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需要展現自信與行動力才能夠有所成就，但是如果她們真的這麼做，也有可能適得其反。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
要理解這個進退兩難的局面，首先來看看兩種不同的刻板印象。一種叫作描述性刻板印象，它指的是「一個人很可能會幹什麼」。另外一個叫作規範性刻板印象，即「一個人應該幹什麼」。女性尤其容易受到後一種刻板印象的束縛。在這種預期中，女性應該溫柔、恭順，不應該氣勢逼人，不應該要求得到更高工資。這種想法也體現在微軟首席執行官薩提亞·納德拉在2014年葛麗絲·霍普女性計算機科學慶典大會上的講話中。他當時說道：「其實不是要求漲薪的問題，而是說你要認可公司體制，相信體制會給予你合適的薪酬。可能這就是不提出要求的女性所擁有的『超能力』。因果輪迴，善有善報。」事後納德拉很快發表了道歉聲明：「如果你認為自己應該獲得漲薪，就開口提出來。」但是，他最開始的言論立場已經很明顯：女性不應該開口。
規範性刻板印象及其帶來的困境束縛了女性，使得她們無法有力競爭。
這個協商行為就是很好的例子。上文提到，在獲得工作機會之後，女性很少會主動要求提高薪酬水平。哈佛大學的漢娜·雷利·鮑爾斯發現，女性在這方面保持謹慎是有原因的。她進行了多項研究，探討當男性和女性表現強勢會有何結果。即使男性和女性的行為完全一致，女性也會因為拒絕最初的提議、提出更高要求而付出代價。
學術界的一名女性就遇到了這個問題。2014年3月，一名女教授獲得了位於紐約羅切斯特的拿撒勒學院終身聘書。和其他學者一樣，她寫了一封郵件，就新職位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在郵件中，她禮貌地回復道：「如你所知，我十分高興能有機會到拿撒勒學院工作。如果貴校能夠為我提供以下條件，或許更有利於我盡快做出決定。」在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之後，信末她寫道：「我理解也許有一些條件不太容易實現。期待進一步溝通。」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拿撒勒學院並沒有再就她的提議進行下一步協商。學校直接撤銷了聘用邀請：「謝謝你的來信。遴選委員會就你的要求進行了討論，另外院長與學術副校長也進行了複審。學校認為這些要求可能意味著你的意願並不是在本校這類學院教學……因此，學校最終決定撤回聘用邀請。」美國知名網絡雜誌Slate在一篇文章標題中簡潔地概括了這個故事的精髓：「女性協商：一問何妨？一問有妨。」
這位教授對自己的能力與才華有自信，也並不掩飾這種自信，所以她提出了自己看來應得的待遇。然而，她因此徹底失去了這個工作機會。
試想如下情形。你正在旁觀一場面試。面試官問道：「你在高壓環境下表現如何？」面試者回答：「在高壓環境下，我的表現往往很出色。例如，在高中時期，我是校報編輯，每週我要負責一篇專欄文章，壓力很大……但是每次我都完成得很好——有時文章特別出彩，我自己也很驚喜。我的老師也注意到了，而且對我的工作很讚賞。」
當看到這樣的互動時，你會給面試者什麼回應？研究發現，人們的反應取決於這位面試者的性別。羅格斯大學的勞裡·拉德曼進行了一項實驗，實驗中她讓性別不同的面試申請者陳述與上述完全相同的言辭。她發現，當一位男性面試者做出這樣的回答時，他被視為能力強、有自信的候選人，旁觀的實驗參與者表示願意僱用他。但是如果是女性面試者做出同樣的回答，她會被視為不受人喜愛、不合適這項工作。
這個實驗凸顯了女性所面臨的雙重標準。明明是同樣的行為，卻得到了不同的理解：男性是自信滿滿，女性卻是驕傲自大；男性是領導有方，女性卻是頤指氣使；男性是鍥而不捨、堅持不懈，女性卻是固執己見、強人所難。在《紐約客》雜誌的一幅漫畫中，一位女王向一位國王抱怨道：「為什麼女人下令殺頭就被當作是毒婦？」
這種雙重標準並不只存在於職場。美國政壇最高調的夫妻檔比爾·克林頓與希拉裡·克林頓也深受其影響。1992年，比爾·克林頓蓄勢待發準備競選美國總統，他妻子成功的事業似乎成為一個問題。克林頓1992年總統競選戰略備忘錄中解釋道：「選民們由衷欽佩希拉裡·克林頓的智慧與韌勁，但是一想到她是女人，心裡總覺得膈應。希拉裡應該表現出柔軟的一面——幽默一點兒，隨和一點兒。」簡而言之，「在選民看來，比爾·克林頓嫻熟圓滑的特質如果出現在希拉裡身上就是無情冷漠」。比爾因為強勢與韌勁受到讚許，希拉裡卻因為同樣的表現讓人反感。
不僅是男性歧視強勢的女性，女性也如此。在漢娜·雷利·鮑爾斯的實驗中，女性在協商中提出更高要求時，也會遭到同性的排斥，其程度不亞於男性。在勞裡·拉德曼的實驗中，女性和男性一樣，都不願意招聘強勢自信的女性。女性會以同樣的雙重標準對待同性。將這一點體現得淋漓盡致的莫過於蜂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