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潛意識就像一個心理世界的僕從，精心照料著你思維生活中微妙的細枝末節，密切關注著你周圍發生的一切，竭力確保你能夠隨機應變。
維克·佈雷登（Vic Braden）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網球教練之一，從不久前開始，在觀看網球比賽的時候，他總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在網球運動中，選手有兩次發球機會，如果錯失了兩次機會，就算雙發失誤。佈雷登發現，他總能預料到選手雙發失誤的時機。選手將球拋到空中，拉回球拍，而就在球剛要觸拍的一剎那，佈雷登便會脫口而出：“哦不，雙發失誤。”果不其然，選手要麼打出邊球，要麼打出長球,要麼就是發球觸網。無論選手姓甚名誰、是男是女，無論佈雷登觀看的是現場比賽或是電視轉播，也無論他對發球的選手瞭解幾何，這些因素都不重要。他說：“我連素未謀面的俄羅斯女選手是否會雙發失誤都能料到。”其實，佈雷登靠的並非運氣。如果你能在拋硬幣時正確猜出正反面，那麼你靠的是運氣。但雙發失誤出現的概率微乎其微，在整場比賽中，一名專業選手可能要發數百次球，才會出現3~4次的雙發失誤。曾有一年，佈雷登位於南加州住家附近的印第安韋爾斯舉辦了一場大型專業網球錦標賽，他決定做一下記錄。結果出人意料：在佈雷登觀看的比賽中，一共出現了17次雙發失誤，而他準確預測出的雙發失誤足有16次。“有一段時間，事態的發展把我自己都嚇住了，”佈雷登說道，“我真是被嚇得夠嗆。我把20次雙發失誤全猜出來了，況且，對象可是那些幾乎從未出現過雙發失誤的選手。”
佈雷登現已70多歲了，年輕時的他曾是一名世界級的網球運動員，在過去的50年中，他培養、輔導並熟識了眾多網球歷史上最頂尖的選手。他身材矮小，卻與30多歲的人一樣勁頭十足。如果你與網球界人士聊天，他們會告訴你，維克·佈雷登對比賽的細節變動和微妙之處已經習悟到了目無全牛的境界。如此說來，維克·佈雷登能在眨眼之間精確地參透一記發球也不足為奇了，這與藝術史學家一眼識破蓋蒂立像真面目的能力是大同小異的。不知是網球運動員的姿勢、拋球的方式，還是動作的流暢程度，某種因素開啟了佈雷登的潛意識層面，使他僅憑直覺便拿捏到了雙發失誤的“giss”。他把發球的動作切分成了薄片，做出瞬間決斷，而後豁然開朗。但問題在於，儘管佈雷登絞盡腦汁，但就是搞不懂自己是怎麼做出決斷的。
“我看到了什麼？”佈雷登自問道，“我躺在床上冥思苦想：我是怎麼做到的呢？卻怎麼也搞不懂。這個難題折磨著我，把我都給逼瘋了。我把錄像看了一遍又一遍，在腦海中不停重現發球的過程，竭力想弄個明白。運動員是不是被絆了一下？是不是多邁了一步？是不是讓球多彈了一下？是不是什麼因素改變了他們的動作？”佈雷登做出決策的根據似乎隱匿在潛意識層面的某個地方，但他無從挖掘。
這就是我們潛意識思考和決策的第二個主要特點。瞬間做出的決斷是轉瞬即逝的，這是因為：首先，這些決策來源於我們體驗與經歷的最細微片段；其次，這些決策的出處來源於潛意識層面。在艾奧瓦大學的賭博實驗中，賭博者開始迴避高風險紅色紙牌的時間，要比他們實際意識到的時間要早了許多——又抽取了70張卡牌後，大腦的顯意識層面才終於弄懂了形勢。在哈里森、霍文和希臘專家們初次看到立像時，他們感到一陣厭惡，頭腦中不時浮現出各種形容詞，哈里森甚至脫口而出：“很遺憾聽到這個消息。”但在疑慮初生的瞬間，他們還遠遠無法逐一列舉產生這些感覺的原因。霍文曾與幾名他稱為“贗品終結者”的藝術專家在一起交流，他們一律解釋說，辨識藝術品真偽的過程，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霍文說：“在觀看一件藝術品時，這些專家們會感到‘一種心理上的暗湧’，各種圖片資料一股腦兒地湧入他們的大腦中。一位贗品終結者形容說，這種感覺就如他的眼睛和知覺化為了一群蜂鳥，在幾十個鳥巢間竄進竄出。不出幾分鐘，有時甚至不過幾秒，這位贗品終結者便能夠聯繫起大量警示他‘小心’的信號。”
以下是霍文談及藝術史學家伯納德·貝倫森（Bernard Berenson）時的原話。“（他）有時會把同事搞得暈頭轉向。如果一件藝術品有瑕疵或與背景有相悖之處，那麼這件物品便可能是件拙劣的仿製品，或是假貨。貝倫森雖然能夠洞見這些細微的缺陷，卻無法解釋自己是如何捕捉到這些東西的。在法院開庭審理某件案子時，貝倫森竟然只能告訴大家，當時他的胃感到不太對勁兒，耳邊出現了奇怪的嗡鳴聲，突然產生了暫時的抑鬱感，並感到頭昏眼花、失去平衡。這些因素都不足以精確地說明他是如何看出眼前的藝術品是仿製品的，但他只能解釋到這一步了。”
瞬間決斷和快速認知的形成過程十分神秘。而維克·佈雷登所上下求索的，就是這間潛意識“密室”的鑰匙。他徹夜不寐，試圖搞明白發球過程中到底有什麼東西為他的決策指點了方向，但也只是枉費心機罷了。
我覺得，我們並不是找尋這密室之匙的好手。理解瞬間決斷和薄片法的巨大神力是一回事，但將我們的信任寄托在看似如此不著邊際的事情上，可就應該另當別論了。億萬富翁、投資巨頭喬治·索羅斯的兒子曾說過：“我的父親會正襟危坐，用理論向你解釋他決策背後的原因。但我記得兒時曾一邊看著他的解釋一邊想：這裡面至少有一半是信口胡謅的。我的意思是，他之所以在市場浪潮中改變手段和策略，是因為他的背部開始鑽心地疼痛。他的背部真的會一陣陣地抽搐，而這個預示危險的信號才是他決策的真正原因。”
喬治·索羅斯清楚，通過潛意識推理得出的成果具有很高的價值，顯然，這是他在專業領域業績斐然的原因之一。但是，假如你我要與索羅斯合夥投資，而他在做出決策時給予我們的唯一理由是，他的背痛又犯了，那麼，我們難免會惶恐不安。一位像傑克·韋爾奇這樣功成名就的首席執行官可能會將自己的回憶錄命名為《傑克·韋爾奇自傳》（Straight from the Gut）[5]，但在書中他會明確指出，鶴立雞群的他憑借的不僅是直覺，還有精心測算出的管理理論、運營系統和原則等。我們的社會要求人們做出有理可依、有據可循的決定，彷彿我們在表達自己感覺如何時，還非得詳細道出為何產生這種感覺不可。正因為如此，蓋蒂（至少在剛開始時）對霍文、哈里森和澤裡一行人的觀點難以接受：聽取科學家和律師的意見要容易得多，因為他們能夠提供大量文件，來支持自己的結論。我個人認為，這種方法態度是個弊病。如果想要學著提高決策能力，我們就得接受瞬間決斷變幻莫測的本性，尊重即使不知所以然也能知其然這一事實，並且堅信，瞬間決斷有時對於我們更為有利。
1.誘導行為
假設我是一名教授，你受我之邀赴辦公室來見我。你走過一條長長的走廊，跨進門，在桌旁坐定。在你面前擺放著一張紙，上面列著幾個分別由5個詞語組成的詞組。我要求你以最快的速度，從每個詞組中抽取4個單詞，並分別組成一個語法正確的句子。這是一個被稱為亂句重組的測試。準備好了嗎？
1.他，是，擔心，她，總是
2.自，來，佛羅里達，橙子，溫度
3.球，那，扔，投，安靜地
4.鞋子，給，交換，那雙，老舊的
5.他，注視，偶爾，人，觀察
6.會，將，出汗，孤單的，他們
7.天空，那，密不透風的，灰色的，是
8.應該，現在，撤回，健忘的，我們
9.我們，賓戈遊戲，唱，玩，讓
10.陽光，使，溫度，起皺，葡萄乾
這看起來挺簡單的，對吧？其實不然。信不信由你，在做完這個測試之後，你走出我的辦公室、穿過走廊的速度會比來的時候要慢。通過以上這個測試，我影響了你的行為方式。我是如何做到的呢？回頭再看看那張清單，你會發現整張清單上零星地羅列著一些特殊的詞語，比如“擔心”、“佛羅里達”[6]、“老舊的”、“孤單的”、“灰色的”、“賓戈遊戲”以及“起皺”。你認為我僅僅是讓你做個語言測試罷了，但實際上，我同時也在指示著你腦中的大型計算機，即你的適應性潛意識,讓其思考與衰老有關的事情。頃刻之間，你的適應性潛意識將注意力集中在了有關衰老的想法上，把相關信息全盤皆收，但卻沒有通知大腦的其他部分。因此，待你完成測試穿過走廊時，你的行為變得老態，步履也緩慢了。
這個實驗出自心理學家約翰·巴格（John Bargh）的巧妙設計，屬於誘導實驗（priming experiment）中的一例。除此之外，巴格還和其他學者從中衍生出了大量不同版本的誘導實驗，每個版本都趣味無窮。這些實驗揭示了緊鎖在我們潛意識密室中的萬千秘密。一次，巴格攜同他在紐約大學的兩名同事——陳馬克（Mark Chen）和勞拉·伯羅斯（Lara Burrows）——一起策劃了一次實驗，實驗地點就在巴格辦公室外的走廊。他們選出30名本科生作為實驗對象，將他們分為兩組，分別進行不同內容的句子重組測試。其中，第一種測試的卷子上不時穿插有“挑釁地”、“魯莽的”、“哥們兒”、“打擾”、“擾亂”和“違法”等詞；另一種測試的卷子上則包括“尊重”、“體貼的”、“感謝”、“耐心地”、“讓步”、“有禮貌的”以及“客氣”等詞。在這兩種測試中，相似詞語的數量被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因而學生們不會看穿實驗者的真正用意（顯然，實驗對像一旦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受到了誘導，那麼實驗就對他們沒有效果了）。整個實驗耗時僅約5分鐘，測試後，學生們按照指示穿過走廊與測試組織者會面，以聽取接下來的任務。
根據巴格的指示，只要一有學生來到辦公室，測試組織者就必須假裝忙於與另一位知情者交談，造成無法脫身的假象，而這位知情者則必須站在正門過道，把辦公室的入口擋住。巴格想要試驗一下，看看受到禮貌詞語誘導的學生與受粗魯字眼誘導的學生相比，是否會等候更長時間，然後再去打斷測試組織者與知情人的交談。巴格對潛意識的神奇力量早已有所瞭解，也料到潛意識對人有所影響，但他以為這種影響是微乎其微的。早前，巴格曾找到紐約大學委員會，委員們同意他以人作為實驗對象，但要求他將實驗組織者和知情人的對話時間控制在10分鐘之內。巴格回憶說：“委員們說這番話的時候，我們盯著他們想：你們一定是在開玩笑吧。這可真滑稽，因為我們在計時過程中使用的單位都是毫秒。拜託，實驗對象可都是紐約人呀，他們才不會傻站在那兒不動呢。我們當時預測的實驗用時不過幾秒鐘，幾分鐘都算極限了。”
但是，巴格和他的同事們大錯特錯了。平均來說，受到粗魯字眼誘導的實驗對像在等候了約5分種後才打斷談話，而在受禮貌字眼誘導的人群中，占82%的絕大多數人自始至終都沒有插嘴。如果不是實驗必須在10分鐘後終止，誰知道他們會客氣而耐心地微笑著在走廊裡站多久呢？
巴格追憶說：“實驗地點就在我辦公室門口的走廊，所以我得一次又一次地聽重複的對話。一旦有新的實驗對像到場，談話就又得重演一遍。真是枯燥，簡直枯燥透頂！實驗對像穿過走廊，便會看到知情人堵在門口與測試組織者交談。知情人不厭其煩地嘟嘟囔囔，說她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她的問題就像連珠炮一樣，一直發問了10分鐘：‘這個應該標在哪兒？我不懂。’”巴格回想起那段往事，不由地一縮，詫異與不解之情溢於言表：“對話已經進行很久了，而那些做過帶有禮貌字眼測試的人們就愣是站在那兒。”
有一點得加以說明，誘導和洗腦可不是一碼事。我可甭想通過提供“打盹兒”、“奶瓶”和“泰迪熊”等字眼，就讓你把隱匿最深的童年秘密傾吐出來。同樣，我也不能通過誘導而讓你幫助我去搶銀行。但話說回來，誘導的力量是不可小覷的。兩名荷蘭研究者曾經做過一次實驗，他們讓幾組學生參與一種叫作“尋根問底”（Trivial Pursuit）的益智遊戲，回答遊戲中的42個難度最大的題目。其中，一半學生被要求預先花5分鐘的時間，思考成為一名教授意味著什麼，並將想法全部記錄下來，這些同學的答題正確率為55.6%。另一半學生則按照要求在遊戲開始前坐下來，想一會兒與足球流氓有關的事兒，這組學生的正確率為42.6%。“教授”組學生的知識水平並不比“足球流氓”組高，也不比後者更加聰明用心，他們只是處在“智慧”的思維模式中罷了。顯然，通過把自己與“教授”等智慧的代名詞聯繫在一起，在回答問題時的緊張一瞬，第一組學生們做出正確快速答覆的概率大大提高了。值得指出的是，55.6%和42.6%的正確率之間是存在著懸殊，這可是及格與否的分水嶺。
心理學家克勞德·斯蒂爾（Claude Steele）和喬舒亞·阿倫森（Joshua Aronson）開發了一個比以上實驗更加極端的版本。他們選取的實驗對象是數名黑人大學生，道具則是從美國研究生入學考試（GRE）中抽取的20道題。按照要求，學生們在試前的問卷上填寫了所屬人種，這一簡單的動作就足以誘導他們聯想到所有與美國黑人有關的消極形象，而他們的成績以及答對題目的數量都削減了一半。在當今社會，我們認為考試是考生能力和知識的可靠指標，因此寄予考試以重托。但事實果真如此嗎？如果在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中，一位出身名牌私立高中的白人學生的分數高於一位來自公立學校的黑人學生，那麼這到底是因為白人學生著實更加優秀呢，還是因為身為白人又出身名校的學生時常頭頂著“天資聰穎”的光環呢？
令人更為稱奇的是，這些誘導因素影響我們的方式是如此神秘莫測，讓人難以察覺。當你在做上文中的造句測試時，你並不知道自己正在被灌輸著有關“衰老”的思想吧。但話說回來，這些誘導因素是如此隱秘，你又怎會察覺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在緩步走出房間、穿過走廊之後，仍然對自己行為受到的影響渾然不覺。巴格曾讓實驗對像玩棋類遊戲，其中，參與者獲勝的唯一方式是通過相互合作。巴格通過誘導向參與者灌輸了協作精神，果不其然，這些人配合的默契程度大大提升，遊戲的進行也順利了許多。巴格指出：“事後，我們向實驗對像提了一些問題，比如，你在遊戲中與人團結得有多緊密？你有多願意與人合作？然後，我們將答案與他們的實際行為做了比較，卻發現二者毫無相關性。這個遊戲時長15分鐘，但遊戲過後，人們竟對自己在遊戲中的協作表現一無所知。他們都沒有回過神來，給出的答案也都是胡亂回答一通的無用信息。這真讓我感到出乎意料，我還以為他們起碼能從回憶裡琢磨出點兒什麼來呢，但他們沒有。”
在上文的實驗中，當黑人學生注意到自己所屬的人種後，他們在考試中表現得一塌糊塗。阿倫森和斯蒂爾在他們身上發現了與棋類遊戲實驗對像同樣的問題。阿倫森說：“考試後，我與黑人學生交談。我問道：‘有沒有什麼因素影響了你們的發揮？’我還問他們：‘我讓你們在試卷上說明你所屬的人種，這會不會對你們產生干擾？’因為，這顯然對他們的表現有很大的影響。但他們卻總回答說自己並不介意，還說，‘你知道嗎，我覺得我不夠聰明，不配待在這兒。’”
不難看出，這些實驗的結果很值得我們警醒：那些我們一直看成自由意志的東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個幻象。我們往往一直處在“自動駕駛”的心理狀態中，我們的思考和行為方式，以及在緊急關頭思考與行動的能力，比我們想像的要更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但與此同時我也認為，潛意識悄無聲息的運作方式有其不容忽略的優勢。在做上文中那個穿插著有關衰老字眼的亂句重組測試時，你在每個句子上各用了多長時間呢？依我看，每個句子的用時不會多過幾秒鐘吧。這個速度已經挺快了，而你之所以能夠迅速完成測試，原因就在於你能夠排除干擾，做到心無旁騖。如果你一直把心思花在單詞列表中可能存在的規律上，那麼，想要如此迅速地完成任務就勢比登天了，因為你的注意力沒有集中。誠然，測試中涉及衰老的信息改變了你走出房間的速度，但這是件壞事嗎？你的潛意識只是在通知身體：我察覺到了一些線索，我們正處於一個與衰老有所關聯的環境中，讓我們“隨遇而安”，按環境需要而行動吧。如此說來，你的潛意識就像一個心理世界的僕從，精心照料著你思維生活中微妙的細枝末節，密切關注著你周圍發生的一切，竭力確保你能夠隨機應變，同時給予你足夠的自由空間，以便將注意力集中於亟待處理的事宜。
設計賭博實驗的艾奧瓦大學團隊，是由神經病學家安東尼奧·達馬西歐（Antonio Damasio）領導的。他們統籌了若干趣味橫生的實驗，探究如果太多的思維過程在潛意識的密室之外進行，會產生怎樣的後果。在這些實驗中，達馬西歐所選的對象都曾遭遇過大腦腹內側前額葉皮質區域的損傷。此區域位於人體鼻後，面積雖小卻至關重要，在我們的決策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幫助我們應對突發事件，理解情感糾葛，處理從外界得到的海量信息，理出先後順序，還能提醒我們優先處理亟待解決之事。大腦腹內側前額葉皮質區域受損的人十分理性，其中不乏機智聰慧且務實能幹之人，但是他們都在決斷力上有所欠缺。更準確地講，這些人沒有自己的潛意識僕從，因而無法抽身把精力集中在真正要緊的事物上。在《笛卡兒的錯誤》（Descartes’ Error）一書中，達馬西歐描述了與一位罹患此種腦損傷的病人預約時間的經歷：
我提供了兩個備選日期，都在下個月，且兩個日期之間只差幾天。病人取出日程簿，查閱上面的日曆。接下來出現的一幕，著實讓幾個在場的研究人員大開眼界。那位病人花了幾乎半個小時的時間，羅列出選擇兩種日期各自的利弊得失：事先定好的約會、與其他有約的日期是否接近、可能出現的天氣狀況……他幾乎把與一個簡單日期有關的所有因素從頭到尾考慮了個遍。（他）簡直就是在帶著我一起做一項無聊透頂的成本收益分析，沒完沒了地羅列提綱，徒然地對比著不同選項及其可能引起的後果。面對這樣一個過程，一般人得具備強大的自制力才不致抓狂或叫他閉嘴。
達馬西歐與他的團隊讓腦損傷患者也參與了賭博的實驗。最終，絕大多數的患者像我們一樣，也發覺到了紅色紙牌的危險。但他們的手掌卻一滴汗也沒有，更沒有人產生藍牌優於紅牌的直覺，並且，即使在參悟出遊戲的目的所在後，也沒有一人調整戰略來避開危險的紙牌。他們在意識層面上明白了什麼是正確的選擇，但這並不足以改變他們玩遊戲的策略。實驗團隊中的一位研究人員安托萬·波沙拉（Antoine Bechara）說：“他們就像吸毒成癮的人一樣。癮君子能夠清楚地表達出其行為帶來的後果，但卻無法做到言行一致。其中的問題出在大腦，而這正是我們研究的重點所在。大腦腹內側前額葉皮質區域損傷所導致的，是患者的所知與言行之間的脫節。”我們的潛意識默默地將我們推上正軌，以手心出汗等微妙的形式提示我們做出正確的選擇。而這些病人在此方面恰恰有所缺失。身處風險高漲、瞬息萬變的環境之中，我們並不希望和艾奧瓦實驗中的腦損傷患者一樣，過於沉著與冷靜，也不願意呆站在一處，無休無止地權衡所有的選項。有時，在潛意識密室中所做的決定，能讓我們受益更多。
2.敘事的弊端
前不久的一個涼爽的春夜裡，24名男女齊聚在曼哈頓一家酒吧的包房裡，參與一項名為閃電約會（speed-dating）的特殊活動。這些人都是年輕的職員，20來歲的光景，其中有的是華爾街初出茅廬的職員，有的是醫學院學生或學校教師，還有4位女士從附近的安妮克萊因珠寶總部結伴而來。到場的女性上身一律穿黑色或紅色毛衣，下身則穿牛仔褲或深色長褲。男士中除了兩個人之外，都清一色地身穿曼哈頓工裝，也就是深藍色襯衣配黑色便褲。剛開始時，他們各自手中緊攥著飲料，頗為尷尬地隨意閒聊了一會兒。接著，當晚活動的組織者，一位名叫凱琳的高挑迷人的女士示意大家安靜下來。
凱琳說，每位男士將各有6分鐘的時間，與每位女性進行交流。在此期間，女士們靠牆坐在環繞房間擺放的低矮的長沙發上，而男士們則輪流與每位女士交談，每當凱琳響鈴提示6分鐘已到，則移向下一位女士。前來赴約的人都會拿到一枚徽章、一個編號，並要填寫一份簡表。根據表上的說明，如果他們在6分鐘內對某人產生了好感，便要在表上對方編號旁的方框裡打勾。如果雙方恰好互選，那麼兩人都會在24小時內收到對方的電子郵箱地址。房間裡充斥著滿懷期待的低語，幾個人抓緊最後的幾分鐘跑去廁所方便停當，然後，凱琳摁響了鈴。
男男女女各就各位，房間裡霎時間炸開了鍋。男士們的椅子離女士們的沙發隔有一段距離，因此雙方必須得將手撐在膝蓋上，向前傾身。一兩名女士竟然在沙發靠墊上跳來跳去，與3號桌的女士攀談的男士不小心將啤酒灑在了她的大腿上。坐在1號桌的褐髮女士名叫瑪麗莎，她像發連珠炮似的向男方發問，使盡渾身解數想讓他打開話匣子：“如果你能實現3個願望，那些願望都會是什麼？你有沒有兄弟姐妹呀？你一個人住嗎？”在另外一桌上，一位非常年輕的金髮男士戴維詢問女方緣何參加當晚的活動，女方回答：“我今年26歲了。我的好多朋友都和她們的男朋友是中學時的老相識，現在有的訂婚、有的結婚，而我還是單身，我都要抓狂了！”
沿著房間一側有一個吧檯，凱琳就站在吧檯旁邊：“如果兩情相悅，你會感到時光飛逝。反之，你就得經歷一生中最漫長的6分鐘了。”她一邊看著侷促交談著的男男女女，一邊說道：“有時事情會出乎你的意料。我真是永生難忘，去年11月份，有個從皇后區來的男人帶來了一打紅玫瑰。他給每位與他交談過的女性各發了一支玫瑰，還穿了一身正裝赴宴。”她淺淺一笑：“他可真是全副武裝，準備大幹一場了。”
在過去的幾年中，閃電約會在全世界刮起了一陣旋風，不過這也在情理之中。閃電約會將整個約會過程濃縮成了一個簡短的瞬間決斷，每一位參與者都在試圖解答一個簡單的問題：我是否還願意再見這個人一面？想要揭曉答案，我們並不需要整晚的時間，我們需要的不過是幾分鐘而已。舉個例子，4位來自安妮克萊因珠寶總部的女士中，有一位名叫維爾瑪。她說她當晚一個男士也沒有看上眼，並且幾乎是在與男方交談開始的一瞬間就做出了決定。她不屑地說：“他們一開口說‘你好’，我就當場興趣全無了。”羅恩是一位在投資銀行擔任財政分析師的男士，他選中了兩位女性，其中一位是他在交談了約一分半鍾後選定的，而2號桌的莉莉安，則讓羅恩在面對她坐下的一剎那就拿定了主意。他不無讚賞地說：“她打了舌環。來到這種場合，我本想會碰到一群律師，但她可真是與眾不同啊。”莉莉安也傾心於羅恩，她問道：“知道為什麼嗎？他是路易斯安那人，我愛死那兒的口音了。我還故意把鋼筆掉在了地上，想試探他會做何反應，誰知他馬上就幫我拾起來了。”事後我們發現，許多女性在第一眼就對羅恩產生了好感，而莉莉安也讓許多男士一見鍾情，兩人都富有感染力和動人的活力。活動結束時，身著藍色外套的醫科學生喬恩說：“你知道嗎，女孩子都挺聰明的。不消一分鐘她們就知道：我喜不喜歡這個男生；這是個能帶回家見父母的人呢，還是個花心大蘿蔔呢？”喬恩的話可謂切中要害，但是，聰明的人並不僅僅是女孩兒。在使用薄片法考量約會對象的時候，差不多人人都是好手。
但是，假如我稍微改動一下閃電約會的規則，會發生什麼狀況呢？如果我試圖一窺潛意識密室的究竟，讓每個人都解釋其決策背後的原因，那又會是怎樣一番光景呢？我們知道，這顯然是不可行的：我們的潛意識思維機器是永遠無法窺探的。但如果我不撞南牆不回頭，偏要逼著人們解釋其第一印象和瞬間決斷的理由呢？哥倫比亞大學的兩名教授，席娜·艾揚格（Sheena Iyengar）[7]和雷蒙德·菲斯曼（Raymond Fisman）就做過這樣的實驗。他們發現，當人們被迫對自己的判斷做出解釋時，我們會發現一個令人費解的奇怪現象：使用薄片法時原本淺顯易懂的東西，卻變得晦澀難懂了。
艾揚格與菲斯曼這兩位搭檔顯得有些格格不入。艾揚格是印度後裔，菲斯曼則是猶太人；艾揚格是一名心理學家，而菲斯曼則是經濟學家。兩人曾在一個派對上爭論過包辦婚姻和自由婚姻相比之下各自的優點，正因此契機，兩人決定一起搭檔研究閃電約會。“據說我們已經成功撮合了一對戀人了，他們已經相處許久了。”菲斯曼告訴我。他身材消瘦，看上去活像十幾歲的小伙子，話語間帶著一種冷嘲式的幽默：“我很自豪。地球人都知道，撮合3對戀情後你就能升到猶太教的天堂了，所以我已經離天堂不遠啦。”兩位教授將舉行閃電約會派對的場所選在百老匯“西部酒吧”的裡屋，正對著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這裡的閃約派對與紐約標準的閃約派對幾乎一模一樣，但兩者有一個不同點：參與前一種閃約派對的人，除了赴約和在對方對應的方框裡打勾以外，還需要分別在活動開始之前、活動結束當晚、一個月後以及半年之後填寫4份簡短的調查問卷，用1~10評定他們期望在未來伴侶身上找到的特質，這些特質分別為：吸引力、共同愛好、滑稽/幽默感、真誠、才智，以及雄心抱負。另外，在每次“約會”之後，參與者都需依照以上特質，對剛才約會中的對象打分。如此一來，待整晚活動結束後，菲斯曼和艾揚格會得到一份圖表，上面詳細顯示著約會過程中每個參與者對自己感想的記錄。而當你看到這張圖表時，會發現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
我參加過一次哥倫比亞大學的閃電約會活動，其間，我將注意力聚焦在了一位皮膚白皙、一頭金黃卷髮的年輕女性和一位身材高大、活力十足、一頭棕色長髮的碧眼男士身上。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我們就且稱他們為瑪麗和約翰吧。我觀察了兩人的整個約會過程，誰都能夠看出，兩人相互產生了好感。約翰在瑪麗的桌旁坐下，兩人目光相遇，瑪麗含羞地低下頭，她看上去有一點點緊張，接著，她在椅子上往前傾了傾上身。從外表來看，兩人的一見鍾情是顯而易見的。但是讓我們進一步推敲，來提幾個簡單的問題。首先，瑪麗對約翰個性的評價，是否與她在活動開始前所述的心儀男伴身上應具有的特質相吻合呢？換句話說，在預測自己所喜歡的男性特質上，瑪麗的準確率如何呢？對於菲斯曼和艾揚格來說，這個問題不過是小菜一碟。他們發現，在實際約會中吸引閃電約會參與者的特質，與其所述並不一致。譬如說，若瑪麗在活動前表示自己想找一位睿智而真誠的男士，那麼這絕不表示她只會對這種男士產生好感。而她當晚的最佳人選約翰很可能是個風趣迷人但卻並不睿智真誠的人。並且，如果當晚博得瑪麗芳心的男士都很風趣迷人，但卻都不大睿智真誠，那麼翌日，當瑪麗按照要求對她的真命天子做出描述時，她很可能會改口說自己喜愛的是風趣迷人的類型。但這只是翌日的情況。如果一個月後我們再去問瑪麗，她的喜好可能會又轉回到睿智真誠型男士了。
如果你覺得上面一段話讓你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也確實情有可原。因為這的確令人費解。瑪麗描述了她的理想伴侶，接著，她在一屋子候選男士中遇到情投意合的男伴，但在那一瞬間，她對心上人的要求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一個月過後，她又轉念回到了原先所喜歡的類型。那麼，瑪麗究竟希望自己的男伴具有什麼樣的特質呢？
我向艾揚格提出了這個問題，她回答說：“我不知道。我之前所描述的自己，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自己呢？”
她稍作停頓，菲斯曼接過話題：“不是的。真實的自己是通過自己的行動表現出來的。經濟學家都會這麼說。”
艾揚格一臉茫然：“我不認為心理學家們會這麼定義。”
兩人爭執不下。但話又說回來，這個問題也的確沒有所謂正確的答案。瑪麗覺得自己喜歡男性身上的某些特質，這個想法並沒有錯，只是不完整罷了。在瑪麗的描述中，她最先流露出的，是意識層面上嚮往的理想對象的條件，也就是在她坐下來深思熟慮時，自認為自己需要心上人所具有的東西。但在她與別人面對面交流的一剎那，她用來構建自己喜好的種種條條框框便開始有所動搖了。這是潛意識密室門後緊鎖的信息在起作用。
在與職業運動員共事的過程中，佈雷登也有過類似的經歷。幾十年來，他一直非常注重讓自己與盡可能多的世界頂級選手交流，詢問對方為何以及何以達到他們今天的水平，但所得到的答案卻無一例外地讓他敗興而歸。他告訴我：“我們在對頂級選手的所有研究中，還沒有發現哪位選手對自己表現的見地和解釋是始終連貫的。時期不同，他們的回答也不盡相同，有的回答簡直毫無意義可尋。”佈雷登做過一項實驗，他錄下世界頂級網球選手的比賽，將動作數字化，使用電腦將動作分解成一幀一幀，並由此對細節進行精確的觀察：比如，皮特·桑普拉斯（Pete Sampras）在發反手斜線球時，肩膀旋轉了幾度。
在佈雷登進行過數字化處理的錄像帶中，有一盤是網球名將安德烈·阿加西正手擊球的錄像。圖像已進行過逐幀分解，阿加西的形象也被簡化為一副骨架，因此在做擊球動作時，他身體每一處關節的活動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並可供工作人員測量。這盤阿加西錄像帶清晰地展示了，我們是無法對自己在某一瞬間的行動方式做出描述的。佈雷登說道：“幾乎全世界的所有專業選手都說，他們在正手擊球時會使用手腕將球拍旋轉到球的上方。為什麼呢？他們在擊球時看到了什麼嗎？看這裡，”佈雷登邊說邊指著屏幕，“看到他擊球了吧？在經過數字處理的畫面上，選手的手腕即便僅僅旋轉45度我們也能看得到，但選手們的手腕幾乎是紋絲不動的。看看這手腕多穩、多固定，他的手腕直到擊球後過了許久才有所活動。他認為自己的手腕在網拍觸球時就動了，但其實活動是在之後過了很久才出現的。為什麼有那麼多人都被迷惑了？人們付給教練幾百美金，想要學會如何在網球的上方旋轉手腕，但結果呢？胳膊受傷的人數持續激增，僅此而已。”
佈雷登在棒球運動員特德·威廉姆斯（Ted Williams）身上也發現了同樣的問題。威廉姆斯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擊球手了，他深諳擊球的藝術，廣受人們的尊崇。威廉姆斯總說自己能使用目光，即通過目光跟蹤來測出球棒與球接觸的位置。但是佈雷登憑自己在網球界的經驗判斷，這是天方夜譚。當向選手飛來的網球與選手的距離少於5英尺時，由於球與人的距離過近，加之球速過快，選手是無法看清楚球的。那時的選手實際上與盲人無異，而棒球亦是如此，沒有人能用目光來擊球。佈雷登說道：“我見過特德·威廉姆斯本人一次。當時我們一同出席了西爾斯公司的一個活動。我說：‘嘿，特德，我們剛做了一項實驗，發現人類根本無法使用目光跟蹤球飛到球棒上的過程，整個過程用時才不過3毫秒啊。’”他倒是挺誠實的，說：“嗯，我想可能是我覺得自己能夠做到吧。”
特德·威廉姆斯在擊球方面可謂無可匹敵，也能自信滿滿地對自己的擊球方法做出解釋說明。但是，他的解釋與實際行動並不相符。同理，瑪麗對心儀男士的描述也不可避免地與實際上吸引他的男士有所出入。作為人類，我們在敘事時總犯一個毛病，非要在尚無法說清的事情上急匆匆地冠以一個解釋。
許多年以前，心理學家諾曼·梅爾（Norman R.F.Maier）曾做過一項實驗，他在一個房間裡堆滿各式工具、器物和傢俱，並在天花板上栓了兩根長繩。兩條繩子的間距很遠，若你一手握住其中一根繩子的末端，另一隻手是夠不到另一根繩子的。每一個進屋的實驗對象都需要回答相同的問題：你能想出幾種方法，將兩根繩子的末端繫在一起？這個問題共有4種解決方法：第一種方法是盡量將一根繩子朝另一根的方向牽引，並將其固定在椅子等物體上，然後再去拉另一根繩子。第二種方法則借助外物的長度，譬如將一根電線繫在一根繩子的末端，再銜接到另一根繩子上。第三種方法是，先用一隻手握住一根繩子，再使用長竿等工具將另一根繩子夠過來。梅爾發現，大多數人都能不費吹灰之力地想出這三個解決方案，但是，想出第四個方法的人——即像鐘擺一樣蕩起第一根繩子，然後再抓住另一根繩子——可就寥寥無幾了。很多人都被這最後一個方法難倒了。梅爾讓他們坐下來琢磨10分鐘，接著，他默默走到房間另一邊的窗戶旁，隨意地輕輕觸碰一根繩子，繩子隨即前後擺動了起來。果然，在這之後，大多數人都恍然大悟，想出了鐘擺方案。但當梅爾讓他們描述自己是如何想出此方案的時候，卻沒有一人能給出正確的原因。正如梅爾所寫：“他們給了許多種解釋：‘我豁然頓悟了’、‘這是剩下的唯一方法了’、‘我忽然意識到，在繩子上綁上重物會使之擺動’、‘可能是哪節物理課給了我靈感吧’、‘我絞盡腦汁想把繩子牽過來，唯一的方式就是將其蕩過來’。一位心理學教授給出的描述是這樣的：‘我把一切方法都想了個遍，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將繩子蕩起來。我腦中浮現了使用繩子蕩到河對岸的場景，還出現了幾隻猴子在樹上蕩來蕩去的畫面。這些畫面一出現，解決方案也就浮出水面了，這主意看上去萬無一失。’”
難道這些人是在撒謊？他們是不是羞於承認，自己只有在受到提示之後才能解決問題呢？完全不是這樣的，只是梅爾給出的暗示太為隱匿，人們只能從潛意識層面加以領悟罷了。整個過程都是在潛意識密室的門後完成的，因此，當梅爾非要實驗對像做出解釋時，他們只得拼湊出一個在他們看來最為言之有理的答案。
這就是我們在享受潛意識的種種好處時所付出的代價。在解讀別人，對其想法——尤其是潛意識層面的想法——做出解釋時，我們必須要多加留心。當然，談到戀愛的話題時，這一點我們都懂。我們知道，理性地描述出心儀的對象是難於登天之事，因此，我們通過約會來檢驗自己對心儀對像特質的推測是否準確。除此之外，每個人都知道，無論是學習網球、高爾夫還是一件樂器，專家的演示要比單純的口授效果好得多。我們通過範例和直接經驗來學習，因為口頭的說明具有諸多局限，不足以給予我們足夠的指導。但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我們也並沒有處處重視潛意識的神秘力量，更沒有時時提防敘事的種種弊端。遇到無法解釋的議題時，我們卻往往不搞清楚原因誓不罷休。在本書接下來的章節裡，我們會一起探究這種做法可能會造成的嚴重後果。心理學家喬舒亞·阿倫森曾經說過：“在奧·傑·辛普森（O.J.Simpson）殺妻一案裁決之後，一位陪審團成員在電視上堅定不移地說：‘我的決定與種族毫無干係。’但她究竟何以如此確定呢？我的種族與測試成績實驗、巴格的打斷對話用時實驗，以及梅爾的繩子實驗統統表明，人們不但對影響自己行為的因素無知，並且幾乎從沒意識到自己的無知。我們需要接受自己的無知，多說一些‘我不知道 ’。”
當然，在梅爾的實驗中我們還能發現另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梅爾的實驗對象都被題目考倒了，個個垂頭喪氣。他們在那裡坐了整整10分鐘，毫無疑問，其中肯定有許多人認為自己把一項重要的測試弄砸了，認為自己愚蠢透頂。但實際上，他們並不愚蠢。為什麼呢？因為屋裡在座的所有人都不止擁有一種思維，而是兩種。在顯意識受阻時，他們的潛意識卻在一刻不停地觀察著房間，篩選著可行的方案，並處理著各種線索。一旦線索出現，潛意識便堅定不移且悄無聲息地為他們指點迷津。
[5] 英文書名“Straight from the Gut”字面的意思是“跟著直覺走”。——編者注
[6] 佛羅里達州是美國許多老人選擇的養老地。——譯者注
[7] 席娜·艾揚格，《選擇的藝術》一書的作者（中信出版社，2011年5月）。——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