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年末，「佔領華爾街」從美國擴展到了英格蘭。英國一位剛剛獲得律師資格的年輕律師（我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道他在推特上用的假名是「佔領旅館」）發起了一場史上最不可能發生的政治活動：抗議新律師就業機會不足的問題。這位抗議者在他的博客上寫道：「雖然我們自身沒有什麼問題，但是我們這一代法學院畢業生卻發現社會上缺少適合我們的工作——至少缺少作為律師的工作。我們中一些幸運的人成了律師助手，而不夠幸運的人只能在酒吧工作。」這場抗議活動並沒有成功，這是理所當然的——在英國也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好，律師仍然是受人尊敬的好工作。然而這位抗議者的訴求卻很值得我們思考。在後工業化國家，律師的就業市場呈現出飽和的跡象。在美國，雖然經濟已經開始復甦，但目前法學院畢業生與工作機會的比例大約為2：1。在英國，律師的工作機會更加稀缺：2011年，倫敦律師事務所的見習律師招聘數目嚴重小於申請這類工作的申請人數，申請人數和工作崗位數目的比例達到了65：1。同時，目前我們看不到情況將會顯著改善的希望。很多律師事務所都在盡最大努力大幅削減開支：很多英國和美國的律師事務所將各種低價值工作（比如索賠處理等工作）離岸外包至斯里蘭卡和菲律賓。此外，即使最傳統的律師事務所也在進行一項之前很少有律師曾經想到的改革：事務的自動化處理。通過一系列語義敏感性的搜索算法，一些勞動力密集型的工作已經由機械自動化完成。比如，一個複雜的案件可能會產生數千頁法律文件，以前律所需要組織一群工資很高的律師花幾個星期的時間閱讀這些文件；而現在，有了上述自動算法，機器只需要花幾天，甚至幾個小時就可以完成這項工作。
律師界的這種變化只是高科技重塑各行各業就業狀況的一個縮影。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的發展可能很快就會創造出一種新的法律算法——數量化法律預測算法。通過這種算法，我們可以用統計分析的方法預測法律案件的審判結果，就像《點球成金》中通過統計分析預測棒球比賽的結果一樣。數量化法律預測算法的基本原理其實很簡單：在我們付給律師的律師費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來購買律師對未來的預測。根據現存的法律規定，這個案子最可能的判罰結果是什麼？這個合同遭違約的概率有多大？某位特定的法官負責審理該案的可能性有多大？律師通常會根據他們的從業經驗對上述問題進行預測。這些從業經驗包括他們曾經處理過的案子、曾經談判協商獲得的結果、曾經代理過的訴訟等，然而，即使對經驗豐富的律師而言，上述資源（經驗）通常也是有限的。律商聯訊倫敦辦公室的律師兼法律自動化專家馬克·史密斯告訴我們：「即使是經驗極為豐富的律所合夥人，在面對特定案件時，可能也只有幾十個相關的數據點。然而，有了自動化的數據系統，我們就可以把律所經辦過的每一個相關案例都當作一個數據點，用更大規模的數據來分析手頭的案件。」此外，自動化的電腦分析方法還可以避免人類決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神經學偏差。專家聲稱，即使在目前技術尚不成熟的情況下，電腦已經能夠以75%的準確率預測法庭的判決結果，而人工預測的準確性僅有59%。隨著這種大大降低勞動力需求的新技術的推出，所有律師事務所將別無選擇地採用這些新技術——高科技的永動機從不會放過任何職業。律師曾經是聰明、有野心的年輕人的首選工作之一，然而目前大家都相信，隨著這項技術的推出，法律行業的現狀將會發生根本性變化。顯然，法學院的師生目前還沒能很好地理解這一信息。史密斯告訴我說：「我曾在大學裡給法學院的學生們授課，我發現大部分學生都對這項科技創新知之甚少。就我個人而言，我絕對不會建議我的孩子在未來從事法律工作。」
在未來的日子裡，這種令人沮喪的建議恐怕會更頻繁地傳入我們的耳朵。雖然目前律師的失業問題似乎還沒有成為全國性的悲劇。然而即使是最痛恨律師的人也不難看出，預測性算法這樣的高科技絕不會僅僅出現在律師行業。在未來的某一天，其他行業的各種工作同樣會受到這些科技的威脅。為了確保自己不從永不停歇的跑步機上跌落下去，大大小小的公司都在尋求各種削減開支的方法和渠道，而隨著科技的發展，很多能幫助公司削減開支的自動化過程變得越來越強大和方便。如今，電腦技術已經可以自動駕駛車輛，並為大型飛機的起降自動導航。電腦算法可以分析X光片；批改大學論文；編寫體育報道；在新聞和社交媒體的海洋中自動捕獲各種對市場行情有影響的數據，然後據此精密地設置股票交易的時間點，從這些數據中獲利。電腦科技已經創造出了一批「無燈化」的工廠——這些工廠不需要照明，因為沒有任何人類在裡面工作。隨著電腦計算能力的指數級上升和傳感器技術的發展，隨著大數據技術將整個經濟以及勞動力市場推入全新的領域，自動化會越來越多地代替人們的勞動，上面的例子只是未來各種自動化革命的冰山一角。
然而，我們似乎並不應該為此感到擔憂。作為一個教育程度高、技術能力強的後物質主義社會的成員，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理解：從理論上看，即使那些最聳人聽聞的創新發明及其帶來的效率提升都只能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而且，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一點在過去是完全成立的。技術創新一直是一個利好因素，對就業市場而言更是一個利好因素。新技術可以增加產出、降低成本，因此技術創新帶來的每一點效率提高（節約勞動力的機器、大規模生產的工廠、更注重細節的管理策略等）雖然一開始可能導致暫時性的資源錯配問題，但最終必然為我們帶來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同時為我們提供更高的工資和更安全的工作環境。自工業革命以來，創新、效率和就業機會一直呈現一種鐵三角關係。
然而，隨著我們的整個經濟被金融化、追求高速回報的商業模式所主宰，如今我們的上述信念已經發生了動搖。進一步的創新和效率究竟會給我們帶來什麼？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已經無法做出樂觀的回答。資本回報率是衝動的社會最大的經濟目標。然而，隨著商業公司以越來越高的效率用資本創造出更多的資本，大多數員工獲得的回報卻無法繼續高速增長。在本書中，我已經多次提到關於美國勞動者收入的統計數據，現在我們不妨停下來仔細思考一下這些數據的現實意義。雖然在經濟增長率、公司利潤和股價增值（特別是技術股票的股價增值）方面，美國的經濟已經全面恢復到了危機前的水平，然而我們這個巨大的後工業化社會及其效率超高的經濟體卻未能產生足夠多的新就業機會，來填補經濟危機中損失的就業崗位。這方面最極端的例子是對美國未來就業崗位的預測，由於美國的就業崗位增長非常緩慢，經濟學家預測在2020年之前，美國的總就業人數都無法回到危機前的水平。也就是說，在大型經濟危機之後，就業崗位數目的恢復至少需要花12年的時間。更重要的是，新創造出來的就業機會遠不如10年前的就業機會那麼親民。在後工業化世界中，大部分新就業機會要麼是要求特殊知識技能的高端就業機會，要麼就是大量低技術、低工資的服務性工作（比如咖啡師和酒吧招待）。中等技術、中等工資收入的工作崗位曾經是美國中產階級存在的基石，而目前這類工作機會卻已經嚴重減少。部分是由於這樣的原因，美國的中位數家庭收入和15年前相比下降了7%。如今報章雜誌只要提到中產階級，通常都會伴有「走下坡路的」、「被掏空的」等修飾語。
為什麼我們的中產階級正在走向衰亡？雖然這一現象背後有很多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衝動的社會中的我們對待創新的態度變化肯定是一個重要原因。隨著電腦技術的發展，公司可以通過自動化大幅削減開支，同時縮小公司規模或者將多家公司合併經營。在這樣的情況下，中等收入工作市場的萎縮就成了一種必然的趨勢。然而，這樣的現象背後還存在一種更為深刻的社會現象：在戰後的經濟繁榮時期，技術革新和社會財富的廣泛提高之間存在著非常緊密的聯繫；如今，這種聯繫已經瓦解甚至斷裂。簡言之，雖然技術創新仍然能為整個社會帶來財富，然而這些財富的更大部分流向了極少數人——在大部分情況下，某些行業和社會階層的人被完全排除在財富的分配之外。在如今贏家通吃的商業社會中，我們可以從少數贏家身上清楚地看到上述狀況，沃爾瑪和亞馬遜等大型公司通過數據技術和規模效應的優勢大幅提高經營效率，在這些公司進入的幾乎所有市場中，本地的小型經銷商都受到了碾壓式衝擊。在上一輪金融危機中，我們同樣看到了這樣的情況：一小群銀行家通過金融工程的工具從房地產泡沫中獲取了巨額「經濟租金」，卻把風險和成本轉嫁給了納稅人。當然，現在我們還可以在就業市場上看到同樣的情況：隨著各種商業公司大規模採用自動化過程來削減開支、增加產出、提高效率，這些創新實質上把公司利潤的更大部分從員工手中轉移到了管理層手中。
在衝動的社會中，創新的意義已經變得越來越冷酷。這些科技創新雖然催生了更高的效率，卻也使一小部分公司精英獲得了利潤蛋糕的更大份額——精英階層獲取的份額過於巨大，在大部分人看來早已超出了合理的水平，也無法對整個社會的福利提供正面的影響。甚至效率本身似乎也受到了污染：我們提高產出和降低成本的目標曾經是提高全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平以及整個社會的總體進步程度，如今，提高效率似乎主要是為了給工廠、機器以及其他資產所有者創造更多的財富。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似乎拋棄了我們在20世紀取得的很多社會進步成果，而退回了鍍金時代的浮華之中。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了「佔領華爾街」運動。但我認為，這種社會發展趨勢應該引起全社會更廣泛的重視。這不僅關乎普通民眾的利益，而且關乎很多社會上層人士（比如律師、股票交易員，甚至某些政客）的利益。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正視這樣的問題，不僅需要問自己高效率創新究竟帶領這個社會走向何方，還應該仔細思考一下這些創新究竟是為了什麼，或者為了誰。
在這裡，我們還應該正視這樣一個歷史規律：科技創新為社會帶來普遍財富的過程從來就不是一帆風順的。一個世紀之前，隨著工業革命的發生，數千萬歐洲和美國農民的工作被機器所取代，當時這些受傷害的農民顯然不會把工業革命當作正面的進步。然而，當時這些農民無法預見的是，在不久的將來，這種令人討厭的技術革新會為他們帶來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新技術雖然使農業部門的就業規模大幅縮減，卻同時創造了很多全新的就業板塊，比如鐵路、大規模生產、公路建造以及公共事業等。這些新的板塊不僅能為就業者提供更高的工資，還能為勞動者提供全新的就業機會。比如，製造汽車不僅需要鋼鐵工人和輪胎工人，還需要工程師、設計師、市場營銷專家，甚至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分析師，而這些新工作的收入又可以進一步創造更多的經濟活動。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把這種現象稱為「創造性的破壞風暴」，熊彼特認為，這種破壞的力量正是塑造工業資本主義的關鍵力量，它「不斷破壞舊的經濟秩序，同時不斷創造新的經濟秩序」。總體而言，新的經濟秩序總是優於舊的經濟秩序。在大部分工業化社會中，創新所產生的生產力提高帶來了財富的廣泛增加。我們的工資提高了，物價卻降低了，同時一系列的科技創新（比如飛機引擎、X光照相技術、彩色電視機等）不僅創造了更多經濟增長渠道和就業機會，還顯著提高了每一位公民的生活水平。當我們的經濟學家、歷史學家以及你的祖父母談論美國戰後繁榮時期的光輝過往時，他們並不是出於感情上的原因才對那個時代分外懷念：美國的戰後幾十年確實是一個全社會財富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當時的美國社會就像一台創造財富的機器一般不停地運轉著。
那麼，這台財富機器現在怎麼了？為什麼這種舊式的創造性破壞風暴在今天看來似乎只是一種破壞性力量？如前所述，造成這一變化的原因有很多：有文化、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的創新活動不再具有足夠的破壞性，至少缺乏熊彼特所描述的那種破壞性。亨利·福特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具有極強的破壞性，因為那場工業革命包括多個方面的突破：不僅是汽車生產技術及生產線的發明，還伴隨著物流、商業管理、會計、石油化學、製藥、通信等其他方方面面的革命。這些變革和創新互相配合、互相促進，共同創造了一種全新的經濟秩序，這些創新的總和遠遠大於每一部分的簡單加總。然而，我們今天的技術變革卻不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電腦技術的提高雖然在個人權力領域帶來了各種變革性的提高，然而作為一種工業的催化劑，電腦技術的影響通常只是讓現存的工業過程變得效率更高——比如讓生產線運轉得更快，讓同一家商店可以售賣更多種類的商品，或者讓消費者能更輕鬆地與商家進行交流並消費。這些提高雖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卻不足以點燃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火花。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今天的創新水平不足。我們之所以難以取得劃時代意義的突破，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所面臨的歷史時間點：今天，要做出改變世界的突破性創新已經變得比過去更困難，因為那些比較容易的革新早就進行過了。過去，我們之所以能夠大幅提高生產率，是因為當時存在著許多巨大而明顯的低效率元素，通過消除這些元素，就可以相對輕鬆地大幅提高生產率。比如，用機器取代動物完成農耕活動，用合成肥料代替糞便肥料。喬治梅森大學的經濟學家泰勒·考恩曾經說過，到目前為止，「那些掛在較低樹枝上的水果」早已被我們摘下吃掉了，因此，今天要取得同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突破性創新成果，確實比過去更難，成本也更高。
一方面，創新確實變得比過去更困難了。另一方面，在衝動的社會所催生的金融化的商業模式之下，我們追求創新的動力也變得更弱了。如前所述，由於公司狂熱地縮減開支，並盡一切努力保護季度盈利水平達到目標，研發開支被顯著壓縮了。而隨著每家公司或多或少地削減研發開支，整個經濟的科研能力自然也就下降了。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提供的數據，半個世紀前，美國工業界用於研發的投資每年增長7%，如今，研發投入的年增長率只有1.1%。雪上加霜的是，即使公司願意投資於科技研發，研發的目標也越來越多地與短期回報掛鉤，願意投資長期科研項目的公司越來越少。美國的製造業者曾經願意大量投資於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並因此而聞名於世。當時的美國公司願意首先取得創新性的科學發現，然後再慢慢研究如何將其轉化為可以商業利用的新技術。然而，如今美國的研發投資大部分不是用於「研究」，而是用於「發展」——將已經存在的技術轉化為一系列新的產品和應用。這樣的發展過程雖然也很有用，卻無法真正產生突破性的科技成果。
在消費者產品的世界中，商家對微創新的追求已經被我們所熟知，微軟公司通過將已有的技術轉化為一系列改進不大的升級版而賺取了大量利潤。這些升級發佈的時間點經過精心的設計，因此能為微軟公司提供穩健的季度利潤並促進股價的提升。但是，在經濟的結構層面上，微創新現象甚至更普遍和更明顯。正如我們在本書第二章中所看到的那樣，如今我們大部分創新的目標是把基礎的商業流程（比如生產製造和物流）變得更加高效。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我們將生產線全面自動化，將發放銀行貸款的過程流程化，將聯繫美國零售商和亞洲生產商的供應鏈數字化。這些效率方面的創新使消費者能享受到更低的商品價格。然而，在很多情況下，這樣的創新也同時影響了這些消費者曾經擁有的工作機會。比如，沃爾瑪在存貨數據利用方面一直處於行業領先地位（沃爾瑪甚至為此發射了自己的通信衛星），這種技術上的優勢不僅讓沃爾瑪佔據了更大的市場份額，也使沃爾瑪在與供應商的協商中獲得了更多的談判權。因此，很多沃爾瑪的供應商不得不加速它們自身的成本壓縮過程，而這一過程通常意味著自動化和離岸化。在整個工業化經濟中，這樣的現象非常普遍。過程方面的創新導致整條供應鏈上的所有公司都必須努力壓低成本，而這正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工業化國家的製造業工作機會大幅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歐洲、日本和美國，製造業的規模一直在緩慢地萎縮，如今幾乎進入了自由落體模式。1998—2004年，英國國內製造業的工作消失了1/4；在日本，這一時期有1/5的製造業工作崗位消失。在美國，2000—2007年，全國總計減少了600萬個製造業工作崗位，占製造業工作崗位的1/3。
當然，我們不該把製造業的工作過於浪漫化和理想化。必須承認，這些生產製造工作常常是單調、危險的，而且令人不快。很多工廠的工人非常願意從這種簡單的勞動中解脫，升級到其他更好的工作崗位上去。製造業的自動化和離岸化趨勢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它們只是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破壞風暴的表現形式而已：在理想的情況下，通過破壞工業化經濟中舊的工作機會，自動化和離岸化的過程應該為下一代更好的工作機會創造空間，讓這些失去工作的產業工人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機會，發揮更大的生產率，獲得更高的工資，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然而，在我們衝動的社會中，這些美好的情況並沒有發生。大部分失業工人無法在職業階梯上更進一步，正因如此，戰後美國人民生活水平廣泛提高的時代已無法繼續保持。事實上，很多工人失業後再次找到的工作仍然是同樣簡單、重複、危險的工作，甚至有些人的新工作還不如舊工作。
在此，我必須再次指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很多方面看，西方世界的工人未能快速獲得新的生產技能和知識，因此不再適應新時代的需求。而上述現象的深層次原因是我們的教育系統沒有和勞動力市場的需求保持一致——由於勞動力市場的電腦化，現在的勞動者必須掌握越來越多的技能才能適應市場的需求。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丁和勞倫斯·卡茨認為，目前技術革新的方向是「技能偏好」的，即不斷要求勞動者掌握更多新技能，由於教育系統和勞動力市場之間的不匹配，每年能夠從這種技術革新中獲得好處（甚至僅僅是能夠跟上技術革新的腳步而不被拋棄）的人口比例越來越小。雖然對教育體系進行改革顯然非常必要（本書接下來的部分將繼續討論這個問題），但同樣重要的是，在股東革命以後被金融化動機主導的商業界，公司本身也顯著降低了對員工的培訓和教育力度。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通用汽車等公司都曾向員工提供長期、集中的訓練課程，然而隨著公司不斷壓縮人力成本，公司在這方面的投入顯著減少了。很多公司內部的培訓中心已被關閉。人力資源部門被外包，因此員工及其上級只能自行安排員工的培訓和職業發展事宜。事實上，現在的公司不僅希望員工能夠自己管理自己的職業發展，還希望員工能夠不斷對自己進行再投資，從而使他們為公司創造的價值最大化。在現在的公司文化中，公司已經不再認為僱主有義務幫助員工進行職業技能方面的再投資。IBM的資深員工考特·馬丁在離開該公司後曾這樣告訴《華盛頓時報》的記者：「IBM的員工不斷輪崗。你必須不斷掌握新的技能，並用這些技能包裝營銷自己，才能避免被裁員。當音樂停止時，你不希望自己是那個沒有搶到板凳的人。」
更糟糕的是，在這種以控制成本為核心、以優化程序為導向的創新潮流中，很多時候不斷對自己進行再投資的員工也無法在職業階梯上更進一步，因為那些曾經被他們當作職業目標的高級工作本身也在創新的過程中消失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高速數據網絡的出現，公司不僅能夠將生產製造性工作離岸外包，甚至可以將許多知識技術性的工作離岸外包。不管是會計記賬、客戶服務，還是工程設計、金融分析，甚至是建築設計，這些工作都可以被外包至印度、斯里蘭卡、菲律賓、俄羅斯、波蘭或中國，而外包後的人力成本僅為原來的1/10。即使在西方公司佔絕對優勢的領域，如軟件研發、芯片設計、航空工程等，工作崗位也被大量離岸外包，這些行業的工作人員並沒有因為行業的競爭優勢而享受穩定、有保障的就業環境。這些領域的創新使公司能夠快速降低成本，從而提高利潤和股價，如果僅靠傳統的方法，這一成本壓縮和利潤提高的過程可能需要幾十年的時間。CEO們熱情地擁抱了這些創新成果，就像他們的前任擁抱大型生產線、電話和其他傳統科技創新成果一樣。
在衝動的社會中，創新帶來的真正危機是深層次的：創新曾經是一種提高整體經濟生產率的工具，創新的受益對像包括公司和員工；也包括資本和勞動力——而今，創新的受益範圍變窄了。創新越來越多地提高了資本的生產效率，為資本提供高速的回報，而勞動力的生產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沒有改變，甚至還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比如，在工業革命時期，通過工廠生產的自動化，工人的生產效率大幅提高，也就是說，每位產業工人每小時可以生產更多的商品，因而能獲得更高的工資。而對很多工作進行離岸外包的創新卻降低了勞動者的生產效率。20世紀90年代，中國工廠工人的生產效率顯著低於美國工廠的工人，而美國公司卻將各種工作外包到中國，中國企業則通過僱用更多工人來解決生產效率不足的問題。將知識技術性的工作離岸外包同樣會產生很多隱性的低效率問題。最近，我採訪了一位曾負責管理亞洲離岸IT（信息技術）團隊的管理人員，他這樣告訴我：「離岸外包策略被當成一種非常新穎迷人的產品推銷給美國的公司管理人員。這種策略被宣傳得天花亂墜，大家相信離岸外包就是把美國的IT工作扔到牆的另一邊。在那裡，中國和印度的優秀工程師同樣能幫我們高效地完成任務，而且每小時只收5美元，而美國的工程師則需要我們支付每小時50美元的工資。於是每位管理人員都會覺得：哇，這真是太棒了！然而，離岸外包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我們不可能只是輕鬆地把工作扔到牆的另一邊就能獲得更高的收益。在工程領域，負責研發產品的團隊以及產品的服務對像——公司管理人員——之間永遠需要密切的互動和合作。如果這兩組人員在同一棟大樓中工作，並且每天都能見面，能在門廳裡進行非正式的交談，那麼這種互動會容易得多。然而，當你與你的服務對像之間存在12小時的時差時，這種互動是很難高效進行的。」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為降低成本而分割了整個工作環境，這種分割必然導致產品質量的下降。然而，由於整體成本大幅下降，離岸外包策略仍然被視為一種巨大的成功——至少對公司管理人員和投資者而言，這種策略確實提高了效率，為他們創造了財富。
但是，難道我們就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嗎？美國的商業領袖們普遍持有這樣的傳統觀點：全球化進程完全改變了商業世界的規則，當國外的勞動力成本只有美國的1/10時，美國的公司根本無法抗拒這種外界壓力。但我認為這種說法並不全面。同樣是面對全球化的衝擊，對比歐洲和美國的反應，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確實存在更好的方法，來管理科技創新和全球化對勞動者的衝擊。在歐洲，由於工會的影響更大，勞工管理方面的要求更嚴格，而且由於公司文化的不同，大部分歐洲公司繼續在員工培訓和再培訓方面大量投資。在很多歐盟國家，由於工作機會被永久性離岸外包而失業的員工可以獲得適當的培訓，從而掌握新工作所需的技能。經濟學家威廉·拉佐尼克認為：「並不是說德國人或者瑞典人從不將工作外包，但是這些國家的公司擁有更好的管理結構，因此它們可以把離岸外包獲得的利潤再投資於自己的母國，因此它們可以獲得更好的結果。」
然而，要獲得更好的結果，首先要進行更多的投資。在自動化和離岸化的創新浪潮中，要保護公司的員工不受這些衝擊的傷害，必然會產生一定的成本。然而在衝動的社會中，公司根本無法接受這樣的成本和支出。與此相反，我們的商業策略只接受全球化帶來的好處，而把全球化的成本（或者其他創新帶來的成本）通過各種精心設計的手段完全轉嫁給勞動者。然而，這種冷酷無情的做法並不是美國的傳統。在1973年的經濟危機中，美國經濟出現了顯著的收縮，但工資的降低只佔整體財富損失的1/3左右；其餘的損失則被公司內部吸收——公司吸受損失的途徑包括削減產量和降低對投資者的回報率。換句話說，在1973年的經濟危機中，美國的公司為了降低勞動者所受的損失確實做出了嚴肅的努力，其他部門和利益相關方與勞動者共同分擔了經濟危機帶來的損失。然而，隨著股東革命的成功，新的技術使公司管理者能夠更精確地設定成本縮減目標，同時工會也逐漸失去了政府的支持，在這兩種因素的共同影響下，上述損失分擔的策略發生了改變。根據德勤咨詢公司最近發佈的一項研究結果，在1981年的經濟危機中，在整體經濟產出的縮減中，勞動者承擔了1/2的損失；而在1990年的經濟危機中，勞動者則吸收了3/4的總體損失。在每次經濟危機中，成本壓縮帶來的利潤越來越多地被投資者所攫取，而勞動者被迫吸收了大部分損失。到目前為止，這種趨勢不但沒有減緩，反而變得越來越嚴重。在最近的兩次經濟危機中（分別發生於2001年和2007年），勞動者吸收了98%的總體損失。德勤公司的上述研究報告這樣寫道：「在經濟危機中，公司曾經是員工的保護傘，公司率先吸收損失來保護員工的利益。然而，在如今全球化、高度競爭的經濟環境中，公司卻越來越多地通過犧牲員工的利益來保護自己的利潤。」
這種變化的影響是巨大的。由於離岸外包策略大幅削減了生產成本，在最近的兩次經濟危機中，公司利潤和股價都在危機結束後很短的時間內迅速恢復。但是，過去20年來的離岸外包趨勢導致這兩次危機後，經濟復甦過程中「就業機會不增加」的反常現象。衝動的社會的創新模式中存在一種本質性的不合理之處：在這種模式下，公司可以通過創新來增加利潤，同時壓低勞動者的工資。一個世紀前，亨利·福特曾聲稱，高工資是充滿活力的消費者經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為只有提高工人工資，這些勞動者才可能買得起自己生產的商品。亨利·福特說：「我們所生產商品的最主要消費者正是生產這些商品的勞動者。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這一事實——這是我們創造財富的秘密。」然而，到了20世紀末，亨利·福特的觀點已經被商業界徹底拋棄。公司希望擁有錢包豐滿的消費者（即使消費者本人無力支付這些消費支出，只要其他人願意埋單就可以了）。然而，隨著科技創新的發展，消費者擁有了更強的個人能力，可以脫離整個社會的控制而獨立追求他們的個人利益；與此同時，公司也同樣利用這些科技創新成果，將公司的財富和員工的財富相分離。在戰後的美國，商業界曾有相當程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共同價值觀，而如今這些東西已基本灰飛煙滅。從某個時刻開始，美國的商業界已經完全把效率創新所帶來的巨大能量當作追求狹隘個人利益的工具。
經濟學家赫布·斯坦這樣說道：「如果某件事不能永遠持續下去，那麼它必然會停止。」雖然赫布·斯坦這句話是針對美國的貿易赤字說的，但這種說法同樣適用於美國今天的創新模式。或遲或早，市場總有一天會對自身的行為進行修正。比如，不願意在真正的科研創新方面進行投資的公司遲早有一天會沒有新產品可供出售，苛待員工的公司遲早有一天會看到員工的績效下滑，過度依賴廉價國外勞動力的公司最終會面臨產品質量下降的問題。事實上，在本次經濟危機的餘波中，有些公司已經表現出了對其之前所選道路的不滿。離岸外包策略的奇跡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耀眼的光環。在產品質量和溝通交流方面，已經不斷出現各種問題。很多國外的勞動者開始要求獲得更高的工資。有些西方公司已經逐漸將某些外包到國外的工作崗位重新移回國內——這種趨勢被稱為「回港」。隨著回港趨勢的興起，公眾對美國製造業的復興展開了各種熱烈的討論。
與此同時，由於勞動者的技能和工作崗位要求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越來越不可持續，美國的教育部門面臨很大的壓力，對教育部門的改革和再投資勢在必行。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項改革措施是利用數字技術提高教育系統的效率。最近幾年，哈佛大學和MIT（麻省理工學院）等大學紛紛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全新教育項目，其核心是MOOC（大型開放式網絡課程）。MOOC集合了視頻授課、在線互動、自動化等一系列先進的元素。從理論上說，這些知名大學應該可以利用這些技術手段大規模生產高等教育資源，從而讓普通人能夠以更低的成本、更方便的渠道接受高等教育的熏陶。MOOC的模式目前已經走出美國，向世界其他國家擴展。很多支持這項改革的人認為，這種網上課程模式僅僅是一場即將到來的教育革命的開端。在大數據技術的幫助下，整個高等教育過程（從招生入學到課程選擇，再到學習和尋找就業機會的過程）都可以數量化，因此高等教育過程應該能夠獲得根本性的提高。借助大數據，教授、學生、輔導員和家長都能以過硬的數據為基礎，分析哪種教學模式（或者哪種教材、哪種住宿模式、哪些課外活動）能讓學生以最快的速度接受所學內容。2013年，哈佛定量社會科學研究所的主任加裡·金在接受《紐約客》記者內森·赫勒採訪時曾這樣說道：「我們可以把一切進行量化：每一個學生，每一間教室，每一間辦公室，每一座房屋，每一項課外活動，每一位保安，所有東西。我們可以搜集一切信息，並將其匯總於此，然後讓這些信息為學生所用。」
你應該可以感受到，這樣的改革激起了人們多大的熱情。支持這些改革的人認為，如果這樣的教育革命真的發生，必然會對就業情況和社會總體財富產生巨大的影響，這項改革的影響可能超過過去200年的所有革新措施，因為這樣的教育革命能讓美國回歸一種進步的、以未來為目標的創新模式。也許在創新之樹上，那些掛在較低樹枝上的水果確實已經被採摘完畢。但如果教育系統的升級能夠培養出更多掌握最新技術的畢業生，如果公司和政府願意提高它們在戰略部門的投資（如能源和生物技術領域），我們就完全有希望看到更多突破性的科研創新成果。這種突破性的成果完全可能創造出一些全新的產業和全新的工作類別。
比如，如果我們能夠研發出一種全新的能源技術（不產生碳排放，經濟上可行，並且具有去中心化特點的能源技術），就完全可能為我們的經濟帶來根本性的改變。同樣，在生物技術領域，雖然最近幾十年來該領域一直未能兌現對公眾的承諾，但這一領域同樣具有產生突破性成果的潛質。生物技術領域的突破同樣可以創造出一些全新的經濟部門。進步政策研究所的經濟學家邁克爾·曼德爾指出，生物技術領域的最新成果可能很快就能「種植」出替代器官，並且可以對這些器官進行商業化生產。現在，我們已經可以買到工廠生產的皮膚，實驗室已經可以種植出能用於移植的簡單器官，比如氣管。曼德爾認為，一旦這些技術進一步發展，覆蓋更多、更複雜的器官，就會產生一個全新的巨大產業。這個產業會有自己的生產基地、自己的分銷系統、自己的出口市場，並以驚人的速度迅速成長，會產生大量新的工作機會，其中不少工作機會可以提供很高的工資——比如我們需要進行器官質量控制的技術人員。曼德爾告訴我：「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些創新的曙光，我們知道這些創新的成果馬上就會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它們可以輕鬆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如果你讓我猜的話，我認為10年後我們將會面臨勞動力短缺而非工作機會短缺的問題。」對曼德爾及其他持有類似觀點的人而言，我們的創新機器和工作創造機器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我們之所以很長時間沒有看到突破性成果，是因為今天複雜的技術挑戰、不必要的政府監管等負面因素推遲了成果的出現，而現在，我們很快將迎來劃時代的突破性創新成果。
然而，在我個人看來，我們的創新機器和工作製造機器顯然出了不小的毛病，如果不對我們的衝動型創新模式進行深層次的改變，即使回港策略和生物技術革命等正面因素也難以幫我們力挽狂潮。凱恩斯曾這樣說過：「市場可以長期保持非理性的狀態，在市場對這種非理性進行修正之前，也許我們早已破產了。」我們衝動的經濟已經實現了各種各樣的發展，這些發展隨時可能先發制人，在我們做出調整之前就對我們短視的創新策略進行冷酷無情的修正。
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發展，就是今天有許多大型技術公司利用金融工程來有效迴避市場的修正性約束。以微軟為例，與很多成熟的技術公司一樣，微軟通過早期的技術突破（尤其是Windows操作系統的發明）獲得了極高的市場佔有率，並以此不斷賺取大量現金。在這種情況下，一種理性的商業策略應該是將這些現金的一大部分再投資於下一代科技研發工作。然而，拉佐尼克指出，雖然微軟每年確實在研發方面花費數十億美元，但由於公司未能成功地投資於公司運營效率的提高，因此公司員工根本無法高效利用這筆研發投資。事實上，那些本該用於升級經營功能的投資卻被用來回購本公司股票：2003—2012年，微軟總共花費了1140億美元來回購本公司股票，這筆支出大約是微軟科研支出的1.5倍。這些舉措導致了典型的衝動的社會。過去這些年來，微軟通過不斷推出各種效果平庸、充滿漏洞的系統升級版本，來吃Windows操作系統的老本，而研發全新技術和全新產品的努力基本上沒有獲得任何成果。即便如此，微軟仍然成功地通過大規模的股票回購策略達到了保持高股價和安撫投資者的效果——通過這樣的金融手段，微軟成功規避了效率市場本應給予它的懲罰。拉佐尼克認為，微軟公司的經營目標「不是讓員工充分參與經營活動，而是想盡一切辦法保持公司的高股價」。
微軟這種短視的、高度金融化的創新策略已經成了美國商業文化的流行病。許多大型美國技術公司都發現，在科技研發的投資和回報方面，與其投資新的科研項目，不如吃過去研究成果的老本，因為後者能夠提供更高效的資本回報。因此，這些公司大量削減為未來創新做準備的組織能力方面的投資（比如對員工的技能培訓），而把節省下來的錢用於回購本公司的股票。在這方面，IT行業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如果沒有IBM、惠普、施樂等公司幾十年來對科研的大量投資（以及大量公共科研投資），互聯網技術不可能那麼早就以如此驚人的形象出現在我們面前。然而，正是這個曾經創造過奇跡和輝煌的行業，如今在華爾街的壓力下，很多公司卻寧願用科技研發的資金回購本公司股票。拉佐尼克告訴我，2003—2012年，微處理器的發明者英特爾公司在回購本公司股票上花費了597億美元，這項支出僅比科技研發支出低幾十億美元。網間結構技術重要的早期奠基者思科公司則在回購本公司股票上花費了750億美元，超過了其科研預算的1.5倍。從這些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商業界的創新機器確實已經出了大問題：創新的目的不再是創造新的產品和技術，也不再是為經濟創造真正的價值，而是用各種方法來補償新發明和新價值的匱乏。
拉佐尼克認為，問題的關鍵正是股東革命的核心理念，即股東必須對公司的所有表現（包括公司的創新）負責，因此，股東應該獲得相應的利潤。然而，實際上，除了籌集初始資本和發售新股為新項目融資外，股東根本不會真正參與公司的創新過程。拉佐尼克認為：「事實上，公司的利潤是由公司的勞動者創造的，跟股東根本沒什麼關係。」
從現實的角度看，工業界不願意在員工身上投資的現象反映的是對勞動力普遍的冷漠態度。如果這種冷漠出現在30年前，很可能早已導致了一次市場修正。確實，如果在20世紀50年代或60年代，公司敢像今天這樣冷酷無情地、像對待消耗品一樣對待自己的員工，恐怕早已遭到勞動者的強烈反抗。然而，正像今天的管理者可以使用金融工程的工具來逃避市場的修正以免於懲罰一樣，今天的管理者也學會了逃避勞動力市場的反抗。經歷了幾十年持續不斷的無情裁員、離岸外包和其他各種形式的「結構重組」，美國的勞動者似乎已經放棄了反抗。事實上，在今天的美國，罷工及其他形式的勞工活動頻率達到了歷史最低水平。這一方面是因為工會參與人數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因為工會為了保住工人的就業機會越來越願意向公司妥協。幾年前，曾經是世界上最大、最激進的工會之一的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與汽車製造商達成協議，根據這項協議，汽車製造商支付給新工人的薪酬僅相當於老工人薪酬的一半。2013年，西雅圖的波音公司威脅公司的機械師們，如果他們不接受養老金和醫療福利的削減，波音就將整個公司搬去沒有工會組織的南卡羅萊納州。這次勞資鬥爭以資方的勝利告終，波音公司的股價隨之達到了歷史最高點。
顯然，隨著每一輪的工資和福利削減，隨著每一次經濟危機後不增加就業崗位的復甦過程，勞動者的談判地位變得越來越弱。經濟學家赫希·卡斯珀20世紀60年代的研究表明，勞動者失業的時間越長，就越願意接受更低的工資，他們只求能回歸工作崗位就行——公司的管理人員當然很樂意利用這種自我反饋的心理模式。一些後續的研究顯示，失業時間每增加一年，所謂的「保留工資」就會下降3%—7%。這一心理現象和其他原因共同作用，導致失業工人重新找到新工作時，平均收入比原工作的工資低20%。面對這樣的統計數據，就不難理解長期失業的新現實，以及整個勞動力市場上的失業恐懼心態。在美國的勞動力市場上，越來越多的勞動者相信，公司管理人員可以隨意對待公司員工，把員工當作吸收成本的工具，以追求越來越高的效率——雖然這樣的商業策略會造成高昂的社會成本。2001年的經濟危機之後，顯然有很多西方公司以經濟危機為借口，抓住機會壓低員工工資，大幅裁員，並加速離岸外包進程。更重要的是，雖然美國經濟已經從危機中恢復過來，但是工作崗位和薪酬的削減仍在繼續，公司管理人員對待員工的態度展現了空前的惡毒和傲慢，似乎公司管理人員對自己的地位擁有絕對的自信，完全不擔心員工會進行任何形式的反抗。到了21世紀初，許多離岸外包策略在實施過程中表現出驚人的冷酷和算計：比如，曾有公司以取消離職補償金為威脅，脅迫因離岸外包而即將失去工作的員工在工作的最後幾周內培訓搶走他們工作的外國員工。
更重要的是，雖然這種冷酷無情的策略嚴重打擊了公司員工的士氣，也因此傷害了公司提高生產力的能力，公司的管理者卻選擇繼續採取這些措施。20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的公司還廣泛強調團隊意識，並致力於建立一種新的、更人性化的公司文化。回想當初，再對比今天的情況，我們不禁感到一種苦澀的諷刺意味。突然之間，美國的商業界再也沒有團隊，也沒有人情。一位IT公司的前高管告訴我：「公司的所有高級管理人員都要向員工傳達這樣的信息：『我們必須保持機構精簡，我們必須保持對員工的吝嗇，這意味著我們會把所有可能外包的工作外包到其他國家。』即使這樣做會嚴重傷害公司，會徹底摧毀員工的士氣，我們也一定要這樣做。然而，他們似乎忘了過去10年間他們一直在說：『哦，我們的員工是我們最好的資源！』——在知識型產業中，我認為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而現在我們卻要為了縮減開支和保護季度獎金而破壞這種良好的傳統？」
有人可能會說，這只是市場對過度的勞工運動的一種修正罷了，在勞工運動最為盛行的20世紀60年代，公司管理層面臨著經濟全球化的新挑戰，而那時的工會也不曾對管理層抱什麼同情。但是，即使這樣的說法有一定的合理性，這種修正的程度也未免太過分了。人們曾經普遍相信員工的利益和管理層的利益是緊密關聯的，我們相信工作是一種靠集體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務，相信同一家公司的員工和管理層應該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奮鬥。然而，這些理念如今都已走向終結。工會組織曾在美國普遍存在，工人可以在這些組織的幫助下聯合起來，與僱主協商爭取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勞動環境。然而，如今美國的工會組織已經嚴重衰退，這是上述信念的衰亡帶給勞動者的巨大損失。然而更大的損失是職場已不再具有社區的性質。在美國，職場曾經是一種社區化的空間，職場上的勞動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獲得安全感，因為他們的工作是半永久性的。在這個社區中，有共同的規則和價值觀，有同事間的友誼和上級對下級的關懷和指導。職場社區的重要性不亞於任何與私人生活相關的社區。然而，在衝動的社會的效率市場中，職場社區已被慢慢摧毀，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孤立的、非人性化的、高效率的工作環境——在這種環境中，沒有任何事情是安全和永久的，也沒有共同的目標和價值觀，所有溫情都被達爾文式的生存競爭所取代。
當衝動的社會進化到這一步，傳統的生產者經濟終於徹底死亡。在傳統的生產者經濟中，勞動者為他們的生產者身份而驕傲，勞動為每一位工作者帶來快樂，在創造價值的過程中，勞動者也獲得了生活的意義和自我存在的認知。然而從這一時刻開始，正如社會學家理查德·森尼特所說的，一個典型的勞動者需要不斷與工作環境中的不確定性和各種變化做鬥爭，因此勞動者已變得越來越像消費者，他們「不斷渴望著新的東西，將完全可以繼續使用的舊物無情地丟棄，他們完全不像這些東西的所有者，因為所有者總是會極力保護自己擁有的東西。」換句話說，在戰後的經濟繁榮時期，美國的勞動者曾將自己視為穩定社區的一部分，並把自己的所有同事都視為這個社區中的鄰居。然而，如今的勞動者更多地將自己視為自由人，他們學會了如何輕鬆地建立和切斷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學會了如何快速地拋棄過去，他們將所有事情都視為暫時的，把個人的生存當作凌駕於一切價值之上的最高目標。不難看出，在這種新的職場環境中，同樣出現了嚴重的以自我為中心和自戀主義傾向，而這些情緒早已感染了現代生活的其他方面——在這樣的環境和文化中，我們很難相信美國的工業復興能夠順利地發生。
我認為在目前衝動的社會中，存在更多根本性的原因，勞動力市場所面臨的問題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解決。事實上，公司在創新方面的很多投資恰恰是為了阻止這些問題的解決。即使回港運動真的能夠繼續下去，回港的工作數量也遠遠低於被外包的工作數量。這是因為，在離岸外包潮流興起之後的20年中，一代又一代的自動化技術始終在不斷地降低對勞動力的需求。消費者產品的生產公司已經在實驗封閉型的、完全自動化的生產線，這種生產線不需要任何工人操作，只有監管和修理的功能還需要人類來完成。能夠完成工業生產任務的機器人不僅功能變得更加先進和複雜，成本也在不斷降低。麥肯錫咨詢公司的一項研究發現，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與人類勞動成本相比，工廠機器人的價格下降幅度達到了50%。即使在中國，也有一些工廠開始使用機器人代替人類勞動者。而在發達程度更高的經濟體（如日本）中，無人工廠早已不再是科幻小說中的情景。早在十幾年前，日本的機器人生產廠家FANUC就已經開始用機器人來製造機器人了。這些機器人的生產效率很高，每24小時能生產50個機器人。FANUC的工廠可以在完全無人監管的情況下連續運行幾天，如果不是因為必須停工以使物流方運走已經造好的機器人，FANUC的工廠甚至可以全自動運行更長時間。
與此同時，美國的機器人技術也在不斷發展，每當新的機器人技術被投放市場時，公司總能迅速將這些新技術運用到自己的生產活動中。機器人專家羅德尼·布魯克斯最近發明了一種新的機器人模型，名為巴克斯特。巴克斯特是被專門設計來完成流水線工作的。每一台巴克斯特售價約22000美元，這個價格低於美國工廠工人的平均工資。使用者可以輕鬆地對巴克斯特進行編程，然後生產線工人就能「教」這些機器人如何完成生產工作。布魯克斯設計巴克斯特的本意是希望這種機器人能協助人類完成生產線工作，然而布魯克斯告訴我，有些公司認為巴克斯特不僅能成為人類的助手，甚至可能全面取代人類的勞動。最近，在波士頓舉行過一次關於機器人技術的專題討論會。在這次會議上，布魯克斯提到，某些公司將巴克斯特視為一種既能幫助工廠增加產量，又不會產生額外管理成本的優秀工具；有了巴克斯特的幫助，工廠就不需要為了增加產量而僱用更多低工資的工人了。「很多向我們咨詢的小公司都表示，它們可以通過競價獲得更多的工作合同，但它們不願意僱用夜班工人來完成這些工作，因為他們不希望這些夜班工人晚間長期待在工廠裡。因此，這些公司希望能夠使用巴克斯特來完成夜班的流水線作業。有了巴克斯特，這些小公司就不用再僱用更多的工人，於是它們會有更強的競爭力，也能贏得更多的合約。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這些工廠不願意僱用更多的工人，因為他們認為很難找到值得信任的工人。」在衝動的社會中，製造業未來的工作崗位將不再是所謂的藍領崗位，而會變成無領崗位。
被機器人逐漸取代的工作遠不止工廠的流水線工人崗位。如前所述，隨著技術的發展，電腦可以完成各種越來越複雜、越來越有創造性的工作，甚至連律師的工作都受到了威脅。今天，我們讀到的很多體育簡報完全是由電腦算法編寫的。隨著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的發展，電腦將很快勝任更多與概率相關的分析工作，而我們的大學畢業生卻需要苦讀數年才能掌握這些工作所需的技能。當然，仍然有很多專業技術崗位只有人類才能勝任，但是這些崗位的工作要求將會與現在非常不同。上文提到過的在倫敦擔任律師的高級自動化專家馬克·史密斯告訴我，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和其他自動化技術的發展，法律行業將被分割成兩個完全不同的部門。第一個部門由少數能力很強、工資很高的超級律師組成，他們擁有過人的才智、出眾的管理技能以及高超的社交能力，僱主仍然需要依靠他們來完成一些複雜的工作。至少在目前看來，電腦在短期內不可能具備上述高級能力與技巧。第二個部門則包含大量能夠以沃爾瑪模式大規模處理的簡單工作，我們可以運用數字技術自動處理成千上萬的簡單案件，如無爭議的離婚案件或者住房抵押貸款合同糾紛等。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未來的整個勞動力市場都會和律師行業一樣被分割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部分。經濟學家泰勒·考恩在他最近出版的著作《平均已死》中更具體地描繪了這種情形。在考恩對未來的預測中，所有勞動者中能力最強的前15%將會成為生產力超高的「超級勞動者」，他們不僅非常聰明，而且知道如何利用最新的科學技術，或者知道如何管理其他的超級生產力要素。因此，對這些超級勞動者而言，每一代新技術的推出都意味著更高的效率，技術的發展能幫助這些超級勞動者獲得利潤的更大份額。超級勞動者之下的第二階層是少數「服務提供者」，包括按摩師、健身教練、室內裝修師、個人助手、課程輔導員、藝術家以及娛樂業人士，這些人通過向超級勞動者提供服務，也可以獲得不錯的報酬。在服務提供者這個階層之下，情況看起來就沒有那麼美好了。因為我們的勞動力市場已經系統地消除了所有能夠自動化或者可以被離岸外包的工作崗位，因此對其餘的勞動者而言，可供選擇的工作非常有限。他們只能從事低技術的服務類工作，比如食品服務人員、保安、清潔工、負責維護草坪和花園的園丁、美容美發師以及家庭健康服務者等。從樂觀的一面看，這類工作由於很難完全自動化或外包，因此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性。考恩的《平均已死》一書引用了MIT的勞動力市場專家戴維·奧特爾的研究成果。戴維·奧特爾認為，這類低技術的服務工作「通常需要面對面的接觸，並提供手工服務，因此相對難以取代」。然而從悲觀的一面看，奧特爾認為，這類工作永遠只能是一些低工資的工作，「因為這些工作所需要的技術非常簡單，任何人只要學上幾天都可以從事這些工作」。
事實上，這些低技術工作的缺點遠比優點要多。比如，大數據技術使僱主可以隨時方便準確地監控工人的生產率，因此工人必然時刻承受必須達到某種業績指標的壓力。管理者也會不斷對工人進行評分和考核，就像今天網友會對餐館和各種線上商品進行評價一樣。公司會試圖監控所有可能影響業績表現的因素。因此，員工工作的每一個環節，從工作的申請過程到實際工作任務的完成情況，都會受到僱主越來越嚴密的監控和評估。考恩在接受美國國家公共電台的採訪時說：「如果你是一位工人，你身上將時時刻刻貼著一個信用分數一般的評分。事實上，目前這種評分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存在了。這個評分反映出你的很多信息：你有多可靠？你從事過多少種不同的工作？你是否曾經被他人起訴？你收到過多少張交通罰單？」考恩認為，未來會出現一種精確度量所有事物的趨勢，而對勞動者的上述評估只是該趨勢的一種體現。考恩說：「然而，對於作為個體的我們來說，長期受到監視和測評很可能會讓我們感到壓抑和不快。」這是市場與自我的融合所帶來的陰暗面：勞動者像一件物品一樣被研究、測評、分析，在這種壓力下，他們必然會被磨去個性的稜角，成為商業機器中更高效的螺絲釘。（事實上，美國銀行等公司已經開始進行這方面的實驗。美國銀行要求員工佩戴數字徽章，這種徽章可以隨時自動監控員工的動作和互動情況，監控的對象甚至包括員工說話的語調，而這一切信息的搜集都是為了更好地測評員工的工作效率。）隨著這種趨勢的盛行，中下層勞動者的經濟狀況會變得更差。考恩認為，如果最上層的超級勞動者變得比今天更富裕，那麼其餘的大部分人必然會變得更貧窮。隨著這種兩極分化的趨勢，我們今天所理解的中產階級將不復存在：中位數收入將顯著下降，很多貧窮的人甚至無法獲得最基本的公共服務，因為富裕階層必然會想盡一切辦法抗拒增加稅收的政策。考恩說：「政府不會通過高稅收、低福利的方法來達到財政預算的平衡，而會讓大部分勞動者的實際工資下降，這就會創造出一個新的『低產階級』。」
很多批評家認為考恩的上述觀點過於悲觀。然而，目前我們在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到這種未來的影子。很多公司已經開始使用以大數據為基礎的績效考評算法來決定哪些員工將被裁員——如果所有公司都採用這套系統，那麼被裁員的人或許就再也找不到新的工作了。這種現象是科技創新的終極腐敗：本應被用來幫助勞動者升級職業技能、提高工作穩定性的技術反而被僱主用來傷害勞動者。當然，大數據也可以給我們的社會帶來很多有益的影響。比如，數字技術的發展必然會重塑我們的教育體系。然而，在衝動的社會中，技術對社會結構的傷害日益嚴重，我們現在不僅需要全新的教育系統，甚至需要某種全新的經濟部門來扭轉這種負面趨勢。本次經濟危機之後，大量工作崗位的消失和失業者失業時間的延長造成了一系列負面的社會影響，大量勞動者已經走上了一條缺乏希望的下坡路。美國的製造業工人雖然能夠獲得中等水平的工資，職業技能卻相對低下，因此製造業的崩潰產生了大量工作技能不足的失業工人。這些人以男性為主，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未來這些人很可能長期處於失業和就業不足的狀態。而這些失業人群會進一步導致不穩定的家庭狀況，引發更多社會問題，比如下一代人的吸毒問題、青少年懷孕問題、輟學問題等。於是，這些人的下一代將更難逃離低收入階層，更難獲得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雖然數字技術將大幅提高大學教育的質量，但中下階層的孩子根本無法享受科技進步帶來的這些好處。在中產階級不斷萎縮的同時，上層階級的財富和地位卻在不斷提升。由於我們的經濟對高級工作技能的需求越來越強，穩定的家庭生活和良好的教育所帶來的優勢正變得越來越明顯。上層階級的孩子不僅更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也更容易進入成功的社交圈，找到優秀的配偶，培養出優秀的孩子。
事實上，只要我們仔細觀察當前這些令人擔心的情況，即使想像力不怎麼豐富的人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考恩所描述的那個糟糕的世界確實正在降臨。更可怕的是，我們的世界並不是因為某些大規模的災難（比如另一場經濟危機或者貿易戰爭）而變得更糟，而是因為數不清的科技升級，以及商業界為了進一步縮減開支、提高效率而進行的孜孜不倦的努力。考恩說：「我們並不知道怎樣才能讓這個趨勢停止。當有一天我們回顧歷史時，我們將會看到我們的國家分裂為兩個部分：能夠獲得科技進步的好處的人將生活在一個童話般的成功國度中，而其他所有人則會在一個苦難的國度裡掙扎。」
讓我們感到分外矛盾的是，如果僅看很多傳統的指標，上述一切根本不應該發生。美國經濟正向著更高效、生產率更高的方向增長，每年我們都在以更低的成本創造出更多的GDP。華爾街和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欣欣向榮，這部分得益於各種科技公司的不斷創立和發展。2013年，IPO（首次公開募股）的私有公司數量上升了40%，達到了經濟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當然，其中很多最大規模的IPO都出自技術公司，這一點恐怕我們都不難猜到。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這些創新中的絕大部分似乎不太可能帶來我們真正需要的經濟復興。其中一個相當典型的例子便是2013年年末上市的推特公司。作為一家社交媒體網站，推特給自己貼的標籤是「公眾表達自我的領先平台」。由於在推特上發送消息是如此簡單和高效，我們中的很多人幾乎已經患上了刷推特的強迫症。當中東的獨裁政權被推翻的時候，我們在推特上發文慶祝；當我們見證某些令人讚歎的英雄主義行為時，我們在推特上發文表達崇敬。甚至當我們堵在車流中，外出活動，或在家看電視的時候，也要發送相關的推特信息。推特平台創造了一條近乎永不停息的自我表達的河流（目前全世界每分鐘總計發送347000條推特信息）。每個人都可以看到我們發送的推特信息，尤其是廣告商通過實時搜集和分析我們的推特信息，可以將我們自我表達的行為轉化為消費的動機。推特的CEO迪克·卡斯特羅在向投資者宣講時曾舉過這樣一個例子：很多失眠者會在深夜發送關於失眠的推特信息。卡斯特羅解釋道：當NyQuil（一家醫藥公司）的廣告商偵測到這樣的信息時，就可以向這些用戶推送該公司安眠藥產品（這種藥的名字叫作ZzzQuil）的優惠促銷信息。卡斯特羅向投資者這樣保證：這類推特信息每天都會不停地在推特平台上出現，這些信息為廣告商提供了無限的機會，「與目標客戶群進行有針對性的接觸」。推特的IPO獲得了巨大成功。投資者們爭先恐後地搶購該公司的股票，在新股發售當天收盤時，推特的市值已經達到了310億美元。然而，雖然推特成功策劃了近年來最成功的IPO，該公司當時卻尚未產生過任何利潤。
我們不會因為它們在IPO中獲得了巨大的金錢利益而仇視卡斯特羅或者推特。然而，推特的成功以及公眾對推特上市事件表現出的極端興奮情緒卻凸顯了衝動的社會中科技創新與勞動力市場互動方面的問題。我們清楚地看到，20世紀那種能夠穩步提高勞動者收入的科技創新已經不能獲得效率市場的表彰。如今我們追求的是像推特這樣的快速成功。（推特的成功掀起了一波投機的浪潮，投資者可以迅速在這樣的浪潮中收穫利潤，然而這場熱鬧的盛宴並沒有創造出任何新的就業機會。）這種創新反而減少了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機會，並且降低了勞動者的工資。
幫助我們減少勞動需要的科技已經如此發達，於是現在的商業界更願意投資於技術，而不願意投資於勞動力。簡言之，投資於機器人、服務器組群或者某種對語義敏感的算法的回報率要遠遠高於投資於員工篩選和培訓的回報率。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曾經指出，這種現象會迅速產生滾雪球效應。隨著公司將越來越多的資本投向減少勞動需要的科技研發，不僅用於支付勞動者工資的資本變得更少了，而且這些新的科技創新成果會導致大量的勞動者失業或就業不足，從而導致整個勞動力群體爭取工資的談判力下降。由於科技提供的高回報率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資本，勞動力能吸引到的資本就相應變少了。於是，在整個經濟中勞動力所能獲得的利潤和財富份額也變得越來越小。在不久前的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經濟產出大約有41%流進了勞動者的口袋（勞動者獲得回報的形式包括工資、養老金以及其他各種福利），其餘的部分則由投資者獲得，或者通過稅收形式由國家獲得。然而到了2007年，在美國的總體經濟產出中，勞動者獲得的份額已經下降到了31%。雖然這種現象部分是因為工會組織權力的下降，但另一個非常重要原因是：對自動化和外包化技術的大規模投資使公司可以在完全不提高勞動者工資（事實上，勞動者的工資不僅沒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的前提下壓低生產成本、降低售價、提高銷售量，從而將更多的利潤輸送給投資者。正如勞倫斯·薩默斯和其他學者指出的那樣，借助新技術，公司在提高工業產出的同時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經濟危機結束後，我們看到美國的公司利潤和股東回報率都出現了大幅提升，然而美國的中位數工資和中位數家庭收入卻沒有出現上升趨勢。顯然，生產率和效率提高帶來的財富越來越多地被資本所有者佔有，而勞動者得到的份額卻越來越少。這種變化雖然是緩慢的，但方向卻十分明顯。
在衝動的社會的影響下，美國越來越不像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而像是貧富差距巨大的二流經濟體。美國的富人和窮人彷彿住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星球上。政治科學家雅各布·哈克和保羅·皮爾遜曾這樣寫道：「在一代人之前，美國雖然貧富差距略高於其他發達國家，卻也是富裕民主國家（又稱混合經濟體）中的重要一員。當時，美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被整個社會共同分享。然而，到了1980年左右，這種美好的情況卻一去不回。美國偏離了混合經濟體的方向，而向資本主義寡頭壟斷政府的方向高速前進。資本主義寡頭壟斷政府的國家包括巴西、墨西哥、俄羅斯等，在這些國家，經濟增長的利益分配呈現出很高的集中度。」這種貧富差距加大的現象與衝動的社會的追求高度吻合，因此我們很難相信這樣的趨勢不會繼續下去。在過去的30年中，隨著技術的進步、經濟的全球化進程、工會組織的衰落以及公眾文化對效率市場理論的接受，美國的公司獲得了越來越大的權力，公司管理層在處理與員工的關係時，也獲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操作餘地。在社會學和心理學上，我們知道任何群體一旦獲得了更大的權力，就一定會積極使用這種權力。事實上，美國的公司也正是這樣做的。然而，這種風氣的變化反映的不僅是權力的變化，更是一種文化和價值觀的改變。在戰後的經濟繁榮時期，美國公司的管理者們自願放棄利潤蛋糕的一部分，將這部分利益發放給員工。公司管理者這樣做是為了與勞動者保持良好的關係，也是為了贏得政府的支持。同時，管理者這樣做還因為他們認識到，只有當勞動者的工資不斷上升時，中產階級才有能力購買更多消費者產品。然而，在今天衝動的社會中，我們的企業文化已經完全失去了這種長遠眼光和宏觀視角，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達爾文式的論調。如今的商業文化不斷強調，為了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機與挑戰（全球化、數字化、經濟危機、沃爾瑪的興起）中生存下去，公司必須不斷壓低勞動力成本。然而，目前美國的公司利潤已經佔到了國家經濟總產出的11%，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這個比例從未達到過如此高的水平，因此上述達爾文式的理由並不能為公司壓搾勞動者的行為提供合理的依據。曾任奧巴馬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的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艾倫·克魯格曾說：「公司利潤佔整體經濟產出的比率幾乎已經達到了歷史最高點，因此所謂『公司無力負擔更高的勞動者工資』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然而，雖然這種說法缺乏理論依據，衝動的社會文化卻堅持繼續宣揚這一論點。很多時候，這種論調會公開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在上一輪經濟危機中，很多製造業公司宣稱，只有降低員工工資才能保證公司在危機中繼續生存下去。正是以這樣的理由為基礎，不少公司在危機中確實成功壓低了員工的工資和福利。雖然公司目前的利潤水平已經大幅回升，然而絕大部分企業都拒絕將員工的工資回調至危機前的水平。比如，在經濟危機結束之後，雖然卡特彼勒公司的利潤已經創下了新紀錄，公司卻拒絕解除在經濟危機中設置的工資增長凍結計劃。憤怒的公司員工要求卡特彼勒公司對上述現象做出解釋，而公司時任CEO道格拉斯·歐博赫曼卻聲稱，只有繼續實施工資增長凍結計劃，才可能保持卡特彼勒公司的競爭力。然而，自2010年至今，歐博赫曼自己的薪酬幾乎翻了一番。在接受《彭博商業週刊》的採訪時，歐博赫曼告訴記者：「我總是向公司的員工傳遞這樣的信息：我們賺的錢永遠都不夠多，我們的利潤永遠都不夠高。」
在成本壓縮方面，美國公司也表現得同樣厚顏無恥。《華盛頓郵報》2013年年末的一則報道顯示，雖然美國公司的利潤和股東回報率幾乎都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美國商會卻向其成員公司提供建議，教它們如何「利用社會福利措施（比如住房補貼和糧食補貼）來解決低收入員工的生活問題，因為通過這樣的途徑，公司能夠以零成本解決員工周轉率過高的商業問題。」
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說，也許我們應該無視這些經濟腐敗問題，應該任由道德的漏洞變得越來越大。反正擁有權力的人總能以更多的創新方式合法地佔有利潤蛋糕的更大份額。只要利潤蛋糕可以越做越大，也許社會上的其他公眾應該停止對道德問題和不平等現象的擔憂。然而，問題的核心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經濟不僅是衝動的社會的標誌，也是衝動的社會的引擎。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中，沒有人能夠保證利潤蛋糕真的會不斷變大。即使我們能夠通過某些巧妙的方法避免貧富差距增大對社會穩定性造成大規模的影響（也許窮人每天都忙於在社交媒體上發自己的早餐圖片，因此沒有時間去抗議和革命），以自我為中心的經濟因為自身的內在特徵也絕不可能擁有長久的可持續性。尤其是，在衝動的社會中，人們對更快、更狹隘的自我利益的不懈追求必然導致社會的巨大創新能力被用來實現一些錯誤的目標。因此，技術公司會繼續用大量現金回購本公司的股票，或者會花費數十億美元購買技術專利權，然後對使用類似技術的競爭對手提起法律訴訟。與此同時，潛在的投資者（剛從學校畢業的聰明而富有野心的年輕人）會繼續追捧能幫他們快速賺到現金的創新公司，雖然這些創新並不能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任何實質性的貢獻。人工智能研究所的研究員埃利澤·尤德科夫斯基曾開過這樣一個玩笑：「如果只需要設計出一個時髦的App，就能讓谷歌公司通過人才收購的方式付給你2000萬美元，那又何必費力去發明下一台T型車呢？」我們的高科技產業之所以遲遲未能產出真正具有創造性的突破性產品和理念，正是因為它們把過多的精力和資源浪費在了這種沒有意義的工作上。因此科技產業只能不斷吃現成技術的老本，而它們推出的新產品一代比一代弱。要想把整個經濟的利潤蛋糕真正做大，就必須在科技上取得真正的突破性成果，然而科技產業的上述傾向導致這種理想根本無法實現。
新技術為我們提供了如此巨大的個人權力，我們可以輕鬆安全地獲得很多短期的獎勵，在這樣的環境下，人們早已失去了追求長遠目標的動力。在真正的效率市場上，市場應該察覺到人們的這種短視行為，並對其進行懲罰。然而在以自我為中心的經濟中，市場也早已成了這個騙局的幫兇。因此，當微軟、蘋果、英特爾等公司花費數百億美元回購本公司股票時，股東非但沒有表現出任何擔憂，反而為公司的舉措而歡呼雀躍。我們不妨考慮這樣一個例子：2013年8月，由公司「狙擊手」轉行為積極投資者的卡爾·伊坎宣佈（當然是在推特上宣佈）他已經收購了10億美元的蘋果公司股票，並要求蘋果公司花1500億美元回購本公司股票。卡爾·伊坎認為，這樣的回購行為可以將蘋果公司的股價從每股487美元抬升到每股625美元（也就是說，卡爾·伊坎可以從中獲得280000000美元的淨資本回報）。卡爾·伊坎的行為簡直是衝動的社會的經典橋段：他既不懂電腦技術，也不精通經營結構，因此絕不可能為真正的科技創新做出任何形式的貢獻。卡爾·伊坎只懂得如何利用金融技術把他手中巨大的資本蛋糕變得更大。很多更現實的觀察者認為，蘋果公司不應該用這筆錢來回購本公司的股票，而應該用這筆錢重振公司的創新流程，或者至少應該用這筆錢去研發某種比iPhone 5C（一款蘋果手機）更有技術含量的新產品。然而，市場卻對卡爾·伊坎的行為十分滿意。對市場而言，與投資技術創新相比，用大筆現金回購本公司股票才是高效使用資本的正確途徑。事實上，當天股市收盤時，蘋果公司的股價上升了3.8%。卡爾·伊坎的一條推特就讓蘋果公司的市值增加了200億美元。
[1]Alex Aldridge, 「Law Graduates Face a Bleak Future at the Bar,」The Guardian, Nov. 25, 2011, https://www.guardian.co.uk/law/2011/nov/25/law-graduates-bleak-future-bar.
[2]Daniel Katz, 「Quantitative Legal Prediction—Or—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Start Preparing for the Data-Driven Future of the Legal Services Industry,」Emory Law Journal, 62, no. 909 (2013): 965.
[3]Laura Manning, 「65 Students Chasing Each Training Contract Vacancy,」 Lawyer 2B, June 28, 2011, https://l2b.thelawyer.com/65-students-chasing- each-training-contract-vacancy/1008370.article.
[4]John Markoff, 「Armies of Expensive Lawyers, Replaced by Cheaper Software,」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4, 2011, https://www.nytimes.com/2011/03/05/science/05legal.html?pagewanted=1&_r=1&hp.
[5]Thor Olavsrud, 「Big Data Analytics Lets Businesses Play Moneyball,」 ComputerworldUK, Aug. 24, 2012, https://www.computerworlduk.com /in-depth/it-business/3377796/big-data-analytics-lets-businesses-play-money ball/.
[6]Daniel Martin, Katz 「Quantitative Legal Prediction—Or—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Start Preparing for the Data-Driven Future of the Legal Services Industry,」Emory Law Journal, 62, no. 909 (2013): 938.
[7]Gary Burtless, 「How Far Are We From Full Employment?」 Brookings, Aug. 27, 2013.
[8]Paul Krugman, 「Defining Prosperity Down,」The New York Times, July 7, 2013, https://www.nytimes.com/2013/07/08/opinion/krugman-defining-prosperity-down.html?src=recg;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by Year,」 table, DaveManuel.com, https://www.davemanuel.com/median-household- income.php; Robert Pear, 「Median Income Rises, but Is Still 6% below Level at Start of Recession in 』07,」The New York Times, Aug. 21, 2013, https://www.nytimes.com/2013/08/22/us/politics/us-median-income-rises-but-is- still-6-below-its-2007-peak.html; past years』 data was adjusted using the CPI Infiation Calculator at the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https://www.bls.gov/data/infiation_calculator.htm.
[9]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Winner Takes All . . . Sometimes,」 review of Robert H. Frank and Philip J. Cook,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Free Press, 1995),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 1995), https://hbr.org/1995/11/the-winner-takes-allsometimes/ar/1.
[10]「The New Normal? Slower R&D Spending,」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Macroblog, Sept. 26, 2013, https://macroblog.typepad.com/macroblog/2013/09/the-new-normal-slower-r-and-d-spending.html.
[11]Adam Davidson, 「Making It in America,」The Atlantic, Dec. 20, 2011, http: // 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2/01/making-it-in-america/ 308844/.
[12]Patrice Hill, 「The Mean Economy: IBM workers suffer culture change as jobs go global Technological advances demand new skill sets, lower labor costs,」The Washington Times, August 26, 2012,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2/aug/26/innovators-working-their-way-out-of-a-job/?page=all.
[13]Vinay Couto, Mahadeva Mani, Arie Y. Lewin, and Dr. Carine Peeters, 「The Globalization of White-Collar Work: The Facts and Fallout ofNext-Generation Offshoring,」 Booz Allen Hamilton, https://offshoring.fuqua.duke.edu/pdfs/gowc_v4.pdf.
[14]Fareed Zakaria, 「How Long Will America Lead the World?」Newsweek, June 11, 2006,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newsweek/2006/06/11/how-long-will-america-lead-the-world.html; and 「Graphic: Going Abroad,」BloombergBusinessWeek, Feb. 2, 2003, https://www.businessweek.com/stories/2003-02-02/graphic-going-abroad.
[15]Sam Ro, 「The Case for the Robot Workforce,」Business Insider, December 4, 2012,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robot-density-for-select-countries- 2012-11. Accessed February 1, 2014.
[16]Interview with author.
[17]Bruce Stokes, 「Europe Faces Globalization – Part II: Denmark Invests in an Adaptable Workforce, Thus Reducing Fear of Change.」 YaleGlobal, May 18, 2006, 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europe-faces-globalization-%E2% 80%93-part-ii.
[18]Personal communication.
[19]John Hagel et al., 「The 2011 Shift Index: Measuring the Forces of Long-Term Change,」 Deloitte Center for the Edge, pp. 10-11.
[20]Diana Farrell et al., 「Offshoring: Is It a Win-Win Game?」 McKinsey and Company: Insights and Publications, Aug. 2003, https://www.mckinsey.com/ insights/employment_and_growth/offshoring_is_it_a_win-win_game.
[21]Hedrick Smith, 「When Capitalists Cared,」The New York Times, Sept. 2,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09/03/opinion/henry-ford-when-capitalists-cared.html?_r=0.
[22]William McGaughey Jr., 「Henry Ford』s Productivity Lesson,」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22, 1982, https://www.csmonitor.com/1982/1222/122232.html.
[23]Nathan Heller, 「Laptop U,」 May 20, 2013.
[24]Interview with author.
[25]Interview with author.
[26]Lazonick and O』Sullivan, 「Maximizing Shareholder Value,」 p. 31.
[27]Personal communication, January 10, 2014.
[28]「Coming Home: Reshoring Manufacturing,」The Economist, Jan. 19, 2013,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569570-growing- number-american-companies-are-moving-their-manufacturing-back-united.
[29]此外，南卡羅萊納州政府還向波音公司提供了約80億美元的免稅優惠。
[30]當然，由於當時的美國經濟非常繁榮，而且公司尚無法使用國外的勞動力，因此，工會仍然能通過各種努力和鬥爭不斷提高工人的工資。
[31]Alan B. Krueger, 「Fairness as an Economic Force,」 lecture delivered at 「Learning and Labor Economics」 Conference at Oberlin College, April 26, 2013,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oberlin_final revised.pdf.
[32]Richard Sennett,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pp. 4–5.
[33]Christopher Null and Brian Caulfield, 「Fade to Black: The 1980s Vision of 『Lights-Out』 Manufacturing, Where Robots Do All the Work, Is a Dream No More,」 CNNMoney, https://money.cnn.com/magazines/business2/business2_archive/2003/06/01/343371/index.htm.
[34]「Coming Home: Reshoring Manufacturing.」
[35]「Robots Are Coming, Part 2,」 SoundCloud discussion on InnovationHub, https://soundcloud.com/innovationhub/robots-are-coming-part-2.
[36]Interview with author.
[37]NPR Staff, 「Tired of Inequality? One Economist Said It』ll Only Get Worse,」 NPR.org, Sept. 12, 2013, https://www.npr.org/2013/09/12/221425582/tired-of-inequality-one-economist-says-itll-only-get-worse.
[38]Ibid.
[39]Hannah Kuchler, 「Data Pioneers Watching Us Work,」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7, 2014.
[40]NPR, 「Tired of Inequality.」
[41]Paul Sullivan, 「Twitter Tantalizes, but Beware the I.P.O.」The New York Times, Oct. 25, 2013, https://www.nytimes.com/2013/10/26/your-money/asset-allocation/twitter-tantalizes-but-beware-the-ipo.html?hpw.
[42]「IPO Performance,」 graph, Renaissance Capital IPO Center, https://www.renaissancecapital.com/ipohome/press/mediaroom.aspx?market=us.
[43]Susan Fleck, John Glasser, and Shawn Sprague, 「The Compensation-Productivity Gap: A Visual Essay,」Monthly Labor Review (Jan. 2011).
[44]Jacob S. Hacker and Paul Pierson,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pp. 3-4.
[45]「Graph: Corporate Profits after Tax (without IVA and CCAdj) (CP)/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Economic Research, https://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graph/?g=cSh.
[46]Krueger, 「Fairness as an Economic Force.」
[47]Mina Kimes, 「Caterpillar』s Doug Oberhelman: Manufacturing』s Mouthpiece,」 BloombergBusinessWeek, May 16, 2013, https://www.businessweek.com/articles/2013-05-16/caterpillars-doug-oberhelman-manufacturings-mouthpiece#p4.
[48]Lydia Depillis, 「Britain』s Chamber of Commerce Says Corporations Should Share Their New Prosperity with Line Workers. Wait, What?」Washington Post, Dec. 30, 201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wp/ 2013/12/30/britains-chamber-of-commerce-says-corporations-should-share- their-new-prosperity-with-line-workers-wait-what/.
[49]Eliezer Yudkowsky, 「The Robots, AI, Unemployment Anti-FAQ,」LessWrong (blog), July 25, 2013, https://lesswrong.com/lw/hh4/the_robots_ai_and_unem ployment_antifaq/.
[50]King, Ian and Beth Jinks, 「Icahn seeks $150 million Apple stock buyback,」San Francisco Chronicle, October 1, 2013. https://www.sfgate.com/business/article/Icahn-seeks-150-million-Apple-stock-buyback-4860812.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