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長時間協商，奧本海默被判緩刑，以觀後效。」
令人心碎的天才命運
蘭根的母親是舊金山人，她跟家裡關係不好，很小就離家出走了。她一生有4個兒子，每個孩子都是她和不同的丈夫生的。蘭根是最年長的一個。蘭根的父親在蘭根出生前就失蹤了，據說後來死在墨西哥；母親的第2任丈夫是被謀殺的；第3任丈夫自殺身亡；第4任丈夫叫傑克·蘭根，是個事業失敗的新聞記者。
「時至今日，我都從未遇到過比我們童年境遇更悲慘的人，」克裡斯托弗·蘭根說道，「我們沒有一雙成對的襪子，鞋上都是窟窿，褲子上也全是補丁。我們每人只有一套衣服。我記得那時候我和弟弟們洗衣服要去浴室，我們用浴缸洗衣服，洗衣服的時候只能光著身子，因為我們沒有其他衣服穿了。」
他們的繼父傑克·蘭根常常酗酒，他要是想去喝酒，就會先把廚房門鎖上，為的是防止孩子們偷吃東西。他用拳頭讓孩子聽他的話。他找過幾份工作，然後又一而再地失業，於是他們又舉家搬到下一個鎮子。有一年夏天，他們全家住在印第安人居留地的帳篷裡，靠政府分發的黃油和燕麥度日。又有一陣子他們住在內華達的維吉尼亞城。「鎮子裡只有一位司法人員，要是有江洋大盜來到這裡，他根本就毫無辦法。」蘭根的弟弟馬克回憶道，「那裡有家酒吧，到現在我還記得名字，叫『一桶血酒吧』。」
等孩子到了上學的年齡，蘭根一家又移居蒙大拿州的波茲曼。在那裡，蘭根的一個弟弟去了寄養家庭一段時間，另一個弟弟則被送進了少年教養所。
「我認為當時的學校根本沒注意到蘭根的天賦，」弟弟傑夫說，「他根本沒從學校得到過任何幫助。那時的波茲曼跟現在不一樣，在我們小時候，波茲曼只是一個鄉下小地方。我們在那裡的境遇很糟糕，鄰居把我們當成游手好閒的流民。」為了支撐自己和弟弟們的生活，蘭根開始挑起生活的重擔。蘭根14歲那年，有一次繼父又對孩子們動粗——這是他常幹的事——小蘭根奮起反抗，差點把繼父打死。之後繼父就走了，從此再沒回來。
中學畢業的時候，蘭根獲得了兩所學校的全額獎學金，一個是俄勒岡的裡德學院，另一個是芝加哥大學。他最終選擇了裡德學院。「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蘭根回憶道，「我和那所學校格格不入。我是一個在農場幹活的鄉下小子，而其他同學全是留著長髮的城裡人，很多都來自紐約。這些孩子的生活方式跟我完全不同，我和他們在一個班，卻連話都插不上。他們喜歡管閒事，總有沒完沒了的問題。我被安排在一個4人宿舍，其他3個同學的生活跟我完全不一樣。他們在宿舍裡抽大麻，把女朋友帶來過夜。我以前從來沒抽過大麻，所以，我基本上只能躲在圖書館。」
他繼續說道：「後來，我的獎學金也泡湯了……我媽媽本來每年都要填一份獎學金申請表，表上其中一項是父母經濟狀況，她從來都搞不清楚這些表格的內容，那次她就忘了填上這一項。直到後來，我上一期獎學金用完了，仍未見下一期到賬。我去辦公室問是怎麼回事，他們便告訴我原因——是這樣的，你父母沒寄來財務狀況表，現在獎學金早已經分配完了，所以恐怕這學期你無法領到獎學金了。這就是那所學校的行事方式——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他們根本不關心學生，沒有輔導，沒有提醒，什麼都沒有。」
他在畢業考試前離開了裡德學院，走的時候他成績單上的成績是F，而他入學時登記的成績是A。他回到了波茲曼，在一個建築工地找了份工作，後來他又去了森林消防隊。工作一年半後，他考進了蒙大拿州立大學。
「我在那裡學習數學和哲學，」他回憶道，「到了冬天，我還住在離小鎮13英里的海濱山大道。我的汽車變速器壞了，這是我的弟弟們那年夏天弄壞的。他們在鐵路邊工作，所以經常在鐵軌上開車。我沒錢修車，所以我就去找指導老師和系主任。我對他們說，我有困難，我車子的變速器壞了，我每天的兩節課分別是上午7點半和8點半，所以如果您能幫我把課調到下午，我會不勝感激。住我家隔壁的農場主每天11點可以把我送到學校。我的指導老師留著八字鬍，穿著粗花呢外套，外形很像一個牛仔。他說：『哦，我的孩子，看了你在裡德學院的成績單，我認為你有必要品嚐一下每個求學者都必定經歷的艱辛。我拒絕你的請求。』在系主任那裡，我得到的答案也一樣。」
他的聲音開始變得激動。這些都是30年前發生的事了，但他在講述的時候依然面露慍色。「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我竭盡全力賺錢回到校園，時值冬季，我甘願每天不辭勞苦搭車進城，付出一切努力就是為了能重返學校，但是他們卻不願為我做任何事情，這簡直太糟了。從那一刻起我暗下決心，我要離開所謂的高等教育體系，我要自學。即便我可能因此一事無成，我也很難有心情再上什麼大學了。所以我退學了。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克裡斯托弗·蘭根在裡德學院和蒙大拿州立大學的經歷成為他一生的轉折點。一直以來，他都夢想成為大學教授，本來他應該可以輕鬆獲得博士頭銜。因為大學很大程度上就是為有好奇心，善于思辨的人建立的。「他剛進大學時，我認為他一定能成功，我真這麼想的，」他的弟弟馬克說，「我想他起碼會在學校找到一份教職工作。那年他離開學校的時候，我對此真的沒有任何心理準備。」
由於沒有學位，蘭根在現實生活中苦苦掙扎。他在建築工地做過苦力；在寒冷的冬季，他在長島的撈蚌船上作業；他還在工廠做過一些層級較低的文職工作；最後他成為長島一家酒吧的保鏢——所有這些工作佔據了他成年以後的大部分時間。雖然經歷了這一切，他也依然沒有放棄研究哲學、數學和物理。目前他正在寫作一部理論著作，研究項目規模浩大，他稱之為「CTMU」——「宇宙的理論認知模型」。但是因為沒有文憑，他已經對投稿學術期刊不抱任何希望了。
「我是一個只上過一年半大學的人，」他聳聳肩說道，「這一點倒經常引起一些編輯的注意，他們會把論文交給主編。主編會去調查我的背景，但他們找不到我有任何正規教育背景，他們就說，這傢伙只上了一年半大學，他能搞清楚自己在說什麼嗎？」
這是一個令人心碎的故事。我曾經問過蘭根，假如他能得到哈佛大學提供的工作機會，他會不會去。「好吧，這是個不好回答的問題，」他說，「假如我能當上哈佛的教授，我會受人尊敬，我的思想會得到人們的重視。我可以利用哈佛的職位和聲譽推廣自己的觀點。這樣的學校是知識分子的智慧源泉，如果我在哈佛供職，我會把握好每一次靈光乍現的機會。」說到這兒，我忽然意識到蘭根的人生是多麼孤寂。他對知識的渴求沒有止境，他終年沉浸在智力活動之中。「即便我的大學生活不足一年半，我到現在也能感受到學習給我帶來的能量，」他滿懷虔誠地說，「智慧對我的召喚從未止息，那是一片令我神往的聖地。」
「但是從另一方面說，」他繼續說道，「哈佛就像一家學術公司。既然是公司，它就要獲利，就要使資產增值。哈佛接受的資助有數十億美元，運營這家『公司』的人並沒有必要非得追求真理和知識。他們想成為大亨，當你從他們那裡領取薪水，你就必須放下尊嚴，在你想做的、你認為正確的事與你的老闆讓你做的事之間做出選擇，如果你還想保住工作，你就必須向現實屈服。在那裡你必須聽他們的，他們讓你做什麼你就必須做什麼。」
另一位天才的命運
蘭根的故事告訴了我們什麼？說實在的，這個令人心碎的故事聽起來有些讓人難以理解。母親沒有填好獎學金申請表他就沒獎學金了，他想把課從上午調到下午（這樣的事在學校司空見慣），但遭到拒絕就不再上學了。為什麼裡德學院和蒙大拿州立大學對他的疾苦置若罔聞？老師們本應喜歡像他那樣聰明的學生。當蘭根談到他與裡德學院和蒙大拿州立大學的交涉，學校在他嘴裡好像成了官僚主義盛行的政府衙門。但是像裡德學院這樣的文科院校，應該不會有那樣的官僚作風。通常的情況是，教授們為了留住學生，總是想盡辦法幫學生們申請各類津貼。
甚至在談到哈佛大學時，蘭根也好像是一個對其文化完全沒有概念，特別是對他談論的這所學校毫無概念的人。「他們想成為大亨，當你從他們那裡領取薪水，你就必須放下尊嚴，在你想做的、你認為正確的事與你的老闆讓你做的事之間做出選擇，如果你還想保住工作，你就必須向現實屈服。」事實根本不是這樣。教授們之所以放棄高薪的私人企業而選擇學校，就是因為學校可以給他們很大的自由，讓他們做自己想做的事。蘭根可把哈佛大學給想歪了。
當傾聽蘭根講述自己一生遭遇的時候，我不禁想起了羅伯特·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奧本海默是「二戰」時期美國著名物理學家，他是人類第一顆原子彈項目「曼哈頓計劃」的帶頭人。據說，奧本海默童年時代的智力程度與蘭根小時候相當。父母從他小時候就知道他是個神童。他的一位老師回憶道：「他能近乎完美地理解所學的一切東西。」奧本海默三年級時就可以獨立做實驗，他五年級時自學物理、化學。他9歲時對自己的表兄說：「用拉丁語問我問題，我用希臘語回答你。」
奧本海默從哈佛畢業後到劍橋大學攻讀物理博士學位。在那裡，他經歷了一生中最失意、最消沉的一段日子。他的興趣點是理論物理，而他的導師帕特裡克·布萊克特（1948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卻要求他在最討厭的實驗物理細節上下工夫。奧本海默的脾氣變得越來越暴躁，最後發展到令人難以理解的地步：他從實驗室偷來化學制劑，準備毒死他的導師。
幸虧布萊克特發現了一些苗頭並舉報到學校，最後事情敗露，奧本海默被叫去接受校方訊問。這件事情的結局與這件事情本身一樣令人費解。下面是凱·伯德和馬丁·捨溫為奧本海默所寫的傳記《美國的普羅米修斯》（American Prometheus）中對這件事的描述：「經過長時間協商，奧本海默被判緩刑，同時定期接受心理治療。」
緩刑？
我們看到了兩個年輕學生，他們在各自的大學生活中都陷入麻煩。蘭根的母親錯過了為他申請獎學金的最後期限，奧本海默企圖毒死自己的導師。他們要想繼續學業都必須與校方協商。那麼結局又是怎樣的呢？蘭根放棄了學業，奧本海默則同意接受心理治療。奧本海默和蘭根同屬天才，但從另一個層面上講，他們又有天壤之別。
奧本海默20年後被委任為曼哈頓計劃首席科學家，這大概就是他們之間差異的最好例證。曼哈頓計劃負責人萊斯利·格羅夫斯少將為實施原子彈計劃尋遍美國，最後選定奧本海默，而這其實是冒很大風險的。當年，奧本海默38歲，他比該項目中的許多人年齡都小；他是一名理論物理學家，而曼哈頓計劃卻需要實驗物理和工程學專業的結合；他的政治傾向可疑：他有很多朋友是共產主義者；更重要的是，他從來沒有管理經驗。「他其實是一個很不切實際的人，」奧本海默的一個朋友後來說，「他會戴著一頂滑稽的禮帽，穿著磨壞了的鞋子四處逛。問題是，他對實驗設備一竅不通。」另一位和他熟識的科學家評價更直接：「他連一個漢堡攤也開不起來。」
哦，我想順便提醒一句，他讀研究生時曾謀殺導師未遂，帶著有這樣前科的簡歷卻要應聘——毫不誇張地說—20世紀最重要的工作。結果怎樣呢？20年前發生在劍橋的一幕再次上演：他促使事情朝著他所希望的方向發展。
下面是伯德和捨溫在傳記中的描述：「奧本海默得知，格羅夫斯少將在選擇曼哈頓計劃首席科學家時慎之又慎，於是，他開始展開魅力攻勢，顯示自己的才幹與天分。這種攻勢勢不可當。」格羅夫斯中彈了。「『他的確是個天才，』格羅夫斯後來對記者說，『一個真正的天才。』」格羅夫斯是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工程師，奧本海默對於原子彈項目的宏大構想使格羅夫斯產生了強烈共鳴。伯德和捨溫在傳記裡繼續寫道：「奧本海默是格羅夫斯見的第一位候選科學家。奧本海默十分理解建造原子彈是一項規模浩大的跨學科工程……當奧本海默提出為了實現跨學科協同工作建立中心實驗室時，格羅夫斯不住地點頭，他們二人對此頗有共識：『我們可以著手統一解決至今還沒得到足夠重視的化學、金屬冶金、工程和軍械製造方面的問題。』」
假如奧本海默處在蘭根的境況之中，他會失去裡德學院的獎學金麼？他是否同樣無法說服教授把課程從早上調到下午？當然不會。這並不是因為他比蘭根更聰明，而是因為，在如何從社會獲得想要的東西方面，奧本海默具有某種特別的悟性。
「他們要求每個學生都從學微積分入門，」蘭根回顧他在蒙大拿州立大學短暫的學業生涯時說，「教我們的老師上課既乏味又無聊。我就不明白他為什麼那樣講課。所以我總是提問，實際上我常去他的辦公室提問。我問他：『您為什麼這樣上課？您怎麼拿這些練習當微積分習題？』這個老師是個又高又瘦，腋下總留著汗漬的傢伙，他轉身直直地盯著我說：『有些事情你要明白，不是每個人都有成為數學家的天賦的。』」
這就是教授與天才的故事。天才的本意是想讓教授明白，自己對數學的鍾愛跟教授對數學的鍾愛一樣強烈。但是，天才失敗了。實際上——這也是最令人難過的地方——蘭根努力想對微積分教授說清楚問題，但卻沒能與教授談論最可能使他感興趣的問題。如此，通過跟蘭根的對話，這位教授最終也沒感受到蘭根在數學方面具有的天賦。
實踐智慧從哪裡來
有這樣一種特殊技能，它能讓你說服教授把課從上午調到下午，能讓你在辯解一宗謀殺案時振振有詞。心理學家羅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mberg）稱之為「實踐智力」（Practical Intelligence）。斯滕伯格的實踐智力包括「知道該向什麼人說什麼話，該在什麼時候說，怎樣說才能達到最好效果」。這種技能更像是一種程序化概念：知道如何做某事，而不需要知道為什麼知道，也不需要解釋為什麼。這種技能本質上是一種實踐能力：這不是關於如何辯解的知識，而是幫你正確瞭解形勢從而獲得你想得到東西的知識。準確地說，這是一種與智商測試所考查的邏輯分析能力完全不同的能力。用技術術語來說，就是普通智力與實踐智力「相互垂直」：一方存在不代表另一方也存在。你可能有很高的邏輯分析能力，卻缺乏實踐智力，也有可能有很高的實踐智力卻沒什麼邏輯分析能力，或者——如同奧本海默一樣幸運——這兩種能力都很強。
實踐智力從何而來呢？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邏輯能力從哪兒來，邏輯能力起碼一部分來自基因。蘭根6個月開始說話，3歲自學閱讀，這是天生的能力。智商測試所測量的，在某種程度上說，是天生的能力[31]。但是，社交常識是門學問，是一系列可以習得的技能。我們獲得這類技能的場所是家庭。
也許對於這個問題最好的解釋出自社會學家安妮特·拉裡奧（Arnette Lareau）。幾年前拉裡奧的科研小組對三年級學生開展了一項有趣的研究。這些學生中既有黑人也有白人，既有來自富裕家庭的也有來自貧窮家庭的孩子，而拉裡奧最終選定了12個家庭。拉裡奧和她的研究小組對每個家庭都進行了不下20次的走訪。為力求真實表現，她要求受訪者就當調查人員不存在。研究人員一手拿著錄音機，一手拿著做記錄的本子，跟著這些家庭去教堂做禮拜，看球賽，或是去診所就醫。
你可能會想，如果花了那麼長時間觀察12戶人家，肯定會發現12個家庭有著12種不同的教育孩子的方式：對孩子嚴格；對孩子寬鬆；常與孩子互動；在孩子面前權威持重等。然而，拉裡奧的發現卻與你能想像到的大相逕庭。這些家庭中只存在兩種教育孩子的方式，這兩種不同方式是通過階級狀況劃分的。家境富裕的父母教育孩子是一種方式，家境貧寒的父母對待孩子則是另一種方式。
家境富裕的父母總是讓孩子一刻也不能閒著，讓孩子穿梭於各項活動之間，並聽取孩子對老師、教練或是隊友的評價。拉裡奧跟蹤的一個富裕家庭的孩子夏天參加了一支棒球隊、兩支足球隊、一支游泳隊，還有一支籃球隊，並且同時在管絃樂隊和鋼琴班學習。
而在窮人家的孩子的生活中完全沒有這種緊張的時間安排，他們的活動不會是每週兩次足球訓練，而是和親戚或者鄰居的孩子在外面玩耍。藍領父母們認為孩子們的活動是成人世界之外的活動，無足輕重。一個來自藍領家庭的女孩——卡蒂·布林德爾——參加了一個唱詩班，但她是自己報的名，並且是自己走著去唱詩班上課。拉裡奧寫道：
布林德爾夫人沒有像中產階級母親那樣，發現女兒在唱歌方面的興趣就想辦法幫她把興趣發展成特長；她也沒有討論女兒在戲劇方面的興趣，也沒有因為負擔不起把女兒的興趣發展成特長的成本而表達歉意。相反，她把女兒卡蒂的技能與興趣看成其性格的特徵——愛唱歌和表演是卡蒂自身的特點。她把卡蒂的表現看成是「可愛的」，是女兒為了「引人注目」所做的努力。
中產階級父母總是和孩子商量事情，曉之以理，他們不會硬性下達命令。他們希望孩子與他們頂嘴，和他們討價還價，並站在成人的角度問他們問題。孩子如果在學校表現不佳，富裕家庭的父母總會責備老師，他們總站在孩子這一邊。拉裡奧跟蹤研究過一個富裕家庭的女孩，因為她錯過了進超前班的機會，孩子母親就想方設法讓孩子補考，給學校遞申請，最後讓女兒如願進了超前班。作為對照，貧困家庭的家長總是震懾於權威，行事消極，停滯不前。拉裡奧這樣描述一對低收入的父母：
在家長會上，麥卡利斯特女士（只有高中學歷）表現得十分低調。她平時善於交際、為人開朗，但在這種場合她的性格卻隱藏起來。她弓著腰坐在椅子上，上衣拉鏈拉到頂。她非常安靜。當老師向她報告哈羅德的家庭作業還沒交的時候，麥卡利斯特女士表現得十分吃驚，但是她只是說：「他在家做了作業。」她沒有繼續問老師其他情況，也沒有幫哈羅德辯護什麼。在她看來，兒子的教育應由老師來負責。這是老師的工作，不是自己的。
拉裡奧把中產階級父母對孩子的教育風格稱為「協同培養」（concerted cultivation）。這種模式傾向於「發掘孩子的天分，培養孩子的主動性和技能」。作為對照，低收入家庭對孩子的教育策略為「自然成長」（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這些家長只把撫養子女成人看作自己的責任，而把孩子的成長與發展看作孩子自己的事兒。
拉裡奧強調，一種模式並不一定優於另一種模式。照她看來，家境貧寒的孩子更懂得守規矩，更少發牢騷，在如何使用自己的時間上更有創造力，有很好的獨立性。然而，協同培養模式帶來的好處更多。富裕家庭的孩子活動表總被安排得滿滿的，他們經常在各類體驗中來回穿梭。孩子們學會與他人協作完成任務，學會在複雜的組織結構中應付自如。他們還學會如何舒服地與成年人打交道，在必要的時候清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用拉裡奧的話說，中產階級的孩子最終形成了「權利」意識（a sense of entitlement）。
「權利」意識這種說法在當年含有貶義，但拉裡奧的意思卻是褒義：「這些孩子的行為表明他們認為自己有權提出自己的特殊要求，有權參與制度互動。他們在各種情景中更加自如，願意分享信息，並希望贏得別人的關注……通過互動來滿足自己的偏好是中產階級子女的一貫做法。」他們對遊戲規則很熟悉。「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雖然才上四年級，但已經能站在維護自己利益的基礎上行事了。他們要求老師或醫生調整辦事程序以滿足自己的需要。」
作為對照，勞動階層家庭孩子的性格被認為是「疏離，疑慮和有強迫症」。無論在什麼環境下，他們都不知道如何為達到良好願望「制定策略（customize）」（拉裡奧的絕妙用詞）。
拉裡奧描述了一個9歲小男孩兒亞歷克斯·威廉和他的母親克裡斯蒂娜去看醫生的案例。威廉的家境非常優越。
「亞歷克斯，你要想想待會兒問醫生什麼問題，」克裡斯蒂娜開車去診所的路上對兒子說，「你可以問醫生任何你想問的問題。別害羞，你可以問任何問題。」
亞歷克斯想了一分鐘，說：「我用了除臭劑以後胳膊下面起了疙瘩。」克裡斯蒂娜：「真的？你是說用了除臭劑以後？」亞歷克斯：「是的。」克裡斯蒂娜：「好的，你可以問問醫生。」
拉裡奧寫道：「亞歷克斯的母親正在鼓勵兒子暢所欲言」——即便亞歷克斯馬上要見的是一位有權威的年長男性，他也要理直氣壯地維護自己的權益。隨後他們見到了醫生，一位40多歲的男性。醫生告訴亞歷克斯，他的身高高於95%的同齡孩子。亞歷克斯馬上打斷他：
亞歷克斯：我怎麼了？
醫生：我的意思是說，你比95%的10歲小朋友個子高。
亞歷克斯：我還不到10歲。
醫生：是嗎，他們在圖表上寫你已經10歲了。你現在9歲10個月。人們在計算年齡的時候常把人算入最靠近的那個年齡段。
看看吧，亞歷克斯是多麼自然地打斷醫生的講話——「我還不到10歲。」這是因為剛才他在路上得到了母親的鼓勵：他母親鼓勵他（必要時）可以拋開禮節，因為母親想讓兒子學會在權威面前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
醫生轉而問亞歷克斯：體檢前你還有沒有其他問題想問？
亞歷克斯：嗯……只有一個問題。我胳膊下面有些疙瘩，就在這兒（指著腋下）。
醫生：在下面？
亞歷克斯：是的。
醫生：好的。待會兒做檢查的時候我會仔細看看，看看到底怎麼回事。疼還是癢？
亞歷克斯：不疼也不癢，只是有疙瘩。
醫生：好的。我會仔細檢查這些疙瘩的。
拉裡奧說，這些看似簡單的互動不會發生在家境貧寒的孩子身上。他們會非常安靜，眼睛害羞地看著別處，表現得十分順從。而亞歷克斯卻掌握著和醫生交流的整個時段。「他提出事先準備好的問題，完全吸引了醫生的注意力，讓醫生解決他選定的問題。」拉裡奧寫道：
通過這麼做，他成功地將與成人的均勢狀態轉向有利於自己的一面。這種轉換十分流暢。亞歷克斯向來被人客氣地對待。他被看成是獨特的孩子，值得成年人特別關注和感興趣的孩子。這就是在協同培養中形成的主要性格特徵。亞歷克斯在體檢的時候並沒有刻意表現，他這樣做就好像在父母面前時一樣放鬆——爭辯，商量，甚至開玩笑也一樣放鬆。
瞭解這些能力從哪裡得來十分重要。這並非遺傳原因：亞歷克斯並不會像從父母那裡遺傳眼睛顏色一樣，遺傳到與權威人士打交道的技巧。這也並非種族差異：這種能力不會特別傾向黑種人或者白種人。實際上，亞歷克斯是黑人，而布林德爾是白人。這些能力來自文化優勢。亞歷克斯具有這些能力是因為，從他的孩童時代開始，父母對他就事無鉅細，言傳身教，讓他明白社會中的遊戲規則，並鼓勵他去實踐，即便在去醫院的路上也不放過演練的機會。
拉裡奧認為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階級優勢。亞歷克斯比布林德爾更優越，因為亞歷克斯家境富裕，他能上更好的學校，同時他（這也許是最關鍵的區別）從小就被灌輸「權利」意識，而這種意識能使他在未來更好地適應社會。
協同培養的典範
這正是奧本海默具有而蘭根缺少的優勢。奧本海默從小在紐約曼哈頓富人區長大，父親是成功的服裝商，母親是畫家。他的童年經歷可以稱得上是「協同培養」的典範。一到週末，奧本海默便由專職司機開車接到郊外別墅，暑假他則到歐洲去看祖父，他就讀於中央公園西道的民族文化中學——這所學校可能是全美最進步的學校。奧本海默的傳記作家這樣寫道，那裡的學生「被教導要以改造未來世界為己任」。當數學老師意識到他上數學課已開始感到乏味，他就給這名學生單獨佈置適合他水平的作業。
奧本海默小時候熱衷於收集岩石標本。他12歲時就開始與地質學者研討中央公園岩石的形成。奧本海默給眾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最後他被紐約礦物學會邀請做主題演講。在捨溫和伯德的書中，父母對奧本海默興趣的回應完全可以寫入「協同培養」的經典案例：
一想到是在成年觀眾面前演講，奧本海默就十分緊張，他讓父親向礦物學會一再確認他們邀請的是個12歲男孩。朱利葉斯被逗笑了，他鼓勵兒子勇敢地接受榮譽。演講當天，羅伯特與父母共同出現在現場，父母驕傲地向眾人介紹自己的兒子J·羅伯特·奧本海默。當演講開始，專業地質學家和岩石收集愛好者在震驚之餘不禁大笑：因為人們不得不為他找個小木箱墊腳，這樣眾人才能看到小奧本海默的臉而不只是講台後面時隱時現的頭髮。羅伯特雖然羞澀笨拙，但他還是念完了精心準備的講稿，獲得全場聽眾雷鳴般的掌聲。
現在不用質疑奧本海默一生中展示出的完美處理各種挑戰的能力了吧。如果你有一位能給你高屋建瓴的指導的父親，你肯定明白緊要關頭為自己談判的價值；如果你從小在紐約的民族文化中學讀書，你就不會因為一幫劍橋教授準備處罰你而束手無策；如果你曾在哈佛大學讀物理，你會很容易與曾經在幾個街區以外的麻省理工讀工程的陸軍少校[32]打交道。
作為對照，蘭根在波茲曼的生活貧乏無味，家中還有一個脾氣暴躁酗酒成性的繼父。「傑克對我們兄弟幾個都十分惡劣，」馬克說，「所以我們對權威有本能的牴觸。」這就是蘭根從童年獲得的體驗：權威靠不住，凡事靠自己。他父母沒有在去診所的路上教他面對醫生時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也沒有教他面對權威時如何爭辯，如何協商。他沒有學到過「權利」觀念，他只明白了什麼是強迫。這看上去似乎是小事，但卻成為蘭根走出波茲曼，走向世界的障礙。
「我上學的時候也沒法獲得任何經濟援助，」馬克繼續說道，「我們對那些程序一無所知，在這方面甚至可能說是白癡。我們不知道怎麼申請——各種表格，支票簿，這些根本不是我們那個世界中的東西。」
「如果蘭根生在富裕家庭，如果他的父親在社會上廣積人脈，我敢保證你會多聽到一個17歲獲得博士頭銜的天才少年的傳奇，」蘭根的弟弟傑夫說，「這一切都是一個人出生環境與文化背景決定的。蘭根當年只能百無聊賴坐在教室裡，聽老師講他已經完全理解的東西。如果有人能挖掘蘭根的智商潛力，或者他能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的人生不會如此無聊。」
階級優越性到底是什麼
「特曼人」成年以後，特曼將研究對像中的730名男性分成3組。其中表現最突出的150人（約占總數的20%）被特曼分為A組。這些人獲得了真正的成功，他們個個都是明星——有律師、醫生、工程師和學者。A組中有90%的人大學畢業，而大學畢業的人中又有98%獲得碩士或以上學位；表現中等水平的60%的人分為B組，這些人後來的發展也算「令人滿意」；剩下的150人編為C組，特曼認為C組的人沒有發揮出自己的智力優勢。他們中有的成了郵遞員，有的成了會計，有些甚至失業在家。
C組中有1/3的人從大學輟學，1/4的人只有高中文憑。在C組這150人中——曾幾何時被眾人視為天才的他們——只有8個人獲得了碩士文憑。
A組和C組的區別到底是什麼造成的？特曼嘗試了各種可能的解釋。他考慮了體質和心智健康的差別，考慮了「男性氣質–女性氣質」的差別，考察了他們的業餘愛好。他還詳細比較了這些人開口說話和學會走路的年齡，以及小學和中學時代的智商變化。最後，他終於發現，兩組差異的根本原因在於：家庭背景。
A組中的絕大多數人來自中產階級和上層社會。這些人的家庭大多是知識分子家庭，很多人家裡都有大量藏書。A組中有一半人的父親具有大學或大學以上文憑。請記住，在那個時代大學文憑是非常稀罕的。而C組人的家庭環境卻是另一種情況，有1/3的人的父親在八年級的時候就已經輟學。
有一段時間，特曼拜訪了A組和C組的每一個人，專門評估他們的個性與舉止。研究結果顯示，在「協同培養」原則下長大的孩子和在「自然成長」原則下長大的孩子，行為舉止截然不同。A組的學生更加機靈、沉著、衣著得體，富有吸引力。實際上，A組和C組在這4個方面的差異極大，大到讓人感覺兩組人分別屬於兩種不同的人種。這一結果令人驚訝。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父母的幫助下將家族最好一面呈現出來的A組學生，與沒有這樣做的C組學生存在很大的區別。
特曼的結論令人沮喪，因為C組學生原本也是聰明絕頂。他們在五六歲的時候頭腦何等聰明，同時又對世界充滿強烈的好奇心。他們曾經是真正的「異類」。特曼的研究結果表明，這些處於下層社會的家庭出生的天才少年，最終幾乎沒有一個僅依靠自己的智力獲得成功。
C組學生到底缺什麼？其實缺的東西並不是什麼昂貴的、難於找到的東西，也不是DNA的特殊編碼或大腦神經的特殊構造。C組所缺的，是我們只要知道都應該給予他們的東西：一個幫助孩子獲得應對社會的經驗的社群。C組學生的天賦都被浪費了，但是，事實上他們本不應該淪落至此。
如何避免悲劇重演
如今，克裡斯托弗·蘭根住在密蘇里州鄉下的一個牧馬農場。他幾年前結婚後就搬到這裡。他已經50多歲，但看上去卻還很年輕。他有足球後衛一般健康的體格，胸肌寬厚，肌肉發達。頭髮一根根梳在腦後。他留著乾淨整齊的小鬍子，戴著一副飛行員眼鏡。透過他的目光，你依然能感受到他灼人的智慧。
「我的一天通常是從煮咖啡開始的。然後我來到電腦前，繼續昨晚的工作。」不久前他對我這樣說，「我發現，如果我在睡前還有沒解決的問題，我會一直想著這些問題直到最後睡著。我經常在第二天想出答案。有時我能夢見答案，醒來時我還能清楚記得。有時候我是感覺到了答案，我就會找張紙寫下來。」
他正在研究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的著作。他的研究涉及許多著作，他總是從圖書館借來這些書。「我總感覺，越接近原著收穫越大。」他說。
蘭根似乎對現狀很滿足。他經營著一家農場，平時可以讀喜歡的書，還娶到一位好太太。這比他在長島當保鏢時的生活好多了。
「我不認為有人比我更聰明，」他繼續說，「我從來沒遇到和我智力水平相當的人，或者理解能力相當的人。我從未見到過，我想未來也不會見到。我對各種可能持開放態度。如果有人想挑戰我——『哦，我想我比你更聰明』——我願意接受挑戰。」
他說這話有自吹自擂之嫌，但其實不是。恰恰相反，他說的話出於一種防備心理。他已經在自己龐雜的思辨研究上花費了10多年，但至今他也沒有為其研究結果發表隻言片語，更不用說讓物理學家、哲學家或數學家評判這些學說的價值了。蘭根有一顆萬里挑一的腦袋，但他至今沒有對這個世界產生什麼重要的影響。他沒有參加過學術研討，也不曾在著名學府引領學術研究，他僅僅是生活在密蘇里北部的一個牧馬農場，整天穿著T恤、牛仔褲，悠閒地坐在自家後院的普通人。他心知肚明這一切多麼不合理：這種生活與他的天資絲毫不符。
「我不想迎合主流出版社的口味，」他坦承道，「四處接洽出版社，找代理，和他們討價還價……這些我都沒做過，因為我對這些沒興趣。」
這其實等於承認了自己的失敗。只要是他思維活動範圍內的經歷都以失敗告終。他也知道為了能更好地與社會溝通，他需要更努力，但是他不知道該怎麼努力。他甚至都不能成功讓微積分老師明白自己的良好願望。有些事情，其他動腦筋較少的人反而能掌握得更好。因為，那些人在發展的道路上獲得了幫助，克裡斯托弗·蘭根沒有獲得過這種幫助。這不是借口，而是事實。一直以來，蘭根的努力都依靠個人奮鬥，然而，沒有哪個搖滾巨星、職業球員、或是軟件業億萬富翁僅依靠自己的努力最終獲得成功。
[31] 很多研究結果顯示智商中基因遺傳因素占一半。
[32] 這裡指曼哈頓計劃負責人萊斯利·格羅夫斯少校。——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