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個物種中，包括人類社會，為什麼等級制度會成為最強大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妨看一個最簡單的例子：蜂巢。蜂巢是合作關係的典型。美國猶他州州旗上就有一個蜂巢，象徵猶他州致力於社會和諧。蜂巢中的合作可謂天衣無縫，因此蜂巢又被視為一個完整、有生命的個體，就像「由眾多蜜蜂組成的一個哺乳動物」。蜂巢中的成員各司其職——清潔、建巢、覓食、防衛。而所有個體的行為結合在一起井井有條，和諧統一。
正是這種精確協調與完美融合使得蜂巢成為一種特殊群體：超個體。能進化成為超個體的物種十分罕見，而一旦形成超個體，這些物種簡直卓越超群。迄今為止，進化成為超個體的物種無一滅絕！超個體物種如此強大的原因在於物種內存在典型的等級制度。在超個體中，各個成員的工作同步進行，任何一種個體競爭意願都會被壓制，以確保集體利益不斷得到提升。
蜂巢的例子簡明地體現出一個道理：等級制度帶來分工。在人類社會，分工往往與關注重心有關。領導者與追隨者關注的重心不同。領導者要看見整片森林，而追隨者關注自己眼前的樹木。將軍需要考慮戰備狀態、軍事策略等全局性的抽像問題，而不是糾結怎樣開坦克、怎樣操作噴氣發動機這些瑣碎的事情。首席執行官需要考慮公司整體的財務狀況，而會計則處理繁雜細碎的財務數據。美國總統要關注經濟、外交等國家大事，而不是為了網球比賽日程焦頭爛額（卡特總統顯然搞錯了重點）。分工使得所有根本任務得到分配，並得以完成。
等級制度這只無形的手協調著各個組織成員的工作。因為等級制度的存在，什麼人、在什麼時候、需要做什麼、怎麼做，這些問題都有了答案。這些規則區分了不同等級的不同行為，人們對此形成心理預期之後，社會交往的效率也就大大提升。所以從本質上說，等級制度通過簡化社會交往的方式促進社會交往。
谷歌公司認為，通過創造一個無等級觀念的工作環境可以獲得成功，但是他們錯了。前些年，谷歌創始人拉裡·佩奇和謝爾蓋·布林開始在公司內推行一項實驗，認為該實驗會帶來革命性的成果：他們取消了公司的經理職位，建立起扁平化組織結構。這項實驗當然令人大開眼界，因為他們失敗了。脫離等級制度，大家陷入混亂與迷茫。佩奇和布林很快意識到，谷歌需要管理人員設定工作方向，促進協調合作。他們也認識到，即便是谷歌，也需要等級制度的幫助。
上一章提到，當國王很好。因此，等級制度也是一個激勵體制，能夠創造動力。等級越高，回報就越多。所以人們要努力工作，為組織多做貢獻，在等級結構上不斷向上攀爬，並獲得相應的回報——薪水更多、職稱更高、辦公室更大、停車更方便等。
這個道理說明，今天的努力與貢獻會帶來明天的等級提升。斯坦福大學的羅布·威爾發現，在一個團隊中，具有合作精神的成員確實在等級結構中上升得更快。為了團隊的利益做出自我犧牲往往會帶來更大的個人影響力，也會收穫更多的社交回報。組織內等級較低的成員對等級較高的成員表示恭順、積極合作，能夠促進團隊的成功，從而間接使自身獲益。當一個團隊獲得成功時，團隊中的每一位成員都能夠分享回報。因此，合作能夠在競爭中帶來益處。
也正因如此，上文提到的兩個組織——軍隊和天主教會——都需要等級制度的存在。在這兩個組織中，人們昇華個人理想以期實現團隊的進步。軍隊強調為了集體而犧牲小我。軍隊成員為了組織的利益，不惜將生命置於險境。同樣，在天主教會中，牧師放棄了最重要的私慾——性與家庭，奉獻於教會。天主教會是人類歷史上延續時間最長的組織。這和教會內部強大的等級制度信念不無關係。
等級制度還給人類帶來另外一個益處，一個純粹存在於心理層面的益處。要理解這個益處，試著回憶一下：在什麼情況下，你希望團隊中有一個清晰的等級制度？你希望知道誰在主事？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你在這種情境中渴求層級分明的等級制度？
一般來講，當你陷入恐懼時，或是對週遭環境感到無能為力時，你最希望有等級制度的存在。在這類情況中，人們渴望感受到秩序，感受到局面是可控的，而等級制度恰好是井然有序的體現。當人們失去控制感時，等級制度就會成為心靈上莫大的慰藉，因為即使在混亂的局面中，它仍是清晰明確的。約克大學的賈斯汀·弗裡森在其主持的一個項目中發現，當人們覺得對局面感受不到控制力時，更傾向於對等級制度表示贊同，認為其是最合理的社會組織形式。在這樣的情況中，人們期待被引領，並願意跟從。
政治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事件之後，人心惶惶，許多美國人都希望政府掌握更大的權力。這種影響的範圍不僅於此。「一戰」之後德國和意大利的經濟狀況十分不穩定，最終導致了獨裁主義崛起，其實也是上述影響的體現。
這種心理上的安慰作用甚至延伸到了宗教信仰領域。史蒂芬·塞爾斯分析了美國1920~1939年20年間的教會會友情況。他將這20年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20年代經濟穩定繁榮時期和20世紀30年代經濟動盪、人均收入下降時期。史蒂芬又將教會分為兩類：嚴密等級制度教會（例如羅馬天主教會、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與非嚴密等級制度教會（例如聖公會、長老會）。他通過教會內的等級數量來區分前後兩者。例如，羅馬天主教會從平信徒到上帝一共有17個權力等級，而長老會只有7個。
塞爾斯發現，在經濟穩定時期，人們更傾向於改信非嚴密等級制度教會。在經濟動盪時期，情況正好相反，嚴密等級制度教會在這一時期增加的會友數量更多。在與杜克大學的亞倫·凱合作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在個人層面上這個影響也是成立的。當人們回憶自己缺乏控制力的情境之後，他們對嚴密等級制度中的上帝持有更深的信仰，因為這個上帝無所不曉、無所不能。
人們在受到威脅時更加依附等級制度，這個道理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有些國家的等級結構相比其他地方的更加垂直、更加穩固。馬裡蘭大學的米歇爾·蓋爾芬德分析了全球33個國家的情況，她發現，當任何一種外力對某個社會施壓或者威脅其安全的時候，這個社會的等級制度會顯著增強。如果一個國家在歷史上曾面臨人口密度大、資源短缺等問題，或是經歷自然災害、戰爭和重大疾病，其等級制度也更加嚴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