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禁於伊利諾伊州喬利埃特的州立監獄的威廉·海倫斯於1971年在獄中
作者作為高級特工時，在紐約反暴力犯罪的人質談判訓練中扮演恐怖分子。這一訓練是為了測試聯邦調查局和軍隊對於恐怖襲擊與暴力犯罪的反應能力。主要人質在模擬的新聞採訪中被歹徒捆綁炸藥而挾持
14歲的查爾斯·曼森
被信徒瘋狂膜拜的嬉皮士領袖查爾斯·曼森
西爾漢·西爾漢，刺殺羅伯特·F.肯尼迪的刺客
曼森「家族」成員，綽號為「小老鼠」的麗奈特·弗羅姆，拍攝於她試圖在加州的薩克拉門托行刺傑拉爾德·福特（GeraId Ford）總統後被捕時
曾經，我對芝加哥的一個瘋子產生了興趣，那是在1946年，我只有9歲。我的父親當時為《芝加哥論壇報》做安全維護工作，因此我家裡經常堆滿了報紙。1946年的夏天剛開始，我從報紙上讀到了一篇一名中年婦女在公寓中被殺的新聞，我以為這只是一樁普通的謀殺案，但次年12月又發生了一樁類似案件，一名前志願服役婦女隊8的成員死於一家旅社內，兇手用死者的唇膏在牆壁上寫了幾句話：「蒼天在上，務必在我殘殺更多人之前逮住我，因為我無法控制自己！」這個案子太奇怪了，報紙都覺得很難報道，警方通過一些蛛絲馬跡認為這兩個案子有關聯。
《芝加哥論壇報》報社派出很多記者搜尋線索，但就在新年過後不久，又發生了一樁謀殺案，最初，警方並沒有發現三起案件的聯繫。這次的遇害者是一名6歲的女孩，名叫蘇珊·德格南（Suzanne Degnan），她被兇手從屋裡帶走殺害，並且被分屍，屍體被扔到芝加哥埃文斯頓區的下水道裡。該案傳出之後，整個芝加哥市人心惶惶，父母們都開始擔心自己孩子的安全問題，人們在猜測誰是兇手的同時，也都非常憤慨。死者只不過是個6歲的孩子，誰能夠殘忍地殺害她還將其分屍？除了魔鬼，還有什麼人能做出這種事？9歲的我當時也無法想像到底是什麼樣的傢伙會下這樣的毒手，我整天思索著，想像如何才能抓到這個兇手。我認為自己當時也嚇壞了，但這種思考能讓我不那麼害怕。
那時候我週末經常去影院看電影，並喜歡模仿《小頑童》和《小淘氣》裡的角色，尤其喜歡偵探片。我記得當時有一家知名的偵探事務所名叫PKPK，1946年夏天，我就和三個夥伴也組建了一家PKPK偵探社。我們在車庫弄了一間辦公室，並弄了一輛用木板和輪子組裝的「戰車」，取名叫「PKPK快遞」。沒有忙著「破案」的時候，我們就用這輛車幫雜貨店送貨掙點零花錢，每次收費25美分。我們的偵探社和電影裡的很相似，都沒有接到什麼案子，無聊得很。因此，我們只能自己發現案子，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穿上自己的「偵探裝」——高帽與長大衣，然後到車站去等候「嫌犯」，再進行「跟蹤監視」。我們把自己打扮得和聯邦調查局密探一樣，假裝自己也是國家英雄，就像薩姆·斯佩德9（Sam Spade）一樣。每次看見鄰居家的哥哥或叔叔拎著箱子、桶子下車，我們就假定他們就是殺害蘇珊的兇手，然後一路跟蹤他們回家，等他們進屋後再到附近找個有利位置實施監視。我們輪換著進行監視，並記錄下監視情況。我猜，很多大人看到這一群古里古怪、偷偷摸摸的小孩子，一定很奇怪我們在幹什麼，但他們肯定猜不到我們是「偵探」。
那年夏天，一個名叫威廉·海倫斯（William Heirens）的人被抓住了。我覺得很奇怪，因為他怎麼看也不像是殺害蘇珊和另兩名婦女的兇手。他不但喜歡偷竊衣服，而且是個性變態。那時候我對性所知甚少，對這些犯罪的細節也不清楚，但幾年之後，我在這方面的閱歷就遠遠超過同齡的夥伴了，也知道什麼是戀物癖以及他們為什麼要偷女人的衣服了。不過那時候我最關注的是兇手並不比我大多少，他只有17歲，還是芝加哥大學的學生，他頭腦冷靜，而且非常聰明，也沒有精神疾病，每一次殺人後他都回到宿舍內，平靜如常，沒有露出任何驚慌的神色，因此，他被抓住也算是個意外。海倫斯被捕的經過是這樣的：當時他入室行竊，但沒有成功，正要逃跑的時候，恰好被一名下班路過的警察看到了。警察讓他站住，海倫斯當然不會聽他的，因此兩個人扭打在了一起。海倫斯連開兩槍，但都沒有打中警察。這個警察急中生智，拿起一個花瓶頂住海倫斯的腦袋，讓他動彈不得，直到其他警察過來逮捕了海倫斯。警方在他的宿舍裡搜出來四件謀殺和盜竊的證物。《時代》雜誌把此案稱為「世紀大案」，開庭審理之後，全國的記者都開始追蹤報道。海倫斯被捕之後，我們這幾個孩子開始了新的偵探遊戲，每當公交車停下，我們就從下車乘客中挑選一個人當作海倫斯，然後跟蹤他到他的「秘密藏身處」。
這年夏天，我們的「偵探社」關門了，但我對海倫斯和類似罪犯的興趣並沒有減弱，等我長大之後，非常自然地就做了抓捕、瞭解罪犯的工作。
上高中的時候，我的成績並不出色，因為我對哪一門課都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高中畢業後，我進入芝加哥的一所社區大學讀了兩年書，然後結婚、入伍。入伍後我被派往日本沖繩，在海外服役期間，我仍然經常閱讀《芝加哥論壇報》。某個週日，我在報上看到一篇密歇根州刑事學院和警察管理的報道，寫得非常生動，使我對人民衛士這一行業更加好奇，於是我就提交了一份入學申請，並非常幸運地被選上了，兩年兵役服完後，我重新開始了學生生涯。這時候，我對法律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所謂愛屋及烏，我的學習成績也因此改觀不少。
從很早的時候起，我就想加入芝加哥警局，但我聽說警察認為剛從警校畢業的菜鳥「會惹許多麻煩」，所以他們並不是很想要我們這些新人。但我對自己能加入警局比較有信心，因為我可以動用學校老師的關係。我的姐夫弗蘭克·格拉澤（Frank Graszer）當時是一名芝加哥的巡警，他私下對我說，像我這樣的高中畢業生進入警局，最多只能和他一樣當巡警，要想得到更高的職位，就要有更高的學歷，這也是我學習法律知識的動力所在。就在我無法進入警局的時候，軍隊告訴我德國基地有個憲兵中尉的空缺，並要我馬上上任，我和妻子都是德國後裔，對德國這片土地十分嚮往，因此對這份工作很感興趣。
我真是非常幸運，因為在阿沙芬堡還有另一個空缺職位——憲兵司令，因此我的選擇又多了一個。阿沙芬堡有4.5萬人口，我們的駐軍就有8000人。等我經過深思熟慮到達這個小鎮之後，實際擔任的職責相當於這裡的警長，因為我經常接觸兇殺、盜竊、縱火類的罪犯，基本上擔任了普通警長的所有職責。四年任期結束後，我準備回到軍隊裡任職，卻接到了上級的另一個指派，讓我到芝加哥城外謝裡登堡犯罪調查中心（CID）擔任主管，周圍的五個州都歸我「管轄」，芝加哥、底特律、密爾沃基、明尼阿波利斯以及聖保羅等城市的工作人員都由我掌管。我獲得這個職位得益於軍方吸引人才的政策，他們為我們這些人提供了非常優厚的待遇和職位，並一直關注我們的表現，我的這兩個職位都證明上級對我很有興趣。
隨著工作的展開，我慢慢發現謝裡登堡的工作其實相當於管理聯邦調查局的一個分部，我管轄的所有探員都是便衣，只是隨身攜帶著自己的證件、徽章和一把點38口徑的手槍，辦案的時候，他們需要經常和當地警察以及聯邦調查局合作。我在阿沙芬堡時已由中尉升至上尉，到了謝裡登堡，又升到了少校。
當時謝裡登堡參與了很多大案子，並和聯邦藥品局（FBN，即藥品管理局的前身）一起參與毒品案件。聯邦藥品局探員為了執行臥底任務，經常要先惹點麻煩，然後接受審判，他們在被釋放前就待在謝裡登堡。滲入販毒團伙很危險，臥底探員不時有人被殺害。臥底結束時實施抓捕的情形和電影裡差不多，參與案子的所有單位，包括聯邦藥品局、聯邦調查局和我的團隊三天前得到行動方案，預先把汽車、卡車、機槍埋伏在抓捕地點周圍。等臥底出現並亮出證件後，他向行動指揮官確認毒販，然後實施抓捕。
我的職業讓我覺得自己是在為政府工作，但作為一個與聯邦調查局合作的公民和犯罪調查中心的負責人，我的實際工作經常是充當各地警局和聯邦調查局的聯絡人。
當時的很多案件都有聯邦調查局參與。20世紀60年代中期，反政府運動非常興盛，原本單純的校園也被這種社會情緒感染，因此很多看起來像是大學生的年輕人經常在軍事基地附近晃蕩，於是，我手下的探員們開始打入他們的組織內部，如果探聽到他們在計劃顛覆活動，就會向我和聯邦調查局報告。可能有的人認為這些年輕人幹不出什麼舉動，但我告訴你，有一些組織的確曾經計劃偷取謝裡登堡的炸藥，並要炸掉附近的一些軍事基地。許多年後，我到聯邦調查局任職，並對這些陳年舊案進行了研究，這才知道犯罪調查中心的調查對聯邦調查局很有幫助，雖然調查局也從其他單位獲取情報，但有用的信息很少，這也算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吧。
正當我準備退役並尋找其他執法機構的發展機會時，軍方再次找到了我，因為當時越戰正在緊要關頭，軍隊嚴重缺人，因此不希望我這樣有經驗的人突然離開。很快，他們再次向我提出了優厚的條件：我可以完成警察管理碩士學位的學習，軍方在此期間負擔我的學費，並照樣付給我薪水，條件是和他們預先簽訂合同，要求我碩士畢業後為他們工作至少兩年。我知道這肯定是因為某位上級領導非常認可我的工作履歷，我也非常感激他對我的垂青。
在密歇根州立大學深造期間，我除了要完成學業、照顧家庭外，還收到一份軍方的秘密任務：秘密瓦解反越戰組織。因此，我留長了頭髮，加入了民主社會學生聯盟（SDS），舉行各種「左」傾的會議與遊行活動。我利用自己的身份，把自己裝扮成憤怒的退伍軍人，到處參加這些激進學生召開的會議與活動，甚至在某分校的刊物上還出現過我的照片，照片上的我長髮披肩，把我的女兒扛在肩上參加遊行。那次遊行的主題是抗議中央情報局（CIA）在校園內招募學生做特工，替他們做見不得光的工作，因此我曾經還擔心這種照片是否會進入中央情報局的檔案。
我認為這些抗議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們從沒有服過兵役，不清楚軍方的作為，但就是固執地認為軍隊是他們的敵人，他們舉行遊行多半是為了從混亂和刺激中找樂子。有一個心理系的助教參加他們的會議時振臂高呼，他不但支持學生的反戰遊行，甚至要學生們加入軍隊，從內部瓦解整個軍事體系，或者拒不執行軍方的任何指令。不久，有人就「建議」這名助教另尋高就了。
助教離開以後，班上的氛圍沒有那麼狂熱了。我經常和肯·約瑟夫（Ken Joseph）混在一起，他是聯邦調查局駐密歇根州蘭辛市分局的資深探員，後來在我回到軍隊履行合約時，他還留在學校內讀博士。
完成碩士學位後，我先是到泰國當了一年憲兵司令，第二年又回到謝裡登堡擔任代理憲兵司令。當時我的軍銜還是少校，因此我開始考慮自己是否還有陞遷的可能，是否還要繼續留在軍隊裡。最後我認為自己在軍隊中已經沒有發展的空間，再也升不上去了，湊巧聯邦調查局的朋友又慫恿我第二次向該局提出工作申請，於是我向聯邦調查局毛遂自薦。在20世紀70年代，這份工作不像現在這麼吃香。我申請這份工作是在1967年，我已經32歲了，但聯邦調查局的工作是我一直嚮往的。很快，我的申請就被批准了。軍隊裡的長官們這時候顯得很焦急，為此給我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但我去意已決，於是，我換了一身制服，成了聯邦調查局的特工。
我上任的頭30分鐘就有了麻煩。調查局給我的信裡要求我在1970年2月某週一的早上8：00到老郵局大樓的某個房間報到，可我7：50到達指定地點的時候卻發現這裡空無一人，只能看到牆上貼著的通知，原來他們已經搬到司法部大樓去了。兩地之間隔著幾條街，我趕緊跑到了那裡，非常幸運地找到了地方。工作人員問了我的名字之後就告訴我一些注意事項和保險、退休的待遇，最後他告訴我以後可不能再遲到了，一定要改進。我立刻立正站好，向他說明了經過，工作人員認為這件事超出了他的職權範圍，因此把我帶到了一個更高級別的官員那裡。
當時埃德加·胡佛10（Edgar Hoover）仍然健在，這個龐大的機構都在他的嚴格監管之下，訓練中心的代理處長喬·卡斯珀（Joe Casper）是胡佛的心腹，兩個人稱兄道弟，雖然他有個「小精靈」的綽號（取自動畫片《小精靈》中那個友善的鬼魂），但架子很大。我就被帶到了他的面前，我立刻向他說明了經過：「我是準時報到的，但又怎麼知道你們換了地址，事先沒人通知我！」他根本不聽我的解釋，只是要我承認犯了不服從命令的錯誤。我當然不肯認輸，我對他說：「我是個老兵了，不用你教我如何下令和如何服從！」我猜他一定氣得七竅生煙，因為他開始威脅我，說以後有我好看的。我絕不示弱，對他說，如果聯邦調查局對一個新探員這樣不通情理，那這裡根本不值得留戀。我如此強硬當然是有原因的，因為只要我離開調查局，軍方馬上會把我請回去。
「把你的右手舉起來！」卡斯珀大聲向我吼叫。我知道這是要我進行宣誓，宣誓後他還勸告我今後一定要「小心點」，並警告我：「我會一直看著你的！」我知道聯邦調查局一直這樣欺負新人，這是個下馬威，但我在軍方見識得多了，軍方也有很多這樣的陋習，因此我能夠不卑不亢。無論如何，這個下馬威讓我很不高興，在以後的工作中發現局裡一切都要求按照制度行事，缺乏彈性，我對此同樣很厭惡。可以說，自從我加入調查局的那一刻起，直到我20年後退休，一直都在和局裡的官僚主義做鬥爭。
教導我們70-2那班新探員的老師是兩位四十開外、經驗豐富的主管，我們要在這兩個呼風喚雨、頤指氣使的老師手下接受為期六周的訓練課程。後來我才知道，特工的職位是「高風險、高回報」的，受訓期間不被踢出來，將來才有可能成為特工，被踢出來的只能到總部做些文職工作。
一個教官叫喬·奧康奈爾（Joe O』Connell），大家都知道他主要的工作是對付有組織的犯罪集團，教我們的時候他正官司纏身（後來對方撤銷），但他毫不擔心，在局裡就像是蜂王一樣，他的名望甚至超過了那些主管。那些主管教導我們如何對付罪犯，但奧康奈爾上課時卻讓我們扔掉主管發的講義，讓我們按照他講的去做。現在，我回望自己的職業生涯，才發現他的所作所為是最好的「講義」，因為他教會我不可死讀書。有很多非常聰明的探員幹了一輩子還是探員，永遠升不了主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腦筋太死。
另一名教官是巴德·阿博特（Bud Abbott），他看起來有點神經質，所以大家都叫他「搖晃機器人」。他和奧康奈爾一起教導我們這班新人，兩個人要經常打交道，而他對奧康奈爾那種無視體制的態度非常不滿，「搖晃機器人」是個標準的官僚，他很擔心奧康奈爾的行為會連累自己的仕途。這兩個教官都是高級主管，所以我認為他們的工作表現一定不錯，因而才能升到這個位子。
訓練結束後，我在芝加哥、新奧爾良和克利夫蘭等分局做了幾年特工。20世紀70年代初，聯邦調查局在弗吉尼亞州的匡蒂科建造了一座聯邦調查局國家學院（FIBNA），這是胡佛局長當政後期的重要遺產，這所學校的每一個細節都由他親自審定，他要把這所學校建造成世界上最好的訓練中心，並為執法人員提供最精良的裝備。胡佛去世後，這所學校的工作由肯·約瑟夫繼續推動。1974年，肯把我從克利夫蘭調到這裡擔任顧問，主要負責指導來此受訓的警察。當時學校規定每位講師負責教50名學生，要在7個月內對他們傾囊相授。學校的環境清幽，就像是世外桃源。同時，這所學校也是陞遷的必經之路，要想在局裡得到更高的職位，都需要在這裡接受訓練。除此之外，這裡吸引我的另一個原因是這裡的行為科學調查組。調查組裡有兩位資深人士：霍華德·提頓（Howard Teten）和帕特·馬拉尼（Pat Mullany），兩人是形影不離的搭檔，同時也在一起教學。67歲的提頓個性爽直，50歲的馬拉尼很喜歡講笑話，兩個人雖然是很好的搭檔，但個性迥異，提頓沉默寡言，講話時和聲細語，做事認真謹慎，而馬拉尼精力充沛，行事果斷。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學校裡教書，但空閒的時候經常做一些暴力犯罪的分析工作，主要是勾勒出罪犯的外貌和行為等信息，因此他們是我在心理側寫方面的導師。幾年後，他們兩個都退休了，我作為他們的弟子接管了這個調查組。
心理側寫是一項活到老學到老的課程，因為瞭解這些暴力罪犯的內心世界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同時，心理側寫對我的異常心理學與犯罪心理學教學很有幫助。這些人犯下襲擊他人的罪行，但他們的動機和金錢無關，這和一般的犯罪案件有很大不同，試想一下這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暴力犯罪都和錢有關，但這些罪犯進行謀殺、強姦、猥褻兒童的時候，通常只是為了尋求「精神」上的滿足。這是他們和普通罪犯很不同的原因，而這些讓人恐懼的罪犯正是我感興趣的研究對象。
我在匡蒂科教授的科目跨度很大，從異常心理分析一直到面對面交談技術，我一邊學習一邊教學，在這方面可以算是個稱職的老師，並慢慢喜歡上了這份工作。我的老師和學生什麼人都有，包括很多外國人，我經常到國外講課，並和其他國家的執法人員交流心得。
我在針對外國人開設的課程中，首次使用了「連環殺手」這個稱呼，現在這個稱呼已經非常廣泛地出現在各種媒體了。最初，紐約市「薩姆之子」戴維·伯科威茨11（David Berkowitz）因為連續殺人而被稱為「陌生人謀殺」，但我認為這個稱呼不夠準確，因為殺手認識其中一些被害人。當時還有很多亂七八糟的稱呼形容這種殺手，但我認為它們都不夠準確、生動，因此發明了「連環殺手」的稱呼。
我第一次提出這個稱呼是在英國警察學校舉辦的研討會上。當時，我參加了很多類似的會議和課程，有一天某位講師說在英國有一個「連續犯罪」的名稱作為連續強暴、偷竊、謀殺與縱火類案件的稱呼，我覺得這個名稱對這種罪犯很貼切，因此回國後我就首創了「連環殺手」的稱呼。當然，稱呼並不重要，我們研究他們的行為，目的是為了在他們犯下更多兇案前抓住他們。
現在回想一下，我覺得自己創造這個名稱也得益於當時的系列電影。那時候週末的電影院裡經常上映系列的犯罪片（我當時最喜歡的是《幻影奇俠》），這些電影情節刺激，不斷吸引我們進影院觀賞，每當有續集出現的時候我們都會去看，如果拍成連續劇就更加吸引人，逼得觀眾非得看到結尾不可。從戲劇效果來說，它讓你永遠期待著結局，因而也吸引著你買票入場。在連環殺手的內心深處，也有這種刺激和吸引的感覺，再加上他們總是認為自己的殺人手法還可以更加完善，因此不斷地沉浸在殺戮的快感中。在《幻影奇俠》中，那個男主角在影片結束時身陷流沙，因此觀眾肯定會在下周買票進場，看看他如何擺脫困境。同樣地，連環殺手犯過一次大案後，總會想：「上帝啊，這次殺人太迅速了，沒什麼時間享受其中的樂趣，下次我該換個方式。」因此，他的手法會不斷推陳出新，越來越完善。
普通人對連環殺手有個普遍的誤解，認為他們殺人是因為雙重人格，如果他們被治好，就不會再殺人了。事實並非如此，就像頭髮會變長，毒牙會更鋒利一樣，每當「月圓之時」，他們都會忍不住尋找下一個被害人。殺戮是他們的夢想，他們永遠不會滿足，只會不斷進行下一次的殺戮。這才是「連環殺手」的真意所在。
從1975年到1977年，我教學的主要內容變成了如何和挾持人質的暴徒進行談判。紐約市發生了很多類似的案件，因此警局的主事者必須學習如何處理這種情況，弗蘭克·博爾茲（Frank Bolz）與哈維·施洛斯貝格（Harvey Schlossberg）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因此我們三人共同教授全國各地的執法人員，很多我曾經就職過的部門，都成了我教學的對象。我教學15年，桃李滿天下，估計美國陸軍中這方面的人才有九成是我的學生。
這段經歷很有趣，在20世紀60—70年代，很多軍隊裡的戰士退役後都加入了警察的行列，比如綠色貝雷帽部隊和越戰老兵。這些人運用武器和攻堅技術都非常出色，經驗也很豐富，後來都成了特警隊（SWAT）的骨幹。在此之前，執法部門從沒有像他們這樣出色的人員，即使在聯邦調查局，探員們也只受過來復槍、機槍與左輪手槍的射擊訓練，從未想過成立這種正規軍組成的部隊。特警隊魅力非凡，成了各家媒體的寵兒，他們狙殺罪犯、拯救人質的新聞時常登上報紙，但問題是他們的做法有時候會得不償失，引起更大的傷亡。他們可以很輕易地擊斃罪犯，但有時難免誤傷警員和人質。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紐約警局率先成立了專門與歹徒談判的特遣隊，談判有助於減少傷亡，局裡馬上同意以談判代替攻堅，對付罪犯的整體策略開始轉變了。
顯然，談判就需要瞭解罪犯的心理，而這正是我最感興趣的研究方向，因此我贊同這個新的策略，同時這個策略也有助於我進行心理側寫。對聯邦調查局而言，談判是個新鮮的嘗試，更何況組建初期執法人員都沒有經驗，多數警察都沒有接受過心理學的訓練，因而普遍認為原來的攻堅比談判更有用。策略的改變使得特警隊逐漸失去了原先的光環，但人質傷亡的情形也大為降低。慢慢地，大家都開始認可這種以談判為主，並盡可能避免使用武力的方式。談判被證明確實有效，警方對此也很滿意，因為對他們提起的使用槍支過當的訴訟案也大為減少，可以省下來數以百萬計的訴訟費用。
十年之間，從最早為了人質談判，到心理側寫，再到分析罪行原因，研究罪犯行為的目的也發生了轉變。在這種形勢下，全國暴力犯罪分析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the Analysis of Violent Crime，簡稱NCAVC）成立了，並開始實施暴力犯罪逮捕計劃（Violent Criminal Apprehension Program，簡稱VICAP），而我就是該組織及該計劃的催生者，這些細節就不說了。
在克利夫蘭的時候，我參與過一樁與歹徒談判人質問題的案件。當時一名持槍的黑人挾持一位警官和一個17歲的姑娘，三個人躲在沃倫維裡高地的警察局內。我們要把這三個人帶到外面，以避免發生流血事件。歹徒向媒體通告了他的要求：所有白種人立刻離開這地球，並要求和卡特總統商談。
顯然這要求是無理取鬧，誰也沒辦法答應。正當我在臨時指揮所裡想辦法時，忽然電話響起來了，同事接通了電話，電話那頭的人說有個大人物想和我談話，我接聽後才知道對方是總統的新聞秘書喬迪·鮑威爾（Jody Powell），他對我說白宮已瞭解這裡的情況，並說卡特總統願意和這名「恐怖分子」談談。我吃了一驚，然後告訴鮑威爾，克利夫蘭並沒有什麼「恐怖分子」，我還很禮貌地對他撒了個謊，說我們無法和歹徒接通電話，並說了一通如有需要我會請求總統出面的廢話。最後，這起事件沒有流一滴血，和平解決了，當然總統最終也沒有出場。
1977年，我主持局內人質談判的訓練工作僅有兩年，但從此之後，只要發生人質事件，談判總有我參與。比如，1978年恐怖分子的首腦劫持沙漠裡的原子設備案件；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普拉西德湖事件等。我處理這些案子的過程後來都成為談判教材，很多國內外的執法人員都參加過以此為教材的談判訓練，學習如何與挾持人質的罪犯和恐怖分子進行談判。
授課的時候，我都是扮演恐怖分子的首腦，劫持了一輛大巴車上的人（比如說來訪的外賓與科學家），我把人質挾持到某個偏僻的農場或滑雪場，為了達到訓練效果，我們用的都是真槍實彈。我會要求他們提供一架開往國外的飛機，並要求降落在最近的機場。一旦演習開始，我們都非常認真。特勤局、中央情報局與英國的特勤隊都曾加入這些演習行動，情節逼真得使許多參與者都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征」12（Stockholm Syndrome）——人質由於認同挾持者而與其同仇敵愾，共同殺出一條血路突圍。扮演談判專家的都是我的學生，演習結束後他們經常抱怨我太難纏了，因為他們的每一個把戲都瞞不過我，但這些演習大部分最終是邪不勝正的結局，人質被解救，而我們這些恐怖分子則被當場擊斃。
因為演戲時大多數情況下我最終會被擊斃，這反而讓我更加意識到人質談判是非常必要且緊迫的。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時候，由於我重複相同的課程時間太長，自己都有點忍受不了了，因此很希望有新的挑戰。但是警察學院非常保守，這也是官僚組織的一貫特徵，他們不喜歡任何形式的創新，只是依賴自己既有的規章制度，聯邦調查局也是如此。在口頭上，他們會鼓勵老師們改進自己的授課技巧和專業知識，但制度讓大多數老師故步自封，只是一味地教授那些經典案例，使用的也是千篇一律的公式化教學方法。我的同事約翰·明德曼（John Minderman）把這些人稱為「老油條」，就是說他們不求進取，毫無理想。明德曼以前是舊金山的摩托騎警，他教會我很多與警察學院打交道的方法。
我很少使用那些教材上的所謂「經典案例」，而是常常用歷史上為人所熟知的真實案件進行教學，比如有關查爾斯·曼森（Charles Manson）、西爾漢·西爾漢（Sirhan Sirhan）、戴維·伯科威茨及加州「高塔殺手」查爾斯·懷特曼（Charles Whiteman）的報道和書籍都是我的教材。因此，我的課堂氣氛最活躍，這些大家熟知的內容也讓學生們很感興趣，並促使他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意見和想法。關於曼森這個殺手，市面上有很多書籍進行了記載，有些以檢察官的立場分析這個人物，有些只是搜集了一些新聞報道組稿而成，也有些通過採訪曼森周圍的人寫成，我覺得這些書能夠讓人們瞭解曼森本人的想法，也是警察必須瞭解的犯罪心理學。當時很多人對曼森的看法都很簡單膚淺，認為他不過是個瘋子，研究他的行為毫無用處，但他們知道什麼是真正的「瘋子」嗎？知道研究他的行為有何意義嗎？他們當然不知道。
後來，芝加哥那起著名的理查德·斯佩克（Richard Speck）案發生了，有關這個殺害八名護校女生的殺手的書籍似乎更進一步，其中一本尤其出色，作者是一位採訪過兇手的心理醫生。儘管這名心理醫生此前沒有犯罪學的經驗，其中有些訪談方式也不夠恰當，並缺乏一些司法角度的分析，但他的心理分析對我的學生還是很有幫助的。我個人之所以對犯罪心理感興趣，部分原因是我這個人很好奇，但作為一名老師來說，更重要的是研究犯罪心理對我的教學很有幫助，從我的學生在警界的表現來說，我的工作成果還是不錯的。
通過我的觀察，當時聯邦調查局對那些殺人犯、強姦犯、猥褻兒童的人，以及其他向這些人「學習」的罪犯都毫無興趣，調查局認為這些案子應該歸各地的執法機構管轄，如果沒有違反聯邦法，調查局就不應該插手，所以，我這個部門很冷清，不少同事認為我這裡只是個學校，最多只能教教那些小警察瞭解一些罪犯的心理。
我的研究牆裡開花牆外香，很多心理健康和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對我教授的課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也讓我倍受鼓舞，再加上我這個人好奇心很重，因此便加入了美國心理協會、美國法律科學學會以及美國心理暨法律學會等組織。可惜的是，我的同僚誰都不知道這些機構的價值，也不知道參加這些活動有什麼好處。調查局偶爾會讓我參加這些機構的活動，但大部分費用都是我自己掏的，他們很輕蔑地認為即使這些機構有些值得學習之處，有我這樣的傻瓜參加也就可以了，對於這些人，調查局寧可敬而遠之。
當時我經常在全國進行巡迴授課，因此順便得到了很多警局裡各種暴力犯罪的資料，這得益於我多年來和各地警局的良好關係，所以他們很樂意給我提供資料。我在匡蒂科教學的時候，也會讓我的學生們盡量提供給我一些案子的文件，這些資料不僅可以充實部門的研究材料，也可以作為他們寫論文的題材。很幸運，我的學生們都很合作，並經常對這些大小案件進行系統分析和研究。
後來，我做了一個幻燈片，每次上課之前都會拿出來和學生們分享，上面寫的是我非常欣賞的一句話，這句話是尼采說的，內容如下：
與魔鬼作戰的人要謹防自己因此而變成魔鬼。如果你長時間地盯著深淵，深淵也會盯著你。
對我而言，保持這樣的想法很有必要，因為我所掌握的暴力犯罪信息遠比普通人多，我必須謹防自己和我的學生在研究中沉淪。大概是因為很少有人像我這樣對犯罪感興趣，我所搜集的暴力型犯罪資料比任何一家媒體或警察機關都多；我能收集到這麼多資料，當然也是由於聯邦調查局的特權，其他機構不能像我這樣輕易得到警局的資料和檔案，即便有人有這方面的興趣，也沒有這方面的能力。從這方面來說，我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比其他人更有優勢。
我經常閱讀這些資料，在家裡或者在辦公室裡閒來無事的時候，就會拿起來看看，偶有心得都會讓我更加瞭解罪犯的心理。研究到了一定程度，我就想親自和那些罪犯聊聊，以便瞭解他們生活的環境、童年的經歷和其他信息，也包括作案細節，如他們怎樣進行攻擊，殺人之後會做什麼，如何處理屍體，等等。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明德曼，他覺得這樣做很有用。我們一致認為，如果我們能在訪談中得到足夠的信息，就可以從中總結出一些有用的模式，如殺手們在案發後是否回到現場之類的。
1978年初，我到北加州的一所警察學校上課，恰好碰到了一個機會。我的學生約翰·康韋原來是調查局駐聖拉斐爾的探員，當時已經是調查局駐加州監獄的聯絡官，於是我要求他提供與犯人交談的機會，並給我搜集資料。我們是聯邦調查局探員，只要亮出證件就能在州內任何一所監獄暢行無阻，甚至不必對監獄說明原因。當時我每週一到週四上課，因此，每到週五，康韋都會帶我到各個監獄訪談，整個週末都用來做這件事。我們在訪談行動中和美國歷史上7個最危險、最臭名昭著的殺人犯進行了會面，他們是西爾漢·西爾漢、查爾斯·曼森、特克斯·沃森（Tex Watson，曼森的同夥）、胡安·科羅納（Juan Corona，殺掉了許多外籍勞工）、赫伯特·馬林（Herbert Mullin，殺了14個人）、約翰·弗雷澤（John Frazier，殺了6人）以及埃德蒙·肯珀（Edmund Kemper）。這對我而言是全新的嘗試，對我的研究來說也是一項突破。
我們第一個見的是在索萊達監獄的西爾漢·西爾漢。會面的地點是監獄開會的地方，典獄官把我和康韋送了進來。西爾漢進來的時候目露凶光，但他的樣子看起來有點不安和恐懼，他搓著雙手站在牆角，甚至不敢和我們握手，只是很著急地想知道我們為什麼要見他。看得出來，他知道我們是什麼來頭，以為我們像特工處一樣是來進行常規問訊的。特工處之所以來找他，因為他被指控謀殺了當時的參議員羅伯特·F.肯尼迪13（Robert F.Kennedy）。心理醫生經過診斷，認為西爾漢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和我們交談的過程中能看出他偏執的性格：他堅決不讓我們用錄音機，並要求律師在場才肯交談。我對他說這並不是一次審問，只是私下聊天而已，並無其他意圖。為了緩解他的緊張情緒，我和他聊起監獄的情況。他告訴我他非常反感前任獄友，那個傢伙為了錢向《花花公子》雜誌爆料，他認為這簡直是背叛的行為。隨著交談的進行，他握緊的雙拳漸漸鬆開了，並向我和康韋坐的桌子挪了挪，最後他已經能非常自然地坐在對面和我們談話了。
他對我說，他耳邊經常能聽到一個聲音，敦促他去刺殺參議員，有一回照鏡子的時候，他忽然覺得自己的臉碎了，像玻璃一樣一塊塊掉到了地上，這都是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臨床表現。在與我們談話的過程中，他一直用第三人稱稱呼自己，他還驕傲地說自己之所以被單獨關押，並不是監獄害怕他，而是尊敬他，相比那些小偷小摸和猥褻孩子的傢伙，他顯然更值得尊敬。
西爾漢是阿拉伯人，從小就生長在戰爭環境中，他後來行兇的動機和方式都與個人經歷有很大關係。在我們交談的過程中，他向我問起聯邦調查局的一位高級長官是否是猶太人，從這個問題就不難看出他的想法。他還說自己之所以刺殺肯尼迪參議員，是因為他知道肯尼迪參議員打算向以色列出售更多的噴射戰鬥機，他當然不能讓以色列的盟友當上美國總統。他覺得自己的行為改變了世界歷史，對阿拉伯國家是莫大的幫助，他還信誓旦旦地說，假釋委員會之所以不敢放他出去，是害怕他在群眾中的影響力，其實他本人更願意在獲釋後去約旦，因為他相信那裡的人一定把他看成民族英雄。最後，他還說自己的所作所為或許在當前不會被人原諒，但若干年之後，人們一定會把他看作歷史上的英雄，到時候各地都會有人歌頌他的偉大壯舉。
西爾漢曾經在學校學習政治學，理想是當一名外交官，他希望先在國務院工作一段時間，然後被指派為駐外大使。他羨慕肯尼迪家族，這也是促成他實施刺殺的原因之一。當時很多名噪一時的殺手都希望藉著暗殺著名人物以獲得自我滿足，比如西爾漢·西爾漢、約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馬克·查普曼（Mark Chapman）及阿瑟·佈雷默（Arthur Bremer）。西爾漢知道在美國犯下這樣的暴行需要蹲10年左右的牢房，因此他認為自己會在1978年左右獲釋。另外，他也認為只要坐牢的時間不長，自己一定能夠得到平反，從而恢復自己的聲譽。
交談結束的時候，他站在門邊深吸了一口氣，然後活動了一下筋骨，說：「雷斯勒先生！現在您對西爾漢怎麼看呢？」
我看著他走了出去，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但很明顯，他認為只要瞭解他，我一定會喜歡上他。在監獄服刑過程中，他的精神分裂症痊癒了，但偏執仍然伴隨著他，後來他再也沒有接受我們進一步的訪談要求。
科羅納、弗雷澤與馬林都是典型的無邏輯連環殺手，他們最大的特徵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同時我們也很難與其溝通，因為他們的想法實在是太奇怪了。三人之中，科羅納完全無法與他人溝通，弗雷澤根本不相信自己被囚禁在監獄中，馬林雖然看起來很溫和，但一句話也不說。
相比而言，我和查爾斯·曼森、特克斯·沃森以及其他一些殺手的交談要順利得多。這些人都非常細緻，他們殺人非常有計劃，看起來像有邏輯的殺手，但他們也是心理異常的人，比如曼森及其手下就認為謀殺是除去痛苦的方法，因而也只能歸於毫無邏輯可言的殺手之列。
與這些殺手進行訪談之前，我會對每個人的罪行和個人資料進行深入研究，以便更深地瞭解他們。比如我研究得知，曼森一進入會客室就會問聯邦調查局找他幹什麼，我要做的就是取得他的信任，讓他知道我並不把他看成怪物，並表示對他很感興趣，然後他就會和我交談。曼森非常健談，但只是喜歡談論自己，通過交談我發現他的人格特質非常複雜、奇怪，他的世界觀似乎沒什麼大問題，也知道如何控制手下的那些殺手。也就是說，作案時他知道自己在犯罪，同時對自己和自己的追隨者有很強的洞察力。和他的交談非常順利，收到的成果也大大超過了我的預期。在此之前，我和普通人一樣，是以一種局外人的心態來看待這些殺人犯的，但經過幾次訪談之後，我能夠站在他們的角度看這個世界，這對我而言是個巨大的突破。
和曼森及其他殺手的交談情況會在下面幾章中談到，現在，我想對大家說說這些訪談對聯邦調查局的影響和對調查局制度體系的衝擊。
訪談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我大概受到了這些怪人的影響，也開始變得有點偏執了。按照規定，訪談曼森和西爾漢這樣的人要先提交申請，獲得上級批准才能進行，可我卻跳過了這些程序，因為我覺得我的訪談並不正式，只是初步瞭解，我都沒有做筆記，也沒用錄音機，更無法按照調查局的要求提供書面報告。
我認為調查局的探員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按照規章制度辦事，不想惹麻煩，所以做什麼事情都要得到上司批准，這些人佔多數；另外一種不喜歡受到體制的束縛，常常先斬後奏。我就是這另外一種人，我也隨時準備著因此付出代價，我只希望等上司叫我過去挨批的時候，我能想好一套說辭。
我結束了教學和訪談回到匡蒂科，心裡很興奮，為了提交書面報告，我決定再次進行訪談。
1978年，我來到西弗吉尼亞州奧爾德森市的一所女子管教所，這裡離匡蒂科很近，住在裡面的有曼森的兩個「女人」史奎基·弗羅姆（Squeaky Fromme）與桑德拉·古德（Sandra Good），以及意圖謀殺福特總統的薩拉·簡·穆爾（Sarah Jane Moore），我打算在一天之內訪談她們三人。當時明德曼剛剛離婚，正要回舊金山當小組主管，他走之後我就得另外找人了。精挑細選之後，我挑上了約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這個年輕人以前在行為科學調查組與我共事過，他從匡蒂科離職後一直擔任訪談咨詢。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我的頂頭上司拉裡·門羅（Larry Monroe），他非常惱火地說：「你在加州和誰談了？在西弗吉尼亞州又要和誰面談？」我趕緊對他說不用擔心，我會按照規定在訪談結束後提交書面報告的。拉裡的表現是一個典型中層領導的反應，他同意我去西弗吉尼亞，但如果發生了什麼意外，他會說自己並不知情，也就是說所有的責任都由我一人承擔，我對此倒是無所謂。
我對三名女子的訪談都很順利，也得到了不少珍貴的資料，比如曼森的兩個「女人」對曼森的觀點和影響力極盡吹捧之能事，而這恰好證明了我在曼森訪談中的推測。
再次回到匡蒂科時，我覺得自己的行為可以被稱作「連環訪談」了，但我還不打算停手，我喜歡在寫報告前做更多的訪談，並為我的「罪行」畫下完美的句號，但我的計劃意外洩露，因而未能最終成行。事情是這樣的，我在和一個朋友吃飯的時候，向他吐露了自己的計劃，不料隔牆有耳，計劃全被肯·約瑟夫聽到了。肯當時是訓練中心的處長，他是我的導師，也是我的領導，他非常崇拜胡佛，並對胡佛的做法深信不疑，恪守胡佛定下的規章制度，即所有調查局人員在行動前都要得到其上司的許可，包括我這個老朋友在內。
我和拉裡·門羅立刻被叫進肯的辦公室，肯質問我們為什麼沒人告訴他。對我而言，幸運的是，一個多月前肯發過一份備忘錄，鼓勵我們這些老師做研究，因此我把自己的計劃說成是對他的回應，同時強調了這只是一個初步計劃，具體研究並沒有進行。當然這不是事實，我們三個都心知肚明，但誰也沒有點破。
後來，肯告訴我訪問像西爾漢和曼森這樣臭名昭著的人物，局裡會招來一些非議，因此一定要事先申請。我告訴他自己曾經把這個想法寫成了備忘錄發給有關部門的主管，但肯說他從來沒有見過這份備忘錄。我靈機一動，推說備忘錄一定是被人遺忘在檔案室了，所以沒有送達。拉裡也在一旁幫我圓謊。我最後說自己會盡快找到這份備忘錄，然後親自送到肯的辦公桌上。一離開肯的辦公室，我立刻著手準備備忘錄，這事很簡單，只要寫好之後簽上一個多月前的日期就行了。
我花了幾分鐘就寫好了這份備忘錄，複印好之後立刻把影印件放到了一個檔案夾裡，然後拿到肯的辦公室讓他看。調查局裡文件放錯的情況時常發生，所以肯並不懷疑，再加上肯基本同意我的構想，所以我覺得即使他知道這是騙人的把戲也不會聲張的。
現在，我們的計劃終於名正言順了。肯讓我提出一份完整的計劃，詳細說明這個計劃的範圍和變數，以及需要聯絡哪些專家和機構。這個要求正中我的下懷，我很快起草了一份計劃，並和拉裡、肯磋商了很多次，最終敲定了這項計劃的長期目標、訪談對像和保密事宜等，同時確定了每次正式訪談之前都要按照七個步驟來做，比如首先得找出合適的訪談對象，然後要在合適的時間——比如必須在對方沒有庭審的時候——才可以訪談，還要確定訪談的主題必須是他的罪行，等等，同時，這些訪談不能動用調查局經費。1978年末，肯簽署同意了我的備忘錄後，就把它送到了華盛頓調查局總部的二號人物約翰·麥克德莫特（John McDermott）那裡，他的地位僅次於克拉倫斯·凱利（Clarence Kelley）。
麥克德莫特是調查局內部的知名人物，或許是因為高血壓，他經常顯得「臉紅脖子粗」的，再加上他喜歡穿白色衣服，大家私底下都叫他「胡蘿蔔」。但他對我這項研究計劃毫無興趣，也不打算批准。
他在我提交的備忘錄上批示說這個計劃簡直荒唐透頂，調查局的工作是把罪犯繩之以法，而不是做什麼社會研究，調查局不做這些小事；而且訪談工作即便進行，也應該是由心理醫生主持，不需要我們插手；同時，調查局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但最重要的是「胡蘿蔔」認為我們是白費勁，罪犯不可能對我們說真話。
我早已料到「胡蘿蔔」會有這種反應。從20世紀40年代起，聯邦調查局一直維持著保守的傳統，他是胡佛一手提拔的人，對這種傳統深信不疑。但是，他們並不知道我早就訪談了十幾個殺手，我能夠讓他們向我坦白，並獲得多年來一直被忽視的重要情報。的確，我的做法沒有先例，但假如沒有人第一個吃螃蟹，我們就無法完善自己的執法行為。我發出這份備忘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邀請外界的一些權威機構和我們共同研究這些犯罪行為與異常心理，但「胡蘿蔔」看不到這種做法的價值所在，沒辦法，從此以後我不能再進行訪談了。
我選擇了最簡單的方法解決問題——等！我等到「胡蘿蔔」退休、凱利局長被目光長遠的威廉·韋伯斯特（William Webster）換掉後再展開計劃，那個時候，肯·約瑟夫已經退休，而新任局長吉姆·麥肯齊（James McKenzie）非常熱衷於我的計劃。
麥肯齊是調查局歷史上最年輕的局長助理，他的仕途陞遷路線圖表明他的能力受到了大家的認可，並且非常適應調查局的管理體系。麥肯齊上任後不久就把我的計劃再次提交給上司，只是這一次是交給了韋伯斯特，麥肯齊幾乎沒有改動我的計劃，所以我覺得他非常相信我的計劃，並能夠修正調查局的努力方向。韋伯斯特一直以從諫如流著稱，他接到我的備忘錄後，馬上邀請我和麥肯齊、門羅去他那裡，聽取我們更詳細的意見。
我們在局長辦公室隔壁的一間會議室和局長會面，他一邊吃午飯一邊聽取我們的報告，參加會議的還有一群總部的領導和匡蒂科來的高級主管。在座的人都比我官階高，這種場合照理說是沒有我的發言權的，但我是這份計劃的發起者，因此只能由我做報告。
我做報告的時候大家都埋頭吃飯，沒有人說話，只有我忙著說話，連面前的那塊三明治都沒動一口。韋伯斯特局長頭腦冷靜，分析能力很強，他不會輕易表明自己的觀點，因此在整個報告過程中，我也不知道他對這份計劃的看法，但是這次的待遇和「胡蘿蔔」那一次明顯不同，再加上這時候調查局已經不像以前那麼保守，正在往全新的方向努力，因此我才獲得了這次機會。
最終，局長開口了，聽完我的報告後，他基本同意了我的計劃，但提醒我們一定要遵循正確的做法，避免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他的果斷在這個如此官僚化的調查局裡顯得非常難得。另外，他建議我們和一流學府及醫院充分合作，不能閉門造車，這恰好符合我的本意，我本來就打算和波士頓大學及波士頓市醫院一起進行研究。我順著局長的話把我的合作對像提了出來，除了這兩家機構外還有其他一些合作對象，基本上我在計劃裡網羅了全國知名的學術界人士與醫界人士，提出的專家都是和我相交許久、彼此瞭解的人士。
後來，我知道韋伯斯特這種邊吃飯邊開會的做法叫「午餐會」，而餐費也是由出席人員自掏腰包，總局概不負責，後來我就收到了一份7美元的三明治賬單，儘管我沒有動一口，錢卻必須得付。幾個月後，司法部發來正式公文，要求我盡快實施計劃，我因此把自己的工作時間全部用來訪談罪犯，不再去為警察學校的學員上課了。
該計劃被正式核准後，我開始了新的訪談，選擇的第一個訪談對象是我9歲時就很感興趣的威廉·海倫斯。當時他被關押在伊利諾伊州聖路易斯市的一所監獄，我和另一個同事一同到了監獄。他被關押了30多年，已經快50歲了。見面之後，我向他說了自己從小就很「仰慕」他的話，並說我們兩個還是芝加哥老鄉呢，他入獄的時候17歲，那時候我才9歲，等等。小時候，我以為8年的年齡差距很大，但如今卻不再是我和他交流的障礙了。
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期間，我聽說過有關他的很多事情，包括他的謀殺行為中性所佔的比例、戀物癖與偷竊女性衣物的關係、為何毫無理由地殺人等，也包括他的墮落與童年經歷的關係、他和親友的關係如何維繫等等。最開始他對自己的罪行非常排斥，並聲稱這些謀殺案都是他的室友喬治·莫曼所為，但他帶著調查人員到命案現場時卻對作案細節瞭如指掌，誰能相信這是別人幹的呢？經過警方的詢問，他最終承認喬治·莫曼是他臆想出來的人物。
海倫斯沒有多重人格，但他很小的時候就有問題，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嚴重，除了喜歡性幻想之外，他還在屋子裡藏了許多納粹首腦的照片，並經常在家裡試穿女性內衣。13歲的時候，他私藏手槍、來復槍與納粹頭子照片的秘密被人發現，被迫承認此前偷竊過女性內衣並縱火，當時他年紀還小，沒有入獄服刑，而是被送到了一所天主教學校。幾年後他畢業了，看起來行為很正常，可以進入社會工作了，而且他非常聰明，在芝加哥大學上大一的時候，大部分課程在他看來都太簡單了，因此開始自修大二和大三的學分。很不幸，他離開天主教學校沒多久就開始犯下了殺人案。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這是他早年那些罪行（偷取女性內衣及縱火）的升級，他每殺害一個人之後，都會繼續偷盜女性內衣。
庭審的時候，海倫斯從未出庭。心理醫生在法庭做證時說他受制於自己腦子裡的虛構人物喬治·莫曼，在某些時刻他是喪失自主能力的病人，但陪審團裡面沒一個人相信這套說辭。所有人都認為只要海倫斯出庭接受審判，一定會被陪審團判處死刑，因為這個案子的證據——如指紋、筆記、在他屋子中搜到的「紀念品」以及自白等——太確鑿了，要想逃脫死刑，只能認罪，心理醫生也是這樣建議他的，海倫斯也聽從了心理醫生的建議，最終被判處終身監禁。
他犯案之前，父母就離異了，他的父母誰也不肯養活他。海倫斯入獄之後成了模範犯人，他在監獄裡修完學士學位，這是該州歷史上的第一次，他甚至還想進一步深造。
對這個我童年時代就認識的罪犯，我做了非常詳細的準備工作，但訪談並不如我預期般順利。對我開頭的那幾句話，他表現得很配合，但就是死也不承認自己的罪行。雖然事情已經隔了30年，但我對蘇珊的案子記憶猶新，我還記得他把那小孩子用力按在床上時，她母親還跑到門口問她怎麼了，海倫斯強迫小女孩謊稱沒事，母親認為蘇珊熟睡了才離去。然後，他實施了自己的獸行，殺人後把她的屍體裝進了籃子，帶到地下室猥褻屍體後又將其分屍，最後把屍體扔進了下水道。作案之後，他若無其事地回到自己的宿舍。但現在，這個怪物竟然死也不承認自己的暴行。
他只承認自己在性方面有問題，而盜竊女性內衣只是個惡作劇，同時他認為自己對社會沒什麼危害。他以罪犯的楷模自居，並希望能夠在有生之年走出監獄。
這次訪談並不成功，但我還有更重大的任務要做，未來還要去訪問更多「連環殺手」，以搜集對執法機關有用的信息。至此，我的計劃在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的聯合主持下緊張地進行，在那段時間，我總共訪談了超過100名殺手，都是些最危險的暴力罪犯。訪談中，我時常想起威廉·海倫斯在被害人鏡子上寫下的那些字：
「蒼天在上，務必在我殘殺更多人之前逮住我……」
而我的工作不正是要達成他的心願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