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讀他人心思的事情時有發生，這些是造成無數政治分歧和誤解傷害的罪魁禍首。然而，由於這些洞悉他人心思的失誤是如此短暫和難以捉摸，我們並不知道該對這些錯誤作何理解。
布朗克斯區南部桑德維爾小區惠勒大街的1100號街區由一條狹窄的小道以及一組簡樸的兩層住房和公寓樓組成。街區的一邊毗鄰喧鬧嘈雜的韋斯特切斯特大街，這就是小區的主要商業街。整個街區長約兩百碼，樓房的兩側被樹木和兩排停駐的汽車包圍著。這裡的建築於20世紀初建成，建築正面多由紅磚砌成，頗顯美觀，房子正門外則多是帶有四五個台階的門廊。這是一個屬於窮人和工人階層的居住區，20世紀90年代初期，此區的毒品交易活動十分猖獗，韋斯特切斯特大街和艾爾得大街對面的一條街道情況更甚。來到桑德維爾的人多是身在紐約市的外來移民，他們為尋找廉價且毗鄰地鐵的住宅而來到此地。阿馬杜·迪亞洛（Amadou Diallo）就是為此來到惠勒大街的。
迪亞洛是來自幾內亞的移民，1999年，他22歲，在曼哈頓下城區當小販，沿著十四號街的人行道一帶販賣錄像帶、襪子和手套。他身高約5英尺6英吋，體重150磅，身材矮小，並不起眼。他的家就在惠勒大街1157號一間窄小公寓樓的二層。1999年2月3日臨近午夜時分，迪亞洛回到公寓，他先與室友閒談了幾句，然後下樓站在公寓樓門口台階的最上層觀賞夜景。幾分鐘後，一隊便衣警察駕駛一輛無牌照的福特金牛座汽車緩緩駛到惠勒大街。車裡共有四名警察，清一色都是白種人，他們都身穿牛仔褲、長袖運動衫和防彈背心，頭戴棒球帽，並人手一支專為警員配發的9毫米口徑半自動手槍。他們都是所謂“街道犯罪組”（Street Crime Unit）的成員，這個小組是紐約警察局的一個特殊部門，專門負責在市區最窮困街區的犯罪活動多發地帶巡邏。開車的警察名叫肯·博斯（Ken Boss），時年27歲，坐在副駕駛位置上的肖恩·卡羅爾（Sean Carroll）當時35歲，後座的愛德華·麥克邁倫（Edward McMellon）和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都是26歲。
第一個發現迪亞洛的是卡羅爾。“等一下，等一下，”他對車裡的其他人示意，“那個傢伙在那兒幹嗎呢？”事後卡羅爾回憶，當時他的腦海中有兩個想法。第一個想法是：迪亞洛可能正在為他的同夥——裝作客人混入他人住所裡的入室竊賊——把門望風；另一個想法是：迪亞洛看上去很像一個一年前在小區內頻繁作案的連環強姦犯。卡羅爾回憶說：“他就站在那兒，在門廊那裡，往街區左右觀察，一會兒探頭探腦，一會兒又把頭靠回牆上。幾秒鐘的時間內，他一直在重複同樣的動作，一會兒低頭，一會兒往右邊望去。我們向他接近時，他好像往門廳裡退了幾步，彷彿不想讓我們看到他似的。我們的車從他面前開了過去，我盯著他，心裡琢磨著到底出了什麼事。這個人究竟在幹嗎呢？”
博斯踩下剎車，把福特車倒回正對著惠勒大街1157號的位置。迪亞洛還站在那兒，卡羅爾事後表示，這讓他“大吃了一驚”：“我心想，得了，這裡肯定有情況。”卡羅爾和麥克邁倫下了車，麥克邁倫亮出警徽，說：“我們是警察。能和你談談嗎？”迪亞洛沒有回應。人們事後才得知，迪亞洛其實是個結巴，所以當時他也許正在掙扎著想說什麼，卻力不從心；加之，他的英語也並不流利；除此之外，還有傳言說迪亞洛的一個朋友在前不久剛被一幫持槍的人打劫過，因此他當時一定很膽怯。想想看：午夜時分，隻身一人站在一個治安條件極差的街區，面對兩名朝他闊步接近、頭戴棒球帽、胸脯因穿防彈背心而顯得鼓鼓囊囊的魁梧男人，他會作何感想。迪亞洛愣了一下，接著便跑進了門廳。卡羅爾和麥克邁倫拔腿緊追，迪亞洛跑到裡門。據警察事後指證，當時迪亞洛左手握住門把手，側轉身體，右手則在口袋裡“摸索”著什麼。卡羅爾大喝：“把手舉起來！”麥克邁倫也大喊：“把手從口袋裡拿出來，別逼我開槍打死你！”但是迪亞洛卻愈發亂了陣腳，卡羅爾也開始有些煩躁不安了，因為他覺得迪亞洛側身的原因是為了要隱藏他右手正在做的動作。
卡羅爾回憶說：“我們當時好像站在通往門廳樓梯的最高一層台階上，想搶在迪亞洛進門之前抓住他。他扭過臉來看著我們，手仍然握在門把上，並從身體右側掏出來一個黑色的物體。他把物體拽出來時，我只能瞄見物體的頂部，看上去像是一把黑色手槍的滑套。我之前的訓練經驗以及抓捕經歷都告訴我，這個人正在掏槍。”
卡羅爾大叫：“槍！他有槍！”
而迪亞洛並沒有停下來，他繼續把黑色物體從口袋裡掏出來，並朝警察的方向將黑色物體舉起。卡羅爾開了槍。麥克邁倫本能地向後跳下台階，用背部著地，並一邊下落一邊繼續開火。由於子彈在門廳裡四處反彈，卡羅爾推斷這些子彈是從迪亞洛的槍中射出的，而麥克邁倫向後跳倒的情景，讓卡羅爾錯以為麥克邁倫是被迪亞洛的子彈擊中了。於是，卡羅爾繼續瞄準警察們所稱的“質心”開火。門廳中，水泥塊兒和木頭碎片四處飛濺，空氣裡也因槍口和子彈發出的火星而瀰漫著電流。
這個時候，博斯和墨菲也從車裡下來，朝著公寓樓跑來了。事後，4名警察由於一級過失殺人罪和二級謀殺罪被指控，博斯在作證時回憶當時的情景：“我看到愛德華·麥克邁倫從門廳左側的台階上飛身向下倒去。與此同時，肖恩·卡羅爾位於門廳的右手邊，正在下台階。場面一片混亂，他沿著台階往下跑，那情景很……很驚心動魄。他不顧一切地順著台階向下退，愛德華倒在地上，子彈還在到處飛。我跑啊跑啊，然後看到愛德華中彈了。我只看到這麼多了。愛德華一直在開槍，肖恩也在朝著門廳開槍……然後我看到了迪亞洛先生，他在門廳的裡側，靠近最裡面的牆壁，裡門就在那兒。他在離門有一點兒距離的地方蹲著，手露在外面，我看到了一把槍。我說：‘老天呀，我死定了。’然後我開了槍，一邊開槍一邊後退，然後我向左側一躍，躲避開子彈的發射線……迪亞洛屈著雙膝，背部挺得直直的，像是在試著縮小目標的樣子。他看上去彷彿正處於戰鬥姿態，就是我在警察學校裡學過的姿勢。”
這時，對博斯進行審問的法官打斷了他，說：“他的手是什麼樣子的？”
“他的手露在外面。”
“全露在外面了？”
“全露在外面了。”
“你看到他手裡面握著個東西，對嗎？”
“是的，我覺得我看到他手裡有一把槍……我看到了他手中武器的全貌，那把傢伙是方形的。在我看來，子彈飛射、槍煙迷漫以及愛德華·麥克邁倫向下倒去的一剎那，就像是迪亞洛手握槍支擊中了愛德華，而我就是他下一個目標。”
卡羅爾和麥克邁倫各開了16槍：整整一子彈夾的子彈量。博斯開了5槍，墨菲開了4槍。四周安靜了下來，警察們拿著槍爬上台階，向迪亞洛靠近。“我看到了他的右手，”博斯事後回憶說，“手呈伸出狀，手掌是張開的。在應該看到槍的地方，我們卻看到了一隻錢包……我說：‘該死，槍呢？’”
博斯沿街奔向惠勒大街，他已經在嘯叫和槍戰中忘記了他們所處的位置。不久，救護車趕到現場，而博斯已經因為情緒失控而說不出話來。
卡羅爾坐在台階上，在迪亞洛滿是彈孔的屍體旁失聲痛哭。
1. 三個致命錯誤
快速認知最為常見和重要的形式，可能非我們對他人進行的判斷和形成的印象莫屬了。只要是在醒著且身邊有人的情況下，我們總是會不斷對別人的想法和感受產生種種預見和推斷。當有人說“我愛你”時，我們會盯著對方的眼睛來判斷此人是真心還是假意。初遇某人時，我們會對細微的信號留心注意。這樣一來，即使此人對我們談話的方式是正常或友善的，我們或許也會在事後嘟囔：“我覺得他不怎麼喜歡我”，或是“我覺得她不是很開心”。我們喜歡對面部表情難以捉摸的細微差別進行分解和剖析。比如說，如果你看到我咧著嘴大笑且眼睛閃閃發亮，你會認為我覺得什麼東西很逗。但如果你看到我邊點頭邊繃緊嘴角露出誇張的笑容的話，你會認為我被奚落了，正在用諷刺的方法回應。如果我在與某人眼神交匯後朝對方微微一笑，然後向下看並移開目光，你會猜想我正在調情。如果我在說完話後迅速地一笑，然後點點頭或歪歪頭，那麼你可能會推斷，我剛才說了些有點刺耳的話，想要緩和一下氣氛。你並不需要在聽到我說的全部內容後才下結論，你只需瞬間決斷，一切便如探囊取物了。如果你向一個坐在地上玩耍的小女孩兒靠近，然後做出一些讓她有點費解的行為——比如用手捧住她的手，那麼她會立即抬頭看著你的眼睛。為什麼呢？因為她需要為你的行為找一個解釋，而小女孩兒知道，她能從你的臉上找到答案。這種推斷他人意圖的行為，是薄片分析法的一個典型例子。我們為了讀懂他人的心思而捕捉細微且短暫的提示信號，如此本能而自然、讓我們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輕鬆上手的直覺行為，恐怕僅此一種了吧。然而，在1999年2月4日凌晨的幾個小時中，那4名沿著惠勒大街夜巡的警察們卻在如此基礎性的任務上出現了失誤，因為他們沒能讀懂迪亞洛的心思。
先看到迪亞洛的是肖恩·卡羅爾，他問車裡的同伴：“那傢伙在幹什麼呢？”原來，迪亞洛只是想透透氣。可當時的卡羅爾卻認定了此人看上去很可疑，這是第一處錯誤。接著，警察將車倒了回去，迪亞洛還是站在原地沒挪位置。卡羅爾事後說，這個舉動讓他“大吃了一驚”：這個人可真夠恬不知恥的，看到警察居然還不逃跑。迪亞洛並非恬不知恥，他只是感到好奇罷了。這是第二處錯誤。接下來，卡羅爾和墨菲朝台階上的迪亞洛走去，看到他稍微一側身，做了個掏口袋的動作。在那一剎那，兩人在心中認定：這是個危險人物。但迪亞洛並不危險，相反還被警察嚇得驚恐失措。這是第三處錯誤。通常情況下，在短時間內分辨出一個人是否行跡可疑、是厚顏無恥還是好奇心切並非難事，判斷一個人是危險分子還是膽怯之人更是易如反掌，每個在城市街道走過夜路的人都時常需要在瞬間做出這種計算分析。然而不知為什麼，這些警察卻在那一夜遺失了這種人類最為基本的能力，這又是因何而起的呢？
其實，這種錯誤並不少見。誤讀他人心思的事情時有發生，且是造成無數政治分歧和誤解傷害的罪魁禍首。然而，由於這些洞悉他人心思的失誤是如此短暫和難以捉摸，我們並不知道該對這些錯誤作何理解。舉例來說，在槍擊迪亞洛一案過後的數周到數月時間裡，隨著事件陸續被媒體曝光，人們對事件經過的說法在兩種極端的聲音之間搖擺不定。有人說這只是一場不幸的災難，是由於警察們時而需要在不確定條件下做出生死抉擇而產生的副產品，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審理迪亞洛一案的陪審團做出的結論，博斯、卡羅爾、麥克邁倫和墨菲4人全被免除謀殺罪名。而另一種聲音則將這一事件視為一樁再明顯不過的種族歧視案件，紐約市的抗議和遊行活動此起彼伏，迪亞洛被奉為烈士，惠勒大街也易名為阿馬杜·迪亞洛大街。布魯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為紀念迪亞洛寫作並演唱了一首名叫《41槍》（41 Shots）的歌曲，副歌部分寫道：“只因身在美國，你就遭受了死亡的劫難。”
然而，以上這兩種解釋都不盡如人意。並沒有證據表明，迪亞洛案中的4名警察都是惡棍、種族歧視者，或是在故意找碴兒。從另一方面來說，把槍擊事件簡單稱為一場意外也委實欠妥，因為這畢竟稱不上是警察例行的懲戒行為。自從將一位站在自家門口透氣的男子視為嫌疑犯的那一刻起，這些警察們接連做出了一連串錯誤的判斷，犯下了不容小覷的失誤。
換句話說，迪亞洛被擊一案落入了灰色地帶，在故意殺人和意外事件之間徘徊游離。心智解讀的失誤有時就是這樣，這些失誤並不總像其他的快速認知失誤那樣顯而易見，而是既複雜難懂又不易察覺，並且發生頻率高得出人意料。惠勒大街上演的這場悲劇便是一個強而有力的例證，它告訴我們心智解讀運作的方式，也向我們展示了心智解讀失誤偶然會導致的難以挽回的過錯。
2. 心智解讀理論
人們對心智解讀的瞭解，大多來源於一對師生關係的優秀科學家：西爾凡·湯姆金斯（Silvan Tomkins）和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老師湯姆金斯生於20世紀初的費城，其父是一名來自俄羅斯的牙醫。他身材矮小，大腹便便，一頭厚密的白髮，戴著一副大大的黑塑料框眼鏡。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和羅格斯大學教授心理學，著有一部名為《感情、意象、意識》（Affect, Imagery, Consciousness）的四冊叢書。這部著作十分晦澀難懂，其讀者大致分為兩類：理解書中內容且為之稱奇的人，以及不理解內容卻也為之稱奇的人。湯姆金斯的能言善辯是出了名的，每當雞尾酒派對末了時，他的身邊總會坐滿了屏氣凝神的聽眾。如果有人要求“再問一個問題”，那麼所有人都會再待上個把小時，聽湯姆金斯口若懸河地談論漫畫書、電視劇、情感裡的生物學知識、他對康德的不滿，以及他對當前風靡的飲食法的狂熱興趣。他將五花八門的話題融會貫通，巧舌如簧，講得娓娓動聽。
經濟大蕭條時期，正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湯姆金斯為一家賽馬聯合會擔任賽馬成績預測員。他的斐然業績讓他在曼哈頓的上東區過上了奢侈的生活。在賽馬場上被人稱為“教授”的他，常坐在場邊的觀眾席裡，舉著雙筒望遠鏡花幾個小時觀察賽馬比賽。艾克曼回憶說：“他觀察一匹馬兩邊的馬的品種以及這些馬之間的關係，以此來推測中間那匹馬的表現。”舉例來說，假如一匹公馬在其第一或第二年的比賽過程中曾經敗給過一匹母馬，那麼，如果這匹公馬在走向大門時身邊有一匹母馬的話，這匹公馬就必輸無疑了。（這只是個例子，沒有人有十足的把握。）
湯姆金斯認為，我們能從人類的面部表情中獲取有效的線索，從而得以分析其內心的情感和動機，甚至對馬也是如此。據說，湯姆金斯可以步入一家郵局，走到張貼通緝犯照片的地方，只看一看嫌犯的面部照片，便能說出這些亡命徒犯下的罪行各是什麼。他的兒子馬克回憶道：“爸爸在看《請說真話》（To Tell the Truth）節目時，總能百無一漏地辨認出說謊的人。他居然還給節目組的製片人寫過一封信，說節目太小兒科了，於是製片人邀請他去紐約，讓他在後台一試身手。”於哈佛大學任心理學教授的弗吉尼亞·迪莫斯（Virginia Demos）回憶起1988年美國民主黨全國大會期間她與湯姆金斯長談的情景：“我們坐在電視機前用電話交談，到了諸如傑西·傑克遜和邁克爾·杜卡基斯會談開始的時候，他會把電視的音量調小，然後通過觀察發言者的面部表情準確地推測出事態的發展。這真是太神奇了。”
保羅·艾克曼初遇湯姆金斯是在20世紀的60年代初，艾克曼當時還是個剛從研究生院畢業的年輕心理學家，對研究面部表情頗為熱衷。他常常琢磨，人類的表情是否受到某些共通的規律支配呢？西爾凡·湯姆金斯認為這樣的一套規律是存在的，但絕大多數的心理學家都對此持否認態度。當時的普遍觀點認為，表情是由文化背景決定的。也就是說，我們不過是遵循著一套後天習得的社會慣例來做面部表情。艾克曼無法在兩種觀點間定奪，為了幫助自己找出方向，他攜帶著男性和女性各式表情的照片，遠赴日本、巴西和阿根廷，足跡甚至遍佈遠東叢林中偏僻的部落。他驚奇地發現，所到之處的居民對照片上表情的理解都是一致的。他終於意識到，湯姆金斯是正確的。
不久之後，湯姆金斯來到艾克曼位於舊金山的實驗室做訪問。艾克曼搜集到了由病毒學家卡爾頓·蓋杜謝克（Carleton Gajdusek）拍攝的長約10萬英尺的膠片，這些膠片攝制於巴布亞新幾內亞荒僻的叢林中。其中一些影像拍攝的是一個名叫“南部弗”（South Fore）的和平友善的部落，另一部分則是有關一個名叫“庫庫”（the Kukukuku）的凶殘部落的，此部落有一項同性戀儀規，要求未成年的男孩作為男妓來侍奉部落裡的長者。艾克曼和他的同事華萊士·福利森（Wallace Friesen）花了6個月的時間整理這些影像，將無關緊要的部分刪掉，只留下部落成員的面部特寫，以便比較這兩組人的面部表情。
艾克曼把投影儀架好，湯姆金斯則坐在後面等著。沒有人向他透露有關這兩個部落的任何事情，所有的背景信息都被刪掉了。透過眼鏡片，湯姆金斯聚精會神地觀看著影片，末了，他朝放映屏幕走去，指著南部弗部落成員的臉說：“這些人都很溫和善良，他們心胸寬廣，並且愛好和平。”然後他又用手指著“庫庫”部落成員的面孔說：“這一群人崇尚暴力，另外，還可以從很多地方看出來他們是同性戀。”直到時隔30多年後的今天，艾克曼仍然難抑當時的震驚，他回憶說：“老天啊！我還清晰記得當時脫口而出：‘西爾凡，你到底是怎麼做到的啊？’他向放映屏走近了一些，我們將錄像以慢速倒放，其間，他向我們指出了片中人物面部的特殊凸起或皺褶，他就是通過這些訊號做出判斷的。我當時意識到：‘我得對面部表情來個透徹的分析。’這是被人遺漏的信息金礦，而湯姆金斯做到了慧眼識珠，如果他能做到，那說不定我們都行。”
艾克曼和福利森當即下定決心，要創建一個面部表情的分類系統。兩人查遍了有關面部肌肉的醫學類教材，找出了所有面部能夠做出的肌肉活動，這些肌肉活動共有43種，艾克曼和福利森稱之為表情動作單元（action units）。接下來，兩個人面對面坐在一起，夜以繼日地按順序練習每一組表情動作。他們首先用心記下每塊肌肉的位置，然後一邊仔細觀察對方，一邊集中注意力將這些肌肉一一區分開來。他們使用鏡子來端詳自己的面部活動，將每個肌肉活動會導致何種皺紋的產生都記在了筆記本上，並用錄像機拍攝下來。偶爾做不出某種肌肉活動的時候，他們便會造訪隔壁的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解剖系。在那裡，一位兩人都認識的外科醫生會用針刺和電流來刺激他們“桀驁不馴”的肌肉。艾克曼回憶道：“那可真是一點兒也不好受。”
掌握了全套的表情動作單元後，艾克曼和福利森便開始對不同單元進行混合搭配，把一個個動作疊加在一起。整個過程耗時7年之久。“兩塊肌肉之間就有300種組合方式，”艾克曼解釋道，“3塊肌肉則會產生超過4 000種搭配。我們最多組合了5塊肌肉的活動，這個組合產生的可用眼部識別的面部表情有1萬種之多。”當然，這1萬種面部表情中的絕大多數都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屬於幼兒做的鬼臉一類。但是，在通習了所有的表情動作單元組合後，艾克曼和福利森從中挑選出了3 000種看似有實際意義的表情，並且逐項編目，製成了一份人類基本面部表情目錄表。
保羅·艾克曼現在已經60多歲了，他的鬍子刮得很乾淨，雙眼間距較遠，雙眉粗而醒目。他雖是中等身材，但言談舉止中透出的倔強和魁梧之氣卻讓他看上去很壯實。他在新澤西州的紐瓦克長大，父親是一名兒科醫師。15歲時，他便進入了芝加哥大學學習。他說話時不緊不慢，在大笑之前總要稍微停頓一下，好像在等待別人的准許似的。他是那種喜歡羅列清單和逐一舉出論點的人，他的學術論文裡充斥著井然有序的邏輯性。他還喜歡在論文的結尾處將所有零散的異議與問題全部整理在一處，匯總成目錄。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他一直在任教的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一座破舊不堪的維多利亞式住宅樓中工作。初見艾克曼時，他坐在辦公室裡，向我重溫起多年前習得的表情動作單元組合。他上身向前微傾，雙手置於膝上。在他身後的牆上，掛著他的兩位偶像——湯姆金斯和查爾斯·達爾文——的照片。“人人都能做出4號動作單元，”他說著，他的眉間降肌、降眉肌和皺眉肌將眉頭往下降。“9號動作單元幾乎人人都能做到。”他使用提上唇鼻翼肌皺了皺鼻子。“人人都會5號動作單元。”他將上瞼提肌收縮，抬起一隻眼睛的上眼皮。
我努力地學著他的動作，他抬眼看看我，大方地稱讚道：“你的5號動作做得挺好，眼窩越深的人，做起5號動作單元就越難。”他瞇起眼睛：“這是7號。”他又運用他的顴大肌露出了一絲笑容：“這是12號。”接著，他挑起雙眉的眉頭說：“這是1號動作單元，表示沮喪和惱怒。”然後又使用側部額肌將雙眉眉尾也抬了起來：“這是2號動作單元，也很難做，但是沒什麼意義，只在歌舞伎劇目中出現過。23號是我的最愛，就是將嘴唇弄扁，這是個確鑿無疑的表示憤怒的信號，很難自動做出來。”他扁了扁嘴唇。“一次只動一隻耳朵仍然是最大的挑戰，我得專心凝神、拼了老命才能做到。”他笑著說：“我女兒一直想讓我學會這個動作，好讓我在她朋友那兒露一手兒。你看。”他說著，先動了動左耳，又動了動右耳。艾克曼的表情並不特別豐富，言談舉止很有心理分析師的范兒，他既善於觀察又不動聲色，變換表情時之輕易和快速令人歎為觀止。“我有個做不出來的動作單元，”他繼續說道，“就是39號。幸虧我帶的一個博士後會做。38號是張開鼻孔，39號正相反，是牽拉肌肉收緊鼻孔的動作。”他搖搖頭，又看了我一眼：“哎呀！你的39號做得真贊，是我見過的最棒的表情之一了。這是基因決定的，你們家應該還有其他成員具有這種迄今為止未被發掘的才能。你真行，真行呀。”他又笑了起來，說：“你應該拿這個本領去跟別人炫耀炫耀。對了，你應該去單身酒吧裡顯擺一下。”
接著，艾克曼把兩種動作單元疊加在了一起，以構成更加複雜的面部表情，也就是我們普遍能夠理解和辨認的感情的表達方式。比如說，快樂之情基本上是由6號和12號動作單元構成的，即收縮抬起雙頰的肌肉（眶部眼輪匝肌），同時收縮顴大肌，牽拉起嘴角。恐懼的表情基本是由1、2和4號動作單元組成的，確切地說，是由1、2、4、5和20號動作單元組成的，25、26和27號動作單元可有可無。也就是：抬起眉心的肌肉（內側部額肌），抬起眉尾的肌肉（側部額肌），外加降低額頭的降眉肌，加上上瞼提肌（此肌肉可以抬升上眼皮），加上笑肌（此肌肉可拉伸唇部），再加上分開雙唇的肌肉（降下唇肌），以及咬肌（此肌肉可使下頜張開）。憎惡之情呢？這種感情主要是9號動作單元構成的，也就是皺鼻子（提上唇鼻翼肌）這一動作，但有時也會帶有10號動作單元的動作，無論有沒有10號，這種表情都可以加入15、16或17號動作單元。
最後，艾克曼和福利森將這些動作單元及其解讀法則全部匯總在一起，編製成了臉部動作編碼系統（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即FACS），並整理出一份長約500頁的文件。雖然很多人可能難以想像，但這是一項充滿魅力的工作，在細節上有嚴格的要求。其中包括嘴唇能夠做出的動作（伸長、縮短、變窄、加寬、變平、撅起、繃緊以及舒展）；眼睛與面頰之間皮膚的四種變形（凸起、眼袋、瞼囊以及眼部細紋）；還包括眶下溝和鼻唇溝之間的重要區別等。我們曾在第一章裡提到的婚姻研究專家約翰·戈特曼也與艾克曼進行過長達數年的合作，利用臉部動作編碼系統中的原則來分析夫妻的情感狀態。其他的研究者也借用過艾克曼的這套系統，所用範圍涉及精神分裂症和心臟病等；就連皮克斯的《玩具總動員》、夢工廠的《怪物史萊克》的電腦動畫師們也曾借鑒過。想掌握這套系統需要花費幾個月的時間，全球僅有500人有資格在研究中使用此系統。但那些掌握了這個系統的人，也同時掌握了非同尋常的領悟力，能夠洞察人們在對視時所傳達的訊息。
艾克曼回憶起1992年民主黨初選時第一次看到比爾·克林頓時的情景，他說：“我觀察了他的面部表情，然後對我妻子說：‘這可是個搗蛋鬼。’這個人是那種希望在幹壞事時被抓個正著，卻又讓大家愛他的壞蛋。他有一個特別喜歡做的表情，就是‘我喜歡調皮搗蛋，但是還請你愛我這個小壞蛋’的表情，由12、15、17、24號動作單元外加翻白眼的動作組成。”艾克曼略停了一下，接著，他的臉上依次浮現了剛才所提到的一系列表情。他先收縮了他的顴大肌，露出一副標準的笑容，這是12號動作單元；接著使用降口角肌將嘴角向下拉，這是15號動作單元；他通過屈伸頦肌抬起了雙頰，這是17號動作單元；然後輕抿嘴唇，即24號動作單元；最後做了個翻白眼的動作，簡直就像克林頓本人突然現身在屋裡一樣。
“我認識一個朋友，他在克林頓的宣傳團隊供職。因此我找到他對他說：‘喂，克林頓喜歡在做一些表情的時候翻白眼，這些表情傳達的信息是‘我是個壞男人’。我覺得這不是什麼好事，我可以用兩三個小時幫他矯正過來。’我朋友說：‘這個嘛……我們不能冒這個險，不能讓別人知道他和撒謊方面的專家見過面。’”艾克曼的聲音漸漸低了下去，他對克林頓的喜愛是顯而易見的，他是多麼希望克林頓的表情僅僅是個毫無意義的習慣性面部動作啊。他聳聳肩，無奈地說：“很不幸，我想他注定要被人抓個正著吧——他的確被逮住了。”
3. 你的表情無處可藏
艾克曼的言外之意是，面部是一個豐富的資訊庫，能夠提供有關表情的諸多信息。他甚至有個更為大膽的見解，這個見解是理解心智解讀原理的核心，即：我們臉上透出的信息不僅僅是反映我們內心活動的導航儀，這些信息本身就是我們的心思。
這個見解形成於艾克曼和福利森為研究惱怒和沮喪表情而第一次相對而坐的時候。福利森說：“這些表情我們練習了好幾周，最後才終於有人站出來承認：做這些表情的感覺糟透了。然後，另外一人也發覺自己的心情很差，因此我們從那時起做起了記錄。”接著，兩人繼續回到研究中，並開始跟蹤調查他們在做某些表情時身體產生的反應。艾克曼說：“比如說吧，你要做1號動作單元，也就是抬起眉頭，外加6號，也就是抬起雙頰，再加上15號，將嘴角下垂。”他邊說邊做了這3個動作：“我們發現，只要做出這個表情，就能引起自主神經系統的顯著變化。剛開始時，我們大為詫異，這是完全出乎我們意料的現象。我們兩人都受到了影響，產生了悲傷和惱怒的情緒，心情跌至谷底。當我降低額頭、抬升上眼皮，將眼瞼收窄並將雙唇貼緊時（即4、5、7、24號動作單元）時，我所製造的情緒是惱怒之情。我的心率會隨之上升10~12下，手心也會發熱。做這組動作的時候，我無法阻止相應情感的生成，那感覺真是糟糕，糟糕透了。”
艾克曼、福利森以及一位名叫羅伯特·萊文森（Robert Levenson）的同事（他曾與約翰·戈特曼有過數年的合作經歷，心理學的世界真小啊）決定試著將這種影響效果記錄下來。他們找來一組自願參加的實驗對象，在他們身上連接了測量心率和體溫的監控器，以便記錄這些與惱怒、悲傷和恐懼等感情有關的信號。他們讓一半的實驗對像回憶一段壓力重重的經歷，然後再試著平復心情；另一半人則僅需要學會做出表示惱怒悲傷以及恐懼等緊張情緒的表情即可。結果，只需做出表情的第二組實驗對像出現了與第一組相同的生理反應，他們的心率和體溫都升高了。
幾年之後，一組德國心理學家進行了一次類似的研究，他們給一組實驗對像播放卡通片，讓其中一部分人用雙唇叼住一支鋼筆，以防止他們收縮笑肌和顴大肌這兩塊製造笑容的主要肌肉；另一部分人則需要用牙齒咬緊鋼筆——這是個強迫實驗對像微笑的動作，與第一種動作的效果正好相反。結果，與第一組人相比，用牙咬緊鋼筆的人覺得卡通片要有趣得多。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情感的出現在先，然後我們才能將情感反映在臉上，因此，這個實驗的結論可能是人們始料未及的。我們將表情視為情緒的殘餘物，然而這個實驗卻向我們揭示了，情緒和表情的出現先後順序是可以反轉的，表情是可以成為情緒的肇始的。我們的面孔並不是內心活動的公告牌，在內心活動過程中，表情和情緒是關係平等的同伴。
這個重要的發現對於心智解讀而言有著不可替代的影響。舉例說明一下，保羅·艾克曼曾在職業生涯的早期為40名精神病患者拍攝過錄像，其中的一位病人名叫瑪麗，是一位42歲的家庭主婦，曾3次自殺未遂。在第3次自殺時，她吞服了大量藥劑，幸而被人及時發現送往醫院才得以死裡逃生。她的孩子們都已長大成人並離開了家，丈夫也對她態度淡漠，她的心情極度抑鬱。這名病患初次入院時什麼也不幹，只是整天靜坐著以淚洗面，但治療似乎起到了良好的效果，3周後，她告訴她的醫生，說自己心情明朗了許多，想要回家度個週末看看家人。醫生同意了。然而就在離院之前，她坦白說自己回家度週末的真正意圖，是想再嘗試一次自殺。幾年之後，幾名年輕的精神科醫生詢問艾克曼，想知道應該如何判斷有自殺傾向的病人是否在撒謊。艾克曼想起了為瑪麗拍過的錄像，決心看一看裡面是否藏有玄機。他推想，如果面孔真的是顯示情感的可靠風向標，那麼他應該能從瑪麗撒謊說自己情緒有了好轉的錄像中找出破綻。為了尋找線索，艾克曼和福利森花了幾十個小時仔細看了錄像，他們不厭其煩地反覆倒帶，一邊用慢速播放，一邊檢查著每一個手勢和表情。終於，兩人發現了答案：當瑪麗的醫生詢問她對未來的計劃時，一種徹底絕望的表情從她的臉上一掠而過，其速度之快是肉眼幾乎無法捕捉到的。
艾克曼將這種轉瞬即逝的表情稱為微表情，在各種面部表情中佔有特殊和重要的地位。許多面部表情都是我們自發做出的，如果讓我一邊擺出一副嚴厲的面容，一邊對你大聲訓斥，那麼不僅我能輕而易舉地做到，你也能不費吹灰之力地解讀我的憤怒。但是，我們的面容同時還受到另外一種不同的、非自發的系統的支配，此系統做出的表情是我們無法用意識來駕馭的。舉例來說，很少有人能夠自動做出表示悲傷的1號動作單元（艾克曼指出，大導演伍迪·艾倫是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他能夠使用內側部額肌來製造出他那標誌性的充滿喜感的憂傷表情），但在不開心的時候，我們卻都能下意識地抬起眉頭。觀察一下嬰兒哭泣時的樣子，你通常會發現其內側部額肌像是被線牽著似的向上挑起。還有一個類似的例子，這個表情被艾克曼稱為“杜徹尼微笑”（the Duchenne smile），這個名稱是為了紀念19世紀的法國神經科學家紀堯姆·杜徹尼（Guillaume Duchenne）而起的，他是嘗試使用照相機記錄面部肌肉活動的第一人。如果我讓你做出微笑的動作，你會通過收縮顴大肌來完成，而相比之下，如果你的微笑是帶著真摯的情感自發做出來的，那麼，你不僅會收縮你的顴大肌，還會收緊你的眶部眼輪匝肌，也就是圍繞你眼周的肌肉。在被強迫做出微笑表情時，想要收緊眶部眼輪匝肌幾乎是無法辦到的，而當我們對令人愉悅的事物真心地微笑時，想要阻止此肌肉的收縮也同樣很困難。杜徹尼曾寫道，這種微笑“不服從於人的意願”，“這種微笑是否出現，能讓我們區分出真心和假意的朋友”。
每當我們體驗到某種基本感情時，我們的面部肌肉就能將這種感情表達出來。這種反應有時僅僅會在臉上停留不到一秒鐘的時間，有時更是要借助連接在面部的電子傳感器才能被覺察，但這些自發反應的出現是無法避免的。西爾凡·湯姆金斯曾經喊出過這樣的演講開場白：“人的臉就像陰莖一樣！”言下之意是，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的臉是有自己的思想的。這並不是說我們對面部完全沒有控制力，我們是可以通過使用隨意肌群來試著抑制非自發的反應的。然而，一部分被抑制的感情卻還是會時常暴露出來，比如說，即便我矢口否認我的不悅，但還是會有蛛絲馬跡流露出來。瑪麗就是如此。我們自發的表情系統是我們有意地傳達感情的途徑，而從許多方面來看，我們非自發的表情系統具有更為重要的用途：它是我們通過進化得來的、用來表達真實情感的工具。
艾克曼告訴我：“你肯定有過這樣的經歷：別人指出你在做某種表情，但你本人卻不自知。別人問你：‘你為什麼不開心呀？’或是，‘你傻笑什麼呢？’你聽得見自己的聲音，卻看不到自己的面孔。如果我們能知道自己臉上的表情是什麼，我們就能更好地自我掩飾了。但這並不一定是件好事。想想看：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開關，可以隨心所欲地隨時把表情從臉上抹掉，如果嬰兒也有這種開關，我們就不能體恤他們的感情了，那他們的麻煩可就大了。我們可以這麼說：由於我們進化出了表情系統，父母才能照顧自己的孩子。再想像一下：如果你的配偶有這樣一個開關，那麼你們之間的這段感情根本無法維持。我認為，如果沒有我們的表情系統，婚姻、熱戀、友情，還有其他的親密關係都是浮雲。”
艾克曼把一盤O·J·辛普森受審的錄像帶放進錄像機裡，錄像中，案件的主審檢察官瑪西亞·克拉克（Marcia Clark）正在審問暫住在辛普森家的卡托·凱林。凱林一頭蓬亂的頭髮，坐在證人席上，一臉茫然的樣子。克拉克拋出了一個辛辣的提問，凱林身體前傾，輕聲回答了她的問題。“看到了嗎？”艾克曼問我。而我卻什麼也沒有捕捉到，凱林就是凱林，就是那個既被動又無惡意的凱林啊。艾克曼暫停了錄像，倒了帶，又用慢速重播了一遍。屏幕上的凱林向前傾身，回答了問題，但就在指顧之間，他的臉部完全變了模樣：他收緊了他的提上唇鼻翼肌，皺著鼻子，露出牙齒，放低了額頭。“這差不多算是9號動作單元的表情，”艾克曼解釋，“表達的是憎惡外加惱怒之情，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當我們將眉頭降低時，通常眼睛不會像他這樣圓睜著。他抬起上眼皮的動作不是表示憎惡，而是惱怒表情的一部分。整個過程非常短暫。”艾克曼將錄像暫停，又重新播放了一遍，他緊盯著屏幕說：“知道嗎，他看起來就像一隻嗥叫的狗。”
艾克曼給我播放了另外一段錄像，是1955年哈羅德·“金”·菲爾比（Harold “Kim” Philby）舉行的一場媒體見面會。當時的人們還不知道菲爾比是一位蘇聯的間諜，但他的兩位同事唐納德·麥克萊恩（Donald Maclean）和蓋伊·伯吉斯（Guy Burgess）已經在前不久背叛蘇聯投敵了。菲爾比身著深色外套和白色襯衣，他的直髮從額頭左側梳開，臉上一副趾高氣揚的神情。
錄像中一位記者發問道：“菲爾比先生，外交大臣麥克米蘭先生聲稱，並無證據顯示你就是傳言所說的向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告密的所謂中間人。您對他對您的澄清滿意嗎？”
菲爾比用他英國上層人士那副拿腔拿調的語氣自信地回答：“是的。”
“那麼，如果有中間人這麼一個角色的話，那個人會是您嗎？”
菲爾比仍然堅定不移地答道：“不，不會是我。”
艾克曼倒帶後用慢速重播了剛才的那段錄像，他用手指著屏幕說：“看這兒。記者提了兩次問題，都是有關他是否犯過叛國罪的嚴肅問題，而他卻欲露幸災樂禍之容，看上去就像一隻吃到了金絲雀的貓。”這個表情從他臉上一閃而過，時間不過幾微秒，但是在1/4慢速播放模式下，還是顯得一清二楚：他的雙唇貼在一起，純粹是一副沾沾自喜的表情。艾克曼繼續說道：“他正自鳴得意呢，不是嗎？我把這叫‘撒謊的快樂’，也就是人們從欺騙他人中得到的刺激感。”艾克曼繼續播放錄像，說：“另外還有一點需要指出。”屏幕上，菲爾比正在回答另一個問題：“從第二方面來說，伯吉斯/麥克萊恩事件已經引起了非常……”他停頓了一下，“棘手的問題。”艾克曼將錄像暫停，說：“就是這兒，一個很難觀察到的沮喪和不悅的微表情，只有在眉毛上有所表現——確切地說，只在一根眉毛上有所表現。”的確，菲爾比的右側眉頭抬起，無疑是1號動作單元的表情。艾克曼說：“這個動作單元不是他有意的行為，時間極為短促，與他的自信和沉著完全背道而馳。這個動作單元是在他談及伯吉斯和麥克萊恩時出現的，他曾向這兩個人告過密。這是個絕佳的例子，告訴我們‘不要篤信耳聞之事’。”
艾克曼所描述的內容，實際上就是我們對他人進行薄片分析時所依據的生理學基礎。我們之所以能夠輕鬆自如地讀懂他人的心思，是因為理解某人或某種情況所需的線索往往就擺在對方的臉上。我們可能不能像保羅·艾克曼或西爾凡·湯姆金斯這些人一樣，成為閱讀表情的行家裡手，也可能無法捕捉到卡托·凱林變化為一隻嗥叫之犬的短暫瞬間，但是我們有充足易懂的面部信息，幫助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讀懂別人的心思。如果有人對我們說“我愛你”，我們就會立即盯住對方，只是因為通過看對方的臉，我們便能夠明瞭——或至少更加清楚地知道——對方的心意是否真誠：我們能否觀察到溫柔和喜悅之情？或者，對方的臉上是否在流光瞬息之間閃過一絲沮喪和不快的微表情？當你用雙手捧住嬰兒的雙手時，嬰兒會抬頭看你的眼睛，因為他/她知道，這個動作的含義可以在你的臉上找到。你的面部肌肉是否因為表示快樂之情的6號和12號動作單元而收縮（眶部眼輪匝肌以及顴大肌）？或者你的臉上掛著連幼兒都能輕易通過直覺判斷為表示恐嚇的1、2、4、5和20號動作單元（側部額肌、內側部額肌、降口角肌、上瞼提肌，以及笑肌）？這類推測我們都能夠在短時間內得心應手地做出。實際上，這種推測我們每天都得做，而且並不需要經過思考。但這也正是阿馬杜·迪亞洛一案的謎題所在，因為，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在1999年2月4日凌晨的那幾個小時中，警察肖恩·卡羅爾和他的同事們完全喪失了進行這種推斷的能力。迪亞洛是無辜的，當時他的情緒是好奇和害怕參半的，並且昭然若揭地寫在他的臉上，然而警察們卻對此視而不見。這是為什麼呢？
4. 男人、女人和電燈開關
通過自閉症這個很典型的例子，我們來看一看喪失心智解讀能力意味著什麼。按照英國心理學家西門·巴倫科恩（Simon Baron-Cohen）的話說，患有自閉症的病人存在“思維盲區”（Mind Blindness）。我在上文中敘述的這些人們與生俱來、自動自發的能力，對於自閉症患者來說卻是難以企及甚至無望達到的。他們很難讀懂諸如手勢和面部表情等非語言類的信號，也很難從他人的角度看待問題，另外也不擅長理解任何超越字面意思的詞句。他們發揮直覺的器官已經基本喪失了功能，從他們看待周圍世界的方式，我們能夠清楚地明白心智解讀功能失靈所導致的後果。
阿米·科林（Ami Klin）是全美自閉症研究方面首屈一指的領軍人物，現於紐黑文耶魯大學的兒童研究中心任教。在那裡，科林有一位跟蹤研究了多年的病人，我們且叫他彼得。彼得40來歲，受過高等教育，工作和生活都能完全自食其力。科林向我解釋說：“我們每週都要會面談話，這個人的能力很強，善於言談，但是由於缺乏直覺能力，因此需要我為他對周圍事物提供解釋。”科林相貌酷似演員馬丁·肖特（Martin Short），是以色列和巴西的混血，講話時帶著一種特別的口音，但並不妨礙理解。在談到自己多年的病人彼得的情況時，科林的話語中並無居高臨下或漠不關心之感，語氣平靜得像是在描述一個稀疏平常的性格小缺陷。“我每週都要和他談話，和他說話時的感覺就是：我可以為所欲為地幹任何事。我可以摳鼻子，可以脫褲子，也可以邊聊邊處理一些工作。即使在他的注視下，我也不會有被端詳或被監視的感覺。他全部的注意力幾乎都放在我說的話上，話語對於他來說尤為重要，但他完全不會關注我的話語是如何與表情等非語言信號相互呼應的。一切在大腦中進行的活動——也就是他無法直接觀察到的信息，對於他來說都是難解之題。我是他的心理治療師嗎？事實並非如此。通常意義上的治療都是以病人對自身動機的洞察能力為基礎的，但對於彼得來講，洞察力並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因而這個過程更像是在破解謎題。”
通過與彼得的談話，科林想要弄明白，自閉症患者是如何理解這個世界的。為此，他和同事們設計了一項新穎巧妙的實驗，決定給彼得播放一部影片，然後跟蹤他的雙眼在注視屏幕時的活動方向。所選的影片是1966年由愛德華·阿爾比的劇目改編的電影《靈慾春宵》（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劇中，理查德·伯頓和伊麗莎白·泰勒飾演的夫妻邀請了由喬治·席格和桑迪·丹妮絲飾演的年輕夫妻一起聚會，誰料聚會卻演變成了緊張刺激的一夜險情。科林解釋道：“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部劇目了，我愛它的電影版本，愛理查德·伯頓，也愛伊麗莎白·泰勒。”電影對於科林的實驗來講，真可謂是好鋼用在了刀刃上。自閉症患者對機械呆板的東西很是著迷，而這部影片的鏡頭突出演員，且佈景十分寬敞。科林解釋說：“這部片子是圍繞著4位主人公和他們的心理活動展開的，內容很緊湊，片中很少出現靜態單調的鏡頭，因而幾乎不會讓自閉症患者分心。如果我播放的是主人公為一台機器人的《終結者2》（Terminator 2），那麼我就收不到預期的效果了。《靈慾春宵》的內容全部以緊張刺激、扣人心弦的交際互動場面為脈絡，其中包含層次豐富的情感、表情和含義。我們的實驗目的，是要看看這些人是如何搜尋事物的含義的，這也是我選擇這部片子的原因。我很想透過自閉症患者的雙眼來看看這個世界。”
科林給彼得的頭部戴上了一部裝置，上面配有一種由兩架小型攝像機構成的簡易但功能強大的視線追蹤儀器。一架攝像機負責記錄彼得視網膜中央凹進處的活動，另一架則用來記錄彼得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然後，研究人員把兩架攝像機的圖像疊加在一起，也就是說，在每一幀畫面上，科林都能夠畫出一條線來表示彼得當時注視的位置。事後，他讓沒有患自閉症的實驗對象也觀看了影片，然後將他們的眼部運動和彼得的做了比較。我們拿電影中的一個場景來舉例吧，其中，尼克（喬治·席格飾）正在禮貌地與人交談，他指著男主人喬治（理查德·伯頓飾）的書房牆壁問：“這幅畫是誰的作品呀？”很明顯，你我在觀看這個場景時，雙眼會跟隨尼克手指的方向看去，目光落在那幅畫上，接著轉回到喬治的雙眼上，觀察他會做何反應，然後再回到尼克的臉上，看看他對喬治的回答有什麼回應。所有這一切都在不到一秒鐘的時間內完成。在科林的視覺掃瞄圖上，表示正常人注視點的線條構成了一個邊緣平滑的直角三角形，先由尼克到牆上的圖畫，再轉回到喬治，最後回到尼克臉上。可是彼得的觀察方式卻有些與眾不同，他的目光首先停留在尼克的脖頸處，而沒有跟隨尼克胳膊所指的方向。原因並不難理解：我們在解讀用手點指這一動作時，由於需要讀懂動作發出者的心思，必須立即轉換到他的角度進行思考。但顯然，自閉症患者們不具備心智解讀的能力。科林告訴我：“幼兒在12個月大之前就能對點指這一動作做出反應了。而冰雪聰明的彼得已經42歲了，卻不具備這一能力。這些手勢和動作的意義都是幼兒自然而然就能學會的，但他卻是一頭霧水。”
那麼彼得是怎麼做的呢？他聽到了“畫”和“牆壁”這兩個詞，於是就在牆壁上尋找那幅畫。但是周圍的牆上掛著3幅畫，究竟是哪一幅呢？科林的視覺掃瞄圖顯示，彼得的目光在3幅畫之間拚命地移動著。與此同時，電影的對白已經繼續往下進行了。對於彼得來講，只有當尼克的口頭表達非常清晰明確時——也就是說，尼克得說出“左邊這幅畫著人和狗的圖畫是誰的作品呀”這樣的話，彼得才能夠看懂這場戲。只有在一個完全按字面意義表達含義的環境中，自閉症患者才不致困惑迷茫。
還有一點也很關鍵。在喬治和尼克對話時，正常人會盯著兩人的眼睛看，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在別人的談話過程中，我們需要一邊傾聽他們的對話，一邊觀察他們的眼睛，以便捕捉艾克曼事無鉅細地記錄下的細微表情變化。但在觀看那場戲時，彼得並沒有看任何人的眼睛。在電影另外一個重要的場景中，喬治和瑪莎（伊麗莎白·泰勒飾）情意綿綿地擁抱在一起，而彼得卻沒有像一般人一樣去看這對擁吻情侶的眼睛，而是將目光放在了兩人身後牆壁的電燈開關上。這並不是因為彼得反感人類或是討厭親暱行為，原因在於：如果一個人不具備心智解讀的能力，不能用他人的視角來看待和思考問題的話，那麼即便去觀察他人的面孔或雙眼，也難以獲取任何重要的信息。
科林在耶魯大學有一位名叫羅伯特·T·舒爾茨（Robert T.Schultz）的同事，他曾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儀（FMRI）做過一項實驗。功能磁共振成像儀是一種非常精密的腦部掃瞄儀，能夠顯示腦部血液在任意指定時間點的流向，並由此顯示大腦的哪些部位正處於工作狀態。舒爾茨讓實驗對像進入成像儀機器倉中，給他們佈置了一個簡單的任務，即用按鈕的方式來表示他們所看到的兩張面孔或兩件物品（如椅子或錘子等）是否相同。普通人在看到人臉時所用的大腦部位稱為“梭狀回”（fusiform gyrus），是一個極其精密的大腦部件，能讓我們從所知的成千上萬張面孔中進行分辨。（在腦中想像一下瑪麗蓮·夢露的臉，好了嗎？你剛剛就用到了你的梭狀回。）然而，當正常的實驗對像看到一把椅子時，他們所用到的是相比之下功能較弱的全然不同的大腦區域，即通常用來觀察物體的“顳下回”（inforior tempord gyrus）。（你之所以能在40年後認出初二的同學薩莉，卻難以從機場的行李傳送帶上認出自己的行李包，原因就在於所使用的兩個大腦區域的精密度有所不同。）可是，在用自閉症患者進行相同實驗的過程中，舒爾茨卻發現，這些患者在看到椅子和人臉時使用的都是大腦的物體辨認區域。換句話說，從最基本的神經系統層面來講，在自閉症患者看來，人臉只不過是一把椅子而已。下文是醫學文獻中最早的一則對自閉症患者的描述。“他從不抬眼看別人的臉，在和別人交際時，他看待對方（或者說對方的面部）的方式和對待物體沒什麼兩樣。他會跟隨自己的一隻手的方向行動，在玩耍時，他用頭部頂撞他的母親，和他平時用頭頂枕頭的動作很像。他雖然允許寄宿處的阿姨為他穿衣，卻沒有對她表現出絲毫的注意。”
因此，當彼得看到瑪莎和喬治的吻戲時，他的注意力並沒有自然地聚焦在兩人的面部。他看到的不過是三個物體——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以及一個電燈開關。其中更吸引他的是哪個物體呢？令人詫異的是，他選擇了電燈開關。“我知道，（對於彼得來說）電燈開關是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物品，”科林告訴我，“一看到電燈開關，他的注意力就會被吸引。這就好比你是一位亨利·馬蒂斯畫作的鑒賞家，你瀏覽了眾多畫作，突然感歎道：啊！這不就是馬蒂斯的作品嗎！同樣的，彼得也會驚歎：啊！這不就是電燈開關嗎！他在找尋意義、找尋規律，因為他討厭困惑。每個人都會被對他們而言有一定意義的東西所吸引，對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來說，人本身就符合這一標準。但如果人並不能為你傳達含義和信息，那麼你便會從其他東西中找尋和求索。”
在科林實驗用的電影裡，火藥味兒最濃的一場戲可能要數瑪莎和尼克並肩而坐的一幕了。瑪莎使盡渾身解數地挑逗尼克，甚至把一隻手放在他的大腿上，而在他們身後，微微側身偷看兩人的喬治卻越發感到嫉妒和憤怒之火熊熊燃燒。隨著劇情的鋪開，一般觀眾的視線幾乎呈等邊三角形的形狀，從瑪莎的雙眼移動到尼克的雙眼，又從喬治的雙眼落回到瑪莎的雙眼上，隨著氣氛的逐漸升溫，密切關注著三人的心理狀態。但是彼得呢？他先盯著尼克的嘴巴，又瞟到尼克手中的杯子，接著目光又落到了瑪莎毛衣的胸針上，卻一眼也沒有看喬治。因此，他完全沒有捕捉到這場戲傳達的感情信息。
在實驗中與科林共事的沃倫·瓊斯（Warren Jones）說：“在一場戲裡，喬治馬上就要按捺不住自己的怒火了。他走到衣櫥邊，從架子上拿起一把手槍，對準瑪莎扣動了扳機。誰料，從槍口射出的卻是一把傘。觀眾們直到看到了傘，才意識到這只是一個計策，因而在剛才著實捏了一把汗。但自閉症患者們卻會放聲大笑，把這千鈞一髮的時刻完全看作一場動作喜劇。這一點很能說明問題。自閉症患者沒有抓住這場戲的感情基礎，他們只看到了喬治扣動扳機卻射出一把傘的表面現象。他們走出放映室，心裡暗想：戲裡的人玩得真開心啊。”
彼得在電影實驗中的表現，向我們清晰地展示了心智解讀能力的喪失所引發的後果。彼得聰穎過人，從著名學府畢業，他的智力遠遠高於普通人的水平。科林在談到他時也流露出對他發自內心的尊重。但是，由於一項非常基本的能力的缺失，由於他在心智解讀方面的缺陷，使他在觀看完《靈慾春宵》一片後，對影片的理解不僅錯得離譜，而且還與社會普遍的理解完全脫節。彼得常犯這樣的錯誤，但鑒於他由自閉症造成的永久性思維盲區，這些錯誤是可以理解的。可我不禁想到，在特殊的情況下，我們這些正常人是否也會暫時出現和彼得一樣的思考方式呢？自閉症或者思維盲區一定是慢性永久的嗎？有沒有可能出現偶發情況呢？這是否能為我們解釋平日裡意識健全的人偶爾做出大謬不然的判斷的原因呢？
5. 與狗爭吵
在電影或電視劇偵探片裡，開槍的鏡頭時有出現。片中的人物鳴槍射擊、追捕對手，有時還要開槍殺人。對手被擊斃後，這些人站在屍體旁大抽香煙，然後再和同伴們去喝啤酒慶祝。按照好萊塢的說法，開槍是件既稀疏平常又簡單易行的事兒，然而實際卻並非如此。超過90%的絕大多數警察在其整個職業生涯中都沒有向任何人開過槍，根據有過開槍經歷的人的描述，整個過程形成的壓力大如千斤之鼎。這樣看來，我們有理由相信，開槍的經歷可能會導致偶發性自閉症症狀的出現。
以下的例子是一段訪談節選，此訪談是密蘇里大學犯罪學專家戴維·克林格（David Klinger）為他的一本引人入勝的著作《殺人地帶》（Into the Kill Zone）而做的，對象是幾名警察。第一段文字中的受訪警察曾向一名威脅要槍殺其同伴丹的人開過槍：
他抬眼看到了我，嘴裡嘟囔了一句：“該死的。”這句話並不是“該死的，我好害怕”的意思，而是“該死的，這兒又來了一個人，我得把他也殺了”——非常尖酸，挑釁意味十足。他把抵著丹頭部的槍撤回來，舉槍朝我瞄準。這一切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幾毫秒之內發生的，與此同時，我也舉起了槍。丹仍然在和他對抗，當時我腦海裡只有一個念頭：“老天啊，可別讓我射中丹啊。”我共發射了5發子彈，在開槍時，我的視線也同時發生了變化。原本能夠看見整個場景的我，當時只能看見罪犯的腦袋，其他一切都霎時間消失了。進入我視線的只有他的腦袋而已。
我看到5發子彈裡的4發都射中了目標。第一發擊中了犯人的左眉，在他頭上射穿了一個洞，他的頭往後猛地一倒，說了聲：“哎呀。”意思是“哎呀，你打中我了”。可是他仍在繼續把槍口朝我的方向對準，於是我發射了第二發子彈，我看到他左眼眼眶稍靠下的地方出現了一個紅點，他的頭往側面轉動了一下。我又開了一槍，擊中了他的左眼外沿，他的眼睛爆裂開來，眼球掉了出來。我的第四發子彈正好從正面射中了他的左耳。第三發子彈已經讓他的頭又往我的側面轉了一些，第四發子彈打到他時，我看到一個紅色小洞在他腦袋的側面打開後又合上了。我沒看到第五發子彈打到哪兒去了。然後，我聽到了罪犯向後倒地的聲音。
這是另一段訪談記錄：
當他向我們衝來的時候，一切都慢了下來，彷彿一切都成了近鏡頭模式……他那邊一有動作，我的全身都緊張了起來，胸部以下好像都沒了知覺。我的視線全然對焦在目標身上，我屏氣凝神地準備對他的動作做出反應，腎上腺素一陣狂飆！我大氣也不敢多喘一口，一切感知全都朝前聚焦在迎面向我們奔來的持槍男子身上，視線則集中在他的身體軀幹和手中的槍上。我無法告訴你他的左手在幹什麼，因為我不知道，我盯著的是他的槍。我看到他的槍從他胸前的部位掉落下來，那是我朝他開的第一槍。
我什麼也沒有聽到，完全沒有聽到。在我開槍時，艾倫已經打出一顆子彈了，但我並沒有聽到他開槍。我第二次開槍時，他又打出兩顆子彈，但我還是沒有聽到他開槍的聲音。他倒在地上，滑著向我撞過來，我們兩人都停止射擊。我甚至記不清是怎麼從地上爬起來的，畫面跳轉到我站起來的情景，他躺在我的腳邊。也就是說，等我明白過來後，我已經站在地上俯視著他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站起來的，是雙手撐地而起？還是雙膝跪地而起？都是一片模糊。但是我一站起來就恢復了聽力，因為我能聽到彈殼仍在地板磚上叮噹作響。時間也似乎恢復了正常，從開槍過程中的慢速模式恢復過來。這一切始於他向我們衝來的那一刻，雖然我知道他正向我們跑來，但看上去他彷彿是在慢鏡頭裡活動一樣。這是我見過的最稀奇、最邪門兒的事兒了。
我相信，你一定也會覺得這些故事聽上去很古怪。在第一段節選中，那位警察所敘述的事情聽上去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人怎麼能看到自己的子彈擊中別人的過程呢？第二段節選也同樣令人詫異，受訪者聲稱沒有聽見槍的響聲，這怎麼可能呢？然而，在對參與過槍擊事件的警官的採訪中，同樣的細節卻頻頻出現：視覺高度清晰、隧視野出現、聲音減弱，以及時間降速的感覺。這是人類身體應對極度壓力的方式，箇中奧妙並不難理解。當威脅生命的情況出現時，我們的大腦會急劇縮減我們需要處理的信息數量及範圍。為了增強對眼前咫尺之遙的危機的感知，聲音、記憶，以及籠統的社會認知都成為犧牲品。確切地說，感知範圍的縮小幫助了克林格書中描述的警察們出色地完成任務，也讓他們得以將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威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