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你現在得到了新的工作機會。僱主對你表示歡迎，並告知你薪酬水平。你是直接接受，還是會跟僱主商量提高薪酬？
這個問題和你是男性或女性有沒有關係呢？
卡內基–梅隆大學的琳達·巴布科克就提出了這個問題。在她的合著作品《女性不開口》一書中，她明確指出，女性薪酬只有男性薪酬的77%，原因在於僱主提出薪酬水平之後女性幾乎很少再協商提薪。一項針對工商管理碩士畢業生的調查結果顯示，52%的男生會協商提薪，而僅有17%的女生會協商提薪。其他83%的女生會默默接受對方一開始提出的薪資水平。
琳達進行了一項巧妙的實驗，測試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女性協商提薪的概率是否低於男性。實驗參與者被告知，玩一局拼字遊戲能夠獲得3~10美元。遊戲結束之後，每名參與者她都給了3美元。琳達並沒有說明什麼時候他們可以協商得到更多錢，她也並沒有解釋為什麼給了3美元，沒有對他們的表現做出評論。如果有人提出想得到更多錢，她就直接付予相應的數目，10美元為上限。不出所料，男女之間進行協商的意願存在巨大差別：提出漲錢要求的男性人數是女性的8倍。這並不是巧合。在真實的職場中，男女行為模式同上述毫無二致。
不過，調節權力感帶來的影響也存在男女差異。在同紐約大學喬·麥基合作的實驗中，我們為參與實驗的男性與女性都設定了以下場景：「現在，你被取消了航班座位。你會不會要求航空公司給你提供價值更高的乘機優惠或者升艙等服務？」當我們提前為實驗參與者「設定」權力感後，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表示會進行協商的概率都大大提升。也就是說，增加人們的權力感，能夠使他們以男性的行為模式行動。
不過性格刻板印象中最讓人反感的一個問題就是男性出軌概率更高。然而這並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電影宣傳效果。大量研究表明，男性出軌頻率更高，出軌對象也更多。對於這個現象有許多解釋，但大部分解釋歸根結底都是女性要面臨更高的生育成本，因此出軌概率低。換言之，如果意外懷孕，畢竟還是女性來承擔後果。所以，按照這個邏輯，女性對性伴侶的選擇更為挑剔，在出軌行為上也更謹慎。
但是，權力也會增加出軌概率——對男性女性都是如此。艾裡斯·羅賓遜的故事你們已經看到了。再來看看科隆大學尤里斯·拉莫斯的一項研究結果。他對1561位職場人士進行了問卷調查，包括讓他們以1~100衡量自己在組織中的權力等級位置，然後詢問他們的出軌頻率（即他們多久有一次不忠的性行為）。
調查結果顯示，權力等級越高，出軌概率越高。這也與我們的命題一致，許多人認為的性別差異本質上是權力差異。無論男女，權力等級對出軌行為的影響是一樣的。
一系列的研究都表明，許多看似是性別差距產生的影響，其實通過調節權力感可以再現。換言之，男性與女性並不是來自不同的星球。男人並不是來自火星，女人也並不是來自金星。男人和女人都來自地球，他們的行為模式都受到了權力的深刻影響。
那麼，性別差距既然本質上是權力差距，是否意味著增強女性的權力感就能夠解決性別不平等的問題？第2章中提到了很多增強權力感的方法——回憶享有控制力的經歷，聆聽重低音且節奏感強的音樂，做出權力姿勢。難道不能利用這些方法讓女性同男性一樣享有權力感，從而提升女性的表現？
答案並非如此簡單。改變權力感只能解決問題的一半。女性群體擁有的權力少於男性群體，因此當她們希望在行為中展現權力時，面臨一個障礙。安·霍普金斯的經歷說明，在人們的預期中，女性應該包容一切，關心集體，謙恭溫順。這種行為預期導致了一個困局：當女性感受到權力，展現出控制力的時候，她們會招惹是非，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