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自殺與吸煙現象的傳染途徑驚人地相似，只有找到了引爆這些不良現象的因素，才能找到有效對抗這兩種現象的方法。
群島上的自殺流行潮
不久之前，在南太平洋的密克羅尼西亞群島上，17歲的男孩西瑪與他的父親吵起了架，當時他正與家人待在祖父家中。這天，西瑪苛刻而多事的父親一大清早就把他從床上叫起來，讓他去找一把用來收割麵包果的竹製小刀。西瑪在村子裡徒勞無功地找了好幾個小時，還是沒找到，只好兩手空空地回到祖父家中。西瑪的父親於是勃然大怒，他一邊揮舞著一把大砍刀，一邊責怪西瑪讓全家人餓肚子。他還對西瑪吼道：“滾出去，到別處去養活你自己吧！”
於是，西瑪離開了祖父家，向自己家所在的村子走去。路上，西瑪遇見了他14歲的弟弟，他向弟弟借了一支筆。兩小時後，西瑪的弟弟因為對西瑪的去向感到好奇，便開始四處尋找西瑪。弟弟回到無人的家中，從窗戶向裡窺探。在陰暗的房間中央，西瑪一動不動地吊在繩索上——他已經自殺身亡了。他在遺書中寫道：
現在我的生命馬上就要結束了。今天對我來說，是悲哀的一天，也是飽受折磨的一天。但今天對爸爸來說，是應該慶賀的一天。今天，爸爸把我趕了出來。謝謝你給了我如此少的愛，西瑪。
我要向媽媽說再見。媽媽，您將再不會因為您的兒子而感到沮喪或煩惱了。我很愛您，西瑪。
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自殺在密克羅尼西亞群島上是極為罕見的事情。但不知什麼原因，自殺事件開始戲劇性地激增。每一年，自殺事件的發生率都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長著，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密克羅尼西亞群島上的自殺率超過了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在美國15歲至24歲的年青男性中，每10萬人中有22人死於自殺；而在密克羅尼西亞群島上，其比率高達——每10萬人中有160人，這一數字是美國的7倍多。這樣的比率意味著自殺在此地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哪怕是最瑣碎的事也能引發自殺，如西瑪就是因為父親對他大吼大叫而輕生的。
在密克羅尼西亞島自殺現象蔓延的情況下，這種事並非特例，群島上的青少年會因為發現自己的女朋友移情別戀而自殺，或是因為父母不多給他們幾元錢買啤酒喝而自殺。一名19歲的少年上吊自殺只是因為他的父母沒有為他買一件畢業禮服，一名17歲的少年只因為他的哥哥責怪他弄出太多的噪音而上吊自殺。在西方文化中，自殺被看作是罕見的、任意而為的且深度病態的行為。但在密克羅尼西亞群島上，這樣的行為卻以它獨特的規則和標誌，成了島上少年青春期的一種儀式。
事實上，群島上的所有自殺事件，從本質上看都是西瑪故事的不同翻版。自殺身亡者幾乎都是接近20歲、未婚、住在家中的男性青少年。引發自殺的原因無一例外都與家庭生活有關，即與家長或是女朋友起了糾紛。在這些自殺案例中，有3/4的自殺者以前從未試過或威脅過要自殺。自殺留言往往表達了一種自尊心和自我憐憫心理的受損，以及對遭受誤解的抗議，而不是表達一種抑鬱的情緒。按慣例，自殺舉動會發生在週末的夜晚，在自殺者與幾個朋友喝過一輪酒之後。大多數案例中，自殺者往往按相同的步驟行事，他們似乎有一套嚴格且不成文的禮儀來恰當地結束自己的生命。自殺者一般能找到一個僻靜的地點或一間空房子。自殺者把帶去的繩子做成繩索，但並不是按西方傳統的上吊方法那樣把自己懸吊在半空中，而是將繩索繫在低處的樹枝上，窗戶上，或是門把上，然後將身體向前傾，這樣身體的重量就使繩索緊緊地勒住脖子，導致血液無法流向大腦，直至其意識逐漸渙散，最後死於因大腦供血不足而引起的大腦缺氧。
人類學家唐納德·魯賓斯坦（Donald Rubinstein）在其著述中寫道，在密克羅尼西亞群島，這種自殺模式已深深扎根於當地文化之中。隨著自殺人數的上升，自殺的念頭逐漸傳播，甚至在更年幼的男孩中散佈開來，而且還改變了自殺這一行為本身的意味：使自殺從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變成了一件某種程度上可以接受的事情。魯賓斯坦在自己一系列才華橫溢的論文中，呈現了密克羅尼西亞群島上的自殺流行現象。他論述道：
在密克羅尼西亞群島某些社區中，自殺觀念廣為傳播：它出現在當地原創的流行歌曲中，出現在密克羅尼西亞群島電台的廣播中，出現在T恤衫圖案和高校圍牆的塗鴉中。據一些曾嘗試自殺的男孩們說，他們第一次看到或聽到自殺事件是在他們8歲至10歲的時候，而他們嘗試自殺的想法往往來自模仿或試驗性的鬧劇。例如，一名11歲的男孩曾把自己吊在屋裡，他被人發現時已失去了知覺，舌頭都伸了出來。事後，他解釋說自己只是想“試”一下上吊。他說他並不想死，儘管他知道他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險。
近來，特魯克電台報道了幾起類似的模仿自殺事件，而模仿自殺的男孩只有5歲至6歲。密克羅尼西亞群島最近發生的幾起青少年自殺身亡案例，明顯是此類“試驗”的後果。由於自殺在這些社會團體中發生得如此頻繁，以至於自殺這一行為本身對青年人來說，即使不是一件有吸引力的事，也是一件已經較為熟悉的事，而這一行為的致命性卻顯得微不足道。特別是對一些更年幼的男孩來說，自殺行為似乎包含著一種試驗性的甚至幾乎是娛樂性的因素在內。
上面這段文字中，有些字句讓人不寒而慄。自殺本不應被看得如此微不足道，但真正令人感到恐怖的地方是自殺竟變得如此平常。現在我們面臨著一場自我毀滅的流行潮，青年人的試驗、模仿與反叛的精神導致了它的蔓延；現在我們也在進行著一場失去理性的運動，而不知什麼原因，它已成為青少年表達自我的一個重要方式。不可思議的是，密克羅尼西亞群島青少年的自殺流行現象，在很大程度上與西方青少年吸煙氾濫的現象有相似之處。
放棄與香煙對抗
青少年吸煙是當代社會中嚴重而令人困惑的現象之一，沒有人真正知道應怎樣對付這一現象，甚至不能說清這一現象到底是怎麼回事兒。禁煙運動的主要思想是：煙草公司對青少年撒了謊，通過把吸煙表現得比實際情況更誘人、更無害，來引誘青少年吸煙。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重新規範了香煙廣告，並制定了相關政策，因此煙草公司現在撒謊就難得多了。我們還提高了香煙價格，並推行了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煙的法律，希望通過這樣能使青少年不易買到香煙。而且，我們還在電視、廣播和雜誌等媒體上大力發送公共健康廣告，以此向青少年灌輸香煙有害的概念。
然而，這一方法不怎麼奏效。比如，我們憑什麼認為，禁煙問題的關鍵在於要向人們推廣香煙有害的知識呢？最近，哈佛大學經濟學家W·基普·維斯克斯讓一群吸煙者估算一下，如果一個人從21歲開始吸煙，那麼他的平均壽命會減少多少年。他們猜的是9年，而正確答案是6年至7年。煙民吸煙不是因為他們低估了吸煙的危害。而且，即使他們高估了吸煙的危險性，他們也照樣會吸煙。同時，還有一個問題不甚明瞭，就是家長勸阻青少年吸煙的告誡究竟有沒有發揮作用。正如任何一位家裡有孩子正處於青春期的家長都會說的那樣，青春期孩子獨有的乖戾個性會導致這樣一種似是而非的情況出現：成年人越猛烈地抨擊吸煙，越多地向青少年灌輸吸煙的危害，青少年就越想嘗試吸煙。如果你回顧一下過去10年來吸煙現象的趨勢，就會發現情況的確如此。在過去10年中，禁煙運動的浩大聲勢是史無前例的。然而，所有的跡象都表明，在青年人中發起的禁煙運動起了適得其反的效果。1993年至1997年間，高校學生吸煙人數占總人數的比率從22.3%增至28.5%。1991年至1997年間，高校學生中吸煙者的人數上升了32%。實際上，自1988年以來，全美青少年吸煙總人數已經超乎尋常地上升了73%。近些年來，幾乎沒哪個公共健康節目缺少反煙斗爭題材的。
根據目前的狀況，我們得到一個教訓，即我們應放棄與香煙對抗的努力。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我們以前尋找吸煙起因的方法沒有多大意義，這正是密克羅尼西亞群島上的自殺流行潮如此引人注目的原因，它與吸煙氾濫現象存在潛在的聯繫。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的反常現象啟發我們用另一種方式來理解青少年的吸煙問題。試想，如果引起吸煙的並不是市場環境下自然出現的合理規則，而是某種神秘而複雜的社會規則和儀式，就像主宰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的自殺流行潮的力量那樣，那麼情況將會怎樣？如果吸煙實質上是一種像密克羅尼西亞群島自殺流行潮一樣的時疫，它對於我們調整解決吸煙問題的方法又會有怎樣的幫助？
自殺流行的引爆點
研究自殺現象的學者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即在某些地方、某種環境中，一個人輕生的行為可能具有傳染性，一起自殺事件會引發更多的自殺事件。
來自聖迭戈市的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社會學家戴維·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是這一研究領域的先驅者。他已對自殺現象進行了大量調查，得出的結論一個比一個令人困惑，從表面看來也一次比一次更不可信。他研究的第一步是，將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這20年間，所有刊登在國內幾家最有名報紙頭版上的自殺報道製成清單。然後，他將這些新聞報道與同期的自殺統計數據進行比較，他想知道這二者之間是否有聯繫。事實證明，二者確有聯繫。自殺事件一經報道，所報道範圍內的自殺事件發生率便立即增高。如果是全國性的報道，則全國的自殺率就會提高（瑪莉蓮·夢露死後，全美國的自殺發生率在一段時間內上升了12%）。接著，菲利普斯又用同樣的方法把交通事故與自殺統計數據相比較，他把《洛杉磯時報》與《舊金山時報》中的頭版自殺報道與加利福尼亞州的交通傷亡數據進行對比，他發現了同樣的規律。在一起自殺案件被高度曝光後的第二天，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數要比預計平均高出5.9%；自殺事件報道2天後，交通死亡人數上升4.1%；3天後，交通死亡率上升了3.1%；4天後，死亡率上升了8.1%（10天後，交通死亡率恢復到正常水平）。菲利普斯的結論稱，人們自殺的方法之一是有意撞自己的車，而且這些人與那些用常規方式自殺的人一樣，容易受某件高度曝光的自殺事件影響。
菲利普斯所說的這種感染力是不合常理的，甚至不一定是有意義的。它不同於一場令人信服的辯論，而且要複雜微妙得多。“當我在路口等綠燈時，紅燈正亮著，我有時會猶豫是否要在這時違反交通規則，穿越馬路。”菲利普斯說道，“而如果某人這麼做了，我也會這麼做。這是一種模仿行為。我從某個正在做出越軌行為的人那裡，獲得了模仿這種行為的許可。這是一個有意識做出的決定嗎？我不知道。也許將來我會仔細考慮有意與無意之間的區別。但現在我不清楚我們中的任何一人能否在自己的決定中正確分辨出，有多少是有意的，又有多少是無意的。人類做出決定的過程微妙而複雜，而且不易理解。”
菲利普斯認為，在自殺案件中，某位名人輕生的決定有同樣的作用：這一舉動無形中允許了其他人，特別是那些由於不成熟或精神上有疾病而易受暗示的人，做出和他們一樣的越軌行為。“有關自殺的報道可以說是一則天然的廣告，它宣揚了對你所處困境的一種特別的解脫方法。”菲利普斯繼續說道，“你會發現，所有這些人之所以不快樂、優柔寡斷，是因為他們的情緒受到了壓抑，他們生活在這種痛苦中。不同的報道宣揚著人們對於這種痛苦的不同反應。比如說著名牧師比利·格雷厄姆在某個週末發動了一場聖戰，這是種宗教性的反應。如果有人在宣揚一部逃避現實的影片，這也是一種反應，而有關自殺的報道提供了另外一種選擇。菲利普斯所說的“許可給予者”與我在第2章中提到的“推銷員”所起的作用是一樣的。就像湯姆·高通過自己人格所具有的強大說服力而成為口頭信息傳播潮的引爆點一樣，那些因自殺舉動受到大量報道的自殺者通過自己的舉動，向其他人發出了自殺的“許可”，從而成為自殺流行的引爆點。關於這種“許可給予現象”，令人最為迷惑之處卻是它異乎尋常的針對性。
菲利普斯在對汽車意外事故的研究中，發現了一個清晰的模式：個人自殺身亡的報道能導致單輛汽車碰撞事故的增加，事故中的遇難者是司機；個人自殺而同時造成他人身亡的報道能導致多輛汽車碰撞事故的增加，事故中遇難者包括司機和乘客；有關青年人自殺的報道能導致更多起涉及青年人的交通傷亡事故；有關年長者自殺的報道能導致涉及年長者的交通傷亡事故的增多。上述模式已在許多情況下得到證明。例如20世紀70年代末，英國報道了以自我犧牲方式進行的自殺事件，此後的一年多，該報道引發了82起用自我犧牲方式進行的自殺事件。最初的自殺舉動所給予的“許可”，換句話說，不是對所有脆弱者發出的一種普遍邀請，它實際上是一套極其詳細的指示，專門針對那些生活在特定環境中，想要選擇特定方式來結束生命的特定人群。它並不是一種姿態，而是一種語言。在20世紀60年代的另一項研究中，英國的一個研究小組對135名自殺未遂者進行了分析。這135個人都曾在一家中央精神病院接受過治療。研究人員發現在他們這個團體，成員之間有很強的社會聯繫，他們中的許多人擁有同一個社交圈子。研究人員認為這一現象並不是巧合，而正是這一現象證明了自殺的實質是：同一社會亞文化成員之間通用的特有語言。這一論斷值得我們引用研究人員完整的原文：
許多試圖自殺的病人均來自某個社會階層，在這個社會階層中，自我攻擊通常被看作傳遞某種特定信息的方式。在這個團體中，自殺這一舉動被看成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與這一文化模式的其他部分是相符合的……如果情況屬實，那麼我們可以推斷出：在某些特定情況下，處於困境中的某個人希望通過這種傳遞媒介，把他處於困境的信息傳遞給別人，而不必重新發明另外一種傳遞媒介……在“圖謀自殺亞文化”中的個體能做出含有預定含義的舉動；他需要做的只是去執行這個舉動。從本質上說，這個過程與某人開口使用某個詞時的過程是相似的。
這正是密克羅尼西亞群島上所發生的情況，只不過其層次要深刻得多。如果將西方社會的自殺行為比作一門粗魯的語言，那麼在密克羅尼西亞群島上，自殺已成為一種表現力強得讓人難以置信的交流方式。這種方式內涵豐富而又微妙，並且是由那些最有說服力的“許可給予者”來表達的。
魯賓斯坦在著述中提到過密克羅尼西亞群島中有一個叫艾貝耶島的地方，在該島上有一個團體，人數大約有6 000人左右，該團體裡有一種奇怪的自殺模式。從1955年到1965年，整個島上沒發生過一起自殺案件。1966年5月，一名因偷竊自行車而被捕的18歲男孩在監獄中上吊自殺了，但這個案子看起來似乎影響不大。隨後，在1966年11月，島上某個最富有家族的後裔R自殺身亡。R是個極其有魅力的人，他同時與兩個女人來往，並與她們倆都各有了一個剛滿月的嬰兒。由於無法在二者間進行取捨，R在浪漫的絕望中上吊身亡。在R的葬禮上，他的兩位愛人才第一次發現對方的存在，雙雙暈倒在他的墓前。
R死後3天，島上又發生了另一起自殺事件。一名正面對著婚姻糾紛的22歲男子也自殺了。他的死使島上的自殺事件在一周內變成了兩起，而在這個社會團體中，最近的一起自殺事件也就發生在12年前。島上的醫生寫道：“R死後，許多男孩夢見了他，並說他在召喚他們，讓他們結束自己的生命。”在隨後的12年間，島上又發生了25起自殺事件，其中大部分是集中在一定時間範圍內發生的，一般在幾周內連續發生三四起。
1975年，一名來訪的人類學家這樣寫道：“一些自殺身亡者和一些企圖自殺的人曾說，他們在幻覺中看到了一艘載著所有自殺身亡者的小船在繞著小島航行。這些逝去者在邀請潛在的自殺者加入他們的行列。”一次又一次，R演繹過的主題不斷地上演。一名高校學生在寄宿學校和在艾貝耶島的家中各有一位女朋友。當他那位在寄宿學校的女友從學校返回家中時，這種兩位女友共存的複雜情況，在艾貝耶青年人亞文化中立即成為輕生的背景。這名青年人在自殺留言中寫道：“向M和C（他的兩位女友）獻上我最衷心的祝福。和你們倆在一起的日子很快樂。”這就是他全部想說的話，因為他這一舉動的背景早已被R建立好了。在艾貝耶自殺流行潮中，R成了引爆點，他扮演了推銷員的角色，以自己的行為“複寫”了追隨者的行為。R的人格力量及其自殺所營造的氛圍使他的舉動成了別人的榜樣，而且這種影響在他死後數年絲毫未減。
吸煙流行潮中的個別人物法則
青少年吸煙現象也是以這樣的邏輯發展的嗎？為了挖掘青少年吸煙現象背後的更多誘因，我在幾百人中開展了問卷調查，我讓他們描述一下他們最早接觸香煙的經歷。這並不是一項科研調查，因為我所抽查的人沒有代表性，他們大多數是30來歲的生活在大城市裡的年輕人。而調查的結果令人震驚，因為這些人的經歷都驚人地相似。吸煙這一行為似乎總是和一段特定的童年記憶聯繫在一起的，而這種記憶生動、清晰、飽含感情。一位女士記得她小時候曾那麼的喜歡打開她祖母的錢包，她每次一打開，都能聞到一種“淡淡的溫斯頓牌廉價香煙和皮革的氣息，還混合著藥房潤唇膏和肉桂香口膠的味道”。另一個人回憶道：“坐在克萊斯勒轎車的後座上，一種無比美妙的硫黃和煙草的混合味道，輕輕飄出前座駕駛員的窗外，飄進我的鼻孔。”吸煙對個人來說幾乎都必然會與一樣東西相聯繫，那就是“成熟”。這甚至對那些討厭吸煙或認為吸煙是骯髒而危險的人來說也是如此。吸煙語言與自殺語言一樣，聽起來有驚人的一致性。下面是兩則童年回憶：
我媽媽吸煙，儘管我討厭這一點，我討厭煙味，但她有著纖長的手指和豐滿略皺的嘴唇，唇上經常抹著口紅，在她吸煙的時候，她看起來是如此優雅，如此漫不經心，以至於我覺得毫無疑問有一天我也會吸煙。我媽媽認為不吸煙的人沒有膽量。“吸煙能使你身上氣味難聞，也能使你思考。”她總是一邊說，一邊頗為這句難聽的話而得意。
我最好的朋友蘇珊是一個愛爾蘭人。她父母與我父母不同。他們年輕、寬容而開明，他們在晚飯前就喝雞尾酒。奧沙利文先生留著鬍子，穿著高領套頭毛線衣。奧沙利文夫人穿著不帶後跟的拖鞋，穿著與她那烏亮的黑髮相襯的黑色衣服，慢悠悠地走來走去，顯得體態苗條。她塗著很深的眼影，她膚色偏棕色。在她精心修過指甲的手上總是晃著一支長得危險的香煙嘴兒。
這就是吸煙者的通用語言，和自殺通用語言一樣，其含義豐富、富有表現力。在這場吸煙流行潮中，同樣也有引爆點人物、推銷員和許可給予者。一次又一次，回應調查的人都描述這樣的情景：總有一個特定的人，以極其類似的方式，讓他們見識了吸煙行為。下面是幾個例子：
在我9歲或10歲那年，我的父母接來了一位英籍女互惠生[26]，她叫瑪吉。她將與我們共度一個夏天。瑪吉當時大概20歲，她十分性感，常在坎貝爾的游泳池裡穿著比基尼泳裝出現。由於她能穿著比基尼倒立，因此她在當地成年男子群體中十分出名。而且據說她有一次跳進水裡時，比基尼的上半部分脫落了。因此無論她什麼時候跳進水裡，卡彭特先生都會潛入水下。瑪吉吸煙，而我曾經請求她讓我抽一口。
我結識的第一個吸煙小孩是比利。我們在五年級時成了朋友，那時在我們新澤西州的市郊小鎮上，所有主要的等級劃分——如鄉下佬、前衛人士、老闆等——開始形成。比利簡直太酷了，他是孩子堆裡最早與女孩約會，最早抽香煙和吸嗎啡，最早喝酒精飲料，最早開始聽迷幻音樂的。我甚至記得我們曾一起坐在樓上他姐姐的臥室裡——他的父母離婚了（這也是我們之中頭一個有這種經歷的），而且他的媽媽從來不在家——拿一張感恩而死樂隊[27] 的唱片封套墊著，在一個罐子裡挑選大麻種子一事……這件事之所以吸引我是因為它代表壞事，它代表成熟，以及它能讓你立即變成另一個人。
在我記憶中，我認識的第一個吸煙者是個叫帕姆的女孩。我認識她時我們都在讀十年級，我們一起在長島的格雷特奈克區乘坐校車。我記得當時我覺得她酷極了，因為她一個人住在公寓裡（當時格雷特奈克的公寓並不多）。帕姆看上去比她的真實年齡15歲要成熟得多。我們曾一起坐在巴士的後部，往車窗外吐煙。她教我怎樣吸氣，怎樣把一件男式襯衫繫在腰間而顯得酷，以及怎樣塗唇膏。她還有一件皮夾克。她的父親很少在家。
有許多證據表明，煙民們的人格中存在共同之處。英國權威心理學家漢斯·艾森克（Hans Eysenck）認為，有煙癮者與不吸煙者可以根據十分簡單的人格分界線來區分。據艾森克說，典型的煙鬼一般性格外向，這類人具有以下特點：
喜愛交際、喜歡聚會、交友廣泛，需要與人交談……他渴望興奮，喜歡碰一碰運氣，憑一時衝動行事，而且一般是個容易衝動的人……喜歡不斷地活動和做事情，有闖勁，容易發脾氣，他不能有效地控制情緒，而且他並不總是個可靠之人。
自艾森克提出奠基性的論述之後，無數其他研究得出的結論已使吸煙者的“形象”豐滿起來。煙癮大的人比不吸煙者的性衝動顯得更強，他們性成熟得早，對性有更強的“需求”，而且他們對異性有更強的吸引力。例如，不吸煙的19歲白人女大學生中，有15%有過性行為，而在吸煙的19歲白人女大學生中，這一比例高達55%，據艾森克調查，男性的情況也是如此。在心理學家所謂的“反社會”指數評估中，吸煙者排位比不吸煙者要高得多，他們傾向於做出更多的不良行為，表現得更加反叛，更富有反抗性。他們會做出輕率的判斷，冒較大的風險。有吸煙成員的家庭平均要比無吸煙成員的家庭多消費73%的咖啡和一倍到兩倍的啤酒。有趣的是，吸煙者似乎比不吸煙者更忠實於自我。戴維·克羅在其專著《為什麼吸煙》（Smoking:The Artificial Passion）中也談到了這一點。心理學家在他們稱為“撒謊”的測試中，插入了一些確定無疑的論斷——如“我說的不都是真話”或者“我有時對我的配偶態度冷淡”等，如果受試者連續否認這些論斷，那麼他們就被認為不夠真誠。吸煙者在這些測試中表現得比不吸煙者更加真誠。克羅寫道：“從理論上說，他們對別人缺少敬意，又容易蔑視別人，這兩點使他們相對來說不太在乎別人如何看待自己。”
當然，這些衡量標準並不適用於所有的吸煙者，但作為吸煙行為的預兆，它們非常準確。一個人吸煙越多，他或她就越符合上面的描述。克羅寫道：“我以科學的精神邀請讀者做下面的試驗，以此來證明這種（吸煙與人格之間的）聯繫。請你將演員、搖滾音樂家和美發師大致地歸為一類，將土木工程師、電工和電腦程序員歸為另一類，然後觀察他們的吸煙情況，那麼你就會發現兩類人的差別會有多大。”
下面是我發出問卷後收到的另一則回答。看了之後，你是否更加肯定吸煙者擁有外向的性格呢？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祖父是我身邊唯一吸煙的人。他是偉大的魯尼恩式[28]的人物，愛變些小魔術，他是我的偶像。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就從波蘭移居到這兒，干了大半輩子的裝玻璃工。我媽媽過去常喜歡回憶起當她第一次與祖父共進晚餐時，她覺得祖父似乎隨時都可能將桌布從桌子上一把抽走，而上面的擺設依然在桌子上，他這樣做只是為了取悅客人。
我覺得，我們不能輕視吸煙型人格的重要性。如果你將所有這些外向性格者的特點集中在一起，如不順從、性早熟、誠實、衝動、對他人的意見毫不在意、尋求感官刺激等，你就會發現這是大多數青春期少年的完美寫照。如互惠生瑪吉、校車上的帕姆和聽感恩而死樂隊的比利，他們都是極端前衛的人。他們不是因為吸煙才性格前衛，而是因為他們性格前衛才吸煙。他們具有與上述相同的性格特點：反叛、衝動、愛冒險，對他人的意見無動於衷而且早熟。這些個性使他們在同齡的青春期少年中顯得如此格格不入，以至於他們必定會尋求一種發洩青春期反叛、冒險、衝動，對他人無動於衷和早熟的最終表達方式——吸煙。
這一點看起來也許很淺顯，但這是理解禁煙斗爭進行得如此困難的關鍵。在過去10年中，禁煙運動都在譴責煙草公司宣揚“吸煙很酷”的行為，而且為說服青少年“吸煙不酷”又花費了數百萬美元的財政費用。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此：吸煙本身並不酷，酷的是吸煙者本身。吸煙氾濫與密克羅尼西亞群島自殺事件盛行、口頭信息傳播潮，艾滋病疫情開始的方式都完全相同，都是源於帕姆、比利和瑪吉這類人——他們正相當於吸煙者版本的R、湯姆·高和蓋籐·杜加斯——超乎尋常的影響力。無論是吸煙氾濫，還是其他惡習氾濫，都是因為存在一個很小的群體，即特定的一小群人，在其中起了推動作用。
吸煙流行潮中的附著力因素
然而青少年吸煙氾濫不只是驗證了個別人物法則，它也有力地驗證了附著力因素法則。畢竟，許多青少年為了與同齡人交流而嘗試香煙的事實，就其本身而言，並不那麼可怕。問題是上述那些年輕人中的大多數人嘗試香煙直到吸煙成癮為止，正是這個事實使吸煙成了大眾健康的頭號敵人。吸煙的經歷是如此的難忘和富有影響力，以至於有些人無法停止吸煙，這樣養成的吸煙習慣就具有附著力。
有一點很重要——我們要把“傳染性”與“附著性”這兩個概念區分開來，因為它們有著極為不同的模式，暗示著有極為不同的對策。洛伊絲·韋斯伯格是一個具有“傳染性”的人。她認識許多人，屬於許多團體，她能同時以1 000種不同的方式來傳播一則信息或某種觀點。另一方面，萊斯特·旺德曼和《藍狗線索》的製作者是研究附著力方面的專家，他們在製造令人難忘並能改變人們行為的信息方面具有天分。傳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信息傳播者的作用之一，而附著力從根本上說是信息本身所擁有的特性。
吸煙現象也不例外。青少年吸煙習慣的最初養成取決於他或她是否曾與某位推銷員接觸過，是否從推銷員那兒獲得了做出違規行為的許可。但是青少年是否會吸煙成癮，則取決於一套完全不同的標準，例如，在密歇根大學最近的一項調查中，一大批人被問及他們第一次吸煙的感受。該項目調查員之一奧維德·普馬利奧說：“我們發現，幾乎每個人第一次品嚐煙草時感覺都不好。但能夠吸引未來煙民，並把他們與那些此後不再接觸香煙者區分開來的因素，卻是未來煙民從體驗中獲得的一點總體快樂，比如：一種暈乎乎的感覺和酒醉般的愉悅感。”下面的數字是驚人的：在那些曾試過幾次便從此不再碰煙的人中，只有1/4的人覺得從第一次吸煙體驗中得到了某種愉快的“興奮感”；在那些吸過煙但已經戒煙的人中，約有1/3的人獲得過愉悅的眩暈感；在那些煙癮小的吸煙者中，約有一半人對第一次吸煙感覺良好；而在那些煙癮大的吸煙者中，有78%的人剛抽幾口煙就獲得了舒適的眩暈感。對個人來說，吸煙有多大的附著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或她對尼古丁的第一次反應。
在不斷升溫的有關吸煙的論戰中，我們常忽略了關鍵問題，例如，煙草工業多年來因為否認尼古丁會使人上癮而備受公眾嘲弄。當然，他們的立場是荒謬的。但是反吸煙者所持的反對觀點，即尼古丁像個致命的監工一樣奴役著所有接觸它的人，也是同等荒謬的。在所有嘗試吸煙的青少年中，只有大約1/3的人繼續定期吸煙。尼古丁也許讓人極易上癮，但它只對某些人，在某些時候有效。更重要的一點是，甚至在那些定期吸煙的人中，他們對吸煙的依賴性強弱也是有很大區別的。吸煙問題專家曾經認為，在所有煙民中有90%至95%的人定期吸煙。但幾年後，聯邦政府的全國健康調查對吸煙提出了更詳細的問題，由此調查者十分震驚地發現，1/5的吸煙者並不是每天都吸煙。也就是說，有數百萬美國人雖然定期吸煙但並未上癮，對他們來說，吸煙具有傳染性，而沒有附著力。在過去幾年中，這些綽號為“奇普斯”（chippers）的人已被專門研究過，其中匹茲堡大學的心理學家索爾·謝夫曼對此做了大量的研究，謝夫曼對“奇普斯”的定義是：一天吸煙不超過5根但一周至少4天吸煙的人。謝夫曼寫道：
奇普斯每天的吸煙情況都不同，常有一整天不吸煙的情況出現。奇普斯們自己認為，保持這種隨意停煙的行為並不難，而且他們幾乎不會因停煙而感到不適……不像那些定期吸煙者，他們早上一醒來就需要立即補充昨晚已消耗掉的尼古丁，而奇普斯要好幾小時後才吸一天中的第一支煙。簡言之，每一項研究數據都表明奇普斯並未對尼古丁上癮，他們吸煙不是為了要緩解不適或避免不適。
謝夫曼把奇普斯與社交飲酒者列為同類人，他們都是能夠控制自己習慣的人。他認為：
這些煙民中大多數人從來煙癮就不大，我認為他們是逐步發展成這樣的。每個煙民在開始的一段時間內都只是個奇普斯。但漸漸地，他們對煙越來越依賴。當我們在搜集有關早期吸煙情況的材料時，發現奇普斯剛開始看起來似乎與其他人沒有什麼不同。區別在於，一段時間之後，有的人煙癮開始變大，而奇普斯卻還是維持原樣。
那麼是什麼因素把奇普斯與煙鬼區分開來的呢？可能是基因。例如，科羅拉多大學的阿倫·柯林斯（Allan Collins）在最近的一項實驗中，給幾組不同血統的老鼠注射尼古丁，並逐漸加大劑量，當尼古丁在老鼠體內多到使其中毒的程度時（尼古丁實際上是種毒素），老鼠會突然發病：它的尾巴變得僵直，它開始在籠子裡瘋狂亂竄，頭開始猛動，最後它突然翻身仰面倒地。柯林斯想要證明不同血統的老鼠對尼古丁的抵抗力不同，結果證明他的想法是對的。血統中抗尼古丁能力最強的老鼠發病前承受的尼古丁量，是抵抗力最弱的老鼠所承受含量的兩到三倍。“這與酒精的情況是相同的。”柯林斯說道。隨後他把不同血統的老鼠都關在一個籠子裡，籠子裡放兩個飲水瓶，一瓶是純的糖精溶液，另一瓶盛著混有尼古丁的糖精溶液。這次他想看看不同血統中基因的抗尼古丁能力與老鼠自願攝入尼古丁的量是否有聯繫，結果再一次證實了他的猜測。實際上，二者之間有著近乎完美的聯繫。老鼠對尼古丁的基因抵抗力越強，它自願飲用的含有尼古丁的水就越多。柯林斯認為老鼠的大腦中有控制尼古丁發揮作用的基因，它控制著毒素的釋放速度，控制著尼古丁給老鼠帶去的愉悅程度和眩暈感覺。某些老鼠血統中的基因能夠很好地控制尼古丁，並從中提取出最大限度的快感，而有些基因則把尼古丁當作毒藥對付。
顯然，人類不同於老鼠，點燃一支萬寶路香煙也不同於在籠子中從瓶子裡喝含有尼古丁的水。但是，儘管我們大腦的活動與老鼠的大腦活動相似之處很少，這些研究成果仍可與普馬利奧的研究成果相媲美。那些沒有從第一支煙中獲得快感，而且覺得整個經歷如此糟糕而不再吸煙的人，很有可能是因為他們的身體對尼古丁過於敏感，即使對最小的劑量也無法應付。奇普斯可能擁有從尼古丁中獲得快感的基因，但不具有應付大劑量尼古丁的基因，而煙癮大的人其基因則有可能同時做到上述兩點。這並不是說，一個人的吸煙量完全取決於基因。例如，由於人們認為尼古丁可以有助於排解無聊情緒和壓力，因此，處在無聊和壓力狀態下的人比處於正常狀態下的人更容易吸煙。我們很容易發現吸煙的附著性與傳染性的成因是完全不同的，但如果我們要找到吸煙之戰中的引爆點，那麼我們就需要判斷出，在這場吸煙流行潮中哪一方面更值得我們攻擊。我們是否應該通過阻止推銷員傳播吸煙病毒的方式，來嘗試縮小吸煙的傳染範圍呢？還是應該想辦法把所有的吸煙者變成奇普斯，以此來減少吸煙的附著性呢？
如何挫敗吸煙“推銷員”的企圖
首先讓我們解決傳染性的問題。有兩種可能的方法來阻止吸煙的蔓延。第一種策略是先阻止瑪吉和比利之類的“許可給予者”吸煙。很明顯，這是最困難的一步，因為這些獨立、早熟、反叛的青春期少年幾乎最不可能接受這種說教式的健康意見；另一種策略是說服那些向瑪吉和比利尋求“許可”的人，讓他們從其他人那裡尋找扮酷的信息，比如讓他們把目光轉向成年人。
但這也並非易事。實際上，這甚至比第一種策略更困難。原因很簡單：家長對孩子不具有這種影響力。
當然，這個事實令人難以相信。人們總認為家長擁有塑造孩子人格和行為的巨大影響力。朱迪·哈里斯在她1998年所著的《撫育的假定》一書中，對這一點做出了精闢闡述，她認為這種觀念嚴重缺乏證據。心理學家為測出父母對孩子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力而付出了多年的努力。父母將基因遺傳給後代，因此，基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將成為什麼樣的人。父母在我們年幼時給予我們許多愛與關懷，如果這些早期的感情關懷被剝奪，我們將會受到難以彌補的傷害。父母還為子女提供了衣、食、住、行和保護，以及日常生活必需品，使子女能平安、健康、快樂地成長。做到這些並不太難。但如果你是個焦慮而沒有經驗的家長，而不是一位權威能幹的家長，這是否就會對孩子的個性造成永久性改變呢？是否你在家裡堆滿了書，就更有可能培育出求知慾強的孩子呢？是否你一天只見孩子兩小時而不是8小時就會影響孩子的人格呢？換句話說，我們在家中創造的特定環境會對孩子的成長過程有重大影響嗎？
在一系列對雙胞胎子女，特別是那些一生下來就分開撫養的孿生子女進行的規模龐大而精心策劃的研究中，遺傳學家已發現，影響我們成為具有什麼樣性格特徵的人的因素，如友善、神經質、率直等，一半是由我們的基因決定，另一半則是由我們周圍的環境決定的。而我們卻一直以為，家庭環境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最大，但心理學家無論如何都找不到這種養育方面的影響。
例如，此類研究中以規模最大、程序最嚴格著稱的“科羅拉多收養工程”（Colorado Adoption Project）就證實了這一點。這項工程是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由一組科羅拉多大學的研究人員，在權威行為遺傳學家羅伯特·普羅密的帶領下展開的。他們在丹佛地區徵募了245名想把孩子送給別人撫養的懷孕婦女。後來，他們對這些被送入新家庭的孩子進行跟蹤調查，在他們的整個孩童時期對他們進行了定期的人格與智商測驗，並對他們的養父母也進行了相同的測驗。出於對比的需求，調查小組還對另一個由245名家長及其親生孩子組成的團體進行相同的一整套測試。這個用來進行對比的團體中，孩子與他們親生父母在智力和人格的某些方面十分相像，該研究結果正如人們所意料的那樣。但那些被領養的孩子與他們的養父母則毫無共同之處，儘管他們的養父母16年來一直在撫養他們，供給他們衣、食、住，讓他們讀書，教他們知識，給他們關愛，但是這些孩子與養父母的相同之處並不比他們與街頭任選一對夫婦的相同之處多。
如果想一想，你就會覺得這個研究結果有違常理。我們中的許多人認為孩子之所以像父母，是因為二者在基因和撫育方面存在著聯繫，而後者則更為重要。很大程度上，父母是按照自己的形象來撫養孩子的。但如果事實真是這樣，那為什麼養子完全不像他們的養父母呢？科羅拉多州這項研究的結果並非認為基因就能解釋一切，而環境就無關緊要。相反，所有的研究結果都有力地證實了：在人格和智力的塑造過程中，環境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使這個作用並不比遺傳作用強。但這裡要強調的是，不論是哪一種環境影響，都不來源於父母，而是來源於其他事物。朱迪·哈里斯認為這種影響實際來源於同齡人。
哈里斯提出疑問：為什麼新移民的孩子幾乎從不保留他們父母的外地口音呢？聾啞人士的孩子是怎樣像那些正常人士的孩子一樣又快又好地學會說話的？答案通常是：語言是一門通過後天努力而學會的技能。因此，在語言的學習過程中，孩子們從其他孩子那兒所學到的東西，與他們在家中學到的是同等的或更重要的。哈里斯認為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情況也是如此，是孩子們的同齡人幫助塑造了孩子的個性與人格，同齡人圈子才是重要的環境因素。
不難理解，這樣的觀點引起了公眾的許多爭議，他們對這個觀點的合理性進行了討論，不論是對它的適用範圍，還是對它的適用程度。但毫無疑問，這個問題與青少年吸煙問題有很大相關性。吸煙者其子女吸煙的可能性是不吸煙者孩子的兩倍多，這是廣為人知的事實。但是，按照哈里斯的邏輯，這並不意味著，父母在孩子面前吸煙，就成了孩子們模仿的榜樣。這只能說明，吸煙者的子女從他們父母那兒遺傳了容易對尼古丁上癮的基因。實際上，對被領養孩子的研究表明，養父母吸煙，其孩子成為吸煙者的可能性，並不比那些養父母不吸煙的孩子成為吸煙者的可能性大，換句話說，撫養環境的差異（如養父母是否吸煙，是否在家吸煙等）對孩子成長的影響幾乎為零。心理學家戴維·羅在1994年出版的《家庭影響的局限》（The Limits of Family Influence）一書，對上述問題的研究進行了歸納總結，他寫道：“家長扮演了一個被動的角色，他們將具有吸煙傾向的基因傳給後代，但不能在社會方面影響後代。”
以羅和哈里斯的觀點來看，青少年完全是在同齡人中傳染上吸煙習慣的，他不是在模仿成人的舉動，這也是成年人吸煙減少的同時，青少年吸煙反而增多的原因。青少年吸煙是因為他們正處在青春期，因為他們要分享情感經歷，他們需要表達性的語言和青春期的特有儀式，而這一切與密克羅尼西亞島上的青少年自殺儀式一樣，被局外人認為是無法理解和不理智的。在這樣的氛圍裡，我們怎麼能指望成年人的干預發揮作用呢？
“告誡孩子吸煙有害健康？這只會讓你皺紋增多！會使你變得無能！會讓你氣死！總之，這會讓你覺得自己毫無用處。”哈里斯做出了這樣的結論，“這是成年人的宣傳，這些都是成年人的觀點。正是因為成年人不贊成吸煙，正是因為吸煙具有危害性，而且名譽不好聽，青少年才要吸煙。”
找到吸煙流行潮的薄弱點
如果說挫敗推銷員的企圖，即介入青少年的內心世界，並不是制止吸煙的一項特別有效的途徑，那麼從附著性入手會怎樣呢？此時我們尋找的引爆點完全不同。我在上文提到過，我們認為有些人第一次吸煙後就不再吸煙而有些人終身上癮的原因之一是，人類對尼古丁的內在承受能力差別很大。最好的方法是，我們讓煙癮大的人服一片藥，這種藥能使他們對尼古丁的承受力下降，比如降到奇普斯的水平。那麼我們就能驅除吸煙的附著性了，不幸的是我們還沒有發明出這樣的藥片，卻已經發現了尼古丁貼片[29]，它能緩慢均衡地釋放出尼古丁，這樣吸煙者不必非得承受吸煙的危害就能滿足自己的煙癮。這一抗癮方法已幫助了上百萬煙民，但很明顯，這種尼古丁貼片並不盡如人意。癮君子覺得最過癮的方式莫過於一種稱為“撞擊”（hit）的方式，即大劑量快速釋放尼古丁，使感官得到極大刺激的方式。海洛因上癮者並不以靜脈注射的方式緩慢攝入海洛因，他們通常一天注射兩到四次，每次都注入大劑量。吸煙者的情況也是這樣，只不過他們的症狀比較輕。他們從一支煙中得到一次刺激，然後間斷一下，再尋找下一次刺激。而尼古丁貼片是在一天中緩慢均衡地釋放毒量，這種攝入尼古丁的方式一點兒也不刺激。看起來，尼古丁貼片在抗煙斗爭中所起的作用，與“速瘦”[30] 減肥奶昔對減肥所起的作用一樣，都稱不上是引爆點。難道就沒有更好的辦法嗎？
我認為還有兩種方法可行。第一種方法源於吸煙與情緒抑鬱之間的關係，這一關係是在最近才被發現的。1986年，一項對明尼蘇達州心理門診病人的調查表明：他們中有一半的人吸煙，這個數字遠遠高於全美平均水平。兩年後，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家亞歷山大·格拉斯曼在他的一項與此完全無關的研究中發現，他所研究過的煙癮比較重的人群中，60%曾有過嚴重抑鬱病史。隨後，他對3 200名隨機選出的成年人進行了專門調查，調查結果刊登在1990年的《美國醫學會雜誌》[31]上。研究表明，那些曾在某段時間內被診斷患有嚴重精神失常的人群中，有74%曾吸過煙，14%已戒了煙，在那些從未被診斷有精神疾患的人當中，有53%曾吸過煙，31%已戒了煙。隨著精神問題的加重，它與吸煙的聯繫就更緊密。約有80%的酒鬼吸煙，接近9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吸煙。
在一項調查中，一組英國精神病學家把一組12歲至15歲的精神和行為上有障礙的孩子，與另一組身心健康的同齡孩子在吸煙行為方面進行了對比，結果令人震驚。不正常的孩子中有一半人每週至少吸21支煙，儘管他們小小年紀；而正常孩子的這一比例只有10%，二者形成鮮明對比。也就是說，由於總吸煙率的下降，吸煙習慣只集中在那些有身心障礙和處於邊緣的社會成員身上。
許多理論解釋了吸煙與精神障礙聯繫密切的原因。第一種理論認為，使人易被吸煙感染的因素——如自卑、不健康和不幸的家庭生活——也同樣會引起抑鬱症。而更令人信服的是，初步證據表明，這兩個問題也許具有相同的基因根源。例如，抑鬱被認為是因為——或至少部分因為某些重要的大腦化學物質的分泌出了問題，尤其是復合胺、多巴胺和降腎上腺素這些神經傳遞素的分泌出了故障。這些化學物質能起到調節情緒的作用，而且還影響著人們自信、優越感和愉快感的產生。像“郁樂復”和“百憂解”這類藥物之所以有療效，是因為它們能刺激大腦分泌更多的復合胺，以此來彌補抑鬱症患者體內缺少的復合胺。尼古丁似乎對其他兩種主要的神經傳遞素多巴胺和降腎上腺素的不足，發揮了同樣的補償作用。簡言之，這些鬱鬱寡歡的煙民實際上是把煙草當作一種廉價替代物，用來緩解他們的抑鬱情緒，並促進大腦分泌出能使他們行為正常的化學物質。其療效如此顯著，以至於當有精神病史的煙民一旦戒煙，又面臨著抑鬱症復發的極大風險。這形成了一種報復性附著力，一方面，吸煙者因對尼古丁有依賴性而難以戒煙；但另一方面，如果他們離開了尼古丁，又有患上神經衰弱的風險。
這是個嚴峻的事實，但它也說明煙草具有其致命的脆弱之處，如果你能把吸煙者的抑鬱症治好，你就能很容易改掉他們的吸煙習慣。顯然，這是問題的癥結所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家公司（即今天葛蘭素威康公司的前身）的研究人員們對一種新型抗抑鬱鎮靜劑進行了試驗，試驗範圍遍及全國，這種新藥叫“布普平”[32]。令研究人員驚訝的是，他們開始從試驗範圍內聽到如下有關吸煙情況的匯報。“我開始聽到病人說‘我不再想吸煙了’，或是‘我比以前抽得少了’，或是‘煙抽起來不再像以前那麼有味了’這一類的話。”製藥公司的心理分部負責人安德魯·約翰斯頓說道，“大家可以想像，處在我這個職位上的人會聽到各種各樣的匯報，所以一開始我並沒太在意這些匯報。但我卻不斷地聽到這類匯報，這使我感到實在不同尋常。此事發生在1986年，當時人們對抑鬱症與吸煙之間的聯繫還知之甚少，因此，製藥公司起初也感到困惑。但他們迅速發現，布普平正起著尼古丁替代品的作用。約翰斯頓解釋說：“尼古丁釋放出的多巴胺會進入大腦皮層，這裡是大腦的快樂中樞。人們認為這裡負責產生人的快樂感和幸福感。這正是吸煙給人帶來快感的地方，也是戒煙困難的原因之一。尼古丁還增加了降腎上腺素的分泌，因此，當你一旦戒煙，降腎上腺素的供應就會不足，你就會感到焦慮、煩躁。”布普平具有雙重功效，一方面它增加了多巴胺的量，因此，吸煙者便不想再吸煙；另一方面，它代替了一部分降腎上腺素，因此，吸煙者不會有焦慮之類症狀出現。
葛蘭素威康在重度吸煙者（每天吸煙超過15支）身上試驗了一種藥物，結果發現藥效顯著。如今該藥名叫“金伴”（Zyban），在市面上有售。研究表明，在上過戒煙課程和服用過鎮靜劑的人當中，有23%的煙民4周後戒了煙；在上過戒煙課程和使用過尼古丁貼片的人當中，有36%的人4周後戒了煙；而服用過金伴的煙民中，有49%的人4周後能戒煙；而使用過金伴和尼古丁貼片的重度吸煙者中，有58%的人在4周後戒了煙。有趣的是，郁樂復和百憂解這兩種復合胺類藥物似乎無助於戒煙。也就是說，服用上述兩種藥物並不能使人振奮情緒；要像尼古丁一樣起到振作情緒的作用，只有金伴能做到。這並不是說該藥就完美無缺，在所有戒煙方法中，它對煙癮最大者來說療效最小。但這種藥的初步成功已證明，我們有可能找到解決吸煙問題的附著性引爆點：即在逐步征服抑鬱症的過程中，能找到煙癮形成的薄弱點。
我們回頭重新審視一下青少年開始吸煙的情形，就會發現附著性問題中另一個潛在的引爆點。青少年最初吸煙時，他們都是奇普斯，他們只是偶爾吸煙，他們中的許多人很快便停止吸煙，並且從此不再吸煙。一些人在之後的許多年裡，仍然是奇普斯式的間或吸煙，並未上癮。約有1/3的人最後成為定期吸煙者。而在這段時間內——耐人尋味的是——青少年從偶爾吸煙發展到定期吸煙大概花了3年時間，差不多是在他們15歲到18歲之間，而且在未來的5年到7年間，他們的吸煙習慣逐步加重。當一名高中生定期吸煙時，他（或她）不會一天抽一包煙，來自舊金山市的加州大學煙癮研究專家尼爾·本諾維茨說：“等他們到了20幾歲的時候，他們的吸煙習慣就會達到每天一包煙的程度。”
因此，吸煙者對尼古丁的依賴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大多數人對煙上癮都需要時間，青少年15歲開始吸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一定會上癮。我們還有大約3年的時間來阻止他們。更有趣的一點是，該事實表明，吸煙者對尼古丁上癮不是一個線性發展過程。也就是說，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字來界定其上癮與否。所以我們不能說，如果你每天要抽1支煙，就說明你有點上癮；而你一天要抽兩支煙，就說明你的煙癮大了一點；而你一天要抽10支煙，就說明你的煙癮是一天抽1支煙時的10倍。相反，它暗示我們，上癮也有其引爆點。這個引爆點就像一個門檻，如果你的煙量低於特定數目，就說明你根本沒上癮；而只要超過了那個神奇的數目，你就會突然間上癮。這使我們對奇普斯的含義有了更加完整的理解，他們是從未越過煙癮門檻的煙民；而另一方面，那些頑固不化的煙民是在某一刻越過這道門檻的人。
什麼是煙癮門檻呢？當然，誰也不會相信大家的門檻都一樣高。但本諾維茨和傑克·亨寧菲爾德——他們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權威的尼古丁專家——已做出了一些科學的推測。他們指出，奇普斯能一天抽5支煙而不上癮。這意味著5支煙中的尼古丁含量約等於4毫克到6毫克，這很可能是接近煙癮門檻的數量。因此，亨寧菲爾德與本諾維茨建議，煙草公司應把香煙中尼古丁的含量降到即使是煙癮最大者（如一天要吸30支煙的人）在24小時內的攝入量都不超過5毫克。他們在著名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中論述道：“尼古丁的含量應控制在能阻止或限制大多數青年人上癮的範圍內，同時又能保證香煙的味道和它刺激感官的作用。”換句話說，青少年雖然會繼續因為各種理由而嘗試吸煙，比如，因為吸煙具有傳染性，因為前衛的青少年都在吸煙，因為他們想要和前衛的人一樣，但由於尼古丁的含量已降到了煙癮門檻之下，所以吸煙不再會使人上癮。與其說吸煙像流感，倒不如說它更像普通的傷風：來得容易，去得也容易。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對這兩個附著力因素有個正確的認識。禁煙運動目前致力於提高香煙價格，減少香煙廣告，在廣播和電視上宣傳公共健康，減少未成年人獲得香煙的途徑，對學生灌輸煙草有害的概念等方面的工作，但在此期間，這場看上去規模浩大、雄心勃勃的綜合運動卻宣告無效，因為青少年吸煙的人數仍在急劇增加。儘管我們努力不懈地致力於改變大眾對煙草的態度，但我們並未觸及最需要改變觀念的群體。我們一直致力於如何消除吸煙推銷員的影響力，但這些推銷員的影響卻顯得越來越堅不可摧。簡言之，我們竟相信自己應該一口氣解決整個問題，而事實上，我們根本就做不到。我們只需要找到具有附著性的引爆點，而且這些引爆點應該是抑鬱症和尼古丁門檻的連接點。
附著力策略的第二個啟示是，它能給青少年提供一條更加合理的嘗試途徑。反毒品鬥爭中絕對論者的觀點是：嘗試等同於上癮。我們絕對不能讓孩子們與海洛因、大麻或可卡因有任何接觸，因為我們認為這些東西的誘惑力如此之大，以至於少量接觸也會使人上癮。但你瞭解過嘗試非法毒品的統計數據嗎？1996年家庭毒品濫用情況調查中，有1.1%接受調查者承認他們至少服用過一次海洛因。但這1.1%的人中只有18%在隨後一年中再度服用，只有9%在隨後的一個月中服用海洛因。這並不是某種易上癮毒品的特例，有關服用可卡因的數字更加驚人。在那些曾經服用過可卡因的人中，不到1%（有0.9%）的人是定期服用者。這些數據告訴我們，嘗試與上癮是兩件完全不相關的事情，而且一種毒品有傳染性並不意味著它就自動具備附著性。實際上，至少嘗試服用過一次可卡因的人數告訴我們，青少年幾乎都有嘗試危險事物的迫切願望。這正是青少年的行為特徵，也是他們瞭解世界的方式。而且在大部分情況下（在可卡因例子中是99.1%的情況），嘗試並沒有導致不良後果的發生。因此，我們不必強烈反對此類嘗試，我們必須接受這些嘗試，甚至歡迎這種嘗試。青少年總是被諸如女學生瑪吉、比利和帕姆這類人所吸引，而且他們只有變得反叛、好鬥和不負責任才能體驗青春期的幻想，因為這是體驗生命的好方法，因此，他們必然會被這些人所吸引。可見，我們應該做的不是阻止嘗試，而是確保嘗試不會產生嚴重後果。
我認為，在本章開頭引用的唐納德·魯賓斯坦說過的那段話，值得我們重溫一遍，這段話是他在描繪自殺是怎樣深深扎根於密克羅尼西亞青少年文化時所說的：
根據一些曾嘗試自殺的男孩們的說法，他們第一次看到或聽到自殺是在他們8歲到10歲的時候。他們嘗試自殺的想法往往來自模仿或者試驗性的鬧劇。例如，一名11歲的男孩把自己吊在屋裡，他被人發現時已失去了知覺，舌頭都伸了出來。事後，他解釋說自己只是想“試”一下上吊。他說他並不想死。
令人悲哀的不是這些小男孩的嘗試活動，因為嘗試正是小男孩們所喜歡做的事情，悲哀之處在於他們選擇的是他們不可以嘗試的事情。遺憾的是，絕對不會有一種安全的自殺方式可以拯救密克羅尼西亞島上的青少年。然而，有可能存在一種更加安全的吸煙方式，通過對上癮過程中那些引爆點的關注，我們就有可能使吸煙變成一種更加安全、更加不易上癮的行為。
[26] 互惠生（au pair），為學習語言而寄宿在某一家庭並幫助照看孩子的年輕外國人。——編者注
[27] 感恩而死樂隊（Grateful Dead），美國知名迷幻搖滾樂隊。——譯者注
[28] 魯尼恩式（Runyonesque），意指美國記者及短篇小說家達蒙·魯尼恩（Damon Runyon）筆下塑造的人物形象特徵，這些人物包括底層人民、體育明星及生活在大都市的人群，他們慣用輕快活潑的俚語。——編者注
[29] 尼古丁貼片（nicotine patch），又稱戒煙貼。——譯者注
[30] “速瘦”（Slim Fast），以減肥替食奶昔而聞名的減肥品生產公司，為聯合利華收購。——譯者注
[31] 《美國醫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由美國醫學會主辦的綜合性臨床醫學雜誌。——譯者注
[32] 布普平（bupropion），又稱丁胺苯內酮，是一種胺基酮，為多巴胺再攝取阻滯劑，是一種抗抑鬱症藥。——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