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安·桑普斯在俄勒岡州錫爾費頓鎮殺害兩名女性後被刑拘期間
桑普斯殺人和取出內臟所用的那把致命的切魚刀
警察正在搜查桑普斯的汽車
基爾伯恩·麥科伊（Kilburn McCoy）警官的外表看起來就是個十足的牛仔，其氣質堪比影帝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他的妻子珍妮特（Janet）也是名警官。1980年，我在俄勒岡州塞勒姆市附近的一所警察學校上課時，他們夫妻倆還一同聽過我的課。在課程即將結束的那周，麥科伊懇請我到他的警局查看他轄區內發生的一樁離奇謀殺案的檔案資料：1975年，至今仍被關在牢裡的越戰退伍軍人杜安·桑普斯（Duane Samples）以謀殺罪被起訴。被害人只有一個，但是麥科伊認為這宗案件的案情不會如此簡單，他分析認為桑普斯有可能是連環殺手，因為這名大學心理系畢業的高才生暴力幻想特別嚴重。
1975年12月9日是一個恐怖的日子，桑普斯的罪行就發生在這個晚上。地點是在俄勒岡州一個名叫錫爾費頓的小鎮上，一個名叫弗蘭·斯蒂芬斯（Fran Steffens）的女子和她1歲半的女兒，與好友戴安娜·羅斯（Diane Ross）一起在家裡聊天。當時桑普斯是這個社區戒毒中心的咨詢師，他的主要工作是幫助癮君子克服心理障礙。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他認識了弗蘭，從此就經常去她家要些啤酒或大麻，間或也聊聊天。桑普斯和該社區幾名婦女曾經有過一夜風流，他對這位風韻十足的佳人也一見傾心，但可惜的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弗蘭雖然沒有斷然拒絕，但是無意和他深入交往下去。這天晚上兩個女人都聊累了，於是弗蘭帶著女兒上床睡覺，而戴安娜就坐在客廳的沙發上，與剛來的桑普斯聊天，聽他說有關他越戰的英勇事跡。不一會兒，戴安娜就委婉地提醒該休息了。
戴安娜等桑普斯走後，準備在沙發上將就一晚。迷迷糊糊中不知過了多久，戴安娜突然被一陣驚叫聲驚醒，醒來一看，原來自己不知什麼時候昏死過去了，渾身上下已被人用刀砍得傷痕纍纍，頸部、胸部以下至肚臍以上都是刀傷。其實她不是痛得驚醒過來的，而是被弗蘭的尖叫聲給驚醒的，當時弗蘭被桑普斯用刀押進了臥室。她自己正要落荒而逃的時候，發現自己的內褲已被割斷。
她雙手護住身體，拼盡了全身力氣總算是逃出了好友家，掙扎著來到附近一家住戶，越過廚房，逕直跑到對方的臥室內大叫：「有人砍我，快叫醫生，再晚的話我就要死啦！」她努力使自己保持清醒，她知道，如果昏迷的話，就可能永遠起不來了。當救護車來到的時候，她還聽到有個人叫道：「不用著急，她已經不行了！」
但是，戴安娜到底還是逃出了死神的魔爪，警方這才從她的口中知道，弗蘭可能已經被桑普斯殺害了。
警方立刻飛車趕赴弗蘭的家中，可惜為時已晚。弗蘭的被害手法與戴安娜的如出一轍，頸部和四肢均被砍了數刀，血與腸子弄得滿床和她女兒全身都是，她女兒由於睡熟了而倖免於難。弗蘭大腿骨上的傷看得出是死後才砍的，她的雙手也有因自衛而導致的傷口，顯然弗蘭為了抵抗歹徒的侵犯不惜以命相搏。
對於當地警方來說，桑普斯也算得上是耳熟能詳的人物，他不但在戒毒中心擔任心理咨詢師，還經常與警察一起打軟式棒球。案發後，當荷槍實彈的警察趕到小鎮附近他和另一人合租的公寓時，他早已不知去向，但是沒過多久，他就被逮捕歸案了。警察從他口袋裡搜出了一些字條，裡面都是有關他自我幻想的一些內容，包括一些威脅弗蘭就範的話或是「被一個漂亮女孩殺死是我終其一生的夢想，而現在這個夢想終於要實現了」云云。
桑普斯自稱曾拿著這張字條找過弗蘭，希望借她的手來結束自己的生命，可是遭到了對方的強硬拒絕，而這正是弗蘭慘遭橫禍的導火索。
警方和心理醫生當晚與第二天都對他進行了訪談，大家認為他的環境適應能力很強，對自己是誰以及自己的處境都有清晰的認識，除了能分辨對錯以外，也清楚自己在這種處境下要尋求律師的幫助，這些都實實在在地顯示了這場兇案的原因主要是心理狀況導致的。誰也不可能想到，在戴安娜下了逐客令後，他會回家手持殺魚刀前來手刃兩名女性。戴安娜甚至還聽說當自己掙扎著跑到鄰居家求援時，桑普斯還拿著刀追到大街上來了。謀殺及意圖謀殺，這是法院最後給他定的兩項罪。
在審判之前，桑普斯和他的律師共同就案情的細節和發生過程進行了細緻的回顧，在對事情的合理解釋方面，桑普斯似乎比律師更勝一籌，由此可以證明他的思想和心智就當時來說，都是很正常的。
桑普斯與律師商量後決定承認自己謀殺了弗蘭，但作為交換條件，戴安娜告他意圖謀殺的罪名必須撤銷，換言之，這樣戴安娜就無法出庭做證來指控他了。就這樣，桑普斯接受了15年有期徒刑——俄勒岡州刑期最重的懲罰。他盤算著如果夠幸運的話，七八年就可以出來了。
桑普斯認罪後開始在監獄服刑，媒體一時間對這件案子也不再關注。受害人戴安娜康復後搬去了加州居住，而另一位受害人弗蘭的女兒則交給了她家人撫養。由於桑普斯已經認罪，檢察官事後承認，沒有再針對他的過去背景加以詳查。由事後搜到的證據可以證實，讓自己被一個漂亮的裸體女人開膛破肚是桑普斯一生中最大的幻想。但是這種幻想並不是其生來就有的，原來，在桑普斯5歲的時候，他曾經和母親及一位懷孕的嬸嬸睡在同一張床上，後來嬸嬸因為難產而失血過多，這導致了桑普斯開始產生把人體的內臟取出來的這種幻想。等他再大一點的時候，每逢玩給螞蟻身上穿洞的「遊戲」時，他心中就有莫名的快感。到了13歲，他在與人玩俄羅斯輪盤賭時意外地射到了自己的下腹。自越戰歸來後，小時候的種種幻想就在他腦海中死灰復燃了。
他的聰明才智在一般人之上，從他的背景資料中可以得出一個初步的結論，那就是，他絕對屬於智商最高的前5%的那類人。他於1964年畢業於斯坦福大學心理系，接著就參加了越戰，在前線他自稱「奮勇前進的觀察員」，後來又稱自己的理想主義已經幻滅。1967年從越南回來後，他成了一個流浪漢，這期間他染上了酒癮和毒癮，這成了他最大的一個困擾。他雖然幹過酒保、社工等工作，但失業是他大部分時間的生活狀態，他從北到西，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地輾轉流浪，一直到有能力輔導別人解決問題及扮演好心理咨詢師的角色後才總算找到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同事與朋友都認為他是個不錯的心理輔導老師，塞勒姆附近的很多大學生及十幾歲的孩子都接受過他的教導，因此他也結交到了不少朋友。正因為如此，在案發後大家都認為這次事件讓人難以置信，或許是毒癮復發才導致他在神志不清的狀態下犯下了彌天大罪。可惜這些人都沒有洞察到他內心深處的陰暗，而只是對事物的表面有膚淺的認識。
有一次我去俄勒岡州的監獄探訪其他殺人犯時，順帶著我也想訪談一下桑普斯。他爽快地答應了。不久，一個40歲左右，瘦削、謝頂的男子來到我面前，他戴著副金邊眼鏡，一看就知道是個聰明、肯動腦筋的傢伙。他十分健談。由於他學的是心理學，所以在獄中擔任秘書職務，主要工作是義務教導獄友如何處理自己的感情問題。總體來說，在這次訪談中我對他所提出的問題及他所給的答案就佔了整整57頁的篇幅。在我徵詢他以後可否就用此資料作為對兇手進行統計分析的基礎時，他卻斷然拒絕了，他否認自己是連環殺手，也認為自己和我訪談過的那些兇手並不一樣。
在私下談話的那一個小時裡，他告訴我他正打算攻讀心理學和擔任監獄心理輔導的工作，等出獄後就可以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到時候說不定還可以在聯邦調查局的行為科學調查組謀個一官半職呢！當然，我實話告訴了他，聯邦調查局是不會僱用有犯罪前科的人的，但他聽到後不置可否。看來，這又是他跟自我奮戰以及和無聊搏鬥的種種幻想罷了。因為桑普斯不同意加入我日後的訪談計劃，所以我只對這次談話做了些筆記而已，並沒有進行錄音。
我想這可能是我和桑普斯的最後一次會面了，從作案現場和照片及其他證據中不難發現，他是個專家，而且有很明顯的性暴力傾向。可是他否認自己是這種人。
在我對罪犯的分類中，他應該屬於「混合型罪犯」，也就是兼具「有組織罪犯」及「無組織罪犯」的特徵。這話怎麼說呢？由作案現場的開膛破肚、凌虐屍體、血流滿地以及沒有性侵犯等情況來看，這是個「無組織罪犯」；可是從他工於心計、作案前妥善計劃、回家拿刀殺人，以及事後丟棄夾克和清理現場等因素來看，他又屬於「有組織罪犯」。我甚至傾向於認為，他口袋裡充滿幻想語句的字條有可能是案發後才寫的，這讓他事後有機會脫罪。
1981年初，我第二次聽到有關桑普斯的消息。當時俄勒岡州州長維克·阿提耶（Vic Atiyeh）打算縮短他的刑期，看來他不久後就可以重獲自由了。其實，早在1979年，他就申請了減刑，如今他的申請仍然引起了馬裡恩地方法院的一陣騷動。對於他的初次申請，該縣地方法院法官加裡·戈特梅克（Gary Gortmaker）並沒有什麼意見，卻讓州長給駁了回來。不過第二次申請時州長就核准了。就在這時，影星迪克·范·戴克（Dick Van Dyke，主演多部迪士尼電影）的兒子克裡斯·范·戴克（Chris Van Dyke）主掌馬裡恩地方法院，他和助理薩拉·麥克米倫（Sarah McMillen）主張不宜過早縱虎歸山，並責成麥克米倫想想辦法，就因為這層原因，麥克米倫找上了我。
錫爾費頓鎮警局知道消息後也是嘩聲一片。地方法院門前也擠滿了前來抗議的居民，因此使得范·戴克對州長此舉心生不滿，認為他在未徵得檢察官同意的情況下就貿然做出了錯誤的決定。這時，麥克米倫找上我，問我是否願意出來做證以推翻州長的這項決定，我答應了她的要求，因為我也認為桑普斯此時還不宜出獄。不過，根據規定，還是要徵得聯邦調查局局長的同意才可以。於是，范·戴克寫了封信給韋伯斯特局長，之後我就動身前往俄勒岡州了。
但是有些人卻持相反的意見，他們在和桑普斯談過話後，都認為他是獄中的典範，已擺脫昔日罪行的陰影。既然如此，為什麼不給他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呢？！同時，他們認為桑普斯已經可以控制自己的侵略個性，不可能在日後再犯下同樣的暴行。桑普斯的辯護律師還表示，在美國是不可以在罪行還沒發生的情況下就先審判對方的，因此我們也不應對桑普斯存有偏見，認為他日後就一定會再犯罪。鑒於此，我們應該給他重生的機會。
如果說，桑普斯提出減刑的要求還在情理之中的話，那真正讓人感到震驚的是他能夠「學以致用」。他聲稱自己殺了弗蘭，不過是因為被一種叫「創傷後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的病症所困擾。也就是說，他認為自己當時並沒有行為能力，因此當然也不必為弗蘭的死負責。他提到的這種疾病最早見於1975年的醫學文獻上，患這種病症的人大多是從越南戰場上回來的退伍軍人，這些人長期被失眠、無法專心工作、煩躁及性生活失調等問題困擾。桑普斯對這種病的說法有一部分是真實的，可見其平時並沒有停止對新知識的學習。當然，他也聲稱自己有資格出獄是因為自己在獄中已克服了這些困擾。
當時支持桑普斯論點的有兩位心理學家。其中一位任職於私人診所，後來接受退伍軍人協會的要求前往獄中探視桑普斯；另一位則是個學院派的人物，從很早之前就開始研究越戰退伍軍人的種種心理失調問題，他把這些問題叫作「後越戰壓力綜合征」。但是，我並不認同他們將桑普斯的問題通通往越戰身上推的態度，雖然我也不認為桑普斯的壓力和越戰完全無關，但是導致他殺人的心中幻想是在他幼年時期就已經生根發芽了的。而且桑普斯的暴行是從越南回來近十年後才犯的，但通常上述症狀是在受傷時或自越南返回後數周或數月內最常發生的，這又怎麼說呢？
另外，桑普斯也堅稱受到越戰的影響是自己產生不當行為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他親眼看見兩位軍官休·漢納（Hugh Hanna）及蘭迪·英格拉姆（Randy Ingrahm）在肚破腸流中痛苦地死去，當時他嚇得要死，此後就一直生活在這恐怖景象的陰影中。要不是心理受到這麼大的創傷，那為何至今還對這兩個人的名字記憶得如此深刻？
桑普斯還在監獄裡和一位女士結了婚，這位女士在廣告界和公關界還是位相當活躍的人物，在俄勒岡州的政治圈子裡也有不錯的關係。申請減刑的行為在她的努力下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我想這大概也是州長第一次不批准他的申請而第二次卻又核准的原因。俄勒岡州州長以前是一個商人，根據法官的印象，他通常是站在執法人員的這一邊的，他還鼓吹成立所謂的全國來復槍協會，他在協會成立發表演講時說道：「作為州長，我有責任關心和保護人民及本州司法體系等問題，另一方面我也像本會的其他會員一樣，希望安全而合法地使用槍支。還有，我也相信嚴格的懲罰是對槍支暴力犯罪的最佳解決之道。」在他出任州長的幾年時間裡，數以百計的減刑申請堆放在他的辦公桌上，但是除了其中的四件外，其餘的都被駁了回去。
除了桑普斯案外，這四件中的其他三件都沒有引起太多的爭論，比方說有位先生虐待妻子長達十年之久，後來做妻子的在忍無可忍之下失手殺了丈夫，這案子就沒有引起爭議。可是桑普斯案就不同了，因此有人認為州長可能是聽了周圍人士錯誤的建議，也有人認為這是他向該州退伍軍人示好的一種表示。過去，美國的退伍軍人自戰場歸來後一直被社會大眾誤解及歧視，一直到裡根總統上台後他們才再度被當作英雄看待。
憑借自己過去在軍中以及聯邦調查局的工作經驗，我不但知道如何取得陸軍的檔案資料，也知道如何評估這些資料。於是，我要求陸軍調查在1966至1967年間是否有兩名叫漢納及英格拉姆的軍官陣亡。另外，我也調閱了桑普斯的退役記錄，在DD-214這一欄中是填寫這個人在服役期間所獲頒的勳章及褒獎令的。結果，在桑普斯的退役記錄中，這一欄是一片空白。不久，陸軍對我的另一項要求也有了回應，確實有漢納及英格拉姆這兩位軍官，不過在這期間他們只是受傷而沒有死亡，後來他們都退伍回家了。至於死亡的軍官中，並沒有名字的拼寫與該兩者相近的。
那兩位自願為桑普斯挺身做證的心理學家在和他詳談後，也拿不準對方所說的是否為實情，而桑普斯本人知道我取得了他的退役記錄以及其他相關資料後，表現得很關心。
此時，又有一位重要人物願意出來做證，他就是定期在俄勒岡州各監獄裡擔任心理輔導的約翰·科克倫（John Cochran），他認為桑普斯藉著擔任獄中秘書及輔導人員的機會刪改了自己的監獄記錄，以表明自己正在逐漸康復，雖然這項指控沒有得到正式的證實，但確實有些記錄不知所蹤了。科克倫憑著長期與服刑人員打交道的經驗，他也肯定桑普斯是個典型的性暴力患者。因此，他一再告誡有關當局及新聞界對桑普斯申請減刑一事務必慎重考慮，他相信如果桑普斯獲釋，他還會再度殺人。可惜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他的專業經驗並沒獲得應有的重視。
在我即將要去俄勒岡州拜見州長的時候，我太太碰巧因車禍受傷而住進了醫院。不過，她很善解人意，不願看見我因私廢公，執意要我去履行自己的職責。那時桑普斯在新聞媒體面前大力造勢，該案的性質差不多已成了政治事件，俄勒岡州議會甚至有意削減州長決定此種減刑申請的權力。
整個州的報紙電台都對這場案件的爭議展開長期的追蹤報道，不久媒體的立場也一分為二。一派認為桑普斯已經康復了，他們主張如果美國社會相信監獄的心理輔導以及相信心理疾病也可以痊癒的話，那桑普斯也應被一視同仁地享有這個機會。多位心理學家、心理醫生、越戰退伍軍人以及自由主義者，雖然都沒有在監獄中工作過，但大多站在這一邊。由於他們主張人類有改變及成長的能力，所以很受大家的歡迎，也很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力。
另一派的觀點則完全相反，他們認為桑普斯是個嚴重的性暴力患者，他的暴戾之氣之所以被限制住，主要是因為他身陷囹圄，而一旦放虎歸山，他一定還會犯下殺人罪行，所以他不應該獲釋。這種論點暗示了心理方面的專家可以瞭解心理疾病，卻無法治癒，也暗示了監獄的重刑犯在獲釋後都還會再犯，讓人感到十分悲觀。
我認為這兩邊的論點都有點言過其實，我只想以事實來作為認定及判斷的基礎，而本案的事實就是，桑普斯在暴力方面的幻想是從小時候就已經產生了的，其個性與作案模式和我所接觸過的許多連環殺人犯如出一轍，他們謀殺別人就是將這些幻想付諸實踐的唯一手段。由桑普斯口袋裡的字條、生活中惡習難改、受毒品控制、犯案前無法與女人發展正常人際關係、謀殺行為本身的慘無人道、篡改服役記錄以及企圖掩蓋問題真相等種種情況判斷，他的確有很嚴重的心理疾病。而且，俄勒岡州的獄政系統並不可靠，並不缺犯人獲釋後再犯的先例——在獲釋沒多久就成了連環殺手，像傑爾姆·布魯鐸斯及理查德·馬凱特都是這樣，而俄勒岡州以南的加州也有埃德蒙·肯珀的例子。也許孕育於兒童時代的幻想，一輩子都無法根除，這也是導致他犯罪的根本原因所在。
1981年6月底，在進見州長的前一個晚上，檢察體系召開了一次會議。范·戴克和他的助理麥克米倫小姐、我和科克倫、俄勒岡州立醫院心理學系的史蒂文·H.詹森（Steven H.Jensen）及1975年桑普斯犯案前後對他做過評估的彼得·德庫西（Peter DeCoursey）醫生都出席了這次會議，我們商討第二天上午該採取什麼措施。范·戴克建議道既然桑普斯聲稱自己是得了「創傷後應激障礙」，那麼就由他的越戰服役記錄來檢驗其說辭的真偽，像記錄中DD-214欄一片空白及謊稱兩位同僚已死，都說明了他有意隱瞞事實真相。麥克米倫小姐接著問我是否可以查出英格拉姆現在是否仍健在，我對她說這種事必須得按正常的渠道進行，她說憑我過去的關係應該可以試一試。
第二天上午由我帶頭，我們一同去州長辦公室進見州長。州長有些緊張，問我是從哪裡來的，我回答是聯邦調查局的人。他又問該案和聯邦調查局有什麼關係，於是我耐心地解釋我是暴力犯罪行為方面的專家，應馬裡恩地方法院的邀請前來協助審理該案，並且是通過正常途徑批准的。
我早已做好了應對州長這種質疑的準備，在來俄勒岡州之前，我就向總部方面的法律專家請教過了，他們認為如果我只針對桑普斯案發表意見的話就有些不妥，於是我向州長列舉出六個前例，包括我剛才提過的那三人，其中又特別強調來自該州的馬凱特及布魯鐸斯兩人，說明他們獲釋後不久就因為控制不了兒時就已深埋心底的幻想而成了連環殺手。我的發言一共有20分鐘，不過州長只聽了前面10分鐘就匆匆離去，或許是想刻意與本案保持距離，免得惹上什麼麻煩。其後的10分鐘就由他的助理們聽取我的意見陳述，他們只是禮貌地聽著，並沒發表任何意見，等我陳述完後，就換其他人來繼續陳述。
在我回家後，這個案子卻在俄勒岡州掀起了滔天巨浪。馬凱特見機不可失，也提出了減刑的要求，不過被打了回去。到了第二個月，在麥克米倫的敦促下，我也找到了英格拉姆的下落，這時他在伊利諾伊州賣保險，在越戰時只是應徵入伍，並不是軍官，雖然曾經受過傷，但他說並不記得桑普斯這個人。麥克米倫把這個消息發佈到各大媒體上，後來桑普斯又反擊說他指的是英格拉哈姆（Ingraham）而非英格拉姆。我向軍方再度查詢，證實在1966到1967年間確實有這麼一個人陣亡，但並不在桑普斯所隸屬的那個部隊。
桑普斯強調自己的暴行和性沒有關係，這是他反擊檢察官的另一個重點。他聲稱沒有對被害人展開性攻擊，既然沒有性接觸，又如何稱得上是性犯罪？不過讀者由本書前面所舉的例證中可以知道桑普斯的這種說辭並不成立。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60分鐘」這個節目對這場「世紀對決」產生了深厚的興趣。此時，桑普斯早已知道自己該說什麼話及該做什麼事，因此有不少觀眾在心裡頭問道：「這麼一個舉止文雅、彬彬有禮的男人難道不可相信？」再加上當時美國已擺脫越戰的陰影，也瞭解到老兵才是這場戰爭的受害人，因此桑普斯逐漸佔據了上風。
在這些爭論還此起彼伏之時，我又通過駐歐美軍的協助找到了漢納這名軍官的下落，這時他已經是一名少將了，正在比利時駐歐盟軍最高統率部裡擔任要職。後來我還到比利時親自與他面談過，他對桑普斯的印象十分深刻，因為桑普斯當時拒絕擔任前線觀測員的工作而和他發生過爭執。當時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在越戰中曾力主反戰，拒絕服從長官命令，桑普斯大概是受此影響才會如此，於是漢納只有親自上陣，也就是在那次，他被敵人擊中，嘴、舌頭及牙床受傷。後來在軍事法庭審理桑普斯的反戰行為時，漢納還不能開口做證。我將這些消息通知范·戴克，由他知會州長的助理們。轉眼間夏天就到了，但州長對本案仍然懸而未決。
後來桑普斯原部隊的指揮官考特尼·普裡斯克（Courtney Prisk）出面向新聞界說明他和桑普斯的結識經過，他指出桑普斯所說的那兩名軍官並沒有死，至於死狀如此淒慘的是另外一人，不過死亡現場距離桑普斯有300多碼之遠，桑普斯能否看見都不得而知。最後，他總結道：「桑普斯雖然有些奇怪，但毫無疑問是一位好戰士。」
也許是州長採信了我們這些人的說辭，也許是該州議會威脅要削減州長大權，也許是大眾不斷地施壓，總之，1981年快結束時，州長終於做出了決定，桑普斯繼續服他的刑期，直到日後假釋委員會做出他是否該假釋的決定時為止。
州長一錘定音之後，桑普斯就把憤怒的矛頭指向我。他認為我才是害他繼續蹲監獄的「幕後黑手」，於是和我展開了長達數年的筆戰，另外他也對科克倫有所不滿。其實，我們兩人不過是因為瞭解他而站在就事論事的立場上說話。最後，桑普斯還向州議會甚至國會山的參議員們提出訴願，並寫信給他們要求調查我在這整個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桑普斯於1991年出獄，我希望他真正康復了且不再重蹈覆轍，當然，如果他能一直保持正常行為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