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收了我們25美分。」
世界法律事務所之翹楚
喬·弗洛姆是美國世達律師事務所（Skadden, Arps, Slate, Meagher and Flom）唯一一位仍在世的「冠名」合夥人。他的總裁辦公室坐落在曼哈頓康泰納仕大廈。弗洛姆個子不高，背稍微有點駝，他的腦袋很大，一對招風耳十分顯眼，藍色的小眼睛藏在大號眼鏡片後面。他現在身材瘦削，但在他事業頂峰的時候，他也曾體重超標。弗洛姆走路時身體搖晃得厲害，思考時會在紙上亂寫亂畫。平時他說話習慣咕噥，然而一旦他邁出辦公室來到大廳，整個事務所就頓時變得鴉雀無聲。
弗洛姆的童年正值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他小時候家就在布魯克林區布朗公園附近。他的父母是中歐的猶太移民。父親伊薩德曾在服裝廠工會工作，後來去了女裝廠做裁縫。母親則在家接一些縫補衣服的活兒賺些零錢。他們家的經濟條件處於貧窮狀態。他小時候幾乎每年都要搬家，因為那些年，房東通常給新房客一個月免費試住，只有充分利用不同房東的一個月免費試住優惠，弗洛姆一家才能勉強支撐下去。
上初中時，弗洛姆參加了湯森哈里斯中學的入學考試。這所學校坐落在曼哈頓列剋星敦大街，它在建校以來的40年間，先後培養出了3位諾貝爾獎得主，6位普利策獎獲得者，和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還有作曲家喬治·格什溫以及小兒麻痺症疫苗發明人喬納斯·索爾克。他考進了這所學校，從此，母親每天早晨給他10美分買早飯——三個油炸麵包圈，一杯橘子汁兒和一杯咖啡。放學後，他在服裝廠推小車賺零花錢。後來他又在曼哈頓上城的城市學院讀了兩年夜校，他白天則在外打工賺學費。再後來他參了軍，最後他考入哈佛大學法學院。
「我6歲的時候就想學法律。」弗洛姆說。他沒有學士學位，哈佛法學院還是收了他。「為什麼？因為我給他們寫了一封信說明我的過人之處。」弗洛姆向來行事簡潔，連這個回答也不例外。在20世紀40年代末，弗洛姆在哈佛讀書的時候從來不做筆記。「到校第一年，班上所有同學都傻乎乎地在課堂上記筆記，課後列提綱，寫摘要，最後還要用專門的本子工整地抄一遍。」弗洛姆當年的同學查爾斯·哈爾回憶道，「這是一般同學的學習方法，但弗洛姆從不這麼做。他從不記任何筆記。他好像天生有一種我們稱之為『像法官一樣思考問題』的能力。他在審理案件時總能充分運用這種能力。」
弗洛姆的名字被刊登在《哈佛法學評論》（Law Review）上——這是最優秀學生才擁有的榮譽。聖誕節是學生的「求職季」[33]，弗洛姆到哈佛的第二年，參加了當時紐約最大的法律事務所的面試。「我當時是個笨拙的胖小子，我在那些地方感覺渾身不自在。」弗洛姆回憶道，「那年求職季結束後，我成了班上最後兩名沒找到工作的學生之一。後來，我的一個教授告訴我，有些同學合夥開了家律師事務所。我跟這些人見了一面。會面中，這幫同學一再告訴我，自己開事務所很有可能會面臨沒有客戶的風險。他們對我說得越多，我越喜歡他們。最後我說，無論如何，我願意承擔風險。他們給我的起薪是每年3 600美元。」一開始，建立起世達律師事務所的創始人有3個：馬歇爾·斯卡頓、萊斯利·阿普斯（兩人當時剛被華爾街最大律師事務所拒於門外）和約翰·斯萊特（一度在泛美航空公司工作）。弗洛姆成了他們的助理。他們在華爾街雷曼兄弟大廈頂層租了一小套間作為辦公室。「我們接哪種類型的案子？」弗洛姆笑著說道，「只要是上門的案子我們都接。」
1954年，弗洛姆成了世達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這一時期世達開始飛速發展。公司律師人數很快達到100人，接著是200人。當公司僱員人數接近300人的時候，弗洛姆的一位合夥人莫裡斯·克萊默找弗洛姆談話。他覺得把哈佛法學院畢業的研究生招進公司讓他有一種負疚感，原因是現在世達的規模已經大到超乎想像，不可能繼續擴張下去，公司現有的許多僱員將很難獲得提拔的機會。弗洛姆則告訴他：「哈哈，我們公司的規模會達到1 000人。」弗洛姆總是如此雄心勃勃。
如今，世達律師事務所在全球有23家辦事處，律師近兩千名，公司每年贏利超過10億美元，是世界上規模和影響力最大的法律事務所。現在，弗洛姆的辦公室裡掛著他和老布什以及克林頓的合影照片，而他的超豪華公寓位於繁華的紐約上東區，弗洛姆達到了他人生和事業的頂峰。在將近30年的時間裡，如果你擁有一家世界500強企業，正準備收購一家公司，或者被一家公司收購，抑或你是社會名流，正巧碰上點什麼麻煩，那麼喬·弗洛姆將是你的代理律師，世達律師事務所將是你的代理律師事務所；如果他們還不是，那你會想盡辦法請他們介入。
幾個小故事
讀到這裡，我希望你已經能對這類故事心中有數。聰明的移民後代克服了貧困和大蕭條，即便不能在當時著名的律師事務所謀職，也能通過自己的智慧和努力獲得成功。這是一個醜小鴨變白天鵝的故事。然而通過冰球明星、軟件業億萬富翁和「特曼人」的故事，我們知道，成功總有原因。成功人士不可能獨自走向成功，他們總是特定地點和特定環境的產物。
就像研究比爾·喬伊和克裡斯托弗·蘭根一樣，我們將用相同方法分析喬·弗洛姆的成功因素。我們不去贅述弗洛姆的天賦，性格和雄心壯志，這三個方面他一個都不缺；我們也不準備渲染客戶對他的溢美之詞，對他天才工作的讚許，以及世達律師事務所創造的一個又一個傳奇案例。
我將向你講述發生在弗洛姆的成長環境——紐約移民區——的幾個小故事，其中包括法學院學生比克爾的故事，簡克洛父子的故事，還有波吉尼特夫婦的故事。借此我將回答本章的中心問題：喬·弗洛姆的機遇何在。既然「異類」在成功路上總能獲得幫助，我們就希望從弗洛姆的生存環境中找到幫他成功的關鍵因素。
人們之所以愛聽醜小鴨變白天鵝的故事，是因為這樣的故事總少不了孤膽英雄與命運搏鬥的過程。但是弗洛姆的生活經歷使人產生的迷惑多於對他成功的頂禮膜拜，因為他生活中有許多因素乍看上去沒什麼優勢可言——父母是貧困的服裝廠工人，一家生活在猶太人遭受嚴重歧視的時代，又恰逢經濟大蕭條——然而，這些因素最終卻出人意料地成為優勢。喬·弗洛姆是超常之輩，然而他的超常之處卻未必是你所設想的那樣；他的故事可以讓人明白這位紐約律師大亨成功的玄機。到了本章結尾，我們將從弗洛姆的故事中得到某些啟示，並將這些啟示運用到紐約法律界，即便我們沒有更多細節，我們也能預測這些法律精英們的家庭背景，年齡和出身。現在就讓我們先來看看這些故事。
啟示一：身為猶太人的重要性
亞歷山大·比克爾是弗洛姆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同學。像弗洛姆一樣，比克爾也是東歐猶太移民的後裔，也在紐約公立學校和城市學院讀書。他同樣是法學院的明星學生。事實上，要不是因為比克爾不幸患上癌症停止工作，他可能會成為最著名的憲法學者。1947年，比克爾和法學院的其他同學一樣，在聖誕節的「求職季」前去曼哈頓找工作。
他找工作的第一站是華爾街的馬奇羅斯律師事務所（Mudge Rose）。和那個年代大多數律師事務所一樣，這家事務所傳統而保守。馬奇羅斯始創於1869年，理查德·尼克松在1968年贏得總統大選前一直在這家公司工作。「我們的公司像一位一輩子只願上兩次報紙——一次是出生，一次是去世——的小老太太。」公司一位著名高級合夥人如是說。比克爾第一次來公司面試的時候，他先被帶領在公司內部四處轉轉，然後逐一與合夥人見面。最後，他被帶到藏書室和公司高級合夥人見面。你可以設想一下當時的情景：深色的牆面，刻意磨舊的波斯地毯，一卷卷皮質繩帶捆綁的法律卷宗，牆上掛著馬奇先生和羅斯先生的肖像油畫。
「我通過了所有面試，」多年後比克爾說，「最終我被帶到資深合夥人辦公室。合夥人花了很大工夫跟我解釋我這樣的『出身』是怎樣的一個先例」——比克爾刻意強調這個詞是為了說明，當年這個用詞是對他移民背景的委婉說法——「我已經在面試的程序中走到了最後一步。但是我知道像這樣的公司，錄取我這樣的出身的人，可能性是多麼小。當他祝賀我取得進步的時候，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說他不能給我這個職位。當然他還要客氣地表達他很高興面試我，諸如此類。」
上面這段是比克爾的回憶錄節選，從中可以看出採訪比克爾的記錄人對當時的情景感到困惑。他在口述回憶錄的時候，已經在職業上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他曾在最高法院大顯身手，他寫的著作才華橫溢。因此，馬奇羅斯事務所因為「出身」向比克爾說不，就好像是芝加哥公牛隊因為不喜歡來自北卡羅來納的黑人而拒絕喬丹。馬奇羅斯律師事務所的這種做法讓人摸不著頭腦。
「你已經小有成就，是未來之星，結果還是這樣？」採訪者問道，意思是難道他們不會為你而破例嗎？
比克爾：「未來之星，算了吧……」
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保守的紐約法律事務所都有點像私人俱樂部。他們的總部一定設在曼哈頓市中心，一定靠近華爾街，他們一定在一棟森嚴的花崗岩外牆大樓裡辦公。這樣的律師事務所，其合夥人一定是常春籐名校畢業，他們去同一所教堂做禮拜，夏天去長島的同一個度假村度假。他們一定穿著老派的灰色西裝，他們的合作夥伴也都是「白鞋公司」[34]——很顯然，這些人都是俱樂部或酒會上出盡風頭的白人，他們當然在選擇僱員的時候非常挑剔。歐文·斯邁格在其著作《華爾街律師》（The Wall Street Lawyer）中研究了那個時期的紐約法律企業，他在書中這樣寫道：
北歐血統的律師們，總有著開朗的性格、整潔精緻的儀容。他們畢業於「體面的」學校，有著「體面的」社會背景和處理問題的經驗，並且總是精神飽滿。一位前法學院院長在談到畢業生找工作需要哪些品質時，給出了更清晰的表述：為了找到好工作，（學生的）家族需要有良好的人際網絡，他們需要有良好的工作能力，需要有良好的個性品格，或者有以上要素的組合。這些要素的組合可被稱為「可接受性」。如果學生擁有以上任何一個要素，他可以順利找到一份工作；如果他擁有以上兩個要素，他找的工作可以有選擇；如果他同時具有以上三個要素，他就可以想在哪兒工作就在哪兒工作。
比克爾的頭髮並不柔順，他的眼睛也不是藍色，他說話時地方口音很重，如果追溯其家族根源，他們也就是「所羅門的後裔」，從羅馬尼亞的布加勒斯特來的耶特·比克爾的子孫，他們也僅是近年來活躍在布魯克林的下層社會而已。他說他去城裡找工作的時候非常不舒服，他當然會感覺不舒服：他是一個個頭不高，說話帶有布魯克林鼻音，呆頭呆腦的猶太小子，所以你應該能夠想像他當年到藏書室面試時，那些銀髮貴族怎樣看待他。在那個年代，如果你的家庭背景、宗教信仰、社會地位不符合要求，即便你從法學院畢業，你也只能去那些二流的、剛起步的小事務所，或者自己創業。這樣一來，無論來了什麼案子你都得接手——這些案子通常都是那些大事務所不願接的生意。這種現實的確相當不公平。然而對於「異類」，他們時常身處逆境，這些不利因素卻常常最終成為他們的機遇之源。
華爾街老派的律師事務所總對他們所接的工作有著嚴格界定。首先他們專做公司律師。他們代表美國最大最受人尊敬的公司。這裡的「代表」意思是，他們處理這些大公司股票及債券發行的稅務與法律事宜，確保他們客戶的公司經營活動不與聯邦法規相牴觸。但是他們並不做訴訟；也就是說，這些公司中只有少數有專門處理辯護與訴訟的部門。保羅·克維斯——以保守著稱的凱維律師事務所（Cravath，Swaine&Moore）創始人——有一次接了這樣的訴訟委託，但是最終他們幫助客戶在會議室解決了問題，而不是通過法庭。「在我的哈佛同學中，大家都認為只有處理債券和稅務的法律問題才是正經事兒。」另一家保守的律師事務所創始人回憶說，「我們有自己的正規業務。訴訟只算是小把戲，不適宜讓循規蹈矩的律師來處理。那個時代公司之間沒有那麼多訴訟。」
老派事務所不願意接的另一項業務是公司間的惡意收購[35]。現代社會公司併購者和私募基金對企業的併購案司空見慣。然而直到20世紀70年代，一家公司在沒獲得收購目標同意的情況下將其收購是十分令人反感的。像馬奇羅斯以及華爾街的其他律師事務所都不願意接觸這類案子。
「惡意收購令人反感之處就在於收購是惡意的，」商業雜誌《美國律師》（American Lawyer）的創始人史蒂文·布裡爾說，「這樣做會讓人斯文掃地。如果你在大學時最好的朋友當了某個公司的CEO，他已經經營很長一段時間，而且業績也還不錯。忽然有個公司併購者跳出來說你朋友的這家公司非常差，應該低價出讓才對。你聽到這個一定會很鄙視這個虛張聲勢的併購者。對惡意收購的反感就是由此而來。」 [36]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找上布魯克林或布朗克斯地區猶太人律師事務所的業務，正是「白鞋公司」不屑一顧的生意：訴訟。訴訟中的重頭戲又數「表決授權書之戰」 [37]。「表決授權書之戰」是惡意收購者收購出價的一個核心策略。當投資者對某個公司感興趣，他會指責公司現任董事會的管理水平，並寫信給股東，要求股東給予他們「表決授權書」，這樣他們就能通過影響投票結果撤換現任公司董事會。打「表決授權書之戰」的官司，投資者能找的就只有喬·弗洛姆這樣的大律師了。
法律史學家林肯·卡普蘭（Lincoln Caplan）在《律師帝國》（Skadden）中這樣描述當年的公司收購：
「表決授權書之戰」的優勝者在蛇窖[38]（正式叫法是財務室）中產生。各方律師與仲裁人見面。仲裁人的作用是決定哪些代理權有資格。這樣的會議一般是在非正式場合下，所以整個過程充滿著你爭我奪的場面，局勢瞬息萬變，但時常對手們也會穿著T恤，分享帶來的水果和威士忌。有時候遇到蛇窖中也無法解決的爭議，就需要投票決定。
律師們有時會通過和自己有裙帶關係的仲裁人影響投票表決結果；當然仲裁人則從雙方收取好處。資方的律師會爭奪倒戈者的表決授權書（「我對此持保留意見！」），反之亦然。在蛇窖會議中佔優勢一方的律師通常善於臨場發揮。這樣的律師對表決授權書的規則瞭如指掌，在這點上，幾乎沒人比得上喬·弗洛姆……
弗洛姆很胖（一位律師說當時他起碼超重100磅），體型讓人感覺不舒服（對他的合作者來說，他的模樣像只青蛙），對社交禮節視而不見（他能當眾放響屁，或是在跟人交談的時候把煙頭在離對方臉很近的地方揮來揮去而毫無歉意），而在同事甚至對手眼裡，他總是十分強勢，在談判中志在必得。
「白鞋」法律事務所如果遇到有收購需求的客戶，他們也會打電話叫弗洛姆來參與。他們自己不願意碰這種案子，所以他們很樂意把這塊業務外包給世達。「弗洛姆早年的專業方向是表決授權書訴訟，我們自己並不做這個，就如同我們也不做婚姻訴訟一樣。」凱維律師事務所的長期合夥人羅伯特·裡夫坎德說，「我們給出的理由是我們對這方面瞭解不多。我記得有一次我們的一個客戶牽涉表決授權書訴訟，我的一位資深合夥人說，好吧，我們把弗洛姆叫來。弗洛姆來到會議室，我們坐下來向他描述案件概況，他則告訴我們接下來如何處理。他走後我對合夥人說：『其實我們也能做，你說呢？』我的合夥人說：『不，不，不，我們不能做。我們絕不做這種案子。』所以我們從來不接受這樣的委託。」
然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人們對訴訟的厭惡情緒日漸式微。聯邦管制開始放鬆，企業借貸變得越來越容易，市場趨向國際化，這一切導致公司收購案件的數量和規模激增。「20世紀80年代，如果在商業圓桌會議（美國公司管理層經常組織的社交會議）上調查人們對公司收購的態度，2/3的人會說不。」弗洛姆說，「然而現在，所有人的答案都是：沒問題。」公司需要防範競爭者的法律訴訟，對惡意收購者進行反擊。投資人若想突破防線買到另一家公司，則需要法律條文的支持，股東們也希望獲得更多權利。這些收購案涉及的金額越來越高。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20世紀80年代末，華爾街公司收購與公司合併涉及的年總金額增長了2000%，最高達到每年2 500億美元。
曾經老派律師事務所不屑一顧的業務——惡意收購和訴訟——忽然之間變得炙手可熱。那誰是這個領域的專家呢？就是那批10年到15年前去不了市中心大公司，只能去二流事務所的律師們。
「（『白鞋公司』）一直認為惡意收購的案子不值一提，但後來遊戲規則變了，他們於是坐下來開會說，嗨，我們應該進入這個領域，我們在這方面落後了。」弗洛姆說，「如果你在某一領域獲得了聲譽，生意就自動找上門來了。」
仔細想一想就能發現，這跟比爾·喬伊和比爾·蓋茨的故事是多麼相似。他們也曾身處前景不明的領域，更不敢奢望獲得世界範圍的認可。但是不久，個人電腦革命爆發，而他們恰巧已經積累了10 000小時，他們已經做好準備。弗洛姆的情況也一樣。他在世達花了20年時間在其專業領域磨礪以須，忽然之間世界形勢變了，他已經做好準備。弗洛姆並不是克服了逆境，而是原先的逆境忽然之間變成了機遇。
「並不是因為這些人比其他律師更聰明，」裡夫坎德說，「而是因為他們磨煉了多年的技巧因時勢的改變而突然之間變得極有價值。」 [39]
啟示二：生育潮低谷之幸
1919年，莫裡斯·簡克洛考入布魯克林區的一家法律學校。他是羅馬尼亞猶太移民的後裔，他父母有7個孩子，他是家中的長子。他的同胞兄妹中一個在布魯克林開百貨商店，兩個經營服裝生意，一個開了繪圖工作室，一個製作銷售羽毛帽子，還有一個在一家地產公司做會計。
莫裡斯是兄弟姐妹中最聰明的一個，也是唯一考上大學的。畢業以後他到布魯克林法院街創業。他是一位高雅之士，他頭戴洪堡軟氈帽，身穿布克兄弟套裝[40]，夏天他則會換一頂硬草帽。他娶了漂亮的麗蓮·黎凡特，麗蓮是一位著名的猶太法典學者的女兒。他開上了好車，也把家搬到了富人聚居的皇后區。他跟合夥人收購了一家紙業公司，未來的前景一片光明。
這是一個年輕有為、在紐約律法界嶄露頭角的青年，他看似有著成為大牌律師的所有潛質。他資質很高，受過良好的專業教育；他來自正統法律教育體系內受過良好教育的家庭，他生活在世界上最繁華的大都會。但是奇怪的現象發生了：意料中的結果一直沒出現，莫裡斯滿心渴望的事業上的成功從未實現。實際上，他從未走出過布魯克林的法院街，在那裡他一直為事業苦苦掙扎。
莫裡斯的兒子叫莫克，他和父親一樣，也成了律師。但是兒子的經歷跟父親的大相逕庭。莫克在20世紀60年代開了一家法律事務所，後來他將這家事務所和另一家早期有線電視台特許權打包賣給了考克斯廣播公司，他因此賺了一大筆錢。在20世紀70年代他又開了一家版權代理公司，該公司發展至今已經成為世界知名的出版商[41]。他擁有自己的私人飛機。父親沒有實現的理想在兒子這一代全都實現了。
為什麼兒子莫克能在父親莫裡斯無法成功的領域獲得成功？其中的原因自然會有一大串。但還是請讀者們回顧一下19世紀30年代誕生的巨頭企業和1955年出生的軟件程序員的故事，再讓我們看看簡克洛父子之間的差異。是不是也存在一個紐約成功猶太律師出生的最佳時間？當我們得出結論的時候，我們也就可以解釋莫克·簡克洛成功的原因，同時這也是弗洛姆的成功給我們的第二個啟示。
在前面有關天才蘭根的章節中我們提到了劉易斯·特曼的天才研究。他研究的是1903年到1917年間出生的兒童，從孩提時代到成年時代的人生經歷。研究發現，這些兒童時期的天才最後分裂成兩組，一組獲得真正的成功，另一組則是徹底失敗，而劃分這一切的是家庭的經濟背景。在這一點上，特曼的研究結果與安妮特·拉裡奧的觀點一致，即父母的生活方式、父母所屬階級，對子女的成才至關重要。
然而，特曼的研究結果還可以用另一種標準來劃分，即「特曼人」的出生年份。如果按出生年份將「特曼人」分為1903年至1911年組和1912年至1917年組兩組，我們發現「特曼人」中的失敗者絕大多數屬於第一組。
對這一現象的解釋不得不提到20世紀的兩件大事：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年至1945年）。假如你在1912年以後出生——也就是1912年至1917年組——你大學畢業的時候，經濟大蕭條最糟的日子已經過去，接下來便是「二戰」。你很可能入伍才三四年戰爭就結束了，但因為你比較年輕，時勢對你不會造成什麼壞的影響（當然你得平安從戰場回來）。
然而那些出生在1911年以前的「特曼人」就沒這麼幸運了。他們在大學畢業的時候正值經濟大蕭條最困難的時期，幾乎不可能找到工作。「二戰」爆發時，他們正好年近40歲，這意味著當他們應徵入伍，他們業已開始的職業生涯、家庭生活，最年富力強的歲月被打斷了。1911年之前出生的人在人口統計學意義上是相當不幸的，20世紀最大的戰爭災難直接衝擊了他們的黃金歲月。
將上面的人口學統計邏輯運用到像莫裡斯·簡克洛這樣的紐約猶太人律師身上也同樣合適。當年像他這樣的猶太人沒法進入大律師事務所，所以他們只能獨立創業，接一些遺囑、離婚、合同糾紛……諸如此類的零碎業務。到了經濟大蕭條時期，所有的獨立創業者都消失了。「大城市裡律師的收入已經降到家庭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歷史學教授傑羅德·奧爾巴赫在描述大蕭條時期的紐約時寫道，「一年以後，有1 500名律師申請工作救濟金。紐約律師中有一半是猶太人。最後猶太律師發現他們的生活只剩下『有尊嚴的飢餓』了。」更不用說，許多年來他們從事業務賺的錢遠比他們的基督徒同行[42]少得多。莫裡斯·簡克洛生於1902年。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開始時，他剛結婚，買了新汽車，把家搬到皇后區，在造紙工廠上投了一大筆錢。所以莫裡斯此時的事業時機不能再糟了。
「他本來準備賺筆大錢，」莫克·簡克洛談到父親時說，「但是大蕭條在經濟上徹底毀了他。他的儲蓄所剩無幾，也沒有家族勢力可以依靠。從那以後他就變成公證人一類的律師了，再不敢冒任何風險，他經受的打擊已經夠多了。父親不得不為25美元的生意折腰。他有個在牙買加儲蓄銀行工作的朋友能給他介紹些客戶。他為25美元的生意拚命工作，就為區區25美元。」
「我還能記得父親母親早晨的一次對話，」簡克洛繼續說道，「父親對母親說：『我現在身上有1美元75美分。我需要10美分坐公交，10美分坐地鐵，還有25美分買三明治。』說完他把餘下的錢全部留給母親。他們一直在生活的邊緣掙扎。」
現在讓我們比較一下像莫克一樣出生在20世紀30年代的人。
下面表格列明的是1910年至1950年美國的人口出生率。表中顯示，1915年有300萬新生兒，1935年新生兒數目比1915年少60萬，在緊隨其後的15年裡，新生兒的數量又回到300萬。我們也可以用更精確的每千人出生率來反映人口變化。每1 000個美國人當中，平均就有29.5人出生在1915年，18.7人出生在1935年，24.1人出生在1950年。20世紀30年代被稱為「出生低谷」，人們為了度過大蕭條時期的經濟困難，盡量少生孩子，結果那10年的出生人口顯著少於前一個時期和後一個時期。
年份 出生人口（人） 每千人出生率 1910 2 777 000 30.1 1915 2 965 000 29.5 1920 2 950 000 27.7 1925 2 909 000 25.1 1930 2 618 000 21.3 1935 2 377 000 18.7 1940 2 559 000 19.4 1945 2 858 000 20.4 1950 3 632 000 24.1經濟學家H·斯科特·戈登（H. Scott Gordon）在一份出生低谷時期人口優勢的研究報告中寫道：
當他第一次睜開雙眼，他看到的是寬敞的醫院，這是為之前一個人口高峰準備的。醫生們時間充裕，在下一個人口高峰到來前，他們可以享受一段時間的清閒。到了他上學的年齡，等待他的是完善的校舍設備和人數充足的教師隊伍。到了高中，雖然他們的籃球水平不及上代學生，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們繼續使用體育設施。大學則成了令人身心愉快的地方；學校有足夠的教室和宿舍，他們不必在食堂擁擠排隊，教授們對學生的輔導時間也相當充裕。到了他們就業的年齡，勞動力開始不足，但需求反而高漲，因為緊隨其後的人口高峰需要獲得更多的商品與服務。
20世紀30年代早期在紐約，學校的班級規模都很小，人數只是25年前班級人數的一半。很多新校舍都是為之前的人口高峰準備的，教師們的水平都很高。
「20世紀40年代紐約的公立學校在當時是最好的，」長期研究城市教育史的紐約大學教授黛安·拉維奇說，「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教育工作者要是換到其他時期或去其他地方，一定能當大學教授。他們都很出色，卻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他們之所以選擇到公立學校教書，是因為這裡可以獲得一份穩定的收入，有養老金保障，不至於被無情地解雇。」
相同的原因使這代人上大學的時候也備受照顧。下面要提到的人物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紐約最好的訴訟律師特德·弗裡德曼。和弗洛姆一樣，他也出身貧寒，是在生存線上掙扎的猶太移民後代。
「當時我有兩個選擇，城市學院和密歇根大學。」弗裡德曼說。當時城市學院免學費，密歇根大學——現在是美國的頂級大學——學費每年450美元。「如果在密歇根第一學期成績優秀的話，你就能拿到獎學金。」弗裡德曼說，「所以如果我的學習成績好，我就只需要付第一年的學費。」一開始弗裡德曼傾向於留在紐約。「所以我去城市學院試聽了一天的課，但是我發現我不喜歡那裡。我想，這裡大概相當於把布朗克斯科技學校（他高中時期就讀該校）的學制再延長4年吧。於是我收拾行囊，搭便車去了安娜堡。」他繼續說道：
那年暑假我賺了幾百美元。當時我在紐約卡茨基爾找了份工作，我賺足了第一年學費所需的450美元，多出來的錢我就留給家裡。初到密歇根的安娜堡，我就找到了一份在高檔飯店做服務生的兼職，同時在福特公司胭脂河工廠上夜班。這些工作賺的錢真解決了我很大問題。那時候找工作並不是很難，工廠都在招人。我在成為律師前拿工資最高的工作是當建築工人，那年夏天，安娜堡正在建造克萊斯勒的試車場。在法學院讀書的那些年，我每逢暑假都去那裡幹活。當時的工資的確很高，大概是因為經常加班工作的緣故吧。
仔細想想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首先，弗裡德曼有努力工作的意願，他對自己負責，努力完成學業。但是另一點——這一點也許更為重要——在弗裡德曼當時所處的美國，只要你有努力工作的意願，你就能為自己負責，你就能完成學業。那時的弗裡德曼，正處於「經濟條件極差」的生活狀態，是個來自布朗克斯平民區的小子，父母都沒有上過大學。但是看看他上大學是多麼容易吧。他畢業於紐約的公立學校。那個時候紐約的公立學校為世界所羨慕。他大學的第一個選擇是城市學院，學費全免，第二個選擇是密歇根大學，學費也僅為450美元；而且入學條件十分寬鬆，還允許學生們試聽一天課程。
他是怎麼到達密歇根的呢？搭便車，沒有花一分暑假打工賺的錢。等到了學校，他很快找到幾份兼職工作，原因是當地工廠急需招工。工廠當然急需招工：人們必須維持20世紀30年代之前出生人口的生計，又必須供養20世紀30年代以後逐年增加的人口。從某種意義上說，成功的可能性不來自我們自身，也不來自我們的父母，而是來自我們的時代：即我們在歷史上所處的特定地點和所面臨的特定機會。對於一個未來想做律師的人而言，20世紀30年代早期是最佳出生年代；如同1955年之於軟件工程師，1835年之於企業家。
如今，莫克·簡克洛的辦公室坐落在帕克大道的摩天大樓中，辦公室裡掛著精美的現代藝術品。他對家族趣聞侃侃而談。（「我母親有兩個姐妹。一個今年99歲，另一個則在90歲的時候過世了。99歲的姨媽是個精明女人，她嫁給了姨父艾爾。艾爾是媚登峰[43]的銷售總裁。有一次我問他：『姨父，除了紐約，其他地方都是什麼模樣？』他說：『老弟，你只要離開紐約就明白，除了紐約其他地方都是小地方。』」）他讓人感覺，世界對他來說，只要他願意，一切都可以自由索取。「我總願意冒險，」他說，「早年我創建有線電視公司，我是在公司差點兒拖垮我的前一刻賣掉它的。我相信我能行。」
莫克在紐約公立學校讀書的時候，正值這些學校狀況最好的時期，莫裡斯就讀紐約公立學校的時候，卻正值學生超員的時代。莫克去了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因為在人口出生率低谷時期出生的孩子可以更自由地選擇學校。而莫裡斯只去了布魯克林法律學校，這已是1919年出生的移民後代所能去的學校中相當不錯的一個。莫克賣掉有線電視公司賺了上千萬美元，而莫裡斯卻為25美元生意賣命。簡克洛父子的故事告訴我們，喬·弗洛姆的飛黃騰達不可能發生在任何時代。即便他天資極高，即便他的家庭背景得天獨厚，他都不可能逃脫時代的局限。
「我母親頭腦一直很清晰，直到她過世前五六個月。」莫克說，「在她神志不清的時候她會說些她以前從未說過的話。她為1918年在大流感[44]中過世的朋友流淚。我父母那代人這樣的事經歷多了。他們得以倖存，而那場大流感奪取了全球1/10人口的生命。恐懼籠罩著世人，朋友一個個死去。接下來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然後是全球經濟大蕭條，緊跟著又是「二戰」。他們那代人的確沒有什麼機會可言，他們生活在最困難的時代。如果我父親不是出生在那時候，他的人生會比現在成功許多。」
啟示三：服裝廠與有意義的工作
1889年，路易斯·波吉尼特和瑞吉娜·波吉尼特夫婦在漢堡登上了前往美洲大陸的郵輪。路易斯來自當時還屬波蘭的加利西亞，瑞吉娜則生於匈牙利的一個小鎮。他們結婚沒幾年，已經有了一個寶寶，瑞吉娜現在又懷上了第二胎。在這13天的旅途中，他們住在輪機艙上面的艙室，當輪船隨風浪顛簸的時候他們就使勁靠在雙層床上。他們在紐約有一位熟人：路易斯的姐姐，移民紐約已有10年的莎莉。他們身上帶足了錢，不過只能維持幾個星期。和當年其他移民美國的人一樣，他們的未來無法預料。
路易斯和瑞吉娜在曼哈頓下東區的埃爾德裡奇大街找到一處小公寓，月租8美元。安頓下來以後，路易斯就開始出去找工作。他看到人行道兩旁小商販和水果攤密佈，熱鬧非凡。市井生活的生機與活力使他在老家的經驗相形見絀。他先是深受震動不知所措，而後振奮精神，準備在新的世界裡大顯身手。他先找到他姐姐在拉德羅大街的魚店，說服姐姐把一批鯡魚賒給他賣。他在人行道旁擺了兩個裝魚的大桶就算擺出了魚攤子，他在攤前用德語來回吆喝：
可炸，可烤，還能做湯，味道鮮美！每餐必食，老幼皆宜！
到那個週末，路易斯賺了8美元，第二星期他賺了13美元，對於波吉尼特夫婦來說這是筆可觀的收入。但是他們都覺得街邊賣鯡魚的生意沒什麼前途，於是路易斯決定做點其他小買賣。他先是賣毛巾和桌布，但收入太少，他又轉向賣筆記本，然後是香蕉，然後是襪子，但是這種小買賣似乎也不是有前途的生意。他們第二個寶寶出生了，是個女孩。現在路易斯有4口人要養活，他需要在生意上有所突破。
路易斯開始在下東區的大街小巷尋找機會，如此尋尋覓覓過了5天。當他就快放棄希望的時候，他終於找到了機遇。他坐在街邊的木箱之上，吃著瑞吉娜給他做的三明治午餐，他想到了——服裝。他所到之處，滿眼全是開門迎客的服裝店——套裝、便裝、工作服、襯衫、裙子、短襯衫、褲子。他驚奇的是，所有衣物全是成品。而在路易斯的故鄉，人們都是在家自己做衣服，頂多是請附近的裁縫做。
「讓我感到最為驚奇的不是這些成衣的巨大數量——當然這件事本身也令人吃驚——」多年以後，路易斯已經成為一家事業興隆的婦女兒童服裝廠老闆，他寫道，「而是在美國，即便是窮人，也不願意再費時費力地做衣服，而是選擇到商店買。這就是我要進入的領域，這是一份令人激動的事業。」
路易斯隨身帶一個小筆記本，無論走到哪兒都記下人們穿什麼，服裝店裡賣什麼——男裝、女裝、童裝。他總在搜尋各種新款服裝——人們想要穿而商店卻沒有賣的款式。他在街上搜尋了4天，第4天晚上，他在回家路上，看到街邊有五六個小姑娘在玩「跳房子」遊戲。他注意到有個小姑娘衣服外面套了一件繡花小圍裙，小圍裙從前面掖進去到後面打了個結，非常好看。這件特別的衣裳打動了他，他想起下城區服裝店的貨品清單中沒有這種小圍裙，他也從來沒見過有人在賣這種小圍裙。
路易斯回到家把此事告訴了瑞吉娜。他們剛到美國的時候買了一台老式縫紉機。第二天一早，路易斯就到赫斯特大街紡織品店買了100碼方格紋棉布和50碼白條紋布。他回到自己的小公寓，把布料鋪在餐桌上。瑞吉娜開始裁剪布料——小的給剛學步的幼兒，大的給兒童——一共做了40條小圍裙。他們剪裁完畢就開始縫紉，一直到午夜，瑞吉娜上床休息，路易斯接過妻子的活兒繼續干。到了早晨，瑞吉娜起床開始裁扣眼，做紐扣。早晨10點，40條小圍裙全部完成。路易斯把所有的勞動成果搭上胳膊，出了門，上了赫斯特大街。
「兒童小圍裙！小姑娘圍裙！彩色10美分一條，白色15美分一條！兒童小圍裙！」
10點剛過，40條小圍裙竟全部賣光了。
「親愛的，我們有自己的生意了！」他從赫斯特大街徑直跑回公寓，一進門就對瑞吉娜興奮地大喊。
他激動得牽住妻子的手和她跳起快步舞。
「你得幫助我，」他嚷道，「我們要一起工作！親愛的，這是我們的事業。」
像弗洛姆，波吉尼特夫婦，簡克洛父子這樣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猶太移民，跟同一時期的來自其他地方的移民不同。來自愛爾蘭和意大利的移民多是歐洲貧困地區的農夫，而猶太人移民則不是。許多世紀以來，歐洲統治者不允許猶太人擁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他們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都是通過商業和手藝營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30年間，進入美國的70%的東歐猶太人都掌握一種手藝技能。他們來到美國後，有的開了小雜貨店，有的經營鐘錶店，但其中絕大多數人都有服裝買賣的經驗。他們中有男裝裁縫，有女裝裁縫，衣帽裁縫，皮革、皮毛裁縫，不一而足。
拿路易斯為例，12歲時他離開了貧困的父母來到小鎮布爾澤斯科（波蘭境內），成為當地一家商店的夥計。後來他獲得一個機會，跳槽進了名叫Schnittwaren Handlung（字面意思為布料、衣料、布匹製作）的布匹行。「那年頭，布匹裁縫的工作就是給人做衣服，」他寫道，「在這些並不富裕的地方，人們生存的3樣必需品中，食物和住所可以很簡單，服裝則需要精挑細選。服裝行當的商人們會從全歐洲採購最精美的衣服，貿易商則會在每年的巡迴採購中參觀各處生產中心——當時我遇到很多服裝富商，他們的音容笑貌還時常浮現在我腦海中。」
路易斯在一個叫愛潑斯坦的人開的布匹店打工，後來又去了附近傑斯羅鎮的布蘭德斯塔特商行當店員。正是在這裡，路易斯開始瞭解每一種布料的特點，學習打理各種各樣的布料。他甚至只需摸一摸布料就能告訴你織物的密度，在哪家工廠生產，產地在哪兒。幾年後，路易斯來到匈牙利，他在那裡遇見了瑞吉娜。瑞吉娜從16歲就開始學做裙裝。婚後，兩人開過布匹店，慢慢積累了一些做小生意的經驗。
那天，路易斯在赫斯特大街冥思苦想後的靈光乍現並非憑空而來。路易斯是布匹店的得力店員，他的妻子則是經驗豐富的裙裝女工，服裝生意可以說是他們的老本行。最終，波吉尼特夫婦在自己的小公寓裡開起了一家服裝店，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猶太移民也在以同樣的方式謀生。他們熟練運用自己的手藝剪裁布料，做裙子，做褲子，到了1900年，東歐的新移民們已經完全掌控了紐約的服裝產業。如同路易斯所寫，猶太人「投入了新世界，運用自己的全部技能瘋狂工作」。
如今，當繽紛燦爛的紐約成了多元化的大都會區域的中心，人們時常忽略當年波吉尼特夫婦那樣的東歐移民給紐約帶來的手工技術的意義。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服裝貿易一直是紐約經濟規模最大、最活躍的組成部分。在紐約從事服裝生產的工人比其他任何領域的工人都多，紐約的服裝產量也比世界任何其他城市的都高。當年作為服裝工廠的造型獨特的大廈，如今依然佔據曼哈頓百老匯的半條街。從時代廣場下方的20個街區那些10層到15層的服裝生產車間和倉庫，到蘇荷區和翠貝卡區堅固的閣樓建築，幾乎都是為服裝製造商、帽子製造商和女士內衣製造商而建，在那些巨大的工作間裡，男男女女都在熱火朝天地操作縫紉機器。現在回到19世紀90年代的紐約，一個具有剪裁經驗，或者裙裝製作經驗，或者布匹行經驗的人，就等於擁有光明的前景。就這一點，路易斯像極了1986年在硅谷已經擁有10 000小時編程經驗的程序員。
「無疑，猶太移民在最恰當的時間，帶著最好的技術來到紐約，」社會學家斯蒂芬·斯坦伯格說，「為了把握機遇，你必須擁有任勞任怨的美德，而猶太移民願意苦幹。他們願意做自我犧牲，他們生活節儉，善於儲蓄，對投資精打細算。但還有一點必須注意的就是，那時的服裝業正處在蓬勃發展時期，正需要他們熟練的手工技術。」
路易斯和瑞吉娜，以及成千上萬漂洋過海來到新大陸的猶太移民們，獲得了一次黃金機遇。這一機遇同時廣泛惠及他們的兒孫那輩。因為，他們給孩子帶來的經商經驗，成為兒孫們適應未來世界，獲得人生成功的關鍵因素。
那天路易斯和瑞吉娜賣完了他們第一批（40條）小圍裙，路易斯直奔H·B·克拉夫林公司。克拉夫林公司是間紡織品代理行，類似於波蘭的那家布蘭德斯塔特商行。在那裡，路易斯和說德語的售貨員接洽，因為那時他只會說德語。他帶著他跟瑞吉娜的所有積蓄—125美元，買了足夠做10打小圍裙的花布。然後他們一干又是一天一夜。他跟瑞吉娜輪流剪裁、縫製，最後路易斯在兩天內賣完了整整10打小圍裙。他們又去克拉夫林買布料，接著又是一輪工作。沒過多久，他們就不得不雇一名新來的移民同胞幫忙照顧孩子，瑞吉娜則全職縫紉；緊接著他們又招了一個學徒。路易斯冒著風險將圍裙賣到更偏遠的黑人區，他的顧客主要是出租房裡的母親們。他在謝裡夫大街租了一個能居住的鋪面，他買來新縫紉機，雇了3名女工全職工作。很快他就成了遠近聞名的「圍裙老闆」。此時，他們已經將圍裙賣到最偏遠的街區了。
不久，他們就開始擴大經營範圍。他們已經能夠生產成人圍裙，然後是襯裙，接著是女裝。到了1892年1月，波吉尼特夫婦的工廠已經雇了20個工人，大多數人和他們一樣都是猶太移民。他們在下東區擁有一家工廠，他們的客戶數目也穩步增加，其中包括另一家猶太移民開的商店——博明達勒兄弟公司。請不要忘記，此時波吉尼特夫婦來到美國才不過3個年頭，他們不會說英語，無論在哪個層面也都不算富裕。他們迅速把賺來的錢用於擴大生產，銀行的存款也只有200美元。但是，他們已經開始掌握自己的命運了。
這亦是服裝行業的第二個優勢。這裡的優勢不僅指服裝行業的跳躍式發展，還包括服裝行業特殊的企業模式。服裝生產並不需要在一個大工廠裡完成所有流程，事實上，服裝生產的各個環節被外包到一系列小公司中，有專做式樣設計的，有專做服裝面料的，有專做縫紉的，還有專門製作紐扣的。除非那些規模足夠大，野心也足夠大的公司，才會承包從設計到面料的所有環節。1913年，整個紐約有大約16 000家獨立運作的服裝小企業，很多都是像波吉尼特夫婦在謝裡夫大街的店面一樣的家庭作坊。
「這個行業的門檻很低，基本上就是建立在縫紉機上的生意，而縫紉機又不是很貴，」專門研究服裝工業史的丹尼爾·索亞說，「所以你不需要太多資本。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花50美元就能買一台或兩台縫紉機。要成為服裝承包商，你只需要一兩台縫紉機，一些燙鬥，再雇幾個工人就可以了。利潤的確比較低，但是你依然可以賺錢。」
下面是路易斯對當年決定擴展業務範圍的回憶：
我經過了一番市場調查得知，在1890年，這裡只有3家店專做童裝。一家是我在東區的鄰居，他只做訂單生意；另外兩家只做高檔童裝，但我還不打算涉足這個領域。我的目標是生產「大眾價格」的東西——耐洗的絲質或毛料服裝，這樣最廣大的普通群眾都能接受。從商業角度來講就是，生產出擺在無論規模大小，城市還是鄉村的商店都能賣出去的衣服。在瑞吉娜的幫助下——她的品味很棒，判斷也很準——我做了一套樣品，並且向我的老顧客展示。我向他們解釋我對每個細節的思考——我的衣服可以省去母親們自己給孩子做衣服花費的時間，面料與剪裁很精良，甚至比在家裡自己做還要好，而且價格讓人容易接受。
路易斯意識到，如果想跟大公司競爭，就必須降低成本，想降低成本就必須跳過中間商，直接從批發商那裡進貨。他來到勞倫斯公司找批發商賓漢姆先生。賓漢姆是個「高個子，身材瘦削，白鬍子藍眼睛的北方佬」。當時的情景是，一個滿臉倦容，從波蘭農村來的移民，用並不熟練的英語挑戰一個傲慢專橫的北方佬。路易斯告訴賓漢姆他想買40箱羊絨線。賓漢姆從來沒直接跟製造商打過交道，更不用說謝裡夫大街上的小店舖了。
「你這個無禮的傢伙跑到我這裡就是為了撈好處！」賓漢姆怒吼道。但是最終，他同意向路易斯直接供貨。
路易斯在他每日18小時的工作中學到了現代企業的生存之道。他學會了市場調查，學會了工業化生產，學會了與驕傲專橫的北方佬討價還價，也學會了如何與大眾文化接軌，摸索最新的流行趨勢。
同一時期來到紐約的愛爾蘭人和意大利人就不具備這樣的優勢。他們大多沒有從事城市經濟產業的專門技能。他們主要從事體力勞動，當傭人或建築工人——這樣的工作他們幹上30年也不可能學到市場調查和工業生產的知識，更不可能摸索流行文化，或是與掌握著經濟命脈的北方佬談判。
也可以比較一下1900年到1920年間，從墨西哥移民到加利福尼亞的，從事水果與蔬菜種植的農民們的命運。實際上，他們只不過是從原來的墨西哥封建農民變成了加利福尼亞農民而已。「服裝工業的生存環境其實也一樣惡劣，」索亞繼續說道，「但是，服裝廠的工人更靠近工業生產中心。如果你在加利福尼亞農場幹活，你對食品上了卡車後的所有工作就一無所知了。但如果你在一家哪怕不太大的服裝廠幹活，即便你的工資很低，工作條件很差，工作時間很長，你仍能接觸到成功人士，瞭解他們的行為，從中你能學會如何建立自己的生意。」 [45]
當波吉尼特夫婦晚上回到家面對孩子的時候，他們也許感覺疲憊，也許依然窮困，但是，他們生機勃勃，他們是自己的主人。他們為自己的決定與生活方向負責。他們的工作是個復合體：結合了他們的意志力和想像力。在他們的工作中包含著最直接的付出與回報的互動關係：他和瑞吉娜晚上做裙子做得越晚，第二天他們賺的錢就越多。
自主性、復合性、付出與回報的關聯性，以上3點是任何一份稱得上令人滿意的工作應該具備的屬性。能賺多少錢並不是使我們快樂的最終源泉，使我們快樂的源泉是這份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能讓我們實現自我。如果給你兩個工作選擇，年薪75 000美元的建築設計師工作和年薪10萬美元但餘生只能坐在收費站的工作，你會選擇哪一個？我猜應該是前者。因為做一份有創造性的工作是自主性、復合性、付出與回報關聯性的最佳組合，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比金錢更重要。
工作能滿足上面3條標準就能被稱為有意義。做一名教師有意義，做一名內科醫生也有意義。所以，做一名企業家，從事充滿奇跡的服裝工業——當然這個行當也是殘酷無情的，但是它允許像波吉尼特夫婦那樣的移民一到新大陸就找到一份有意義的工作——也是有意義的。[46]在路易斯第一次看見孩子們的小圍裙後，他回到家便和妻子跳起了快步舞。當時他還什麼都沒有賣，他依然很貧窮、處境艱難，他也知道要實現他的計劃需要許多年的艱苦勞動，但是他依然欣喜若狂，望不到頭的艱苦勞動並沒有使他覺得沉重不堪。當比爾·蓋茨在湖濱學校第一次坐在電腦前的時候，他也有相同的感受。當甲殼蟲樂隊被告知要每晚8小時，每週7天演奏的時候，他們也沒有絲毫退縮。恰恰相反，他們急於接受任務。只有艱苦從事沒有意義的工作才稱得上是艱苦工作。一旦這項工作變得有意義，它就會使你快樂地拉住妻子的手跳起快步舞。
服裝工業奇跡的最重要影響之一是，在從事有意義工作的家庭中，成長中的孩子們獲益最大。試想一下，波吉尼特的後代目睹了家族事業輝煌成長歷程之後學會了什麼。他們學到了將近一個世紀後9歲小男孩亞歷克斯·威廉學到的一切——從事法律或醫生職業從一開始就需要具備的品質：如果你努力工作，維護自己的利益，運用你的智慧和想像力，你就能在現實世界中實現自己的願望。
一代新人勝舊人
1982年，社會學研究生路易斯·法卡斯對紐約和邁阿密海灘許多養老院和公寓旅館進行了調研。她在尋找像波吉尼特夫婦一樣的移民—19世紀末20世紀初跟隨移民潮來到美國的那批移民——以及他們的子孫。對每一個受訪家庭，法卡斯都建立起家庭族譜，記錄父母、兒女、孫輩，甚至曾孫輩的職業情況。
下面是她記錄中的「第18號受訪者」的情況：
一位俄國縫紉技工來到美國，在一家縫紉針專賣店工作，工資很低。後來他把衣服拿到家裡做，在妻子和大兒子的幫助下完成。為了提高工資，他通宵達旦工作。後來他把自己做的衣服拿到紐約的街上賣。他積累了一些資本後，和兒子一起擔著風險開始做生意。他們開了一家男裝店。慢慢地他們成為幾家男裝店的供貨商……父子聯手經營的店舖越來越興旺……兒子的孩子也成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
這個家族的職業情況如下：
下面是另一個家族的情況。這個家族的第一代移民是19世紀末來美國的波蘭制革工人：
法卡斯建立的猶太人家族族譜長達幾頁紙，每一個族譜都與上面的類似。據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猶太人後裔卑微的家族出身並沒有阻擋他們成為醫生和律師。恰恰相反，他們能夠成為專業人士正是因為他們出身卑微。
特德·弗裡德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著名的訴訟律師。他回憶當年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母親帶他去卡內基音樂廳。他們當時很窮，住在布朗克斯區最偏遠的地方。他們是怎麼買得起票的？「瑪麗收了我們25美分，」弗裡德說，「瑪麗是卡內基音樂廳售票員，如果你私下給她25美分她就能讓你站在音樂廳二樓，不需要門票。音樂廳自然不知道這些事，這只是你跟瑪麗之間的交易。雖然我們住得離這兒有點遠，但每個月也能聽上一兩次。」 [47]
弗裡德的母親是俄國移民。她幾乎不會說英語。但是她卻從15歲起就成了專業的女裁縫，並且成為製衣工會的領導人。她所學到的是怎樣主動利用自己的說服能力，讓孩子進得去卡內基音樂廳。對於一個成長中的律師苗子，這種言傳身教是最佳的教育方式。製衣業是各種職業的訓練營。
喬·弗洛姆的父親從事什麼工作？他是女裝墊肩裁縫。羅伯特·奧本海默的父親是做什麼的？他是服裝生產商，就跟路易斯·波吉尼特一樣。弗洛姆在世達律師事務所的辦公室的樓上，是巴裡·高芬柯的辦公室。高芬柯在世達的時間跟弗洛姆一樣長，多年以來他一直掌管公司重要的訴訟部門。巴裡·高芬柯的母親是做什麼的？他母親是個女帽商人，在家做製作帽子。路易斯和瑞吉娜的兩個孩子又是做什麼的呢？他們讀了法學院，他們的孫輩中有起碼9個人最後成了律師和醫生。
下面是法卡斯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家族。這個猶太家族的第一代移民來自羅馬尼亞，他們在老家時是開雜貨鋪的，來到紐約後他們也在曼哈頓下東區從事相同的生意。這個圖譜清晰解釋了喬·弗洛姆這樣的人來自何方：
成功不是隨機事件
在世達律師事務所總部北面10個街區以外的曼哈頓中心，是弗洛姆最大競爭對手公司的所在地。這家律師事務所被稱為世界頂級的律師事務所。
這家公司總部坐落在聲名顯赫的黑石大樓。想進入這家公司可不是件容易事兒。跟紐約其他主要法律事務所不同，其他事務所大多有數以百計的分支辦公室遍佈世界各國首都，而這家公司只有曼哈頓總部大樓一處辦公室。他們拒絕的案子比他們接的案子都多。和其他所有競爭對手不同，他們的酬勞不按小時收取，他們只針對案件一次性收費。有一次凱馬特[48]要打一場併購官司，這家律師事務所為兩個星期的訴訟工作收取兩千萬美元，凱馬特馬上同意，並且雙方合作非常愉快。他們的律師如果不能比你更聰明，就一定比你更勤奮；如果不能比你更勤奮，他們就會不擇手段，直到最後取得成功。在過去20年間，就律師人均利潤而言，沒有任何公司比這家公司賺得更多了。弗洛姆辦公室的牆上，在弗洛姆和老布什、克林頓合影的邊上，就掛著他和這家競爭對手公司合夥人的合影照片。
在紐約法律界，沒有人能比這家法律事務所的4位創始人更聰明，更有抱負，更努力工作了。但是，對此我們的讀者現在已有自己的認識。成功不是隨機事件。成功是由一系列可預知的、強而有力的優勢環境和機遇構成。到此，我們已經調查了比爾·喬伊、比爾·蓋茨、職業冰球隊員、「特曼人」、喬·弗洛姆、簡克洛和波吉尼特的經歷，我們不難找到最優秀的律師的成功原因。
他一定生在人口出生率低谷時期，一定在紐約公立學校狀況最好的時候讀書，一定順利地開始職業生涯。他應該是個猶太人，因此被城裡的老牌律師事務所以「出身」問題拒於門外。他的父母一定在服裝行業從事有意義的工作，父母將自主、復合、付出就有回報的理念傳遞給他們。他們上了一所好大學——當然未必是頂級學校。他在班裡不必是最聰明的，但也是足夠聰明的。
事實上，我們的預測可以更準確。正像19世紀的企業巨頭，20世紀的軟件巨頭都有一個最佳出生年份一樣，紐約猶太律師也存在一個最佳出生時間。這個時間就是1930年。出生在那一年的人首先受惠於人口出生率低谷時代的各項好處。這個年份出生的人，到了1970年正好40歲，此時正值紐約法律界面臨變革，開始了為期15年的企業併購黃金時代。而此時的「白鞋公司」律師們卻任由機會流逝。如果你想在這一時期成為紐約大律師，圈外人的角色對你有利，父母從事有意義的工作對你有利，出生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對你也有利。但是如果你同時擁有這3條有利條件——外加聰明才智與驅動力——那這些優勢形成的力量將勢不可當。這就好比你立志成為冰球運動員，又恰巧生於1月1日。
這家坐落在黑石大樓的法律事務所就是大名鼎鼎的沃切爾·利普頓·羅森·卡茨律師行（Wachtell, Lipton, Rosen & Katz）。公司的第1個合夥人是赫伯特·沃切爾，他生於1931年。他在布朗克斯區范·科特蘭特公園對面的成衣業工人工會宿舍長大。他的父母是來自烏克蘭的猶太移民。父親和兄長均經營女士內衣生意，工廠就在現在的蘇荷區百老匯大街和春天大街交匯處的一棟6層樓的頂層。沃切爾在1940年進了紐約公立學校，大學進入曼哈頓上城的城市學院，後來又去了紐約大學法學院。
第2個合夥人叫馬丁·利普頓，他於1931年出生，也是猶太人後裔，父親是工廠經理人。他就讀於澤西城公立學校，高中畢業後考取賓夕法尼亞大學，後來去了紐約大學法學院。
第3個合夥人叫雷納德·羅森，他於1930年出生，從小家住布朗克斯，靠近洋基體育場。父母是來自烏克蘭的猶太移民。父親在曼哈頓服裝工廠做燙熨工人。他於20世紀40年代在紐約公立學校讀中學，然後考進曼哈頓上城的城市學院，然後是紐約大學法學院。
第4個合夥人是喬治·卡茨，他於1931年出生，是東歐猶太移民後裔，在布朗克斯區那種每戶只有一個單間的一層住宅樓長大。他父親是賣保險的，住在幾個街區以外的祖父是製衣廠的剪裁工。20世紀40年代他在紐約公立學校讀中學，後來考取上城的城市學院，然後進入紐約大學法學院。
想像一下，在馬奇羅斯律師事務所雅致的接待室，這4個剛從法學院畢業的年輕人正坐在一個藍眼睛白皮膚，有著「體面」背景的應聘者旁邊。我們押「體面」背景應聘者將來會成功。但是我們錯了，因為沃切爾、利普頓、羅森、卡茨，還有弗洛姆有著「體面」背景應聘者沒有的優勢。他們的世界——包括他們的文化、時代、家族歷史——給了他們最佳的機會。
[33] 專指大學生畢業求職的高峰期。——譯者注
[34] 「白鞋」原指19世紀50年代新英格蘭上流社會紳士——尤其是常春籐名校的學生必備的一款時尚休閒鞋，而他們所供職的事務所即被稱為「白鞋公司」，原為貶義，現在則代表業內頂級的名望、聲譽和專業水準。——編者注
[35] 指那些不受目標公司高級管理層歡迎的收購計劃。收購可以是惡意的（即沒有獲得收購目標的同意或合作），也可以是善意的（即已獲收購目標接受）。——譯者注
[36] 律師兼小說家路易斯·奧金克洛斯曾在紐約老派的律師事務所工作，這是一家典型以白人律師為主的「白鞋公司」。在奧金克洛斯的小說《緋色來鴻》（The Scarlet Letters）有一段情節忠實再現了當年華爾街律師們對企業收購法的反感。「面對現實吧，親愛的，你丈夫和我開的這家律師公司做事不擇手段。」一位專做公司收購的律師對他的合夥人妻子說。
他繼續說道：「現如今，如果一家公司想收購另一家公司，但另一家公司並不想被收購的話，收購公司的律師就會收集各類材料迫使被收購公司就範。我們會對被收購公司的管理失誤提起訴訟，包括對未付股息，違反公司章程，違規發行債券，管理不善等。我們也會拿反壟斷說事兒，拿說不清的債務開刀。而我們的對手則會沒完沒了地要求我們提供各類證明文件，做各種說明，目的就是讓我們的客戶陷入繁文縟節的文件工作無法自拔……這簡直就是發動戰爭。」
[37] 指股東授權別人在股東會議上代為行使表決權的文件。公司就重大事項進行表決時，與董事會意見相左的股東常會收集其他股東的投票授權書，試圖集合足夠的投票權來左右公司決策。——譯者注
[38] 蛇窖（Snake Pit），本意指古代歐洲犯人遭受的一種刑罰，犯人被投入裝滿毒蛇的坑窖。作者在這裡指表決授權書的爭奪異常激烈。——譯者注
[39] 法律學者艾裡·沃德對猶太律師逆境轉為機遇的研究最為透徹。經過謹慎研究，沃德認定弗洛姆和他的同伴們獲得的不僅僅是運氣。運氣是中彩票之類的事情，他們獲得的是機會，而且他們抓住了這些機會。正如沃德所說：「猶太律師們很幸運，同時他們能夠自助。這是最好的方式。他們在從天而降的新環境中獲得了好處。幸運之處是白人精英們不願涉足公司收購的業務，幸運之處是他們最初沒有從大公司找到工作。在這裡，機遇發揮作用的方式是隱藏的，不那麼顯而易見。」
[40] 美國歷史最悠久的男士服裝品牌，始創於1818年。——譯者注
[41] 即簡克洛內斯比特出版社（Janklow & Nesbit）。實際上，那也是我的代理出版商。也因此我才對簡克洛父子的家族歷史有所瞭解。
[42] 指美國主流社會的白人律師。——譯者注
[43] 媚登峰（Maidenform），美國的老牌內衣品牌，於1928年生產了全球第一款現代文胸，開創了文胸改革的先河。——編者注
[44] 1918年大流感是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一次傳染病大流行，在1918年至1919年曾經造成全世界約10億人感染，約有5 000萬到1億人在這場瘟疫中喪生，當時全球人口約為17億。——譯者注
[45] 我知道當美國猶太人的同胞們在歐洲大陸正一步步滑向納粹的魔掌，我在這裡大談美洲猶太人的幸運是有些令人不舒服的。實際上波吉尼特夫婦在1942年出版了一本回憶錄，無意間突顯了歐洲猶太人和美洲猶太人冰火兩重天的命運。回憶錄的標題是「最幸福的人」（The Happiest Man）。在這本書裡，前邊諸章充滿了令人振奮的樂觀氣息，然而最後一章，波吉尼特夫婦也清醒地認識到納粹統治下的歐洲大陸存在的隱憂。如果《最幸福的人》在1945年出版，也就是大屠殺被曝光的時候，這本書也許會有另外一個標題吧。
[46] 必須明確的一點是：說服裝工業有意義，並不代表要美化它。這個行當條件之惡劣，勞動之艱苦非常人所想像。19世紀90年代的一份調查顯示，服裝產業的平均工作時間是每天12小時。也就是說，有時候人們的工作時間要超過12小時。「在繁忙的季節，」《三角大街：改變美國之火》（Triangle: The Fire That Changed America）一書作者大衛·馮·德瑞爾說，「你根本找不到坐在凳子上的工人，他們都俯身於縫紉機和熨斗台，從早上5點忙碌到晚上9點，這樣每週工作超過100小時。據說在最繁忙的季節，下東區那些服裝廠的機器，無論日夜從來就沒真正停下過。」
[47] 對猶太人成功的解釋通常是，他們自古以來是一個有修養有智慧的民族。他們被稱為「好書之人」。這個當然也發揮了作用。但猶太人能上法學院並不因為他是猶太人，而是因為他們是製衣工人的後代。他們之所以成功一躍，不是因為接受過嚴格的猶太法典教育，而是因為通過看父親如何在赫斯特大街賣圍裙而學到了實際知識。——譯者注
[48] 凱馬特（Kmart），世界第三大連鎖超市，創立於1899年，主要分佈在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