不可虧欠人，唯有彼此相愛。因為愛鄰居就是成全了律法。」
隨後，一群學生朝拉米朗走過去，當著全鎮人的面給他看了一封信。這封信是他們在特羅克梅的幫助下寫的。那年夏天早些時候，維希警察局受納粹之命，在巴黎逮捕了12 000名猶太人。這些猶太人被囚禁在巴黎南部的冬季賽車場上，那裡的條件十分惡劣，後來他們被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勒尚邦的孩子們很清楚這一切，他們不希望自己遭受同樣的命運。「部長先生，」信的開頭寫道：
我們得知了3周前發生在巴黎的恐怖事件。法國被德國人殘酷地佔領了。然而法國軍隊卻聽命於德軍，在巴黎逮捕了所有的猶太人，並把他們送往冬季賽車場。那些父親被迫與自己的家人分開，他們被送到了德國。孩子們被迫與自己的媽媽分開，他們和爸爸一樣，也被送往了德國……我們害怕政府也在南部實行驅逐猶太人的政策。
我們覺得有必要告訴您，我們之中也有猶太人。但是，我們並不應該區別對待猶太人和非猶太人。這是違反福音書的教義的。
我們的朋友們，他們只是生在另一種宗教傳統中而已。假如政府下令驅逐他們或審訊他們，他們是不會接受的。而我們也會盡力地幫助他們躲避政府的抓捕。
我們之中有猶太人。你們不會抓到他們的。
2
為什麼納粹軍隊不來勒尚邦，給這些居民做個示範？特羅克梅和泰斯開辦的那所學校，在戰爭前夕只有18名學生，到1944年，已經有350名學生了。這332名學生從哪裡來的，顯而易見。這個小鎮一向沒有什麼秘密。我們覺得有必要告訴您，我們之中也有猶太人。一個幫忙救助猶太人的工人說，猶太兒童會乘坐從里昂開來的火車到達勒尚邦。她一個月得上那趟車好幾次，然後一次帶12個左右的猶太兒童下來。她會先把他們安頓在火車站邊上的五月飯店，再去鎮上走一圈，看看有沒有人可以收留他們。當時的維希政府有規定，運送和窩藏猶太難民是違法行為。在戰爭過程中從納粹軍隊的行為可以看出來，他們是不會在猶太人的問題上妥協的。有一次，維希警察局的人員在勒尚邦待了3周，他們來搜查小鎮和周圍的村莊，看看是否有猶太難民。他們只抓了兩個人，後來還釋放了其中一個。為什麼他們不乾脆把整個鎮的人都抓起來，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
撰寫勒尚邦歷史的菲利普·哈里（Philip Hallie）指出，在戰爭末期保護這個小鎮的是陸軍上校尤利烏斯·施梅林（Julius Schmehling），他是該地區的高級蓋世太保[80]警官。當地的維希政府警察中也有很多富有同情心的人。有時候，安德烈·特羅克梅會在深夜接到電話，對方提醒他隔天會有突擊行動。當地的警察局小分隊也會突然出現，他們其實是來搜查隱匿難民的；但他們會先在當地的咖啡館喝杯咖啡，這咖啡會喝很長一段時間，以便提醒鎮上的人他們來是幹什麼的。當時德國軍隊已自顧不暇，特別是在1943年，當時的東線戰役已經開始在拖他們的後腿了。他們估計也不想和這些好爭辯又不隨和的山區人發生衝突。
然而，其實最確切的答案是掃蕩一個小鎮、消滅一群人、打擊一場運動都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這也是《逆轉》一書試圖弄清楚的問題。權力並沒有其本身看起來那般強大，但也沒有那般弱小。勒尚邦的胡格諾派由原先的法國新教發展而來。事實上，法國人以前曾試圖除掉他們，但最終失敗了。胡格諾派在宗教改革期間脫離了天主教會。法國政府因此將他們視為反叛者。很多國家和國王都試圖讓胡格諾派回歸天主教會。當權者禁止胡格諾派舉行活動。他們公然圍捕、屠殺胡格諾教徒。成千上萬的胡格諾派男教徒把孩子們送上了絞刑架；而女教徒則被終身監禁。為了消除孩子們的信仰，他們就把孩子們寄養在信奉天主教的家庭。這種恐怖統治持續了一個多世紀。19世紀末，20萬名胡格諾教徒離開法國，逃到了歐洲的其他國家和北美洲。而那些留在法國的人就只能埋藏自己的信仰。他們會在偏遠的樹林裡，秘密地舉行儀式。他們躲到了維瓦賴高原上的高山村莊。他們在瑞士開設了神學院，並將牧師偷偷地運出邊境。他們學會了如何躲避追捕，也學會了偽裝。他們堅持了下來，並且不斷地進行學習，就和閃電戰時期的英國人一樣，他們不完全是害怕。他們只是因為害怕而害怕。[81]
「村裡的人們都知道什麼是迫害，」瑪格達·特羅克梅說道，「他們常常都會談起自己的祖先。很多年過去了，他們已經忘記了。但當德軍過來的時候，他們會重新記起，他們也都瞭解情況，這個村子的猶太人遭受的迫害少，比其他村子好，因為他們提前做了一些準備工作。」瑪格達·特羅克梅說當第一個難民出現在她家門口時，她沒辦法拒絕這個難民。「這件事危險與否，我不知道。沒人會去想這些。」這件事危險與否，我不知道？沒有人會去想這些？在法國其他地方的人民都知道，他們的生命正處在危險之中。但勒尚邦的人們卻不這麼想。第一批猶太難民到達時，鎮上的人們給他們每個人都製作了假的身份證明。這對於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對政府隱藏自己真實信仰的群體來說，並不是一件多難的事。人們把猶太難民收留在他們以前收留難民的地方；他們循著那條使用了300年的路線，將他們送往瑞士邊境。瑪格達·特羅克梅接著說：「有時候人們會問我：『你怎麼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其實我並沒有做任何決定。問題在於，你認為我們是不是兄弟姐妹？是的話，我們就盡力去幫助他們！」
為了剷除胡格諾派，法國政府在自己的土地上製造了一個陷阱，然而這個陷阱可以用來做一切別的事情，就是不能剷除他們。
就像安德烈·特羅克梅曾經說的：「就靠這樣的人，納粹怎麼可能走到最後呢？」
3
安德烈·特羅克梅出生於1901年。他個子很高，身體結實；長著一個長鼻子，一雙藍色的眼睛銳利有神。他工作起來總是不知疲倦，常會從勒尚邦的這頭走到那頭。他的女兒奈莉寫道，「他渾身的毛孔都散發出一種責任感」。他說自己是一位和平主義者。不過他這個人的心態倒是不平和。他，還有他的妻子瑪格達，常常會進行喊叫比賽。這在鎮上是人所皆知的。人們常說他是一個「被上帝征服的暴力人士」（un violent vaincu par Dieu）。「當人們無禮地咒罵他時，」他在日誌裡寫道，「他不應該毫無反應，不應該懦弱，而且在面對重大的基督教教義問題時，永遠不能讓步。」
拉米朗部長訪問這裡6個月後，特羅克梅和愛德華·泰斯被逮捕，並被關進了拘禁營裡（據哈里所寫，「他們的個人財產都被剝奪了，那些人通過觀察他們的鼻子，來確認他們是否為猶太人」）。一個月後，他們被告知可以走了，但前提是他們得簽署「無條件遵從政府為維護法國利益，推行貝當元帥的國家改革政策而下的命令」誓約。特羅克梅和泰斯都拒絕簽署。拘禁營的長官狐疑地走到他們身邊。在這裡的大部分人都會死在毒氣室裡；而他們只要在紙上簽個名，稍微表明一下他們的愛國情懷，他們就自由了。
「什麼？」營長對他們咆哮道，「這份誓約完全沒有違背你的良心啊！元帥都是為了法國好！」
「但元帥的其中一種行為，我們無法認同，」特羅克梅答道，「他把那些猶太人都送到德國去了……如果我們能回家，我們仍然會跟他對著幹，仍然會違背政府的命令。我們怎麼能簽這個東西？」
監獄的長官最終放棄說服他們，把他們送回家了。
戰爭後期，當蓋世太保加大對勒尚邦的監控力度時，特羅克梅和泰斯被迫逃亡。泰斯加入地下組織，致力於幫助猶太人越過阿爾卑斯山前往安全的瑞士境內。（「這種做法並不理性，」他跟哈里這麼解釋他的做法，「但是你知道，我無論如何都必須這麼做。」）特羅克梅帶著他的假身份證明，在一個又一個鎮子裡躲避追捕。儘管他已經很小心了，但他還是在里昂火車站的圍捕行動中被警察逮捕。他極度焦慮，擔心自己的身份會被揭穿，更害怕警察盤問身份證明方面的東西。哈里寫道：
他的身份證上的名字是貝傑，警察問他這是不是他的真名。為了隱瞞他的身份，他只好說謊。但是他又不能說謊。說謊，尤其是為了他自己而說謊，是「一種妥協，上帝不會同意我這麼做的」，他在自己的自傳中這麼寫道。利用假身份證明救其他人——或者救他自己是一碼事，但是在其他人面前，為了自保而說謊對他來說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你的身份證上印上一個假名字和對警察說出你的假名，這兩件事從道德上來說真的有區別嗎？也許沒有。而且當時，和特羅克梅一起逃亡的是他的一個年齡很小的兒子。他還要去救那些難民，將他們藏起來。所以他說謊是情有可原的。換言之，這是一個無惡意的謊言。
但問題不在這裡。特羅克梅和傑·弗賴雷克、懷特·沃克、弗雷德·舒特爾沃斯不一樣，這種說謊的成就感讓他心裡感覺不舒服。在這一點上，他並不是一個隨和的人。不隨和的魅力在於他們的顧慮和我們不一樣。沃克和舒特爾沃斯都沒有什麼東西可輸。假如你曾經歷過這些——房子被人放火燒燬，車子被三K黨圍攻，你還被他們拳頭揍過，你會想，還有什麼會比這更糟糕？傑·弗賴雷克被告知，要停止他的所作所為，他們警告他不要拿自己的職業生涯開玩笑。他被問責，被他的同事拋棄。他用手抓著快死的孩子們，然後把一大根針插進了他們的脛骨裡。他已經經歷過最糟糕的時期了，還有什麼可害怕的？很久以前，那些將自己擺在第一位的胡格諾教徒要麼改變了自己的信仰，要麼放棄了自己的信仰，要麼逃亡了。而留下來的都是那些頑強的、敢於反抗的人。
那些警察並沒有問特羅克梅有關身份證明的問題。特羅克梅說服那個警察，把他帶回火車站。他跟兒子約好在那邊見面。去了火車站之後，他便從側門溜走了。其實，如果那個警察開口問他是不是貝傑，特羅克梅會告訴對方實情的，他已經暗自做了決定了：「我不是貝傑，我是安德烈·特羅克梅牧師。」他不在乎。如果你是歌利亞，你要如何打敗有這種想法的人？當然你可以殺了他。但是這種方法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就像英國對北愛爾蘭施加壓力，加州啟用三振出局法一樣。過度使用權力會讓人對合法性質疑，而在不具有合法性的情況下強制使用武力則會激起人們的反抗，他們不會屈服的。你可以殺了安德烈·特羅克梅。但是還會有另外一個安德烈·特羅克梅誕生。
特羅克梅10歲那年，有一天，他們一家子開車去了鄉下的房子。他和兩個哥哥、一個堂兄坐在後座。他的父母坐在前座。因為在他們前面的那輛車開得很慢，所以他父親憤怒地超車了。「保羅，保羅，不要開那麼快。會出事的！」他的母親大喊。汽車失去了控制。小安德烈·特羅克梅成功地從汽車殘骸中爬出來。他的父親、兩個哥哥和堂兄都沒事。但是他的母親死了。她的屍體就在30英尺開外的地方。面對納粹軍官的經歷，與看到母親的屍體躺在路邊比起來，太不足為懼了。很多年後，特羅克梅提到了自己已故的母親：
如果我罪孽太重，如果我曾經那麼孤獨，如果我的靈魂總是被這種罪孽和孤獨佔據，如果我總是懷疑一切，如果我是一個宿命論者，如果我有一個悲觀的孩子，他每天都在等死，每天都在尋死，如果我遲遲不肯打開心房，很晚才學會快樂，如果我是一個憂鬱的男人，沒辦法發自內心地大笑，那都是因為您在6月24日那天離開了我。
但是，如果我相信永恆……如果我努力促使自己前進，那也是因為我孤單，因為您不再是我的神，不再用您豐富的生活來填滿我的心靈，不再主導我了。
在法國，收容猶太人的並不是那些特權階層和富裕人家，而是社會的邊緣人士和那些曾被迫害的人。這個事實再次提醒我們，不幸和災難帶來的後果是十分有限的。如果你沒有閱讀的能力，你會創造出聆聽的能力。如果你向一個城市投放炸彈，你的確會讓人們死傷無數，會讓城市變成廢墟，但是你會創造出一個死裡逃生的群體。如果你的父親或者母親去世了，你會感到痛苦、絕望，但是當你走出絕望時，你會收穫不可戰勝的力量。巨人和牧童處在以拉山谷時，你眼裡只有那個穿著閃閃鎧甲、拿著劍和盾牌的男人。但是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的美麗和價值都源自那個牧童，他擁有我們想像不到的力量和意識。
瑪格達和安德烈·特羅克梅的大兒子名叫讓·皮埃爾。他是一個是多愁善感的天才少年。安德烈·特羅克梅在他身上傾注了很多心血。戰爭臨近尾聲的一個晚上，他們一家人一起去看詩人維利翁《被絞死的人之歌》的詩歌朗誦會。隔天晚上，特羅克梅夫婦回家吃晚飯的時候，發現讓·皮埃爾在浴室上吊自殺了。特羅克梅跌跌撞撞地走進樹林裡大喊著：「讓·皮埃爾！讓·皮埃爾！」後來，他寫道：
即使到了今天，我的內心仍然背負著死亡，是我兒子的死，我像一棵被砍掉樹頂的松樹。松樹不會再長出新的頂部了。它們會一直這樣扭曲，一直殘廢下去。
他寫這些的時候一定曾停下來，沉思片刻。因為勒尚邦所發生的一切告訴他，一切都還有希望。於是他又寫道：
但它們會越長越厚實，也許，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
[80] 蓋世太保（Gestapo），「國家秘密警察」的德語縮寫的音譯，納粹通過蓋世太保來實現對德國及被佔領國家的控制。——編者注
[81] 歷史學家克裡斯汀·范·德·贊登（Christine van der Zanden）說這是一個熱情好客的高原。該地區有一段收容難民的悠久歷史。1790年，法國議會要求所有被關押的天主教教士簽署效忠國家的誓約，試圖將教會變成政府的附屬機構。那些拒絕簽署誓約的人只能逃命。他們當中有多少人逃走了？在維瓦賴高原，有一個訓練有素的群體，他們已經準備好要反抗了。反抗的隊伍不斷壯大。「一戰」期間，高原的人們開始接收難民。西班牙內戰期間，他們接收那些從由佛朗哥將軍領導的法西斯軍隊中逃出來的人們。在納粹恐怖統治前期，他們接收那些從奧地利和德國逃過來的社會學家和共產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