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人的關係中也存在著一種筆跡，即一種不經意間自動顯現的明顯特徵。無論是簡單如敲出摩爾斯電碼的小事，還是複雜如與人結為連理這樣的大事，都有其可以識別且穩定如一的規律。
幾年前的一天，一對年輕的夫妻來到了心理學家約翰·戈特曼（John Gottman）位於華盛頓大學的實驗室。兩人20出頭，都是金髮碧眼，頂著亂蓬蓬的時髦髮型，戴著時尚個性的眼鏡。我猜，在一番交流後，實驗室的一些工作人員肯定會覺得這對夫妻不但招人喜歡、滑稽逗趣、機敏可愛，還有些讓人哭笑不得。其實，這些特徵在戈特曼為他們的到訪而拍攝的視頻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其中，丈夫的舉止頑皮可愛，而妻子則話語尖銳、有種不動聲色的機智。我們且稱他們為比爾和蘇珊吧。
戈特曼放置實驗器材的小房間，設在一幢普通的兩層建築物中。夫妻二人被領進屋，坐在兩把相距約5英尺的辦公椅上。兩人的手指和耳朵上夾著電極感應器，用來測量心率、出汗量，以及皮膚的溫度。在放置椅子的突起的平台上，裝有一台振蕩器，用來測量兩人各移動了多少距離。兩台攝像機分別對準兩人，以記錄他們的言談舉止。兩個人在運轉的攝像機前獨處了15分鐘，並按照指示，任意選取一個在兩人婚姻中引起爭端的話題加以討論。比爾和蘇珊的問題出在寵物狗的身上。兩人居住的公寓很狹窄，卻養了一條大型犬，比爾不喜歡那條狗，但蘇珊喜歡。於是，在15分鐘的時間裡，兩人展開了討論，商議應該採取的措施。
比爾和蘇珊的對話視頻，看起來不過是夫妻間常有的平淡無奇的談話。沒有人發火，沒有人失態，更沒有人豁然頓悟出什麼真理。首先發話的是比爾，他的聲音十分平靜：“我就是個不愛狗的人。”接著，他又埋怨了幾句，但埋怨的對象是狗，並沒有針對蘇珊。蘇珊也同樣發了點牢騷，但有的時候，兩人好像渾然不知自己是在爭辯似的。比如談到狗身上是否有異味時，比爾和蘇珊的嘴角都掛著淺淺的微笑，你一句我一句地打起趣來。
蘇珊：親愛的，它不臭啊……
比爾：你最近有沒有聞過它啊？
蘇珊：聞過啊。它挺香的呢。我還摸了它呢，摸完之後我的手既不難聞也不油膩。你的手從沒有油乎乎過，好不好。
比爾：拜託！有啊。
蘇珊：我才不會讓我家狗狗油膩膩的呢。
比爾：拜託，這怎麼可能！它是狗啊。
蘇珊：我的狗絕不會有油味兒。你最好說話悠著點兒。
比爾：不，你才該悠著點兒。
蘇珊：不，你才該小心點兒……不許你說我的狗狗有油味兒。
1.愛情實驗室
看完蘇珊與比爾15分鐘的錄像後，你覺得我們能對兩人的婚姻有多少瞭解？我們能否推測這段感情是否會順利發展？我猜大多數人可能會認為，比爾和蘇珊有關狗的談話並沒有提供多少信息。這段談話太過簡短了，而婚姻則要經受來自金錢、性、孩子、工作和嫡親反覆無常的輪番轟炸。夫妻兩人在一起，有時會如膠似漆，有時會炮火連天，而有時雖然一時間簡直想將對方千刀萬剮，但度假歸來後卻又像新婚夫妻一樣纏綿了。人們覺得，要“瞭解”一對情侶，我們必須得花費數周、數月的時間，把兩人開心、疲倦、氣憤、厭煩、愉悅，以及精神崩潰等狀態觀察個遍，絕不能僅憑比爾和蘇珊那種放鬆的閒聊狀態就妄下定論。看來，想要準確推測婚姻前途這等大事，我們必須不遺餘力地從眾多領域搜集各種信息才行。
但是，約翰·戈特曼已經證實，我們實在無須如此大費周章。他的“愛情實驗室”位於華盛頓大學的校園裡，自20世紀80年代起，他已經將3 000多對類似比爾和蘇珊的夫妻帶進了實驗室中的那間小屋。戈特曼有一套代碼系統，他將其命名為“SPAFF”[2]。此系統分為20個代碼，分別對應夫妻在溝通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情緒。首先，工作人員為每對夫妻拍攝錄像，然後再依據SPAFF系統加以分析。其中，反感的代碼為1，蔑視為2，氣憤為7，戒備為10，埋怨為11，傷心為12，一言不發為13，含糊其辭為14，依此類推。在戈特曼的指導下，工作人員學會了閱讀人們表情的細微變化，也學會了如何詮釋對話中的模稜兩可之處。觀看錄像時，他們會為夫妻每一秒鐘的交流指定一個SPAFF代碼。因此，一段15分鐘的爭執會衍生出一串由1 800個代碼組成的數據，其中，夫妻雙方各佔900個代碼。舉例來說，“7，7，14，10，11，11”這樣一組代碼表示，在6秒鐘的時間段內，夫妻中的一方先是感受到了一閃而過的氣憤，然後含糊其辭，接著起了戒備之心，最後發起牢騷來。接下來，代碼破譯人員依照電極感應器上的數據，得出夫妻中的一方何時心跳加速、何時體溫升高，以及何時在座椅上左右搖晃等信息，然後再將這些信息代入一個複雜的等式之中。
根據上述計算，戈特曼獲得了一個重大發現：通過分析一對夫妻長達1小時的交流，他便能夠以95%的準確率，預測出50年後兩人是否會離婚；通過觀看15分鐘的錄像，他的準確率則在90%上下。不久前，與戈特曼共事的西比爾·卡瑞（Sybil Carrère）教授隨意看了幾盤錄像帶，想嘗試著設計一項新的研究項目。她發現，僅靠觀看3分鐘的夫妻交流視頻，工作人員仍能夠以相當驚人的準確率，預測出哪些婚姻會面臨破裂、哪些會成功。用來瞭解一段婚姻的時間可以如此短暫，這是人們始料未及的。
約翰·戈特曼是位個子不高的中年男士，長著貓頭鷹般犀利的眼睛，頭髮花白，鬍鬚修剪得整整齊齊。他魅力超凡，總能與人攀談甚歡，每當談到讓他興奮的話題時，他的眼睛便閃閃發亮，顯得更加炯炯有神了。在越戰期間，他出於人道主義拒服兵役。時至今日，他的身上仍帶有20世紀60年代嬉皮士的范兒，比如他那頂時而扣在猶太編織圓帽上、印有毛主席頭像的紅軍帽。他的研究領域是心理學，但他也曾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過數學。顯然，數學的嚴謹精確對他影響很大。在接受我的採訪時，戈特曼剛剛出版了他的嘔心瀝血之作—— 一篇信息量龐大、名為“離婚中的數學”（The Mathematics of Divorce）的500頁專題論文。他在一張餐巾紙上塗塗畫畫，試圖幫我理解他論文中的論點，而我卻被五花八門的等式和即興而為的圖畫搞得雲裡霧裡。
本書所講到的，是我們的潛意識中冒出的想法和做出的決策，而戈特曼這個人物在書中可能顯得有點格格不入：他的思考方式並沒有涉及直覺，他的決斷也不是在瞬間做出的。他只是坐在電腦前面，煞費苦心地分析錄像的每一秒罷了，這是典型的運用意識深思熟慮的思考方式。而實際上，我們可以從戈特曼那裡學到有關“薄片分析法”（thin-slicing）的許多相關知識。“薄片分析法”是快速認知（Rapid Cognition）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指人們通過極少經驗即可理解事物和行為規律的潛意識能力。伊芙琳·哈里森見到立像時曾脫口而出：“很遺憾聽到這個消息。”當時她所用的，就是薄片分析法。在僅抽取了10張牌後，艾奧瓦大學實驗中的賭博者便對紅色紙牌產生了壓力反應，這也是相同的道理。
潛意識之所以如此吸引眼球，其中不乏薄片分析法的助力。然而，薄片分析法也是快速認知中最困擾我們的難題。在短暫的時間內，要搜集到精確判斷所必需的所有信息，這怎麼可能辦得到呢？答案是，當我們的潛意識進入薄片分析模式時，我們所做的，其實跟戈特曼與他的錄像一樣。只不過，我們的思考屬於潛意識層面，並且是在一種自動、高速的狀態下完成的。一段婚姻真的能在瞬間被破譯嗎？答案是肯定的，並且其他許多看似紛繁複雜的事情亦然，而戈特曼的做法恰恰可以為我們指點迷津。
2.婚姻與摩爾斯電碼
戈特曼的實驗室裡，有一位名叫安伯·塔貝爾斯（Amber Tabares）的研究生，她是一位訓練有素的SPAFF代碼編寫員。我和她坐在比爾和蘇珊待過的房間裡，一起在監視屏上觀看了這對夫妻交流的錄像。首先發話的是比爾，他說他喜歡兩人以前養的狗，但就是對新養的狗提不起勁兒來。他的話語間並無慍怒和敵意，看來，他是發自內心地想要表達自己的感情。
塔貝爾斯告訴我，如果聽得仔細些，我們會發現比爾明顯存有戒備之心。在SPAFF語言中，比爾使用的是交相指責（cross-complaining）和“是，不過”的招數（“yes-but”tactic），即先表面同意，然後再反悔。我們發現，在兩人談話的前66秒中，比爾有40秒都處於戒備狀態，而當比爾發話時，蘇珊很迅速地翻了幾次白眼——這是蔑視的典型標誌。接著，比爾談到他對狗圈的不滿，蘇珊在回應時雙眼緊閉，操著居高臨下、指責訓教的口吻。比爾說他不想在起居室裡放圈欄，蘇珊則說“我不想為這個起爭執”，然後又翻了一次白眼——又一個蔑視的象徵。“你看，”塔貝爾斯說，“又是蔑視。談話才剛剛開始，我們就已經看到，男方幾乎一直處在戒備狀態，而女方已經翻了好幾次白眼了。”
在談話進行時，兩人都沒有表現出過激的敵意。偶爾有微妙的情緒閃過時，塔貝爾斯便會暫停錄像，給我指出來。有些夫妻在爭吵時真的會大動干戈，但這兩人卻遠遠沒有那麼外露。比爾抱怨說，因為擔心狗會在家裡搗亂，兩人總是不得不早早回家，狗已然成了他們社交生活的絆腳石。蘇珊否認了這一說法，爭論道：“它就算啃東西，也只是在我們離開後的前15分鐘裡啃。”比爾看似同意了，他輕輕點了點頭說：“是啊，我知道。”然後又補充道：“我知道這可能不合情理，但我就是不想養這隻狗。”
塔貝爾斯指著錄像說：“比爾先是說‘是啊，我知道’，但實際上是用了‘是，不過’那一招兒。雖然他對蘇珊表示出認同，但接下來卻說他不喜歡那隻狗。他實際上是存有戒心的。我一直在想，他人可真好啊，一直在委曲求全。但我後來明白了，他用的是‘是，不過’的手段，一不小心就把人給蒙蔽了。”
比爾繼續說道：“你得承認我已經改進了很多了。這周的我比上周、上上周都有所進步。”
塔貝爾斯又發話了：“有一次研究新婚夫妻的錄像的時候，我們發現在後來離婚的夫妻中，一方要求得到誇獎和認可，但另一方卻不肯給予的情況時有發生。在相處融洽的夫妻二人中，一方會在聽取對方的話後贊同地說：‘你是對的。’這一點很重要。人們在點頭說‘嗯’或‘是’的時候，所表達的是支持和鼓勵，但在整段錄像中，蘇珊卻沒有一次這樣的表達，這一點是我們直到編碼完畢時才發現的。”
塔貝爾斯接著說道：“說來也奇怪，他們在進屋時，並沒有讓我們覺得兩人關係有不和之處。拍攝完成後，工作人員讓他們觀看錄像，他們覺得整段錄像都非常滑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的關係還是不錯的。但我還是不能確定。他們當時不像結婚很久，應該還處在甜蜜期呢。老實說，蘇珊太過固執己見了。他們爭執的表面原因好像是為了狗，但蘇珊在兩人矛盾中的寸步不讓，才是真正的原因。從長計議，這種心態可能會對婚姻造成重創。我在想，他們能不能跨過七年之癢這道坎兒？兩人之間的感情到底夠不夠積極？因為，看似積極的東西往往並非表象所示。”
塔貝爾斯著眼的是夫妻關係的哪些因素呢？用專業的術語來解釋，她所衡量的，是正面與負面的情緒各佔多少比例。因為據戈特曼調查，一段婚姻若想延續，則婚姻中的積極情緒與消極情緒之比至少要達到5︰1。通俗來說，塔貝爾斯在短暫的錄像中所尋找的，是比爾和蘇珊婚姻的規律模式。因為戈特曼著作的中心論點就在於，所有婚姻都有其獨特的模式，而我們可以從任何重要的交流互動中，發現這種婚姻基因的痕跡。戈特曼之所以會請夫妻講述兩人相遇的往事，也正是出於此故。因為他發現，當夫妻追憶兩人戀愛過程中最有意義的時段時，他們的婚姻模式便會立即出現。
“判斷過程很容易，”戈特曼說，“我昨天剛看過一盤錄像帶。女方說：‘我們是在週末滑雪時相遇的，他當時和他幾個朋友在一起，我有點兒喜歡他。我們本來約好一起出去，但他喝多了，就直接回家睡覺去了，害我苦等了3個小時。我把他弄醒後告訴他，我不希望受到這種待遇，還說他不是個好人。然後他說：嗯，不過，我真是喝多了。’”初次見面時，兩人的溝通方式就有很大的問題，而且很遺憾，這一模式貫穿了兩人戀愛的始終。戈特曼接著說：“做出分析其實並不太難。剛開始進行這些訪談實驗的時候，我還想過，要是實驗對像接受訪談時恰好心情很糟怎麼辦，但實際得出的預測結果還是準確得令人驚訝。而且，就算再追加一次訪談，你所觀察到的模式還是一模一樣的。”
在摩爾斯電碼中，有一種人稱“筆跡”（fist）的東西。理解了筆跡的含義，我們就能通過類比來弄懂戈特曼所說的話了。摩爾斯電碼由點和劃組成，每種點與劃都有其指定的長度，但卻從未有人能毫釐不差地遵循這些長度。當報務員發送信號——尤其是在使用人稱“平鍵”（straight key）或“甲蟲”（the bug）的老式手動機型時，每個人使用的字距、點劃長度都有所不同，組合點劃、字距的模式也因人而異。摩爾斯電碼就像說話一樣，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獨特聲音。
“二戰”期間，英軍召募了幾千名所謂的信號偵聽員，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女性。這些人的任務，就是夜以繼日地收聽德軍部隊的無線信號。當然，德軍在無線信號中使用的是電碼，因此，至少在戰爭伊始的一段時間內，英軍一直無法弄懂敵軍在說什麼。但這也無妨，因為沒過多久，僅靠聽取信號的節奏，英軍就逐漸吃透了每個德軍報務員的“筆跡”。通過這種方式，英軍得到了與廣播內容近乎同等重要的情報——即發送電碼的人是誰。“如果你針對某些信號聽一段時間，那麼你就能慢慢辨別出，比如說，這一個小組由3或4名報務員組成，他們輪班工作，並且每人都各有特點，”英國軍事歷史學家奈傑爾·韋斯特（Nigel West）如是說道，“而且，信號中總會出現與正題無關的開場白，以及不符規定的對話內容。比如說，你今天好嗎？女朋友怎麼樣了？慕尼黑的天氣如何？然後，你便可以填寫一張小卡片，記下所有諸如此類的訊息，沒多久，你就從一定程度上認識那位發信號的人了。”
信號偵聽員們給監聽對像取了名字，對他們的“筆跡”和風格做出描述，並匯總成監聽對像性格特徵的詳實資料。在辨認出信號發送者的身份後，偵聽員便會對信號進行定位。如此一來，英方便獲取到了更多的信息，即人物以及地點。韋斯特繼續說道：“信號偵聽員對德軍無線報務員所發信號的特徵瞭如指掌，簡直可以在整個歐洲範圍內對他們進行‘如影隨形’的跟蹤了。”這對編組作戰序列可謂至關重要。所謂作戰序列，就是由敵軍各部在根據地的活動和位置組成的示意圖。因此，假如一名從屬於某部的無線報務員先是從佛羅倫薩發送電波，而3周之後你又發現了這名報務員，但此時的他身在奧地利的林茨，那麼你就可以推測出，他從屬的部隊已經從意大利北部轉移到了東部前線地帶。再比如，你知道某報務員從屬於一個坦克修理大隊，並且總在每天的12點發射信號，但一場大戰過後，他在中午12點、下午4點以及晚上7點都發射了信號，那麼你便可由此推出，他所屬部隊的活動變得頻繁了。如果長官在危急關頭問你：“你敢打包票Luftwaffe Fliegerkorps（德軍空軍中隊）現位於托布魯克邊境，而非意大利嗎？”你就可以回答：“是的，因為那個人是奧斯卡，我們百分之百確定。”
“筆跡”是在自然而然之間洩露的，這一點至關重要。無線報務員們並沒有費盡心機地讓自己的信號獨一無二。這種獨一無二是無須刻意的，因為在使用摩爾斯電碼時，電碼發送者的一些性格特徵會順其自然地顯現出來。另外，即使是從摩爾斯電碼最小的組成單元中，我們也能捕捉到筆跡的影子。我們只需聽取幾個代碼，便能夠識別發信人的特徵，此特徵並不會隨段落的不同而改變或消失，亦不會只在某個詞句或短語中才有所顯現。正因如此，英軍的信號偵聽員只需聽取幾段信號，便能確定無疑地斷定：“這個人是奧斯卡，由此可以推測出，他的部隊現在的確在托布魯克邊境。”每位報務員的筆跡是始終如一的。
戈特曼的言下之意是，兩個人的關係中也存在著一種筆跡，即一種不經意間自動顯現的明顯特徵。因此，人們可以很容易地讀懂或破譯婚姻的密碼，因為無論是簡單如敲出摩爾斯電碼的小事，還是複雜如與人結為連理這樣的大事，都有其可以識別且穩定如一的規律。與對摩爾斯電碼報務員的定位追蹤一樣，預測離婚其實也是對規律的識別。
戈特曼接著說：“人們在戀愛中會經歷兩種心態。我把第一種稱為積極情緒優勢狀態，即正面感情佔上風、煩躁情緒佔下風的狀態。這種心態就像減震器，配偶犯了錯誤，另一方會說：‘哎，他只是心情糟糕罷了。’而當戀愛雙方處於消極情緒優勢狀態時，即使是一件不置褒貶的事情，也會被消極看待。在這種狀態下，兩人會對彼此做出難以挽救的判斷。就算配偶做了積極的事情，也只不過是自私之人的善舉罷了。這兩種心態都很難改變，當一方嘗試修復兩人的關係時，另一方是將此舉看作亡羊補牢還是惡意擺佈，要看夫妻二人處於哪種狀態。好比我與太太談話時，她說：‘你可不可以閉嘴聽我說完啊？’在積極情緒優勢狀態下，我會說：‘對不起，你說吧。’我自然不會很開心，但我意識到我是在補救。而在消極情緒優勢狀態下，我則會說：‘滾蛋吧你，我的話也沒說完呢。你真是個潑婦，跟你媽一個德性。’”
戈特曼一邊說，一邊在紙上畫了一幅圖，酷似一張股市在一天內跌漲的圖表。他解釋說，自己所做的，就是記錄下一對夫妻積極和消極情緒的起伏形勢。他發現，推測圖表中曲線的走勢並不用花費很多時間：“一些線趨於上升，一些則趨於下降，但一旦曲線開始朝消極情緒趨勢下滑，那麼便會有94%繼續下滑的可能性。這表示，如果一段婚姻一開始的方向沒有擺正，後來的補救也往往無濟於事。我並不認為夫妻感情剛開頭出現的問題是階段性的，我覺得這預示著兩人對整段婚姻的看法。”
3.蔑視的重要性
讓我們挖掘得更深一些，看看戈特曼是何以得出如此之高的準確率的。戈特曼發現，每段婚姻都有其獨一無二的特徵，我們可以從夫妻的溝通與互動中，搜集到十分詳實的感情信息，從而辨認出此段婚姻的特徵。然而除此之外，戈特曼的實驗中還有另一個引人稱奇之處，即他所使用的化繁為簡的預測方法。直到我本人嘗試著使用過薄片分析法之後，才意識到簡化的重要性。我從戈特曼那兒拿了一盤錄像帶，裡面有10段時長為3分鐘的夫妻對話視頻，工作人員告訴我，錄像中有一半的夫妻在拍攝完成後的15年內離了婚，而另一半則仍在一起。我能猜出他們各是哪5對嗎？我原本認為自己穩操勝券，但卻大錯特錯。我一共答對了5次，也就是說，這個結果跟我用擲硬幣來決定沒什麼差別。
這些視頻讓我頭皮發麻，全然不知從何下手。對話開始時，丈夫含糊其辭地嘟囔了兩句，而後妻子不動聲色地做了回應，臉上浮現出的表情一閃即逝。丈夫欲言又止，妻子怒目而視，丈夫又大笑不止。兩個人一會兒嘟嘟囔囔，一會兒又眉頭緊鎖。我倒帶又看了一遍，可還是沒有什麼新的發現。轉瞬即逝的笑容，變化微妙的聲調……真讓我手忙腳亂、措手不及。我的大腦亂作一團，試著判斷出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的比例。但是，到底何謂積極、何謂消極？從蘇珊和比爾的錄像中我發現，許多表面積極的東西實為消極，我還發現，SPAFF表中包含的感情狀態足足有不下20種。你有沒有嘗試過同時留意20種不同的感情是什麼滋味兒？誠然，我並不是什麼婚姻咨詢師，但是在看過這盤錄像帶的近兩百人中，不乏婚姻治療師、婚姻問題研究者、牧靈指導師、臨床心理學研究生，以及新婚夫婦、剛離過婚的人和婚姻美滿之人。也就是說，這些人都比我更瞭解婚姻，但其中卻沒有任何人能做出比我更準確的預測。這組人當時的平均準確率為53.8%，只比碰運氣的概率高出一點兒。雖然我們知道每段婚姻都有其特徵，但這對預測過程並沒有太大的幫助，因為在3分鐘的錄像中有太多轉瞬即逝的細枝末節，擾得我們無從下手。
但是，這個問題可沒有難倒戈特曼，在使用薄片法分析婚姻方面，他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他坦言，自己只要在飯店裡偷聽一對一桌之遙的夫妻對話，便能推測出這兩人是否需要考慮聘請律師、是否該發愁如何分擔孩子撫養權的問題了。他為何能夠做到這一點呢？因為他明白，我們大可不必對所有的細節都加以關注。我之所以被統計消極情緒的任務搞得頭昏腦漲，原因在於，我的所見之處到處都充斥著消極情緒。而戈特曼則更有選擇性。他發現，我們僅需把重點放在他稱為“四騎士”[3]（Four Horsemen）的四個因素上——即戒備、一言不發、指責和蔑視，問題便十有八九能夠迎刃而解了。而在這四騎士中，蔑視被看作重中之重的因素。如果戈特曼觀察到夫妻雙方或一方對另一方表現出蔑視的情緒，他便會將其視為婚姻出現危機的最重要標誌。
戈特曼說：“因為指責是對一個人性格的全盤否定，所以你可能會認為指責才是最傷人的。但是指責和蔑視二者存在著質的差別。如果我指責我的夫人，可能我會說：‘你從來不聽我說話，你真是自私冷血。’作為回應，她會為自己辯護，這對我們解決矛盾和溝通交流當然沒什麼益處。但如果我站在居高臨下的位置上與她交流，我就是在表示蔑視，而結果就更加不堪設想。蔑視往往是一種侮辱：‘你是個潑婦、敗類。’這其實是在試著把對方強壓到低你一頭的位置，是在劃分等級。”
戈特曼發現，如果婚姻中存在著蔑視情緒，那麼我們甚至連丈夫或妻子患感冒的次數都能夠預測出來。也就是說，愛人對你的蔑視會使你產生壓力，並對你的免疫系統造成影響。“蔑視和憎惡有很密切的聯繫，二者所表示的，都是要將某人從社會團體中排斥和驅逐出去。不同性別的人在消極情緒的表達上有著天壤之別，女性更趨於責備，而男性更喜歡沉默。我們發現一般的情況是這樣的：妻子先談起一個問題，而後丈夫被激怒且不予理睬，接著妻子便加以指責，這種模式週而復始。然而，在蔑視的表達方式上，兩性之間卻沒有絲毫差異，一丁點兒也沒有。”蔑視是個特殊因素，如果你能衡量這一因素，那麼，你就不必煞費苦心地關注夫妻關係中的所有細枝末節了。
我認為，這與我們潛意識的運作方式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匆忙決定或靈光一閃之時，我們的潛意識與戈特曼使用的是同一種方法，即仔細審視當前情況，剔除一切無關緊要的細節，並將火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問題上的方法。在這個方面，我們的潛意識可謂登堂入室，實際上，運用薄片分析法所得的結果，往往要比殫精竭慮思索所得的結果更加準確。
4.寢室的秘密
試想，你正在考慮要不要僱用我。你已經瀏覽過我的簡歷，確定我具有必備的資歷。但你想知道的是，我是否是你們企業的合適人選：我是否工作努力？是否待人誠信？是否勇於接受新鮮事物？為了讓你答出以上有關我個人品行的問題，你的上司給你提供了兩種選擇。其一，在一年的時間裡與我每週碰面兩次，吃吃飯或看看電影，直到你與我結成密友（你的上司可真夠高標準、嚴要求的）；其二，趁我不在家的時候來我家，花上半個鐘頭隨意看看。你會做何選擇呢？
從表面上來看，答案是顯而易見的：你應該做第一種選擇，也就是選取厚片而非薄片。你與我共處的時間越長，搜集的信息就越多，判斷也就越準確，不是這樣嗎？我希望讀到此處，你起碼要對第一種方式持一點懷疑態度了。正如心理學家塞繆爾·戈斯林（Samuel Gosling）向我們展示的，想要判斷一個人的性格特徵，薄片分析法無疑是個有效的選擇。
在戈斯林的實驗中，他首先對80名大學生做了一項性格鑒定。其中，他使用的性格鑒定工具被稱為大五人格量表（Big Five Inventory）。這是一份廣受關注的多選項調查問卷，用來衡量人類性格的5大方面：
1.是否外向。你是善於交流還是靦腆孤僻？活潑還是保守？
2.是否容易相處。你對他人是持有輕信還是懷疑的態度？樂於助人還是牴觸合作？
3.是否認真勤勉。你是井井有條還是缺乏條理？嚴於律己還是自由散漫？
4.情緒是否穩定。你焦慮煩躁還是沉著冷靜？是否缺乏信心？
5.是否對事物持開放的態度。你的想法是天馬行空還是腳踏實地？獨立自主還是人云亦云？
接著，戈斯林讓這80名學生的密友們也填寫了相同的問卷。
這些學生的朋友們使用大五人格量表，為學生們打出分數。戈斯林對這些評估加以分析，他希望從中看出分數與事實有多大的誤差。答案並不出人意料，我們的朋友對我們的評價還是較為準確的。他們花了大把時間和我們相處，由此對我們有了實質性的瞭解。接著，戈斯林重複了這個實驗，但這次他的實驗對象可不是那些大學生的密友了。參與這次實驗的人們，都是與被打分的大學生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僅僅參觀過評分對象的寢室而已。戈斯林派發給每位打分者一塊寫字夾板，讓他們在15分鐘內四處查看，並回答一系列有關寢室主人的非常基本的問題：用1~5來打分，在你看來，此房間的居住者是否是個健談的人呢？愛不愛找碴兒？工作是否細緻周到？有無創意？是否保守？是否熱心助人、不謀私利？諸如此類。戈斯林說道：“我當時的目的，在於研究日常生活中人們對他人的印象，因此，我盡量避免給予實驗參與者任何條條框框的限制。我只是說：‘這是你們的調查問卷，進到寢室裡好好品味去吧。’我希望看到我的實驗對像通過直覺做出評判。”
結果如何呢？在對外向程度的評估上，參觀寢室的人並沒有密友們準確。如果你想知道某人有多麼活潑健談、友好外向，那麼顯然，你得和這個人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在評估某人是否容易相處——即某人樂於助人和相信他人的程度上，參觀寢室者也比密友們稍遜一籌。我覺得這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在評估大五人格量表中剩餘的3個特徵時，手持寫字夾板的陌生人可就“後來居上”了。在衡量認真勤勉程度時，陌生人的成績略勝一籌，而在預測情緒穩定和思想開放程度方面，他們的準確率則高出了一大截。總的來說，陌生人最終的成績要比密友們的準確得多。由此可以看出，素未謀面的人僅花20分鐘思考得出的對我們的看法，往往要比熟識數年的朋友對我們的認識更為精確。忘了那些沒完沒了的“相互瞭解”的會面和聚餐吧。如果你想弄清我是否能夠成為一名優秀的員工，那就哪天來我家裡隨便看看吧。
我想，一般人都會認為戈斯林的結論荒謬至極吧。但實際上，在看過約翰·戈特曼的實驗之後，我們大可不必感到匪夷所思，這只不過是薄片分析法的又一例證罷了。參觀寢室者觀察的是學生們最私密的個人物品，而個人物品則是主人的生動寫照。戈斯林打了一個比方，如果寢室可以提供兩三種有關居住者性格的提示，那麼其中的第一個提示便是身份聲明，即居住者煞費苦心營造並希望展示給外界的形象，比如相框裡成績優異的哈佛畢業證複印件；接下來則是行為舉止留下的線索，即我們不經意間遺留的蛛絲馬跡，比如地板上堆著的髒衣服，或是按首字母排好順序的激光唱片；最後還有情緒調節器，即我們為改變居家情緒而對私人空間做出的改動，如房間角落裡的一根香薰蠟燭，或床上巧妙擺放著的裝飾用枕。如果你看到按字母順序排列的激光唱片收藏，一張掛在牆上的哈佛大學畢業證，邊桌上的一炷香，以及大籃子中整齊堆疊著的待洗衣物，你便會馬上瞭解此人性格中的某些方面，而這些瞭解，或許是你在與此人面對面的交流中無法捕捉到的。任何一個瀏覽過戀人書架或偷看過戀人藥櫃的人，對此都會心照不宣：對某人私人空間短暫一瞥所得到的信息，與長時間暴露在公眾場合與其接觸所得的信息幾乎不相上下，且前者往往更為深刻。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即通過瀏覽某人的私人物品，我們會不可避免地遺漏些許信息。當你捨棄與某人面對面溝通的機會時，你所篩除的是那些令人費解、複雜難懂且無關緊要的信息，而這些信息很有可能會對你的判斷起到擾亂的作用。一位體重275磅的足球前鋒，私底下其實是位思維活躍且頗具洞見力的人，恐怕絕大多數人都難以相信。我們總是難以逾越運動員力大無腦的模式化偏見，但假如我們見到的只是這位運動員的書架或牆上的藝術品，那麼這個問題便迎刃而解了。
絕大多數人對自己的認識往往不夠客觀，因此他們對自己的評價也往往具有誤導性。所以，在評估某人的性格時，我們並不會直截了當地讓對方做自我描述，而是遞交給他們一份像大五人格量表一樣精心設計的問卷，以從答案中一窺他們的廬山真面目。同樣，戈特曼並不會浪費時間斷然地詢問夫妻對兩人婚姻狀況的看法，因為他們可能會撒謊或羞於實話實說，更重要的是，也許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真相。他們或許正深陷感情的泥沼，抑或正如膠似漆，卻連自己都道不清個中緣由。西比爾·卡瑞說：“夫妻二人對他們之間的交流聽上去如何簡直一無所知。我們先是拍攝下兩人的對話，然後播放給他們看。在前不久的一次研究中，我們採訪了幾對夫妻，問他們從研究中學到了什麼。許多人，甚至是絕大多數的人，都說他們對自己在爭執中的樣子或交流的方式感到意外。研究中有一位女性參與者，我們覺得她情緒波動極大，而她卻說從不知道自己如此情緒化，還說她自認為是個處事泰然、不露聲色的人。這樣的人有許多，他們把自己想像得比實際更加熱情或更加消沉，只有在他們看到自己的錄像時才會意識到，他們對自己溝通方式的認識是錯誤的。”
如果連夫妻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對話聽上去如何，那麼直接向他們發問又能有多少用處呢？當然沒什麼用處。也正是因為如此，戈特曼才會指導夫妻們圍繞關乎兩人婚姻的話題展開討論，聊些諸如寵物一類的事情，而不直接讓他們討論婚姻。之後，他會留心間接衡量這些夫妻婚姻狀況的標準：比如，某人臉上一閃即逝卻飽含千言萬語的某種表情，通過測量手掌汗腺反應得出的壓力產生的跡象，心率的突然急劇加速，交流中聲調不經意流露的細微變化等。戈特曼選擇從側面入手解決問題，在他看來，這種間接途徑要比迎頭直問問題要快捷、有效得多。
上文中那些寢室參觀者所做的評估，其實就是約翰·戈特曼分析方法的“非專業版本”。為找到打分對象的“筆跡”，打分者給自己劃定出15分鐘，全神貫注地搜集信息，從而產生對寢室主人的直覺。他們利用寢室中隱匿著的種種蛛絲馬跡，從側面入手來分析問題。同時，他們也不必為面對面交流中各種混淆視聽、無關痛癢的信息而分心。如此一來，整個決策的過程便由繁入簡了。寢室參觀者們使用了薄片分析法，那麼結果如何呢？就像戈特曼一樣，他們做出了非常精確的預測。
5.傾聽醫語
讓我們再深入一步，來一探薄片分析法的究竟。
假如你在一家保險公司任職，公司面向醫生銷售醫療失誤保險。出於會計方面的原因，老闆讓你在所有被保醫生中，算出哪些醫生最可能遭到病人的投訴。這次你還是有兩種選擇：第一種選擇是驗證醫生們的學歷和資格證，通過檔案來查看他們在幾年時間內有過多少失誤。第二種選擇則是偷聽每位醫生與病人對話的幾個小片段。
現在，你可能已經料到我會說第二項是最優選項了吧。的確如此，原因如下。信不信由你，醫生因失誤被指控的風險，與其所犯錯誤的多少幾乎沒有關係。針對醫療失誤訴訟的分析顯示，遭到起訴的醫生中不乏醫術高明之人，而有些漏洞百出的醫生卻從未遭到投訴。同時，在由於醫療事故而受傷的人群中，絕大多數的人從未提起過醫療失誤訴訟。也就是說，因醫療看管疏忽而導致的傷害，並不是病人起訴的唯一原因。病人們之所以投訴，不但因為他們受到了侵害，而除此之外還另有原因。
那麼這另一個原因又是什麼呢？答案是病人在醫生那裡受到的個人待遇。在醫療失誤案例中，有一個現象屢屢出現，即病人報告說醫生對他們不予理睬，或催促，或態度惡劣。在醫療失誤案件領域首屈一指的律師愛麗絲·伯金（Alice Burkin）說：“人們不會投訴自己喜歡的醫生。我在這一行幹了幾年了，從來沒有碰到哪位潛在客戶找到我們說：‘我真的很喜歡這個醫生，雖然這麼做我良心有愧，但我還是想投訴他。’曾經有人來找我們，想要投訴一位專科醫生。我們說：‘我們不認為失職的是那位專科醫生。我們認為造成過失的是你的初級保健醫生。’然後客戶答道：‘我才不管她做了什麼呢。我愛死她了，我才不會投訴她呢。’”
伯金曾經接待過一名客戶，她的乳房腫瘤直到出現轉移後才被醫院診斷出來。這名客戶希望以延誤診斷投訴她的內科醫生，而實際上，失職的人應該是為她做X光的醫生才對。但是這位客戶決心已定，非要投訴內科醫生不可。伯金告訴我：“我與那位客戶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她告訴我們，她的內科醫生從來不花時間和她交流，也從未注意過她身上的其他症狀，她對這位醫生可謂恨之入骨，她曾經告訴我們：‘那位醫生從來沒把我當成一個完整的人。’如果病人的診斷結果很糟糕，那麼醫生就得耐心解釋情況，回答病人的提問，把病人當作人來對待。遭到投訴的往往是沒有盡到這些職責的醫生。”由此看來，如果想要知道一名外科醫生遭到投訴的概率，你並不需要充分瞭解其做手術的技術，你所要知道的，是這名醫生與病人之間的關係。
不久前，醫療研究者溫迪·萊文森（Wendy Levinson）記錄了一組醫生與其病人之間的數百條對話。在這組醫生裡，約有一半從未遭到過投訴，而另一半則被投訴過兩次或以上。萊文森發現，僅憑這些對話，她就能夠找出兩種醫生之間的明顯差異。從未被投訴的醫生花在每位病人身上的時間，要比遭到投訴的醫生長了3分鐘以上（18.3分鐘比15分鐘）。前者更趨於給出“指導性”的解釋，比如“首先，我會為你做檢查，然後我們再來詳談你的問題”，或者“我會專門留出時間供你提問”，這些話能夠幫助病人理解他們在此次就診中將會得到的結果，以及應該何時發問；另外，這些醫生更趨於積極聆聽，喜歡使用“請繼續往下講”等用語；除此之外，他們在病人的就診過程中也更加幽默和愛笑。有趣的是，這兩種醫生提供給病人的信息，在質與量上都大同小異，第一種醫生並沒有給出更多有關用藥和病情方面的細節。區別僅僅在於兩種醫生是如何與病人溝通的。
其實，我們還可以做進一步的分析。心理學家納利尼 ·安貝蒂（Nalini Ambady）聽取了萊文森的錄音，把注意力集中在只涉及醫生和病人兩人的對話上。她針對每位醫生，分別選出兩段其與病人的對話錄音；接著，又從這兩段對話中選取出兩段時長均為10秒鐘的錄音，內容僅包括醫生的發言，並由此剪輯出總長為40秒鐘的片段；最後，她對這些片段進行了“內容過濾”，也就是說，她將談話中可讓人識別出單詞的高頻率聲音剔除出去。經過篩選，談話的內容被過濾掉了，保留下的是由語調、音高和節奏組成的含糊不清的“一鍋粥”。僅憑著這樣的錄音片段，安貝蒂進行了一次戈特曼式的分析。她請人對錄音進行了親切、敵對、強勢、焦慮等方面的評分，結果發現，僅僅利用這些評分，她便能夠推測出哪些醫生曾被投訴，哪些沒有。
安貝蒂說，她和她的同事們“被結果驚得瞠目結舌”。這也難怪，評分的人對醫生的技術水平一無所知，不知道他們經驗幾何、受過何種培訓，也不知道他們常做的手術類型，甚至連他們對病人說了些什麼都無從知曉，只能從分析醫生的語音語調入手，做出判斷。其實，事情遠比這簡單：如果醫生的聲音聽上去很強勢，那麼他或她便很可能被歸入遭到投訴的一組中去；如果醫生聲音中的關切多於強勢，那麼他或她被歸入不被投訴組的概率就較大。我們還能再切得薄兒一點嗎？醫療失誤聽上去好像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難題，牽扯多個層面。但追根溯源，這是一個有關尊重的問題。表達尊重最簡單的方法，莫過於通過說話的語氣了，而一位醫生所能用到的最傷人的語氣就是強勢。安貝蒂是否需要將醫生和病人的對話從頭到尾全錄下來，才能理解這些語氣呢？不。因為就診的過程與戈特曼的夫妻對話或學生寢室實驗是大同小異的，二者都具有其獨一無二的特徵，能幫助我們認清本質。
下次去看病時，你在醫生的辦公室坐定，他開始發話。而這時如果你感到他並沒有聽你在說什麼，或是用高人一等的口氣對你講話，抑或並沒有給予你重視，那麼，相信你的感覺。你已經用薄片法對他進行過分析了，他的失職之處是逃不過你的火眼金睛的。
6.一瞥的力量
薄片分析法並非什麼奇異的天外來物，而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個重要特徵。無論是快速做出決定，還是與新朋友會面，抑或面臨一個陌生的環境，我們都會用到薄片分析法。環境中隱藏著的“筆跡”眾多，也正因如此，我們必須使用薄片分析法來加以應對，並逐漸對這種能力產生了依賴。如果我們能花費一兩秒鐘，將注意力聚焦在很小的細節上，那麼我們往往會對事物有深刻的理解。
比如說，許多不同的職業和學科都有其專屬用詞，來形容人們瞬間獲取信息的特殊能力。在籃球比賽中，能夠洞察和理解周圍環境中所發生的一切的運動員，被形容為具有“場上意識”。在軍事方面，人們認為傑出的將軍們具有“coupd’oeil”——從法語翻譯過來就是“慧眼”的意思，即瞬間洞察和領悟戰場形勢的能力。拿破侖具有“慧眼”，巴頓將軍亦然。鳥類學家戴維·西伯利（David Sibley）說，自己曾在新澤西州的開普梅看到過一隻飛翔中的鳥，雖然距離有兩百碼之遠，但他立即反應過來，認出那是一隻叫作流蘇鷸的罕見磯鷂。他以前從沒見過飛翔中的流蘇鷸，何況那一瞬間十分短暫，並不容他仔細鑒別。但他所捕捉到的是那隻鳥的本質與精髓，即觀鳥者們稱為“giss”[4]的東西。而這，已經足矣。
“絕大多數的鳥類識別都是基於某種主觀印象做出的，也就是鳥行動的方式、在不同角度和瞬間角度的樣貌，以及在動態中外表的一系列變化。鳥在轉頭、飛翔或轉身時，會展現出不同的外形和稜角，”西伯利說道，“把所有這一切聯繫在一起，我們對每隻鳥的獨一無二的印象便形成了。這種印象是不可拆分、無法言喻的。歸根到底，在野外觀鳥時，你沒有時間去分析：這隻鳥有這樣和那樣的特徵，因此必定屬於這個種類。實際情況比這要自然，更加依賴我們的直覺。經過長期訓練後，你在觀鳥時，大腦的一個小開關會被觸發。某隻鳥看上去就是順眼，只消一瞥你就能做到心知肚明了。”
好萊塢製片人布萊恩·格雷澤（Brian Grazer）曾一手打造出過去20年中的眾多最熱門影片，談起與演員湯姆·漢克斯初次會面時的情景，他的話語和上文中鳥類學家的話幾乎如出一轍。那是1983年，漢克斯還是個無名小輩，當時他唯一的作品是一部現已（理應）被人遺忘的電視劇《親密夥伴》。格雷澤回憶道：“他來我這兒為電影《美人魚》試鏡，讓我告訴你我在那一瞬間看到了些什麼吧。”就在初次見面的霎時間，格雷澤立馬感知漢克斯非等閒之輩。“我們為那個角色已經試了幾百個人了，其中不乏比他幽默的人，但是沒有人像他那麼招人喜愛。我覺得我能站在他的立場上生活，他的問題是我可以理解和體恤的。你知道嗎，想要逗人發笑，你就得有趣，而想要變得有趣，你就得做出點兒卑鄙的事情。喜劇源於憤怒，趣味亦然，否則喜劇片裡就不存在矛盾衝突了。但是，漢克斯不僅能夠表現得尖酸刻薄，同時又能讓你原諒他。觀眾必須能夠原諒他，因為，雖然他甩了女主角或做了些讓你無法苟同的選擇，但到頭來，他還是主角，還得出現在電影裡。在當時我還無法用語言來解釋這一切，選他當男一號也是出於直覺。直到後來，我才分析出了個中緣由。”
我猜許多讀者對湯姆·漢克斯也抱有同樣的認識。如果我問你他是個什麼樣的人，你會說他品行端正、值得信賴、腳踏實地且風趣幽默，但你並不瞭解他，你和他從沒有過交往，只是在電影中看過他所扮演的跨度很大的不同角色罷了。即便如此，你還是能夠從這些體驗的細小片段中抽取一些非常能說明問題的信息，同時，這些信息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你觀看湯姆·漢克斯主演的電影時的體驗。談起讓漢克斯出演熱門電影《阿波羅13號》的決定時，格雷澤說：“人人都說，無法想像湯姆·漢克斯扮演宇航員會是什麼樣子。我並不知道他能否勝任宇航員一角，但我覺得這是一部關於宇宙飛船遇難的片子，地球人最想讓誰重回地球？美國人最想讓誰脫離險境？答案是湯姆·漢克斯。我們不想看到他死，我們太喜歡他了。”
如果我們不使用薄片分析法，如果我們非得和某人相處數月才能看清其真面目，那麼《阿波羅13號》的跌宕情節便會變得味同嚼蠟，《美人魚》也會變得索然無味。如果我們無法在剎那之間理解複雜的形式，籃球運動便會亂成一團，觀鳥者們也會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前不久，一組心理學家對那項把我搞得雲裡霧裡的離婚預測實驗進行了改動，他們向一些非專業人士播放了一些戈特曼的夫妻談話錄像，但這次，他們為評分者提供了一些小小的幫助。心理學家們給予評分者一張清單，讓其在錄像中尋找清單上列出的情緒；除此之外，他們還把錄像剪輯成30秒的片段，並讓實驗對像將每個片段各看兩次，一次集中看丈夫，一次則只注意妻子。結果呢？在這次實驗中，實驗對像在評判哪些婚姻會成功時，達到了80%以上的準確率。雖然他們尚未趕超戈特曼的準確率，但這已經是很優秀的成績了。不過這也難怪，我們畢竟是薄片分析的老手了。
[2] specific affect，特定情緒的簡寫。——譯者注
[3] 原指基督教《聖經》中的四騎士（戰爭、饑饉、瘟疫、死亡四大害）。——譯者注
[4] giss，觀鳥術語，是General Impression（總體印象）、Size（大小）以及Shape（形狀）的首字母縮略詞。——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