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20日晚，奧巴馬在美國歷史上參與人數最多的總統就職儀式上完成了就職宣誓。然而，在總統就職儀式結束僅僅幾個小時後，十幾名共和黨的重要人物就在華盛頓的一家名為「核心會議室」的餐館裡舉行了一次緊急的戰略會議。這次緊急會議包括一頓三小時的晚餐和很多瓶葡萄酒，與會人士包括共和黨的很多重要人物：眾議員埃裡克·坎托、保羅·瑞恩，參議員吉姆·德明特、瓊·凱爾，以及眾議院前議長紐特·金裡奇。這些共和黨要員在這次會議上剖析了本次選舉中共和黨遭遇巨大失利的原因，並且制訂了對民主黨進行反擊的計劃，一位與會者事後將這項反擊計劃稱為一項「起義」計劃。從奧巴馬上任的第一天開始，共和黨人就不遺餘力地使用一切手段阻撓奧巴馬政府議程的實施。在之後進行的參議院任命聽證會上，共和黨人對奧巴馬選擇的財政部部長人選蒂莫西·蓋特納的個人財務狀況發起了猛烈的攻擊。而在眾議院中，共和黨人則極力阻撓奧巴馬的經濟刺激計劃通過。與此同時，共和黨還大量發佈競選宣傳風格的廣告，挖空心思地用各種可能產生爭議的話題來攻擊民主黨的立法委員們。共和黨的這場「起義」嚴重違反了美國總統競選的政治傳統：根據這一傳統，在新總統剛剛就職時，兩黨應該共度一段政治上的「蜜月期」。在此期間，在大選中落敗的政黨至少會暫時性地配合執政黨完成各項政治任務。而共和黨的這種新的鬥爭策略被稱為「核心會議室」策略，在這樣的策略下，共和黨拒絕對執政的民主黨進行任何形式的配合。眾議員凱文·麥卡錫曾這樣宣稱：「如果你表現得像少數派一樣，那你就將永遠處於少數派的地位。我們將會與民主黨鬥爭到底，我們會在每一項法案的通過以及每一項運動的進行中，盡一切可能給民主黨製造挑戰和麻煩。」
按照這些共和黨人的說法，剩下的一切都是歷史的必然。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共和黨人的這種起義精神傳遍了整個國家，形成了一些頗具影響力的人民運動，也創造出了所謂的「茶黨」組織——該組織成員的最大特點是對政府，尤其是奧巴馬政府的各種政策和行為進行積極的強烈反對。在2010年的中期選舉中，不少起義派的候選人依靠激進派的政治活動家的運作和一些富裕的極端保守派人士的金錢資助贏得了眾議院的大多數席位，在參議院也獲得了大量席位。從那一天開始，這些起義派人士便開始瘋狂地進行各種立法運動，阻撓奧巴馬政府的大部分政策（尤其是奧巴馬醫療改革計劃）。而在這一過程中，保守派的脫口秀主持人們一直在為這場起義活動加油叫好。這場可怕的兩黨戰爭持續了4年半，對美國的各項內外政策造成了嚴重的阻礙和損害，並且在2013年逼迫美國政府關門了16天，使得本來就已十分脆弱的經濟復甦受到了嚴重的威脅。這場兩黨之間的戰爭是美國政治體系自美國內戰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失靈，甚至連很多美國的保守派人士都被起義派為了一己私利而罔顧國家利益的狹隘行為所震驚。2013年10月，共和黨領導人終於否決了茶黨的要求，結束了長達16天的政府停擺，這時我們幾乎可以聽到整個美國都終於長舒了一口氣。
然而，可悲的是並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讓我們確信，2009年的這種荒謬的兩黨分歧不會在不久的將來以某些其他形式再次重演。導致這場嚴重兩黨分歧的所有政治因素，比如奧巴馬醫療改革以及關於移民問題的改革，目前都仍然存在。支持茶黨的富有的商業領袖們依然仇恨著大政府、各種政府管制規章以及針對富人的稅收。此外，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是，美國經濟仍處於持續的低迷之中。疲軟的經濟讓有史以來最大比例的群眾感覺自己被時代和社會所拋棄。在這些人的心目中，美國政府壓迫和背叛了他們，對政府的這種強烈的不滿導致這部分人群隨時願意以各種手段與政府對立。在這樣的情緒下，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起義派目前正在激烈反對或者未來即將激烈反對的很多政府動議（比如醫療改革以及金融改革），實際上是一些有望推動美國經濟發展的正面改革措施。因此起義派的這些激進行為事實上只會進一步延長美國人在經濟方面的不安全感，而這種在經濟方面的不安全感恰恰是起義活動的最大燃料。換句話說，早已佔據了美國現代生活其他領域的這種短視和狹隘自我利益的惡性循環現在已經完全控制了美國的政治體系。對此，我只能無奈地說，歡迎大家來到衝動的政治世界。
在這出政治鬧劇背後是這樣一個現實：長期以來，美國的保守派一直希望通過市場的約束力量重新整合美國的社會。也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為了阻止這種重新整合過程，政府所做出的任何努力都會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對。正是這種意識形態方面的公開分歧點燃了美國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的戰火。這種野蠻的鬥爭之火越燒越烈，漫長的兩黨之爭意味著各個環節中的無謂拉鋸，導致美國的政治文化在國家層面和地區層面上都出現了嚴重的斷層。然而，在黨派之爭的背後，是一種遠非意識形態分歧能夠解釋的更深層次的問題，這種深層次的問題與衝動的社會永遠不停運轉的跑步機有很大的關係。在過去的30年中，美國的整個政治體繫在事實上已被以自我為中心的經濟體所控制。共和黨曾被視為商業階級的政黨，而如今甚至連民主黨和自由派的政治力量也越來越把商業階級（特別是金融板塊）當作其政治機器的核心合作夥伴，因為這樣的政治機器正變得越來越昂貴、越來越依賴科技。在每一輪的大選週期中，美國的政治機器都在變得更加商業化。如今，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嚴重依賴資本的注入（一輪總統競選運動常常需要耗費10億美元的巨資），因此，兩黨都日益成為金融市場的附庸，政治活動不僅被市場的目標和追求所控制，而且越來越多地展現出與市場相同的週期與性質。
商業對政治的侵蝕絕不僅僅表現為職業政客所受到的腐蝕。極端主義的傾向已經嚴重損害了美國政治體系的健康，雖然很多選民對這一點感到極度不滿，然而事實上我們自身參與政治的形式也在變得日益個人化和極端化。對我們中的很多人而言，參與政治已經不再意味著通過努力達成妥協和共識，也不再是一種為了某種比我們的自我更加廣闊的東西而投身社會的過程。對於很多人來說，對政治的參與已經變成了另一種進行個性化消費的渠道，通過消費政治黨派精心製造的、分歧巨大的政治信息，參政向我們提供了另一種建立自我認知的機會。
以上現象的結果是，我們的政治體系以及政治文化已經變得與我們的金融板塊及消費者經濟體一樣短視。雖然我們在追求短期政治目標（比如籌集競選資金，或者巧妙地挑選出能改變民意結果、擴大選民基礎的15秒鐘「言論摘要」）方面正變得越來越高效，我們卻逐漸喪失了利用政治過程解決某些複雜長期挑戰的能力。這些變化導致我們的政治體系終日沉醉於政治本身，而已經無力解決任何其他問題。總統選舉已變得像軍事入侵一樣複雜和激進，像IPO一樣具有充沛的資金支持。牢不可破的精英階層能夠輕鬆地在政治活動的後台構建起隱形的精妙支持網絡，讓他們的短期利益得到充分的滿足。美國正面臨著一些複雜的、持久的問題，比如失去支撐的勞動力市場、即將破產的醫療系統、年久失修的基礎建設系統，再比如注定會走向下一次崩潰的自殺式金融市場——這些問題如今已經嚴重威脅美國經濟繁榮的穩定性和持久性了。然而，更可怕的是，當我們的政治體系面對這些真正的問題的時候，我們已經失去了行動的能力和意願。在這裡，我們看到了衝動的社會的終極悲劇：唯一可以幫助我們修正短視和以自我為中心的謬誤的制度，本身也已經被短期狹隘自我利益的病毒所感染，因此我們面對著毀滅性的危險卻束手無策，只能坐以待斃。
公平地說，美國政治體系的某些失靈現象並不是我們故意造成的。在20世紀的前2/3時間中，美國的政治體系取得了長期的勝利——我們鼓起了贏得戰爭勝利的勇氣和信心，我們積極投資於國家的未來，我們成功限制了工業化經濟模型的過剩傾向，並取得了許許多多其他的政治成果——這顯然不是一個平庸的政治體系僅靠運氣就可以取得的。我們英勇地挺過了大蕭條和「二戰」的困難，從這些磨難中重生的美國不僅表現出驚人的富裕和強大，還擁有著相對統一的社會價值觀，並對極左或極右的激進主義思想抱有高度審慎的警惕態度。雖然各種嚴重的社會張力仍然存在，但就總體的公開政治文化而言，大部分美國人都是相當穩健的中立主義者。美國的選民甚至常常在選舉中採取「分票」手段，即將兩黨中的一黨候選人選為總統，而讓另一黨控制國會。在立法過程中，兩黨合作現象相對現在來說可算是非常普遍。（在1965年，雖然共和黨聲稱民主黨推行的聯邦醫療保險計劃是一種社會主義傾向的運動，但仍然有近半數的共和黨政客對聯邦醫療保險法案投了贊成票。）然而，這種凝聚力和兩黨共識的喪失卻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到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上的黨派分歧已經開始加劇。戰後經濟繁榮時期的結束以及一系列的政府失靈現象和醜聞（包括越南戰爭、種族暴亂、失去控制的國家預算赤字以及水門事件等）打擊了美國民眾的後物質主義理想，也使得民眾喪失了對大政府解決重要問題的能力的信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我們之前所取得的政治勝利（尤其是公民權利方面的進步）激起了保守派的反撲，進一步腐蝕了美國戰後的凝聚力以及兩黨共識。
然而，正如我所看到的那樣，美國政治的黨派分歧問題的很大一部分成因是完全人為的。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們選擇向效率市場的意識形態靠攏的時候，我們事實上有意識地將美國社會推回向一種更古老、更殘酷的達爾文主義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而共同價值和集體主義的生存空間則因此大大減小了。政府放鬆了對公司的管制，於是公司可以自由地最大化股東的價值，並在很大程度上拋棄了對其他社會價值（比如員工福利以及對社區活力的貢獻）的傳統追求。美國公司這種新的個性導致了經濟不平等現象的抬頭，也侵蝕了美國社會中殘存的戰後凝聚力和共同價值。與此同時，曾經在公司與勞動者之間、市場與社區之間扮演經濟裁判角色的美國政府也放棄了這種有益的身份，於是社會凝聚力的另一大主要來源也喪失了。同樣重要的是，美國的社會文化開始鼓勵個體盡情地最大化個人的享受和自我利益。這種文化賦予公民更多的個人權力，並允許公民從社會生活中抽離，從傳統價值規範（比如自我約束以及為社區利益犧牲自我利益等）中抽離。我們舊式的、效率相對較低的經濟體系曾要求我們必須採取一種公共性的、集體主義的生活方式。然而當市場賦予我們撤退的權力，我們便迅速擁抱了這項權力，轉而追求一種更加個性化的生活，然而這種個性化的生活卻也常常意味著更加孤立並與社會隔離的生活。
在第五章中，我們曾經簡要討論過這方面的問題。很多美國人選擇搬去與他們的文化和政治偏好完全相適應的社區生活，這種行為事實上造成了社會分類現象的加劇。到了20世紀90年代，這種國家層面上的地理個性化趨勢已經完全改變了美國的政治地圖：很多曾經相對中立（即民主黨支持者與共和黨支持者的人數相對接近）的州和選區此時已經變成了深紅或深藍區域。然而這種政治上的分類現象並不僅僅局限於物理世界中。隨著廣播談話節目、有線電視新聞以及在線網站等各種新的媒體形式的發展，我們通過選擇各種截然不同的媒體環境進一步鞏固著政治意見上的分歧。
然而，就像以自我為中心的經濟體的其他方面一樣，這種分類的趨勢事實上受到兩種因素的共同驅動：一是我們自身的衝動的驅使，二是市場對我們的迎合——市場不斷提高著滿足我們上述衝動的能力和效率。就算選民不去有意追求個人化的政治環境，這些政治環境也會主動去尋求選民。以媒體為例，各種新聞渠道不遺餘力地試圖適應受眾的偏好，這在事實上鼓勵了我們這種強調差別和分歧的新型政治文化，因為這種分歧的文化更有利於商家追求利潤。由於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民眾通常有著非常不同的消費模式，因此廣告商願意花費巨資向不同政治偏好的受眾推送不同的商業廣告。於是極端化的政治新聞便成了一種篩選偏好類似的受眾群體的工具，這種高效率的媒體運營模式能滿足商家的廣告推送需求，因此具有極大的贏利潛質。靠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新聞來區隔受眾很快成為一種標準化的模式，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這方面的先驅——福克斯新聞頻道已經篩選、培育出了大量保守派的忠實受眾。根據共和黨的一位媒體專家戴維·弗魯姆的說法，福克斯新聞頻道採用的實際上是一種非常簡單的兩步策略：第一步是激起觀眾義憤的狂熱情緒（這可以令觀眾繼續收看該頻道），第二步是製造觀眾對所有其他信息來源的不信任感（於是觀眾永遠不會轉向其他頻道）。如今，保守派新聞媒體仍然是這方面的高手：自由派的最主要新聞頻道MSNBC（微軟全國廣播公司節目）的觀眾只有福克斯新聞頻道的一半不到；而在廣播談話節目的世界中，右派也幾乎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然而，不管從何種角度來看，兩極化的政治新聞都已成為新聞媒體的主流，這一方面是因為消費者越來越習慣於那種「義憤的狂熱情緒」，另一方面是因為新聞媒體在製造這種狂熱情緒方面正變得越來越有創意、越來越得心應手。當然，事實上這種義憤的狂熱情緒很可能是一種人為的情緒。美國的普通選民很可能並不如政客、專家以及媒體觀察者所聲稱的那樣極端。也許，媒體中的那些煽動性的修辭以及巧妙的言論摘要並不能真正反映我們大部分人對政治議題的看法。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宣傳手法確實擁有幾乎不可抗拒的極高宣傳效率：對我們中的大部分人而言，收看這樣的新聞不僅更加簡單輕鬆，而且顯然能為我們提供更多情感上的滿足——畢竟直接擁抱簡單粗暴的狂熱情緒遠比時刻清醒地詳細分析各種政治議題要容易得多了。正像在衝動的社會的其他領域中一樣，我們最終總是會選擇那條走起來最簡單輕鬆的道路，於是美國的政治文化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這樣的道路。
換句話說，如今的政治完全變成了一種品牌。在消費者經濟最初的日子裡，市場營銷專家就已經發現，消費者都非常喜歡強有力的「著名品牌」，否則我們在每一次購物時都必須認真分析各種廠商宣傳，再做出選擇，而品牌效應可以幫助消除這一舉動所帶來的焦慮感。於是在衝動的社會的大環境下，如今的政治文化也出現了完全相同的情況。從前，保守派和自由派等字眼意味著複雜的政治概念，而如今，這些政治概念都被提煉成為一些極度簡單卻非常強力的品牌。對選民而言，這些品牌的存在不僅可以讓我們更加輕鬆和快速地處理複雜困難的政治問題，而且還能讓我們在道德和情緒上獲得高度的確定性：我們總是堅定地相信，我方是正義的、善良的，而對方是錯誤的、邪惡的。對於兩黨的政治勢力和商業化的媒體行業而言，這種品牌效應提供了一種收穫選民好感的高效率途徑，並且這種好感可以被很容易地轉化為選票和排名。如今，市場營銷已經成為政治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我們的政黨運營的模式與資金充足的公共關係公司並無二致，而各種各樣的營銷手段都希望鼓勵選民們將政治當作另一種表達自我、創造自我身份以及獲得情感滿足的途徑和消費品。
然而，這些現象對民主制度本身而言都是非常不健康的。當我們把我們的政治制度當成消費者經濟的一個普通部分，當我用高度商業化的方式來運營我們的政治過程，當我們把資本和感情上的效率當作政治活動的重點，我們就不可避免地將美國的整個政治文化變成了一場災難。因為，公民的政治決策顯然不應僅僅被當作一種消費者的選擇。事實上，政治的決策應該是反消費主義的，也就是說在做出政治方面的決策時，我們至少應該試圖超越我們的短期目標和個人目標，應該試圖抗拒非理性的「義憤的狂熱情緒」，我們應該避免我們在政治上的熱情成為極端主義的溫床。然而，由於這種令人窒息的狂熱情緒恰恰是產出快速政治回報的最高效率的途徑，而美國現代化的政黨已經和現代化的公司一樣，永遠對快速的回報貪得無厭，於是狂熱和極端主義變成了我們政治經濟體的主要貨幣。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或遲或早地必然會創造出一台新型的永不停歇的跑步機，這台機器的產出不是共識和進步，而是分歧和癱瘓。因此，政治市場的工業化過程必然會導致左派和右派意見分歧的加劇，明白了這樣的道理，我們便會覺得目前美國政界的種種亂象實在是一點也不值得驚奇了。關於選民態度的研究顯示，從1972—2008年，對於一系列核心議題，美國一位中立的共和黨選民與一位中立的民主黨選民之間意識形態上的差距幾乎擴大了一倍（意識形態差距的度量採用標準化的7分意識形態標尺）。埃默裡大學的政治科學家艾倫·阿布拉莫維茨說：「在這36年間，民主黨選民從『中立稍微偏左』移動到了『明顯偏左』，而本來已經『明顯偏右』的共和黨選民則進一步向右側移動。」簡單來說，雖然共和黨選民移動的幅度更大一些（這可能是由於他們對羅斯福新政經濟政策現狀的不滿所導致的），但是兩黨的選民顯然都比過去更加遠離政治上的絕對中立態度。這種向兩極移動的現象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兩黨的選民越是遠離傳統的中立態度，兩派之間在關鍵問題上互相妥協的意願就越低，而願意妥協的政治家也就越難以獲得選民的支持。
市場促成的這種兩極分化的趨勢在很多層面上都產生了嚴重的後果。在純粹的文化層面上，我們可能已經達到了自美國南北戰爭以來兩極分化程度最高的時刻。研究美國政治地圖變化現象的最著名的專家之一阿布拉莫維茨說，「現在人們已經不再願意與『另一邊』的人進行交流」，在越來越多的情形之下，「人們乾脆選擇避免進行這樣的對話，選擇避免接觸與他們不同的人群。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因為與立場不同的人交往會令人們不舒服，會令人們不快」。關於這一點，我可以舉出一個十分切題的例子：在20世紀60年代，只有5%的美國人關心自己的子女是否會選擇支持另一黨派的配偶。而如今，1/3的民主黨選民以及1/2的共和黨選民都認為，支持不同黨派的男女締結婚姻是一件不合適的事情。
美國的政治文化已經出現了極為深刻的裂痕，人們對一些極其基本的問題（比如科學方法的合理性，以及虛假競選廣告是否道德）也已經不再能達成共識。甚至關於「是否存在一種普適的真理」這一問題也已經出現了爭議。在第五章中，我們曾經提到過康涅狄格大學的心理學教授邁克爾·林奇。林奇說：「現在，我們文化中的分歧已經不僅僅是關於價值觀的分歧，甚至面對事實的認知都產生了分歧。對於『如何獲得事實』，以及『什麼樣的知識可以被視為一種事實』，我們和他們都無法統一。」林奇認為，當我們到達了目前這種境界，民主制度本身已經受到了威脅，「因為一旦沒有了對知識的共同標準，就不可能對任何事情形成共同的標準。如果兩派之間根本沒有任何共同的詞彙表，那麼我們就像說著兩種不同語言的人一樣。我們已經無法通過溝通來討論我們之間的不同點了」。
這種蒙太古和凱普萊特式的衝突毫不走樣地投射到了美國的國家政治文化中。阿布拉莫維茨以及其他觀察者都認為，這種文化已經培養出了整整一代國會議員，這些政客在意識形態上表現得更為極端，而在立法的過程中則比我們能夠回憶起的任何一代政客都更加無能。曾經，共和黨中的中立派甚至比保守派的民主黨人還更加偏左，而民主黨和共和黨中的中立派都能夠通過妥協達成兩黨間的合作。而如今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更加糟糕的是，由於目前美國紅色州和藍色州的數目相當，而每一次的大選都有可能改變國會的權力平衡，於是每次的立法投票都變成了一場戰略性的「贏家通吃」的機會，兩黨都想利用這樣的機會來安撫自己在下次大選中的潛在支持者，同時也想讓對手沒有機會去取悅他們的選民。這方面的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在參議院中，兩黨越來越多地選擇通過冗長的辯論來阻撓對方黨派法案的通過，或者抵制對方黨派推舉的法官候選人。在20世紀70年代，我們每年大約只能見到10次這樣的冗長辯論。然而到了共和黨人發起「起義」的2013年，通過冗長辯論來阻撓法案的情況已經上升到了大約每年70次。阿布拉莫維茨說：「現在我們已經到達了這樣的境地：兩黨幾乎想用冗長的辯論來阻撓任何法案的通過，大家完全是為了反對而反對，為了阻撓而阻撓。很多時候，兩黨事實上對候選人或者某項特定的政策根本不存在分歧，而他們仍然選擇極力阻撓對方。這麼做只是為了恐嚇對手，我們的政治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場遊戲。」顯然，這些行為的代價是非常高昂的，美國的政治體系已經日益喪失了處理真正問題的能力，甚至連推行一些非常簡單的政策也很難完成，更不用提那些真正富有爭議的問題了，比如國家債務的削減、移民問題、清潔能源問題，以及氣候變化問題，這些問題本是華盛頓應該重點處理的問題，而事實上美國的政治體系面對這些問題現在完全束手無策。
在一種運行良好的民主體制下，政治領袖應該努力而富有創造性地試圖修補這樣的裂痕，試圖彌合選民間的分歧。即使無法做到這一點，他們也至少應該試圖讓更多的民眾回到中立的立場上，以創造出一群能夠被領導的大多數。要完成這樣的任務，政治領袖不僅需要對他們自身的政治目標進行適當的妥協，而且必須啟發和說服民眾不能僅僅著眼於他們自身的利益，而應該更多地支持更廣闊的國家利益——在戰爭和經濟蕭條期間，美國的政治家們正是這樣做的。然而，由於消費者市場的戰略腐蝕了美國的政治體系，越來越多的現代政治家不僅對目前選民兩極分化的政見表示非常滿意，甚至還發現積極鼓勵選民進一步採取極端的政見以及進一步從公眾生活中撤退是一種方便而又有利可圖的政治手段。
在這裡我們不妨以政治競選運動作為例子。陣營分明的「他們與我們的戰鬥」性質的競選策略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早在20世紀60年代，保守派的政治策略家就曾使用種族作為一種微妙的手段，來刺激南方保守派人士對民主黨產生敵意。然而，現在的政治競選運動已經把這種陣營分明的宣傳戰略變成了一種科學的機制，這種營銷手段已經取得了和消費者市場營銷同樣的極高效率——事實上，這些政治運動中所運用的技術手段以及其所僱用的專家很可能是與消費者市場營銷領域完全一樣的。到了20世紀80年代，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政治市場營銷專家都開始使用消費者心理學作為爭取某些特殊人口群體（比如足球母親、福音派人士、從聯邦醫療保險系統中獲益的老年人）的工具，這些營銷策略主要抓住那些能夠激起這些特定人群熱情的議題來做文章。由於政治運動的複雜性不斷上升，兩黨都必須招募新型的專業政治人員，比如競選咨詢師。而對於競選咨詢師而言，取得職業成功的關鍵因素是幫助僱主取得迅捷的勝利，因為沒有人會願意僱用一名看起來就會失敗的咨詢師。這樣的情況又給我們的政治運動引入了一種新的效率元素：候選人在進行廣告和市場營銷的時候，越來越願意採取比他們的競爭對手左得多或者右得多的立場（當然，他們的競爭對手也從咨詢師處獲得了完全一樣的建議），因為極端的政治立場是保證競選者能快速贏得選舉的最高效的武器。與此同時，美國的政黨迅速發現，在宣傳中使用激烈的措辭、陣營分明的宣傳立場，以及推送攻擊對手的負面廣告是激起選民基礎的熱烈情緒以及獲得競選資金的最高效率的手段。政治評論家史蒂芬·珀爾斯坦認為：「這樣的做法很快會產生正反饋效應，從而導致更多的負面廣告，以及選舉日中更為複雜精妙的『動員選票』活動。這種能夠不斷自我加強的循環機制向政客們提供了很強的動機，在這種動機的驅使下，政客們逐漸拋棄了傳統的中立立場，轉而長期採取極端的意識形態立場。因為平和中立的立場以及妥協的手段根本無法起到煽動選民基礎的作用。」
接下來，在21世紀初葉，我們迎來了大數據技術的浪潮。有了大數據技術，政黨就可以針對每位個人選民的特點進行充分個性化的分化和爭取工作。政治家們從大型消費者產品公司借來了這些先進的技術，手中有了這樣的武器，他們不僅可以根據年齡、黨派、投票歷史等因素對選民進行劃分和歸類，甚至還可以通過更多五花八門的因素來判斷選民的偏好和傾向，這些因素包括宗教信仰、信用歷史、對車輛的偏好、雜誌訂閱情況、電視節目收看習慣、衣著偏好、收看新聞的信息源、喜愛的啤酒品牌、槍支的擁有情況以及數百種其他各種變量。通過對這些豐富的信息進行挖掘，競選專家們可以以驚人的準確性預測選民對幾乎所有政治議題的反應，因此他們可以設計出高度個性化的信息，並通過向選民傳遞這些信息來試圖以最高的概率爭取選民的支持。這樣的情況說明，我們的政治零售業已經達到了一種新的高峰，政治市場對公民自我的入侵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在2004年布什對克裡的總統競爭中，布什的總策略師卡爾·羅夫就曾依靠這種精確的微觀定位技術爭取到了數百萬2000年大選時未參與投票的社會保守人士以及福音派人士，而這群選民的支持正是布什在本次大選中獲得勝利的關鍵性因素。卡爾·羅夫通過大數據技術篩選出最能引導選民支持布什的政治議題，比如同性戀婚姻和墮胎合法化問題，並據此向每位選民發送高度個性化的政治信息。民主黨則立刻意識到，2004年大選中的落敗是因為它們在大數據方面未能佔得先機，於是它們迅速在這方面投入了數百萬美元，迎頭趕上了共和黨。到了2008年和2012年，在奧巴馬總統的兩次競選活動中，他的團隊都從谷歌、臉譜網、推特、Craigslist等科技公司僱用了大批數據專家。這些專家帶領的團隊從所有能夠想到的信息來源收集了以太字節計的海量個人數據，並通過分析這些數據找到了每一位有可能會被說服投票給奧巴馬的選民；接下來，他們繼續通過數據分析的方法計算出爭取這些選民的最高效途徑，並以高度個性化的方式爭取每一位選民。在這樣的政治遊戲中，計算和分析成為制勝的秘籍。在發送募集助選資金的電子郵件時，怎樣設計標題才能起到最佳的募款效果？（專家至少測試過上千種不同標題的效果。）在給選民打電話的時候，怎樣的台詞最能鼓勵選民去註冊投票？如果臉譜網上的一位朋友邀請選民參加投票，選民接受這種邀請的概率有多大？（實驗和分析的結果是，在被臉譜網上的朋友邀請後，約有1/5的受邀選民願意去投票。）每一字節的個人信息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分析和利用。奧巴馬的助選團隊甚至獲取了有線電視公司的賬單記錄，來研究各個選民家庭收看了哪些傾向於支持民主黨的電視節目，並且根據這些信息劃分出各種各樣的選民分組，從而以前所未有的精確度和性價比向這些選民進行具有高度針對性的政治廣告推送。
正像在衝動的社會的所有其他領域一樣，微觀定位手段的這種極度個性化的高效率特點反而讓這項技術變成了民主過程和社區團結的摧毀者。從很多方面來看，傳統的非個性化政治宣傳運動在總體的政治過程中起到的是穩定與緩和矛盾的作用。在傳統的競選過程中，競選者希望能夠最大限度地爭取到盡量多的選民，因此他們必須選擇更廣泛包容的宣傳平台，並且以各種手段把他們的政治立場包裝得更加溫和中立——雖然這些元素在今天看來都是一些低效率的元素，但這些元素使得傳統的政治競選過程能夠起到穩定與緩和的效果。而微觀定位技術卻以最小化各種起緩和作用的低效率元素為目標，這種技術使得政黨的候選人事實上可以為每一類思維方式相近的選民創造出一個獨立的平台。因為有了這種高度個性化的平台，候選人可以完全忽視「另一邊」的選民。政治家所面臨的壓力減小了，他們不再需要發展出一個廣闊包容性的平台，也不再需要表達能被大多數人所接受的宏偉理念或者相對溫和中立的政治信息。用競選專家邁克爾·康的話來說，採用微觀定位技術的政治競選活動「完全不需要為了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而把他們的立場做溫和化或者中立化處理」。
除此之外，微觀定位技術也降低了對選民的要求。事實上，微觀定位技術可以被看作政治界的快餐。傳統的大型市場競選活動要求每一位選民都必須做出必要的努力：他們需要跨出自己狹窄的個人領域，需要走進混亂並具有高度競爭性的政治市場之中。而在微觀定位技術的幫助下，今天的政治市場就像比薩餅和Netflix一樣，能夠方便地自動走向選民，而不需要選民付出任何形式的努力。正像在消費者市場中所發生的情況一樣，這些技術使得政治與選民的自我之間的距離縮小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被微觀定位的選民們不再需要做出智力和文明上的努力，不再需要對宏大的理念和複雜的概念進行分析，也不再需要進行任何形式的思考和妥協。事實上，以微觀定位技術為標誌的政治競選活動最重要的特質便是宏大理念的缺失。一位就職於紐約某家市場營銷公司的競選專家這樣寫道：「我們中的很多人將微觀定位技術稱為『沉默的』市場營銷。這是因為對於有效的微觀定位營銷活動而言，如果你在活動進行前和進行後兩次對選民或消費者進行問卷調查，你會發現大部分選民或消費者並不記得他們聽到過任何重大的、戲劇性的宣言，也不記得他們接受過打動他們的廣告營銷或任何形式的『宏大理念』。這些選民或消費者只能回憶起這位競選人或產品的哪些特質贏得了他們的好感。因此，成功的微觀定位技術是一種隱形的技術，它能夠逃避所有雷達的偵測。」如今政治和其他形式的市場營銷之間已經不存在任何本質性的區別，政治越來越和消費者產品一樣，變成了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用來愚弄公眾的工具。
微觀定位技術的這種隱形特點對於參選的政客而言是一項非常明顯的優點，因為你的對手根本無法看到你所發出的全部政治信息。然而，我們的政治過程本應是一種集體性的、公眾性的、需要思考和分析的過程，因此這種隱形技術顯然不利於我們的政治過程實現其正確的目的。參加競選的政客可以使用不斷升級的各種微觀主題來取悅所有可能支持他的選民，然而這樣的行為卻無法創造出一種單一的、強有力的、卓越的政治理念，而這種偉大的政治理念本應是政治家的一項最有力的武器。從前的政治家能利用這種武器在贏得選舉後積極團結各部分選民，從而減小從選舉到執政的過渡期中可能遇到的種種阻力。然而在如今的政治模式下，選民們在競選的過程中一直沉浸在一種高度個人化、充滿狹隘情緒以及嚴重單邊化的體驗之中，因此在選舉日結束之時，很多選民無法輕鬆地走出競選模式——他們拒絕接受現實，拒絕接受繼續前進所必須進行的種種妥協。換句話說，以前的選民可以坦然地相信，即便他們支持的競選人輸掉了選舉，美國的政治體系仍然會有效率地運轉，而今天的選民們似乎已經不再具有這樣的信念。如今，美國的公民們拒絕與和他們政見不同的人為鄰，美國的議員們不再關注立法內容本身，而是一味地追求他們自身的政治利益和未來的政治成功，並為此毫無原則地攻擊和否認對手的所有觀點和立場。當人們失去了妥協的精神和對美國政治體系的信心，人們就看不到任何將美國從這種可怕的政治文化中解脫出來的希望。
事實上，在過去的幾次政治競選中，人們確實看到了上述不良氣氛的盛行，不僅美國的選民們無法從競選模式轉換到執政模式，美國的立法者似乎也同樣失去了這樣的能力。協和聯盟（一個試圖遊說政府縮小赤字規模的組織）的執行董事羅伯特·畢克斯比向我總結道：「兩黨都採取了同樣惡劣的態度。兩黨都認為『我們完全不需要與對方合作』。兩黨都相信『只要我們堅持不懈地阻礙對方，我們就可以贏得下次大選，我們將在下次大選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到時候我們就可以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完成任何我們想要完成的事情』。它們的目的不再是政治和立法，而僅僅是獲得選舉的勝利。」和以自我為中心的消費者經濟體一樣，我們的政治市場越來越執迷於對短期快速回報的追求，而越來越少地關注如何創造真正具有長期社會價值的產出。至此，我們的社會已經表現出了衝動的社會的終極症狀：唯一可能拯救我們免於走向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的制度，本身卻已經被商業的蠻力所扭曲和重塑。因此，這樣的制度不但不能幫助我們避免這場戰爭，甚至還把這場戰爭變成了一場永恆的戰爭。
然而，我應該記住的是，這場悲劇的最關鍵因素並不是人們的激情和異化傾向，而是我們的系統為了利用人們的激情和異化傾向而產生出的可怕動量和效率。問題的關鍵是政治咨詢師們會繼續建議政黨的候選人使用極端的政治戰略，因為這種戰略是這些咨詢師取得勝利並贏得新客戶的最高效的手段。問題的關鍵是媒體會繼續發出違背本意的虛偽聲音，因為它們不願意承擔損失受眾份額的風險，不願意放棄廣告所帶來的巨額收入。問題的關鍵是美國的政黨已經對負面廣告上了癮，而這些負面廣告會幫它們贏得更多的助選資金，這些資金又會被用來製造更多的負面廣告。現在，這台巨大的機器已經完全控制了社會，甚至連這場遊戲中的玩家們都已經開始感到緊張和焦慮了。在最近的幾年中，我們觀察到共和黨的領導人正經受著巨大的煎熬，因為截至2010年對共和黨產生了巨大效用的保守派媒體突然之間變成了該黨的一項巨大的債務和負擔——這些媒體變成了一種由市場領導的力量，而這種力量使得共和黨無法關小虛比浮詞的音量，無法採取一種更加實用的立法策略。2011年，在眾議院的共和黨人威脅要利用債務上限的談判為政府製造更大的麻煩之後不久，保守派的專欄作家弗魯姆寫下了這樣令人痛心的文字：「作為一種商業性的主張，這種模型（保守派的新聞產業）在奧巴馬時代取得了卓越的成效。然而從新聞的角度而言，這一模型卻並沒有帶來什麼良好的成果。而作為一種政治動員工具，這種模型已經產生了嚴重的副作用，由於保守派的新聞渠道長期過分煽動觀眾，如今這些選民反過來迫使騎虎難下的共和黨領導人不得不進行雙輸的無謂鬥爭。今年夏天由於債務上限問題而導致的政府關門事件就是這一現象的最佳例證。」然而，要想從這種尷尬而危險的情況中脫身是極為困難的。2010年，弗魯姆在接受《晚間報道》節目的訪問時這樣說道：「共和黨人曾經認為，福克斯新聞頻道能很好地為我們服務；而如今我們卻發現，是我們在為福克斯新聞頻道服務。這之間的平衡已經被完全反轉了。讓福克斯新聞頻道長期保持強大的那些東西，恰恰是讓共和黨無法變得強大的東西。」
美國的政黨親手建造的政治機器如今正以驚人的高效率運轉著，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民主黨或共和黨的成員真的有意放棄這種令人著迷的高效機器。雖然最近出現了一些兩黨合作的意圖和嘗試，但似乎這場遊戲的主要玩家以及手握操縱桿的重要人物們只不過是停下來充點電而已。在2012年被奧巴馬團隊用大數據技術擊敗以後，共和黨為了在2014年的選舉和2016年的大選中打出翻身仗，已經依靠大衛·科赫和查爾斯·科赫兩兄弟的慷慨捐助投資了數千萬美元來建立自己的大數據武器。當然，民主黨也在拚命說服其金主來為更高效的政治技術埋單。2013年年末，華盛頓曾經舉行過一次自由派捐款人的籌款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已經退休的對沖基金大鱷、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宣佈將拿出250萬美元的現金作為助選資金。《紐約時報》認為，索羅斯此舉是一種明顯的信號，這種信號意味著美國的富裕階級已經開始「提前為下一輪的大選做出承諾」了。
科赫和索羅斯等富豪的大名提醒我們，我們面對的真正的衝動並不是最新的科技，也不是我們拒絕妥協的不良思維方式。事實上，真正的衝動是美國的政治機器所產生的可怕動量，這台機器已變得如此巨大、如此商業化，它極度依賴大量的資本投資，因此從很多角度來看，這台機器更像是一個金融公司而不是一種政治體系。政治競選的運行模式已經越來越像大型的高科技新創公司，兩者的共同特點是對「投資者」的大規模需求。兩黨之間進行著不斷快速升級的「數據武器」競賽，微觀定位技術以及其他這方面的「武器」都是極為昂貴的，於是政治競選成本的增長速度甚至超過了醫療成本的增長速度。2000—2012年，在總統競選活動中的開支（以實際美元計）上升了三倍以上，達到了令人咋舌的20億美元。國會競選的成本也比過去上升了許多。在2012年，贏得一個參議院席位的成本是1050萬美元，而贏得一個眾議院席位則平均需要耗費170萬美元，和1986年的情況相比，這兩項成本都大約翻了一番。2012年的所有選舉活動總計耗費了63億美元的巨資。在這樣的系統中，金錢已變得和選票一樣重要，甚至已變得比選票更加重要。
不斷上漲的金錢河流反過來又進一步加深和鎖定了衝動政治的各項特徵。由於選舉競爭的成本正變得越來越高昂，在助選資金的資本市場上，贊助者們越來越不願意在「挑戰者」身上進行賭博，而更願意支持已經持有席位的政客們。這種行為導致已經存在的兩黨對立結構進一步加深和強化。埃默裡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從20世紀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葉，花費在已經獲得眾議院席位的政客身上的助選資金（以及相應的捐款）增加了50%，而花在挑戰者身上的資金則減少了13%。
在更本質的層面上，由於政治活動對資本的需求越來越高，我們的政治經濟必然越來越受金融化經濟體的目標和思維方式的影響和控制。如今，籌集政治捐款已經變成了一種持續性的、常年進行的經營活動——眾議員平均每天要花費4小時的時間來給潛在的捐款者打電話。更嚴重的是，由於立法者必須籌集到大筆政治資金才能繼續他們的事業，他們便不可避免地會越來越傾向於那些能夠提供大額支票的捐款者和商業板塊，而這也意味著政治方向和議程必然會越來越符合這些大金主們的利益。對於民主黨的立法者而言，這尤其是一件非常難堪的事情。從傳統上來看，民主黨一直致力於推進各種民粹主義的進程（比如勞工運動、環保主義以及少數人群的權益等），而如今卻必須去取悅自己的資金基礎——這一群體所追求的目標和利益不僅不可能是民粹主義的，甚至在很多時候根本與左派的進步主張相矛盾。各種各樣的問卷調查顯示，比較富裕的選民通常更注重國家赤字削減、政府支出等政治問題，而不太關心失業問題。這是因為政府的赤字水平會影響央行制定的利率水平，而利率的波動對投資回報率有巨大的影響。研究顯示，富裕人群中相信「聯邦政府應把充分就業作為優先目標」的比例僅為普通人群中比例的1/3，而富裕人群中支持「聯邦最低工資應該足夠保證勞工家庭處於貧困線之上」的比例僅為普通人群中比例的1/2。前民主黨眾議員湯姆·佩列洛在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時曾說，民主黨的主要資金捐助人「很可能認為政府赤字問題是比就業機會不足現象更嚴重的危機。」佩列洛認為，由於這些為美國進步的左派中心提供資金支持的捐款人的優先目標發生了變化，民主黨的政治活動和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已經被注入了「一個巨大的反民粹主義元素」。
經濟學家迪安·貝克是經濟政治研究自由中心的創始人之一，他也表達了與佩列洛相似的擔憂。貝克說：「那些為政治競選活動埋單的人現在狀態好得不得了。這些人是那些手頭持有大筆現金的人，是公司的高層。他們已經完全從上次的經濟危機中恢復了過來。美國的股市已經超過了危機前的最高水平，公司利潤也創造了新的歷史紀錄。對於這些人而言，他們根本不覺得失業現象是一個大問題。」貝克認為，這樣的現狀意味著，如果民主黨提議採取政府行動解決就業機會不足的問題，那麼它們很可能會失去現有的大贊助商的支持。貝克說：「如果你跑去找一位贊助商並對他說：『你看，我找到了一種很好的方法，這種方法能夠刺激我們的經濟，能把失業率降低2—3個百分點。』那麼對方一定會說：『我們幹嗎要那樣做呢？你這麼做只會加大政府的赤字。所以我們為什麼不坐在這裡耐心地等待經濟自動好轉呢？』」在如今資本密集型的政治產業中，民粹主義早已變成了一種需要被從政治機器中擠出去的低效率元素。
事實上，由於政治競選活動對資金的要求不斷高速增長，整個政治文化已經不再有空間去容納和回應那些民主黨人和自由派人士曾經極力擁護的重要問題了。如今，金融板塊是政治競選活動的最大贊助商之一，金融板塊有著巨大的利潤盈餘，並且在最近幾年中，它們有極強的動機要把這些利潤盈餘中的一部分花在華盛頓的政治活動中。1992—2012年，金融板塊對競選活動的注資數額（以實際美元計）幾乎翻了七番，達到了6.65億美元，在對政治競選活動的注資規模上，金融板塊超過了其他任何板塊，1992年，金融板塊的注資只佔整體競選支出的4%；而如今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11.5%。此外，僅在2012年一年，金融板塊就花費了近5億美元的巨資用來遊說政府的立法者和管理者們。
金融板塊的巨大政治影響力在很多方面都有所體現，而最能看到這種公開影響力的地方恐怕要數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了。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負責對華爾街實施監管，而來自金融板塊的大量競選贊助資金幾乎每天像暴雨一樣澆在該委員會委員們的頭上。由於這個「現金委員會」的席位是如此的值錢，自1981年以來，該委員會總共增加了17個新席位，總委員席位數量達到了61個。一旦一名眾議員首次贏得了該委員會的席位，金融行業的說客就會以職業體育俱樂部挑選大學生運動員那樣的熱情對這名新委員進行最詳細的審查。在一篇關於這個「現金委員會」的雜誌報道中，記載了一位說客與《時代週刊》的埃裡克·利普頓的對話。這位說客表示：「這個過程很像NBA（美國籃球職業聯賽）或者NFL（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中俱樂部對第一輪獲選新秀進行的投資。我們看到了這裡存在的潛力，因此我們願意進行投資，我們希望這樣的投資日後能夠產生回報。」在大部分情況下，華爾街對這些投資的回報感到相當滿意。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以及國會的其他部分，甚至整個白宮都充分照顧了華爾街的利益。政府在金融危機後承諾進行的很多改革措施都因此被嚴重弱化甚至完全消除了。
華爾街從來都把華盛頓視為一項可以產生巨額回報的投資財產。然而在最近幾十年中，國家政治的金融化水平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或者有些人可能會說，國家政治的金融化水平回到了大蕭條之前的水平。在「二戰」結束之後，美國政府曾對金融板塊採取了嚴厲的管制措施，政府的政策甚至常常對金融板塊抱有一定的敵意，然而如今，政府對金融板塊的態度變得友善了許多。雖然這種對金融更加友善的新態度始於共和黨人尼克松和裡根執政的時代，然而如今金融板塊的最大政治支持者卻常常是民主黨人。事實上，正是民主黨人在20世紀90年代把金融板塊從大蕭條後的嚴厲管制中解放了出來，因此民主黨人應對金融板塊的自由化過程負有最大的責任。1933年通過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曾禁止商業銀行同時在金融市場開展業務。在20世紀90年代，《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推翻，而領導推翻該法案的政治運動的頭號功臣正是克林頓政府的財政部部長、高盛的前任老闆羅伯特·魯賓。羅伯特·魯賓還幫助華爾街擊退了試圖對CDS（信貸違約掉期）及其他金融衍生品實施監管的政治力量。這兩項去管制化的政策為華爾街開闢了收入和利潤的巨大新來源，而這些巨額的利潤又成為民主黨助選資本的一個巨大的新來源。然而，這兩項政策同時也是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的關鍵促成因素之一。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這些「大而不倒」的銀行由於在金融市場上進行投機行為，而在這些不受政府管制的金融衍生品上損失了數千億美元。這些天文數字般的虧損幾乎完全摧毀了當時的全球金融系統。
然而，儘管發生了這樣的巨大悲劇，民主黨和華爾街之間的聯盟關係卻依然穩固。雖然奧巴馬在很多方面（尤其是醫療改革方面）毫不猶豫地進行了一些非常激進的改革努力，然而他在金融方面的立場卻是非常老派的。雖然奧巴馬在2008年的大選過程中曾對華爾街做出過極為嚴厲的批評，這位新上任的總統卻很快建立了與金融板塊的聯繫，這方面最為明顯的舉動是奧巴馬任命了羅伯特·魯賓的追隨者——蒂莫西·蓋特納作為他的財政部部長。雖然我們應該承認，蓋特納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經濟危機的繼續惡化，但蓋特納也從未放棄對華爾街盡忠的目標。當時，有很多人認為華爾街的銀行規模過於巨大，因此它們的投資行為已經造成了對整個美國經濟體的系統性風險。基於這樣的考慮，出現了拆分華爾街銀行的提案，很多金融專家認為，這樣的提案完全可能促成一次根本性的金融改革。然而，在蓋特納的努力下，這樣的法案以及很多其他不利於華爾街的法案最終未能獲得通過。此外，對於在本次危機中起重要作用的華爾街機構，奧巴馬政府也放棄了提起刑事訴訟的權利，雖然有大量證據證明，這些機構涉嫌欺詐。最終，奧巴馬政府對華爾街再次復甦的各種過剩現象坐視不管，這些過剩的現象包括巨額的工資和獎金，以及投資者的短視思維對公司策略所起到的嚴重的腐蝕性影響。至此，我們見證了衝動的社會的又一次勝利：強有力的金融板塊將美國的政治文化轉化為暴利的保護傘，這些通過不當手段獲得的暴利租金然後又被再次投資於政治領域，用來製造新的尋租機會。
可悲的是，唯一能阻止美國的政治文化不被完全金融化的公共製度——法庭最近也淪陷了。在2010年的「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件中，美國最高法院取消了針對公司向政治活動委員會進行政治捐助的一切限制。此次判決生效後，政治活動委員會可以使用這些資金來發佈支持和攻擊任何候選人的廣告（大部分廣告是攻擊對方候選人的廣告）。在這次判決生效後的第一次選舉中，靠公司資金支持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就一舉籌得了三億美元的資金。而到了2012年大選時，上述金額又翻了一番。
聯合公民訴訟案向我們展示了金融市場對政治的巨大影響力，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已經完全穿透和控制了美國的政治文化。在做出這次判決後，最高法院大法官安東尼·肯尼迪表示：這次判決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將會是良性的。肯尼迪大法官的這種看法恐怕只有那些被隔離在華盛頓的小世界中的人才會同意。肯尼迪大法官認為，雖然這樣的判決結果使得公司能夠對美國的政治過程「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或介入」，但他認為這樣的結果「並不會讓選民喪失對我們的民主制度的信心」。肯尼迪大法官的這種看法實在是大錯特錯。這次判決的主要依據是，向政治競選活動捐獻資金是一種受憲法保護的表達個人看法的權利。這一論調常常被公司律師用來作為支持一項範圍更大的法律運動的論據，這項運動希望法律能保證公司享有與個體公民完全相同的權利——如果這樣的運動獲得成功，那麼公司在事實上就能夠通過金錢購買其所希望的任何政治結果，這樣的行為與衝動的社會中個體消費者用金錢購買即時滿足的行為確實是高度相似的。然而，這樣的論點也觸怒了很多不是公司律師也不是政治說客的美國公民，尤其是那些個人生活被美國公司的這種追求自我滿足的浪潮嚴重損毀的公民。
本次金融危機的最大成因便是公司的這種狹隘自我對短期回報的過度追求（並在虧損後不知羞恥地要求政府用公共資金對它們進行救援）。然而就在此次金融危機發生後不久，便出現了聯合公民訴訟案的判決結果，這很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對於很多普通的美國公民來說，這個國家的政治體系似乎已經成為金融板塊的幫兇，或者說成為金融板塊的一種延伸。現在，美國的政治體系的行為模式已經與市場完全一致，美國的政治體系有著與市場一樣的短視，與市場一樣的「贏家通吃」的遊戲規則；美國的政治體系與市場一樣把狹隘的個人利益作為終極的追求目標，與市場一樣重視資產而輕視個人。
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美國的國家政治似乎回到了大量進步改革措施實施之前那種野蠻而又腐敗的世界中。羅斯福以及威廉姆·塔夫脫等進步派改革人士的努力似乎已被完全抹去。在改革之前的黑暗日子裡，國會議員席位可以被公開購買，公共資金可以被隨意掠奪，而普通的美國公民要麼被完全忽視，要麼被政治家當作為富裕階級謀取利益的墊腳石。在這樣惡劣的社會環境下，難怪一些嚴肅而憤怒的民粹主義運動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2009年的茶黨運動出現之後，在兩年後又出現了更嚴重的「佔領華爾街」運動。2011年9月，當憤怒的示威者們佔領了紐約市曼哈頓的祖科蒂公園，對腐敗的金融系統以及同樣腐敗的政治體系進行抗議時，大多數美國公民都深感驚訝。讓人們驚訝的並不是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抗議活動，而是這樣的抗議行為為什麼直到現在才發生。
那麼，這樣的憤怒情緒為什麼沒有轉化成大規模的革命運動呢？美國的這種新型的金融化的、高效率的、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的衝動的政治世界必然導致一系列可怕的後果，比如金融和經濟體系的崩潰、中產階級的衰弱和縮小以及國家立法程序的癱瘓。按理說沒有比這更容易促成長期的示威反對運動的情形了。然而，在現實世界中，我們卻看到，這些反對運動主要針對相關問題的表面，而未能直指問題的核心。「佔領華爾街」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引起實體經濟界的震動。與此同時，美國社會的另一項示威運動——茶黨運動——倒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茶黨運動的平台在很大程度上致力於阻止政府採取任何形式的有意義的改革措施來對上述不平衡現象進行修正，這種方向完全錯誤的抗議運動反而高效地取得了成果。茶黨運動事實上控制了整個共和黨，並最終讓後者成功地關停了美國政府。可悲的是，當美國的政治文化不再追求真正的政治變革，而主要追求品牌效應和自我身份的創造時，茶黨運動的這種荒謬的結果正是人們唯一可能得到的。
讓我們再來看看自由派人士對金融危機的反應。雖然「佔領華爾街」反映出了主流自由派人士對華爾街及其走狗——政府的腐敗現象的不滿，以及對根本性改革措施的呼喚，然而這場運動最終卻未能成功地喚起很多主流自由派人士的熱情。從公平的角度來說，「佔領華爾街」根本沒有為爭取主流的支持做出足夠的努力。相反，發起「佔領華爾街」的主要群體既不願意與媒體溝通，也不想和潛在的同盟者（比如廣大勞工階級）進行合作。這一抗議群體也同樣不願意提出，同時也沒有能力提出一套合理的改革方向和方案。從實際的角度來看，「佔領華爾街」僅僅是想發洩一種衝動的政治憤怒，這場運動完全缺乏經過深思熟慮的結構和過程，因此注定不可能成為一場主流的運動。用本書的術語來說，「佔領華爾街」更多地來自「短視的衝動者」，而不是來自「長遠的計劃者」。
然而，就算「佔領華爾街」能被組織得更加「專業」一些，我們也無法確定主流自由派人士是否願意加入這場高風險的集體性抗議活動，這些活動發生於祖科蒂公園以及美國數百所其他公共場所。事實上，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左派人士與集體活動或者說「集體性」的概念之間一直保持著一種十分尷尬的關係。反主流文化的衝動在20世紀60年代曾經是如此的強烈，以至到了20世紀80年代，這種風潮已經被主流消費者文化所吸收，而主流消費者文化的重要特徵便是它隨時準備將任何形式的政治理念轉化成一種商品或服務。到了20世紀90年代，很多激進的反主流文化人士甚至已經變成了消費者文化的代言人：艾倫·金斯伯格代言了Gap（蓋璞）牛仔褲，而威廉·巴勒斯則開始宣傳耐克公司的AirMax系列產品。而對於我們中的其他人而言，示威和抗議變成了一種方便的商業化消費品，身在消費者經濟體中的我們只要走進商場，便可以輕鬆地獲得為個人自由而鬥爭的機會。
與此同時，美國的新左翼群體（那些在政治上十分活躍，願意為了爭取民權或抗議越南戰爭而走上街頭示威的男男女女們）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美國的中產階級所同化。物質的理想代替了政治的理想。20世紀60年代末的時候，自由派的學生積極分子曾為了抗議理查德·尼克松所採取的保守派政策而走上街頭。然而，僅僅20年後，當裡根政府再次推出保守派的經濟政策時，同一批自由派人士已經不再願意走上街頭，而選擇搬去看不到支持裡根的條幅的社區中居住。與此同時，美國的政治家們也不再要求選民走出自己的狹隘個人利益，去擁抱某種更廣闊的國家目標。對於很多「嬰兒潮」一代的人們來說，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一種自我表達和自我身份確認的工具，只有當政治適應我們的日程和生活方式的時候，我們才願意參與政治；或者只有當我們需要填補內心的空虛時，我們才願意參與政治活動。對這一代人而言，政治再也不是一種要求人們忍受不適、延遲滿足、做出艱難選擇的東西了，因此也再沒有任何人願意為了政治而忍受催淚彈的攻擊。
當然，這些逐漸老去的左派人士並沒有完全喪失他們對一個市場化程度較低的社會的渴望。只要看一下Daily Kos等網站的流行程度，我們便會發現美國仍然存在著一個規模很大的關注政治的左派群體。然而，Daily Kos等網站也同時完美地展現了人們的政治理想在衝動的社會的環境中發生了怎樣的進化（或者更準確地說應該是退化）。從很多方面來看，美國已經變成了一個「搖椅自由派」的國家，我們只願意坐在安全舒適的客廳裡或者辦公桌前，對美國的政治問題品頭論足、指手畫腳。想要鼓勵伊麗莎白·沃倫競選總統嗎？請點擊這裡。想要告訴哈里·裡德他應該停止使用冗長的辯論來阻礙法案通過嗎？請點擊這裡。想要支持「佔領華爾街」嗎？請點擊這裡。然而要想讓我們真正走上街頭，忍受種種不適，面對「佔領華爾街」人士所面臨的那些生理和心理上的風險（順便問一句，我們已經有多久沒有看到過這種程度的白人對白人的警察暴力了）？不好意思，我們中的大部分人根本不想承受這樣的風險。因為我們高度工業化、高度金融化以及高度商業化的政治文化早已不再鼓勵人們承擔這樣的風險了。
這些情況造成的後果是，在今天的美國政治中，已經不再存在一個有效的左派群體了。至少我們已經不再能看到如20世紀30年代勞工運動高峰時或者戰後時段末期抗議運動盛行時的那種積極的、強大的左派力量了。政治分析師皮特·貝納特認為，這樣的情況對美國的政治過程而言是災難性的，因為這樣的情況致使民主黨人放棄了很多曾經是該黨核心理念的東西。貝納特還認為，由於美國缺乏有力的左翼群體，由於不再有政治積極分子願意走上街頭打破美國的政治現狀，如今的民主黨人已經失去了與保守派協商的籌碼。貝納特這樣寫道：「與富蘭克林·羅斯福或者林登·約翰遜不同，克林頓或者奧巴馬永遠無法真正有效地威脅到美國的保守派人士，因為他們無法令人信服地說出這樣的話：『如果你們不通過自由派的改革法案，左翼激進分子就可能做出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與此同時，左翼力量的缺失使得今天的民主黨能夠輕鬆地採取很多以前只屬於右派的行為，比如大規模地從公司贊助商處獲得助選資金，以及對華爾街採取高度友好的態度。貝內特寫道：「今天的民主黨人發現，與保守派世界的大公司和大財團建立關係變得更容易了，因為已經不存在一個獨立的左派運動來對民主黨的上述行為施加反對壓力了。」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左派所採取的這種更以自我為中心的政治主張直接導致了金融去管制化政策的出台，也繼而促成了後續危機的發生和發酵。由於今天的美國左派高度關注自我表達和對個人成就的追求，他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拋棄了該派力量的歷史功能：對政府起制約作用，保證政府不能徹底成為市場的奴隸，不能盲目地追求效率的提高。
然而，右派的茶黨卻完全不存在左派的這種缺乏支持基礎的問題。自茶黨誕生之日起，這場右派的革命就得到了保守派政治機器的熱烈肯定。而這台右派的政治機器與左派相比，不僅行動能力更強，資金基礎也更為雄厚。當「佔領華爾街」人士拒絕與媒體進行溝通時，很多茶黨的積極分子卻接受過極為專業的媒體管理訓練。右派的各種集會和政治活動不僅經過精心的組織，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集會和活動受到了媒體和當地立法者的支持和配合。茶黨不僅邀請當地的立法者參與這些活動，並且還警告這些政客：如果他們不支持茶黨的政治主張，就會在下一次的初選中面臨嚴重的麻煩。
在這裡，我並不是想說茶黨所表現出的憤怒情緒不如佔領祖科蒂公園的群眾的憤怒情緒真誠，我也並不是想說茶黨完全是由右翼說客和百萬富翁們創造和控制的。在茶黨運動的中心，以及在更廣泛的紅色州的「品牌標誌」中心，確實存在著一種深刻而真實的焦慮情緒，是家庭、社區、自力更生精神等重要社會價值的逐漸消失導致的。當然，在茶黨的世界中，對這些傳統價值觀的珍視中還混雜著其他一些沒有那麼高級的情緒，比如偏執和頑固。此外，這種傳統的價值觀也很容易被政治精英和商業精英利用，成為他們操縱選民的工具。事實上，尼克松就曾經成功地挖掘和利用「沉默的大多數」的焦慮情緒，從而獲得了連任選舉的勝利。可見，利用傳統價值觀來操縱選民早就已經是共和黨人的傳統。然而，尼克松和他的保守派後人（比如裡根）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功，是因為他們深刻地理解這樣的事實：戰後的自由商業主義所帶來的社會成本已經確確實實地引起了很多美國人（不僅僅是狂熱的保守派、自由派、生存主義者）的不滿。
從保守派的角度來看，積極干預商業活動的大政府以及過於廣闊的社會安全網不僅掏空了美國的國庫，而且製造了一群新型的、令人討厭的美國公民：他們愚蠢而又以自我為中心，心安理得地把政府提供的各種福利和權利當作他們理所應得的東西；他們完全看不到物質世界的現實情況，也毫不尊重長期保持美國社會活力的傳統制度和價值觀。保守派的這些看法並不僅僅針對那些整天吸大麻的嬉皮士以及靠福利生活的社會寄生蟲。事實上，這種情緒反映出的是一種更為深刻和真誠的恐懼情緒——他們擔心美國公民中會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和支持美國的傳統社會制度和規則。而在這些保守派人士的心目中，這些社會制度和規則正是促成美國穩定、高產、快樂的優良文化的核心因素。對此，保守派的歷史學家丹尼爾·布爾斯廷發出了這樣的慨歎和警告：這些新型的自由派公民「不僅拒絕美國的過去，也否認他們與社區的關係。美國要生存下去，就絕對不能容忍這種可鄙的返祖現象，不能讓這種新型的野蠻主義繼續存在下去」。美國的保守派人士彷彿發現了萊格英哈特所描繪的超物質主義人群的陰暗面，就像美國社會的衰退完全是這群人的自私和短視所致。
雖然上述問題是確實存在的，但保守派對上述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卻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傑瑞·法威爾等社會保守派人士提出的虔誠的、道德聖戰式的解決方案被大多數主流選民認為是陳舊的、脫離現實的。而問題更嚴重的是裡根及其他自封的「財政保守派」人士所提出的經濟方針：向美國經濟中注入大劑量的極端個人主義和自由市場的猛藥，卻完全不以政府監管和制度對此進行限制和規範。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保守派所實施的這些政策最終只會讓他們想要保存的這些社會價值被更快地侵蝕掉。雖然這種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撕裂了美國的社會，拖垮了勞動力市場，加速了收入不平均現象的升級，使得家庭、社區以及本可以自食其力的人們的生活變得極為困難，然而保守派對自由市場的近乎宗教式的信仰卻讓他們繼續無視現實的矛盾，繼續無視他們的行為所造成的巨大破壞，或者牽強地聲稱這些成本都是社會前進的自然規律。如果說左派的問題是常常過度懷疑市場的力量，那麼如今的保守派則顯然過度迷信市場的力量了。在裡根經濟革命的最高峰，保守派的社會批評家理查德·約翰·紐豪斯和皮特·伯格提出了這樣的觀點：現代的保守派意識形態「經常表現出與左派完全相反的弱點：他們對大政府的異化過度敏感，卻對大公司的同樣行為視而不見」。而就職於保守派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愛德華·勒特韋克則進一步指出：保守派的這種盲點「導致主流共和黨意識形態的核心中存在著一種刺眼的巨大矛盾」。
為什麼保守派人士如此不願意正視市場的這種分化和腐蝕的力量呢？他們這樣做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恐懼。平心而論，保守派的這種恐懼並不是完全不合理。因為政府試圖控制經濟的種種努力幾乎總是會創造出一些新的問題。比如說，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積極干預就對房地產泡沫的產生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然而，要真正理解右派對自由市場悖論的盲目否認態度，我們就必須回過頭去看看他們的政治品牌究竟是如何誕生的。在過去的20年中，政黨、咨詢師以及各種各樣的媒體渠道已經成功地將個人對政治的參與活動轉化成了一種與消費產品高度相似的東西——通過參與政治活動，選民可以滿足自己的熱情與幻想，可以保持自己的身份認同，卻不需要付出任何形式的努力，也不需要經歷任何形式的不適，或者進行任何形式的思考和妥協。然而，雖然這種品牌包裝的效應確實在近些年來為政黨（特別是保守派政黨）帶來了短期的政治回報，但這一過程也同時導致美國的政治文化幾乎失去了推進政策或者做出重要抉擇的能力。比如，在目前保守派政治品牌的理念中，妥協的理念幾乎沒有任何的生存空間，因為在這種品牌理念中，妥協行為與保守派「正統」的自我身份定位在道德上是不相融的。因此，不管是保守派的選民還是保守派的政治領袖，都認為他們在意識形態上絕對沒有迴旋的餘地——他們無處可去，只能從相對中立的立場不斷向極右主義和極端主義移動。
然而，保守派的品牌形象中的這種矛盾的元素現在已經浮出了水面。比如，由於自由市場政策對勞動力市場產生了巨大的破壞，如今的保守派已經越來越難以同時堅持以下的兩種信念：一是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二是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完全對他們自身的經濟狀況負責。在今天的經濟環境中，勞動者即使付出全身心的努力來追求自食其力的生活狀態，也很可能無法完成這個任務。事實上，在過去的10年中，右翼品牌已經逐漸失去了現實世界中的大部分民意基礎。在裡根的時代中，由於自由派的羅斯福新政方針存在顯而易見的弊病（比如大社會項目的垮塌，以及許多工會中存在的腐敗與自滿現象），保守派的主張能夠獲得足夠的民意支持。然而如今的保守派品牌在現實中的根基已變得越來越不穩。面對國際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種種社會災難與經濟問題，以現實為基礎的保守派必須重新考慮他們奉為神諭的自由金融市場的智慧。
然而，由於右翼的品牌形象具有極強的穿透性，很多保守派人士甚至拒絕考慮效率市場有可能失靈的可能性。一些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很多將自己定義為保守派的人士認為，經濟危機的發生主要應該歸罪於政府支持的房屋貸款，同時他們認為工作崗位數量回升過於緩慢的現象是政府的過度管製造成的。而這些人絕對不肯面對這樣的可能性：效率市場本身也許已經出現了腐化的現象和巨大的偏差，這種偏差導致貧富差距的加大，也損害了中產階級的利益。然而，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保守派的品牌形象已經被現實磨損得差不多了。因為調查研究的結果還顯示，比較年輕的保守派人士（尤其是近期自身經濟利益受到損害的年輕人）遠不及老一輩人那麼迷信市場的力量，也相對較能接受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行為。然而，品牌化的保守主義已經完全控制了共和黨的整個系統（這尤其體現在對初選候選人的選擇上），因此它們的品牌理念只能向更極端的方向越走越遠。
這樣的情況導致共和黨幾乎已經沒有能力對任何經濟問題提出實質性的政策建議。在這方面存在一個典型的例子：很多共和黨議員都相信，目前的資本利得稅制度是不可持續的。因為目前的資本利得稅制度不僅導致百萬富翁所面對的稅率比掙工資的中產階級勞動者面對的稅率還要低，而且這樣的稅務制度還允許股票持有者不斷買賣手中的股份，卻幾乎不會受到什麼稅務方面的懲罰，這一制度因此鼓勵了市場上的一些最為糟糕的短視行為。在一個運行良好的政治文化中，對資本利得的徵稅方法應該能夠鼓勵投資者長時間持有股票（連續持有5年或更長的時間）。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的達蒙·西沃爾是一位研究商業短視問題的專家，西沃爾曾這樣說道：「我知道共和黨中其實有很多比較中立的立法者，他們非常願意考慮對資本利得稅進行改革的可能性，並支持上調針對短期交易產生的資本所得的稅率。我認為這樣的改革是完全可以實行的。然而，現在阻礙這一改革措施實施的關鍵因素並不是商業界的阻力，而是茶黨的反對。因為只要任何人提出要提高稅率，茶黨就一定會以最堅決的態度表示反對。因為事實上，茶黨存在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阻止政府提高稅率。」
政治文化是一頭難以馴服的複雜猛獸，很多各種各樣的因素正導致左派和右派意見分歧的鴻溝日益加寬。比如說，大量行為科學的研究證據表明，自由派人士和保守派人士對不確定性以及大規模危機所做出的反應是非常不同的——相較於自由派人士而言，保守派人士在心理上更傾向於讓個人獨自承擔經濟困難的重擔。同時還有一些研究的結果顯示，保守派人士更加不願意挑戰權威，因為挑戰權威的行為會給他們造成更強的不適感。這種不願挑戰權威的心理特點導致保守派人士更難以支持任何根本性的改革措施，而想要深刻地改變美國目前的政治現狀，就必須要進行根本性的改革。然而，我們對衝動的社會的分析和梳理已經清楚地顯示出，保守派對於明明已經嚴重腐化的商業市場的那種奇怪的忠誠背後還存在著一種更加本質的心理動因，那就是我們高度工業化、高度個人化、具有超高效率、靠人們的自我驅動的衝動政治文化已經重新塑造了保守派人士的自我身份定位。為了維護這樣的自我定位，保守派人士不再能承認任何妥協的必要性，在他們的字典裡，妥協這個概念已經被完全刪除。當然，我們並不否認，自由派的政治機器也同樣受到了這種身份塑造政治的污染，同時現代的政治文化本身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受害者文化」意識形態的腐蝕。然而在這一方面，右派的問題顯然比左派嚴重得多。各種各樣的研究都表明，美國的保守派人士從中立立場向右移動的速度更快，同時保守派人士的立場也比自由派人士更加頑固和難以改變。也許，這只是因為現代化的世界狂熱地強調個人權力和個人價值的實現，而嚴重弱化了社區概念及其穩定性。也許右派的過激行為正是因為這樣的現實給他們帶來了太深的恐懼和失望。然而，不管右派的這種趨勢成因究竟為何，這種趨勢所帶來的結果是非常明顯的：雖然傳統的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已經逐漸喪失了神聖的光環，但是對於今天的保守派人士而言，他們離能夠勇敢地正視這一現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然而，美國的保守派人士一天不完成這樣的挑戰，美國的整個政治體系就無法真正克服以自我為中心的經濟體所帶來的難題與困境：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經濟體正越來越嚴重地強調和鼓勵對即時滿足和狹隘個人利益的追求，而社區和集體的利益以及對國家命運的嚴肅思考則越來越被美國社會所拋棄。
然而，無論我們怎樣懷疑美國的政治體系，耐心和希望永遠是我們最珍貴的財富。比如說，雖然年輕的美國人向來不願意積極參與正式的政治活動，但如今他們已經表現出成為一種積極的政治力量的潛質和跡象。很多調查研究發現，雖然千禧年一代的年輕人不像老年人那樣樂於參加投票，但他們更傾向於以其他方式積極參與政治。千禧年一代的年輕人更願意參加志願者活動，更重要的是，這一代人通常更願意將他們的政治價值觀融入他們生活的所有方面，而不是把參與政治當作一種僅在大選時發生的行為。此外，千禧年一代的年輕人也不像較年長的美國公民那樣喜歡上文我們所提到的那種品牌化的政治理念。比如說，千禧年一代中的保守派比老一輩的保守派更能夠包容種族方面的多樣性，同樣的，他們對同性戀婚姻的支持度也比老一輩保守派要高得多。更重要的是，千禧年一代中的保守派比老一代保守派更能夠質疑大型商業公司的行為，並且他們將政府視作一種能夠修正經濟方面的不平衡現象的潛在有益力量——新一代保守派之所以會採取這樣的態度，也許是因為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經歷了美國商業界最為腐敗的時段。皮特·貝納特等政治觀察家認為，不管是哪個政黨或政黨的政治領袖，只要他們能向千禧年一代的年輕人傳遞正確的政治和經濟信息，就能夠在選舉中獲得一個強有力的新的支持集團（曾經有一段時間，共和黨極力爭取伊麗莎白·沃倫，因為她被視作爭取千禧年一代保守派青年的理想競選人）。而政黨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對政治和金融方面的根本性改革給予更多的重視。
然而，一項非常值得注意的情況是，這個新的選舉支持集團很可能並不能用傳統的左翼、右翼或者保守派、自由派的方法來予以歸類。事實上，在經歷了持續若干年的兩黨紛爭和品牌政治以後，我們很可能即將看到一個新的中立選民群體的產生。最近的一些調查問卷結果顯示，大量的選民雖然分屬共和黨、民主黨以及獨立選民的不同陣營，但他們對一系列內容寬泛的政治議題實際上卻有著高度統一的態度，這些政治議題包括婦女墮胎權、販售槍支的背景調查、最低工資標準以及宗教和國家的分離問題等。《華盛頓郵報》的一位中立偏右的專欄作家凱瑟琳·帕克曾這樣寫道：「這些人的共同點遠比各種相左的極端意見更多，而他們最重要的共同點是對『意識形態必須保持純粹』這一理念的反對。」顯然，這一選民集團已經在2012年的大選中展示了他們的存在及其潛在力量。在2012年的大選中，選民對茶黨極端主義的反對是共和黨最終落敗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中立派的美國人並不僅僅是反對極右勢力所倡導的不平衡的政治理念。他們同時也支持更傳統的、更平衡的美國式政治理念。《華盛頓郵報》的自由派專欄作家、《我們分裂的政治之心》一書的作者小尤金·約瑟夫·迪昂曾說，2012年的大選實質上反映了選民對美國戰後時期平衡政治理念的認同與支持，這種理念「包括自由主義與社區之間的平衡、私人權利與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市場功能與政府的重要角色之間的平衡，在清理長期的自由市場主義留給我們的各種問題時，掌握這些平衡都是非常重要的」。
保守派的政客也許並不會使用和小尤金·約瑟夫·迪昂完全一樣的術語。但是在2012年的大選失敗之後，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共和黨的主流已經至少做好了放棄極端主義、將共和黨的品牌形象重新向中立方向移動的準備。2013年年末共和黨對茶黨所採取的譴責態度向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清晰的信號，這一信號說明，即使是在華盛頓的封閉政治王國中（這可能是整個美國社會中分類現象最為嚴重的社區環境），人們也已經意識到維持現狀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犬儒主義者可能會認為，茶黨的失敗事實上是因為失去了商業集團（尤其是金融板塊）的支持，商業集團和金融板塊擔心茶黨的極端主義作風會降低共和黨搶佔管理改革先機的能力。但是，共和黨對茶黨的譴責態度也標誌著美國的政治文化終於走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顯然，美國的選民們已經受夠了長達幾十年的黨派政治戰爭。平心而論，甚至很多強調意識形態的立法者們也因為茶黨起義的最終失敗而鬆了一口氣。在一個非常基礎的、人性化的層面上，政府關閉的鬧劇為鬥爭中的雙方都提供了一個他們急需的暫停時間。在經歷了幾個月中不斷升級的野蠻兩黨鬥爭以後，雙方的立法者們終於可以各退一步。即便這樣的妥協與和解是暫時的，這一現象也至少讓快要把美國的政治文化推下懸崖的那台永不停息的跑步機暫停了一會兒。在這種來之不易的開放性空間中，兩黨的立法者終於成功達成了一些雖然微小卻十分重要的妥協法案。當然，沒有人相信這種和平的景象會長時間持續。顯然這台製造衝突的機器只是暫時停下來充電，為2014年的中期選舉做準備而已。然而，即便是這種短暫的和平也足夠讓我們看到，美國的政黨和政治家們最需要的，是雙方各退一步，遠離這台危險的政治機器，為雙方都創造一些呼吸的空間。我需要這種呼吸的空間去反思、去權衡、去選擇一條能做出實際行動的道路，而不是僅僅讓這台政治機器的慣性驅動我們的決策、戰略以及命運。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這場短暫的和平之中，似乎衝動的社會的首都華盛頓正向我們展示著，一個解除鬥爭武器裝備的社會本來應該是多麼的寧靜與美好。
[1]關於這次晚餐會議的情況最先是由湯姆·比萬和卡爾·加農在他們2011年所出版的書籍Election 2012：The Battle Begins中披露的。幾個月之後，羅伯特·達拉普在Do Not Ask What Good We Do一書中進一步披露了此次會議的詳情。
[2]Sam Stein, 「Robert Draper Book: GOP Anti-Obama Campaign Started Night of Inauguration,」Huffington Post, April 25, 2012,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2012/04/25/robert-draper-anti-obama-campaign_n_1452899.html.
[3]Ibid.
[4]Ibid.
[5]「言論摘要」，指從政客長篇講話中截取的、能快速打動選民的金句。——譯者注
[6]「Vote Tallies for Passage of Medicare in 1965,」 Official Social Security Website, https://www.ssa.gov/history/tally65.html.
[7]Alan Abramowitz, 「Don』t Blame Primary Voters for Polarization,」The Forum:Politics of Presidential Selection5, no. 4 (2008), https://www.themonkeycage.org/wp-content/uploads/2008/01/Abramowitz.Primary.Voter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