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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暴力:對「復仇」的思考

我們再來談談被拒絕的經歷,因為被拒絕的糟糕體驗不僅存在於戀愛關係中,也存在於每天的校園生活中。從小學開始,有些孩子就是受害者。他們受到他人的嘲笑,被折磨和毆打,並不是因為他們做錯了什麼,而有可能是因為他們生性膽怯、他們的長相和背景,或者是因為他們很聰明(有時他們並不是足夠聰明,而是過於聰明了)。這些欺凌行為可能每天都在發生,讓這些受害者的生活變成了噩夢,導致他們長年處在抑鬱和憤怒之中。

更糟的是,學校通常對此置之不理。這是因為這些事情經常發生在老師的視線範圍之外,或者是因為欺負他人的普遍是學校裡受歡迎的學生,比如校運動隊成員。在這種情況下,可能不是施暴者,反而是受害者會被看作問題學生或不合群。

美國社會此前很少關注這類現象,直到近年來發生了多起校園槍擊案,情況才有所改變。在眾所周知的科倫拜恩中學槍擊事件中,兩名槍手都在學校被殘忍地欺凌過很多年。一名和他們一起受過欺負的同學講述了他們在高中這些年裡的經歷。

在走廊裡,學校裡受歡迎的運動員們會把一些學生塞到儲物櫃裡,用一些侮辱性的稱呼辱罵他們,其他同學都在看笑話。吃午飯時,運動員們會把這些受欺負的同學的餐盤打翻在地,或者用食物砸他們。吃飯時,這些受欺負的學生會被人從後面按倒在桌子上。上體育課前,當大家在更衣室裡時,這些受害者還會被打,因為老師們不在身邊。

施暴者的身份

欺凌與評判息息相關。施暴者就是想通過這種手段來確立誰更有價值、更重要。強勢的學生會評價弱勢的學生,他們將這些學生看作沒什麼價值的人,每天戳他們的痛處。顯而易見的是,這些施暴者從自己的行為中得到了什麼。正如謝裡·利維研究中的那些男孩一樣,他們的自尊心獲得了提升。這並不是說這些人本身缺乏自信,而是說評價和貶低他人可以讓他們的自尊得到飆升。他們還可以通過自己的行為獲得社會地位,旁人會仰視他們,認為他們很酷、很強大、很有趣,或是對他們感到害怕。無論怎樣,他們都借此提高了自己的身份。

施暴者中很大一部分是固定型思維模式者:他們認為有些人高人一等,而另一些人身份卑微,他們也都是喜歡評價他人的人。科倫拜恩中學槍擊事件中的一名槍手埃裡克·哈瑞斯就是他們的完美目標。他胸部畸形,身材矮小,是個電腦迷,還是個外來者,不是科倫拜恩本地人。於是他們無情地欺負著他。

受害者與復仇行為

固定型思維模式同樣對受害者對欺凌的反應有很大影響。人們因為被拒絕而感到他人在對自己品頭論足時,第一反應就是自我感覺很糟,並感到異常痛苦。他們被無情地貶低,因此也想用同樣的方式還擊。在研究中,我們見過完全正常的普通人——包括兒童和成人——對這種人際交往中的拒絕現象產生暴力復仇的想法。

受過高等教育的正常年輕人,在向我們講述自己經歷過的最糟糕的拒絕和背叛時,都會表達「我希望他死」或者「我差點想掐死她」之類的想法。

我們聽到校園暴力時,通常會認為只有從糟糕的家庭走出的壞孩子才會用暴力方式解決問題,但令人吃驚的是,那些有著固定型思維模式的普通孩子在這種情況下也會立刻想通過暴力來實施報復。

在我們很喜歡的某所學校裡,我們給一群八年級學生一篇關於校園暴力的故事閱讀,並讓他們想像,故事裡的情節是發生在他們自己身上的。

新學期開始時,一切看上去都進展得非常順利。突然,一些學校裡受歡迎的孩子開始戲弄你,給你起外號。一開始你可以不去理會——這種事經常發生。但是他們繼續欺負你。他們每天跟著你,捉弄你,嘲笑你的穿著和長相,他們告訴你你是一個失敗者,並當著大家的面天天這樣說。

然後,我們讓他們寫下自己的感受,以及他們會怎麼做或想怎麼做。

首先,固定型思維模式的學生更容易認為這些行為表現了對他們個人的評判。他們會說「我會認為我是個無名小卒,誰都不喜歡我」或者「我會認為自己特別傻,是個怪胎,格格不入」。

之後,他們表示想用暴力進行報復,說自己會大發雷霆,一拳打在他們臉上,或者開車撞死他們。他們對「我的第一目標就是復仇」這一觀點表示強烈贊同。

他們受到了他人的評判,因此也想評判他人。這就是科倫拜恩中學槍擊事件中兩名槍手埃裡克·哈瑞斯和迪倫·克萊伯德採取的行動。他們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漫長、恐怖的幾個小時內,他們決定了周圍人的生死。

在我們的研究中,成長型思維模式的學生並不傾向於將欺凌行為看作對他們本人的評判。相反,他們認為施暴者存在精神問題,需要通過欺壓別人來抬高自己的身份,增強自己的自尊:「如果他一直找我麻煩,我會認為他有什麼家庭問題或者在為學習成績煩惱。」或者,「他們需要專注於自己的生活——不要只是通過貶低我來讓自己感覺良好。」

這些成長型思維模式者通常會想去教育這些施暴者:「我會和他們好好談談。我會問他們問題(為什麼會說這些話,為什麼會對我做這些事)。」或者,「我會直接面對他們,和他們討論這個問題;我想幫助他們認識到這麼做一點意思也沒有。」

成長型思維模式的學生還強烈地認為「我想我最終會原諒他們」或者「我的首要目標是幫助他們成為更好的人」。

他們能否成功地改造這些欺凌他人者或對他們進行教育,我們不敢肯定。但是比起開車撞死對方,這種做法確實是更有建設性的第一步。

布魯克斯·布朗是埃裡克·哈瑞斯和迪倫·克萊伯德的同學,他從三年級開始受人欺負。他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是並沒有尋求報復。他不認同固定型思維模式,不認為人們有權利去評判其他人,不認同類似「我是一個橄欖球運動員,所以我比你強」或者「我是一個籃球運動員,像你這樣可悲的書獃子跟我不在一個水平線上」這樣的想法。

除此之外,他還積極採取成長型思維模式來思考問題。用他自己的話說,「人們都有自我改變的潛質」,即使是槍擊事件裡,那個更抑鬱、更充滿敵意的槍手埃裡克·哈瑞斯。布朗和埃裡克·哈瑞斯在幾年前曾經發生過一次非常嚴重的衝突,但在他們高中的最後一年裡,布朗提出和他休戰。「我告訴他,那年以後我有了很大的改變……我希望他對於自己的狀態也有和我一樣的感受。」布朗說,如果發現埃裡克沒有改變,他隨時可以退出。「但是,如果他成長了,為什麼不給他一個證明的機會呢?」

布朗沒有放棄,他依然試圖去改變他人。他希望全世界都能關注校園暴力問題,他希望接觸到那些受害者,幫助他們打消打擊報復的念頭。因此,他參與了邁克爾·摩爾(Michael Moore)的電影《科倫拜恩的保齡》(Bowling for Columbine)的製作,他還設立了一個供受欺負的孩子交流的創新網站,他告訴他們,應對欺凌的方法並不是去殺人。「你要用你的頭腦去讓事情變好。」

布魯克斯·布朗和我一樣,並不認為這兩個槍手和其他人是不同世界的人。他說,迪倫·克萊伯德是他的好朋友,曾經是一個普通的孩子,生活在一個充滿愛、父母都很負責任的良好家庭。他警告說:「我們不能只是置身事外,把這些槍手稱作『和我們完全不一樣的變態』……我們應該意識到世界上可能還有更多的埃裡克·哈瑞斯和迪倫·克萊伯德,他們被慢慢帶上了……同樣的悲劇道路。」

即使被欺凌的受害者一開始沒有固定型思維模式,長期的欺凌行為也會給他們植入固定型思維模式,特別是當其他人只是袖手旁觀甚至加入欺凌他們的隊伍中時。這些受害者說,當他們被嘲諷和貶低時,沒有人站出來保護他們,此時他們會開始認為,這一切是自己應得的。他們開始評判自己,認為自己確實低人一等。

施暴者評判他人,受害者接受這種評判,有時這種評判會埋在心裡,導致抑鬱甚至自殺,有時就會通過暴力行為爆發。

合理的應對方式

以某個學生的一己之力,通常無法阻止欺凌事件的發生,特別是當施暴者擁有一大群支持者時,但學校卻可以通過改變思維模式進行預防。

很多學校的文化會助長或至少接受固定型思維模式,對學校來說,有些孩子認為自己高人一等,認為自己有權欺負那些不如自己的同學是正常現象。學校還會認為對於一些孩子不合群的情況,校方無能為力。

但有些學校會通過打擊校園裡這種喜歡評判他人的氛圍,創造合作和能夠促進學生自我成長的氛圍,大大降低校園暴力事件的發生。斯坦·戴維斯(Stan Davis)是一位為學校提供咨詢的心理治療師,他開發了一個應對校園暴力的效果顯著的項目。在挪威研究員丹·奧維斯(Dan Olweus)的研究的基礎之上,戴維斯開發的項目幫助改變了欺凌現象,給了受害者支持,促進圍觀者對受害者提供幫助。幾年後,在他任教的學校當中,身體上的暴力欺凌現象減少了 93%,嘲弄他人的現象也減少了 53%。

達拉是一名三年級學生,她體型較胖,行動笨拙,還很愛哭。她是最好的欺凌對象,全班有一半同學每天都會欺負她,打她,給她起外號——同學們也都認同這種行為。幾年以後,達拉從戴維斯開發的項目中學會了更好的社交技巧,甚至交到了好朋友。之後,達拉升入中學,她在一年後回到母校講述了後來發生在她身上的事。她說,來自同一所小學的同學們幫助她渡過了難關。她們幫助了她交到朋友,並在有新同學要欺負她時保護了她。

戴維斯同樣也讓暴力欺凌的現象有所好轉。事實上,很多在中學裡幫助和保護達拉的人,正是以前欺負過她的人。戴維斯是這樣做的:首先,強制執行一致的紀律,但他不會對施暴者本身進行評判,不會直接指責他們的個性。相反,他讓他們感到每天在學校自己都很受歡迎。

之後,他對他們的每一次進步都給予表揚。但他表揚的依然不是這些人本身,而是他們為改變付出的努力。「我發現你最近都沒有打架,這告訴我,你正在努力跟別人好好相處。」你會發現戴維斯將這些學生直接領入了成長型思維模式。他幫助他們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是努力提高自己的過程中的一部分。即使這些改變原本並非出自欺凌他人者的本意,但他們現在也學會朝這個方向努力了。

斯坦·戴維斯將我們的研究中提到的讚揚、批評和思維模式納入了他的項目,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下面是他寫給我的一封信。

親愛的德韋克教授:

您的研究成果完全改變了我和學生之間交流的方式。我用和以前不一樣的方式向學生提供反饋,並已經收到了積極的成效。明年,我們整個學校將開展一項積極行動,通過〔成長型的〕反饋來激勵學生。

斯坦·戴維斯

著名的兒童心理學家海姆·吉諾特(Haim Ginott)同樣指出,老師有能力指導學生不去評判和欺凌他人,並能讓他們實現自我成長,更加富有同情心。下面是一位老師寫給她班裡一個八年級小惡霸的信。請注意,這位老師在信裡並沒有將這個學生說成一個壞孩子,而是提到了他的領導能力,用了一些表揚的話,並用徵求他意見的語氣,表達了對他的尊重。

親愛的傑:

安迪的母親告訴我,他的兒子這一年過得非常不開心。他受人辱罵、被人排斥,這讓他感到傷心和孤獨。我非常關注這個現象。你是班裡同學的領導者,所以我覺得可以問一下你的意見。我認為你能夠對受害者展現出同情心,這是很珍貴的品質。請給我回信,告訴我你建議我們如何幫助安迪。

你的老師

《紐約時報》上的一篇關於校園暴力的文章將埃裡克·哈瑞斯和迪倫·克萊伯德稱為「兩個不合群的少年」。這是事實,他們確實不合群。但我們沒聽說過校園裡的那些欺凌同學的學生被描述為「不合群」。因為他們非常融入校園環境。事實上,是他們定義和統治了校園文化。

認為有些人有資格去殘忍對待別人,是不健康的觀點。斯坦·戴維斯指出,我們這個社會並不認為有人有資格去欺壓黑人或折磨女性,那麼我們為什麼能接受認為有人有資格殘忍對待我們的孩子的觀點呢?

為了表明我們的觀點,我們會去侮辱施暴者。我們告訴這些人,我們並不認為他們比別人了不起,但我們也因此錯過了幫助他們改善自我的機會。

培養你的思維模式

在被他人拒絕後,你是覺得自己受到了評判,感到痛苦,想要報復對方?還是感到很受傷,但是覺得依然可以原諒對方,從中學習,並繼續生活?想一想你經歷過的最糟糕的一次拒絕。想想你當時的全部感受,看你能否從成長型思維模式的角度去看待問題。你從中學到了什麼?這件事是否讓你知道你在生活中到底想要什麼,不想要什麼?它是否教給你一些能夠為你日後的感情帶去幫助的積極手段?你能原諒這個人並希望他以後一切安好嗎?你能擺脫痛苦嗎?

想像一下你理想中的戀愛關係。你是否認為兩個人應該完全相容——沒有分歧,沒有妥協,也不需要努力?請重新考慮一下。每段關係中都會有很多問題。嘗試著從成長型思維模式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可以變成促進彼此理解、提升親密度的工具。讓你的伴侶說出不同意見,仔細傾聽,然後耐心並真誠地討論問題。這種做法給兩個人的關係帶來的親密感可能會讓你感到驚訝。

你是否像我一樣喜歡責怪別人?把責任都推到對方身上不利於感情的發展。你可以在想像中創造一個形象,把責任都推給他。但更好的做法是,慢慢讓自己變得不輕易指責別人。不要總是想著別人有錯誤並埋怨他們。這也是我平時努力的方向。

你是一個害羞的人嗎?如果是,那麼你真的需要成長型思維模式。即使它治不好你的害羞,至少也可以幫助你維護正常的社交互動。你下一次進入一個社交場合的時候,要抱有這樣的念頭:社交能力是可以提高的,社會互動是用來學習和享受的,而不是用來評判別人的。試著多訓練自己用這種方式想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