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的一番言論掀起了軒然大波。在世界一流大學的理工學科中，為什麼女性這麼少？薩默斯認為，「在高級領域中，人與人的能力不同」，他同時指出，可能是能力問題而非「社會問題、歧視問題」最終導致了理科中男女比例不平衡的現象。簡而言之，他的猜測就是男性生來具備理科優勢，而女性並沒有。
男性與女性的能力差別源自生理差異，這個觀點也不是勞倫斯·薩默斯最先提出的。上百年來，這個觀點在不同的時代以多種多樣的表達方式呈現過。最常見也最普遍的一種概念或許就是男性與女性其實不是同一類人——這一觀點在約翰·格雷的暢銷書《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這裡並不是要否認男女之間不存在生理差異。相反，我們要提出三點見解。
第一，性別差異遠比人們所想的更細微。性別差異並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相反，男女之間存在很大的灰色空間。羅切斯特大學的哈里·賴斯分析了13000名實驗參與者的數據，他發現男性與女性的共同之處遠遠比不同之處要多。
第二，在美國以及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男性與女性之間確實在一個方面存在顯著差別：在社會中所掌握的權力。雖然人類在推動性別平等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是直到目前，男性與女性仍然沒有真正在公平的環境中競爭。因此，為了理解性別差異，首先要瞭解權力差異，瞭解為什麼幾乎在所有的現代文化中，男性的權力都遠遠超過女性。
權力差異的存在導致了第三點：性別刻板印象根深蒂固，束縛了女性的行為。男女行為模式存在差異，首先是人們對男性與女性有不同的行為預期。
這裡利用一些數據來說明。2013年，在美國，女性的收入僅為男性收入的77%。在公司權力的頂端，男女不平衡的現象更為嚴重。2012年，在《財富》500強企業中，僅有4.2%的高層管理人員為女性，僅有17%的董事會成員為女性。這種失衡的現象並不局限於現有的企業，創業時女性也比男性面臨的困難更多。哈佛大學的艾莉森·伍德·布魯克斯研究了三個創業競賽中的90個創業計劃。她發現，即使在創業計劃相同的情況下，68%的投資者仍選擇為男性創業者提供資金，僅有32%的投資者會選擇女性創業者。
如果從薩默斯的角度看待這種差異，你會認為這是男女之間才能不同，技能不同。如果男性在數學和科學方面比女性優秀，他們得到工資更高的工作也無可厚非。而在一些標準化考試的數據中，男性在數學科目上確實超過女性。以美國歷年進行的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為例。自1994年以來，男性在此項考試中的比分一直比女性高出33%~36%。乍一看，勞倫斯·薩默斯的邏輯似乎沒錯——因為「能力不一樣」，女性在數學和科學方面取得的成就往往不如男性。
但是要弄清問題的根本還是應該進一步挖掘數據，分析數據。薩默斯將這個「數學鴻溝」歸咎於生理差異，而意大利埃諾迪經濟金融研究所的路易吉·圭索試圖探索是否是權力差異帶來的結果。於是，他搜集了2003年PISA（國際學生評估項目）數據，涵蓋40個國家25萬名15歲學生的成績。僅看數據表面，會發現典型的男女成績差異。
但是，路易吉進一步分析數據，他發現PISA數據中不同國家的男女成績差距大不相同。是什麼原因使得差距變大或者縮小？路易吉嘗試用多種原因解釋，最後發現這一差距其實和各個國家的性別平等程度有關（以政治參與度和女性經濟活動兩項數據衡量）。在性別平等程度高的國家，男女之間數學成績並不存在明顯差距，而在性別平等程度最高的冰島，女性的數學成績超過了男性。換言之，只有在女性缺乏權力的社會中，她們的數學能力才不如男性。但這又是為什麼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在路易吉的研究上更進一步。如果權力帶來了男性的數學優勢，那麼調整女性的權力感是否能夠提升她們的數學成績呢？美國西北大學瓊·西奧的實驗證實了這個邏輯。在實驗中，女性通過回憶自己享有控制權的經歷，數學測試的成績得到提升。前文對權力的討論指出，權力感能夠幫助人們舒緩壓力，增強自信，集中注意力。在數學測試中，權力感降低了女性的緊張程度，使她們更好地專注於考試。
這些數據指出，成績上的性別差距並不是先天形成的。成績差異往往反映出權力的差距，而非能力的差距。
性別平等文化的差異帶來了廣泛的影響，不僅僅是數學成績的差異。世界上最流行的一項運動——足球——也是一例。自1993年起，國際足球聯合會每年都會根據成員國的球隊成績和水平進行排名。在與英士國際商學院的羅德裡克·斯瓦伯共同進行的實驗中，我們發現即使在考慮人口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變量後，性別平等與女足的排名仍存在穩定聯繫。一個國家的女性享有的權力越大、機會越多，這個國家的女子足球隊競爭優勢也越明顯。
從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權力差距是性別差距的根本原因，影響男女能力的體現，包括在數學、運動等各個方面。那麼你一定會好奇，談判意願和出軌行為這兩類顯著存在性別差異的問題是否也是由權力差異導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