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徒巴赫曼
在很多年後，她才意識到，原來矛盾在那個清晨就已經萌發了。那天早上，安琪·巴赫曼無所事事地坐在家裡，悠閒地看著電視，漫無目的地想著要重新整理一下她裝銀首飾的抽屜。
她最年幼的女兒已經上了好幾周幼兒園了，而大女兒和二女兒在讀中學。她們有自己的朋友，有很多課外活動，還會與朋友談論許多她無法明白的八卦。她的丈夫是一名土地測量師，每天重複著朝8晚6的工作。屋子裡除了巴赫曼之外沒有別人。她19歲步入婚姻的殿堂，20歲有了第一個孩子，從那以後，她的日常生活就圍繞著準備午餐，與女兒們玩假扮公主的遊戲，開車接送女兒們上學、放學，這是近20年來的第一次，她真真切切地感到孤單。高中時，同學們都說，她應該做模特，因為她是那麼漂亮。但事與願違，她退了學，然後嫁給了一個吉他手，最終他有了一份實實在在的工作，而她就順其自然地成為了一位全職媽媽。早上10點半，女兒們都上學了，巴赫曼又一次用紙將廚房裡的鍾遮住，強迫自己停止每3分鐘就看一下時間的習慣。接下來，她又不知道自己應該幹什麼好了。
那一天，她跟自己打賭，如果她能熬到中午不瘋掉，或者不吃冰箱裡的蛋糕，就出去找點兒樂子。然後，她用接下來的90分鐘來想有什麼有趣的事可以做。12點的鐘聲響了，她化了一點妝，穿上一條靚麗的裙子，然後開了20分鐘的車到了一個船上賭場。雖然是星期四的中午，但是賭場裡還是人山人海。與巴赫曼看肥皂劇和疊衣服的單調生活不同，這裡的人都忙著自己手頭豐富多彩的事。
在入口處有一支樂隊在演奏。一位女士在派送免費的雞尾酒,巴赫曼在自助餐區吃了蝦。整個過程都讓她覺得自己過得很奢侈，就像以前逃學的時光。她走到玩21點的賭桌前，此時荷官正在耐心地解釋遊戲的玩法。在輸了40美元時，她瞟了瞟手錶，忽然發覺兩個小時就這樣過去了，她要趕去接她最小的女兒。那天吃晚餐時，她第一次有了別的東西可以聊，而在此之前，她只能聊自己看《價格猜猜猜》節目時猜贏了哪個參賽選手。
安琪·巴赫曼的父親原是一名卡車司機，後來，為了追尋自己的理想，他在中年時成為了一名小有名氣的詞曲作家。安琪·巴赫曼的兄弟也成了詞曲作家，並且得到過一些獎。而當父母介紹她的時候，都將她稱為全職媽媽。
巴赫曼告訴我:“我覺得我是最不濟的那個了。我知道我很聰明，我知道我是一個好媽媽。但沒有東西讓我理直氣壯地說，這就是我的特別之外。”
去過賭場一次之後，巴赫曼開始每週五去一次。這是對一個星期以來獨守空房、保持屋子的清潔，並且神志清醒的小小獎勵。她知道賭博會造成麻煩，所以她為自己設下了嚴厲的限制。每次去賭場，不能夠在21點的桌上停留超過1個小時，而且輸完了口袋裡的錢，就不能再賭了。“我把它看作某種工作，”她說，“我從來不在中午前離開家，而我總是準時去接我的女兒。我十分遵守自己定下的規定。”
她的賭運越來越好了。剛開始，她很難用她的錢玩上一個小時。但半年內，她學到了足夠的技巧，能夠讓她調整自己的規定，玩上兩三個小時，並且在她走時，錢還沒花完。一天下午，她在21點上用80美元贏了530美元，這筆錢足夠用來買雜貨，支付電話賬單，還能夠存一些錢到應急基金裡。從那以後，賭場的所有者哈拉斯娛樂公司向她寄送了免費自助餐優惠券，她能夠在星期六晚上帶她的家人吃自助餐。
先說明一下，巴赫曼賭博的艾奧瓦州僅僅是在幾年前才將賭博合法化。1989年前，州立法者們擔心卡牌和骰子的誘惑對很多居民來說都很難抗拒。這個憂慮從國家建立時起就已經存在了。“賭博是貪婪之子，是不法之兄，是罪惡之父。”喬治·華盛頓在1783年寫道，“這是罪惡的溫床……總而言之，這種令人厭惡的活動毫無用處，並且很多人因它而受到傷害。”
實際上，要保護人們免受壞習慣的傷害，應該首先考慮清楚什麼行為要被定義成“壞習慣”。這些所謂的壞習慣其實都是立法者早起享有的特權。賣淫、賭博、在安息日裡賣酒、售賣色情出版物、發放高利貸、婚外情（如果你品位獨特，還有婚內情）等，都是法律中明文規定違法或者嘗試用嚴厲的（而且通常效果不好）條款約束的行為。
當艾奧瓦州將賭博合法化後，立法者們充分考慮到了要對船上賭場的活動進行限制，規定每次下注不能超過5美元，並且每人每次在賭場裡輸掉超過200美元就不能再賭了。然而，在之後幾年，該州的一些賭場陸續搬遷到密西西比州，因為那裡對賭場沒有設限。因此，艾奧瓦州放寬了對賭場的限制。2010年，從賭博一項收到的超過2.69億美元的稅款增加了該州的財政收入。
安琪·巴赫曼的父母都是煙齡很長的煙民，在2000年的時候，他們開始出現肺病的症狀。巴赫曼每週乘飛機去田納西州看望他們，幫他們買日常雜貨和做飯。當她回到丈夫與女兒身邊時，孤單的感覺更加強烈了。有時候家裡一天沒人，她會胡思亂想，覺得好像朋友們都將她遺忘了，而家人也好像不再需要她了。
巴赫曼擔心她的父母，她覺得丈夫更在意的是他的工作，而對她的焦慮無動於衷，這讓她覺得很傷心，並且覺得她在女兒們成長的過程中付出了許多，而她們沒有意識到現在的她很需要安慰，由此心中有了絲絲怨恨。但是每當她坐在賭桌上，這些不悅的情緒便渺無蹤影。從此，她不用去探望父母時，就每週去兩次賭場，然後發展到每個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都去。她仍然對自己有規定，但是她已經有幾年的賭齡，也懂得了真正的賭徒的規矩。她每次下注都不會少於25美元一手，而且總是一次下兩手。她說：“相比下注限度低的賭桌，在下注限度高的賭桌上更能贏錢。在運氣到來之前，你要頂得住一些損失。我見過有人帶著150美元來，贏了1萬美元。我知道只要我遵循自己的規則，也一定能夠這樣。我能夠控制住自己。”[8]從那時起，她就不再需要考慮要不要拿下一張牌或者將賭注翻倍，她只知道下意識地做出判斷，就像有健忘症的尤金·保利那樣，最後總能選到正確的長方形紙板。
2000年裡的一天，巴赫曼帶著6 000美元從賭場回家，這足夠支付兩個月的房租並結清門前堆積起來的信用卡賬單了。另一次，她贏了2 000美元。有時候她會輸，但這是賭博的一部分。聰明的賭客明白，總要輸點兒才會贏。最終，哈拉斯娛樂公司給她劃了信用額度，讓她不用帶太多現金。其他玩家找到她，坐到她所在的桌子上，因為她知道怎麼賭。在自助餐上，主持讓她坐在最前面。“因為我知道如何賭博，”她說，“我知道這樣聽起來就像一些不知道自己有問題的人說自己沒問題一樣，但是我所犯的唯一錯誤是沒有退出，而我的玩法一點兒問題都沒有。”
巴赫曼的規則隨著她輸贏規模的變化而變得更靈活。一天，她在一小時裡輸掉800美元，然後在40分鐘裡贏了1 200美元。然後運氣急轉直下，她又輸掉了4 000美元。另一次，她早上輸了3 500美元，下午1點贏了5 000美元，而下午又輸了3 000美元。賭場記錄著她的輸贏，而她自己已經賭糊塗了。
然後，有一個月，她的銀行賬戶裡沒有足夠的錢來支付電費了。她向她的父母陸續借了一點兒錢。頭一個月她借了2 000美元，第二個月又借2 500美元。這錢不算多，她的父母有。
巴赫曼從來沒有酗酒、吸毒或者暴飲暴食的問題。她只是一位普通的母親，經歷了平凡人都有的起起落落。所以，那讓她陷入賭博無法自拔的，是一日不去賭場就會心煩意亂或者煩躁不安的感覺，是她發現自己無時無刻不在想著賭博，還有那放開賭給人的衝動，這一切讓她猝不及防。這種情況是曾經沒有過的，直到賭博主宰了她的生活時，她才突然發現這是個問題。回顧過去，這成癮的整個過程似乎找不到一條清晰的分界線，某天賭博是一種樂趣，但是第二天就賭得一發不可收拾了。
到2001年，她每天都去賭場。每當她跟丈夫吵架，或者覺得孩子們不領情時，她就去賭場。在賭桌旁，她覺得麻木而且興奮，那一瞬間她的焦慮煙消雲散，自己都感覺不到了。贏錢的興奮是如此立竿見影，而輸錢的痛苦也消失得十分迅速。
圖9.1
當巴赫曼又一次向她媽媽借錢時，她媽媽對她說：“你想要出名，你不斷地賭博是因為你想要別人關注。”
雖然這不完全正確。“我想要在某些東西上有點兒作為，”她告訴我說，“這是我做的這麼多事情裡唯一讓我覺得自己有點兒長處的事。”
2001年夏天，巴赫曼欠哈拉斯娛樂公司的債務已經高達2萬美元。她一直將輸錢的事對她的丈夫保密，但是當她的母親停止對她的資助時，她崩潰了，只能向丈夫坦白。他們聘請了破產律師，剪掉了她的信用卡，坐在廚房裡計劃著如何過這種更清苦的生活。她將她的禮服賣給二手衣服回收店，並忍受了來自19歲女孩的羞辱——那女孩覺得拿來的禮服都太老土了，差點兒拒收。
終於，最壞的情況似乎開始到頭了。她想，這種強烈的賭博想法終於消失了。但是，其實還遠遠沒有結束。幾年後，她輸得一無所有，毀了她自己和丈夫的生活，她將大量的金錢投入賭博。她的律師在州最高法院中為她辯護說，她賭博不是出於自己的選擇，而是出於一種習慣，所以她不應該為造成的損失而背上罪責。當她在互聯網上變成笑料時，其他人將她比作傑弗裡·達默[9]還有那些虐待親生孩子的人。她不禁反省：我實際上到底承擔多少責任呢？“老實說，我相信任何人在與我相同的情況下，都會做出我所做的事。”巴赫曼對我說。
習慣的道德和選擇
2008年7月的一個早上，一個在威爾士西部海岸度假的沮喪男人撥打了一個緊急電話。
“我想我殺了我的妻子。”他說，“噢，我的天啊，我以為是有人闖了進來。我那時在跟那些男孩打架，但那原來是克莉絲汀。我肯定是在做夢或者在幹別的什麼。我做了什麼了啊？我到底做了什麼了？”10分鐘之後，警察來了，發現布賴恩·托馬斯在他的露營車旁哭泣。他解釋說，前一晚，他和他的妻子在車裡睡覺，那些男孩在停車場裡追逐，把他們吵醒了。他們把車停到車場的邊緣繼續睡覺。幾個小時後，托馬斯發現一個穿牛仔褲和黑色羊毛衫的男人，他覺得那人應該是其中一個在車場追逐的人，那個男人扒在他妻子身上。他大聲喊了那個男人一下，捏住他的喉嚨，試著把他拉起來。他告訴警察說這似乎都是他自然而然的反應。那個男人越掙扎，他就捏得越緊。那個男人用手抓撓他的手臂，嘗試著還手，但是托馬斯捏得越來越緊，最後，那個男人停止了掙扎。然後，托馬斯意識到，他捏住的不是一個男人，而是他的妻子。他放開了她，開始輕輕地搖晃她的肩膀，想要把她叫醒，嘴裡還問著她有沒有受傷，但一切都已經晚了。
托馬斯啜泣著告訴警察：“我以為有人闖了進來，我竟然把她掐死了，她是我的整個世界啊。”
在接下來的10個月裡，托馬斯在牢裡等著審判。托馬斯還是孩子時，就有夢遊的毛病，有時候一晚會發作幾次。他會從床上下來，在屋子裡遊蕩，玩玩具或者找東西吃，而第二天早上，他完全不記得晚上做過什麼。這已經成了家裡人的樂子。他每個星期都會有一次在熟睡的情況下走到院子中或者進入別人的房間。當他的鄰居問起為什麼他會光著腳穿著睡衣走過他們的草坪，他媽媽就會解釋說這是他的一種習慣。當他長大後，他會因為腳上受傷而驚醒，但是完全不記得這些傷是怎麼來的。他曾經在熟睡狀態下在溝渠裡游泳。在他結婚之後，他的妻子十分擔心他夢遊出門走到街上，所以就把大門鎖起來，鑰匙放到枕頭下才安心睡覺。托馬斯說，每一晚，夫妻倆睡前都會給對方一個吻和擁抱，然後他會到自己的房間裡睡。否則，他不斷地輾轉反側，在夢中呼喊咕噥，還夢遊，這會讓克莉絲汀一夜無眠。
“夢遊說明了清醒和熟睡並不相互排斥。”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神經學教授、睡眠行為研究的先驅馬克·馬霍瓦爾德教授告訴我，“大腦中控制你行為的部分睡著了，但是控制非常複雜的活動的部分還醒著。問題是，此時除了基本的生物本能模式（也就是你最基本的習慣）之外，沒有別的東西在指引你的大腦。你只會跟著大腦中已有的習慣活動，因為此時你無法選擇。”
在法律上，警察要起訴托馬斯謀殺罪。但是所有的證據似乎都證明，在那個恐怖的夜晚之前，他與妻子的婚姻一直都很愉快。他們之間沒有任何家暴史，有兩個已長大成人的女兒，而且最近還為自己預訂了一次地中海游輪旅行來慶祝他們的40週年結婚紀念日。公訴人請愛丁堡睡眠研究中心的睡眠專家克裡斯·艾德辛科斯基博士為托馬斯進行測試，並評估托馬斯在殺害妻子時意識是否是不清醒的。博士一共進行了兩次測試，一次是在他的實驗室，另一次是在監獄裡，博士在托馬斯的身體上裝滿了探測器，測量他睡著時的腦波，眼球的運動，下巴和腿部肌肉的活動，鼻腔氣流，呼吸情況以及身體的含氧水平。
托馬斯不是第一個爭辯說自己是在睡覺時犯罪的人，以此推理，他不應該因此而被判有罪。夢遊症與其他無意識行為已經被世人所知，因此歷史上有很多罪犯爭辯說不能因為他們做出的“無意識行為”而被認定有罪。在過去10年裡，當人們對習慣神經學和自由意志的瞭解更豐富時，這些辯詞變得更加有說服力。社會公眾，包括法院和陪審團，都認同有些習慣強有力地壓制了人的選擇能力，因此我們不需對自己在那種情況下的所作所為負責。
夢遊是大腦在睡眠時正常工作的副產物。大多數情況下，人在休息的不同階段，身體都會有各種各樣的運動，我們最原始的神經結構（也就是腦幹）讓我們的四肢和神經系統處於麻痺的狀態，使我們的大腦在身體不動的情況下能夠做夢。通常來說，人每天晚上都可以毫無問題地在麻痺與正常狀態之間多次轉換。在神經學中，這叫做“切換”。
然而，有些人的大腦在切換時會出現錯誤。他們在睡覺時完全進入了麻痺狀態，而他們的身體卻在做夢或者在睡眠階段變換時活躍起來。這就是大多數人患上夢遊的原因，這讓人很煩，但也不是什麼嚴重的問題。例如有些人夢見自己在吃蛋糕，而第二天早上在廚房裡會發現一個破爛的蛋糕盒。一些人會夢見自己去浴室，醒來後發現客廳中濕了一塊地方。夢遊的行為方式很複雜，比如有的人會睜開眼，四處看，到處遊蕩、開車或者煮飯，這些行為基本都在無意識的情況下發生，因為他們大腦中與視覺、走路、開車和煮飯的部分在他們睡著時活躍起來，但是大腦更高級的區域（比如說前額皮質）又沒有發出指令。有人在夢遊時會燒水沏茶，有人在夢遊時去開汽艇，還有人開動電鋸把木塊放進去切，然後再走回去睡。但是總體來說，夢遊者不會做一些會對自己或他人造成傷害的事。就是睡著了，他們還是有避開危險的本能。
然而，當科學家們測試夢遊者的大腦時，他們發現夢遊行為存在區別，有些人會爬下床，開始做夢中的事情或者執行其他沒有危險的念頭，這叫作夜驚症。當夜驚症發作時，人大腦中的活動與清醒、半清醒甚至夢遊時會有明顯的區別。在夜驚症發作的中期，人似乎會被嚴重的焦慮所困，所做的夢也不是平常的夢。除了最原始的神經系統區域（被稱為“中樞模式發生器”）之外，他們大腦的其他部分都不活躍。這些大腦區域與拉裡·斯奎爾博士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專家研究的是同一個地方，他們發現了習慣回路的神經系統工作機制。實際上，對神經學家來說，正在經歷夜驚症的大腦的運作模式，與遵循習慣工作的大腦的運作模式十分相似。
人們被夜驚症所困時的行為是習慣，即使它們是最原始的行為，但依然屬於習慣。夜驚症發作時工作的“中樞模式發生器”，是諸如走路、呼吸、害怕響亮的聲音或者攻擊襲擊自己的人之類行為的源頭。我們通常不認為這些行為是習慣，但它們確實是習慣：研究表明，這些自發行為深深根植根於我們的神經系統中，幾乎不需要大腦的更高級區域發出指令，人就會做出這些行為。
然而，這些習慣在夜驚症發作期間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因為前額皮質和其他高級認知區域在睡眠時不活動，當夜驚症中的習慣被觸發時，人的大腦就不會有意識地進行干預。如果人的面對還是逃跑的選擇習慣被夜驚症引出，那麼患者就無法用邏輯或理性來壓制這種習慣。
“患者在夜驚症發作時所做的夢與平常並不相同，”神經學家馬霍瓦爾德說，“如果是做噩夢，我們都不會記得夢裡複雜的情節。如果他們在之後記起任何東西，那只是一種形象或者感覺，比如逼近的危機、強烈的恐懼，還有保護自己和他人的那種需要。
“那些感覺是那麼強烈。它們是我們生活中所學行為的最基本的暗示。人在嬰兒階段就已經懂得在受到威脅時要逃跑或者自我防禦。當那些感覺出現時，大腦的高級區域就不會參與控制，我們只按最基礎的習慣來回應一切。人會逃跑或直接面對，或者按照大腦最容易選擇的行為模式來做出反應。”
在夜驚症中期的人開始感覺到受威脅或者性慾被激起，這是兩種最常見的夜驚症體驗，那麼他們會隨著與這些刺激有關的習慣做出相應的反應。
夜驚症發作的人會從屋頂上跳下來，因為他們以為自己在逃避攻擊者。他們會殺害自己的孩子，因為他們以為自己在與野獸對抗。他們會強行與自己的伴侶發生性行為，即使對方求他們停止，因為一旦患者的性慾被激起，他們就會遵循根深蒂固的習慣來使性慾得到滿足。夢遊者似乎還能做出一些選擇，我們大腦一些高級控制區域會告訴我們要遠離屋頂的邊緣。然而，夜驚症發作的人只會簡單地按照習慣回路來行動，而不管後果會如何。
圖9.2
一些科學家認為夜驚症可能是基因決定的，還有人認為是帕金森氏綜合征這樣的疾病引起的。它們的誘因並不是很清楚，但是對於一些人來說，夜驚症的發作都包含有暴力衝動。一個瑞士研究小組在2009年寫道：“暴力與夜驚症的關聯表現為對一個具體、可怕的形象做出反應，而患者可以在清醒之後把這個形象描述出來。在患睡眠機能失調的人群中，試圖攻擊睡在旁邊的人的案例佔了所有案例的64%，而當中有人受傷的占3%。”
在英國和美國，歷史上有不少犯了謀殺罪的人都辯護說是夜驚症導致他們犯罪，如果在清醒狀態下，他們絕不會這樣做。例如，托馬斯被捕的4年前，一位名叫朱爾斯·洛的男士殺害了他83歲的父親，但宣稱案發時正是他夜驚症發作的時候，因而他的謀殺罪不成立。
檢控官認為他的說辭是“極度牽強”的，因為他對他的父親施行了超過20分鐘的打、踢和踩，造成超過90處傷害。但是陪審團不同意這種說法，並且判他無罪釋放。2008年9月，33歲的唐娜·謝潑德–桑德斯幾乎把她的母親殺死，她用枕頭按在母親的臉上將近30秒。她後來以謀殺行為發生時她正沉睡作為辯護而獲判無罪。2009年，一名英國士兵承認強姦了一個十幾歲的女孩，但他說他當時睡著了，他脫掉衣服，扯下她的褲子和與她發生性行為的時候是不清醒的。在強姦的過程中，他醒了，向女孩道歉並且自己報了警。“我剛剛似乎犯了罪，”他報案說，“我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我醒了之後就發現自己趴在她身上了。”他曾經有過夜驚症發作的病史，並且獲判無罪。在過去一個世紀裡，有超過150個謀殺犯和強姦犯用這種無意識行為作為辯護而逃避了懲罰。代表社會施行判決的法官和陪審團說過，既然犯人作案時並不是出於自己的選擇，或者說，他們在做出暴力行為時是沒有意識的，所以對他們可以免於懲罰。
對於布賴恩·托馬斯來說，整件事的發生，看上去也像是出於一種睡眠障礙，而不是殺人的衝動。“我永遠永遠都不會原諒我自己，”他對檢控官說，“我為什麼做出這樣的事？”
睡眠專家艾德辛科斯基博士在實驗室觀察了托馬斯之後，提交了他的報告，說托馬斯在殺害他妻子時正處於睡眠狀態，他並不是有意識地做出犯罪行為。
審判開始後，檢控官將他們的證據呈堂。托馬斯承認殺害了他的妻子，檢控官對陪審團說。他知道他自己有夢遊的毛病，他在度假時沒有預先對此採取防範措施，因此他應該為自己的犯罪行為負責。
但隨著爭論的升級，檢控官們顯然陷入了一場越來越艱難的鬥爭。托馬斯的律師辯護說，他的當事人並不是故意殺害他妻子的，並且實際上，他甚至無法控制那天晚上的行為。相反，他只是對一種感覺上的威脅做出自然的反應。他是遵循一種習慣，這是一種人類誕生後就一直存在的與攻擊者鬥爭並且保護自己心愛的人的本能。一旦他大腦裡最原始的區域接收到一種暗示，即有人勒著他的妻子，這時他的習慣就佔據了大腦，然後他就反擊，而他大腦的高級認知能力則不會出動調解。托馬斯的律師辯護說，他犯的最大的罪就是他是人類，是他的神經系統和最原始的習慣逼迫著他做出如此反應。
連檢方證人的供詞似乎也對托馬斯有利。檢控方的首席精神病學家卡羅琳·雅各布說，雖然托馬斯知道自己有夢遊的毛病，但是不代表能夠預知他會做出謀殺行為。他以前從來沒有攻擊過任何人，而且也從來沒有傷害過他的妻子。
當卡羅琳·雅各布作供時，托馬斯的律師開始盤問：托馬斯因做了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會發生的行為而被判有罪，這是否公平呢？
雅各布說，在她看來，托馬斯無法合理地預期自己的罪行。如果他被定罪並被判進入布羅德莫醫院這座收羅了英國最危險和有精神病的罪犯的機構，那麼應該說“他不屬於那裡”。
第二天，首席檢控官對陪審團說：“在謀殺進行時，被告處於睡眠狀態，他的身體不受思想控制。我們已經能夠得出結論，不應為尋求特別的裁定而無視公眾的利益。因此，我們不再提供更多的證據，請你們直接做出無罪裁定。”陪審團同意了。
在托馬斯被釋放前，法官告訴他：“你是個正派的人，也是一個忠實的丈夫。我希望你不要有負罪感。在法律面前，你不需負責。你被准許釋放。”
這似乎是一個公平的結果。畢竟，托馬斯的生活顯然被他的罪行摧毀了。在他做出那種行為時，他全然不知，他只是簡單地遵循著一種習慣，而他的決策能力實際上一點兒也不起作用，可以說是完全癱瘓。托馬斯是所有謀殺罪嫌疑犯當中最值得同情的一位，他自己幾乎變成了受害者，以至於當審判結束時，法官還嘗試著安慰他。
事實上，相同的理由也適用於賭徒安琪·巴赫曼。她的生活也受到了自己行為的嚴重破壞。她也會在之後說她有著深深的負罪感。而事實證明，她的行為遵循著根深蒂固的習慣，這讓她的決策能力越來越難以干預其中。
但是在法律面前，巴赫曼需要為她的習慣負責，而托馬斯則不需要。巴赫曼，這個賭徒，是否比托馬斯這個殺人犯更有罪呢？就習慣的道德和選擇而言，這種區別又告訴了我們什麼呢？
誘惑、夢遊症和癮
在安琪·巴赫曼宣告破產後3年，她的父親去世了。在那之前5年，她要搭飛機在家和父母家之間往返，在父母病得越來越嚴重的時候照顧他們。父親的去世對她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兩個月後，她的母親也去世了。
“我的世界崩潰了，”她說，“我每天早上醒來，一時會忘了他們已經去世了，然後又記起他們已經不在了，我感到好像有人站在我的胸口。我無法思考別的。我不知道我起床後要幹什麼。”
而當父母的遺囑公佈時，巴赫曼得知她繼承了100萬美元的遺產。
她用27.5萬美元為她的家庭在田納西州買了一間新房子，那裡靠近她父母生前住的地方，然後她花了一點錢讓她成年的女兒搬到附近，讓大家都住得近些。在田納西州賭場賭博並不合法，而且“我不想重蹈覆轍”，她說，“我想遠離任何會讓我回憶起失控感覺的東西”。她換了電話號碼，也沒有告訴賭場她新的地址，這樣會更有安全感。
之後的一個晚上，她與丈夫開車到以前住的地方，從老房子裡搬走最後一件傢俱，她開始想她的父母了。沒有他們，她如何是好？她以前為什麼沒有當個好女兒？她開始大口大口地呼吸，就像驚恐症要發作。她已經很多年沒有賭了，但是那一刻，她覺得必須找些東西來消除掉心裡的痛苦。她看著她的丈夫。她心裡很絕望，覺得要不顧一切，最後再賭一次。
“我們去賭場吧。”她說。
當他們走進賭場時，其中一個經理認出她是賭場的常客，然後將他們邀請到了賭客休息室。他向巴赫曼瞭解她的近況，而她一下子就把心中的話都吐了出來：她的父母去世了，這對她的打擊非常大，她總是覺得身心疲憊，她感覺到了崩潰的邊緣。經理是一個很好的聆聽者。她把所想的一切都說了出來，感覺非常暢快。經理安慰她說，有這樣的感覺是正常的。
然後她坐到21點的賭桌上，玩了三個小時。
這是很久以來的第一次，她所有的焦慮感都淡化在了背景的嘈雜聲中。她知道怎麼玩，腦子裡一片空白，然後輸掉了幾千美元。
賭場的所有者哈拉斯娛樂公司以它複雜的客戶追蹤系統在博彩業中很有名氣。因為那個系統的核心與安德魯·波爾在塔吉特開發的電腦程序十分相似，它是研究賭客習慣並嘗試找出如何才能吸引他們花更多的錢的預測算法。公司為玩家分配了“預測壽命值”，然後軟件會創建一個日曆，預測他們多久會來一次和會花多少錢。公司靠會員卡、寄出的免費午餐券和現金券來追蹤客戶，打電話到人們家裡瞭解他們去了什麼地方。賭場的員工在培訓中被訓練與客人談論他們的生活，希望能從中得知一些有用信息，用以預測他們會賭多少錢。哈拉斯娛樂公司的一位高管將這個方法稱為“巴甫洛夫營銷法”。公司每年都進行數千次測試，以完善他們的方法。
客戶追蹤這項工作為公司帶來了數十億美元的利潤，而且他們在追蹤玩家花費的金錢和時間上可以精確到美分和分鐘。
當然，哈拉斯娛樂公司十分清楚巴赫曼在幾年前宣告破產，並且逃避了2萬美元的賭債。但是在與賭場經理談話後，賭場開始給她打電話，通知她能為她提供免費到密西西比賭場的豪華轎車。賭場為她和她丈夫提供到塔霍湖的機票，還提供一個套間，以及老鷹樂隊演唱會的門票。“我說我的女兒也要來，而她想要帶上一個朋友。”巴赫曼說。“沒問題。”賭場回復說。所有人的飛機票和住宿費都由賭場支付。在演唱會上，巴赫曼坐在前排。賭場給了她1萬美元去賭博，並代表賭場祝她好運。
這樣的好處源源不斷。賭場每個星期打一個電話，問她是否想要豪華轎車接送、演出的門票和飛機票。剛開始時，巴赫曼會拒絕，但後來她開始接受邀請。當家裡的朋友向她提起想要在拉斯韋加斯舉辦婚禮時，巴赫曼打了一個電話，然後下一個星期他們已經在帕拉佐酒店裡了。“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有這個地方。”巴赫曼告訴我，“我打電話去問，客服人員說酒店是不對外的，無法在電話裡提供什麼信息。那個房子與電影裡的有點兒相似，有6個臥室，一個露天平台，每個房間都有一個熱水浴缸，還有一個男管家為我們服務。”
當她到賭場後，她的賭博習慣幾乎在她走進去的時候就已經在主導她的行為。她經常一玩就是幾個小時。她剛開始玩得很小，只用賭場給的錢。然後逐漸開始玩得大了，還會從自動取款機裡取錢來為儲值卡充值。這對她來說似乎不是問題。後來，她每手玩到200到300美元，每次下兩手，有時候一玩就是十幾個小時。一天晚上，她贏了6萬美元,還有兩次她贏走了4萬美元。有一次，她帶著10萬美元到拉斯韋加斯，回家的時候輸得精光。這並沒有真正改變她的生活方式。她的銀行賬戶還有很多錢，她從來都不需要考慮裡面的數額。這就是她父母將遺產留給她的首要原因，他們希望她能享受生活。
她想要放慢速度，但是來自賭場的誘惑讓她變得更迫切。“一位專門服務於重要賭客的工作人員告訴我，說如果我那個星期不去賭場，他就會被解雇了。”她說，“他們會說，‘我們讓你去聽演唱會，給你這個漂亮的房間，但是你後來卻沒有賭多少。’好吧，他們曾經的確對我非常好。”
2005年，她丈夫的祖母去世了，一家人回到老家參加祖母的葬禮。巴赫曼在葬禮的前一晚去了賭場，想徹底放鬆放鬆，為第二天的活動作好心理準備。她堵了12個小時，輸了25萬美元。當時巴赫曼對輸掉這麼多錢似乎沒什麼感覺，她後來才回過神來，意識到25萬美元就此蒸發，這彷彿是在做夢。她已經欺騙了自己很多次：當她和丈夫有時候幾天都不說話時，她騙自己相信婚姻很幸福；當她知道朋友們是為了去拉斯韋加斯才和她一起，等旅途結束就各自散去時，她騙自己相信和他們很親密；當她看到自己的女兒在犯自己當年的錯誤，過早懷孕時，她騙自己相信自己當了個好媽媽；所以，這一次她騙自己，讓自己相信父母看著她這樣把錢花掉會感到高興。她彷彿只有兩種選擇：要麼繼續欺騙自己，要麼承認自己讓父母盡力換來的一切蒙羞。
她沒有把25萬美元的事告訴她丈夫，她說：“每當突然想起那天晚上時，我就把精力放在新的事情上。”
不過，輸掉的這筆錢很快就不算什麼了。某些夜裡，在丈夫熟睡之後，巴赫曼會爬起來，坐在廚房桌子前，潦草地寫下一些數字，想弄清楚到底輸了多少。她父母去世之後，她就有這種絕望的感覺，現在好像越來越嚴重。她總是覺得疲憊不堪。
而哈拉斯娛樂公司仍然不斷地給她打電話。
她說：“一旦你意識到你輸了多少，就會有這種絕望的感覺，然後你覺得你無法停止，因為你必須要把錢贏回來。有時候我感到很焦慮，好像自己沒法思考一樣，而且我很清楚，如果我騙自己說我只去賭一次，我就會冷靜下來。然後賭場就來電話了，我會回答他們說我去，因為不費什麼力我就屈服了。我真的相信自己可以把錢都贏回來。我以前贏過。如果去賭的人總是輸，那賭博就不會合法了，對吧？”
2010年，一位名叫雷扎·哈比卜的認知神經科學家做了一個實驗，他請22個人躺進核磁共振成像機中，讓他們看著一台老虎機一輪又一輪地轉。其中有11個人是賭博成癮的人，這些人瞞著家裡人去賭，曠工去賭，或者在賭場靠簽承諾期票來繼續賭；而另一半人只是在交際時玩幾把，並沒有表現出任何行為問題。所有這些人都躺在機器狹窄的管道裡，被要求看著老虎機的幸運玻璃框7秒鐘。蘋果以及金條的圖案在電視屏幕上反覆閃過。按照設計，老虎機只會給出三種結果——贏、輸以及“差點兒贏”，在最後一種結果中，老虎機幾乎讓你贏，但最後一刻就是沒出現贏錢的組合。所有這些人都沒有真的去賭，而是只需要看著屏幕，這個時候通過核磁共振可以記錄下他們的神經活動。
哈比卜告訴我說：“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研究大腦與習慣和成癮有關的部分的變化。結果，我們發現，從神經學的角度來看，賭博成癮的人在贏錢的組合出現時會更興奮。當老虎機贏錢的符號組合出現時，即便他們沒有贏，大腦中與情緒和獎賞有關聯的區域也會比其他人更為活躍。
“而真正有趣的時候是差點兒贏的時候。對賭博成癮的人而言，差點兒贏看起來和贏了差不多。他們的大腦對二者的反應幾乎一樣。但是對非賭博成癮的人來說，差點兒贏和輸掉沒什麼區別。沒有賭博成癮問題的人更容易承認差點兒贏意味著你還是輸了。”
兩組人觀看的內容完全一樣，但是從神經學的角度來看，卻又有區別。有成癮問題的人在差點兒贏的情況中比較激動，哈比卜假設這也許就是他們可以比其他人賭更長時間的原因。因為差點兒贏的情況誘發了那些習慣，讓這些人繼續下注。而不存在這種問題的人在看到差點兒贏時，心裡出現的一絲恐懼感會誘發不同的習慣，也就是讓人覺得在輸得更慘之前，應該停手。
圖9.3
賭博成癮者的大腦和普通人的大腦存在區別，原因是否是他們天生如此或者因為經常接觸老虎機、網絡撲克遊戲以及經常去賭場的行為改變了他們大腦工作的方式，我們對此並不清楚。但可以確定的是，神經活動上的區別的確影響到了這些賭博成癮者的大腦處理信息的方式，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安琪·巴赫曼每次走進賭場都會失控。賭博公司當然對這類人的這種傾向非常清楚，所以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按照設計，老虎機會不斷地給出更多“差點兒贏”的結果。[10]而那些在“差點兒贏”的結果後還不斷下注的賭客，為賭場、賽場還有州彩票帶來豐厚的利潤。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州彩票顧問跟我說：“在彩票中增加‘幾乎買中’的概率就像火上澆油，你想知道為什麼彩票銷量會爆炸性地增長？所有的刮刮樂彩票都是按照讓你覺得你幾乎要贏來設計的。”
哈比卜在實驗中研究的大腦基底核和腦幹也是這些習慣寄存的區域（與夜驚症發作有關的行為也寄存在這一區域）。在過去的10年裡，隨著諸如治療帕金森氏綜合征的藥物這類針對該區域的新藥物的出現，我們已經弄清楚了有些習慣對外界刺激有多麼敏感。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已出現了很多集體訴訟，控告製藥商生產的藥物通過操控習慣回路的結構，讓病人強迫性地去賭、吃、購物以及手淫。2008年，明尼蘇達州的聯邦大陪審團在一起訴訟中，判製藥公司賠償病人820萬美元。原告宣稱他吃的藥導致他賭博成癮，輸掉了25萬美元。類似還有很多案件仍在審理中。
哈比卜聲稱：“在那些案例中，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所有的病人都無法控制自己的沉迷行為，因為我們可以找到影響了他們神經化學活動的藥物。但是當我們觀察賭博成癮者的大腦時，發現他們大腦的活動情況與那些因為藥物影響而成癮的人十分相似，不過這些賭徒卻不能把這怪到藥身上。他們跟研究人員說自己不想賭，但是無法抑制內心的渴求感。所以我們為什麼要說帕金森氏綜合征患者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而賭博的人可以呢？”
2006年3月18日，安琪·巴赫曼在哈拉斯娛樂公司的邀請下乘飛機去了賭場。此時，她的銀行賬戶已經幾乎空空如也。後來她算了算這輩子已經輸掉多少錢，最後得出了90萬美元的數字。她已經告訴哈拉斯娛樂公司說自己將近破產，但是給她打電話的工作人員卻依然勸她去玩，說他們會給她增加信用額度。
“我覺得自己沒法拒絕，只要他們將最小的誘惑在我眼前晃一晃，我的大腦就一片空白了。我知道這聽上去像是個借口。他們總是保證這次會不一樣，我知道不管我多麼努力去抵抗我的衝動，最終都會在誘惑面前放棄。”
她帶上僅剩的錢，開始玩400美元一手，每次兩手。她跟自己說，只要贏一點兒，贏1萬美元就好，自己就可以洗手不幹，也有錢養孩子了。她的丈夫陪了她一會兒，不過到午夜時自己先去睡了。凌晨2點鐘，巴赫曼帶的錢已經輸光。一位哈拉斯的員工給了她一張借據讓她簽字。她已經在上面簽了6次，一共借了12.5萬美元。
早上6點，她連續贏了很多盤，面前的籌碼也越來越多，周圍聚集了一大堆人圍觀。她很快算了一下，發現自己贏的錢遠不夠還清借款，但是如果繼續玩得好，那麼就能贏夠錢，然後見好就收。她連續贏了5把，只需要再贏2萬美元就可以還清借款了。接著她開始輸錢，而且是一輸再輸，等到早上10點時，所有的籌碼都輸光了。她想問賭場要更多的信用額度，不過這次賭場拒絕了她。
巴赫曼離開了賭桌，神情恍惚地走回酒店的房間。她感到彷彿大地都在顫抖。她一路摸著牆，這樣如果快摔倒了，她知道應該往哪邊靠。等她回到房間時，她的丈夫正在等她。
巴赫曼跟丈夫說：“都輸光了。”
她丈夫說：“你不如去洗個澡然後睡一覺吧，沒事的，我們以前也輸過。”
她說：“都輸光了。”
“什麼意思？”丈夫問。
她回答道“錢輸光了，所有的錢。”
他答道：“至少我們還有房子。”
巴赫曼沒有告訴丈夫她在幾個月前就將他們的房子抵了出去，而且已經輸掉了。
重塑習慣的社會責任
布萊恩·托馬斯殺了自己的妻子，安琪·巴赫曼揮霍了自己繼承的遺產，二者在社會責任方面有什麼區別嗎？
托馬斯的律師爭辯稱他的委託人不應該為妻子的死擔負罪責，因為他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殺人的，整個過程自動發生，他之所以會有那種反應都是因為他深信有闖入者在攻擊他的妻子。律師還說他從來沒有選擇去殺人，所以不應該為妻子的死負責。按照同樣的邏輯，巴赫曼也是因為受到強烈的渴求感驅使才賭博成癮，雷扎·哈比卜對賭博成癮者大腦的研究說明了這一點。也許在第一次打扮完畢，決定把一個下午的時光花在賭場時，巴赫曼有過選擇；也許在接下來的幾周或者幾個月內，她也作過選擇。但是很多年之後，等到她一晚上就輸掉25萬美元，等到她感到絕望，無法抑制賭博的衝動，以至於不得不搬到一個賭博為非法行為的州時，她就不再清醒地做出選擇了。哈比卜說：“在神經科學中，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說過大腦受傷的人的自由意志會有殘缺。不過賭博成癮的人在看到賭場時，他們的行為和大腦受傷的人非常相似，好像這些人的行為都不是自己選擇的。”
托馬斯的律師用能讓大家都信服的方式辯稱，說他的代理人犯了嚴重的錯誤，這輩子都會覺得十分愧疚。然而，巴赫曼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感覺呢？她跟我說：“我有很強的愧疚感，對我做的事情感到非常丟臉，我覺得我讓所有人都失望了。我知道不管我做什麼，我永遠都無法彌補我的過失。”
托馬斯和巴赫曼這兩個案例之間的重要差別是托馬斯殺了一位無辜的人，他犯下的罪行不管在什麼時候都是重罪。而安琪·巴赫曼輸掉了錢，這之中主要的受害者就是她自己，她的家庭，再有就是一間市值270億美元的賭場可能無法收回借給她的那12.5萬美元。
托馬斯被社會原諒了，而巴赫曼卻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
巴赫曼輸掉一切後過了4個月，賭場的人試著去她的銀行戶頭收債，結果銀行拒付她簽過的承諾期票，於是賭場將巴赫曼告上法庭，要求她除了還清欠款之外，還要再交37.5萬美元的罰金，這實際上等於是為她犯的罪支付民事賠償。巴赫曼抗訴，聲稱賭場在知道自己無法控制自身習慣的情況下，通過為她增加信用額度，提供免費的套房和酒水，引誘自己去賭。最後她的案子一路上訴到最高法院，巴赫曼的律師照搬了托馬斯的律師在代理共謀殺案時的辯詞，說巴赫曼因為是對賭場放在她面前的誘惑做出的自然而然的反應而賭博，所以不應該背負罪責。他辯稱一旦這些誘惑出現，一旦巴赫曼走進賭場，她的習慣就會讓理智靠邊站，她就不可能控制自己的行為。
代表社會公序良俗的法官認為是巴赫曼錯了。法庭這樣寫道：“法律沒有規定賭場的員工不能嘗試引誘或接觸賭場已經知曉或者應該知曉為強迫性賭博者的賭客。”該州有一個“自願戒賭項目”，任何人都可以要求賭場將自己的名字列入一個名單，這樣賭場就可以禁止他們進入，法官羅伯特·洛克寫道：“這種項目的存在表明立法時就已經考慮到賭博成癮者應該自己負責，阻止並保護自己陷入強迫性賭博活動。”
也許托馬斯和巴赫曼的結果不同其實很公平，因為人們更容易同情一位已經崩潰的鰥夫，而不是一位把一切都輸個精光的家庭主婦。
不過為什麼人們會有這種傾向呢？為什麼喪失親人的丈夫更像受害者，而破產的賭徒卻絲毫沒有道理呢？為什麼有些習慣看上去應該很容易控制，而有些卻似乎不受控制？
更重要的是，一開始就分得這麼清楚又是否正確呢？
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寫道：“有些思想家認為人性本善，有的認為是習慣使然，其他人則認為是後天教導所致。”對亞里士多德來說，習慣至上。他說不假思索就發生的行為是最真實自我的表現，所以就像要播種之前必須犁地，如果學生對事物的好惡要有正確的認識，那麼就得養成好的習慣。
習慣看上去並沒有那麼簡單。我在本書中一直都在解釋，說即便習慣曾經根植於我們的頭腦之中，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知道怎麼做之後，我們可以選擇自己的習慣。從研究健忘症的神經學家和重整公司的組織學專家那裡，我們所瞭解的是如果你知道習慣的運作機理，習慣是可以被改變的。
每天有數百種習慣在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指導著我們早上如何穿衣，如何與孩子說話，晚上如何入睡。習慣影響著我們午餐吃什麼，如何工作，是否鍛煉或者下班後是否喝啤酒。每一種習慣都有獨特的暗示，也提供特別的獎賞。有些習慣簡單，有些習慣複雜。它們利用情緒誘因並提供微妙的神經化學獎勵。但是不管習慣有多複雜，每一種習慣都具有可塑性。極度酗酒之人也可以戒酒。最混亂的公司也可以改變自己。高中的輟學生也能成為成功的經理。
不過，要想改變習慣，那就必須有決心去改。你必須有意識地去努力尋找驅動著你的習慣每天發生的暗示和獎賞，並且找到它們的替代品。你必須知道自己可以控制習慣，也有足夠的意識去使用習慣。本書中的所有章節都在盡量為讀者展示不同的角度，讓讀者看到為什麼人的確可以控制習慣。
所以，雖然安琪·巴赫曼和布萊恩·托馬斯用不同的話表述了一件事（那些行為是自發出現的，他們是出於習慣行動，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但是他們結果的不同似乎也是合理的。因為托馬斯一開始根本不知道他的行為模式會讓自己殺人，更不用說去控制這些行為模式了。而巴赫曼卻知道自己的習慣，而且一旦她明白自己有某種習慣存在，她就有責任去改變它。如果巴赫曼更努力一些，也許就可以抑制自己的習慣。有些人就做到了，即便面前的誘惑比巴赫曼的更大，他們也可以抵制住。
這就是本書的重點。也許患有夢遊症的殺人犯有理由辯稱沒有意識到自己有這種習慣，這樣他就不用為罪行負責任。但是，大多數人生活中幾乎所有的行為模式都是我們所熟知的習慣，比如怎樣吃東西，如何睡覺，如何與自己的孩子說話，如何不假思索地分配自己的時間、注意力和金錢。你知道習慣可以改變，你就有自由也有責任去重塑習慣。一旦你明白習慣是可以重塑的，你就能更輕鬆地把握習慣的力量，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動手幹吧。
威廉·詹姆斯說過：“我們的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有其固定的形態，但卻是習慣的集合體。有現實生活的習慣，感情生活的習慣，還有思維習慣。這些習慣系統化地構成了我們的喜怒哀樂，讓我們走向自己的命運。不管最終命運如何，我們都無法抗拒。”
1910年去世的詹姆斯出生於一個富裕的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富有且聲名顯赫的神學家。他的兄弟亨利則是一位聰明、成功的作家，至今他的小說依然是學界的研究對象。30多歲的威廉·詹姆斯在家中不算是一位成功人士，他像孩子一樣多病。他本來想當一名畫家，後來去了醫學院讀書，再後來輟學，要參加去亞馬孫河的探險之旅，不過他沒去成。他在日記中責罵自己，說自己什麼都做不好，而且他不確定自己的身體到底還能不能好起來。在醫學院的時候，他去參觀過精神病院，看見一個男人不停地撞牆。醫生解釋說這個病人有著嚴重的幻覺。相比自己的同事醫生們，詹姆斯覺得自己其實更像這些病人。
1870年，28歲的詹姆斯在他的日記中寫道：“今天我覺得該結束了，我清楚地明白必須清醒地面對自己的選擇，我沒有這種天資，我是不是應該直接放棄這份有意義的工作？”
換言之，自殺是更好的選擇嗎？
兩個月後，詹姆斯作了一個決定。為了避免魯莽草率，他要做一個為期一年的實驗。他想用12個月說服自己是可以自控的，也能把握自己的命運，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他有改變的自由意志。那時沒有證據證明他會成功，而且已有證據都證明了相反的結果。不過他會讓自己放開思維，相信自己是有可能改變的。他在日記中就自己改變的能力寫道：“我認為昨天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危機，到明年之前我會接受現實，拒絕幻想。我的自由意志行動的第一步應該從相信自由意志開始。”
在接下來的一年裡，他每天都在實踐對自己的控制。從日記內容來看，他在控制自己和自己的選擇方面從來都沒遇到問題。後來他結婚了並在哈佛大學執教。他在一個名為上學俱樂部的研討組中結識了後來的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和符號學研究的先驅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在開始寫日記的兩年之後，詹姆斯給長期研究自由意志的哲學家查爾斯·勒努維耶寫了一封信：“我必須抓住這個機會告訴你，我在讀過你的隨筆集後，對你感到非常欽佩與感謝。多虧了你，我第一次能夠清晰合理地理解自由意志的理念……我得說通過那個理念，我開始覺得我的生活又有了意義。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證，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
要相信自己可以改變，相信的意志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後來這一思想廣為流傳。而要讓自己相信自身可以改變，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習慣。他強調說習慣讓我們“第一次做事時有些困難，但很快越來越容易，在經過足夠的實踐之後，一切將變得半機械化，或者幾乎完全不需要意識，你就能做”。一旦我們選擇想變成什麼，我們就會“越來越熟悉自己實踐過的方法，就像一張紙或者一件大衣，一旦折過或者疊過，今後要是再折疊，它們會永遠沿著同樣的痕跡折疊下去”。
如果你相信你可以改變，如果你將其變成一種習慣，那麼改變就是真實可行的。這就是習慣的真正力量：你的選擇決定了你的習慣。一旦做出選擇，並且成了自發行為，那這個選擇不僅真實可行，而且似乎是無法避免的。正如詹姆斯說的一樣，這讓我們走向自己的命運。不管最終命運如何，我們都無法抗拒。
我們對周圍環境和自己的習慣性思維，創造了自己周圍的世界。2005年，作家戴維·福斯特·華萊士在對一群畢業生演講時說：“兩條小魚在游泳，恰好看到一條大魚在往另一個方向游，這條大魚對這群小魚點頭致意說，‘早上好，孩子們，今天的水怎樣？’兩條小魚繼續往前游了一點兒，最後其中一條看著另一條說，‘水是什麼東西啊？’”
水就是習慣，我們每天都被不假思索的選擇和無形的決定包圍著，而你只要看看它們，你就會發現它們。
威廉·詹姆斯這一輩子一直在描寫習慣以及習慣在創造幸福和實現成功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他最終在他的著作《心理學原理》中用一整個章節討論了這一主題。他說水是習慣運作方式最貼切的類比。水“先是自己衝出一條路，之後這條水路變得越來越寬，越來越深，在停止流動之後，水會回到原來的地方，重新開始流動之後，這條水路又會沿著原來的軌跡出現”。
你現在知道應該如何改變自己的習慣了吧，如今你已經有了可以讓自己自由的力量！
[8] 要戰勝賭場的莊家似乎不太可能。但是，一般的賭徒都知道，常勝將軍不是一個神話，尤其在像21點那樣的遊戲中，是有可能一直贏的。例如，據報道，來自賓夕法尼亞州本薩勒的唐·約翰遜，在2010年連續6個月玩21點，贏了1 510萬美元。總體上，莊家總是贏家，因為眾多賭徒下注的方式並不能將他們的贏面最大化，而且多數人的錢不足夠讓他們在損失當中認清自己。然而，只要記得那些能夠指引如何下注的複雜規律和概率，在一段時間內贏是有可能的。但是大多數玩家並沒有打敗莊家所需要的自律和算術技巧。 [9]傑弗裡·達默，美國歷史上著名的連環殺手。——編者注 [10]20世紀90年代末，其中最大的一家老虎機製造商僱傭了一位電視遊戲公司的前高管來幫助他們設計新的老虎機。這位高管的計劃是讓機器給出更多的“幾乎贏錢”的結果。如今，幾乎所有的老虎機都加入了大量誘導性的東西，比如讓你免費再轉一次，還有圖案幾乎排列成贏錢組合時的那種突然出現的聲音，同樣還有小恩小惠，讓玩家覺得自己在贏錢，實際上，最後這些人輸掉的錢要多過贏到的錢。康涅狄格州立大學醫學院的一位研究成癮性強迫症的研究人員在2004年跟《紐約時報》的記者說：“這些老虎機如此漂亮地操縱著人類，這是其他任何賭博形式都無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