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湊巧而已。我父親從沒有打過籃球。」
1
維威克·拉納迪夫決定擔任女兒安賈莉所在籃球隊的教練時，他給自己定下了兩大原則。第一大原則就是他永遠不會提高嗓門。該球隊是美國青少年籃球聯賽的球隊之一。球隊裡都是一些12歲左右的孩子。根據他以往的經驗，對這些12歲的孩子大喊大叫是沒有用的，她們根本不會理你。於是他決定要像經營自己的軟件公司一樣，來「經營」籃球場。他講話時要平靜、溫和，結合常識和推理的語言來說服這些聰明的女孩兒照他的觀點打球。
第二大原則相對來說則更重要。美國人打籃球的方式讓拉納迪夫覺得迷惑不解。他來自孟買，從小接觸的就是板球、足球。他永遠也不會忘記自己第一次看籃球比賽的情形。他覺得這種比賽愚蠢極了。A隊得分後便迅速退到己方場地。B隊從邊線傳球，運球進入A隊場地。A隊隊員一直在那兒耐心等待著。接著又會發生同樣的情形，只不過攻防位置對調罷了。
一個常規的籃球場長94英尺。大多數情況下，一個隊只會防守24英尺長的場地，而放棄剩下的70英尺長的地方。偶爾，一些隊也會全場緊逼對手，就是說他們會竭盡全力阻止對手運球過界。但是這種戰術持續的時間只有幾分鐘。在拉納迪夫看來，籃球運動領域似乎存在著某種關於籃球比賽該怎麼打的陰謀。而這種陰謀使得強隊和弱隊之間的差距拉得更大了。畢竟，強隊擁有個子高大的球員，他們運球技術好，投籃准；他們可以在對方場地內準確無誤地實施既定方針。但為什麼弱隊要用這樣的方式打球，讓強隊可以更輕而易舉地做自己擅長的事？
拉納迪夫看看他的隊員。莫佳和茱莉婭都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籃球隊員，但是尼琪、安吉拉、達妮、荷莉、安妮卡和他女兒安賈莉從沒有打過籃球。她們個子也不高。她們不會投籃，更不擅長運球。她們就只適合參加每天晚上球場上臨時組織的比賽。拉納迪夫住在門洛帕克，是加利福尼亞州（下文簡稱加州）的硅谷中心。照拉納迪夫自己的說法，他的隊員都是些「年輕的金髮女孩兒」。她們的爸爸要麼是網蟲，要麼是計算機程序設計員。她們鑽研科學，讀那些又長又複雜的書籍，夢想著長大以後可以成為海洋生物學家。拉納迪夫知道如果她們以通常的方式來打球的話，就是讓對手在沒有防守的情況下直接運球攻入己方場地，那她們一定會輸給那些酷愛籃球的女孩。拉納迪夫17歲時，口袋裡揣著50美元就來到了美國。他是一個不輕易接受失敗的人。他的第二大原則便是要讓他的隊員在任何一場比賽，一直都實行全場緊逼的戰術。最終，他的球隊得到了全美冠軍。安賈莉·拉納迪夫說道：「就是湊巧而已。我父親從沒有打過籃球。」
2
試想一下，你參加了過去兩百年裡所有大國和小國之間的戰爭。我們假設參戰一方的人口至少是另一方的10倍，武器裝備的威力也比另一方強得多。你是不是認為強大的一方會獲勝？我想，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會認為強國獲勝的概率接近100%。因為10倍的差距實在太大了。然而，真正的結果會讓你大吃一驚。幾年前，政治學者伊萬·阿雷金·托夫特（Ivan Arreguin-Toft）對此進行了統計，他得出的結論是71.5%。弱國取勝的概率為28.5%，只比三分之一低了一點點。
阿雷金·托夫特接著又提出了一個稍有區別的問題。假如強國與弱國之間發生戰爭，這個弱國採取了和大衛一樣的行為，他們不願以強國想要的方式開展戰爭，而是採取打破慣例的方法和使用游擊戰術時，局勢又會怎樣發展？結果表明，在這種情況下，弱國取勝的概率一下子從28.5%攀升到了63.6%。舉個例子，美國人口是加拿大人口的10倍。如果這兩個國家發生戰爭，加拿大又選擇了非常規的戰爭方式，那麼歷史給你的建議是押加拿大會贏。
我們總認為弱者取勝是不可能的。這就是大衛與歌利亞的故事在人類歷史中引起強烈反響的原因。然而阿雷金·托夫特指出事情完全不是這樣的。弱者總是會獲勝。那為什麼每次一個大衛打敗一個歌利亞的時候我們都會如此吃驚？為什麼我們總會自然而然地認為一個人力量弱小或技術欠缺一定是缺點？
阿雷金·托夫特列出了一個弱者取勝的名單，其中就包括T·E·勞倫斯（T. E. Lawrence，他更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阿拉伯的勞倫斯）。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他領導阿拉伯人起義，反抗佔領阿拉伯地區的土耳其軍隊。當時英國人也支援阿拉伯人進行起義。他們的目標是毀掉土耳其人興建的從大馬士革到漢志沙漠的鐵路。
這是一項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務。土耳其擁有一支強大的現代軍隊。而勞倫斯帶領的則是難以駕馭的貝多因人。他們沒有什麼技能，就是一些遊牧民而已。當地的一名英國指揮官，雷金納德·溫格特爵士（Sir Reginald Wingate）稱他們為「一群連槍都沒有開過的烏合之眾」。但是他們堅忍不拔，動作靈活。一個典型的貝多因軍官配備的武器為一把步槍，還有100發子彈；另外要背45磅麵粉，這意味著他一天能在沙漠行走110英里的路，即使在夏天也一樣。他們帶的飲用水只有1品脫，因為他們特別擅長在沙漠中尋找水源。「我們的優勢是速度和時間，而不是攻擊力，」勞倫斯寫道，「我們最豐富的可用資源就是部落裡的男子，他們從沒有參加過正規的戰爭，他們的優點就是活動能力強，耐力足，具備一定的聰明才智，熟悉鄉村，勇氣可嘉。」18世紀的元帥薩克斯伯爵（Maurice de Saxe）說過著名的一句話：戰爭的決定力量在於人的雙腿，而不在於武器。勞倫斯的軍隊裡有的恰恰都是「腿」。1917年春天勞倫斯一方捷報連連：3月24日，他們炸毀了60處鐵路，切斷了布埃（Buair）的一條電報線路；3月25日，毀掉了一輛火車和阿布那（Abu al-Naam）的25處鐵路；3月27日，炸毀了15處鐵路，切斷了伊斯坦布安塔爾（Istabl Antar）的一條電報線；3月29日，襲擊了土耳其軍隊的一個駐地；3月31日，又毀掉了一處鐵路；4月3日，炸毀了赫迪亞（Hedia）的11處鐵路；4月4日和5日，毀掉了戴幾河谷（Wadi Daiji）地區的一處鐵路線；4月6日進行了兩次襲擊。
勞倫斯指揮的最成功的一場戰役是突襲港口城市亞喀巴。土耳其軍隊預料到會遭遇襲擊，但他們認為發動襲擊的應該是那些在亞喀巴水面向西航行的英國輪船。而勞倫斯決定從東面進行突襲。他們穿過不設防的沙漠來到了亞喀巴。要達到這一目標，勞倫斯讓士兵轉了一個周長達600英里的圈：從漢志往北，深入敘利亞沙漠，然後再折回亞喀巴。那時正值夏天，他們需要穿過中東荒無人煙的一些地區。勞倫斯則取道大馬士革郊區，誤導土耳其軍隊。「今年的山谷裡似乎到處都是角蝰、鼓身蛇、眼鏡蛇和黑蛇，」勞倫斯在《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描寫其中一段旅程時這樣寫道：
天黑後，要打水就不那麼容易了，因為蛇要麼在池塘裡游泳，要麼就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池塘邊。眼鏡蛇還曾闖入我們的警戒圈兩次，當時我們正在那裡面喝咖啡，討論戰略。我們有三個士兵因為被毒蛇咬到而送了命，還有四個士兵被毒蛇咬到，肢體因為毒素都發生了腫大，還好在經歷了巨大的恐懼和痛苦之後他們最終康復了。當地人治療這種傷口時，會在患處塗上蛇皮膏藥，然後給患者誦讀《可蘭經》，直到他死亡。
最終，他們到達了亞喀巴。勞倫斯的幾百名士兵殺害或俘虜了土耳其的1 200多名士兵，只有兩個僥倖逃脫了。頭腦簡單的土耳其士兵怎麼也想不到對手會如此瘋狂，竟然從沙漠穿過來突襲他們。
雷金納德·溫格特爵士稱勞倫斯的士兵為一群「烏合之眾」。在他看來，土耳其軍隊具有壓倒性的優勢。但是你不覺得這很奇怪嗎？乍看之下，像土耳其軍隊那樣，士兵眾多、武器充足、資源豐富的確是一種優勢。但這種優勢會讓軍隊無法行動，最終只能由攻變為守。然而，勞倫斯軍隊活動能力強，耐力足，具備一定的聰明才智，熟悉鄉村，勇氣可嘉，因此他們可以做不可能的事情，即從東面突襲亞喀巴。如此大膽的一個策略是土耳其軍隊所無法預料的。有些優勢必須依賴於物質資源，而另外一些優勢則只有在缺乏物資的情況下才會產生。弱者能夠取勝，往往就是因為有時候後一類型的優勢與前一類型的優勢完全相等。
因為某些原因，我們很難學會這一點。我想，我們給「優勢」下的定義十分嚴格，且限制過多。我們往往把無益當成有益，卻對使我們強大而明智的東西的價值視而不見。《逆轉》的第一部分試圖要揭示這種錯誤的後果。當我們看到巨人的時候，為什麼會自然而然地認為他就能取得勝利？怎樣才能像大衛、阿拉伯的勞倫斯以及本章提到的維威克·拉納迪夫和他的硅谷女孩兒籃球隊員那樣，成為不接受常規標準的人？
3
作為紅杉城的代表隊，維威克·拉納迪夫的籃球隊被分到美國青少年籃球聯賽的七、八年級組別。這些女孩兒們在聖卡洛斯附近的佩耶體育館進行訓練。因為拉納迪夫從來沒打過籃球，所以他聘請了一些專家來幫他。第一個就是羅傑·克雷格，以前曾是職業運動員，在拉納迪夫的軟件公司工作。[4]克雷格同意加入後，他又招募了克雷格的女兒羅梅特，她在中學期間曾打過籃球。羅梅特是防守對方球員的最佳人選，如果你不把她放在那個位置上的話，她就無法發揮自身的價值。隊裡的女孩兒們都喜歡羅梅特。「她看起來就像一個大姐姐」，安賈莉·拉納迪夫說道，「跟她待在一起感覺很棒。」
紅杉隊的策略主要集中在兩個時間限制點上。為了推進比賽，雙方隊伍都必須遵守這兩個時間限制點。第一個是發界外球的時間。當一個隊得分時，另一個隊的球員會在界外發球，她有5秒鐘的時間可以將球傳給場上的隊友。如果超出這個時間，球就由對方球員控制。通常情況下都不會發生這種狀況，因為隊員不會浪費時間去防守界外球。她們會跑回自己的半場。但是紅杉隊的女孩兒們不打算這樣做。隊裡的每個女孩兒都要像幽靈般緊緊地跟著對手。一些球隊在實行緊逼策略的時候，防守隊員會站在被防守的進攻隊員身後，這樣一旦進攻隊員拿到球後，她可以阻止她將球傳出去。但紅杉隊的女孩兒們反其道而行之，她們採取的是更有攻擊性、風險更高的策略。她們站在對手前面，力圖在第一時間就截斷對方發出的界外球。她們沒有任何一個人去防那個發界外球的隊員。這樣紅杉隊就空出了一個球員。在拉納迪夫的策略中，這個球員是機動球員，她可以幫助隊友防守對方球隊的最佳球員。
拉納迪夫說：「想想橄欖球。四分衛帶著球跑，一整片場地都是他的。雖然他可以隨便擲球，但是傳球還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籃球比賽中的傳球就更難了。相比橄欖球，籃球場地更小，有5秒的時間限制，球更重更大。而紅杉隊的女孩兒們更是嚴防對手，讓她們無法在5秒鐘內發出界外球。有時，發球隊員因為害怕超過5秒的時間限制，還會隨便將球丟出去。有時，發出的球還會被紅杉隊隊員攔截下來。拉納迪夫的隊員都非常瘋狂。
籃球比賽的第二個時間限制是要求隊員在10秒內就帶球攻入對方的半場。如果紅杉隊的對手沒有超出第一個時間限制點，及時將球發出去的話，紅杉隊的女孩兒們會立即將注意力放在第二個時間限制點上。她們會衝向那個接到發球的隊員，然後「圍堵」她。安賈莉就是其中一個「圍堵」者。她會全速衝過去，伸開又長又寬的雙臂，與另一個隊員一起緊盯運球的隊員。也許她能搶斷球。也許對方球員會因為恐慌而將球傳出去；或者停止運球，緊抱著球，這樣裁判就會吹哨了。
「剛開始打球的時候，沒有人知道該做什麼，防守之類的都不懂。」安賈莉說，「所以我爸爸就說『整場比賽下來，你們要做的就是防守對方球員，確保她們接不到發球』。從對方那兒斷球的感覺太棒了，比任何一種感覺都好。在比賽中，我們就是緊逼她們，搶斷她們的球，一遍又一遍。這會讓對手覺得非常緊張。我們有時會碰到一些水平比我們高出很多的球隊，她們已經打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球了，但我們依然能夠打敗她們。」
紅杉隊常以4:0、6:0、8:0、12:0這樣的分數領先對手。有一次她們甚至以25:0領先。因為她們都會直接帶球上籃，很少會投那些命中概率低、需要技巧和訓練的遠射球。那年在紅杉隊輸掉的為數不多的比賽中，其中一場比賽只有4個隊員上場。她們依然實行緊逼戰略。為什麼不呢？她們只輸了3分而已。
羅梅特·克雷格說：「對我們球隊來說，防守戰略能夠隱藏我們的弱點。事實上，我們球隊沒有好的外線投手，隊員長得也不是特別高。我們越注重防守，就越能搶斷更多的球，越能得到更多帶球上籃的機會。而且我對球員很誠實。我告訴她們『我們並不是最好的籃球隊』。她們都清楚各自的角色。」一個12歲的女孩兒願意為了羅梅特而戰。「她們都非常了不起。」她說。
勞倫斯在襲擊土耳其軍隊時選擇了對方防守力量薄弱的地方——鐵路沿線最偏遠、最荒蕪的村落，而非重軍把守的地方。紅杉隊突襲的是界外球的傳球環節。在籃球比賽中，不管是強隊還是弱隊，都很容易在這個環節受到攻擊。大衛拒絕和歌利亞進行近身搏鬥，因為那樣的話，他一定會輸。於是他站得很遠，把整個山谷都變成了他的戰場。紅杉隊的女孩兒們採用的也是同樣的戰略。她們防守的是整個籃球場。全場緊逼靠的是腿，而不是手臂。努力取代了能力。她們和勞倫斯軍隊裡的貝多因人一樣，「不善於進行常規戰爭」，她們的優點也是「活動能力強，耐力足，具備一定的聰明才智……勇氣可嘉」。
羅傑·克雷格說「這是一項累人的戰略」。他和拉納迪夫坐在軟件公司的會議室裡，回顧他們的那個夢幻賽季。拉納迪夫站在白色書寫板邊上，畫圖解釋紅杉隊的緊逼戰略。而克雷格則坐在桌旁。
「我的隊員必須比其他球隊的隊員更強壯。」拉納迪夫鄭重其事地說道。
「他總是讓她們不停跑步。」克雷格點了點頭。
「事實上，我們就是按照橄欖球的戰略在打籃球。我要讓她們跑起來，一直跑。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我沒辦法教她們技術，所以我們必須保證她們體格強健，對比賽有一個最基本的瞭解。在比賽中，態度是很重要的，因為你總是會累的。」
拉納迪夫說「累」的時候特意加強了語調。他父親是一名飛行員。因為不斷挑戰印度國家飛機安全問題而被政府抓進了監獄。拉納迪夫看到了關於麻省理工學院的一份材料後，決定去那裡唸書。他認為那是最適合他的地方。那是20世紀70年代。出國上大學需要的外匯必須由印度政府核准發放。拉納迪夫就駐紮在印度儲備銀行的辦公地點外面等待，直到他最終拿到錢。拉納迪夫身材修長，看起來骨架纖細。他走起路來有氣無力的，臉上呈現出一種冷靜的神色。但別把冷靜和冷漠混為一談。拉納迪夫這種人是十分堅韌的。
他轉向克雷格：「我們的口號是？」
兩個大男人思索了一會兒，異口同聲而又興奮地喊道：「一，二，三，態度！」
整個紅杉隊的基本哲學就是他們願意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有一次，隊裡來了新球員」，拉納迪夫說，「我把第一次訓練的話又說了一遍，『這就是我們要做的』，我邊說邊做示範。我告訴她們，『比賽講的就是態度』。我很擔心新來的其中一個女孩子，我怕她不明白什麼是態度。我們在加油打氣的時候，她搖了搖頭說『不，不，不是一，二，三，態度。而是一，二，三，態度，哈！』。」拉納迪夫和克雷格聽到後都不禁大笑起來。
4
1971年1月，福特漢姆大學公羊隊和馬薩諸塞大學紅人隊進行了一場籃球比賽。比賽在艾摩斯特市的傳奇體育館「鳥籠」（Cage）舉行。自1969年12月以來，紅人隊就不曾在這裡輸掉一場比賽。他們曾創下11:1的優勝記錄。紅人隊的明星球員非朱利葉斯·歐文（Julius Erving）——J博士莫屬，他也是籃球運動史上最偉大的球員之一。馬薩諸塞大學籃球隊非常棒，福特漢姆大學籃球隊裡卻是一群來自布朗克斯和布魯克林地區的鬥志旺盛的年輕人。在第一周訓練的時候，他們的中鋒球員就膝蓋韌帶撕裂，退出了比賽。這就意味著他們全隊最高的球員只有6英尺5英吋。他們的首發前鋒——通常身高應該和中鋒差不多——查理·耶維爾頓（Charlie Yelverton），身高只有6英尺2英吋。比賽哨聲吹響後，公羊隊就開始實行全場緊逼戰略，絲毫沒有放鬆。「我們以13:6領先，但接下來仍需繼續戰鬥。」時任福特漢姆大學隊教練的迪格·菲爾普斯（Digger Phelps）回憶道，「這些城裡的孩子身體很棒。於是我們就帶著對方滿場跑，要知道，一個籃球場足足有94英尺長。我們知道，對方遲早會敗下陣來。」菲爾普斯把一個又一個孩子派上場，防守歐文。這些孩子或來自愛爾蘭家庭，或來自意大利裔家族。都有一副百折不撓的勁頭。這些百折不撓的孩子又一個個因犯規而被罰下場。他們中沒有一個人球打得比歐文好。這不重要。最終，福特漢姆大學隊以比分87:79贏得了比賽。
在籃球史上，有無數類似的傳奇比賽。在這些比賽中，大衛採用全場緊逼戰術打敗了歌利亞。奇怪的是，全場緊逼戰術並沒有因此變得流行起來。迪格·菲爾普斯領導球隊戰勝馬薩諸塞大學隊後的一個賽季，他做了些什麼？他再也沒有使用過全場緊逼戰略。而馬薩諸塞大學隊的教練傑克·利曼（Jack Leaman），他的球隊在自己的體育館被一群街頭男孩打敗了，他是否從失敗中吸取教訓，在下次他帶領一支弱旅的時候也使用全場緊逼戰略？沒有。籃球運動領域內有很多人都不相信緊逼戰略，因為這種戰略並不完美：一支訓練有素、擁有技巧嫻熟的控球員和機智敏捷傳球員的隊伍就能破解這種戰略了。拉納迪夫也這麼認為。對手想要打敗紅杉隊的話，就必須對她們也實行全場緊逼戰術。紅杉隊的女孩兒們技術不夠好，對此戰術還無法應對。然而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拉納迪夫領導的女孩兒們和福特漢姆大學隊的街頭男孩兒們都以慣常的方式來打比賽，那麼他們有可能會落後對方30分。採用緊逼戰術是弱者打敗歌利亞的最好機會。從邏輯上來說，每一支弱隊都應該採取這個戰略，對吧？那他們為何不這麼做呢？
阿雷金·托夫特也遇到了同樣的困惑。當一個弱者像大衛那樣戰鬥的時候，他往往會獲勝。但大多數情況下，弱者卻未能像大衛那樣戰鬥。在阿雷金·托夫特建立的數據庫中有202場雙方實力懸殊的對抗，其中的152場弱勢一方採用的都是和「歌利亞」面對面「決鬥」的方式，119場以失敗告終。1809年，秘魯人直接與西班牙人硬碰硬，失敗了；1816年，格魯吉亞人直接與俄羅斯硬碰硬，失敗了；1817年，賓德人直接與英國人硬碰硬，失敗了；1817年在康提叛亂中，斯里蘭卡人直接與英國人硬碰硬，失敗了；1823年，緬甸人直接與英國人硬碰硬，還是失敗了。類似的例子數不勝數。20世紀40年代，越南共產黨叛亂令法國人苦惱不已；而在1951年，越盟[5]的戰略家武元甲轉而與法軍進行常規戰爭，最終遭遇了一連串的失敗。喬治·華盛頓在指揮美國獨立戰爭時也重蹈覆轍——他放棄了在戰爭初期採用的頗為有效的游擊戰術。「他盡可能快的」，威廉·波爾克（William Polk）在討論非常規戰爭的《暴力政治》（Violent Politics）一書中寫道，「集中精力創建了一支英國式的軍隊——大陸陣線。結果，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差點輸掉了整場戰爭」。
單看這些事件毫無意義，只有聯想到勞倫斯軍隊橫穿沙漠到達亞喀巴的例子，你才能看到這些事件背後的意義。讓士兵穿著光鮮亮麗的軍服，隨著軍樂按著節奏地行進，比讓他們騎著駱駝在有大批蛇出沒的沙漠裡行走600英里容易多了；每得一分就撤回自己的半場享受滿足的快感，放鬆自己的心情，也就是打一場有節奏的比賽，比一堆人擠在一起，拚命甩動手臂，在籃球場的每一寸場地爭個你死我活容易多了。弱者的策略是艱難的策略。
馬薩諸塞大學隊有一個身材瘦小的名叫裡克·皮蒂諾（Rick Pitino）的後衛，他似乎是唯一一個從福特漢姆大學和馬薩諸塞大學這場著名比賽中吸取教訓的人。他那天沒有上場比賽。他睜大雙眼坐在場邊觀看比賽。一直到現在，儘管已經過去40年了，他仍能說出福特漢姆大學隊每個球員的名字：耶維爾頓（Yelverton），沙利文（Sullivan），馬伊諾（Mainor），查爾斯（Charles），贊貝蒂（Zambetti）。「他們使用的全場緊逼戰術太不可思議了！我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樣的球隊！」皮蒂諾說，「5個隊員，身高只有6英尺~6英尺5英吋。他們太有耐力，太能跑了，令人難以置信。我從中學到了許多。他們根本不可能打敗我們。從來沒有任何一個球隊可以在『鳥籠』打敗我們。」
1978年，皮蒂諾成為波士頓大學籃球隊的主教練，時年25歲。他使用全場緊逼策略，帶領球隊獲得了建隊24年來的第一個美國大學生籃球聯賽（NCAA）冠軍。之後，他又成為普維敦斯學院（Providence College）籃球隊的主教練。該校籃球隊在上一年以11:20的比分落敗。球隊的隊員身材矮小，幾乎沒有打籃球的天賦——完全就是翻版的福特漢姆大學公羊隊。在場上他們依舊緊逼對手，只差一場比賽就能參加全美冠軍賽。就這樣，皮蒂諾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帶領那些並沒有太多天賦的球員，打出了一場又一場非同尋常的比賽。
「每年都有很多教練來跟我學習緊逼策略。」皮蒂諾說道。他現在是路易斯維爾大學（University of Louisville）籃球隊的主教練。路易斯維爾也因此成為另一個「麥加」，大衛們都來這裡學習該怎麼打敗歌利亞們。「他們發郵件給我。告訴我說他們沒辦法取勝，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球員是否可以堅持到最後。」皮蒂諾搖了搖頭，「我們每天訓練兩個小時」，他接著說，「練習過程中98%的時間球員都在球場上。我們交流的時間很少。當我們需要修正一些動作時」——意思就是說皮迪諾和他的助理教練們停下來指導球員的時候——「只需要7秒鐘，這樣隊員們的心率就不會一下子降低。我們總是在運動。」7秒！那些來到路易斯維爾的教練們坐在看台上，看著一刻也不停息的訓練過程，心裡驟然感到很絕望。想以大衛的規則展開戰鬥？那你必須得經歷絕望這一過程。你要具有足夠的劣勢，以至於你別無選擇。而那些教練們的球隊並沒有糟糕到這個地步，所以大衛的規則對他們不起作用。他們也無法說服球員去打如此賣力的比賽。他們還不夠絕望。但是拉納迪夫呢？是的，他絕望極了。你也許會想，看看他隊裡的那些女孩兒們，她們最大的缺點就在於她們完全不懂得傳球、運球、投籃。事實上，這並不是缺點，對嗎？正是因為這個缺點，才讓她們的獲勝戰略有了成功的可能。
5
紅杉隊開始贏得比賽的那一刻會出現一系列狀況，其中一個狀況就是對方教練會因此動怒。他們覺得紅杉隊讓比賽變得不公平——對那些才剛剛理解比賽意義的12歲的孩子實行全場緊逼戰略並不妥當。他們認為青少年籃球運動的重點在於學習籃球技術。他們感覺拉納迪夫的隊員們並不是真正在打籃球。當然，你也能用某些理由輕鬆地反駁這種觀點，比如12歲的孩子可以從緊逼戰略中學到更多有價值的東西——努力可以戰勝能力，規則是可以被挑戰的。然而，那些看到紅杉隊取得壓倒性分數的對方教練則拒絕接受這種哲學式的安慰。
「有個人試圖在停車場裡與我打架，」拉納迪夫說，「他長得高大威武，一看就是玩橄欖球和籃球的。在比賽中，他被瘦小的外國人給打敗了。所以他想痛打我一頓。」
羅傑·克雷格還說，有時候他看到的一些情形令他震驚不已。「其他隊的教練對著他們的隊員咆哮，還羞辱她們。他們還對裁判大喊：『這是犯規！犯規！』但我們並沒有犯規。我們只是防守得比較積極而已。」
「有一次我們和聖荷西的一支籃球隊打比賽，」拉納迪夫說，「她們打比賽已經有一些年頭了。那些女孩兒天生就是打籃球的材料。但我們仍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成績好像是20:0吧。我們根本沒有給她們發球的機會。她們的教練氣瘋了，拿起椅子就扔了出去。他向自己的隊員咆哮。你知道的，你越對她們喊叫，她們就越緊張。」拉納迪夫搖了搖頭。你永遠也不能提高嗓門。「最後，裁判把那個教練攆出了賽場。這讓我心裡感到害怕。我想他之所以無法忍受，是因為他明知我們金色頭髮的女隊員實力不濟，卻只能眼睜睜地被打敗。」
理想籃球隊員的特質是優異的運動表現和精準的動作完成能力。在比賽中，如果努力重於能力，那麼比賽過程將完全改變：比賽節奏混亂，手腳四處甩動，有能力的隊員常常會覺得恐慌，甚至會把球扔出界。只有一個籃球運動的局外人——像剛參加比賽的菜鳥，或者一直坐在替補席上的、來自紐約的瘦小男孩兒——才會有足夠的勇氣這樣打比賽。
T·E·勞倫斯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他的行為跟英國軍官的行為相差千里。他並不是英國頂尖軍事學院的畢業生。他是一個考古學家，以寫散文為生。他去見高級軍事長官時穿的是涼鞋，衣服則完全是貝多因風格。他的阿拉伯語講得很流利，如母語一般；他手牽駱駝，彷彿他一生就只騎過這麼一隻駱駝。他不在意軍事機構裡的人怎麼看待他手下的這群「烏合之眾」，因為他本身就與這些軍事機構沒什麼關係。於是，大衛誕生了。本來他應該知道和非利士的戰爭是要依照舊例展開，充滿刀光劍影的。但他是一個牧羊人。在古代，牧羊人被看作是最低賤的職業之一。他對那些軍事傳統一竅不通。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思考聲望、豐富的資源和作為精英機構的一員是如何讓我們變得更好的，但卻沒有花足夠的時間去思考類似的物質條件優勢是如何限制我們的選擇的。維威克·拉納迪夫以局外人的觀點來看待事情，卻受到了對方球員父母和教練的大力批評。面對這類批評，大部分人都會退縮。而拉納迪夫不會。就是湊巧而已。我父親從沒有打過籃球。為什麼他應該要在意籃球領域的人們對他的看法？拉納迪夫訓練的是一群沒有某種運動天賦的小女孩兒，他本人也對這種運動一無所知。他是一個弱者，一個不合時宜的人，但他也因此可以嘗試那些別人從來沒想到的事情。
在全美比賽中，紅杉隊的女孩兒們贏得了前兩場。在第三場比賽中，她們的對手是來自奧蘭治縣的一支籃球隊。紅杉隊只能在對方的主場打比賽，對手甚至還要求使用自己的裁判。比賽從早上8點鐘開始。為了避免交通擁堵，紅杉隊的隊員們早上6點鐘就從酒店出發了。從那之後，紅杉隊就開始走下坡路了。裁判並不相信什麼「一，二，三，態度，哈」的哲學。在他看來，界外球就應該傳給隊友，阻礙這種傳球過程的行為並不是真正的籃球運動。於是他吹了一次又一次的犯規哨。
「他們一直在吹犯規哨。」克雷格說。一個動作吹了多次犯規哨。這是一段慘痛的記憶。
「我的隊員們不明白，」拉納迪夫說，「裁判給我們吹的犯規次數是對方的4倍。」
「人們噓聲一片。」克雷格說，「情況很糟。」
「吹犯規哨的比例為2:1是可以理解的，但是4:1，會不會太誇張了？」拉納迪夫搖了搖頭。
「一個隊員被罰下場。」
「我們並沒有因此受到打擊。我們還是有機會贏的。但是……」
拉納迪夫取消了緊逼戰略。他不得不這樣做。紅杉隊的隊員們退到自己的半場，消極地看著對方帶著球攻入她們的場地。紅杉隊的隊員沒有再像之前那麼跑動了。她們在每個持球回合之間也會進行停頓、休息。她們以他人期待的方式打著籃球比賽，最後她們輸了。但是，她們已經證明了歌利亞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強大。
[4] 羅傑·克雷格，應該說他不僅僅是一個職業運動員。雖然說他現在已經退休了，但他仍是美國國家橄欖球聯賽歷史上最偉大的跑衛之一。
[5] 越盟（Viet Minh），即越南獨立同盟會。——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