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製造空間
在某些層面，對衝動的社會的反叛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開始了。在某些社區中，不管是一周中的哪一天，你都可以看到有些人正在努力地（甚至經常是拚命地）試圖在自己和將效率與高速回報凌駕於其他價值之上的社會經濟體系之間尋求一點空間。這可以表現為在街上散步的一家人，他們決定能有一天遠離智能手機和社交網站的控制，重新獲得一些家庭的親密氛圍。或者超負荷工作的軟件工程師向上司請假，為的是能與上幼兒園的孩子共度溫馨的親子時光。對衝動的社會的反叛還可以表現為某位女士決定停止網購和使用信用卡，因為她再也不希望自己的個人信息被第三方營銷公司或來自俄羅斯的黑客所竊取。對衝動的社會的反叛可以表現為熱衷政治新聞的網民最終決定戒掉福克斯新聞頻道或者每日科斯網站，因為這些媒體發出的聲音正在摧毀他對民主制度的信念。當然，對衝動的社會的反叛還可以表現為像本書開頭提到的佈雷特·沃克那樣，下定決心讓自己脫離數字世界的控制。這些反叛者也許從未對衝動的社會正式宣戰，但這些反叛行為隨處都在發生，因為人們已經意識到，衝動的社會的社會經濟環境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台無人駕駛的巨型跑步機一樣，如果不能讓自我與這台機器的慣性、預期和價值觀保持適當距離的話，我們會失去某些重要且不可替代的東西。
我們對衝動的社會的這些反叛行為源自內心的絕望與憤怒，同時也來自信仰的喪失。在金融危機和政治危機發生以後，很多美國人已經不再信任衝動的社會的基本結構及其隱含的一些假設。不但我們對美國政治體系的信心達到了歷史最低點，而且我們中的很多人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美國的經濟體系正在以極高的效率摧毀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經濟體系早已被追求高速回報、贏家通吃的短視思維徹底腐蝕，因此收入的不平等、商業界的冷酷與野蠻以及週期性的市場崩潰已經成為美國社會的新現實。事實上，我們還看到其他各種市場失靈現象。我們看到，公司對成本壓縮的狂熱追求已經達到了一種非常荒謬、甚至極具破壞性的境地——由於施工方在構築混凝土結構時偷工減料，孟加拉的血汗工廠發生了垮塌事故；石油公司為了節省運輸成本而導致1億加侖的原油洩入海灣之中。我們看到，大數據和其他數字技術的發展為大公司提供了一種新工具，有了這種新工具，它們便可以利用國家安全技術來悄悄追蹤並操縱我們。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僅看到了效率市場的垮塌，甚至見證了整個「市場社會」的崩潰。這樣的「市場社會」號稱可以通過鼓勵個人追求自身利益而增加全社會的共同財富，但「市場社會」過度鼓勵對即時滿足的追求，並因此掏空了我們所有的傳統價值和生存意義，把我們的主流文化變成了一種支離破碎的文化。消費者經濟不斷向我們提供我們想要的東西，卻無法真正產出我們需要的東西，這種深刻的鴻溝正變得越來越寬。面對這樣的現實，很多政治立場中立、對極端思想懷有高度警惕的美國公民已經覺醒。
然而，面對衝動的社會這台強大的鋼鐵機器，我們的各種反叛努力一直停滯不前。我們可能已經意識到重建更人性化的價值觀的必要性，然而，那些孕育了衝動的社會的結構性推動因素目前仍然大行其道，完全未被我們的不滿所撼動。全球化的經濟現實以及高速運轉的科技創新機器繼續粉碎著各種形式的低效率元素，世界各地的投資者仍把快速高額的回報當作最高追求，季度利潤和股價哲學仍然控制著管理者的薪酬系統和公司戰略的制定過程，美國的政客和政治機器繼續靠追求極端主義和快速勝利獲取豐厚的回報。與此同時，我們的消費者文化繼續向我們灌輸這樣的信念：只為自己而活和活在當下的理念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任何想要脫離這種人生哲學的努力都只會增加失敗和落後風險。
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消費者文化也許是正確的。從心理學的角度看，我們中的很多人早已對衝動的社會提供的種種便利與滿足產生了強烈的依賴，因此任何遠離衝動的社會的可能性都會使我們產生被流放般的痛苦。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我們也擔心脫離衝動的社會意味著極為嚴厲的經濟懲罰，而這樣的恐懼顯然並不是我們的妄想。現在的社會已不再是我們的祖輩所處的社會：當時的美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實現了空前的物質繁榮；當時的社會文化是寬容和激勵性的，因為前幾代人創造的繁榮允許個人和社會進行適度的冒險。然而，今天美國社會的風氣遠比那時更加謹慎且充滿限制，甚至是充滿恐懼。在目前的就業市場上，甚至對衝動的社會的短暫背離（比如拒絕7×24小時待命，或者成為那種「多嘴」的員工）也可能導致我們永遠被就業市場所拋棄，這樣的風險絕對是真實存在的。因此，即使我們希望在衝動的社會和自我之間創造一些空間，這樣的反叛也常常是溫和而隱秘的——我們更傾向於悄悄進行某種日常的「自我保存」活動，而不會奢望某種根本性的社會變革。這種小心翼翼的態度存在於我們的整個文化中，勞動者不敢離開那份每日殺死他們靈魂的工作，公司的CEO以及華盛頓的政客不願承擔他們應負的責任。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樣的行為是出於實用主義的考慮，但這也反映出我們對衝動的社會的全面屈服和投降：在這些可悲的行為中，彷彿每個人都相信，今天發生的所有事情——從短視行為到經濟上的不平等現象，從個人的過度消費到極度的自我中心主義，以及使個人凌駕於集體之上的文化氛圍——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些元素都是社會經濟體系進化的必然邏輯結果，顧名思義，這種高效率的社會經濟體系應該產出最優的結果。簡言之，衝動的社會是社會進步的成果。
但是，我們可以清晰地論證出，這樣的邏輯顯然是錯誤的。顯然還存在其他可能的經濟後果以及隨之產生的社會和文化後果。我們可以看看西歐的經濟模式，以及亞洲部分地區的經濟模式——比如德國和新加坡的情況。在那些社會中，人們對經濟體系的預期與美國顯著不同，那裡的人們對過剩現象及不道德現象的容忍程度顯著低於美國，而今天的美國人卻把這些負面的東西當作不可避免的。在這方面，我們甚至不需要借鑒別國的經驗，只要回頭看看美國自己的歷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民完全有能力選擇一種更好的經濟模式，讓我們的經濟產出對個人和整個社會來說真正必要的東西。美國的保守派人士常常拒絕承認其他經濟模式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不管這些例子來自國外還是來自美國自身的歷史，他們常常將這些情況歸納為自由主義的過度擴張或定性為政府對市場的不正當入侵——當然，他們的這種說法並非全無道理。然而，即便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可能造成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們的基本結論——我們完全有可能、也應該採取行動，讓我們的經濟變得更可持續、更平等、更人性化——仍然成立，而且這一結論未必就是一種「自由派」的主張。
早在工業革命開始時，人們就已經認識到，「商業社會」（「商業社會」是亞當·斯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稱呼方式）必須不斷接受敲打和管理，才能保證它的高效率讓盡可能廣泛的公眾受益。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這樣寫道：「有大部分成員陷於貧困悲慘狀態的社會，決不能說是繁榮幸福的社會。」今天，美國的保守派人士常常搬出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理論，來論證不受任何管制的自由市場才是最優的經濟形式。然而，事實上，亞當·斯密本人早已認識到，市場需要受到一定程度的管理和限制。在亞當·斯密所認可的一系列管理措施中，他尤其支持對富人徵收累進稅，並對金融板塊實施比較嚴厲的管制手段，以防止經濟權力被一小部分富裕階層的人士所壟斷。亞當·斯密認為，這些管理性的干預手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銀行家和其他擁有經濟權力的人的天賦自由權」，但如果一個國家確實希望保護「整個社會的安全」，那麼這種對少部分人自由的限制是一項我們必須採取的手段。正像荷蘭經濟評論家托馬斯·韋爾斯所指出的：「對亞當·斯密來說，商業社會是一項道德工程，要想取得最大的潛在收益，我們就必須付出艱辛的努力。」韋爾斯寫道：這項道德工程的成功「絕不是事先注定的，必須經過努力才能實現。」而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定義這一工程的成功與否？在後衝動的社會的經濟中，我們希望取得怎樣的「產出」？為此我們該如何邁出第一步呢？
越多越好，這一點仍然成立嗎
非常幸運的是，亞當·斯密關於「整個社會的安全」的論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出發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衝動的社會中，由於效率市場的價值觀已被充分內化和制度化，美國的文化彷彿一團由無數相互分離的個體組成的電子雲。這些個體既包括消費者，也包括美國的公司，甚至包括美國的政黨。這些相互分離的個體都在追求自身的個體利益。這種碎片化的文化形式對個人（至少對某些個人）來說是一種巨大的成功，因為這種文化鼓勵並促成了更多的個人發展：更多的個人財富、更多的個人消費、更多的個人滿足以及自我表達的機會。然而，這種碎片化的文化卻逐漸腐蝕了「整個社會的安全」，因為這種文化重塑了個人存在的意義。曾經，每個人都是以「整個社會」一員的身份而存在的，如今，個人之間的關係從合作變成了競爭，為了獲得個人的滿足，我們需要隨時與社會其他成員為敵。如今，在這種達爾文式的、贏家通吃的競爭環境中，社會目標，甚至共同財富的概念都已經失去了生存的空間，因為這種共同財富已不再是一種全社會成員可以分享的財富了。
因此，我們的社會陷入了一種極度不可持續的狀態，最能精確體現這種不可持續性的現象便是我們把經濟增長率當作衡量社會健康程度的唯一標準。只要我們的經濟能以更低的成本創造出更多的產出——更多的工廠、更多的商品、更多的回報——我們便告訴自己：一切都在向著正確的方向前進。當然，這樣的信念具有一定的事實基礎。因為從歷史上看，更大的蛋糕確實意味著每個人都可以分到更多。尤其是在美國戰後的經濟繁榮時期，迅速、高效的經濟增長不僅帶來了更多的財富，還帶來了更好的工作機會和更高的工資，帶來了更多新穎、實用的產品，以及更高的社會理想，這提升了整個美國社會的物質和精神水平。然而，自衝動的社會誕生以來，更多與更好之間的聯繫逐漸斷裂了。最近幾十年來，我們看到，雖然美國的GDP在高速增長，整個社會卻在不斷沉淪。這不僅僅是因為經濟增長的成果越來越多地被一小部分精英階層通過高效的金融板塊和裙帶資本主義所壟斷，還因為我們的市場已經重塑了整個社會經濟體系的價值觀。於是，經濟的成功不再必然意味著社會的成功。事實上，由於我們以自我為中心的經濟具有一些相當奇怪的特點，社會的失敗常常是GDP高速增長的源泉。在我們的商業環境中，公司文化日益偏向對快速回報、季度利潤以及股價的追求，因此公司（及其管理者）的成功（以及GDP的飛速增長）可能意味著一些嚴重傷害員工和整個社會的商業策略。正因如此，雖然美國勞動者的工資水平長期停滯不前，僱主對勞動者技能培訓的投資不斷下降，公司在長期基礎研發方面的支出也自由落體般地飛速下跌，美國的公司卻可以每年花費5000億美元的巨資用於回購本公司股票，並以此獲取巨額利潤。在衝動的社會的經濟模式下，真正有意義的生產活動和僅僅能為資本提供高效回報的活動沒什麼區別，因此，雖然每年勞動者在馬斯洛的需求層級上逐年下滑，股東卻繼續享受著人為創造的虛假利潤，然而沒有人認為這兩者之間存在張力。
然而，這種經濟增長與社會沉淪之間的矛盾關係並不僅僅存在於商業世界。事實上，在衝動的社會的各個方面，這都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在衝動的社會中，一位重病患者比一個健康人更有價值，因為前者能為醫療系統創造更多的利潤。小鎮凋敝的商業區比繁榮、富有活力的商業區更有價值，因為前者意味著全球化的零售供應鏈又成功消除了一處低效的商業區。森林的過度砍伐、過度的信用卡消費、不斷上升的碳排放量、處方藥濫用現象的盛行，這些都被算作經濟淨增長的一部分，因為在一個只關注短期利益而忽視長期成本的系統中，這些活動都意味著更多的產出。同樣不合理的是，這種一味追求經濟增長和效率提高的經濟模式不僅不能正確計算各種活動的社會成本，還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很多在正常經濟渠道之外創造出來的真正財富。只要不涉及商業交易的活動，一概不被計入GDP的增長，這些活動包括在老年中心的志願者活動，在家教孩子們烹飪而不是外出就餐的家庭活動，晚餐後陪孩子們玩耍而不是讓他們一直抱著電子設備——雖然這些活動對經濟的健康同樣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於這些活動不是可以被購買的商品，它們便不能被計入GDP的增長。記者兼政策專家喬納森·羅曾這樣諷刺道：按照目前衡量經濟成功的標準，「美國最差的家庭反而是那些真正以家庭的方式運行的家庭，他們自己烹飪餐食，在晚餐後外出散步，他們進行真正的交談，而不是在商業文化中放養自己的孩子。在家就餐、與孩子交談、用散步取代開車，這些活動都不需要花錢，因此這些家庭會比其他更為商業化的家庭支出更少。良好的婚姻關係意味著在婚姻咨詢及離婚官司方面的支出更少。因此，按照目前的GDP標準，這些良好的家庭關係都威脅著經濟的健康。」
幾十年來，各領域的積極分子不斷呼籲放棄目前以經濟增長為唯一指標的評價標準，而代之以新的經濟度量指標，這種指標應該能夠反映被效率市場所忽視的各項成本與收益。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一些經濟學家曾建議以一套更複雜的度量系統取代GDP指標，這種更複雜的度量系統將各種非金融化的社會成本和收益列入考慮。這些經濟學家希望，這種新的度量系統能夠逐漸鼓勵國家和公司以更寬廣的視野審視經濟成功的定義。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曾參與過這方面的研究，他在事後曾這樣解釋道：「你的衡量標準會影響你的行為。如果你的衡量標準不對，你就不可能做正確的事。」然而，這些學術上的早期努力並沒有獲得什麼政治方面的支持。事實上，在20世紀90年代，當某聯邦機構試圖研究一套新的GDP衡量標準時，國會甚至以取消給該機構的資金支持相威脅。然而，自金融危機發生以來，關於新的經濟度量標準的觀點已經獲得了一定程度的關注。我們的經濟究竟應該以什麼類型的產出為目標？這種新的、生產力更高的經濟究竟應該以怎樣的形式存在？關於這些問題，目前已經展開了非常廣泛和必要的討論。雖然這些討論尚未完全切中問題的關鍵，但是，在這場我們重新掌握自己命運的鬥爭中，這一討論的展開無疑標誌著我們已經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在這場討論中，已經湧現出一些很有價值的提議，而這些提議顯然不是為那些膽小怕事的人準備的。另一位前世界銀行經濟學家赫爾曼·戴利目前是環境經濟學領域的教父級人物。戴利提出了一種新的經濟模式——「穩態經濟模式」，在穩態經濟模式下，整個社會積極而細緻地使用管理、稅收和其他政策槓桿對經濟活動進行調控，目標是將經濟活動「限制在生態系統能夠承受的可再生、可降解的範圍之內。」將經濟增長控制在自然極限的範圍之內，這一概念在環保主義者的努力下繼續發展。在這批環保主義者中，比爾·麥吉本提出了深度經濟的概念，在這種深度經濟模式下，經濟活動的目標是將目前GDP度量指標沒有考慮的三種產出最大化：一是生態的長期可持續性，二是收入的平等，三是人類的幸福。幾年前，麥吉本在接受《沙龍》雜誌採訪時曾這樣表示：「這樣的經濟更關注質量而不是數量。這樣的經濟將人類的滿足看得與物質富足一樣重要。這樣的經濟除了重視規模的增長，也非常重視經濟的持久性。」
戴利的這一提議只是很多類似提議中的一種，這些提議的共同特點是它們或多或少地要求我們必須徹底重組目前的資本主義制度，甚至完全拒絕資本主義制度的繼續存在。因此，這樣的提議很難得到主流文化的支持。我們的文化之所以拒絕這類提議，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從未真正嘗試，甚至從未考慮過市場經濟以外的任何經濟模式。我們目前的文化雖對經濟模式的現狀越來越悲觀，卻仍然認為可以通過小打小鬧的修補而改善。我們更願意接受那些貼著自由派和漸進式標籤的改革提議。我們希望能夠通過一些規模較小、政治上較為可行的修補性措施來修正經濟體系的前提假設和目標，從而把現存的社會經濟體系推向一種更可持續、更人性化的軌道。比如，很多關心環境問題的經濟學家（以及比較有經濟頭腦的環保主義者）都希望在現有的GDP指標中加入一個度量碳排放量的指標——這一指標度量的是美國經濟每產生一美元的經濟產出會造成多少二氧化碳排放。很多人希望，在引入這一碳排放度量標準後，可以對碳排放進行徵稅。從理論上說，通過提高碳排放的成本，市場就會自動尋找碳排放量低、甚至無碳排放的新技術。當然，在目前的政治氣候下，對碳排放稅的構想仍然處於初始階段。很多經濟政策方面的專家，包括一些著名的保守派經濟學家（如裡根政府的顧問阿瑟·拉弗和羅姆尼的顧問格裡高利·曼昆）都表示，他們認為碳排放稅最終會成為控制碳排放最切實可行的方法，而且他們相信這樣的政策可以促進下一代能源技術的發展和突破。
除了碳排放稅，經濟學家們還提出了其他一些漸進式的改革方針，例如在考慮經濟增長的同時，還考慮這些經濟增長為人類帶來的福祉，並引入一些具體的指標來度量這種福利效應。比如，經濟學家斯蒂格裡茨及其同事阿馬蒂亞·森提議，我們應將那些直接影響人們真實生活水平的指標作為經濟活動的目標，這些指標不僅包括個人收入，還包括人們能夠獲得的醫療服務水平以及教育的質量和普及程度。另一些人則認為，我們應該對目前的政府度量標準（比如美聯儲的通脹目標）進行調整，使得這些目標能與新的、更具社會進步意義的目標相適應。比如，迪安·貝克和保羅·克魯格曼等自由派經濟學家認為，目前央行過度強調保持低通貨膨脹率，並因此對政府開支進行了很多不必要的緊縮性削減，這正是目前失業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迪安·貝克說：「自然失業率並沒有上升，目前失業率之所以居高不下，是因為我們的財政政策有問題。」
在這裡，我想強調的重點是，我們完全有能力影響很多經濟產出（比如失業率，比如人們能獲得怎樣的醫療服務），而不是像很多自由市場支持者及媒體所宣稱的那樣對這些情況無能為力。政府手中握有各種槓桿（比如稅收、補貼、管理措施等），通過調節這些槓桿，完全可以改變經濟的社會「產出」，使其更符合民眾在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偏好。然而在過去40年的大部分時間中，美國政府選擇性地使用了這些槓桿，錯誤地讓市場決定社會產出的最優組合以及各種互相競爭的社會目標的最優平衡點。然而，在目前的情況下，把一切交給市場的哲學已經行不通了：如果我們任由市場自由發展和選擇，市場就會變得越來越腐敗，也會越來越傾向短期、不公平、不可持續的產出模式。如果我們希望獲得不同的結果，就必須將經濟從自動駕駛的模式中解救出來，重新掌握經濟活動的方向盤。
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認真討論我們的經濟究竟該走向何方，以及經濟的重點和價值何在。在目前的經濟模式下，經濟產出的成果日益偏向資本一方，我們對這樣的現狀滿意嗎？我們是否覺得應該重新向勞動者一方傾斜？我們是希望技術創新的永動機致力於漸進式創新以及高速的匯報，還是想投資於風險更高的技術研究，以催生新的產業，並解決一些嚴重的資源問題？我們是否應該容忍現存的經濟模式，繼續讓越來越多的人無法保護那些我們真正珍視的東西，還是使勞動者享有與他們的父輩、祖輩同樣的機會、安全感以及對美國經濟的信心？這些問題顯然不容易回答。這些問題非常複雜，要想給出合理的答案，我們必須做出實質性的取捨。要處理好這些取捨，我們不僅需要足夠的耐心，還需要有思考和妥協的意願。但美國目前的政治文化（甚至整個衝動的社會）不僅不能對這些行為予以獎勵，還將它們視為低效率的元素，想方設法迴避甚至淘汰這些元素。
但不管怎麼說，設計出一套新的度量標準可能成為我們遠離衝動的社會控制的第一步。因為有了這些新的度量標準，我們才可以不僅僅著眼於GDP，不僅僅計算公司的淨利潤或淨虧損，轉而更全面地評價整個社會的健康程度。這套新的度量標準將迫使我們展開一場更廣泛、更社會化的討論，探討我們將採取怎樣的價值觀，以及為了支持這套價值觀我們必須做出何種取捨。更重要的是，有了這套新的度量標準，我們才能採取追求這些價值的實際行動。而這樣的實際行動是極為關鍵的。可能會有人認為，因為這樣的行動最終必然要依賴我們的政治體系以及民主過程中的各種妥協讓步，因此我們應該在政治領域中邁出第一步。然而，由於衝動的社會的主要驅動因素是經濟方面的，更具體地說是公司方面的，因此我認為從邏輯上說，我們遠離衝動的社會的第一步甚至最初幾步應該在商業領域進行。（事實上，這一點目前已經在討論了。）面對整個社會的總體問題，我們應該首先從商業領域入手，改變商業機器的前進方向。
讓市場後退
幾十年來，保守派人士一直對美國政府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抱有強烈的不滿，他們認為美國政府過度干預經濟活動，對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行為施加了過強的影響，而正是這樣的干預行為導致美國的經濟無法繼續之前的繁榮。如今，我們可以對美國金融市場做出類似的指控。現在，金融市場已經穿透了經濟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而這正是衝動的社會的核心弊病。從消費者信貸的過度擴張到「激進」股東群體的興起，金融板塊逐漸將其對高收益、快速回報以及資本效率的需求注入了消費者生活的所有方面，同時這樣的思維方式也滲透到了社會的其他方面。金融化過程最臭名昭著的症狀便是對消費者信貸的過度使用。顯然，要想對衝動的社會發起實質性的攻擊，我們應該幫助消費者重新思考他們為了追求即時滿足而透支消費的行為模式。然而，更重要的是，金融化嚴重影響了公司、尤其是大型公司的行為，而美國的大型公司在提供就業機會、科技創新以及公共政策等方面都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因此，要想打破衝動的社會的經濟基礎，創造或重現一種更具可持續性、更能產生社會效用的經濟體系，最關鍵的步驟之一便是減少金融市場對商業界的影響。
在公司層面，金融化過程最有害的副作用是對公司短視戰略的鼓勵。在這樣的短視戰略下，公司常常犧牲長遠的可持續性，只追求眼前的短期利益。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工業界曾願意在科技創新以及勞動者培訓方面進行大量的長期投資，而現在為了取悅同樣短視的大投資者，公司在上述兩方面的投資數額都大幅度縮小了。為扭轉這一趨勢，我們必須廢除當前鼓勵投資者和公司採取短視策略的激勵機制。而關於如何廢除這樣的激勵機制，目前已經湧現出各種各樣的提議。很多專家建議引入金融交易稅制度——投資者每次買賣手中的證券、衍生品和其他金融資產，都必須繳納相應的稅款。這樣的金融交易稅政策能夠增加靠追逐短期股價變化牟利的成本，從而鼓勵投資者長期持有公司股票。而一旦投資者的投資期限拉長，公司追求季度利潤的壓力就會相應減小，於是公司的管理人員便能以更長遠的眼光來制定成本壓縮、員工培訓以及創新投資等方面的策略。
另一些提議則試圖通過改革目前極不合理的高管薪酬模式來改善扭曲的激勵機制。比如，有些人提議，可以用限制性股票作為高級管理人員薪酬的一部分。這種限制性的股票在高管離開公司後的5年或7年內禁止出售，於是在這樣的薪酬機制下，高級管理人員便不能通過暫時性地快速提高公司利潤來謀取個人利益了。（其中的一項提議更是提出，公司甚至可以追回發放給高級管理人員的股票薪酬。《華爾街日報》認為，這樣的薪酬機制可以讓「建立在短期投機基礎上的公司立刻爆炸」。）另一項有趣的提議則建議，可以把公司高管的薪酬與科技創新聯繫起來：高管的薪酬高低取決於公司目前的利潤有多大比例是以新技術為基礎的產品帶來的。
公司的高管們顯然不會對這些提議展示出多麼熱情的態度。然而，研究公司薪酬和公司管理策略的專家們指出，很多公司可能會為了自身利益而接受這方面的提議，並借此機會把高管的薪酬重新納入可控的軌道。天文數字般的高管薪酬不僅傷害了員工的士氣，還招致媒體和政界的不斷批評，更嚴重的是，目前的數據顯示，高管的薪酬水平與公司的業績表現之間通常並沒有顯著的相關性。事實上，有一項研究給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這項研究發現，在美國薪酬最高的CEO中，每5位高管中就有兩位來自業績極差的公司：這些公司要麼不得不要求政府救助，要麼傳出欺詐醜聞，要麼乾脆以破產告終。
基於同樣的考慮，這些支持對商業板塊進行去金融化處理的專家還呼籲對公司的股票回購行為進行嚴格的限制。因為目前公司的股票回購行為向高管們提供了一個十分有害的巨大誘惑，使得他們可以通過金融工程人為抬升公司股價，從而大幅提高自己的薪酬。反對公司股票回購策略的人指出，只要撤回裡根政府的證券交易委員會在1982年做出的一項規則改變，聯邦政府就可以十分輕鬆地全面禁止公司的股票回購行為。在這條規則改變出台之前，回購本公司股票曾被正式界定為非法操縱市場的行為。而事實上，股票回購策略確實是一種人為操縱市場的行為，因此禁止這樣的行為是十分合理並具有充分法理依據的。
所有上述動議的共同點是試圖將公司推離短視的軌道，讓它們重拾長遠的戰略眼光。這樣的變化可以帶來很多領域的深刻變革，如在科研方面的長期投資將大幅提升。而對未來的勞動者而言，這項改革將產生尤為深遠的影響。推行這樣的改革並不意味著我們將阻撓機械自動化的趨勢，也不意味著我們要對國際貿易採取抑制性政策。在這些改革措施之下，公司可以顯著改變上述趨勢對勞動者的影響，因為這些改革的目標是重塑公司對勞動者的重視。如果這些改革措施能夠成功實施，公司將不再把勞動者視作削減成本的渠道，而會把他們當作需要認真保護並不斷升級的珍貴人力資源。在股東革命的過程中，上述價值觀幾乎已被完全拋棄——管理者們不遺餘力地追求降低成本，以提高公司的季度利潤和股價，他們大幅削減員工培訓方面的投資，一旦勞動者無法在與機器或廉價外國勞動力的競爭中勝出，便立刻無情地將他們解雇。在公司大批裁員的同時，政府和公司也沒有做出任何可行的努力，保存迅速增長的失業大軍的職業技能，這又進一步加速了勞動力危機的升級。與美國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許多歐洲國家，政府要求公司在協助失業員工再就業的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這樣的強制再培訓能夠保證員工的就業技能（即人力資本）不致在裁員的過程中完全喪失。從過去的情況來看，歐洲國家的這些努力是非常值得的：隨著經濟危機的結束，歐洲的公司能以較快的速度使失業工人重返工作崗位。而在美國，對失業工人的再培訓工作向來不夠全面——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盛行保守派反稅收、反政府的政治主張。因此，美國針對長期失業問題的經濟政策一直是一些修修補補的、十分短視的政策。雖然美國擴大了失業補助的適用範圍，並對這項政治成就沾沾自喜，事實上我們從未認真處理更深層次的系統性問題。比如，在失業工人試圖對自己進行再培訓並重新尋找新的工作機會的過程中，美國政府基本上沒有提供任何形式的協助。經濟學家威廉·拉佐尼克說：「甚至沒有人知道這些人究竟是誰。在美國，這造成了嚴重的人力資本浪費。有些人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以及豐富的工作經驗，這些寶貴的人力資本正是我們（實現製造業復興）需要的，或者說正是我們聲稱我們需要的。然而實際情況是，這些擁有知識和技能的人被無情地扔出了勞動力市場，根本沒有任何制度化的機制來維護這些人力資本。」
對今天的很多自由派人士來說，上述問題的解決之道是提高對公司的徵稅，對持續增長的公司利潤進行再分配，然後用這些資金發展一些長期被忽略的領域——比如員工的再培訓。自由派的這種意見有很強的說服力：自2000年以來，保守派不斷推進的減稅政策已經導致稅收收入無法支持美國政府龐大的開支（包括兩場戰爭的開支以及經濟危機後的恢復與重建支出等）。為了防止保守派人士的選擇性遺忘，在此我必須指出，這已經不是保守派人士第一次將減稅政策推行到過分的地步了：1981年，新當選的美國總統裡根推出了大幅減稅政策。此舉導致美國的國家債務水平翻了4番還多，達到了30000億美元的天文數字。然而與目前的情況不同的是，裡根政府很快意識到了這一錯誤的嚴重性，並在接下來的7年中4次推出了增加稅收的政策——其中包括史上最大幅度的公司所得稅提高，還包括大幅提高薪酬稅用以支持聯邦醫療保險系統的支出。然而，今天的保守派已經變得如此偏執，反稅收和反政府的思維方式根深蒂固，於是，即便美國勞動者在福利和保障方面已經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即便美國的公共基礎設施已變得日益破舊不堪，增加稅收仍是一個禁忌話題。
然而，在給自由派人士戴上提高稅收和增加開支的帽子之前，我們首先應該正視這樣一個事實：提高公司的稅收，然後再用這筆資金對被公司拋棄的員工進行再培訓，這個想法本身就是相當荒謬的。事實上，我們完全可以設計出一種更好的方法，即通過政策手段（比如稅費減免）鼓勵這些深受譴責的公司把稅前利潤的一部分用於保護和升級其勞動力「資產」。比如，拉佐尼克認為，美國的大公司只要從它們目前用於回購本公司股票的資金中挪出一小部分用於在職員工培訓，就可以提高員工的生產效率和創新能力。這樣的政策可以從源頭上減少裁員。即便被裁員，失業的勞動者在這些政策的幫助下更容易找到新的工作。以蘋果公司為例，目前蘋果公司用於回購本公司股票的資金高達1000億美元，只要從這1000億美元中拿出5%，蘋果公司就可以為員工設立一所公司內部的學校。這所學校的雄厚資金能保證他們可以請來一流的授課人員，向員工提供各種實用技能的培訓。這些技能不僅在蘋果公司內部有用，而且在整個技術領域同樣能發揮作用。拉佐尼克認為，蘋果公司應該向所有員工免費提供這樣的培訓項目，這其中當然包括目前在蘋果公司零售店工作的近40000名銷售人員。這樣的培訓項目不僅可以幫助蘋果公司的員工獲得公司內部的晉陞機會，還可以讓他們在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時擁有更多的工作技能和更有份量的簡歷。拉佐尼克指出，這種公司內部學校的培訓形式在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十分常見。在這些發展中國家，公司能夠認識到擴大高技術的從業人員數量是符合公司長遠利益的。然而在美國，很多公司卻採取了典型的衝動的社會式的短視策略：當它們面臨技術人員不足的問題時，公司往往選擇最便宜的解決方案，即遊說華盛頓當局調整移民政策，從印度等國引入更多擁有這些技術的移民。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僅靠少數富裕公司為員工建立內部學校並不能讓美國公司重新扮演戰後時期那種家長式福利機構的角色。但是，這樣的改革可以向美國的整個商業界發出強有力的信號，畢竟學習和模仿像蘋果這類超級成功公司的經營戰略向來是美國商業界的習慣。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改革可以清晰地傳達出這樣的信息：目前的社會經濟模式的核心價值是不可持續的。也許，在30年以前，降低勞動者地位、把勞動力僅僅視作公司的一項「成本」的行為在邏輯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這樣的公司策略已經造成了勞動者對僱主的不滿和仇恨，從而增加了公司自身的管理難度。適當放棄這種不可持續的策略，公司可以在員工和效率市場對利潤的冷酷追求之間創造適當的距離，這樣的改革措施也許能夠幫助美國的公司重塑集體主義的價值觀。集體主義的價值觀曾讓美國的勞動者驕傲地擁有全世界最高的生產效率，然而效率市場的冷酷機器卻把這種集體主義的價值觀當作一種低效率元素而無情地粉碎和消除了。
然而，在衝動的社會走向終結之時，我們不可能依靠公司自發的努力（如對員工的再培訓以及對短視策略的反省）來修正經濟不平衡現象。在我們的經濟中，金融化已經變得如此根深蒂固，只有外界的干預才能讓我們重新找到勞動力和資本之間的平衡。否則，在目前追求快速回報、贏家通吃的經濟模式下，我們遲早會迎來災難性的修正過程。顯然，如果我們真的決心實施這種自上而下的、德拉古式的干預手段，那麼最需要干預的顯然是美國的金融板塊。目前，金融板塊完全沒有表現出任何修正自身錯誤的決心和行動。相反，華爾街那些大型投行不僅仍在進行各種高風險的投機行為，而且這些高風險行為的性質和2008年拖垮整個美國經濟的投機行為毫無二致。同時，由於這些華爾街的投行規模巨大，事實上防止金融危機的常規監管手段都不能對它們起到真正意義上的限製作用。我們不妨考慮一下這樣的事實：美國銀行業69%的資產都掌握在摩根大通、花旗集團、高盛等12家銀行手中。由於這些大型金融機構所佔的份額如此巨大，因此無論它們做出怎樣不負責任的惡劣行為，美國政府都不可能任由這些機構倒閉，否則美國的整個經濟就可能成為它們的陪葬品。事實上，這些超級銀行不僅因為規模巨大而不可能倒閉，而且政府無法對它們進行有效的監管，它們甚至可以明目張膽地進行犯罪活動，而政府居然不敢對它們採取法律訴訟行動。2013年，在一次國會聽證會上，美國司法部部長埃裡克·侯德曾公開承認，由於這些美國超級銀行的規模過於巨大，「如果我們對它們提起刑事訴訟，就會對整個國家的經濟產生負面的影響，甚至可能影響全球的經濟狀況」。這足以證明，華爾街的這些超級銀行不僅「大而不倒」，甚至已經到了「大而無罪」的地步。
正因如此，很多金融政策專家早就指出：如果不把這些「大而不倒」的超級銀行拆分成一些規模較小、更容易管理的金融機構，我們就不可能對金融化經濟的風險真正予以限制。然而在目前兩黨對立的政治氣候之下，這種極端化的政策手段被普遍認為是無法真正實施的。然而，我認為，這種拆分政策不僅在政治上是可行的，而且只有這種根本性的政治改革才可能在目前癱瘓的衝動政治體系中為未來的突破掃清道路。
品牌政治的終結
現在，衝動的社會的最大盟友不是永不停歇的技術跑步機，也不是市場對效率的狂熱追求，而是我們的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中關於政府角色爭論的僵局。在處理社會弊病方面，政府究竟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方面的爭論古已有之。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這一問題的答案發生過明顯的變化。美國的主流民眾曾經持有一種自由進步主義的觀點，認為政府應該且能夠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此後，這一觀點被一種同樣荒謬的保守派觀點所取代，那就是政府沒有能力解決任何社會問題，也根本不應該試圖解決任何社會問題。當然，針對後一種觀點，保守派確實可以提出一些支持性的證據。在資源分配、結果預測以及限制個人的野心方面，政府確實從未展現過高超的能力或驚人的效率——因為這屬於市場比較擅長的領域。同樣，政府也永遠無法取代社區、家庭或者個人自給自足的價值觀——雖然政府常常進行這種無謂的嘗試。但在上述經濟和社會功能的實現過程中，政府卻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而且政府可以為上述經濟和政治功能的實現創造足夠的空間。政府可以有力地監管尋租者和博弈者的腐敗傾向，從而鼓勵市場在分配和激勵方面取得更好的成效。同樣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向美國民眾提供針對物質風險的必要保護，使民眾可以實現自給自足的價值，從而組成更富活力的社區和家庭。比如，政府可以保護民眾在一定程度上免受事故和自然災害的傷害，也可以保護少數派免於多數派的專制和迫害。當然，與本書更為相關的是，政府可以保護個人免受市場的侵害，如果沒有政府的保護傘，強有力的市場機器將輕易地摧毀美國的家庭、社區、傳統以及文化。在某些情況下，只有聯邦政府才有能力阻止市場機器對個人的無情碾壓。因此，自20世紀80年代美國政府放棄對市場的干預以來，出現了很多導致社會體系瓦解的經濟現象，衝動的社會的崛起也加速了，這種時間上的相關性顯然不是出於偶然。
在此，我們必須再次指出，承認政府角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並不是一種自由派的觀點。事實上，這正是早期共和黨人的核心政見之一。在進步時代中，充滿改革動力的共和黨人相信，如果任由公司自行發展，公司的高效率、高技術以及壟斷策略會使它們不斷惡性通脹，而只有聯邦政府才有能力阻止這一情況的發生。如果這樣的干預確實是必需的，顯然現在就是干預的最佳時間點。然而，由於我們的政治文化已被衝動的社會嚴重腐蝕，這樣的干預遲遲無法實施。我們的政治文化受到了金融化力量的污染，金融化的力量把整個政治過程變成了又一個「商業板塊」，這一板塊和金融板塊本身幾乎無法區分，而金錢也已經變得和選票一樣重要。同樣嚴重的是，由於保守派的品牌政治的影響，我們的整個政治過程現在已經完全陷入癱瘓。這種保守派的品牌文化拒絕承認政府所能發揮的社會和經濟方面的重要功能，也拒絕承認正是政府角色的缺失導致金融化力量的腐敗現象不斷傷害著我們的社區、家庭和個人。美國的保守派人士曾經為保存傳統的價值觀而努力鬥爭，然而現時的保守主義品牌文化卻一再站在這些價值的對立面，幫助衝動的社會更快地消磨和摧毀這些價值。
然而，在這些矛盾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前進的道路。在呼籲金融改革的聲音中，一些最為激烈的呼聲恰恰來自保守派人士。同樣，當奧巴馬政府拆分華爾街超級銀行的努力失敗時，當奧巴馬政府無力限制這些金融機構的高風險投資行為時，不僅很多自由派人士表達了他們的憤怒，很多右翼人士也同樣發出了抗議的呼聲。對於真正的保守派人士而言，政府對華爾街大型銀行的隱性擔保以及用公共資金救助上述機構的行為顯然是一種扭曲市場的政府補助行為。正是這樣的政府補助使得這些「大而不倒」的超級銀行敢於冒小型銀行不敢承擔的風險。保守派經濟學家、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達拉斯分行的主席理查德·費希爾曾這樣說道：「這些公司只收穫其行為的正面利潤，卻拒絕為其錯誤行為付出代價——倒閉和關停。這已經違反了市場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美國是一個市場資本主義國家，因此，至少從理論上說，我們應該執行市場資本主義的原則）。」最能體現保守派對「大而不倒」的華爾街銀行憤怒情緒的例子之一是，2013年，鐵桿保守派人士、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戴維·維特決定與來自俄亥俄州的極端自由派民主黨人謝羅德·布朗攜手推動一項要求超級銀行大幅降低負載程度的法案。雖然該法案最終在華爾街的強力遊說之下未能通過，但獲得了兩黨廣泛的支持。支持者包括《華爾街日報》的保守派評論員佩奇·魯南，以及《華盛頓郵報》的喬治·威爾。（喬治·威爾認為，華爾街這些「大而不倒」的銀行機構充分證明，「將損失社會化，同時卻保持利潤的私有化，這樣的行為會造成嚴重的危害」。）換句話說，在試圖重新對「大而不倒」的華爾街銀行實施管制的過程中，我們不僅曾經有機會馴服金融化的有害力量，還曾經有機會開創一種我們急需的左派和右派互相和解、互相合作的政治空間。在贏家通吃的品牌戰爭開始之前，這樣的兩黨合作機制曾經是政治體系的常規模式。
這種兩黨和解的時刻將以怎樣的形式發生？我們不妨充分展開想像。也許一切的開端是美聯儲的費希爾登上福克斯新聞頻道，向公眾介紹他與同事在2013年年初制定的方案。該方案的主要內容是，將「大而不倒」的華爾街銀行強制拆分為規模較小、容易管理的金融機構。（該方案的關鍵是，撤銷聯邦政府對除傳統貸款行為以外的所有金融行為的安全網絡保障，並賦予管理者權力，使管理機構能夠強制拆分那些不願自主重組的金融機構。）費希爾的這一方案不僅會激起保守派輿論的強烈反響，同時也會獲得左派媒體的廣泛宣傳。隨著民意支持的不斷膨脹，參議員維特和布朗將把費希爾的計劃拓展成為正式的立法法案，而這一法案將獲得兩黨的廣泛支持。當然，華爾街那十幾家「大而不倒」的銀行機構必然會花重金進行遊說，試圖阻止法案通過，但由於這一運動擁有廣泛的民意支持，華爾街的遊說力量不會獲得太強的談判籌碼。即使這些超級銀行能夠避免被全面拆分的命運，它們也很可能會被迫接受某種與《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類似的法律規範。（出台於大蕭條時代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曾在金融機構的商業貸款業務和投資行為之間設立了一道防火牆）。隨著這一法案的通過，金融板塊中系統風險的主要來源被一舉消除。同樣重要的是，在華盛頓內外，兩黨顯示了在全國性的重要問題上達成一致、攜手合作的能力。這種政治上的成功將給衝動的政治體系致命一擊，因為衝動政治體系的養料正是兩黨不和及政治機器的失靈。這樣的政治成功清楚地表明，美國的政治過程完全有能力做出實質性的行動和改變，於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幾十年來分別建立起來的分化的政治品牌都會因此受到削弱。
事實上，這種情況確實發生過。佐治亞大學政治科學家基思·普爾是研究政治兩極化的專家。普爾指出，僅僅在一個世紀之前，美國的政治體系確實曾出現過去兩極化，在這一過程中，為了對美國的商業界實施改革，兩黨的中立派人士在這一共同目標的驅使下團結一致，進行了共同的努力。普爾認為，要想讓這樣的歷史重演，我們需要在選舉中看到兩黨都出現一些中立的候選人。雖然在深度兩極化的時代這樣的情況無法出現（因為兩極化的程度越高，中立候選人勝出的概率越小），然而這樣的現狀是完全有可能改變的。普爾指出：「如果在國會中兩黨之間有更多的政策需要共同推進，那麼，對候選人來說，採取中立的立場就會顯得更有吸引力。」而拆分華爾街大型銀行的運動很可能促成這樣的情況。
即使是品牌政治的暫時弱化也能為與衝動政治的鬥爭提供極為重要的灘頭陣地。一旦中立人士加入了對衝動政治的戰爭，國會就可能有能力向競選金融問題開炮。競選金融是最深層次、最高級的金融化現象，也是衝動的社會的終極表達方式。自2010年對「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判決生效以來，來自所謂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數億美元助選資金導致了整個政治體系的全面金融化。我們的政治體系不再只是以市場鏡像的形式出現，而是完全融入了市場之中。從傳統上說，這是一個自由派人士比較關注的問題。事實上，自由派的民主黨人，如伊麗莎白·沃倫以及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也確實看到了這一問題的潛在重要性。根據《資本紐約》雜誌的報道，科莫曾表示：「這是一個能帶來全國性影響的非常重要的問題，這一問題至少與同性戀婚姻和槍支管制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然而，競選金融問題同樣也可以成為讓保守派人士團結起來的議題。事實上，經濟與政治的分離原則一直是保守派的核心原則之一。至少在瘋狂湧入的助選資金成功腐化左派力量和右派力量之前，經濟與政治分離的原則曾經是保守派的核心原則之一。現代保守主義運動的教父巴裡·戈德華特曾在1960年這樣說過：「為了讓政治權力獲得盡量廣泛的分佈，對政治選舉活動的金融資助只可以來自個人。我認為工會或公司都沒有任何參與政治的理由。因為工會和公司都是出於經濟目的創立的，因此它們所參與的活動也應該局限於經濟領域。」事實上，雖然美國國會中的共和黨人似乎對推進競選金融改革毫無興趣，然而卻有跡象表明，競選金融問題讓華盛頓以外的保守派人士著了火。民意調查顯示，有相當一部分保守派選民和州立法決策者支持通過一項憲法修正案，將公司、工會及其他組織排除在言論自由的保護範圍之外，同時禁止上述組織對競選活動提供大規模的資金支持。其中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每10位共和黨人中有7位支持通過上述憲法修正案。紅州網站的一位保守派博主克裡斯·邁爾斯這樣寫道：「事實是，有很大一部分人認為自己的聲音沒有被聽到，他們認為政府為了保護大公司和大型工會的利益而踐踏了他們的個人利益。但是，保守派完全有機會向公眾清楚地表明，我們代表和捍衛的是人民真正在意的東西。這難道不是我們一直以來努力達到的目標嗎？」
有趣的是，隨著茶黨的垮台，我們看到一些保守派的思想領袖已經逐漸遠離衝動政治的保守主義品牌，開始向中立的立場移動。一位《紐約時報》的保守派專欄作家羅斯·杜塔特指出：中間偏右的智囊團以及實用主義的保守派政客中已經湧現出了一種實用主義的、以解決問題為目標的「改革派保守主義」，因為這批人認為，目前保守派人士的錯誤前進方向無異於在一條自殺的道路上狂奔。改革派保守主義的主張包括：改進早期幼兒教育系統，還包括讓各州分別徵收燃料稅，並靠這筆資金自主管理本州的交通項目等。這些主張展現的是傳統保守主義注重實際問題的現實精神，而這種理念對中立的美國公眾來說一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同樣重要的是，現實精神曾經是美國兩黨妥協以及有效立法過程的基礎。在稅務改革等重要政治問題上，法案的通過總是靠左派和右派中的實用主義者找到兩黨合作的途徑。在衝動的社會的品牌政治文化中，實用主義成了最先被犧牲掉的元素，然而，歷史先例使我們相信，我們完全有可能讓實用主義精神重新回歸我們的政治體系。《紐約時報》的另一位保守派評論員戴維·布魯克斯指出：19世紀的保守派政治家——如亞伯拉罕·林肯、亨利·克萊、丹尼爾·韋伯斯特以及其他輝格黨人通過關注一些基本的、與黨派無關的議題而贏得了大多數人的強烈支持。這些議題包括社會流動性、經濟機會以及「如何用政府權力保證美國非主流群體中的個體能擁有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競爭的工具」。這個早期的例子向我們展示了中立政治的威力。布魯克斯還寫道：更重要的是，輝格黨人主張用這種實用主義的中立立場取代「持分離民粹主義立場的傑克遜追隨者們」推行的充滿敵意的兩黨鬥爭策略。因為對實用主義的輝格黨人而言，「與其挑動不同階級之間的鬥爭，不如幫助民眾向更高的階級邁進」。布魯克斯認為：今天這樣的「機會聯盟」也能夠贏得同樣廣泛的公眾支持，並徹底「打亂現存的政治格局」。這樣的機會聯盟應該關注提高社會流動性的途徑——比如重建早期兒童教育系統或者幫助條件較差的家庭創造更好的兒童教育模式。雖然自由派人士可能會全盤否定這樣的運動，並認為這是共和黨人在內鬥的崩潰邊緣為自保而進行的垂死掙扎。然而改革派的保守主義仍然可能是我們達到一種新的中立政治的第一步，因為改革派的保守主義主張揭示了這樣的事實，即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不管左派還是右派的品牌政治都從未真正回應過我們的訴求和理想。這種現實主義運動很可能標誌著團結各派的實用主義政治的開端，在這樣的實用主義政治中，我們將把目光重新集中在關於共同利益的討論上，並以尋求問題的潛在解決方案為重點。不管這樣的實用主義運動多麼不成熟，它仍然標誌著我們已經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我們已經正式開始拋棄互相攻擊的品牌政治，重新走向關注現實、關注可能性的政治文化。
假設這種關注可能性的政治再次成為可能，顯然要想把衝動的社會重新推回可持續發展的軌道，我們需要做的絕不僅僅是對金融業重新實施管制。將金融元素排除出我們的政治體系可以為我們帶來很多好處，其中最主要的是，此舉可以讓我們用政治去引導投資領域的決策，讓美國重新承擔起主要公共投資的長期義務。簡言之，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將獲得更多的自由和空間，去完成它應該完成的任務，比如做出最有利於社區和公眾利益的長期承諾，因為個人、社區或者公司都缺乏完成這種任務的能力和意願。一個世紀前，美國的進步改革運動正是以這樣的理念為核心邏輯：隨著成熟的消費者市場完全掌控個人商品方面的投資決策，政府應通過必要的干預來保證公共商品領域也能獲得足夠的投資。
在此，我們又一次看到了左翼和右翼力量妥協的空間。當然，自由派人士必須接受一定程度上的實質性的福利改革（比如對聯邦醫療保險制度的測試和修正）以及管理改革（尤其是對小型公司的管理改革）。同時，保守派也必須放棄他們頑固的品牌意識，並且承認幾十年來不斷減稅和兩黨的預算戰爭已經導致目前美國面臨公共投資方面的嚴重不足。事實上，美國在公共投資方面的赤字規模已經超過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工業化經濟體。我們可以舉出一系列相關例子：在公路、橋樑以及其他基礎建設方面，美國每年的實際投資大約比所需投資少2500億美元。（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在美國的各個地方，很多州政府正放任數千英里的道路因為缺乏維護修繕而逐漸「化為沙石」。）在37個發達國家中，美國在每位兒童身上的早期護理及教育投資占GDP的比例名列第28位。世界上有23個國家擁有比美國更快速的寬帶網絡。我們還可以繼續列舉一長串這種讓我們感到尷尬的例子。比如，目前美國仍有90%的能源來自化石燃料，而目前中國政府在清潔能源研究方面的投資幾乎達到了美國的2倍。
要想扭轉這些公共投資方面的赤字，我們必須對目前的政治文化做出顯著的改變。目前，美國的政治文化被品牌化的保守主義所控制，而這種品牌化保守主義的最大特點是反對一切增加赤字的政府支出，甚至反對適度增稅。然而，如果能夠獲得兩黨的支持，政治領袖們就可以開始提出和推行在某些方面增加投資的動議（比如在基礎建設和能源方面）。這樣的政治運動將重點強調公共投資對促成美國過去經濟繁榮時期的重要作用。（不僅包括「二戰」後的經濟繁榮時期，還包括互聯網繁榮時期，因為如果沒有之前幾十年的大規模公共投資，根本不可能出現這一輪網絡經濟的繁榮。）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政治運動應該倡導今天的我們做出與過去類似的承諾（比如，用大量資金支持下一代能源技術研究工作），這樣的承諾能夠點燃美國經濟加速的引擎。在這方面，我可以舉出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如果美國能夠大量投資核聚變領域的研究，就可能產生出改變整個世界格局的新技術，從而促進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發生。核聚變能源是非常清潔的能源，因為核聚變的過程只產生少量放射線，而且核聚變能源所需的燃料（氫的同位素氘）從海水中就可以大量獲得，這種燃料幾乎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通過發展核聚變技術，我們有希望獲得一種全新的能源，這種能源不僅碳排放量低，而且比目前市場上的任何能源都便宜許多。由於目前能源在世界經濟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這種新技術完全可以深刻地改變美國的經濟結構，並創造出一系列新的產業，或者將現存產業大幅擴大。所有這一切都能使我們逐漸減少對產生大量碳排放的能源的依賴。目前，美國政府對核聚變研究的資金支持正在不斷減少。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要美國政府對核聚變技術進行中等程度的支持（根據一些研究的估計，要在2034年之前發展出一個可以產生能源的核聚變反應堆，大約需要投入300億美元的資金），就可以產生驚人的社會回報。顯然，沒有任何私營公司願意進行如此巨額的投資，也沒有任何私營公司願意花那麼長時間等待回報的產生。因此，這種類型的投資正是政府應該、也有能力進行的公共投資。用專欄作家喬治·威爾的話說：核聚變能源「是公共產品的一個極好的例子，私營板塊沒有能力創造這樣的公共產品，而公共板塊則應該對這樣的公共產品給予足夠的重視」。
必須承認，要推動公共投資的提高意味著政客們必須做出一些直言不諱的長期政治承諾，而如今主流的政客越來越不願意做出這樣的承諾。因為在一個高度金融化的、以民意調查結果判斷政治成功與否的衝動的政治世界中，與其試圖領導民眾，不如用各種高效的手段去迎合和操縱民眾。同時，由於長期的文化引導，選民已經產生了對公共投資，甚至對整體政府行為的恐懼，因為這些行為長期以來一直被宣傳為低效率的、不正當的，甚至是腐敗的。但對那些真正有決心拋棄品牌政治的政治領袖而言，美國歷史上能賦予我們勇氣和信心的成功例子並不少見。20世紀60年代初期，肯尼迪承諾要在1970年之前將美國人送上月球，並因此成功贏得了選民的支持。20世紀60年代，艾森豪威爾的國家高速公路系統建設計劃也獲得了廣泛的公眾支持，雖然這一公共交通工程是當時整個人類歷史上造價最高的工程。在大蕭條時期，富蘭克林·羅斯福曾多次成功引導選民支持大規模的公共建設項目。而在此之前，西奧多·羅斯福則為加大教育、公園及公共醫療等方面的公共投資進行了不懈的奮鬥。當然，要說服選民接受上述項目並不簡單，這需要極高的宣傳技巧。比如，為了說服選民支持增加在公共建設方面的政府投資，富蘭克林·羅斯福巧妙地提出了一些在當時看來十分新穎的經濟理念，這套經濟理論就是我們現在熟知的凱恩斯經濟理論。根據凱恩斯主義的理論，當國家經濟陷入蕭條時，政府可以通過增加公共開支的方式拉動需求，從而達到重振國家經濟的效果。
然而，我們今天的政治領袖卻不再具備這種說服選民的能力。奧巴馬政府的經濟政策受到了自由派經濟學家的廣泛批評，這不僅是因為奧巴馬政府未能推行真正意義上的金融改革，還因為奧巴馬政府既不願意攻擊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正是這樣的意識形態為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也未能有效地向選民宣傳採取新的經濟政策，從而對原有的經濟政策做根本性改變的必要性。有些經濟學家和批評人士認為，這是因為奧巴馬政府在宣傳方面的能力和意願有限，而一些更尖銳的批評則認為，是奧巴馬政府與華爾街的緊密關係導致了本屆政府在這方面故意不作為。然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雖然美國公眾在情感上深切地呼喚一場「我們能夠信賴的變革」，但大多數美國公眾並沒有真正準備好迎接這種我們需要的根本性改革。事實上，我們中的很多人由於對自己的經濟情況高度焦慮，對政府和公司產生了強烈的不信任感，因此我們已經失去了超越個人利益、為更宏大的目標而努力的信心和決心。換句話說，即便本屆政府想要推行這樣的變革，公眾也無法向政府提供必要的支持。正如《泰晤士報》的布魯克斯所指出的那樣，奧巴馬「早已認識到，如果無法獲得外界有組織的支持，一位總統能做到的事情實在是非常有限的」。
在理想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改變群眾不願參與政治的社會和經濟因素，來扭轉公眾對政治的消極態度。我們可以對政治體系進行清理，從而讓國民重新產生參與政治的意願。我們可以通過推行經濟改革和提高公共投資，重新創造出上幾代人所擁有的經濟機會，而這樣的經濟機會能夠啟發和引導人們走出自身利益的狹小天地，去追求某些更為宏大的理想和目標。通過重塑公眾與市場之間的平衡以及市場與政治制度之間的平衡，我們可以讓公眾的政治眼光變得更加無私、更加開放和更加長遠。
誠然，如果公眾不希望這樣的變化發生，那麼上述高層次的、系統性的變革就絕對不可能發生，最近幾十年來，讓公眾相信這些理想主義的前景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了。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腐敗讓美國人變得越來越冷酷和憤世嫉俗。消費者市場不斷向我們灌輸這樣的理念：我們不需要政府和政治也可以通過自身的行為獲得任何我們想要的東西。同時，主流文化逐漸接受了市場控制社會的現狀，雖然這樣的社會體系正在製造著越來越多的問題和不平等現象。但是，在個人層面，上述默許態度正在逐漸改變——因為對我們中越來越多的人來說，維持現狀只會讓我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糟糕。面對中產階級的衰落、商業界的短視行為以及迫在眉睫的基礎設施故障，人們已經無法保持沉默。美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富裕的國家，然而今天普通的美國人卻時刻擔心被時代和社會所拋棄，越來越缺乏安全感。我們已經無法再忽視和迴避這種荒唐的現象了。也許我們曾經相信，我們的市場和政治體系會通過某種方式自動完成對自身的改革，然而，今天的我們已經無法再相信這樣的說法了，因為我們親眼看到，我們的系統已變得千瘡百孔，我們已經不再有否認和迴避的資本了。我們中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那些讓衝動的社會看起來堅不可摧的元素（政治體系的頑固失靈、長期以來贏家通吃的短視思維、個人的慢性自我中心症）本身就是衝動的社會的一部分，這種巨大的壟斷品牌效應使得實質性的改革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是，我們中也有越來越多的人看穿了這種品牌效應，並且明白改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現在，一些精英統治論者、學者、有改革眼光的政治家以及商業界人士已經打響了對短視的政治體系和商業系統的戰爭，而我們中的其他人應該把思想化為行動，投身到這場對衝動的社會的戰爭中去。不安和緊迫感已經籠罩了整個美國社會，我們應該抓住這樣的機會，向我們自己，同時也向更廣闊的社區展示出我們的信念：變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驅動衝動的社會的那些制度因素完全可以被我們所改造，成為抗擊衝動的社會的掩體。
小心裂縫
幾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就把她內心的這種不安的情緒轉化成了實際行動。瑪西當時是一家全國性建築公司中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然而她卻開始嚴肅地懷疑自己是否真的在為社會創造價值。瑪西喜歡設計各種建築，然而如今的建築行業卻被削減成本、增加數量的想法所把持，創造性在這一行業中所佔的份額越來越小。瑪西告訴我說：「大部分時候，我的工作任務只是研究怎樣從工程中賺錢。有時我設計出一個很好的方案，每個人都喜歡我的方案，然而接下來他們會說：『好吧，讓我們來談談划算與否吧，讓我們拚命壓低成本吧。』於是我開始想：『我設計的這棟建築會在那裡存在50年，我的名字會出現在這座建築上，我並不認同我們現在的這些做法。』」瑪西當時恰好會參加一些本地學區的志願者活動，她帶領學生們參觀和欣賞市中心的建築，並進行講解。瑪西非常喜愛孩子們表現出來的熱情和好奇心，在每次志願者活動的幾個小時中，她都相信她的努力可以改變孩子們看待世界的視角。瑪西漸漸覺得，這些小小的轉變比她在工作中做的任何事情都更有創造力，也更加重要。
有天晚上，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瑪西在車中收聽了一檔廣播節目對一位政客的採訪。在採訪中，這位政客談到他是如何辭去一份報酬豐厚的工作而投身政治的。那位政客引用了大希列爾的一句古話：「若僅為己，我為何物？若非此時，更待何時？」聽到這句話時，瑪西受到了觸動。「當時我想，這句話不正說出了我的感受嗎？我想去做一些更重要、更有價值的事情。」於是，瑪西辭去了工作。她離開了之前供職的建築公司，重返校園去學習教育碩士的課程。現在，瑪西每天的工作是「設計」高效的課堂教學內容。她告訴我說：「我現在終於擁有了我想擁有的影響力。我的意思是說，我可以和一個孩子進行一場對話，而這場對話有可能改變這個孩子的人生。」瑪西承認，辭去建築公司的工作並不容易。放棄這樣的工作不僅意味著放棄高收入，還意味著她再不能獲得這種所謂的光鮮工作帶給她的自我滿足。瑪西說：「當我告訴別人我是教師的時候，對方常常趕緊換話題。」然而，當瑪西離光鮮的商業工作越來越遠後，她也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市場定義的職業成功與她的個人價值觀所定義的成功之間存在極大的差別。對瑪西來說，要實現自己的價值，就必須參與並影響他人的生活。瑪西說：「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成長和領悟，我對自己說：『也許教小朋友真的比想像我自己在設計房屋更重要。』是的，那是真的。我熱愛現在的職業，而且我從來不往回看，我從來不後悔自己的選擇。」
對我來說，瑪西的故事生動地詮釋了「製造空間」的主題。只有當我們退出衝動的社會的價值和規律時，我們才能看到衝動的社會存在多麼嚴重的失衡現象。不僅如此，我們還能看到自己如何建設性地回應這樣的失衡現象。我們曾討論過如何在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之間製造空間，以及如何在市場和政治之間製造空間。但是，要想真正擺脫衝動的社會的束縛，我們必須讓自我和市場之間的縫隙變得更寬，必須扭轉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自我和市場的融合過程。只有這樣，自我才能獲得一些呼吸的空間，才能稍微遠離市場短視價值觀的污染，重新獲得那些更重要、更長遠、更人性化的價值觀。同樣重要的是，只有當我們後退一步時，我們才能認識到，我們在消費者市場中狂熱追求的那些東西事實上只有在其他地方才能獲得。對我們中的很多人而言，如今我們最渴望的東西是「連接」，我們希望與他人建立深層次的、真正的、有意義的關係。半個世紀之前，社會學家羅伯特·尼斯比特曾說，人們一直「被對社區的渴望驅動著」。事實上，今天的我們仍然被這種渴望所驅動。顯然，從定義上說，我們不可能在一個追求以自我為中心的即時滿足的消費者文化中滿足上述需求。事實上，我們所追求的這種深層次的連接恰恰是一種與衝動的社會的精神完全相反的東西：我們所渴望的，是與某種永久性的、比自我更宏大的東西的聯繫。當我們在市場中尋找這樣的連接時，我們不僅無法滿足自己的基本需求，而且破壞和削弱了可能滿足這種需求的東西。
於是，我們選擇了後退。事實上，這場後退運動已經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了。在美國各處，人們採取了上億種反抗衝動的社會的行動，這些行動反映出我們不同的偏好、恐懼和選擇。儘管這些反抗行為多種多樣，但我們最終必須認同某種更宏大的統一目標。我們必須把這些對連接和社區的個人追求轉化為某種更廣泛的社會行動和政治行動，因為只有這些社會行動和政治行動才能保護和重塑社區的價值觀以及某種更宏大的長期目標。顯然，只有集體行動才能讓上述一切成為現實。如果說，在衝動的社會的腐蝕下，自我和社區的概念同時出現了垮塌，那麼在反抗衝動的社會的運動中，我們必須同時重建自我和社區的功能。
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我們已經知道應該做些什麼。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已經理解，衝動的社會誕生的關鍵以及制服它的關鍵都在於自我和社區的關係。當自我和社區之間存在健康的關係時，自我和社區之間可以賦予彼此更多的力量。在這樣的環境中，社區是健康的社區，而社區的基本價值（共同的目標、合作、自我犧牲、耐心以及長期承諾）也能對自我起到支撐作用，並賦予自我回饋社區的能力。這樣的關係會形成一個正反饋的良性循環，自我和社區可以互相支持並提升對方的作用。是的，我們曾經使這樣的良性關係瓦解了。我們曾錯誤地說服自己相信，個人可以通過對市場的依賴獲得所有需要的力量，因此我們不再需要社區的幫助，只要讓社區自生自滅就可以了。然而，隨著追求滿足的過程日益個性化，上述良性循環變成了一種惡性循環，自我和社區之間的關係也變成一種互相損害的關係。這同時弱化了自我和社區的力量。這種可怕的現實正是衝動的社會的核心。市場越是把我們從社區的義務和影響中解放出來，個人的實際權利和自由反而會受到越嚴重的損害，我們無法抵抗市場分化和征服的力量時，甚至對結果提出申訴的能力都沒有。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市場瓦解社區的過程中，我們是多麼無能為力。我們還看到，很多人把不斷加大的貧富差距視作既成事實而予以接受。在很多方面，在很多層面上，衝動的社會都成功地把我們放在了對它而言最方便的位置上。
然而，現在我們的忍耐早已超過了上限。從市場撤離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化的行為，不僅向社會表明我們沒有獲得自己真正需要的東西，同時還宣佈我們真正需要的東西其實是觸手可得的。當我們遠離市場的價值體系，社區的價值體系便能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中。即便只是適度遠離市場的控制，我們也能感受到極大的快樂和真實感，這來源於我們與社區重新建立起來的聯繫。這種快樂和真實感鼓勵我們進一步擴大市場和自我的距離，於是我們和社區的關係也會變得更加深入和持久。這種改善的過程雖然可能是緩慢的，但是改善的方向卻是明確的——最終，惡性循環必將被打破。當然，這個過程中很可能會出現困難和挫折。由於幾十年來人們的忽視，很多對健康社區而言非常必要的社會結構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萎縮和退化。此外，由於我們中的許多人已經在馬斯洛的需求層級上下滑了一到兩級，我們很可能缺乏遠離市場的資金和能力。然而，即便如此，我們對社會聯繫的渴望以及對某種遠大理想的追求仍然存在。只要我們能夠獲得一點點微小的機會和鼓勵——在自我和市場之間製造出哪怕最微小的空間——我們將自我和社區重新連接的慾望便會像裂縫中的野草一樣蓬勃地生長起來。一方面，這野草會努力向著太陽的方向生長，另一方面，野草的根系則會深深地扎入衝動的社會的根基。
在基督教的教堂、猶太教的教會以及伊斯蘭教的清真寺裡，我們每週都能看到這種野草般的慾望在蓬勃生長。在這些地方，人們尋找集體和社群的力量來重塑自我。在週五晚上舉行的高中足球比賽中，那種原始部落般的能量表達著這種慾望。在高中的畢業典禮上，參與者樂觀的情緒表達著這種慾望。在扶輪國際的募捐活動中，人們對共同目標的肯定與信心表達著這種慾望。在關於公共土地使用的聽證會上，人們強烈的情緒和訴求表達著這種慾望。在農民集市歡快的氣氛中，我們同樣能看到這種野草般的慾望。事實上，只要用心觀察，便會發現我們的社會中仍然廣泛存在著對社區、家庭等最基本社會結構的尊重及渴望。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希望，這些社會結構所代表的價值觀——合作、滋養以及長期的承諾——能成為市場以及政治領域的主流價值觀。我們對社區和社會連接的渴望其實一直都存在，我們所缺乏的僅僅是社會各階層團結一致的努力。一旦有了這樣的努力，我們便可以清除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障礙，消除結構性的偏差，擊退腐敗，摒除品牌化的犬儒主義。我們對社區的渴望將引領我們重新回到一種更平衡、更理性的社會定位中。
事實上，即便缺乏集體性的改革措施，重新回歸社區的趨勢也已經在社會的各個角落蓬勃展開了。人們越來越偏愛各種「本地化」的商品和服務，這說明我們已經重新燃起對尼斯比特所說的「中介制度」（家庭、教堂、鄰里、學校，以及其他小型的、本地化的社會結構，這些社會結構的共同特點是能夠對個人起支持作用，並能保護個人免受各種自然或人為的大規模力量的傷害）的熱情。這種熱情產生於最為恰當的地方——本地化的層面。在這一層面，不僅社會關係具有最高的強度和頻率，而且人們能以最具體的方式感受到這種關係，從而能最直接地體會到自我和社區重新連接的好處。聖母大學助理教授帕特裡克·蒂寧是一位經典思想領域的專家，他這樣寫道：「要想理解一種共同的價值觀，並願意為這種價值觀做出實質性的努力（也就是說，既對過去的傳承有義務感，又對未來的饋贈有責任感），首先必須在十分親密的層面建立起這樣的價值觀。」在本地化的層面，我們能「感性和直觀地體會到我們的行動對他人產生的影響，以及他人的行動對我們產生的影響，從而建立起一種感官上的聯繫。」同樣，在本地化的層面上，我們最容易區分市場與非市場，因此也最容易建立和鞏固非市場的價值觀，比如真實、道德、質量以及社區。
儘管這種本地化的小型社會關係極為重要，但我們同時也應該認識到，這種傑弗遜式的理想化社區形式（小型的、緊密的、親近的）只是整個社會革新進程的一部分。今天，「本地」已經不能全面地描述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因此「社區」的內涵也應變得更廣，它應該考慮到國家甚至全球層面的問題，同時應該保持足夠的多樣性，以全面涵蓋所有的人類經驗和智慧。比如，我們應該復興「工作」的理念，重新把工作視為一種真正的社會連接，並把職場視作一種正當及重要的社區空間。擁有強大的工會以及高度團結的職場的時代或許一去不復返了，但如果說中產階級還有任何被拯救的希望，那麼勞動者就必須重新組建一個集體性的、高度連接的、有清晰自我意識並能表達自己聲音的社區。
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學會接受各種新的社區形式，雖然其中某些形式（比如數字化社區）是本書某些章節的批判對象。我們應該清楚並坦誠地認識到，雖然數字化的網絡環境可能成為社區復興的渠道之一，但這樣的網絡環境具有嚴重的局限性。臉譜網和推特上的互動永遠無法代替親密的鄰里會面、家長教師聯誼會的籌款活動以及溫馨的家庭聚餐。同樣，在社交媒體上「關注」某位政治領袖或某項政治議題也並不代表我們已經履行了參與國家和州立政治事務的公民義務。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認識到，今天的數字化社交網絡已經完全吸收了效率市場的精神，因此它表現出所有效率市場的特徵：強調快速回報、自我提升，並鼓勵可隨時拋棄的、不完整的互動形式——而這正是我們希望遠離的。然而，如果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數字世界的市場化特點，或者更準確地說，能將這些市場化元素分門別類，讓每一位使用者都能夠清楚地意識到數字世界中市場化元素的存在（比如我們可以考慮讓所有六年級以上學生接受必修的「技術教育」課程）——那麼這些科技完全有潛力成為社區的基石，也完全有可能用無限的可能性實現各種我們無法想像的社會連接方式。畢竟，互聯網產生的初衷便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社區，在這個社區裡聚集著各種渴望逃離主流文化、共享信息的人們。為什麼這樣的精神不能催生出一種公眾交流的新渠道呢？事實上，網上鄉鎮會議已成為一種正在興起的新現象，而我們完全可以將其發展為一種規模更大、更常規化的公眾交流模式。
當然，不論數字化技術給我們帶來了怎樣的財富和災難，我們都應該認識到，在非數字化的世界中，社區的發展仍存在未被開發的巨大潛力。在美國的戰後時期，在數字化技術尚未出現、甚至尚未進入人們的想像世界時，美國的社區建設曾達到過驚人的高度，而美國公民的社會參與度和社會資本的積累程度也都創造了輝煌的紀錄。因此，我們應該堅信，在「線下」社區的重建方面，美國存在著未被開發的巨大潛力。我們不應該讓光怪陸離的數字世界迷亂雙眼，更不應該聽信數字世界的創造者們對數字社區的不斷鼓吹。在數字世界以外的線下世界，存在著無數種建立有意義的重要社會連接的渠道，比如參加志願者活動，比如參加業餘聯盟的體育運動，比如多開展遠離電子設備的家庭活動等。通過這些現實世界中的渠道，我們可以重新參與社區活動，建立起個人與社區的正反饋關係。
事實上，我們的最終目標應該是重建最廣泛意義上的社區。雖然重建較小規模的社區也非常重要，但我們現在急需重新樹立廣泛的國家社區的理念。在目前陷入困境的龐大民主體系中，這反映了每個人作為公民的義務。雖然大型的國家社區可能缺乏本地社區那種親密無間、充滿感情的氛圍，但由於我們目前面臨的許多問題和挑戰必須依靠國家層面的力量才有可能解決，因此國家社區的重建是我們別無選擇的義務。只有國家社區才可能有足夠的資源去解決氣候變化、創建新能源體系等問題。更重要的是，只有運行良好、具有適當凝聚力的國家社區才能為整個社會設定更遠大的目標。而這種目標的建立反過來又會影響我們在本地層面以及個人層面重建社區的努力。只有國家社區的組織才能把各州和本地的各種改革努力進行政治化和經濟化的包裝。只有國家社區才能進行長期的有形投資和人力資源，並保證這些投資具有理性的、長遠的目標。只有國家社區的組織才能在國家和地區之間，以及政府和個人之間建立長期、互利的關係。
對許多深受品牌保守主義毒害、習慣於在任何情況下對政府保持無條件不信任的右派人士而言，重建國家社區的理念必然會為他們帶來極大的挑戰。然而，只要對我們目前的政治文化進行適度的改進（比如調低目前在政治立場上高度分化的媒體的聲音），我們就有可能讓保守派人士看到去品牌化的政治文化能為我們帶來多麼巨大的戰略利益。去品牌化的政治文化不僅能讓人們更具建設性地參與政治，還能促成真正有意義的改變。而這樣的變化完全可以促成一種良性循環機制。正如今天很多實用主義的改革派保守人士已經意識到的那樣，美國戰後的經濟奇跡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國家與個人之間的良性循環關係。自上而下的大型改革計劃（比如社會保險方面的改革、勞動力市場管理方面的改革以及在公共基礎設施領域大規模投資的計劃）能夠重建個人的安全感，重塑民眾對未來的信心，並讓各種形式的社區在各種層面上獲得發展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