暇步士品牌的主打產品是擁有輕型縐膠鞋底的美式經典拉絨山羊皮鞋。對於該品牌來說，引爆點出現在1994年年底至1995年年初的某個時間點上。
在引爆點出現之前，這個品牌一直默默無聞，產品主要依靠偏遠的經銷店和小城鎮家庭商店來進行銷售，每年銷售量僅僅處在3萬雙的低水平線上。當時，生產暇步士的渥弗林集團（Wolverine）甚至已開始考慮停產這種日後將使公司成名的休閒鞋，但是後來卻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在一次時裝發佈會上，暇步士的兩位經理歐文·巴克斯特和傑弗裡·劉易斯遇到了一位來自紐約的時裝設計師，這位設計師告訴他們說，經典款暇步士鞋在曼哈頓街區的各俱樂部和酒吧裡突然成為時髦品牌。巴克斯特回憶說：“他告訴我們，在曼哈頓東村和蘇荷區這兩個街區，已經出現了專賣暇步士鞋的二手商店。人們湧向那些仍然在出售暇步士鞋的家庭小商店，將這些鞋子搶購一空。”巴克斯特和劉易斯起初對此迷惑不解，這些明顯過時的鞋子怎麼能夠重領潮流呢？“對方還跟我們說，艾薩克·米茲拉希[1]本人就穿這種鞋。但當時我們並不知道艾薩克·米茲拉希是誰，這在當時來說是情有可原的。”劉易斯說道。
到了1995年的秋季，更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迅速發生了。先是設計師約翰·巴特利特打來電話說，他想在自己的春季時裝展中採用暇步士鞋作為搭配。緊接著另外一位曼哈頓設計師安娜·蘇也來電說希望能夠在自己的展覽中使用暇步士鞋。在洛杉磯，設計師喬爾·菲茨傑拉德把一隻25英尺長的充氣巴塞特獵犬——暇步士品牌的標誌——放在他好萊塢門店的頂部，並且改裝了鄰近的藝術長廊，想要開一家暇步士專賣店。他還在刷牆漆和整理貨架的時候，演員皮威·赫爾曼走了進來，說要購買一雙暇步士鞋。“我絕對沒搞錯。”菲茨傑拉德回憶說。
1995年，渥弗林集團共銷售了43萬雙經典款暇步士鞋，第二年的銷售數字是這一年的4倍，第三年更高。銷量增長一直在持續，直到暇步士重新成為美國男青年衣著打扮中的重要組成部分。1996年，在林肯中心舉辦的時裝設計師委員會頒獎晚宴上，暇步士贏得了最佳配飾獎。該公司總裁和卡爾文·克萊恩、唐娜·凱倫站在同一領獎台上接受了這一榮譽，儘管他自己首先就要承認，公司並沒有為贏得這項榮譽做出任何努力——完全是被潮流趕上，而非主動追趕潮流。暇步士佔據了流行潮的制高點，而這一切僅僅是始於曼哈頓東村和蘇荷區幾個年輕人穿上了暇步士鞋。
這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不要管這些最先穿上暇步士的小青年們是什麼人，他們肯定不是在幫助暇步士促銷。他們穿上這種鞋的原因只是因為沒有人願意穿。接下來，這些年輕人對暇步士的喜好傳遞到兩位時裝設計師那裡，他們用暇步士來搭配出售其他高級時裝。暇步士鞋僅僅是用於搭配的附件，也沒有任何人在著意推動暇步士鞋成為時尚潮流。但是，它卻真的成了最新的時尚潮流。暇步士鞋越過了某個點之後，潮流就被引爆，它開始流行起來。從成為曼哈頓商業區幾個趕時髦的年輕人和時裝設計師的時尚之選，再走上全美國所有商場的貨架，這種單價30美元的鞋子如何在短短兩年時間內完成這一巨變？
1
在距今不遠的過去，每到黃昏時分，紐約市的兩個極度貧困街區布朗斯維爾和東紐約就彷彿變成了鬼城。人行道上看不到一個普通的上班族，沒有孩子敢在街上騎自行車，房屋門前或是公園的長椅上也不會坐著老人。布魯克林區充斥著猖獗的毒品貿易和黑幫之間肆無忌憚的衝突械鬥，大多數人在夜幕來臨時只能待在家裡以求平安。
對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布朗斯維爾街區工作的警官們來說，這就意味著，太陽一下山，他們的無線接聽器裡就會充滿巡邏警員和調度警官之間喋喋不休的對話，話題涉及所有能夠想像到的暴力和嚴重犯罪行為。1992年，紐約市共發生了2 154起謀殺案和626 182起惡性犯罪事件——這些犯罪行為主要集中在如布朗斯維爾和東紐約這樣的重災區。但是，接下來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在一個神秘的關鍵點上，犯罪率開始下降。該點被引爆了：5年之內，謀殺案的發生率下降了64.3%，在該地區僅發生了770起；而犯罪案件總計下降到了355 893起，跌了將近一半。在布朗斯維爾和東紐約，人行道上重新擠滿了行人，自行車又開始出現在大街小巷，老人也重新出現在自家門前台階上。負責在布朗斯維爾街區巡邏的警探愛德華·梅薩德裡說：“曾經有一段時間，如果聽不到像越南某處叢林中發生激戰時那樣急促的槍聲，人們就會覺得不正常。”
紐約警察會告訴你，發生這一變化的原因在於城市警力部署顯著加強；犯罪學家們將其歸功於政府嚴厲打擊之下，不法交易的減少和人口的日趨老齡化；與此同時，經濟學家們則認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紐約市的經濟狀況日趨好轉，就業率上升，是工作機會把很多人從犯罪邊緣拉了回來。以上這些都是可以拿來解釋各種社會問題加劇或趨緩的傳統理由。
但歸根結底，這些解釋沒有一個能讓人滿意。這就好像在解釋暇步士再度風行的原因時，把東村幾個年輕人的無意之舉誇大一樣牽強。毒品交易、人口和經濟變化都是歷時很久才能發生作用的因素，而且這些變化都發生在全國範圍內。它們無法解釋，為什麼紐約市的犯罪率比起全國其他城市能下降得如此明顯，且下降得如此迅速。當然，警察所做的努力很重要，但令人迷惑的是，警力加強的程度和布朗斯維爾、東紐約這些街區的改變程度不成比例，因為後者的變化是如此之大。無論怎麼說，紐約犯罪行為的嚴重程度並非是隨著各種條件的逐漸改善而慢慢緩解的，相反，它是爆發式的。那麼，幾個經濟和社會指數的變化，是怎樣讓謀殺案發生率在5年內就下降了三分之二的？
2
《引爆點》描述的只是一個簡單的觀念。但這個觀念卻能成為我們理解流行潮何以出現的最佳思維方式，比如犯罪率的升降、默默無聞的書忽然成為暢銷書、青少年吸煙率的上升趨勢、口頭信息的快速傳播，以及其他給日常生活帶來影響的神秘變化。它們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就像流行性感冒一樣，讓人不得不注意。觀念、產品、信息和行為方式，都會像病毒一樣傳播和流行開來。
暇步士休閒鞋銷售量的上漲和紐約市犯罪率的下降都是本書所選擇的流行潮的實例。儘管兩者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相通之處，但是它們卻有著一個相同的內在模式。首先，兩者都可以劃歸為流行潮蔓延案例。沒有人會打出廣告告訴大家，傳統式樣的暇步士休閒鞋酷斃了，大家都應當穿在腳上。最開始穿起這種鞋子的年輕人僅僅是穿著它出入俱樂部和咖啡館，穿著它走在紐約商業區的大街上，他們這樣做也不過是向其他人展示自己獨特的時尚觀。但他們這樣做卻相當於把暇步士“病毒”傳播開來。
紐約市犯罪率的下降也是由同一種方式造成的。這絕不是因為1993年那些有可能成為殺人犯的人突然良心發現，決定不再做任何違法犯罪的事情；也不是因為警方在很多情況即將發生之前的干預具有奇跡般的作用，避免了本可能很嚴重的後果。真實情況是，在警方或者其他新的社會力量能夠產生影響的情況下，少數人開始用一種新的方式來行動。這種行為方式傳染給了其他面臨同樣處境的人。這些人本來很有可能選擇犯罪方式來對付所面臨的問題，但他們在被“傳染”後，都不再用犯罪方式來解決問題。在短時間內，紐約的大多數人就以某種方式“感染”了一種反犯罪病毒。
這兩個案例的第二個明顯特徵是，巨大的效果都是由一個很小的變化引起的。所有可能引起紐約犯罪率驟降的原因都在邊際遞增，這些變化都具有邊際效益遞增的效果。不法交易案情平穩下來，人口又老化了一點，警力再增強了一點，但引發的效果卻是巨大的。暇步士案例也是如此，最初有多少男孩開始在曼哈頓商業區穿暇步士？20個？50個？頂多100個吧？但是他們的行為卻像是一手掀起了一場國際流行潮。
最後，這兩個案例中的變化都是劇變，而不是緩慢穩健地進行的變化。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晚期紐約市的犯罪率變化曲線圖就很具說服力。這條曲線就像一個巨大的拱門。1965年，市內的犯罪案件共計是20萬起，此後犯罪案件數量急劇上升，兩年內翻了一番，並且幾乎不中斷地保持上升勢頭，直到1975年前後的65萬起，但之後20年的犯罪率卻一直停留在這個水平線上。到了1992年，犯罪率開始以30年前的上升幅度急劇下降。犯罪活動不是逐漸而緩慢減少的，而是在抵達某一點時突然來了個急剎車。
麻疹在一個小學班級中的傳播，或者冬季流感的流行也具備這三個特徵：第一，傳染性；第二，微小的變化產生巨大的效果；第三，變化是突髮式的而非漸進式的。在這三個特徵中，最後一個尤為重要，即流行潮是突然全面爆發的。正由於有了第三個特徵，我們才能夠意識到前兩個特徵的存在，但也正是通過第三個特徵，我們才能夠深入觀察現代社會中許多變化的發生方式。流行潮突然全面爆發，以及一切變化同時產生——這一極具戲劇性的時刻，我們把它命名為“引爆點”。
3
一個遵循流行潮規則的世界，同我們所理解的世界截然不同。思考一下感染性這個概念，如果我跟你說起這個詞，你會想到風寒和流感，或者是更危險的東西，如艾滋病或者埃博拉出血熱。在我們的觀念裡，感染性是一個生物學意義上的特指概念。但如果存在犯罪流行病和時尚流行病，那就一定會存在各種各樣像病毒一樣具有傳染效力的事物。試想一下打哈欠這一動作，打哈欠是一種具有驚人感染力的行為。僅僅因為你在前兩句話中讀到了“打哈欠”這個詞語——本句話中“打哈欠”又出現了一次——就會有很多人在隨後幾分鐘內打哈欠。即使是在這樣寫的時候，我也已經打了兩次哈欠。如果你在公共場合閱讀這段話，而且你打了哈欠，很有可能那些看到你打哈欠的人也會開始打哈欠。以此類推，打哈欠的圈子會越變越大。
打哈欠的感染性很驚人。僅僅是寫出“打哈欠”這個詞語，我已經讓你們在閱讀的時候開始打哈欠了。那些看到你打哈欠的人也會做出相同舉動，他們僅僅因為看到你打哈欠。這是第二種感染類型。他們也可能僅因為聽到你打哈欠而打哈欠，因為打哈欠也可以通過聽覺來感染：如果你給盲人放打哈欠的錄音帶，他們也會開始打哈欠。最後一點是，如果你閱讀本文時開始打哈欠，你腦海中是否會閃現出自己可能是累了這樣一個念頭？我想肯定有人會這樣想，這意味著打哈欠也具有情緒上的傳染效力。通過簡單地寫出一個詞語，我可以給大家植入一種感覺。流感病毒能否做到這一點呢？換句話說，感染性是一種所有事物都具備但卻難以預知的性質。如果我們想要識別並且診斷出潮流的變化，我們就必須謹記這一點。
我們對流行潮的第二個特徵——變化微小但效果巨大——的理解也相當片面，高度社會化的人類對因果關係有著粗糙的理解。如果我們想傳達一種強烈的感情，比如我們想使別人相信我們愛他們，我們說話時就會熱情直率；而如果要告訴別人壞消息，我們就聲音低沉，措辭謹慎。社會規訓我們且使我們相信，在我們處理事情，身處某種關係或某種體系中時，先後發生的兩件事情之間必然有直接聯繫。
請思考下面這個令人困惑的例子。我給你一大張紙讓你折疊一下，然後，把疊起來的紙再折疊一次，如此反覆折疊50次，這時候你認為這張被疊起來的紙有多高？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大多數人會在想像中來疊這張紙，猜測結果將會有電話簿那樣厚，如果他們勇氣十足，他們會說疊起來將會有冰箱那麼高。但正確的答案是，這張疊起來的紙的高度同地球到太陽的距離差不多。如果再照這樣疊一輪，那高度就相當於從地球到太陽一個來回的距離。這是數學上幾何級數增長的一個例子。
流行病是幾何級數增長的另一個例子：當病毒在人群中傳播時，它就像那張被我們折疊的紙一樣呈幾何級數增加，只需50個步驟，它就從一張平面的紙疊到能抵達太陽的高度。人們很難理解這個過程，因為最終結果和初始原因實在不成比例。要理解流行潮的威力，我們就需要拋開這種比例上的天壤之別。對於一件小事引起的巨變和劇變，我們要有心理準備。
劇變是引爆點這個概念的核心，可能也最難讓人接受。引爆點這個詞最先被廣泛應用是在20世紀70年代，它被用來描述美國東北部舊城區的白人突然紛紛遷往郊區的現象。[2]社會學家們發現，當遷入某一居民區的非裔美國人比例達到一個特定的點—20%時，整個社區就會被“引爆”：仍居住在這一社區的白人們會立即遷離。引爆點是質變來臨前的關鍵一點，就像沸點和臨界點。20世紀90年代早期紐約暴力犯罪率驟降之前有一個引爆點，暇步士休閒鞋再度風行前也有一個引爆點，同樣的，每一項新技術被引進過程中都有一個引爆點。1984年，夏普公司首度推出低價傳真機，頭一年在美國賣出了8萬台。隨後3年，傳真機的銷售數量逐漸穩步上升。到了1987年，擁有傳真機的人的數量已經足以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應該擁有一台傳真機了。所以1987年成為傳真機流行的引爆點，當年共有100萬台傳真機被售出。截至1989年，又有200萬台新傳真機投入生產。手機銷售也遵循著相似軌跡。整個20世紀90年代，手機都在朝著更小巧、更便宜、服務更好的目標發展，直到1998年，這項技術達到了引爆點，突然之間每個人都擁有了一部手機。
所有的流行潮都有一個引爆點。來自伊利諾伊大學的社會學家喬納森·克雷，曾經做過一項關於社區中楷模的數量對該社區青少年影響的研究。這些楷模包括統計調查局認定的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人群——專業人員、經理和教師。楷模比例占社區人口5%至40%之間時，該社區青少年的早孕率和輟學率不會發生什麼變化；但是，當楷模人數所佔比例低於5%時，問題就被引爆了。比如，當楷模人數所佔比例下降2.2個百分點，即從5.6%下降到3.4%時，學齡兒童的輟學率就會增加一倍多。在這個引爆點上，未成年少女的早孕率也幾乎成倍增加——而在未達到引爆點時，早孕率幾乎保持不變。我們通常憑直覺認定，社區環境的變化和社會問題的減少是一個緩慢而穩定的過程，但事實上有時候它們並不按照這個節奏變化；引爆點出現時，學校會對學生失去控制，學生的家庭生活將立即崩潰。
我記得小時候自家的小狗第一次看見雪的情景。它又驚又喜，急切地搖著尾巴，對這種陌生鬆軟的物質嗅來嗅去，為雪的神秘而低聲嗷嗷不止，它完全被折服了。但它第一次看到雪的那個早上並不比前一夜冷多少。前一天晚上大概是34華氏度（約為1攝氏度），而那天早上則是31華氏度（約零下1攝氏度）。這幾乎沒有發生什麼大的變化。但令人驚奇的是，一切都改變了，僅僅因為3華氏度的溫度變化，雨變成了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雪！在內心深處，我們都是漸進主義者，我們的期望值是以時間滴滴答答地穩定消逝為基礎的。但在引爆點的世界中，出乎意料的事情會變成現實，劇變也不僅僅停留在可能的層面，同我們所有的預期相反，這些都具有必然性。
為了深入瞭解這一極端觀念，我將帶著你們去巴爾的摩，瞭解那裡的梅毒疫情；我將向你們介紹三類有趣的人，我稱他們為內行（Mavens）、聯繫員（Connectors）和推銷員（Salesmen），他們在口頭發起流行潮方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這些口頭風暴則能夠操縱人們的品位、社會趨勢和時尚走向；我會帶著你們去瞭解兒童系列節目《芝麻街》（Sesame Street）和《藍狗線索》（Blue’s Clues）；我也會帶你們進入哥倫比亞唱片俱樂部創辦人的神奇世界，去瞭解如何製造出能對聽眾產生最大影響力的信息；我還會帶著你們去特拉華州的一家高科技公司，去看看那些控制人群生活的引爆點；我們還將到紐約市的地鐵站，去瞭解犯罪率如何得到遏制。
我們做這些事情的目的，是想得到兩個問題的答案，這兩個問題困擾著所有想成為成功的教育家、父母、市場部經理、商人和政策制定者的人。這兩個問題是：為什麼有些觀念、行為和產品能流行起來而其他的卻不能；要想有目的地發起流行並讓流行變得具備積極作用，我們究竟有什麼好辦法？
[1] 艾薩克·米茲拉希（Isaac Mizrahi），著名時尚設計師。——譯者注
[2] 指美國20世紀70年代的郊區化運動。——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