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區與群體
晚上6點時，克裡夫蘭大道的公共汽車到站，一位身材矮小的非洲裔美國婦女上了車，從錢包裡取出10美分投入投幣箱。她42歲，戴著無框眼鏡，身穿一件過時了的棕色夾克。
那天是1955年12月1日，星期四，故事發生在亞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縣。這位婦女剛結束了她在蒙哥馬利集市上忙碌的一天，她在集市上一家百貨公司裡當縫紉女工。公共汽車上人很多，並且，法律規定，公共汽車上前面四排座位要留給白人。
當時，允許黑人坐的後排座位已經坐滿了人。所以，這位叫羅莎·帕克斯的婦女坐到了中排的座位上，正在白人座位的後面。這個區域，什麼膚色的人都可以坐。公共汽車繼續向前開，上車的人越來越多。不一會兒，車上已經坐滿了，而且有好些人站在了走道上，其中就有一位扶著頂部的扶手站著的白人。司機詹姆斯·F·布萊克看見一個白人站著，就對坐在帕克斯那邊的黑人喊，讓他們給白人讓座，但是沒有一個人按照司機說的做。也許是因為車廂嘈雜，他們沒聽到。布萊克在蒙哥馬利大道的帝國劇院車站前停下車，然後向車廂中部走去。
“你們最好有自知之明，把這些座位讓出來。”他說。三個黑人乘客站起來向車廂後面走去，但是帕克斯像沒聽到一樣一動不動。她對司機說，她並沒有侵犯“白人專區”，而且，只有一位白人乘客沒座位。
“如果你再不站起來的話，”布萊克說，“那我就要報警讓警察拘捕你了。”
“悉聽尊便。”帕克斯說。
司機走開，叫來了兩名警察。
“為什麼你不起來讓座？”一位警察問。
“你們為什麼要驅趕我們呢？”她反問道。
“我無法向你解釋，”警察回答，“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你被捕了。”
此刻，雖然沒有人注意到，但是歷史上著名的民權運動已經開始了。這個小小的爭端是一連串運動的導火索，這讓民權運動從社會活動家在法院和立法機關的鬥爭，演變成了整個黑人社群都參與其中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在接下來的一年裡，在蒙哥馬利縣生活的黑人站起來不斷參與到抵制公共汽車的運動中。結束他們運動的唯一方法，只能是把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進行種族劃分的條款從法律中刪除。這場抵制運動讓公交公司損失慘重，讓千百萬抗議者團結了起來，並湧現出了一位富有領導才能的年輕領袖（他的名字叫小馬丁·路德·金），還發起了一場涉及小石城、格林斯巴勒、洛利、伯明翰的運動，最終傳到了美國國會。帕克斯會成為一名英雄，會被授予總統自由勳章，會成為一個光輝的榜樣，告訴人們一次小小的反抗如何給世界帶來天翻地覆的改變。
但是故事還沒結束，羅莎·帕克斯和蒙哥馬利抵制公共汽車運動成為美國民權運動的中心，不僅因為這是一次單獨的抵抗行為，還與整個社會形態有關。帕克斯的經歷昭示了社會習慣的力量，這種不假思索的行為，很多人往往是不會注意到的，但是這其中正蘊含了改變世界的力量。社會習慣能夠讓大街上擠滿示威者，他們也許互不相識，他們也許有各自的遊行理由，但是大家的方向是一致的。為什麼一些小小的行動會變成改變世界的運動，而另一些則無法形成規模？社會習慣就是其中的根本原因。
而社會習慣會有如此大的影響，就在於許多運動的根源（比如大規模的革命，或者教會中的微小波動），即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所謂的三個過程，而這三個過程不斷地循環往復：
運動的起因是友情或者親密的熟人之間牢固的聯繫所形成的社會習慣。
運動的發展在於群體的習慣，以及社區與黨派之間脆弱的聯繫。
而運動的持續在於運動領袖讓參與者形成了新的習慣，樹立了新的認同感和主人翁感。
通常來說，只有當以上三過程都滿足之後，一個運動才能自我推進並達到臨界狀態。社會變革成功的模式還有很多，而且變革的許多細節在各個時代與各種鬥爭中都不相同，但是，如果搞清楚社會習慣是如何起作用的，就能夠解釋為何蒙哥馬利縣和羅莎·帕克斯會成為民權運動的催化劑。
帕克斯在那個冬日的行為必然會導致她最終被捕的結果。然而社會習慣介入了，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了。
羅莎·帕克斯不是第一個因違反蒙哥馬利縣公共汽車種族隔離政策而被逮捕的黑人乘客，她甚至不是第一個在那一年違反這項法律的乘客。1946年，日內瓦·約翰遜就因與蒙哥馬利縣的公共汽車司機就座位發生爭吵而被捕。1949年，維奧拉·懷特、凱蒂·溫菲爾德和兩個黑人小孩因坐在白人專區並且拒絕讓座而被捕。同年，兩個從沒有種族區分的新澤西州來的黑人青年因為坐在一個白皮膚男人和小男孩的旁邊違反法律而被捕。1952年，一名蒙哥馬利縣警察開槍射殺了一個與公共汽車司機吵架的黑人男性。1955年，就在帕克斯被捕入獄前的幾個月，克勞黛·科爾文和瑪麗·路易絲·史密斯分別被捕，她們都拒絕給白人乘客讓座。
然而以上的任何一次事件都沒有引起抵制或抗議運動。“其實當時在蒙哥馬利縣並沒有很多真正的激進分子，”民權歷史學家兼普利策獎得主泰勒·布蘭奇對我說，“人們並沒有預先計劃要進行抗議或示威。激進主義只會在法庭上出現，而一般人是不會那樣做的。”
年輕的小馬丁·路德·金恰恰在帕克斯被捕前一年，也就是1954年時到達蒙哥馬利縣，他發現這個城市絕大多數接受隔離的黑人都“沒有明確地表示抗議，他們不僅接受了隔離本身，還接受了隨之而來的虐待和侮辱”。
那麼，為什麼當帕克斯被捕的時候，這種情況會發生改變呢？
一個解釋就是，當時的政治環境還在急速變化。前一年，美國最高法院宣佈了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的裁決結果，規定在公共學校進行種族隔離為違法行為；在帕克斯被捕前6個月，最高法院頒布了法案，要求學校必須以“絕對審慎的速度”消除種族隔離。全美上下瀰漫著一種強烈的感覺，改變似乎開始了。
但這不足以解釋為何蒙哥馬利縣會成為民權運動的聚焦點。克勞黛·科爾文和瑪麗·路易絲·史密斯在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後被捕，然而她們的遭遇沒有引起抗議。對於很多蒙哥馬利縣的居民來說，“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只是一個遙遠的最高法院的抽像名詞，而它對當地是否會產生影響，或者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人們都無從知曉。蒙哥馬利縣不是亞特蘭大，也不是奧斯汀或其他可能出現改革的城市，這裡似乎與改革無緣。“蒙哥馬利縣是一座非常令人厭惡的城市，”布蘭奇說，“種族歧視以其特有的方式在那裡存在著。”
然而，帕克斯的被捕在城市裡引發了不尋常的變化。羅莎·帕克斯與其他因違反公共汽車種族隔離政策而被監禁的人不同，她很受人們的尊重和認同。所以她的被捕引發了一系列社會習慣（也就所謂的朋友義氣），點燃了抗議示威的導火索。帕克斯在蒙哥馬利縣眾多社會交際網中有一定的影響力，這使得她的朋友們在黑人群體的冷漠反應佔上風前就對此事做出了回應。
當時蒙哥馬利縣的民間生活由許多組成這個社會結構的小團體主導。這個縣的公民權利和社會組織目錄幾乎比電話簿還要厚。每個成年人，尤其是每個黑人成年人，似乎都從屬於某個俱樂部、教會、社會團體、社區活動中心或者社區組織，而且通常不只加入一個。
在這些社交網絡當中，羅莎·帕克斯尤其出名而且讓人喜歡。“羅莎·帕克斯是少數幾個被公認的無私奉獻者之一。”布蘭奇在他關於民權運動歷史的《分開水面》一書中如此描述，“她的性格有著一種獨特的人性亮點，抵消了一群不愛交際的人帶來的影響。”帕克斯的朋友和她加入的團體遍佈整個城市，超越了與之相關的種族和經濟階層的界限。她是全國有色人種民權促進協會當地分會的秘書，參加了衛理公會，並且協助管理她家附近一個從屬於路德教會的青年團體。她有時會在週末去庇護所做志願者，而其餘時間會參加園藝俱樂部。在星期三晚上，她常常參加一個由婦女組成的團體，大家一起為當地醫院織毛毯。她自發地為窮困的家庭當裁縫，也會為需要緊急修改禮服的富貴白人女孩提供及時的服務。她與社區緊密地連續成一個整體，因此她的丈夫常常抱怨說，她在外聚餐的時間比在家裡吃飯的時間要多得多。
社會學家認為，通常來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們的好朋友當中會有一些比較有錢，一些比較貧窮，還有一些是來自其他種族，但總體上說，與我們關係最深厚的朋友，往往是那些性情與我們相近、收入與我們相當，並且與我們有共同背景的人。
而相比之下，帕克斯的朋友圈跨越了蒙哥馬利的社會和經濟階層。她有著社會學家們所謂的“強聯繫”。這種直接的人際關係遍佈蒙哥馬利，而這些不同的團體又通常不會互相接觸。“這無疑就是關鍵了，”布蘭奇說，“羅莎·帕克斯超越了黑人社區的社會層次，把蒙哥馬利連成了一個整體。她的朋友來自社會各階層，從運動員到大學教授都有。”而這種友誼的力量在她被捕入獄時立即發揮了影響。
羅莎·帕克斯在警察局裡給她的父母打電話。她當時很害怕，而她的母親也手足無措，只知道一個一個地聯繫帕克斯的朋友，看看誰能幫得上忙。她打電話給E·D·尼克松的妻子（即全國有色人種民權促進協會蒙哥馬利分會的前主席），然後她打給她的丈夫，告訴他帕克斯需要有人幫忙保釋。她丈夫很爽快地答應了幫忙，然後便打電話給出色的白人律師克利福德·杜爾，這個律師也認識帕克斯，因為帕克斯曾為他的三個女兒縫製過衣服。
尼克松和杜爾來到監獄，將帕克斯保釋出來，並送她回家。他們一直在尋求改變蒙哥馬利縣公共汽車上種族隔離政策的突破口，現在，這個機會來了。他們徵求帕克斯的意見，希望能夠將她被捕的事提上法庭。帕克斯的丈夫反對這個想法：“白人會讓你不得好死的。”
但是帕克斯與尼克松在全國有色人種民權促進協會蒙哥馬利分會中搭檔工作了許多年。她也去過杜爾的家裡幫她的女兒們為交際舞會作準備。現在，她的朋友希望得到她的幫助。
“如果你們覺得這樣做會對蒙哥馬利產生影響並且對人們有好處，”她說道，“我很樂意盡全力協助你們。”
當晚，就在帕克斯被捕之後的幾個小時，她被捕的消息在整個黑人社區就已經變得盡人皆知。喬·安·羅賓遜是一個有影響力的教師團體的主席兼政客，也是參加了不計其數組織的帕克斯的朋友。他得知這個消息之後，他團體內的許多教師也知道了，接著他們很多學生的家長也都知道了。接近午夜的時候，羅賓遜召開臨時會議，發動大家在星期一參加城市公交抵制運動，而那天正是帕克斯上法庭的日子。
然後，羅賓遜偷偷到複印室裡製作了許多傳單。
傳單上面寫著：“僅僅因為拒絕向一個白人讓座，又一個黑人婦女被逮捕和監禁。這位婦女將會在星期一出庭。因此，我們倡議所有黑人在星期一的時候抵制乘坐公共汽車，抗議對她的逮捕和審訊。”
第二天一大早，羅賓遜把傳單交給教師們，讓他們分發給學生家長還有同事。在帕克斯被捕後24小時內，她入獄的消息和抵制運動的倡議就已經散播到城市中最有影響力的社會團體中，這個團體就是全國有色人種民權促進協會蒙哥馬利分會，它是一個強有力的政治團體，由一些黑人教師與他們學生的家長組成。很多收到傳單的人本身就認識羅莎·帕克斯，他們有的人在教堂裡曾經坐在她旁邊，或者在志願者集會時認識他，並與她成為朋友。這是一種出於友誼的本能，也是出於同情，讓大家願意去為自己喜歡的人受到不公平對待而進行鬥爭。研究表明，當看到一個陌生人受傷時，人們可以冷眼旁觀，但是如果一個朋友受到屈辱，我們心中的憤怒就會戰勝內心的惰性，讓抗議行動順利地組織起來。當帕克斯的朋友們知道她被捕，並且收到抵制運動的倡議時，這種友誼形成的社會習慣，也就是幫助我們尊重的人的自發意願就起作用了。
之前發生的任何一起拘捕事件都有可能引發現代民權時代的第一次大規模運動，但這次運動卻由羅莎·帕克斯所引發，因為她有一群數量眾多、構成多元並且密切相連的朋友，當他們得知她被捕時，他們基於友情做出了自然而然的反應，循著友情形成的社會習慣，願意對她提供幫助和支持。
人們認為抗議運動僅僅會持續一天。全世界每天都會發生各種小規模抗議活動，而它們幾乎都很快偃旗息鼓。沒有人有足夠的朋友來改變世界，而這就是為什麼這種行為的社會習慣的另一面如此重要。蒙哥馬利縣抵制公共汽車運動能發展成為全社會的運動，是因為在帕克斯的朋友們散播出消息之後，人們的責任感迅速被激發，覺得自己有義務讓黑人社區團結起來。那些基本不認識羅莎·帕克斯的人決定參與其中是因為周圍人積極參與帶來的壓力，這種被稱為“弱聯繫的力量”的影響，讓其他人不得不加入運動。
弱聯繫的力量
想像一下，你是一家大公司有經驗的中層管理者，並且工作出色，備受尊敬。你花了很多年在公司裡建立起自己的威信，形成了自己的朋友圈，可以幫你招攬客戶、獲得建議和業內消息。你加入了教會、健身俱樂部和鄉村俱樂部，還加入了你大學校友會在當地的分會。你受到很多人的尊重，並且常常被邀請加入一些委員會。在你團體中的人如果聽到有商業機會，他們都會與你一同分享。
現在你想像一下你接到了一個電話，與另一個公司的中層管理者正在尋找新的工作有關。如果他希望你幫忙，你會不會向你的老闆為他美言幾句？如果電話裡的人對你來說完全是一個陌生人，那就很容易做出決定。為什麼要冒著地位會受影響的風險來幫助一個你不認識的人呢？還有一種可能，如果打電話的人是你的好朋友，也一樣很容易做出選擇，相信你肯定會幫助他。這就叫做朋友。
然而，如果打電話的人不是你的好朋友，不是一個陌生人，而是處在兩者之某個位置的人呢？如果你們有共同的朋友，但是你們本身又不十分熟悉，你能向你的老闆保證他值得老闆一見嗎？換句話說，你願意為一個朋友的朋友花多少苦心與聲譽來幫他獲得一份工作？
20世紀60世紀後期，哈佛大學的博士生馬克·格蘭諾維特就這個問題進行了一項研究，調查了282位上班族是如何找到他們現在的工作的。他追索應聘者如何找到職位空缺，找了誰充當推薦人，他們參加面試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誰曾經提供過幫助。正如他的設想，他發現，當找工作的人尋求陌生人的幫助時，他們都被拒絕了，而如果他們向朋友求援，就會得到幫助。
更令人意外的是，正在找工作的人能夠從朋友的朋友這些交情不深的人那裡得到幫助。格蘭諾維特將之稱為“弱聯繫”，它代表了雙方有共同的朋友的聯繫，而且在交際圈中有共同的成員身份，但是他們之間本身並沒有被像朋友關係這種強聯繫直接關聯在一起。
實際上，在找工作的過程當中，格蘭諾維特發現，弱聯繫的熟人通常比強聯繫的朋友起著更重要的作用，因為從弱聯繫那裡，我們能夠接觸到沒有加入過的交際圈。格蘭諾維特調查的許多人都是通過弱聯繫得到新工作機會的，而不是通過好朋友。這個結論能夠成立，還因為在好朋友的圈子裡，大家經常進行交流，或者一起工作、閱讀同樣的博客。只要他們知道有新的機會，好朋友就基本上都能知道。因此，那些弱聯繫的熟人，甚至是半年都不見一次的人，更有可能告訴我們一些我們無從得知的工作機會。
當社會學家研究人的看法如何在社群中傳遞，傳言如何散播，或者政治性運動是怎樣開始的時候，他們發現這一切都有一個共同點：弱聯繫的熟人擁有的影響力通常比好朋友大，或者兩者不相上下。正如格蘭諾維特描述的：“沒有弱聯繫熟人的人，無法瞭解其他交際圈的消息，並且會受局限，只能接觸到自己圈內朋友的看法和消息。”
喪失這種機會不僅會讓他們無法與最新、最前衛的社會意識接觸，還會對他們找工作造成不利影響，要知道，進步的機會很大程度上……依靠信息的及時性，因為要瞭解哪裡有合適的職位空缺。
“另外，弱聯繫的人也許很難組織或團結髮起任何形式的政治性運動……而一兩個好友也許可以很快集結起來，但問題是，如果沒有弱聯繫的人，任何這種形式的活動都很難超越這個小圈子，結果就是沒有辦法發動大部分人。”
弱聯繫的力量能解釋朋友圈內的抗議如何擴大成更大規模的社會性運動。說服數量眾多的人追求同樣的目標是很難的，特別當這個目標確實難以達到時就更是如此——大至用走路上班代替搭車，小至因那家公司不支持有機種植而放棄在早上喝咖啡。多數人都不會義憤填膺到放棄搭公交或者不喝咖啡，除非他們的好朋友被羞辱或者被捕入獄。所以運動發起者們總將這個特點作為工具來發起抗議，即使一些人並不真的想加入進去，他們也會按照這個模式運作。這是勸說的一種形式，並且近百年來都屢試不爽。這就是社群或者鄰里之間自發建立起來的義務感。換句話說，也就是同伴壓力。
同伴壓力，還有督促人們達到團體預期的社會習慣，都很難清楚表述出來，因為它們的形式和表現方式因人而異，各有特點。這些並不具備個人習慣那種一貫性模式的社會習慣，最終讓每個人都向著同一個方向前進。
然而，同伴壓力的習慣也有相似的地方。它們通常在弱聯繫的人之間傳播，並且在共同的期望之下樹立起威信。如果你忽視鄰里間的義務感，如果你對社群的既定模式不屑一顧，你很可能失去你的社會地位。你會危及自己獲得很多社群福利的資格，比如你沒法參加鄉村俱樂部、校友會或者教會，而這些正是你社群福利的前提。
換句話說，如果你不向打電話找你幫忙的人伸出援手，他可能會向他的網球搭檔抱怨，而他的搭檔可能又會在更衣室裡向另外一些人訴說他的抱怨，恰好那些人就是你想要發掘的客戶。然後，這些客戶就可能對你的印象大大減分，也許不再回你的電話，因為你有不與別人合作的前科。在球場上，同伴壓力是很危險的。在成年人的生活當中，同伴壓力是生意成功和社群自我管理的關鍵。
這種同伴壓力本身並不足以維持運動的進展，但是當友誼的強聯繫和同伴壓力的弱聯繫相融合，它們就能創造出驚人的能量。這時候，大範圍的社會變革就發生了。
要知道強聯繫和弱聯繫會怎樣推動一場運動，我們可以快進到羅莎·帕克斯被捕之後的9年，此刻已經有不計其數的年輕人自願冒險參加民權運動。
1964年，全美範圍內的大學生（包括不少來自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其他北部大學的白人學生）申請一個名為“密西西比夏日計劃”的項目。這是一個為期10周的計劃，主要內容是在美國南部進行黑人選民登記。這個計劃後來被稱為“自由夏季運動”，而很多申請人都意識到這個活動蘊含著風險。在計劃開始實施前幾個月，報紙和雜誌裡的文章充斥著會發生衝突的預言（而這些預言甚至準確得有點恐怖，就在計劃實施後的一個星期，白人組成的治安維持隊在密西西比的朗代爾殺害了三名志願者）。這種死亡威脅讓很多學生退出了計劃，儘管他們都已經申請加入，但最後還是退出了。當初有1 000多名申請者通過，而當6月份要出發去南部的時候，有300多人退出了。
20世紀80年代，來自亞利桑那大學的社會學家道格·麥克亞當，想找出這些人參加和退出自由夏季運動的原因。他從閱讀720名申請者的申請書開始著手。每一份申請書至少有5頁紙。申請者要說明他們的背景，他們想要去密西西比的原因，還有他們在選民登記方面的經驗。他們被要求提供自己所參加組織的一些組織者的名單，以便他們被捕時能夠聯繫這些人。這些申請書當中有論文和推薦信，有一些還有面試記錄。
可以看出，申請加入這個計劃並不是心血來潮。麥克亞當的最初假設是，與退出的學生相比，最終去了密西西比的學生很可能有著不一樣的動力，正是這一動力造成了參與情況的差別。
為了驗證這個想法，他將申請者分為兩組。第一組是以“自我利益”為密西西比之行的動機（例如“考驗自我”、“加入這場運動”，或者“瞭解南部的生活方式”等）的人。第二組是有“其他目標”的人，例如“改善黑人的生活”，“協助真正民主的全面實現”或者“證明社會變革能由非暴力力量實現”。
麥克亞當假設，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在意識到這場自由之夏運動的危險後更可能選擇退出，而有其他目標的人更有可能堅持參加運動。
但這個假設是錯的。
數據顯示，抱著“自私”和“無私”理由而去南部的參與者數量相當。動機的不同不能夠解釋“參與者與退出者之間的任何明顯差異”。
接著，麥克亞當將申請者的機會成本進行了對比。也許那些退出的人有丈夫或者女朋友阻止他們去密西西比？也許他們有工作，不能申請到兩個月的無薪假期？
又錯了。
“實際上，結了婚或者有一份全職工作增加了申請者去南部的可能性。”麥克亞當總結說。
他只剩下一個假設了。每個申請者都被要求列出他們在學生組織和政治組織當中的成員關係，至少舉出10個他們希望能夠在活動中保持聯繫的人。麥克亞當考察了這些列出的人名，將它們製成圖表以看清每個申請者的社會關係網。對比了俱樂部會員資格後，他就能找出哪些申請者的朋友也一同申請了自由之夏活動。
在他完成這步工作後，他終於弄清楚了為什麼有些人堅持參加，而有些人會退出：這是由於社會習慣，或者更具體地說，是由於在交際圈中的強聯繫和弱聯繫在起作用。參加自由之夏的學生所在的社區中的好朋友與普通熟人都希望他們能夠一同參加。那些退出活動的申請者也有參加一些社群，但是這些社群有所不同，它們不足以形成能夠鼓動這些人去密西西比的社會壓力和社會習慣。
麥克亞當對我說：“想像一下，如果你是其中一個遞交申請的學生，你報名參加自由之夏活動，與5個最好的朋友一起填了申請表並且感到自己真正充滿動力。
“現在，6個月過去了，出發的日子越來越近。所有雜誌都預言說密西西比會出現暴力行為。你給你的父母打電話，他們勸你留在家。此時，你會重新考慮去密西西比的決定，那完全是正常的。
“然後，你在學校裡碰上一群與你在同一個教會的人，他們對你說，‘我們正在組織包車，我們在哪裡接你呢？’這些人並不是你最好的朋友，但是你會在俱樂部聚會或者在宿舍樓裡看見他們，而且他們在你的交際圈中是重要的。他們都知道你已經通過篩選，加入了自由之夏活動，而且你說過你想去。如果這時候退出，那你就要自求多福了。你的社會地位會大大下降。即使你有別的想法，但是如果你退出，這個就是你要直面的後果。你會失去人們的尊重，而這些人對你的看法又會對你產生很大影響。”
麥克亞當考察了那些有宗教信仰的申請者，例如那些引述“幫助有需要的人是一個基督徒的責任”這句話作為他們申請動機的人。他發現雖然各人參與的程度不同，但在那些提及宗教信仰並且加入了宗教組織的申請者當中，有意向參加的人最終都成功出發。一旦他們的團體知道他們參加自由之夏活動的申請已通過，那麼他們就不可能退出了。
另一方面，麥克亞當考察了申請獲得了通過但沒有去密西西比的申請者的交際圈。他們也一樣加入了學校的組織，也一樣參加了俱樂部，並且也在意他們在社群中的地位。但是他們的團體從屬的組織，比如校報或者學生自治組織、學術小組和聯誼會，都對他們有不同的期望。在那些團體當中，一些人會退出自由之夏活動，而他們在主流社會層次中的地位受到的影響很小或者沒有受到影響。
面對在密西西比會被逮捕（或者其他更糟的情況）的可能，也許大多數學生都會再三猶豫。然而，一些人所在的團體有督促他們參與運動的社會習慣，這種習慣來自朋友的期望和普通熟人的同伴壓力。所以，不管他們有過怎樣的猶豫，最終他們還是會登上去密西西比的班車。而其他人，即使他們也關注公民的權利，但他們屬於另一類團體，這些團體的社會習慣會與之有一些區別。所以他們會想，我還是留在家好了。
羅莎·帕克斯在早上被保釋後就離開監獄了，E·D·尼克松給德克斯特大街浸信會教堂的牧師小馬丁·路德·金打了一個電話。這時剛過早上5點，尼克松沒有禮貌性地打招呼，也沒問有沒有吵醒了金兩周大的女兒。金一接電話，尼克松就陳述起帕克斯被捕的事件，告訴他帕克斯怎樣因為拒絕讓座而被丟進監獄，還有他們準備將她的案件提上法庭，並在星期一抵制城市公交車的計劃。那時候，金26歲，他來到蒙哥馬利縣才一年，並且仍然在思考他應該在社群中扮演什麼角色。尼克松尋求金的支持，並希望他能讓他們用他所在的教堂作為當晚進行抵制運動的集會場所。金擔心被牽涉得太深。“尼克松兄弟，”他說，“讓我考慮一下，你晚些再給我打電話吧。”
但是尼克松並沒有就此打住，他向金的好朋友拉爾夫·D·阿伯內西求助，何伯內西跟金有很深的交情。他希望阿伯內西幫他勸服年輕的牧師參與這場運動。幾個小時後，尼克松再打電話給金。“我決定參加運動了。”金說。“很高興你做出這個決定，”尼克松說，“因為我已經跟18個人說今晚來教堂集中了。如果你不在場的話，那就不好了。”就這樣，金擔負起了新組織主席的責任，負責協調這次抵制運動。
星期天，也就是帕克斯被捕後的第三天，在與金和新組織裡的其他成員進行會談之後，城市裡的黑人牧師向他們的會眾傳達說，城市裡的所有黑人教會都同意參加這個為期一天的抗議運動。要傳達的信息很明確：如果教區居民對此次運動袖手旁觀，那教會將顏面無存。在同一天，該市的報紙《廣告商》發表了一篇關於“蒙哥馬利黑人組織了一次‘高度秘密’會議，計劃在週一實施抵制城市公交車的運動”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印發了許多傳單，而這些傳單通過女僕們傳到了白人婦女的手中。在城市裡的黑人社區中，這些傳單“漫天飛舞”。文章對運動進行了預測，預言說每一個黑人居民都會加入到運動中去。這篇文章發表時，僅僅只有帕克斯的朋友們和牧師們以及抵制運動的組織者公開表明會參與抗議。但是，城市裡的黑人居民讀了這篇文章後，正如白人讀者一樣，他們都以為，其他人都已經加入運動了。
很多坐在長凳上閱讀報紙的人私底下都認識羅莎·帕克斯，當然也願意出於和她的友情而參與抵制運動。其他人不認識帕克斯，但是他們能感受到整個社區在團結起來支持她，如果他們在週一去乘公交，那看上去會十分彆扭。“如果你要上班，”一張教堂裡派發的傳單上寫著，“那麼就打的，或者拼車，或者走路吧。”然後，人們都聽說抵制運動的領袖們說服了所有黑人出租車司機，或者說迫使他們同意週一以10美分一次的價格來接送黑人乘客。這與坐公交車的費用相同。社區中弱聯繫的力量將所有人聯合了起來。在這種環境下，如果你不加入抵制，那你就是異類。
到了星期一早上，金在黎明前就已經起床喝咖啡了。他的妻子科雷塔坐在窗前，等待著第一輛開過的公交車。她看到南傑克遜公交線上的車頭燈時叫了起來，這輛通常裝滿一車的女僕的公交車此時空空如也。下一輛公交車也沒有乘客，再下一輛也如此。金開著車開始四處轉，到其他線路上觀察情況。在一個小時內，他看到只有8個黑人坐在公交，而一個星期前，他會看到不下百人。
“我十分欣喜，”他在之後的回憶錄中寫道，“一個奇跡發生了……蒙哥馬利縣的大街上，男人們騎著騾子上班，還有幾輛馬車在跑……人們都圍在公交車站，看到底發生了什麼。剛開始，他們靜靜地站著，但是隨著時間的過去，他們開始對著空的公共汽車歡呼，對著它們開心地開玩笑。一些喜歡熱鬧的年輕人還唱道，‘今天沒有乘客’。”
那天下午，在教堂路的法庭裡，羅莎·帕克斯被判違反了該州的隔離法。500多名黑人擠在走廊和大樓前等待著判決。這場抵制和法庭中的臨時集會是蒙哥馬利縣歷史上最著名的黑人政治性運動，在5天內就達到了高潮。“這場運動由帕克斯最好的朋友發起，但是後來它爆發出強勁的力量，”金和其他參與者回憶道，“因為在社群中，人與人之間都講義氣，這就是弱聯繫的社會習慣。整個社群在這種壓力下聯合起來，因為人人都害怕別人因為自己不肯參與運動而不與自己交朋友。”
有很多人參加了抵制運動，儘管他們可能並沒有受到刺激因素的影響。金和司機以及其他人可能在沒有強聯繫和弱聯繫的影響下會做同樣的選擇，但是對於全城成千上萬的人中，如果沒有社會習慣的刺激，他們是不會決定不坐公共汽車的。金後來寫道：“曾經沉默安靜的黑人社群如今完全覺醒了。”不過那些社會習慣本身還不足以將為期一日的抵制運動拓展成今後曠日持久的運動。在那幾周裡，金毫不掩飾自己擔心大家的覺醒是否堅定，他覺得“黑人社群繼續這場鬥爭的能力”有多強依然是個問題。
那些擔心最終都煙消雲散了。金和其他無數運動的領導者一樣，會把指導鬥爭的重擔從自己手中轉交到追隨者的肩上，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將新習慣轉移給他們。金將啟動運動模式的第三步，而這一次，抵制運動將變成一種永久持續下去的力量。
靈性成長：習慣讓精神豐滿
1979年夏，羅莎·帕克斯被捕時才一歲的神學院白人學生瑞克·沃倫如今已經負擔起養家餬口的責任。他在自己得克薩斯州的家的牆壁上貼了一張地圖，從西雅圖到邁阿密，一個一個地圈出美國的主要城市。
瑞克·沃倫是一位浸信會牧師，妻子已經懷孕，銀行存款不到2 000美元。他想在沒有加入教會的人中間發展新的教眾，但他不知道應該從哪裡開始。他告訴我說：“我覺得我會去神學院的同學都不會去的地方。”他整個暑假都在圖書管理研究人口普查記錄、電話本、報紙文章和地圖。他的妻子懷孕9個月了，所以每隔幾個小時，沃倫就會跑到公用電話那兒打電話回家，確定妻子還沒有開始分娩後再回去埋頭苦讀。
某天下午，沃倫將視線停在了加州奧蘭治縣一個叫馬鞍峰的地方。沃倫讀的那本書說，該地是美國發展最快的州中發展最快的縣裡發展最快的地區。該地區有幾個教會，但規模都比較小，無法滿足迅速增長的人口的需要。沃倫饒有興趣地聯繫了南加州的宗教領袖，他被告知很多當地人自認為是基督徒，但是並不參加教會的活動。沃倫後來寫道：“在大學圖書館那個滿是灰塵、光線昏暗的地下室裡，我聽到上帝跟我說‘這就是我要創辦教會的地方’，從那一刻起，我們的目的地就定了下來。”
沃倫在此5年之前就著手尋求在缺少教會的地方發展了，那時候他在日本傳教，他當時在一份基督教雜誌上看了一篇題為“為什麼此人危險？”的文章。這篇文章講的是一位叫唐納德·麥加夫蘭的作者，他一直致力於在那些非基督教國家發展教會。麥加蘭夫理念的核心是告誡傳教士應該要模仿其他成功運動的戰術，通過引導人們的社會習慣來傳教，比如民權運動就是一個很好的模仿對象。麥加蘭夫在他的一本書中寫道：“固定的目標是讓整個社會，也就是所有人皈依基督教，或者讓大部分人皈依，這樣才可以使個人的社會生活不會受到破壞。”只有“幫助人們在社會關係正常的情況下信奉基督的”福音傳道者，“才有機會解放大多數人民”。
那篇文章以及後來麥加蘭夫的書，讓裡克·沃倫頓悟。如果用常人的邏輯來判斷，最終發生的事情就是大家通常所說的奇跡。可以說，沃倫此刻明白了宗教應該經過“營銷”才能壯大，“營銷”這個詞應該最能描述整個過程。
麥加夫蘭設計了一個策略，讓教堂的建造者們用群眾的“語言”和他們交流，以此創造出用來做禮拜的地方。在這裡，教友們可以見到他們的朋友，聽熟悉的音樂，而且還能在可以理解的語境中學習《聖經》。麥加蘭夫說，最重要的是，牧師們需要讓一群人一起皈依教會，而不是一次一個，這樣一來，社群的社會習慣能鼓勵大家參與教會，而不是讓人敬而遠之。
12月，沃倫從神學院畢業以後，他的孩子出世了。沃倫把全家人和全部家當裝上了一輛U-HAUL租賃卡車，驅車去了奧蘭治縣，租了一棟小洋樓。他的第一個信徒小組吸引了7個人參加，地點就在客廳裡。30年後的今天，馬鞍峰教會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教會之一，教區擁有超過兩萬教徒。這些教徒每週會去佔地120英畝的教會場地和6個分支場地。沃倫的一本書《標桿人生》賣出了3 000萬本，成了歷史上最暢銷的書之一。另外，還有上千家其他教會模仿他的方法。在奧巴馬總統的就職典禮上，沃倫受邀為他進行祈禱。他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宗教領袖之一。
馬鞍峰教會發展起來並獲得成功的核心，是他們對社會習慣力量的有著基本的信仰。
沃倫告訴我：“我們一直在努力思索應該如何讓信仰變成習慣，讓它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比如，如果你是靠嚇唬別人來讓他們信仰基督，這樣是不會長久的。”要想讓人們使自己的靈性成熟起來，唯一的辦法就是教會他們信仰的習慣。
“一旦習慣形成，他們在精神上就可以自給自足。人們篤信基督並不是因為你讓他們去信，而是因為他們自己本身的原因。”
沃倫初到馬鞍峰時，花了12個星期的時間，挨家挨戶地介紹自己，詢問陌生人為什麼不去教堂。很多人的回答非常實際，他們說之所以不去是因為覺得無聊，音樂糟糕，布道的內容似乎和他們的生活沒有關係，而且小孩需要有人照顧，他們不喜歡穿戴正式地去教堂，教堂裡的長凳也不舒服。
沃倫的教會準備挨個解決這些抱怨。他告訴大家如果喜歡的話，可以穿短褲和夏威夷海灘襯衫去教會。他還在奏樂的樂器中安排了一把電吉他。沃倫的布道一開始就集中在現實問題上，題目諸如“如何應對挫折”、“怎樣讓自己感覺良好”、“如何讓家人健健康康”、“在壓力下怎樣生存”等。他的課程淺顯易懂，關注日常的現實問題，而且教友離開教堂後可以很快學以致用。
效果開始顯現了。沃倫為了教會的活動租下了學校禮堂，還為教友的聚會租了寫字樓。教會的人數達到了50人，然後是100人，不到一年就達到了200人。沃倫每週工作7天，每天18個小時，不停地接教友的電話，為他們上課，進行家訪，為教友提供婚姻咨詢。他在閒暇時間也總是在找新場地以滿足教會不斷壯大的規模。12月中旬的一個星期日，沃倫在11點的禮拜儀式中站起來布道。他覺得有點頭暈眼花，於是抓住演講台開始講，但是他看不清講稿上的字。然後，他覺得自己要倒下了，於是趕緊穩住自己，並向教會唯一的員工，也就是助理牧師示意，要他到講經台上去。
沃倫跟大家說：“各位，很抱歉，我不得不坐下了。”
沃倫患有多年的焦慮症，偶爾還會有抑鬱症，朋友都說他有時候聽起來有些輕度抑鬱，但他以前從來都沒這麼嚴重過。第二天，沃倫和家人開車去了亞利桑那州，他妻子一家在那邊有房子。慢慢地，沃倫好轉了。他有時候會睡上12個小時，然後穿行沙漠，祈禱，試著弄清楚為什麼有時恐懼會擊倒自己，讓自己無能為力。他脫離教堂休息了將近一個月，然而他的抑鬱變成了嚴重的抑鬱症，這比他經歷過的任何情況都要糟糕。他不確定自己今後是否還能健康地回到教會主持工作。沃倫適合當牧師，他是一個喜歡頓悟的人。他在得克薩斯州的圖書館讀到麥加夫蘭在雜誌上的那篇文章時，就曾經頓悟。這次穿行沙漠，他又頓悟了一次。
上帝告訴他說：“你只需要把精力放在大家身上，由我來造好教堂。”
不過和他之前的頓悟不一樣，這一次他並沒有突然間就清晰地看到要走的路。沃倫在抑鬱中又掙扎了幾個月，此後，在他人生的多個階段裡，他還要經歷同樣的過程。不過，那一天，他做了兩個決定，其一是他要回到馬鞍峰，其二是他要想出讓教會更高效運轉的方法。
沃倫回到了馬鞍峰，他決定要將幾個月前就開始的小實驗拓展一下。他希望這能讓教會更易於管理。他從來都不確定自己是不是有足夠的教室，能讓所有到訪的人都參加查經活動。於是他請幾位教會成員在他們家裡辦查經班。他擔心有人抱怨說怎麼要去別人家裡，而不是在正規的教堂教室中學習，不過教友都說他們很喜歡這樣，小型聚會讓他們有機會認識自己的鄰居。於是，沃倫回到馬鞍峰之後便將所有的教會成員分配成一個又一個的小組，這些小組每週聚會一次。這是他做過的最重要的決定之一，因為這種做法將參與教會活動從一種決定變成了一種習慣，而這利用的正是已經存在的社交慾望與社交模式。
沃倫告訴我說：“現在，要是有人週末在馬鞍峰看到一大群人，就會想到這是我們的成就。不過這還只是冰山一角。教會每週95%的活動都以小組的形式進行。教會聚會和教友小組就像組合拳。集體聚會提醒你一開始為什麼要這樣做，然後親密朋友間的小組聚會讓你把精力放在如何加強信仰上，二者像膠水一樣將教友和教會連接在一起。我們現在有超過5 000個教友小組，這是唯一能管理好這種規模教會的辦法。否則，我會忙到過勞死，而95%的教友根本無法得到他們來此尋求的照料。”
正是這種模式推動了蒙哥馬利縣公共汽車抵制運動，而沃倫在不知不覺間複製了這一切，當然他是反過來做的。蒙哥馬利縣的抵制運動始於認識羅莎·帕克斯的人，等到社群的弱聯繫促使大家參與時，運動已經變成了一場大規模的示威。在馬鞍峰教會，則是反過來的。人們是因為社群的歸屬感和教友之間的弱聯繫而被吸引去教會的。在加入教會後，他們便組成了由鄰居組成的小組，就像培養皿一樣，只要你願意，你就可以培育出強聯繫，這樣人們的信仰就會變成他們社會經歷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不過，創造這些小群組還不夠。沃倫問大家在別人的客廳裡都討論了什麼話題，他發現他們討論《聖經》以及祈禱的時間只有10分鐘，剩下的時間都在聊孩子或者八卦。然而沃倫的目標不僅僅是幫助人們結交新朋友，而且要建立起有忠實信仰的社群，鼓勵人們接受基督的教導，並且讓信仰成為生活的核心。他的這些小群體創造出了強聯繫，但卻缺少人指導，這讓它們變得和喝咖啡閒聊的集會沒有區別。這些小組沒能滿足他心中的宗教期望。
沃倫回想到麥加夫蘭，他的理念是如果能夠教會人們養成基督徒的習慣，那麼他們就會像基督徒一樣生活，而不需要不斷地指導與照顧。沃倫不可能挨個指導每個小組，他沒辦法讓這些小組的每一次對話都集中在基督而非聊最新的電視劇方面。但是他發現，如果讓人們養成新的習慣，他就不用事必躬親了。那樣的話，大家齊聚一堂時，會本能地討論《聖經》，一起祈禱，踐行自己的信仰。
沃倫設計了一系列教會上課和小組討論時可以進行的活動，目的很明確，就是要讓教友們養成新習慣。
馬鞍峰教會課程手冊中寫道：“如果你想具有基督一樣的秉性，你就要培養出基督擁有的習慣，我們所有人都是有習慣的……我們的目標是幫助你改掉壞習慣，養成能夠讓你成長得像基督的習慣。”每一位馬鞍峰教會的成員都被要求在“成熟聖約卡”上簽名，保證會遵循三大習慣：第一是利用每天靜下心來的時間反思與祈禱，第二是上交個人收入的10%，第三是參加教友小組。讓大家養成新習慣成為了教會的工作重心。
沃倫跟我說：“一旦我們這樣做，靈性成長的責任就不在我肩上了，而是由你們來承擔。我們已經給了你們方法，不需要去指導們你，因為你們正在指導自己。這些習慣變成了人們新的身份，這樣一來，我們只需要提供支持，然後放手讓你們去發展。”
沃倫發現他可以像小馬丁·路德·金讓抵制運動越變越大一樣來拓展教會,做法就是將強聯繫和弱聯繫結合起來。將教會轉化成一場運動，要讓教會的規模達到兩萬教友和數千牧師，這就需要更多的投入，才能使這種拓展自發地進行下去。沃倫得讓大家養成帶著信仰生活的習慣，並且這種習慣不是因為他們之間的聯繫而形成的，而是因為他們自身形成的。
這就是社會習慣驅動運動的第三個方面，即要想讓一個理念擴展到社群之外，就必須讓整個擴展過程能夠自我推動。而實現這一點最靠譜的方法就是：要讓人們養成可以幫助他們找到自我方向的新習慣。
隨著公共汽車抵制運動從為期幾天擴展成一周，然後一個月、兩個月，蒙哥馬利縣黑人社群的熱情開始降溫了。
警察局局長引用法律條例，要求出租車司機必須收取最低車費，並威脅說要逮捕那些用折扣價送黑人上班的出租車司機。抵制運動的領袖對此的回應方式是讓200名志願者參與拼車。警方開始開罰單並騷擾在拼車點拼車的人。司機在壓力下開始退出運動。金後來寫道：“車越來越難打了，很多人在抱怨。我的電話從早到晚響個不停，門鈴也很少消停過。我開始懷疑黑人社群是否有能力將這場鬥爭繼續下去。”
有天晚上，金在教堂布道時，一位領坐員緊急跑了進來，說金的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女兒在家時，有一顆炸彈在房子邊爆炸。金跑回家，圍觀的數百位黑人還有市長以及警察局局長都向他致意。他的家人安然無恙，但是房子前面的玻璃都碎了，在門廊那兒還有個炸彈炸出的大坑。如果有人在炸彈爆炸時走進屋子前廳的房間，那就可能被炸死了。
金在評估自己的損失，周圍的黑人則越聚越多。
警察開始要求人群散去。有人推搡了一位警察，有人向警察丟瓶子。一位警察揮舞警棍打人。警察局局長是反對抵制運動的（幾個月後他公開宣佈支持種族歧視的白人公民委員會），此時他將金拉到一邊，要求他採取措施，阻止暴亂的發生。
金走到屋子的門廊處。
他對人群大聲呼喊：“不要恐慌，不要用武器。使用暴力最終將引火燒身。”
人群冷靜了下來。
金繼續說：“不管他們做了什麼，我們必須愛我們的白人兄弟，我們必須讓他們知道我們愛他們。耶穌曾經說過的話歷經千年至今依然迴盪在我們耳際，那就是‘愛你們的敵人；詛咒你們的，要為他祝福！迫害你們的，要為他禱告！”
金一直都在傳遞非暴力運動的信息。這一主題源自聖雄甘地的著作和耶穌的布道，是很多人在這種語境中未曾聽過的，即對非暴力活動的懇求、壓倒一切的愛以及對敵人的寬恕，還有這將會帶來勝利的承諾。很多年來，民權運動都是靠戰鬥和鬥爭的語言來表達、延續的。運動中有競爭，也有挫折；有勝利，也有失敗，這一切要求大家重新站起來去戰鬥。
而金現在讓大家有了一個新的角度來審視整個運動，他說這不是一場戰爭，友愛才是主題。
同樣重要的是，金換了一個新角度闡釋了抵制運動。他說這不僅僅是公共汽車上的平等問題，而是上帝計劃的一部分，同樣的事情讓英國結束了在印度的殖民統治，也讓美國結束了奴隸制，而這讓基督死在了十字架上，這樣他就能帶走我們的原罪。這場運動很久以前早就開始了，如今只是進入了新的階段而已。
因此，這場運動需要新的應對方法、不同的策略，參加的行為也要不同。它需要參與者能夠擁抱敵人。人們可以通過接受金一直在宣傳的新習慣來顯示自己對運動的忠誠。
金在炸彈爆炸的那一晚對人群說：“我們必須用愛來面對仇恨，如果我不行了，我們的事業也不會停止。因為我們的事業是正確的，我們做的事情是正義的，上帝一直與我們同在。”金說完之後，人群安靜地散開回家。一位白人警察後來說道：“如果不是那個黑牧師，我們可能都死於暴亂了。”
在接下來的一周，又有24位司機報名參加拼車行動。往金家裡打的電話變少了。大家開始自發地組織、領導並推動這次抵制運動。後來在其他抵制運動的組織者家旁邊也發生了炸彈爆炸事件，危機以同樣的方式得到了解決。蒙哥馬利縣的黑人都只是注視著然後散開回家，而沒有訴諸暴力或正面衝突。
不僅是在對暴力行為回應時，這種自我主導的團結在其他時候也變得越發明顯。教會開始每週舉行集會，有時候每天晚上都有。泰勒·布朗克告訴我：“在爆炸之後，他們開始喜歡金博士的演講，他們接受了基督教的教導，並將之用在了政治上。那場運動是一個傳奇，要讓運動奏效，就得改變每個人的身份。蒙哥馬利縣的人必須學會新的行為方式。”
這很像匿名戒酒互助會，該會從小組集會中汲取了力量。正是在那裡，成癮者養成了新習慣，在看到別人展示自己的信仰後中，自己也開始相信了。蒙哥馬利縣的公民在大型聚會中學到的新行為，讓運動得以拓展。布朗克說：“大家跑去圍觀，想看看別人是怎麼處理的，你開始覺得自己是龐大社會的一部分，不久之後，你會對這一點深信不疑。”
在抵制運動開始的3個月後，蒙哥馬利縣的警察開始採取大規模逮捕的方式來阻止這場抵制運動，這時黑人社群已經對警察的鎮壓選擇了友愛的態度。大陪審團起訴了90人，所有這些人幾乎都主動跑到法庭要求逮捕自己。有些人還跑到警察局看看自己的名字在不在起訴名單上。金後來寫道：“那些沒找到自己名字的人覺得很失望，曾經被恐懼影響的人們如今已經徹底變了。”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隨著運動的蔓延，一波又一波的兇殺、襲擊、逮捕與毆打接踵而至，抗議者們沒有用暴力回擊或者後退，或是用策略來反擊（在蒙哥馬利縣成為運動參與者的中流砥柱前，人們是這樣做的）——他們只是站著不動，告訴那些白人警察說自己會在他們的仇恨消失時原諒他們。
金寫道：“對手的策略不但沒有停止這次運動，反而給了運動更大的動力，讓人們更加團結了。他們以為自己面對的是一群可以哄騙或者會屈服於白人意願的人。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對付的黑人已經無所畏懼了。”
當然，蒙哥馬利縣公共汽車抵制運動之所以可以成功，之所以會點燃席捲美國南部全境的運動，背後有很多很複雜的原因。但是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社會習慣的第三個方面。金的理論中嵌入了一套新行為，可以將運動的參與者轉化為能夠自我引導的領導者。我們傳統上並不認為這是習慣，但是，通過給予示威參與者一種新的自我身份感，金把蒙哥馬利縣的鬥爭換了一個樣。示威遊行在人們的積極參與下變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因為這些人已經在主導整個歷史事件。這種社會活動的模式隨著時間的推移變成了自發性行為，而且擴散到了其他地區。與金素未謀面的學生與示威者已經可以通過觀察參與者的習慣性行為來領導這場運動。
1956年6月5日，聯邦法官判決蒙哥馬利縣的公共汽車種族隔離法違反憲法。這已經是帕克斯被捕一年之後，縣行政機構對此判決不服，向美國最高法院上訴，結果12月17日，最高法院終審維持原判。3天後，縣裡的官員接到命令，要求在公共汽車上取消隔離的做法。
第二天早上5點55分，金、E·D·尼克松，拉爾夫·艾伯納西以及其他人在時隔一年多以後首次乘坐公共汽車，而且都坐在了前排。
白人司機問：“我覺得你就是那位備受尊敬的金，對吧？”
“沒錯，是我。”
司機說道：“今早您能坐我們的車，我們感到很高興。”後來，美國有色人種民權促進協會的律師（未來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馬歇爾說，抵制運動與蒙哥馬利縣公共汽車上種族隔離政策的終結關係不大，是最高法院不偏不倚地修改了法律。
馬歇爾說：“他們上街遊行那麼多次都是徒勞的，他們只需要等著，等到公共汽車這個案子一層一層往上走，根本不需要花這麼多工夫，憂心忡忡地去抵制。”
不過馬歇爾在最重要的地方錯了。蒙哥馬利縣的公共汽車抵制運動催生了一套社會習慣，這套習慣很快擴散到了北卡羅來納州的格林斯博羅、亞拉巴馬州的塞爾瑪以及阿肯色州的小石城。民權運動變成了一波靜坐抗議與和平示威的浪潮，參與者就算被暴打，也依然保持克制。到20世紀60年代早期，這股浪潮已經席捲了佛羅里達州、加利福尼亞州、華盛頓特區以及國會。1964年，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簽署《民權法案》，將所有形式的種族隔離以及針對少數族裔和婦女的歧視全部列為非法行為，他當時把參與民權運動的人等同於國家的締造者，而這種類比在10年前會結束他的政治生命。他面對攝像機說：“188年前的同一個星期，一小群勇敢的人為了自由開展了長期鬥爭。現在我們這一代美國人響應召喚，繼續不懈地為維護國內的正義而奮鬥。”
運動並不是因為大家突然作了同樣的決定而出現的。他們依靠的社會習慣模式一開始是作為友誼的習慣存在的，在社群習慣中成長，並由改變參與者自我感的新習慣維繫。
金在蒙哥馬利縣運動剛開始時就看到了這些習慣的力量。他在終止暴力反抗活動的那天晚上，面對教堂裡擁擠的人群說：“在大家散去之前，我不得不提醒你們前路凶險。”在那之後金還要面對幾乎持續了10年的抗議示威活動，但是已經曙光在望。他說：“我們要重新乘坐公共汽車了，讓我們內心擁有足夠的愛，將敵人變成朋友。我們必須從抗議轉向和解……有了這種獻身精神，我們就能夠脫離人與人之間缺乏仁愛的陰冷孤寂的午夜，迎接自由與正義那光芒耀眼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