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的一天，一位名叫吉安弗朗克·波切那（Gianfranco Becchina）的藝術品經銷商與加利福尼亞的J·保羅·蓋蒂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接洽，自稱有一尊公元前6世紀的大理石雕像。這尊被人稱做古希臘少年立像的雕像，是一個裸身直立的少年，左腿前邁，雙臂垂於身體兩側。現存的古希臘少年立像僅有兩百尊左右，其中被追回的絕大多數要麼已遭嚴重損壞，要麼已在墓穴或古跡挖掘過程中支離破碎了。但是，這尊將近7英尺高的雕像卻保存得幾乎完好無損，像身淡淡的光澤也使之與其他文物相比頗顯與眾不同，真可謂一項了不起的發現。波切那開出的價格直逼1 000萬美元。
蓋蒂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態度謹慎，他們借來少年立像，並展開了細緻縝密的調查工作。這尊雕像是否與其他已知的少年立像的特徵相吻合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這尊雕像的風格使人聯想到雅典國家考古博物館收藏的《阿納維索斯的庫羅斯》[1]（Anavyssos Kouros），也就是說，此雕像的製作年代和地點與人們的推測相符。另外，雕像是在何時何地出土的呢？具體細節無人知曉，但波切那向蓋蒂博物館的法律部門出具了一沓有關雕像近期背景的文件。據文件顯示，此雕像是一位瑞士內科醫師勞芬布格爾（Lauffenberger）從一位赫赫有名的希臘藝術品經銷商囉囌斯（Roussos）處購買的，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一直收為個人珍藏。
一位名叫斯坦利·馬戈利斯（Stanley Margolis）的加州大學地質學家來到博物館。他使用一台高清立體顯微鏡，花了兩天的時間來檢查雕像的表面。接著，他從雕像右膝下方取下一塊直徑一厘米、長兩厘米的樣本，並使用電子顯微鏡、電子微探針、質譜測定法、X射線衍射儀以及X射線螢光光譜儀對其進行分析。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此雕像使用的材料是白雲質大理石，這種大理石來自希臘薩索斯島上一個名叫瓦錫角的古老露天採石場，並且，雕像表面還覆蓋著一層薄薄的方解石。馬戈利斯告訴蓋蒂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這是個了不起的發現，因為白雲石轉化為方解石所用的時間需要成百上千年之久。換句話說，這尊雕像歷時已久，絕非近期製造的贗品。
蓋蒂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心滿意足，於是，在展開立像調查的14個月後，他們一致同意，買下這尊雕像，並於1986年秋季首次面向公眾展出。《紐約時報》以頭版對此事進行了報道。幾個月後，蓋蒂的古代藝術館館長瑪麗恩·特魯（Marion True）就此雕像撰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長篇敘述，並將其刊登在藝術期刊《伯靈頓雜誌》（The Burlington Magazine）上：“雖無外力的支撐，少年立像仍筆直挺立，他握拳的雙手緊貼大腿，具有頂級的少年立像所特有的自信和生機。”在文章結尾處，特魯滿腔激昂地讚揚道：“無論像中少年是神還是人，都將西方藝術成熟階段那蓬勃的生機體現得淋漓盡致。”
但是，這尊少年立像有點問題：它看上去不大對勁。第一個指出問題的，是時任蓋蒂博物館理事會委員的意大利美術史學家費德裡科·澤裡（Federico Zeri）。1983年12月，澤裡受邀赴博物館的文物修復工作室參觀立像，不知不覺間，他的目光停留在立像的指甲上。雖然一時間難以名狀，但他發覺這指甲看上去頗為彆扭。第二個發現問題的，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希臘雕塑專家伊芙琳·哈里森（Evelyn Harrison）。蓋蒂博物館決定購買波切那的雕像前不久，她就在洛杉磯參觀過展館。“時任館長的阿瑟·霍頓（Arthur Houghton）帶我們去看立像，”她回憶道，“他刷地一下把覆在立像頭頂的一塊布掀開，說：‘看，這雕像現在還不是我們的，但幾周後就屬於我們了。’然後我說：‘很遺憾聽到這個消息。’”哈里森當時看到了什麼？她自己也說不清楚。在霍頓掀掉布的那一瞬間，哈里森油然而生一種預感，一種什麼東西不大對頭的直覺。幾個月後，霍頓又偕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前館長托馬斯·霍文（Thomas Hoving）來到蓋蒂的修復工作室參觀立像。每當看到新的藝術品時，霍文總會將頭腦中閃現的第一個詞記錄下來，而初見少年立像時腦中浮現的詞彙他至今記憶猶新。他回憶說：“那詞是‘新’。”“新”，這可不是面對一座有兩千年歷史的雕像時應有的反應啊。事後，霍文經過一番琢磨才悟出閃念的緣由：“我曾在西西里島進行過挖掘，找到了一些文物的殘片，那些剛出土的殘片和這尊立像看上去相去甚遠。這立像就好像是在星巴克最上乘的拿鐵咖啡裡泡過似的。”
霍文轉向霍頓：“你們已經付過錢了嗎？”
據霍文回憶，霍頓當時一臉錯愕。
“如果付過錢了，就想辦法把錢要回來，”霍文說道，“如果還沒付，就不要買。”
蓋蒂博物館方開始發愁了，他們圍繞希臘雕塑召開了一場專題研討會，並將立像包裹好，運送到雅典，召集希臘最資深的雕塑專家進行研究。這次，令人洩氣的消息更加不絕於耳了。
一次，雅典衛城博物館的館長喬治·迪斯佩尼斯（George Despinis）與哈里森站在一起，他只看了立像一眼，臉立刻就白了。他告訴哈里森：“任何一個見過出土雕塑的人都能看出，這尊立像從沒在土裡埋過。”雅典考古協會的會長格奧爾格斯·頓塔斯（Georgios Dontas）見到立像後只覺渾身發冷，他說：“第一次看見立像時，我感覺我們之間彷彿隔著一層玻璃。”在頓塔斯之後發言的是雅典貝納基博物館主管安格洛斯·迪裡夫瑞亞斯（Angelos Delivorrias）,他詳盡闡述了立像的風格與其材料來自薩索斯島這兩個因素之間的相悖之處。接下來，他切入了主題：何以認為立像是贗品呢?他說，第一次將目光停留在立像上時，他感到了一股“直覺產生的厭惡感”。研討會收尾時，眾多出席者似乎意見統一：立像絕非先前人們所想的那樣。蓋蒂博物館及其律師和科學研究者歷經幾個月的苦心研究，最終得出了一個結論；而幾位全球最權威的希臘雕塑專家，僅僅通過目測和“直覺產生的厭惡感”，便得出了一個與蓋蒂博物館大相逕庭的結論。究竟孰是孰非呢？
答案一時不甚明朗，因為希臘少年立像本來就是各種研討會上引起藝術專家爭議的熱點。然而不久後，蓋蒂立像一案逐漸真相大白。經查，那封被蓋蒂一方的律師將瑞典內科醫師作為確定立像來源的信件，其實是偽造的。其中，一封年份為1952年的信上所用的郵政編碼，在其後20年才啟用；另一封標明為1955年的信中所提到的銀行賬戶，也直到1965年才開戶。歷經數月的調查研究，人們原本認定這尊少年立像的風格與《阿納維索斯的庫羅斯》同屬一類，但這個判斷也站不住腳了：通過仔細檢查，希臘雕塑專家們愈發感到，這尊立像是一個來自不同時期和地域的多種風格拼湊的大雜燴。立像少年身材纖長，像極了慕尼黑一座博物館中的特尼亞（Tenea）少年立像，他那獨具風格的珠狀髮型，卻又酷似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裡的立像，至於他的雙腳，則屬於現代的風格。人們最後發現，與這尊立像最為相似的，是一尊由一位英國藝術史學家於1990年在瑞士發現的殘缺不全的較小規模雕塑。這兩座雕塑使用的大理石原料材質相近，且製作手法也如出一轍。但是，那尊發現於瑞士的立像並非來源於古希臘，而是出自20世紀80年代初羅馬的一家贗品作坊。那麼，科學分析師那番立像表層經由成百上千年演化而成的言論，又是怎麼一回事呢？看來，事實並沒有之前所說的那麼絕對。經過深入研究，另一位地理學家得出結論：只要使用土豆真菌，人們可以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將白雲質大理石雕像的表面“老化”。
在蓋蒂博物館的文物目錄中，有一幅立像的圖片，旁邊標注著：“約公元前530年，或為現代仿品。”
當費德裡科·澤裡、伊芙琳·哈里森、托馬斯·霍文和格奧爾格斯·頓塔斯等人看到立像並感覺到“直覺產生的厭惡感”時，毋庸置疑，他們是正確的。在驚鴻一瞥的短短兩秒間，他們對雕像本質的理解，要比蓋蒂團隊整整14個月的調查研究還深刻。
《眨眼之間》就是一本有關這兩秒鐘的書籍。
1. 多快好省
試想我請你來玩兒一個非常簡單的賭博遊戲。你面前擺放著4副紙牌，其中兩副為紅色，另外兩副為藍色。這些紙牌中的每一張牌都有可能導致你贏得或輸掉一筆錢，而你要做的，就是從4副牌中任意翻牌，以求贏取最大收益。但在開始時，你並不知道紅色紙牌其實是個風險較大的雷區，其代表的賞金較高，但罰金也高。藍色紙牌中的牌能為你循序漸進地帶來50美金的不錯收益，同時罰金也適中。說白了，只有從藍色紙牌裡抽牌，你才能贏到錢。但問題是，你需要多久才能搞清楚遊戲的規律呢？
幾年前，艾奧瓦大學的一組科學家嘗試了這個實驗，他們發現，在翻開約50張牌後，大多數人都會對遊戲的規律產生一種直覺。雖然並不明晰自己為何會傾向於藍色紙牌，但當時的人們已十分確定，此牌是較好的選擇。在翻開大約80張牌後，大多數人都能夠理解玄機所在，並能具體闡明為何紅色紙牌不是贏錢的好選擇。個中道理顯而易見：人們由經歷產生思考，進而總結出理論，最終再進行兩兩相加。這就是我們的學習方法。
但艾奧瓦大學的科學家們並未就此停止，而接下來的實驗也正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處。科學家們將每位賭博者與一台機器連接，以監測他們手掌皮下汗腺的活動情況。與我們身體上大部分的汗腺一樣，手掌汗腺能夠對壓力和溫度做出反應，這就是我們在緊張時手感到汗涔涔的原因。艾奧瓦大學的科學家們發現，賭博者在翻開第10張牌時，就對紅色紙牌表現出了壓力反應，這比他們所陳述的對紅色紙牌產生不祥預感的時間要早了40張牌。更為重要的是，賭博者的行為在手掌開始出汗之前就發生了變化，他們愈發傾向於藍色的紙牌，從紅色紙牌裡抽取的牌逐漸變少了。也就是說，賭博者在意識到自己弄懂了遊戲之前，其實就已經把遊戲吃透了。遠在從意識層面上理解應該採取哪些調整措施之前，他們其實已經做出了必要的調整。
誠然，這項實驗僅僅是個簡單的紙牌遊戲，只涉及了幾名實驗對像和一台壓力探測器，但這不妨礙其成為揭示人們思維方式的一個強有力的示例。在這個實驗創造出的場景中，賭注豐厚，事態疾如旋踵，參與者需在瞬息之間理解諸多聞所未聞、令人費解的信息。那麼，此實驗的意旨何在呢？這個實驗實際上告訴我們，在與此實驗類似的場景中，我們的大腦為了理解局勢，會採取兩種截然不同的策略。第一種我們最為熟悉，即運用意識，或者說思考我們所擁有的經驗知識，並從中得出答案。此策略需要我們翻出80張紙牌才能見效，因此，這雖然合乎邏輯且精確可靠，但卻緩慢費時且需要大量信息。不過，我們還有第二種策略。此種策略耗時很少，抽取10張牌後就開始生效了；除此之外，這種策略還很靈敏，幾乎立馬就能幫你悟出紅色紙牌中潛伏的危險。然而，這種策略有個弊端，其運作的過程——至少在剛開始時——全部是在意識層面之下完成的，其傳遞信息的渠道既不合常理又間接迂迴——比如我們手掌的汗腺。採用此策略時，我們的大腦還沒來得及通知我們，就已擅自做出了決定。
伊芙琳·哈里森、托馬斯·霍文以及希臘的專家們採取的就是上述兩種策略中的後一種。他們並沒有將能想到的所有數據一一權衡，而是僅僅分析了一瞥所能得出的信息。認知心理學家戈爾德·吉格瑞澤（Gerd Gigerenzer）喜歡將這種思考方式稱做“多快好省法”。僅僅通過一瞥，這些專家們大腦的某些部分便立即完成了一系列演算，於是，在任何意識層面的想法浮出水面之前，這些人已經感覺到了什麼，就如賭博者手掌出汗時突如其來的刺癢一樣。對於托馬斯·霍文來說，帶來這種感覺的是他腦中突然閃現的“新”一詞；對於安格洛斯·迪裡夫瑞亞斯來說，則是那股“直覺產生的厭惡感”；而對於格奧爾格斯·頓塔斯，則是與立像之間猶如隔著一層玻璃的感受。這些人明白他們為何有這些感悟嗎？當然無從知曉。但他們就是明白。
2.人體計算機
上文說過，人類大腦中執行瞬間決斷的部分被稱為適應性潛意識（Adaptive Unconscious），基於此種決策方式的研究已躋身心理學中最具影響力的新興學科之一。切忌將這種適應性潛意識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述的潛意識（Unconscious）相混淆。後者所講的是一片昏暗渾濁之地，充滿了惱人的慾望、記憶和幻象，超越了人們意識思考的範疇。而適應性潛意識這一新概念，則被人們看成一台偉大的計算機，迅捷且安靜地處理著海量的數據，以便於我們人類執行各種功能。試想你走在街上，猛然發現一輛卡車正飛速逼近，你有時間把所有選擇從頭到尾權衡一遍嗎？當然沒有。人類之所以能夠存活至今，就是仰仗於這種進化而來的決策工具。通過這種能力，我們才得以根據極少的信息迅速做出判斷。正如心理學家蒂莫西·威爾遜（Timothy D.Wilson）在他的《弗洛伊德的近視眼：適應性潛意識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Strangers to Ourselves）一書中所寫的：“大腦將很大一部分高端而複雜的思考工作委託給潛意識，從而達到運轉的最優化模式。這正如一架先進的無人駕駛噴氣式客機，無需或只需少量來自人類飛行員‘意識’的指令，亦能進行飛行。在幫助人們判斷周圍環境、警示危險、設立目標，以及精準高速地採取行動等方面，適應性潛意識可謂高手。”
威爾遜說，我們會依據不同環境，在意識和潛意識的思考模式中來回轉換。一個邀請同事來家裡共進晚餐的決定屬於意識層面。首先，你要進行慎重的思考，待你判斷出這項活動是有趣的之後，你再向對方發出邀請。同樣還是這位同事，若你倆發生了爭執，且矛盾因你而起，那麼此時你的決定便屬於潛意識層面。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你所使用的大腦區域有別於邀人共膳時所運用的部分，引發爭執的原因也屬於你人格中的另一個層面。
無論是與人初次見面，對某求職者進行面試，對一個新的構想做出回應，抑或面對在壓力下迅速做出決定的挑戰，我們總會用到涉及潛意識的大腦區域。舉個例子來說吧，在上大學的時候，判斷你的教授是否是個好老師，你用了多長時間？一節課？兩節課？還是一個學期？心理學家納尼利·安貝蒂（Nalini Ambady）曾發給學生們3卷關於某位教師的錄像帶，錄像都經過消音處理，時長各為10秒鐘。她發現，學生們能夠輕而易舉地對教師的教學質量做出評分。接下來，她將錄像剪短到5秒鐘，所得的評分並無差異。即便只觀看兩秒鐘的錄像，學生們做出的評分也與之前驚人相似。之後，安貝蒂將這些瞬間做出的教師質量評分，與上過這些教師整整一學期課的學生所做的評分做了比較，發現兩者幾乎一模一樣。一邊是只看過一位素昧平生的教師兩秒鐘無聲錄像的學生，一邊則是在這位教師課堂上待了整整一學期的學生，雙方對教師所做的判斷竟然大同小異。這就是我們適應性潛意識的強大之處。
雖然你可能未曾留意，但你很可能有過類似的經歷。第一次拿起這本書時，你將書在手裡掂量了多長時間？是不是兩秒鐘？然而，就在這短暫的瞬間，書的封面設計、你對我的名字可能產生的聯想，以及本書開頭有關立像的幾句話，都會使你產生某種印象，五花八門的想法、畫面和先入之見湧入腦中，進而主導著你從序言開始讀到這裡。難道你不想解開這兩秒鐘的秘密嗎？
我認為從內心來說，人們對這種過於迅速的感知方式是持懷疑態度的。在這個世界上，我們認為決策的質量與做出決策所耗的時間和精力密不可分。面對疑難雜症無從診斷時，醫生會要求病人做更多檢查；對聽聞的消息拿捏不準時，我們會尋求別人的意見。看看我們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的吧。我們告訴他們：“忙中出亂”、“三思而後行”、“靜下來思考”、“人不可貌相”。我們認為，盡其所能地搜集信息、最大限度地深思熟慮，是屢試不爽的上策。我們只相信運用意識做出的決斷，但其實有的時候，我們並不需要三思而後行，我們在倉促中做出的判斷和第一印象，也不失為理解這世界的一個更為得心應手的工具——尤其是在壓力來襲的時候。《眨眼之間》一書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向你灌輸這個淺顯的事實：迅速做出的判斷完全可以與絞盡腦汁慎重思考做出的決定相媲美。
但是，《眨眼之間》並不單為直覺的力量大唱讚歌，本書對直覺背叛我們的現象也頗感興趣。舉例來說，如果人們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識別出蓋蒂博物館的立像是偽造的——或至少是存在問題的，那麼當初博物館為何還會將其收購呢？在悉心研究立像的14個月中，蓋蒂博物館的專家們又緣何沒有感受到直覺產生的厭惡感呢？這是蓋蒂博物館事件的一大謎團。謎底如下：出於某種原因，那些直覺受到了阻礙。從某方面來說，運用科學手段得出的數據看上去很具說服力[那位名叫斯坦利·馬戈利斯的地質學家對自己的分析深信不疑，還在《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上發表了長篇論文，闡述他的分析方法]；而最重要的原因在於，蓋蒂博物館是強烈希望立像為真品的。蓋蒂是一家年輕的博物館，急於收集到世界級的展品，而那尊看似彌足珍貴的立像，恰好蒙蔽了專家們的直覺。古雕塑領域舉足輕重的專家恩斯特·朗羅茨（Ernst Langlotz），曾與藝術史學家喬治·奧爾蒂斯（George Ortiz）接洽，問他是否有意購買一尊小銅像。奧爾蒂斯遂去觀看銅像，不料卻大吃一驚。在他看來，這尊雕像明顯是做工粗糙、漏洞百出的贗品。那麼，在希臘雕塑領域殫見洽聞的朗羅茨，又為何看走了眼呢？奧爾蒂斯解釋道，朗羅茨在購買這尊銅像時資歷尚淺，還未成為專業領域的泰斗。他說：“我認為朗羅茨對這尊銅像摻雜著很深的感情。人們在年少時總會迷戀上自己的第一件所購之物，或許這尊銅像就是他的初戀吧。因此，儘管他學富五車，但顯然還是沒能發現銅像的可疑之處。”
奧爾蒂斯的解釋並不稀奇，它一語道破了人類思考方式中的一些基本規律。我們的潛意識雖神通廣大，但並非無往而不勝。這台人體計算機並非每次都能挺身而出，幫我們瞬間破譯“真相”。潛意識也有力不從心之時，也會遭蒙蔽、受干擾。我們的直覺做出的反應往往需要與其他的利害關係、情緒感知相互抗衡。那麼，我們又應何時聽信直覺，何時謹慎提防呢？解答這個問題就是本書的第二個使命。當我們迅捷的認知系統出了問題，其背後的原因是特定且有據可循的。我們可以鑒別和理解這些原因，並掌握聽從和提防這台超級人體計算機的時機。
本書的第三個使命在於讓讀者相信，我們可以培養和控制我們的瞬間決斷以及第一印象，而這也正是本書的重頭戲。我知道這看似天方夜譚，雖然哈里森、霍文以及其他幾位觀察過蓋蒂立像的藝術專家通過強烈的直覺反應洞見了癥結，但是，這些反應不是從他們的潛意識中出人意料地自己冒出來的嗎？我們是否能夠掌控這種神秘莫測的反應呢？答案是肯定的。正如我們能夠教會自己合乎邏輯而從容不迫地思考一樣，我們亦能自學成才，提升自己瞬間決斷的功力。在本書中，你將會讀到醫生、將軍、教練、傢俱設計師、音樂家、演員、汽車銷售員等形形色色的人們的故事，這些人都是行業中的佼佼者，而讓他們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他們在塑造、管理以及培養潛意識反應上所下的工夫。瞬間決斷力並非是落在少數人頭上的鴻運，而是一項人人都能夠自行培養的技能。
3. 一個不同但更好的世界
有很多書致力於解決寬泛的話題，這些話題都在從大變動的角度分析世界。這本書不屬於這一類。《眨眼之間》和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細枝末節緊密相關——當我們在壓力下做決定時，不管我們是否碰到了一個新認識的人或是一種複雜的狀況，第一印象的表現形式、來源及其結論都會同時產生。當它發展到要瞭解我們自己以及所生活的世界時，我認為我們會花大量的時間注意那些較大的話題，而不是那些重要時刻的參與者。但是，如果我們開始重視我們的直覺時，會發生什麼事？當我們用雙眼審視世界，而不是用最高倍數的顯微鏡檢查我們的決策方式和行為時，又會發生什麼？我認為這會改變我們鬥爭的方式、審視書架上的作品的方式、觀看我們製作的電影的方式、警察們訓練的方式、夫婦討論問題的方式、工作面試和指導的方式，等等。如果我們把這些小的改變綜合起來，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完全不同但更好的世界。在這本書結尾時，我相信——我也希望你能像我一樣相信——感知自我以及我們行為的方式要求我們認識到，眨眼之間做出的決策與經過數月理性思考的價值是一樣的。“我總是認為科學比直覺判斷更客觀，”當他發現古希臘少年雕像的問題最終浮現時，蓋蒂博物館的文物古跡看護人瑪麗恩·特魯說，“我現在知道我錯了。”
[1] 此作品為希臘古風時期大理石雕像，高194厘米，因出土於雅典近郊阿納維索斯，故名。庫羅斯意為小伙子，是5世紀以前希臘雕塑中青年男子人體的通稱。——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