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心理治療與歐洲精神的現代環境之關係，其實是一項很重要的任務，若有人被諸如此類的作為給嚇阻了，可不能去怪誰，因為，誰能保證他所描繪的當今歐洲心靈與精神的圖像一定是忠實的、符合事實的呢？我們到底有沒有能力，以事件參與者，以及同時代的人的立場，建立起不受干擾的評論，清楚看出今日歐洲政治與世界觀上難以形容的混亂呢？我們或許應該縮小心理治療的界限，把我們的知識設限在一個不在乎半個地球沉下去了的謙虛的專家角度上？我擔心這樣的界限，雖然它的謙虛值得稱許，但恐怕不足以處理「治療心靈」這件事。無論「心理治療」所指的範圍有多大，這個概念中都含有一個很大的要求，心靈是治療中的原鄉，所以，一切作為都是人所希望的！這不僅難度高，想從廣袤的心靈生命領域中隨意挖出一小塊，宣稱那是所謂心理治療的私人遊樂場，根本就不可能辦到。醫學上雖已看出有必要劃定特別範圍，以區分精神官能症和心理疾病，而這以治療的實際目的看來也屬適宜且可行；但是，一旦我們不認為心理治療的問題僅限於技術，也與知識有關的話，這種人為的約束勢必要破壞一切。知識是沒有界限的，絕對不可能有一個為自給自足感到自豪的專業，知識必須把界限擴延到毗鄰的範圍，要認真地提升知識這個名號的資格。即使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極其專業的技術，剛開始想要探觸廣闊的科學領域時，也同樣辦不到。事實上，不可能把心靈，以及人的個性分開來處理，所有心靈上的錯亂可能都比身體上的不適來得清楚，因為心靈是一個息息相關的整體。患有精神官能症的人除了整個心靈與整個世界之外，無法提供我們任何特殊信息，他的心靈與他的這個世界緊密相系，缺了這一環，永遠都不可能真正瞭解它。因此，心理治療也許不像其他的專業一樣，窩在一個與這世界無關的保護區域。如果我們盡量試著在個性中最個人的部分努力，那麼治療期間一定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我們的當事人打哪兒來，適應的又是哪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一樁超個人的事件，以個人為本質的心理學永遠無法盡覽全貌。後者唯有當個人深入這個人的時候才有效。但只要這個人也是一小個世界，他就要擔負那個世界，也就是說擔負了超個人與非個人。他的生理與心理基本上都歸屬於這個世界，父親和母親的個性應該是嬰幼兒所接觸的第一個世界，且可能是其唯一的世界，但若這個世界持續太久的話，就有可能形成一條通往精神官能症的路，因為那個他應該以完整的個體踏入的廣大世界，不再有父親，也沒有母親，而是一個超個人的事件。與兄弟姐妹相處，等於第一次中斷了依賴父母的關係，即使哥哥不是真正的父親，姐姐也不是真正的母親。丈夫與妻子原本是陌生人，來自不同的家庭，社會背景往往也不一樣。小孩終究迫使父母兩人分別扮演父親和母親的角色，剛開始只是看得見別人，希望確保自己當兒童的好處。在這個強迫我們堪稱正常的生活，從兒童極限轉變到父母極限的態度過程中，我們被要求認可兒童不必理會的客觀事實與價值。
學校已經教育兒童認識客觀時間這個概念，責任、完成任務，以及外來的權威，不管他喜不喜歡學校，喜歡或痛恨老師，然後，隨著學校，隨著無休無止向前行的時間，不斷有一個客觀的存在，無所謂自己受歡迎與否，無所謂這個人的立場，以日漸增加的程度闖入他的生活。一切再清楚不過，延長父母親的世界如果超過對兒童有利的時間，將要為此付出相當的代價。所有把個人孩提時期轉渡到廣大世界的嘗試，都是失策，治療精神官能症時，這些轉化充其量是一個中間階段，這其中間階段提供丟棄所有個人仍然粘連著童年的蛋殼的機會，並且從外在的事實中清除掉父母親影像的投射。這屬於現代心理治療中最艱難的任務之一。過去我們很樂觀地以為，父母親的現象會因對其他的寄托而削弱些，然後解體，事實卻不然：我們固然可以將父母現象自投射狀態中分解掉，使其從外在的世界退縮，但他們不曾離開，一如我們襁褓時期勉力學習到的一樣，完好如新。通過撤退投射這個程序，父母現象重返我們的心靈，那個收錄了他們絕大部分根源的地方309。
當我們關心這個問題前，如果父母的現象不再投射出來，會發生什麼事呢？我們希望轉個問題，也就是是否隨著現代心理學而提出來的問題，在心理學尚未以我們所認知的意義存在，不為人所知或已為人所知的時代，這是件新鮮事嗎？過去這些問題如何呈現出來？
如果以前我們所認知的心理治療的確不為人知，我們就不應期待從歷史中找出與我們相似的表達方法；若到處都有從兒童成為父母所發生的變化，從古至今即已普遍存在，兼之意識日漸增加，個人也覺得這個過程艱辛的話，我們就可以揣測有一個或多個一般的心理治療系統存在，以協助人們度過這個難關。我們在原始社會裡已經找到應付所有人生過程中，意義重大的措施，設法完成心理上的轉化。我特別要提青春期慶典、婚禮與葬儀的風俗，這些原始、受到外來影響而顯得無拘無束的慶祝活動，被人們一絲不苟且謹慎地遵行著，它的首要功用也許在於排除在此瞬間威脅的心理上的創傷，次要的功能則是為進入新階段的人做好準備與教育功夫。一個原始部族的延續和興盛與否，其實與這些傳統慶典的舉行有關。受到白人的影響，這些風俗習慣沒落了，這個部族再也沒有自己的生命力，失去了它的靈魂，也因此消失了。關於基督教傳教的影響，就這點而言，各方的看法莫衷一是，以我自己在非洲的所見，我就非常悲觀。
往層次、文明較高的階級看，偉大的宗教也在進行同樣的儀式，我們有洗禮、堅信禮、婚禮，以及葬禮的儀俗，與基督教相較，這些天主教的禮儀素來以更具本色、更鮮活也更完整著稱。我們也看到孩子的父親—母親世界，在此藉著豐富的類推象徵被替換了過來：一個父權體系接納了這個成年人，經由精神上的誕生暨再生進入一個新的親子關係310。包括所有基督教界，若不抗議天主教會中教宗的領導角色的話，就會視教宗為父親，把天主教堂當作母親，猶如一個家庭裡的父母親現象。如果在成長的過程中父母親的現象解體，且變得沒有影響力，於是這類的體系，可能會失卻生命意義，再也無法生存下去。一向活躍的父母現象，以及揮之不去的童年情感，在這個體系中受到了完善的保護。除此之外，教會還有許多其他的機構不斷求進步，致力於革新彼此的關聯。我要特別提及彌撒和告解，根據公元前的神聖風俗，聖餐原本就在家裡的餐桌上進行，把所有的家人都聚在一起，與上帝同享食物。
或許鉅細靡遺描述這些大家都熟悉的事情是多餘的，我只想指出，過去的心靈治療一樣，要看生活中的基礎事實，與現代的心理治療並無二致。然而宗教處理父母現象有多麼不同！宗教不擬將之解體或破壞，反而視之為生命的事實，消滅它既不可能，也沒有什麼好處，所以讓它以改變過的、提升的形態繼續存在恪遵最嚴格傳統的父權體系的框架內，不只十年，而是千年之久活動的都有著緊密的聯繫。宗教如何肩負每個人童年的心靈，又如何保有這顆赤子之心，也就能把人性中的童年心靈保存在生動活潑的徵象當中。因此宗教防止一種最大的心靈罪惡，防止斷根。斷根不僅危害原始部族，也包括文明人在內。拋棄傳統，即使在有些時候有必要，也總是一種損失和危險；正因為本能生命透過傳統習俗表達出人最保守的一面，所以是一種心靈上的危害。流傳久遠的觀念與風俗習慣，盤根於本能之中，一旦淪喪，意識便與本能背離：意識失去了它的根源，變得沒有表現力的本能後退到潛意識之中，增加了潛意識的能量，這股能量再與當下的意識內容融合，意識失根這才變得危險起來。秘密的力量導致意識傲慢，形諸於外是高估自己或自卑情結。所有的案例都會引發內心的失衡，成為心靈創傷的沃土。
讓我們回顧已有千年歷史的歐洲文明，歐式的心靈教育與治療起源於肯定父母現象，而父母現象則以父權體系為根基，其中絕大部分仍以此為基礎。我們因此輕易估量得到，這個人的意識中有多少叛逆的成分，判斷他的心靈是父權制或階級制度的哪種，這個父權出於本能堅持的是什麼，或者至少試著要堅持什麼。因此，我們隨興所做的實驗，觀察能否讓父母現象和童年心靈完全無效，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的。
回到先前的問題，如果父母現象從投射中撤退，會怎麼樣呢？從特定的個人投射中解除父母現象當然是可能的，而且這個不可或缺的成果，屬於我們心理治療過程。與此相反，比較麻煩的是，這個現象轉移到心理治療師身上的問題，在此這種取代甚至會演變為一出決定性的戲劇，因為若這些現象不再依附於一個人時，會發生什麼事嗎？作為基督教世界最高位的教皇，職務來自上帝，他是他能效勞之事的僕人，現象因而轉移為天上的父，以及在地球上的教堂裡的母親。失根、撕裂傳統的人會怎麼樣？穆雷（Murray）教授311為了要求證我過去發表過的經歷，從廣泛的統計資料可證實，猶太人受制於情結比誰都來得嚴重，基督徒居次，天主教徒居第三位。世界觀與心理舒坦與否有直接的關係，對它我們應該已經察覺到，即理解在這種情形中的方法，觀點（Anschauung）對於人的心靈狀態來說簡直意義非凡，因此我們幾乎可以說，不是如其所是的，而毋寧是如其所見的。對某種情況或事情我們若看法不妙，就壞了興致，於是這樁事大半也不怎麼高明。如果我們能消弭成見，改變對那件事的觀點，情勢多少可以逆轉，甚至一切都好辦！天才型心理治療師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強調，不懂「理論」藝術312，就不能算是心理治療師。他要指出的是，不僅心理治療師本人，連當事人也要瞭解病情並且參與意見，此時心理治療師才可能治癒，而當事人也才有可能恢復健康，至少要把生病當一回事。他說：「這種病是煉獄嗎？」313他有意識地且大量運用辨識療效的觀點。因此，當我為身體力行的天主教徒進行治療時，一旦遭遇到移情的問題，我便收回身為心理治療師的職責，把這個問題引向教會；當事人若不是天主教徒，這條出口對我形同封閉，那麼我就不能收回心理治療師的職責，因為通常沒有哪一個人或某一個機制，可以讓我適當地把父親現象引導過去。雖然我可以創出理智的觀點，我不是這位父親；但我正好是這個理智的父親，不管怎麼樣就是父親。當事人也是，不僅大自然對空洞心存畏懼[1]。他本能地害怕父母現象，以及童年心靈會墜入一個沒有希望、沒有未來的荒蕪過往之中；本能告訴他，為了他自己的整體著想，應該把這些東西以某一種形式存放在生命中。接下來，他知道要把看來無邊無際、寂寞的投射撤回到一個不可愛、因而惹人厭的自我裡面，之前他在這個自我裡就已經很難熬了，所以現在還要以純粹的理智行事的話，可能性較低。這個時刻，這位釋放了個人與父母之間聯繫的天主教徒，可以輕鬆地返回教會易懂也更深入的神秘之中。是的，也有新教徒在一種新的形態裡，認識到合乎他們理念的基督新教的教義，因此再度成為虔誠的信徒。所有其他的案例——只要不引起粗暴、破壞性的分離在移情的關係中，如同我們習慣說的「進退維谷」，於是他自己，以及心理治療師的耐心被迫受到考驗。然而這難以迴避，因為驟然墜落、孤苦伶仃、沒有父母的情境，有的時候，因為與此相關的潛意識會突然活躍起來，也就是說因為心理有負擔，而導致危險的後果。因此，撤回投射可以、也應該一步一步來，整合父母現象中分裂的內容對於潛意識有積極的影響力，因為這些現象上負載了從童年起就具有，而且到了成年仍然一直左右命運的能量。這種整合潛意識得到驚人的能量成長，不久就使人注意到，意識受到潛意識內容的強烈限制。唯有自我的孤獨引發自相矛盾的後果，從現在開始，非個人、集體的內容會出現在夢境與幻想中，這同時也就是形成精神分裂的素材。這種情況基於這個原因並非沒有危險，因為把自我從投射情況中分離出來，關鍵在於先將之移情到心理治療師身上。所引起的結果是，以前分解在個人環境關係中的自我從現在開始可能冒著危險，要溶解到集體潛意識的內容之中，因為外在世界已逝的父母親及其現象，現在進入了天堂，正在執行它溶解的投射傾向，和以往一模一樣。
但是，此處凸顯了一個具療效的平衡作用，我總是驚訝地注視它，好像看見一個奇跡似的。相對於這個危險的溶解傾向，具有清楚象徵的集中過程形式的反效果，會從相同的集體潛意識中被凸顯出來。除了一個新的個性中心外，這個過程不同於其他產品，一開始個性中心藉著象徵較自我為優越，根據經驗，到後來表現得也比自我優越。所以，我們不能將其中心納為其下，而要再評價一番，將它安置最高價值，我們再也不能賦予它自我（Ich）這個名字，這是自我要稱之為自我的原因。印度瑜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針對自身的經驗與經歷，所以，為了自我的心理學，我們很樂意在印度的知識寶庫中尋尋覓覓。在印度，對自我的經驗與智力一點關係都沒有，和我們這兒一樣，這個經驗是一樁有活力且根本上是一個變化的事件；我稱引致這個經驗的過程為個別化。我若推薦研究傳統瑜伽，並不表示我與那些一聽到禪定狀態、菩薩、解脫境界或其他類似的咒語，瞳孔放大、欣喜若狂的人一樣，而是因為我們學習心理學的人，可以從瑜伽哲學中學到不少東西，況且這些東西對我們極為有益。這些在東方書籍的譯本中，都找得到清晰易懂的資料。這也不表示我們在西方找不到等量齊觀的東西。推薦瑜伽，是因為我們與瑜伽同源的主要知識，可以說很難親近，也就是說只有專家才能夠登堂入室。這個知識隱藏起來，由於一種神秘的原則，也由於船過水無痕，扭曲得無法辨認；煉金術中就隱含有西方的冥思瑜伽，因為畏懼異端及其令人難堪的後果，被謹慎地隱藏起來。對執業的心理治療師而言，煉金術所具有的特殊優勢勝過印度瑜伽，這是事實，幾乎在豐富的象徵手法中才看得到它的理念含義，而且是我們今天在當事人身上還找得到的象徵手法。煉金術有助於我們瞭解個別化過程中的象徵，依我看來厥功甚偉314。
煉金術把我說的本我稱做「無法溶解、裂變」，就是無法再簡化再行溶解的物質，一種無法還原為別的東西，同時又普遍存在的單純物質，十六世紀的煉金術士甚至為它取了一個「Filius Macroscosmi」315名字。這個說法原則上與現代的發現一致。
我必須提到這些東西，以便進入今天的問題。如果我們憑著耐力與毅力追蹤自然發展的路徑，就可以獲得相對自己的經驗，以及相對自己單純的存在方式的經驗。同理，基於倫理的要求，1941年秋過400年冥誕的帕拉塞爾蘇斯，地道的瑞士煉金術士說過一句格言：「屬於你的別人拿不走。」我們才為帕拉塞爾蘇斯舉行逝世四百週年紀念，他的格言指出：「不屬於別人，只能做他自己。」但是，達到這個目標的路程艱辛無比。煉金術士說：「這是一條最遠的路。」總而言之，我們還站在發展的起跑點上，這段發展起源於古典時期的後期，境遇比整個中古世紀、比悲慘地活在黑暗中的植物人好不了太多，代表人物被稱為「寂寞怪人」（Tenebrionis）其實不無道理。總還有像麥格努斯[2]、培根[3]，以及帕拉塞爾蘇斯等自然科學之父，在這方面貢獻了他們的聰明才智，撼動教會的權威。我們的現代心理學也是本著這種自然科學的精神才誕生的，並不知在延伸煉金術士已經著手的工程。就像他們取信於人的，有天賦的只限於少數被選中的人，我們因此清楚地知道，每一個單一的工作有多麼困難，而適用於心理學工作的知識與經驗又何其稀少。在此同時，每一個基督教教會具有療效的機構正以危險的方式瓦解、被削弱，權威性的丟失逐漸導向一個世界觀兼政治—社會的階級制度，在心靈中其反對著無政府狀態，習慣了歐洲父權體系。個人意識的形成，以及成熟的個性，以社會角度觀之，這個附加物仍屬虛弱，以至於相對於歷史的必然性，它幾乎毫無重要性。若要歐洲社會秩序的基礎不至於搖搖欲墜，那麼首先就要不計代價地重新建立權威。
根據這些理由，歐洲開始致力於以國家集體來取代教會集體，和教會過去落實神權政治成為絕對的一致，現在輪到國家竭盡所能地提升絕對的權力，精神神話並未被自然神話，或帕拉塞爾蘇斯所說的「自然之光」[4]取而代之，反而逐一徹底併入所謂「國家」的政治集體之中。如此一來，進退兩難打開了一個出口，父母現象投射到國家上，作為供養者，以及決定所有思維與意志力的權威。知識的目的用來為社會集體服務，且只評價它對這個目的的實體效益。自然心靈的成長在此毫不足以調和其編補時代的空間、時間與保存文化價值，其未被精神取向所取代，卻為政治取向所取代，其服務於團體的權力爭逐與向大家承諾經濟上的好處，在歐洲它對於父權體系與階級制度規範的嚮往盤根已久，並且找到了適當又具體的表達方式，它與集體本能配合得天衣無縫，只不過是固定在一種從各個角度看來都有損於文化的水平面上。
才智之士在此必須分道揚鑣，一方面心理治療有科學的基礎，援引原則上開放的研究成果，那麼其目的在於運用不含偏見與科學的研究所得到的知識，似乎教育人們做本質的主人，擁有符合道德的自由。個人若經常想到要具備哪些條件才能適應一切，那麼他應該一直有意識與自由選擇；另一方面如政治目標，即國家，堅稱它應該擁有優先地位，那麼心理治療就會被迫成為某一個政治系統中的工具之一，根據這些目標教育人們，同時必須將他們從自我和最高的規定中抽離出來。為了反抗這個結果，想當然要提出異議，不以個人存在為最終的命定，而要把重心放在追求人類的社會上，因為個人若缺了這個部分根本就無法存在。這個異議十分沉重，也不是幾句簡單的話就能打發的，它無疑是個事實，個人只能依附社會而存活，而且他一直這樣活著。我們因此在原始部族中發現了祭典，通過一種神秘的死亡，個人為他的家庭、過去的身份所取代，使他重生為部族的一分子。我們也在如埃及和巴比倫的古老文明中發現，所有的特性在國王這個人的身上達到高峰，每個人都是無名的。或者我們觀察各大家族，世代以來家族姓氏讓頂著這個姓氏的個人變得無足輕重。我們也看到日本世代的藝術家承襲大師的名號，謙虛地在姓名之後編上號碼，把自己的名字丟到一邊。但這與以心靈內容原來的投射為依據的階級制度現象對立，也就是在唯有國王獨享特權的時代，基督教讓每一個人都可擁有不死心靈的尊嚴，其貢獻不可謂不大。若在此一五一十研究基督教在革新人的意識和文化方面的進步，因此將個人心靈最大的投射保存在國王，或者其他雀屏中選的人身上，未免離題太遠。人天生的本質中所蘊藉的命定在此成為意識、合乎道德的自由，以及文化，證實了它比不斷將個人監禁於潛意識的幽暗之中，以至於降低到一無是處的投射模糊的逼迫強大。如此一來，意識、道德衝突，以及個人思維不確定性的折磨都會強加於人的身上。如果什麼時候能解決這些任務，在世俗的層面上完全達到，我們將為此付出代價，無止境的苦楚及辛勞將竭盡全能，要說服我們接受似乎比較簡單的潛意識，這個任務極為艱困。在前往潛意識的路上，我們放心大膽地以為苦差事將交給「他人」，或者走到盡頭時，甚至有個無名的國家會攬下這個任務。這個「他人」是誰，顯然是位能、但寧願相信他自己不能的超人？那是個所思所感和我們一模一樣，只不過擅長把事情丟給他人的人。這個國家又意指什麼？是所有一無是處的人的積累，國家據此而產生。如果將它擬人化，那麼一個個體，或者不如說一個怪物就會呼之欲出，這個怪物從精神與倫理的觀點來看，遠在大部分組成國家的個人的水準之下，因為國家呈現群眾心理學之最大的潛能。因此，基督教在其最興盛的時期也不曾表明自己百分之百信服於國家，只是給人設定一個超世俗的目標，將人從黑暗心靈統治的世界之巨大力量中，拯救到一個基督教賦予他不死的心靈，如此他才有徹底改變這個世界的據點，據此，他並不是在這個世界，而是在擁有上帝的國度中發現深植他心中的目標。
因此，人沒有社會就無法生存，一如缺了氧氣、水、蛋白質、脂肪等人就活不下去；社會和這些東西一樣，也是生存的必要條件。如果說人的生活只是為了能呼吸，這實在可笑，同樣，認為人是為社會而活也是荒唐之說。「社會」只是人類團體的共棲概念，一個非生命的母體。自然且唯一的生命母體是個人，整個大自然亦同316。「社會」或「國家」是生命母體的積累，同時也是它的組織、重要的生命條件之一，因之，個人只能像社會中的微粒一樣而生存的說法是錯誤的，無論如何，人沒有國家一樣可以活得很久，但缺了空氣則不然。
如果政治目標居於上風，無關緊要的事無疑會提升為主要的事，然後個人被他的規定欺瞞，兩千年的基督教文明一筆勾銷。因為意識的擴展透過撤回投射，為狹隘的共識所取代，原因在於，僅只作為人生存條件的社會性，被包裝成為人的目標。社會性是成為潛意識最大的誘惑，因為群眾必將吞噬那些不以自己為基礎的個人，說什麼都會把他降低成無能的微粒。國家的絕對權力絕不可能容忍心理治療擁有片刻的權利，協助人實踐他自己的命定；相反，國家必須堅稱心理治療絕非創建國家時的有益的工具。於是心理治療就成了懷有目的的技術主義，其唯一的目標就是提升社會的成就。心靈失去了它的獨立生活，都成為根據國家性所期望的應用功能；心理知識淪落到僅用來檢驗心理儀器合理化可能性的地步。凡與治療目的有關的，都將成功地併入國家的結構，作為治療的規範。一旦通過使個人喪失心靈達到了這個目標，這項目標是通過潛意識持續形成的，那麼所有形成意識的方法一夕之間變得落伍了，而且，上上之策是再度把每一種方法從過往的雜物間裡搬出來，這個為保護人免於潛意識內容反而變成了他的意識。如此，心理治療藝術將被迫後退一大步317。
這是當前心理治療所遭遇到的無數抉擇之一，取決於未來的發展，端視自以為逃離了黑暗中世紀的歐洲，是否會再次沉入數百年宗教審判的黑暗之中。如果粗暴地貫徹國家之絕對權力，並且持續長期主張，就可能發生這種情況。有志之士將不會否認，我們被稱為國家的社會組織，不僅只感受到生意盎然的需求，也將因受到情勢所迫，創造出更大的權威。這若是在公民有意識的觀點也樂意贊同的情況下發生，那就是眾望所歸；若這出自好逸惡勞、以能避免令人厭煩的抉擇，或者出自潛意識，那麼個人將因負責而遭致被消滅的危險。這個國家將會與監獄或白蟻窩無異。
因為個人意識形成是自然的命定，所以仍不是整體的目標，企圖創造個人生存的無政府主義的密集體，也就不可能是人類教育的目的。這很符合極端個人主義中不被得證的理念，而個人主義其實只是對抗同樣不充分的集體主義時的病態反應之一。相反，自然的個體化的過程產生，人的團體意識，由於這個過程而將所有的人都聯繫在一起，把對人所有的共同潛意識引導為意識。個體化的過程是與自己、同時與人性變成一個個體，這個本質也就是他。個人的生存若很安全，那麼也保障了個人在國家組織的積累，也會在有更大權威做裝備的國家裡，請注意，不會再形成一個無名的群眾，反而會成為一個有意識的團體。此外，不可避免的前提是有意識和自由的抉擇，以及個人的決定。若缺乏個人的自由與獨立自主，就沒有真正的團體，又——如果我們必須這麼說——缺了這個團體，以自己為基礎、獨立自主的個人也不可能長治久安318。此外獨立自主的個性也是謀求公共福祉的利器，今日的人們是否已達到這個選擇的成熟度，則是另一個問題。然而同樣有疑問的，是那些運用暴力在自然發展中捷足先登、迫使人的解決方法，但大自然的真相將不容長期被濫用，水借其滲透及侵入的特性，能掏空任何阻擋者，早晚使其就犯。但是一個政權以自然所賦予的高明政治藝術，其中也包括精神，留給人必要的空間，就不必擔心那麼快就垮台。如果哪一位歐洲人需要也希望擁有更高的權威，大概可以據此證明他的心靈不夠成熟，令人汗顏。然而我們要面對一樁事實，歐洲有幾百萬人擺脫了教會權威，如同擺脫掉了國王及皇帝權威的人一樣，因為有不符傳統又幼稚的啟蒙學派的人為幫兇，現在正為了某種暴力，自以為是、無意義且失控地成為犧牲品。我們視這種人的不成熟為一種真實事態。
住在瑞士，並不像住在一個在空曠宇宙飄浮的小行星一樣，而是在構成歐洲的同一個地球上。我們處於這些問題中間，只要我們不自覺，我們就會像其他國家一樣，對這些問題視若無睹，最危險的莫過於當我們想像，像是站在一個更高的意識階層上，作為我們遼闊的環境。這根本行不通。姑且不論我們之中有些心理學家和心理治療師把不適合的方法視為重要的，說得確切一點，視為重要無比的方法，我依然要強調，身為心理學家，我們應該把瞭解今日心靈的狀況放在第一位，這是我們的任務與義務，並且從中看清當代托付於我們的問題與要求。即使我們的聲音太微弱，在政治的紛亂、嘈雜中發生不了作用，我們仍然要用中國的格言自勉：「當某個人獨自把一切都想清楚了，所思考的是正確的，千里之遙也會被聽見。」（原文：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易經》）
一切開始都從小處著手，所以當我們辛苦但認真地為每一位當事人診治時，即使我們所追求的目標看來遙不可及，也不必感到沮喪。但是有一個我們可以達成的目標就在前面，那就是個人的發展與成熟，只要我們有對上天確信，個人才是生命的母體，那麼我們已對生命的意義有了作為，如果至少有一棵樹結出了水果，就算其他的一千棵樹毫無結果的能力，也算成功。若有人懷抱著所有栽種的都要結實纍纍的目的，不必多久他就會體驗到，長得最茂盛的竟是雜草，都高過他的頭了。所以，我視之為當代心理治療最重要的任務，要堅定不移地為個人發展的目標而努力，我們的努力伴隨著自然的追求，闡明每一個個人最大可能的豐沛，因為只有個人才能實踐其生命的意義，一隻困在鍍金鳥籠中的鳥是無法辦到的。
【譯注】
[1]譬如空的抽屜不會一直空著；很難整日呆坐無所事事；空地很快就會長出雜草來等等。
[2]麥格努斯（Albertus Magnus，1193—1280），德國神學家暨科學研究者。
[3]培根（Roger Bacon，1214—1292），英國方濟各會修士、哲學家、煉金術士。
[4]大自然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