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夏天，當時美國經濟飛速發展，房地產市場就像一台巨大的印鈔機一樣不斷創造著財富。星期日午後的最佳的去處是拉斯韋加斯硬石咖啡館的舞池。硬石咖啡館每週都會舉行所謂「康復派對」，派對現場充滿了DJ（唱片騎師）的音樂、酒精以及大量小麥色的皮膚。從中午開始，硬石咖啡館就被擠得水洩不通，參加派對的大部分是來賭場消遣的遊客，但也有一些本地人。本地人中有不少來自拉斯韋加斯的房地產業，他們在音樂聲中一邊用酒精製造宿醉，一邊興奮地嘮叨關於房地產市場瘋狂升溫的暴富故事。當時，拉斯韋加斯的房地產價格每年上漲50%，凡是有能力參加這場財富狂歡的人都擠進房地產市場來分一杯羹。有些大型房地產開發商在城鎮以外的沙漠地帶建起大片大片的住宅區。來自香港和首爾的精明投資者眼疾手快地購入各種價格飛漲的奢華高層住宅，來自加州橙縣的醫生和牙醫們像短線交易者一樣頻繁買賣著拉斯韋加斯的房產。
除了這些專業的投資人以外，還有另一種業餘的投資人。馬古先生就是這樣的業餘投資者，他進入房地產市場完全是偶然。馬古先生是拉斯韋加斯本地人，最初他發現自己家的房子價格翻了一番，於是他利用這筆飛來的橫財加入了炒房的熱潮。像馬古先生這樣的業餘投資者通常先通過對自己的房屋進行再次融資獲得一筆現金，然後用這筆現金購買第二套房產，幾個月後再將房產賣出，獲利三四萬美元。那時，賺錢是如此容易，一位當時在拉斯韋加斯工作的房貸放款人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況：「當時很多人的想法就是：啊，我這麼輕鬆就讓自己手裡的錢翻了一番，我肯定是個天才！於是他們又去買第二套、第三套，甚至更多的房子，然後再轉手賣掉。接下來這些人就會想：我的銀行賬戶裡現在有10萬美元了，那我幹嗎不繼續『炒房』呢？」到了2005年，一些像馬古先生這樣的投資者已經擁有了五處、六處，甚至20處房產。他們的做法導致拉斯韋加斯大約有一半的房屋銷售來自以『炒房』為目的業餘投資者，這意味著拉斯韋加斯地區的很大一部分新房產掌握在一些根本不瞭解自己在做什麼的人手中。一位資深房地產從業者托德·米勒告訴我：「這些人並不是真正的投資者，真正的投資者通常會買入一處房產，然後在持有該房產期間通過出租獲得現金流。另外一些真正的投資者會在市場上尋找價格被低估的房產，並精確計算修理和翻新這些房產所需的費用。而這些業餘投資者根本不會這麼做。他們『炒房』的行為和在賭場上擲骰子沒有什麼不同。」
然而，沒有什麼可以阻止馬古先生這樣的業餘投資者。在美國，房地產業的監管十分寬鬆，幾乎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房產經紀人。更重要的是，業餘投資者的狂熱導致整個信貸系統為滿足他們的要求而做出了種種改變。在21世紀初，幾乎每個人每天只要打開郵箱或電視機就會收到一些金融公司發來的再融資邀請。銀行不僅擴大了抵押貸款業務的規模，而且整個貸款過程已完全自動化。高效的自動化貸款流程使消費者取得抵押貸款就像申請信用卡一樣容易。一位曾在拉斯韋加斯工作的信貸業務員這樣告訴我：「想借錢的人只需要告訴我們其年收入和資產情況就行了，我們根本不需要他提供任何證明，也不看他的銀行流水單。你甚至還可以申請一種名為「NINA」（無收入無資產）的貸款，這種貸款不要求借款人有任何收入和資產，只要填寫你的姓名、地址以及社會保障號碼，就能獲得貸款。我們甚至從不打電話給借款人的僱主核實情況，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借款人的僱主是誰。在我們的申請表上沒有僱主電話這一欄。你可以申請高達抵押物價格100%的貸款。現在回頭看當時的情況，確實太瘋狂了。」
確實，如果想看看衝動的社會的最高峰到底能達到何種瘋狂的高度，房地產市場的泡沫正是我們的最佳研究對象。只要我們去過房地產高峰時期的拉斯韋加斯、橙縣、邁阿密、菲尼克斯（或者馬德里和都柏林），或者當時全球上百個房地產熱點城市中的任何一個，我們就很難再對以自我為中心的經濟的勝利抱有任何懷疑態度了。在這些地方，在房價飛漲的熱潮中，過去50年來的所有衝動與混亂變成了一種社會經濟、技術以及神經化學的有毒混合物。在這些地方，我們看到對自我表達的瘋狂推崇和對人類思維弱點的瘋狂利用；看到人們為恢復戰後經濟繁榮時期的生活水平而狂熱掙扎；看到人們盲目地擁抱效率市場理論，非理性地接受任何效率市場可以提供給他們的個人權力，不管這樣的權力從社會的角度看是如何不負責任、如何缺乏說服力。
也正是在這些地方，在金融泡沫的最前線，我們看到自我與市場、心理學與經濟學是如何以最自然的姿態、最高的效率互相成全著對方。因為從很多角度看，金融板塊是整個市場中最受心理因素影響的部分，金融板塊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自我。金融板塊就彷彿整個經濟體的蜥蜴腦部分，它扮演的是短視的衝動者這一角色：一方面，金融市場表現出高度創新、資源豐富、不知疲倦和高效率的特點，另一方面它又是極度以自我為中心的、短視的、完全不知羞恥的。這樣一位短視的衝動者會毫不猶豫地將理性計劃者和社會的其他部分推下財政的懸崖。在很長一段時期，我們曾封鎖、壓抑我們的金融板塊，用各種法規和監管標準抑制其活力（事實上人類也曾採用同樣的方式進行自我克制）。從現在的角度看，我們以前的這種做法也不能說是全無道理的，因為充分釋放金融自我很容易導致災難，過去我們曾經明白這個道理，曾經對開放金融板塊的危險心存恐懼。
然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就像我們衝破了很多其他限制一樣，我們征服了對金融災難的恐懼。我們掌握了新的技術和理論，並相信這些工具能幫助我們馴服金融板塊的能量，讓金融板塊在創新和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不會傷害我們的經濟。基於同樣的樂觀心態，我們也曾相信我們用消費者經濟的工具完全馴服了自我。於是，我們開始嘗試放鬆對金融板塊的控制，並將財富增加的希望寄托於金融板塊——事實證明，金融板塊確實為我們帶來了巨大的財富。通過信貸發放，金融板塊使消費者可以借明天的錢在今天消費，於是經濟擴張的速度超越了物質和時間的限制。然而，在讓我們變得更加富裕的過程中，金融板塊也逐漸淹沒和控制了我們。被釋放的自我重塑了我們的消費者文化，讓整個消費者文化不斷適應我們永遠無法滿足的標準；同樣，金融板塊重塑了我們的整體經濟（同時也重塑了大部分社會和政治制度，以及我們的文化），以不斷滿足其蜥蜴腦式的衝動慾望。到了21世紀初，隨著馬古先生這樣的投資者在房地產市場上大展身手，我們的金融系統將整個經濟改造成了最符合其自我需要的樣子：極端衝動，完全投身於對短期滿足的追求，完全不考慮後果。
應該指出，我們的金融板塊並不總是這樣衝動和魯莽。在1929年的股災發生以後，金融板塊被勒令閉門思過，在收緊管制以後，整個金融產業重新調整了自身的定位，開始發揮輔助實體經濟的作用。當時的銀行業人士和其他金融活動參與者採取保守的低風險投資策略，「資本應保持充分的耐心」成為一句著名的格言。在這種保守的策略之下，金融業取得了中速、穩健的回報：在整個戰後時期，金融業（包括銀行業、保險公司以及房地產業）的利潤只佔所有公司利潤的不到10%。然而，隨著20世紀70年代的到來，在各個方面，混亂全面淹沒了秩序，金融業的耐心和穩健姿態也被一掃而空。兩位數的通貨膨脹率以及來自外國銀行的競爭很快吞噬了傳統投資項目的利潤，於是銀行家、投資者以及其他金融活動的參與者開始尋找新的投資策略，以追求更高、更快的回報。幾乎在一夜之間，「資本應保持充分的耐心」的投資哲學迅速被追求高收益率的瘋狂所取代。電腦技術的高速發展和投資者的急功近利心態進一步加劇了這一趨勢，世界各地的金融機構不惜一切代價追求任何能提供高收益的投資渠道：負債收購、貴金屬、食品類大宗商品、原油期貨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債券。
然而，最容易獲得收益的「獵場」還要數北美和西歐的消費者經濟。在這些地方，金融板塊逐漸進入了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金融板塊達到了空前的規模：21世紀初，美國金融板塊的利潤已經佔到所有公司利潤的近25%。隨著規模和所涉及範圍的擴大，金融板塊的影響力也大幅上升。我們越是依賴金融板塊，就越容易受到其衝動個性的影響，去追求更快、更高的回報率。在消費者信貸領域，顯然就發生了上述情況：信貸市場所倡導的即時滿足和延遲成本的哲學很快也變成了消費者自身的哲學。但是，這還遠遠不是問題最嚴重的方面。經濟的其他領域也普遍感受到了這種「金融化」所產生的深層次效應。比如，政府開始不斷提高國家的負債水平——正是自由市場保守經濟學的支持者羅納德·裡根總統最先發現，靠借款來融資政府預算，比保持預算平衡容易許多。決策者們越來越屈服於民眾的慾望，也越來越依賴債務市場。當克林頓總統試圖開展一場改善基礎設施和學校建設的政治運動時，很多債券交易者開始擔心大幅增加的政府開支會導致通貨膨脹率的上升，於是他們大量購入債券，推高了長期利率水平。此舉不僅威脅到了美國的房地產市場，也威脅到了克林頓總統連任的機會。（據報道，克林頓曾抱怨說：「你的意思是說，我連任的機會取決於一幫混蛋債券交易員？」）不難看出，美國政府也同樣受到了金融市場短視性格的影響。
然而，受金融板塊的短視性格影響最大的要數美國的公司經營戰略。自20世紀80年代的股東革命以來，不僅美國的公司經理人越來越急於取悅金融市場（因為公司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平均有2/3是以公司股票和期權的形式發放的），而且金融市場也變得越來越難以取悅。今天的股票市場是由所謂的機構投資者主導的，機構投資者包括養老金、共同基金、對沖基金等，其中對沖基金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尤其巨大，他們常常大量購入某些公司的股票，然後試圖影響公司的股價。大型的機構投資者總共控制了大型公開交易公司約3/4的股票份額，對這些大型機構投資者而言，對高收益的追求是其生存和發展的最重要目標。為了生存和繁榮，大型機構投資者必須想盡一切辦法取悅自己的顧客，它們的顧客範圍很廣，從退休老人到億萬富翁都在此列。為了取悅客戶，大型機構投資者會為其投資組合設定相當激進的季度投資回報率目標。經濟學家埃裡克·蒂莫格尼和蘭德爾·雷曾經指出，機構投資者設定的這些回報率目標通常都遠遠高於美國經濟的預期增長率。為了達到這樣的高收益率，基金經理必須不斷地「變換」它們的投資組合，買入表現超出市場平均水平的公司股票，同時賣出表現不佳的股票。因為機構投資者占金融市場的很大份額，它們這種不斷買進和賣出的行為會打破股價的平衡，產生對市場的擾動。換句話說，基金經理的買賣行為很大一部分是在對自己的交易行為做出反應，這種反饋機制的循環會不斷提高基金買賣股票的頻率。事實上，對投資組合的「變換」成了金融市場的新常態。在20世紀70年代，機構投資者買入股票之後平均會持有這些股票7年時間，然後再賣出，而今天基金持有股票的平均時長只有不到一年。今天金融市場上的大型機構投資者具備了戀愛指南中警告我們最應該避免的情人的所有特點：衝動、短視，不願意做出長期承諾。
對上市公司而言，金融市場上股票周轉率提高的現象讓它們很難適應。因為如今股票市場的大部分重要投資人對公司股價的細微波動都很敏感，並且這些大型機構投資人可以隨時大量拋售手中的股票以表達對公司業績的不滿，從而大幅壓低公司的股價，於是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不得不將越來越多的精力放在管理影響股價的因素上。然而，實際上，很多影響股價的因素並不能反映公司的經營狀況，也不一定受公司管理層的控制。由於公司的季度利潤報表可以嚴重影響公司的股價，管理層不得不盡一切可能保證下季度公司的利潤達到預期標準，有時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他們甚至不惜損害公司未來的利潤。在一份2005年公佈的調查結果中，我們看到了一個非常驚人的事實。這份調查問卷的對象是400多名公司的首席財務官。當被問及是否會為實現本季度的利潤目標而推遲對一些能產生豐厚利潤的長期項目的投資時，有1/2的受訪者都給出了肯定的答案。此外，大約80%的受訪者表示，為了保證本季度利潤達到預期目標，他們願意削減研發、維修、廣告以及人才招聘方面的投資，而上述方面的投資顯然是公司長期利潤的重要保證。同樣，為了保護當季度的利潤數據，很多公司都傾向於盡快兌現任何形式的收益，雖然這很可能導致公司錯過未來很多可以獲利的機會。在另一份調查研究中，研究者向一些英國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如果項目一可以在明天為公司創造250000英鎊的利潤，而項目二能在三年之後為公司創造450000英鎊的利潤，那麼究竟哪一個項目更值得投資？大多數受訪者都選擇了項目一。不難看出，大部分公司管理人員都犯了跨期選擇方面的錯誤。在上文中我們曾提到過，在行為經濟學家對消費者的研究中，這樣的錯誤也曾經一再出現。然而，在公司層面，這種錯誤的跨期選擇卻變成了標準化的經營模式。經濟學家希瓦·羅基戈帕寫道：「在如今的公司文化中，考慮公司的長期利益已經變成了一種『愚蠢的行為』。」羅基戈帕是公司財會方面的專家，也是上文提到的2005年調查問卷的作者之一。羅基戈帕說：「我們的調查發現，這些傢伙沒有任何的長遠眼光。他們最多著眼於未來的2—3個季度的情況。」由於事實上商業公司之間需要為爭奪投資者的注意力而展開激烈的競爭，因此任何能夠快速提高公司利潤和股價的經營策略都會很快被其他公司效仿。布魯金斯學會的公司戰略專家格雷格·波利斯基和安德魯·倫德這樣描述：「一旦一家公司為了提高當前的利潤而犧牲公司的未來，其他公司的管理人員就不得不採取同樣的措施來保證自己公司的股價不會被比下去。這種行為的結果就是大家的事業前景都受到了負面的影響。」
顯然，所謂的效率市場並不應該以這樣的形式發揮作用。從理論上說，效率市場應該鼓勵公司用長遠的眼光看問題，因為公司的股價反映的應該是公司的長期經營狀況和利潤水平。從經濟理論的角度看，公司股價應該等於公司所有未來利潤的淨貼現值總和——把未來公司掙到的每一分錢經過通貨膨脹調整後換算為今天的貼現值，然後進行加總求和。因此，任何威脅公司未來利潤的因素（比如管理層沒有在長期研發方面投入足夠的資金）都應該引起投資者的擔憂和不滿。這樣的擔憂和不滿本該導致很多投資者拋售該公司的股票，從而壓低公司的股價，對管理者的短視進行懲罰。用羅基戈帕的話說，在真正理想化的效率市場中，如果公司的管理人員「採取傷害公司價值的行為，最終都會被市場發現，管理者未來的薪酬也會因此而降低」。然而，在現代的公司財務中，實際情況恰恰相反。阿斯彭研究所專門研究公司短視問題的專家朱迪·薩繆爾森對我說：「如今的股票市場完全著眼於公司的短期表現，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導致很多成功的大公司（這些公司不僅是全球經濟的支柱，而且歷來是各種前沿科技的創造者）在進行長期投資時都只能採取特別小心翼翼的態度。」在研究中，薩繆爾森注意到這樣的事實：當2011年谷歌公司宣佈增雇1900名員工時，谷歌的股價立刻大幅下跌，最終跌幅超過了20%。這一事實清楚地說明，投資者不喜歡公司做出任何增加支出的決策，即使這些支出有時是為公司的長期表現進行有價值的投資。
市場對長期投資的反感已經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根據航空業巨頭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時任CEO諾曼·奧古斯丁的回憶，20世紀90年代末，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高層人員曾經與華爾街的股票分析師們會晤，向他們展示公司即將投資的尖端科技項目。然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演示會還沒有結束，這些華爾街的股票分析師居然「迫不及待地跑出會場，去拋售我們公司的股票」。在接下來的4天中，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股價下跌了11%。這讓奧古斯丁極度震驚，因此他致電其中一位與他關係不錯的股票分析師。奧古斯丁問他，作為一家科技公司，我們投資新的科技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為什麼市場要對這種完全正常的經營行為進行懲罰？根據奧古斯丁的回憶，當時他的分析師朋友是這樣回答的：「他說：『第一，你們的這些研究項目要15年才能收回成本，更何況沒人能保證一定會收回成本。第二，你們的股東平均持有公司股票的時間只有18個月。15年以後，你們的股東很可能已經轉而持有波音公司的股票了，因此股東並不希望你們想出好點子。更重要的是，你們的股東並不想要為你們的好點子付錢。』然而，這是還不是最令我痛苦的評論。接下來，我的這位分析師朋友給了我致命的一擊，他說：『你們的管理層太短視了，我們才不願意投資這樣的公司呢。』是的，你沒有聽錯，這就是那位分析師的原話！」
當然，大型上市公司並沒有因此完全停止支出。然而，這些錢越來越多地花在追求能在短期內提高股價的方面。以股票回購策略為例，20世紀80年代，很多公司發現，提升公司股價最快速的方法（除了宣佈大規模裁員以外），就是用公司的利潤從公開市場上大量回購本公司的股票。此舉將這些股票從公開市場上移除，於是這些股票便停止了流通，公司普通股票的供給量受到了限制，股價也就因此上升了。公司管理人員很快發現，通過回購本公司的股票，不僅可以迅速抬升公司股價，而且能夠迅速提高自己的薪酬。最棒的是，這樣做幾乎沒有任何風險，而投資新的經營活動（比如建立新的工廠、開發新的產品或雇更多的員工）卻必然伴隨著各種各樣的商業風險。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期，回購本公司股票被視作操縱市場的非法行為。然而到了1982年，裡根政府卻批准了股票回購策略的合法性，並將其視作自由市場革命的重要部分。雖然在某些情況下，回購本公司股票確實具有合理性（比如公司想要擊退惡意收購者的進攻），然而，在大部分情況下，公司採用股票回購策略並沒有什麼合理的理由，其目的僅僅是人為抬高股價。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公司每年花費2000億美元用於股票回購，占公司總利潤的1/4。顯然股票回購策略已經不再需要什麼合理的理由，抬升股價早已成為唯一的理由。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產生了，實際產出（比如汽車、棉花、煤炭）已經不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指標只有一個，那就是股價。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經濟的產出不再是汽車、棉花、煤礦，而是股價。至此，我們完成了工業效率革命的最後一步：資本效率的革命。整個商業世界的目標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將資本直接轉化成股東的價值和管理者的薪酬。
這種全新商業模式的成功給我們帶來了財富的甜蜜，同時也帶來了一些苦果。在過去的20年中，股價飛漲為大大小小的美國投資者帶來了巨額財富，尤其是少數公司高管因此成了億萬富翁。然而這種財富的繁榮卻掩飾甚至催生了一些非常嚴重的深層次問題。有明顯的證據表明，很多公司為了追求高股價開始故意誇大季度利潤數字。1992—2005年，對過去的報表進行利潤「重報」（這種做法實質上等於承認過去財報上的利潤數字被誇大了）的公司從每年6家上升到了每月近100家。各種各樣的利潤詐騙醜聞層出不窮：世通公司通過採用「創新性」的財會手段，將公司利潤誇大了90億美元；而安然公司則通過特殊目的機構隱藏了公司230億美元的債務。現在回頭去看，這些醜聞僅僅是問題的開始而已。真正的災難是華爾街對資本效率（即不擇手段追求資本的高回報率）的狂熱追求像病毒一樣擴散到了消費者心理的領域。
到了2002年春天，拉斯韋加斯的一些房地產經紀人開始覺得房地產市場有些不對勁了。在售房現場的展示會上，很多買家拿出的是一種很不尋常的銀行貸款手續：這些銀行貸款的利率很高，而首付卻低得驚人，甚至出現了零首付的貸款形式。在正常情況下，只有收入和資產非常豐厚的借款人才可能獲得零首付的貸款。然而當時的銀行業卻開始向首次購房的消費者提供這種貸款，其中有些人根本不具備購買房產的經濟能力。當時在拉斯韋加斯從事房地產經紀工作的亞當·芬恩告訴我：「突然之間，好像每個人都可以申請到零首付貸款了。於是我們這些業內人士不禁開始納悶：這些金融機構究竟在幹什麼？」
我們的金融機構究竟在幹什麼呢？原來，高盛、美林證券以及其他大型投行發現了一個追求高收益率的新領域：那就是被蜥蜴腦的狂熱衝動所控制的房地產市場。21世紀初，投行開始收購金額巨大的住房抵押貸款，然後將這些貸款組合起來變成一種證券，名為CDO（擔保債務憑證）。投行將這種CDO轉而出售給養老金和其他機構投資者。對這種金融「創新產品」的需求十分強勁：因為根據投行的宣傳，CDO的投資者可以獲得高額的回報（抵押貸款借款人支付的利息和本金款項），但只需承擔很低的風險（因為這些貸款有房產作為抵押）。從資本效率的角度來說，CDO是一種非常高效的投資方式，因為它可以把長期的實物資產轉化為短期的快速回報。
這種新型的高效投資工具一面世就獲得了巨大的需求。事實上，由於對CDO的需求過於強烈，投行已經沒有足夠的抵押貸款來支持它們產出新的證券了。因此，投行開始鼓勵和刺激消費者申請更多的抵押貸款。然而，由於房地產市場的基本面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並不是說突然之間有更多的人買得起房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由於收入增長的停滯，也許事實上能買得起房的人變得更少了），於是對投行來說，要想發放更多的抵押貸款，唯一的辦法就是降低貸款的標準。現在我們都已經知道，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華爾街開始對放貸機構施加各種各樣的壓力，鼓勵它們降低信貸標準。當然，華爾街的銀行家們並沒有明確提出這種顯然不合理的要求。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從事信貸發放工作的比爾·達拉斯曾就美林證券的情況接受《名利場》雜誌的採訪，美林證券是當時最大的抵押貸款證券發行人。在這篇訪談中，比爾·達拉斯說：「他們從未明確要求我們發放低質量的貸款。但他們會對我們說：『你得增加優惠券呀。』」所謂「優惠券」指的正是高收益率的CDO。然而根據達拉斯的說法：「事實上，要完成這個任務的唯一途徑就是發放低質量的貸款。」
雖然一些銀行業和房地產業的資深人士對信貸標準的無限放寬表示了擔憂，然而他們的憂慮根本無法戰勝寬鬆信貸標準帶來的淘金狂潮。與房地產有一點關係的人都開始賺錢，有人甚至在短期內獲得了巨額的財富。僅佣金一項就為華爾街的銀行帶來了數十億美元的收入。房地產開發商開始採取能降低成本（然而常常犧牲建築質量）的高速建築方法，瞬間建起數萬間房屋，收穫巨額利潤。奮戰在房地產熱潮前線的人們簡直就像泡在現金中一樣。在房地產持續升溫的拉斯韋加斯，忙碌的房產經紀人一年可以收入50萬美元。而住房抵押貸款經紀人的年收入甚至達到了100萬美元。一位當時的住房抵押貸款經紀人告訴我：「當時的情況確實非同尋常。過去我每年收入5萬美元，而那時我一個月就可以賺5萬美元。我們每晚都出去狂歡。我們去脫衣舞俱樂部，去參加各種狂歡派對。有時候你早上醒來，會看到一位色情片明星正在你的廚房裡走來走去。然後你起床再次趕到辦公室，繼續度過瘋狂的一天。」那些瘋狂的日子就像一首歌裡唱的那樣：「這裡的錢來得太容易，這裡的姑娘都是免費的。」
房地產熱潮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你不需要任何專業知識就可以通過「炒房」賺錢。只要擁有一套房屋，你就可以加入「炒房」的隊伍，什麼也不付出就能賺到大把的鈔票。在拉斯韋加斯這樣的房地產熱點城市，房屋的價格幾乎可以翻上一番，貸款機構開始遇到一些「連環再融資」的投資者，這些人每過6個月就會對手頭的房屋進行貸款再融資，每再融資一次可以獲得4萬—5萬美元現金。這些現金不是被用於投資，而是被用來度假、購買食品，或者支付房貸。實際上，這些連環再融資的投資者利用了金融技術上的漏洞，把自己的房子一次又一次地重複賣給自己。這種行為就像是埃捨爾的繪畫作品，就像一台違反了物理定律的永動機。這種行為違反了供給與需求的基本經濟原理，也違反了勞動和所得的基本規律，然而這些奇怪的現象卻在大環境的縱容下一再發生。一位銀行業者告訴我：「這種情況意味著，你可以從事公司前台之類的低收入工作，卻擁有令人驚歎的豪華生活方式。你甚至根本不需要再工作謀生，不斷對自己的房屋進行再融資就是你的工作。」當然，這樣的情況不僅發生在拉斯韋加斯。連環再融資成了一種新的就業形式，同時也成了消費者經濟和自我身份維持的新引擎。2003—2005年，美國人從自己的房屋上獲得了近1.3萬億美元的資金，這筆巨款的1/3被用於購買車輛、遊艇、等離子電視機以及其他形式的個人消費品。
甚至政府的決策者也被這種病毒所感染。在美聯儲，另一位自由效率市場理論的支持者——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發現，快速攀升的房地產價格以及公眾從房地產中獲得的資金可以幫助政府解決消費者收入增長遲緩的問題。在這種過分樂觀的形勢下，美聯儲決定長期保持很低的利率水平。通過這樣的政策，政府希望金融市場能夠完成傳統經濟活動不再勝任的任務：保持美國公眾的生活水平繼續穩步上升。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政府同樣犯了短視的毛病。在一次2004年的演講中，格林斯潘曾說：「住房抵押貸款再融資比率的上升不僅沒有損害房屋擁有者的利益，反而改善了普通房屋擁有者的金融狀況……我認為這很可能是對總體經濟情況起正面支持作用的一個因素。」與此同時，在距離格林斯潘的美聯儲辦公室不足45分鐘車程的城郊地區，新的房屋建設項目還沒有開工就已經全部售完；在房屋完工之前，很多公寓就已經被轉賣了兩次甚至三次。我們以自我為中心的經濟在金融板塊提供的強大動力下，又一次煥發了新的活力。免費的午餐在當時竟成了一種合法的商業模式。
如今，回顧當時的情況，顯然這並不是一種合法的商業模式。隨著戰後經濟繁榮期的結束和股東革命的興起，美國的個人收入停止了快速增長的勢頭。事實上，上述金融業的不正常情況試圖以不合理的方式來填補消費者收入方面的缺口。因此，這樣的繁榮注定是虛假和暫時的。然而，沒有任何人願意站出來對這種不正常的情況說「不」。整個金融板塊都忙著大桶大桶地掘金。決策者們忙於慶祝他們「拯救」美國經濟的英勇成就。顯然，消費者完全無意進行任何形式的自我管理。不僅消費者的蜥蜴腦被完全調到了狂歡模式，而且傳統的社會制度（比如不願借貸的傳統價值觀以及緊密的社區聯繫）也早已被以自我為中心的效率經濟嚴重削弱了。這種傳統社會價值觀的缺乏在房地產市場過熱的地方（比如拉斯韋加斯）表現得尤為明顯，很多不斷用手中的房地產套取現金的投資者處於一種十分不正常的社會環境中，在這種環境下，那些我們熟悉的、能夠限制個人狂熱情緒的社會結構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不斷煽動狂熱情緒的各種刺激和誘惑因素。拉斯韋加斯的一位資深信貸咨詢員米凱萊·約翰遜這樣對我說：「很多新到拉斯韋加斯的『炒房』者在這裡幾乎沒有什麼支持性的社會關係，他們並沒有和（大家庭的）家人一起前來，也不認識周圍的鄰居。因此他們沒有很強的社區意識，也缺乏周圍人的監督和規勸。沒有人會對他們說：『嗨，別傻了，這樣不行。』」
早在一個世紀前，弗洛伊德在描述人類感情發展過程的時候，就發明了一個術語——「現實原則」。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一個健康的個人由於受到現實原則的限制，必須學會如何延遲滿足。如果不能學會向現實妥協，繼續堅持快感原則，那麼這個人就會永遠停留在感情功能不完善的幼兒期，既不能完成自我實現，也無法進行社會交流。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現實原則主要通過社會結構的渠道對個人產生影響和限制，這些社會結構主要包括家庭和制度的權威。事實上，弗洛伊德的這種理論完全可以推廣到市場和消費者的關係上。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說，如果個人或機構無法學會延遲經濟滿足，他們很快就會被效率市場排斥。
然而，到了20世紀末，隨著現代金融的興起，人們似乎達成了某種協議，現實原則不再起作用。與此同時，相信只有耐心、努力和真正的生產率提高才能帶來回報的傳統價值觀也被拋棄。因為在金融世界裡，任何奇跡都有可能發生。在如今的現實世界中，個人和公司只要掌握合適的關係和技術，或者抓住最佳的時機，就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獲得驚人的回報，而他們所付出的努力可能只是傳統經濟中的一個零頭。在現代經濟的各個方面，我每天都見證著各種各樣的奇跡。在華爾街，公司「狙擊手」通過快速買賣整個公司獲得巨額利潤。在消費者文化中，連環再融資者和兼職「炒房」人似乎躺著就能賺到大筆鈔票。在政治的世界中，美聯儲長期保持極低的利率水平，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將重塑美國戰後經濟繁榮的夢想寄托在房地產泡沫上。到了21世紀初，整個美國社會都已經接受了這樣的新觀念：即時回報不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遠遠優於那些需要努力和耐心才能獲得回報的途徑。從這個角度看，經濟的金融化正是衝動的社會的本質。金融化的核心理念就是以最快的速度獲得最高的回報，同時極力避免任何低效率的因素（比如努力、社會責任、社會規範等），因為這些因素都會降低我們獲得回報的速度。
當然，從長期來看，金融化拒絕承認現實原則的存在，因此是不可持續的。縱觀人類歷史，任何試圖通過金融板塊將快感原則制度化的社會（這種潮流曾經一起又一次地出現過）最終都走向了滅亡。當世界經濟被金融板塊所主宰時，我們不僅會看到泡沫產生和破滅（或者其他形式的修正過程）的循環週期，還應該注意到這種現象會對我們的經濟造成更微妙、更深層次的傷害。當金融板塊佔據整體經濟活動的很大份額時，它就會不可避免地把資源從其他板塊搶走，這些板塊包括一些對人類社會發展十分重要的核心板塊，比如製造業、基礎設施以及教育。美國作為世界上金融板塊規模最大的國家，正在經歷這樣的過程：越來越多的資本不是流向能對社會做出實際貢獻的板塊（比如道路、能源研究、教育），而是流向一些完全投機性的資產（比如CDO和信貸掉期）。雖然這種資本流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規模更大、複雜度更高的經濟體的融資需求，然而更多反映的是一種更真實、更不健康的驅動力：現代金融為個人和公司提供了實體經濟無法提供的高回報率。
資本並不是唯一被金融板塊搶走的資源。由於金融板塊能提供高額的回報，各行各業很多最聰明的優秀人才離開了自己原有的職業，轉而投身金融領域。事實上，這些人的才華和智慧是極為寶貴的資源，這種資源本應獲得更好的配置。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金融板塊的工資與其他職業相比上升幅度更大（現在金融板塊的工資比其板塊高出50%）。與此相呼應的是，大學畢業生中去華爾街就業的人數比例上升幅度同樣巨大。這種現象在科學、技術、工程以及數學專業的畢業生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傳統上，這些充滿智慧的年輕人應該進入一些對實體經濟起突出作用的核心領域，比如工程、醫藥、研究等；如今，為了追求個人的即時回報，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去金融板塊就業。國際清算銀行兩位研究金融板塊擴張效應的專家斯蒂芬·切凱蒂和埃尼斯·哈魯比這樣寫道：「基礎研究領域的人才大量被金融板塊搶走。那些本來可以成為科學家的年輕人，那些在另一個時代中會以征服癌症或者飛向火星為職業目標的人才，如今卻以成為對沖基金經理為人生理想。」面對這樣的現象，甚至很多保守派的經濟學家也開始擔憂。雖然這些保守派的經濟學家總體上支持通過市場來分配人才資源，但他們也同意金融板塊確實已經對勞動力市場造成了扭曲。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格裡高利·曼昆曾這樣寫道：「我們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就是下一個史蒂夫·喬布斯這樣的人才放棄硅谷的創業機會，而成為華爾街的高頻交易員。換句話說，我們並不反對下一個史蒂夫·喬布斯通過自身的才華致富，但是我們應該設法保證他致富的途徑對社會生產力的提高有益。」
在這裡，我認為曼昆提出的「以對社會生產力的提高有益的」途徑致富的理念非常重要。在真正的效率市場上，個人和公司通過提供某種特定的商品和服務獲得回報，而回報的水平應該恰好可以鼓勵他們繼續產出這種服務或商品。因此，腦外科醫生之所以能夠獲得很高的薪酬，是因為成為優秀的腦外科醫生需要很多的技巧、勇氣，還需要事先在大學教育階段投入大量的資金。如果我們降低腦外科醫生的工資，就沒有人願意承擔上述風險並付出艱辛的努力。而如果腦外科醫生的薪酬過高，則會有過多的醫學院畢業生想成為腦外科醫生，於是腦外科領域就會出現人才過剩的現象，在競爭的壓力下，工資會隨之下降，而腦外科醫生的職業也就變得不那麼有吸引力了。換句話說，勞動力市場和其他所有市場一樣，擁有自我修正的功能。通過這種功能，市場可以自動以最高的效率分配人才（或者其他資源）。正因如此，我們通常認為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是一種較好的設定。然而，在現實社會中我們卻看到，金融板塊不僅對勞動力市場施加了扭曲性的影響，也對整個經濟產生了負面影響。正因如此，我們中的絕大部分人並不願意相信市場是全知全能的。簡言之，金融板塊迴避了市場的正常修正機制，獲得了過高的利潤，不管是金融板塊提供的服務，還是它們承擔的風險，都不能證明這種過高的利潤是合理的。
當然，金融板塊並不是唯一獲得暴利的行業。在任何經濟中，都難免會有一些經濟活動的參與者通過某些不正當的優勢（比如壟斷和內部信息）來獲得高額的工資或利潤。他們所獲得的薪酬或利潤遠遠大於自由市場應該提供的水平，因此我們說這是一種暴利。經濟學家將這種被某些板塊攫取的剩餘價值稱為「租金」。然而，在今天的社會中，任何板塊的尋租行為都比不上金融板塊的來得嚴重。幾個世紀以來，金融板塊的從業者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獲得暴利，也就是說金融板塊所獲得的回報遠超自由市場應該提供的水平，它們獲得的利潤與它們所承擔的社會功能是不匹配的。金融板塊獲得暴利的途徑包括：通過政治上的遊說行為製造監管方面的漏洞，並創造各種極度複雜神秘的技術和手段，確保外人無法理解和監督他們的經營行為。（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投行管理人員的薪酬水平還和其他行業相當，然而隨著20世紀90年代金融監管的放鬆和各種金融技術的飛速發展，投行經理的中位數收入迅速超過了其他行業，達到了其他行業的7—10倍。我相信這樣的變化絕不是巧合。）隨著金融板塊剩餘價值的飛速增長，金融板塊像一個巨大的黑洞，對實體經濟造成了越來越大的扭曲效應。大量資源被這個黑洞奪走，流出了其他板塊。然而，如果將這些資源保留在原先的板塊中，原本能產生更高的社會生產率，可惜的是，這些板塊卻不能在金錢上提供足夠的回報，因此無法與金融板塊進行資源上的競爭。
尋租行為最大的問題是，它是一種可以自我強化的行為。因為大量人才和其他資源流入了金融板塊，因此金融板塊擁有了其他板塊無法匹敵的優勢。金融板塊擁有大量的創新者、企業家以及善於遊說的政客，這些資源保證了金融板塊總是能找到新的不正當優勢，從而繼續獲得暴利租金。正因如此，我們看到金融板塊在規模、就業人數以及利潤方面持續增長，而非金融板塊卻出現了日益凋敝的趨勢。在美國，目前製造業板塊僅佔整體經濟規模的12%左右，而在20世紀70年代，這個比例幾乎達到了25%。目前金融板塊占美國整體經濟規模的8.4%，幾乎是其歷史規模的3倍。（在英國，金融板塊同樣展現了空前的繁榮。目前製造業板塊僅佔英國國民經濟的12%，是30年前製造業板塊相對規模的一半。金融板塊增長的速度幾乎是其他經濟部門的3倍。）
由於下面將會談到的原因，這種金融板塊和其他板塊相對規模的變化對我們的社會而言是極其重要的。從歷史上來看，製造業所提供的中等收入崗位遠遠多於金融板塊。健康的製造業板塊可以不斷發展出新的科技，並通過外溢效應傳播到其他經濟部門，促成全方位的經濟增長。然而，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金融板塊卻會產生一種逆向外溢效應，即將人才和其他資源從其他板塊搶走。此外，製造業板塊的波動率也遠遠小於金融板塊。雖然製造業板塊的失靈也會導致就業機會的減少，然而金融板塊的失靈卻可能將整個經濟完全摧毀。由於金融板塊能提供驚人的高額回報，它很容易催生各種風險巨大的投機行為，導致泡沫出現和破滅的循環週期。在明白了上述道理之後，我們就很容易理解以下情況：切凱蒂和哈魯比研究發現，一旦經濟中金融板塊所佔份額超出了某一水平，就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因此，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擴大製造業板塊的規模，同時縮小金融板塊的規模。然而，在今天的美國，我們卻做著完全相反的事：我們任由製造業走向凋敝，卻通過各種直接和間接的手段鼓勵金融板塊的增長。（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將會談到，金融板塊是目前美國經濟中與政治聯繫最緊密、最受政治保護的板塊。）同時，我們還應該謹記這樣的事實：很多國際競爭對手一直保持著比美國大得多的製造業規模。在德國，有21%的經濟產出來自製造業，而金融僅貢獻了經濟總產出的4%。在韓國，製造業對經濟總產出的貢獻率高達31%，而金融業僅貢獻了7%。甚至在意大利，製造業的相對規模也超過了美國：意大利的製造業貢獻了經濟總產出的17%，而金融業僅貢獻了5%。
從根本上說，過度膨脹的金融板塊帶來的最大風險不是對資源和人才的錯誤配置，也不是過高的波動率，而是對整體社會文化和思維方式的影響。隨著金融板塊的擴張，金融板塊的思維模式變成了社會文化的主流思維模式。即使在非金融板塊的公司中，管理人員也將越來越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金融方面。如今幾乎每一家公司都有一名首席金融官，而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幾乎沒有人聽說過這種頭銜。首席金融官的工作職責包括投資者關係，即在金融分析師、機構投資者和其他市場使者中管理和保持公司的良好形象。通過向管理者提供以股票為基礎的薪酬，幾乎所有公司都將管理人員與金融市場直接綁定在一起。（截至2000年，由於公司普遍向管理人員發放股票期權作為薪酬的一部分，美國CEO的平均薪酬已經達到了員工中位數收入的400倍；而在20世紀70年代，CEO的薪酬僅為員工中位數收入的20倍。）
同樣，金融工程也成為公司戰略的標準化組成部分。所謂金融工程，是指利用股票回購等金融技術提升公司的股價。在20世紀90年代的股市繁榮期，很多美國公司的股價迅速上升，而這些公司又以自己的股份作為籌碼收購其他的公司。美國在線公司是一家互聯網新貴，當時公司的營業收入只有50億美元，而公司的股價高達1750億美元，美國在線公司以本公司的股票作為籌碼收購了時代華納公司。時代華納公司當時的利潤是270億美元，然而股票市值卻只有美國在線公司的1/2。到了世紀之交，一半以上的大公司併購項目都是完全以股票作為交易籌碼的，然而僅僅在10年以前，以股票收購其他公司的行為還是聞所未聞的。當然，很多股票市值驚人的公司實際上是沒有任何基礎的空中樓閣：在20世紀90年代的互聯網熱潮中，很多既沒有產品也不產生利潤的新興公司在華爾街銀行的幫助下被成功出售。狂熱的消費者願意花數億美元來購買這樣的公司。在被華爾街精心設計的公開上市過程中，這樣的公司甚至可以賣出數十億美元的高價。每一年，經濟的更大份額（更多的工資、更多的銷售額、更多的總價值）被互聯網板塊所佔據。在互聯網板塊中，經濟價值的基礎不再是生產某種真實的東西，而是金融市場上所謂金融工程的抽像活動。
到了21世紀初，房地產市場的泡沫開始膨脹，美國經濟的很多部門已經進入了不可持續的模式。消費者用不存在的財富繼續他們追求自我的消費行為（在心理學上，我們知道房價的上升會帶來財富效應。所謂財富效應是指，即使實際收入並不增加，只要消費者知道他們的房屋在升值，就會擴大消費支出。在財富效應的影響下，美國的消費支出達到了每年4000億美元。）。公司通過大規模的股票回購手段人為操縱股價。（2003—2007年，標準普爾500指數中的500家公司的股票回購規模增加到了原來的4倍。）而在華爾街，那些本可以成為科學家的投資銀行家正充分發揮著他們的聰明才智，創造出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手段，進一步放大這些並不存在的財富。比如，華爾街發明了一種新的金融工具，稱為「CDO平方」。CDO平方由兩個或多個其他以住房抵押貸款為抵押的CDO構建而成，通過購買這種產品，投資者承擔更多的借貸風險，同時也會獲得更高的回報。比CDO平方更具創造性的是所謂合成CDO產品。通過購買合成CDO產品，投資者可以通過其他CDO產品的價格變化獲利，但並不需要真正持有那些CDO產品。有了合成CDO產品，任意數量的投資者就可以同時對同一種證券的價格進行投機，也就是說，大量投資者可以同時對抵押物（同一處房產）的價值波動進行投機。通過這些金融創新，華爾街創造了比實際房地產市場規模大許多倍的房地產財富。此舉使金融板塊本身也被金融化了。已故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曾經指出，在19世紀末的工業化進程中，老一代金融家是通過投資基本建設（比如鐵路、石油管道、工廠以及工業系統的其他部分）來致富的。然而，明斯克認為，如今金融業的重點已不再是「實體經濟的資本發展，而是投機行為所產生的快速回報和交易利潤」。金融業不斷地投資於金融業本身。不可持續的快感原則如今變成了一門科學。衝動的社會走上了不斷加速的新軌道。
然而，幻覺並沒有因此完全消退。衝動的社會及其最主要的引擎——以自我為中心的經濟最可怕的地方便在於，它們看起來越是欣欣向榮，實際上就越是不可持續。早在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前，這場遊戲的大玩家們就已經看到了大廈將傾的前景。在高盛、摩根士丹利以及其他投行中，交易員們常常將這些新證券稱為「垃圾玩意兒」、「怪物」、「核武器浩劫」、「邁克·泰森的重擊」，他們也早已預見到「次貸要垮」的前景。然而，這些投行不僅繼續向客戶出售這些有毒的證券，甚至還想出各種各樣的方法，準備從垃圾證券的垮台中獲利。這種現象雖然極不道德，卻並不令人吃驚，畢竟金融市場始終以追求高回報為最大目標。這些新金融產品的本質決定了它們必然會在某個時間或地點崩潰，並對經濟的其他部分產生災難性的影響。然而短視的華爾街只重視自己的眼前利益，根本不會考慮這種嚴重的社會效應。當有人對這些不合理的交易進行質疑時，華爾街的交易員和管理人員常常以一句首字母縮寫的暗語作為回答，他們會說「IBG YBG」，意思是「我會離開，你也會離開」。至於他們離開之後會發生什麼，想必這些人並不關心。待我賺夠錢後，哪怕洪水滔天。
當賭博者的運氣不好、不斷輸錢時，他們常常表現出一種典型的行為，這種行為被稱為「損失厭惡」。損失厭惡是人類為了生存而長期進化出的一種心理特點，因為我們習慣了物資匱乏的環境，因此任何形式的財產損失都會讓我們產生本能的厭惡。在一些針對賭博行為的研究中，研究者發現被試對損失和盈利的認知是非常不對稱的，即使損失和盈利的金錢數目完全一樣，被試的行為卻相當於將損失視為盈利的兩倍。正是因為損失厭惡這種心理因素的存在，21點玩家常常會在一手牌輸掉之後把賭注翻倍繼續玩下去，股票交易員也常常遲遲不願拋掉手中虧損的股票，直到股價完全觸底。而當房地產市場開始崩潰時，房產所有人寧可繼續賠錢也不肯以低於買入價的價格賣掉手中的房產——2006年這樣的情況開始出現。一位在拉斯韋加斯從事了40年房地產業務的資深人士弗洛倫斯·夏皮羅最近這樣告訴我：「突然有一天，一切都結束了。我們再也沒法把房子賣出去了。」最奇怪是，很多「炒房」人根本無法理解和接受現實，房地產經紀人居然需要對客戶進行勸說和解釋，告訴他們幾個月前的巨額財富如今已經不復存在了。弗洛倫斯·夏皮羅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當時我們需要反覆勸說我們的客戶。我的一位客戶跑來找我。他手上有12套房屋。他一直通過買入並轉賣房屋賺錢，而現在這12套房子全砸在他手上了。我對這位客戶說：『沒辦法，市場已經停滯了』。」
當房地產市場率先垮塌時，整個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表現出了極強的損失厭噁心態，正是這些非理性的反應把危機對經濟的傷害繼續大幅放大。隨著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公司利潤的疲軟，陷入恐慌的CEO啟動了大規模的股票回購項目來挽救本公司股價。2007年，標準普爾500指數中的公司將淨利潤的62%用於回購本公司股票。2008年，這一比例升至89%。雖然股票回購計劃有助於公司穩定股價，並保持高管的薪酬不受太大的影響，但這種做法卻消耗了大量的資金，導致這些公司沒有足夠的資本與惡劣的經濟環境做鬥爭。在本書第二章中，我們曾提到過一位經濟學家威廉·拉佐尼克。拉佐尼克的另一項研究顯示，很多最後需要聯邦救助或外國投資者救援的公司，在危機開始之前進行了大量股票回購，從而耗盡了手中的現金儲備。2007年，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導致整個美國市場陷入了自由落體狀態，然而就在破產當年和破產前一年，雷曼兄弟公司剛剛花費了50多億美元用於股票回購。同樣，在危機中全面崩潰的兩家擁有政府支持的房貸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自2003年以來總共花費了100億美元用於股票回購。
金融板塊想出了各種各樣的戰略從自己製造的危機中脫身，股票回購只是其中的一種。為了抵消它們在房地產市場上的損失，很多投行對石油和糧食等大宗商品的價格進行了大量的投機行為。雖然這種「對沖風險」的行為幫助投行吸收了部分損失，但這些行為同時也導致大宗商品價格飛漲，成千上萬的人不僅在經濟危機中失去了工作，還需要支付更加昂貴的食品和汽油開支。儘管這些金融機構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掙扎，最終還是未能逃脫在危機中垮台的命運。這時，它們又打出了一張制勝的金牌：它們聲稱由於自身規模過大，對經濟的重要程度過高，政府不可以讓它們垮台，必須向它們提供援助。於是，政府不得不對華爾街的大鱷們進行救助。這在事實上導致這些金融機構（以及金融機構的高管們）逃避了很多以淨化市場為目的的監管，而這些監管手段本應在危機發生之前就對上述高風險行為進行限制和約束。整個經濟陷入了一種極為荒謬的狀態，這彷彿是一場權力與人性的對決實驗——而這場實驗的結果正如我們預測的一樣悲觀。在經濟的方方面面，蜥蜴腦都取得了絕對的掌控地位。
就在一個多世紀以前，英國也經歷過類似的危機，經濟金融化所伴隨的巨大風險給我們帶來了沉痛的教訓。不僅公共債務和個人債務水平同時飆升，而且大量資本從生產製造業和其他「硬產業」流向各種各樣的金融活動（尤其是離岸投資活動）。這為英國的資本家帶來了巨額利潤，卻對英國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傷害。整個英國經濟出現了資源緊缺的狀態，不僅包括金融資源的緊缺，還包括人才和智力資源的不足，英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領先地位受到了美國的挑戰。1904年，在一次針對英國銀行家的演說中，曾任英國殖民大臣的約瑟夫·張伯倫以嚴厲的措辭總結了英國面臨的困境：「銀行業並不是我們經濟繁榮的製造者，相反，是經濟的繁榮成全了銀行業的發展。因此，銀行業不是我們財富的來源，而是我們財富的結果。」如果我們的資本不能「創造新的財富」，如果英格蘭僅僅扮演「投資證券囤積者」的角色，我們是不可能繼續生存和繁榮的。
然而，在一個多世紀以後的今天，世界主要的後工業化經濟體似乎仍然鐵了心拒不接受上述教訓。不僅金融板塊仍然是美國經濟中的主導性板塊，而且主要金融機構的地位甚至比從前更加穩固。美國金融業的集中程度不斷上升，12家超大型銀行（包括摩根大通銀行、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富國銀行等）掌握了美國銀行總資產的2/3以上。與此同時，金融板塊的蜥蜴腦思維繼續對美國的大眾文化起著塑造作用。追求高回報率已經成為國民性格的一部分。從體育教練到大學校長，都選擇在各種工作崗位之間頻繁跳槽，以追求最高的職業回報率。美國的結婚率持續下降，因為越來越多的人希望繼續保留追求更好伴侶的可能性。商界更是完全被金融的思維模式鎖定。公司CEO的平均就職年限已經下降到了5年；而在20年前，CEO的平均就職時間是9年。以股票為基礎的薪酬模式仍然是商業界的常態，股票回購策略和其他金融工程手段也繼續大行其道。根據拉佐尼克的計算，2001—2012年，標準普爾500指數中的500家公司總共在股票回購上耗費了35000億美元的巨資——大約相當於美國政府為贏得「二戰」所花費金額的3/4。上述現象都是衝動的社會的典型症狀——由於我們的經濟完全圍繞追求高速回報的慾望運轉，從而越來越無法產出我們真正需要的東西了。
然而更令人擔憂的是，美國的消費者不僅完全擁抱了金融板塊的這些特徵，甚至將這些特徵完全吸收，化作了自我的一部分。我們中的許多人不僅繼續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極力追求最快的回報，而且我們對這種追求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越來越無動於衷。消費者的品性和華爾街的性格日益趨同，我們變得越來越冷酷無情，越來越衝動短視。金融危機不僅沒有對我們起到警示作用，反而讓我們看到投資銀行家和公司「狙擊手」式的行為能帶來多大的收益，因此華爾街反而成為消費者學習的榜樣。在房地產泡沫破裂之後，上文提到過的那位曾在拉斯韋加斯擔任房地產經紀人的托德·米勒開始從事一項全新職業：銀行和被銀行沒收房產的房主之間的聯絡人。這項新工作經常要求米勒把來自銀行的壞消息傳達給即將被趕出自家房屋的房主們。米勒告訴我說，剛開始從事這項工作時，米勒接觸到的許多房主都表現出對違約的愧疚和痛苦。米勒說：「這些房主常常會邀我進屋，告訴我他們的故事，很多人因為違約不能支付房貸而痛哭流涕。他們覺得非常羞愧。」然而，米勒說現在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當他拜訪那些即將被趕出自家房屋的房主時，經常看到他們家裡佈滿了各種昂貴的裝飾和改建項目，而這些東西都是用股權提取獲得的現金來支付的。這些房屋的車道上常常停著一輛、甚至兩輛嶄新的汽車，院子裡擺滿了各式各樣的休閒娛樂用品。而且這些違約的房主中也很少有人再表現得痛苦不安了。米勒說：「現在大家反而開始吹噓自己違約的情況。我曾經在一家健身房中聽到一個人和朋友的談話，那個人說：『我已經快三年沒有付過一毛錢的房貸了，銀行馬上就要沒收我的房子，不過我真的一點也不在乎。我通過向銀行再融資已經獲得了5萬美元的現金。』」當米勒談到這樣的情況時，他的聲音變得沉重起來：「現在，再也不會有人因為違約不付房貸而感到羞恥了。『那不是你的錯。』『那是銀行的錯。』諸如此類。欠債不還曾經為社會習俗所不容，還不起錢曾經是一個人可能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而現在呢？大家再也不把這些事放在心上。還不起錢沒什麼大不了，只要拍拍屁股走人就可以了。」
[1]Interview with author.
[2]Interview with author.
[3]Interview with author.
[4]Leith van Onselen, 「Ireland, the Greatest Property Bust of All,」Macro Business, April 8, 2013, https://www.macrobusiness.com.au/2013/04/ireland-the-greatest-property-bust-of-all/.
[5]Matthew Benjamin, 「Bond Traders Who Gave Bush a Pass May Ambush Obama or McCain,」 Bloomberg, Aug. 10, 2008, https://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newsarchive&sid=ayrMJ4R.bmLY&refer=home.
[6]Bob Woodward,The Agenda: Inside the Clinton White House(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7]Brian J. Hall, 「Six Challenges in Designing Equity-Based Pay,」 NBER Working Paper 9887, July 2003, https://www.nber.org/papers/w9887.pdf?new_window=1.
[8]Ben Heineman, Jr. and Stephan Davis. 「Ar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Part of the Problem or Part of the Solution?」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2011. https://www.ced.org/pdf/Are-Institutional-Investors-Part-of-the-Problem-or- Part-of-the-Solution.pdf.
[9]Ibid., but see also Sennett,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p. 40, who argues that it is from four years in 1960s to four months today.
[10]「The Short Long,」 speech delivered by Andrew G. Haldane and Richard Davies.
[11]「Shooting the Messenger: Quarterly Earnings and Short-Term Pressure to Perform,」 Whart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uly 21, 2010, https://knowledge.wharton.upenn.edu/article.cfm?articleid=2550.
[12]G. Polsky and A. Lund, 「Ca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Reform Cure Short-Termism?」Issues in Governance Studies 58, Brookings, March 2013.
[13]「Shooting the Messenger.」
[14]Google Inc. (Nasdaq-Goog), graph, Google Finance, https://www.google.com/finance?cid=694653.
[15]Interview with author.
[16]「A National Conversation on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panel discussion, Wilson Center, March 28, 2012, https://www.wilsoncenter.org/event/regaining-americas-competitive-edge.
[17]Gustavo Grullon and David Eikenberry, 「What Do We Know about Stock Repurchases?」 Bank of America and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15., no. 1 (Spring 2000), https://www.uic.edu/classes/idsc/ids472/research/PORTFOLI/JACFSU~1.PDF.
[18]Patrick Bolton, Wei Xiong, and Jose A. Schienkman, 「Pay for Short-Term Performance: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 Speculative Markets,」 ECGI Finance Working Paper No. 79/2005, April 2005,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691142.
[19]Al Lewis, 「Record Number of Companies Restate Earnings in 2005,」Denver Post, Jan. 2, 2006, https://blogs.denverpost.com/lewis/2006/01/02/record- number-of-companies-restate-earnings-in-2005/75/.
[20]Interview with author.
[21]Bethany McLean and Andrew Serwer, 「Goldman Sachs: After the Fall,」Fortune Nov. 9, 1998, https://features.blogs.fortune.cnn.com/2011/10/23/goldman-sachs-after-the-fall-fortune-1998/.
[22]Bethany McLean and Joe Nocera, 「The Blundering Herd,」Vanity Fair, Nov. 2010.
[23]「Home Equity Extraction: The Real Cost of 『Free Cash,』 」 Seeking Alpha, April 25, 2007, https://seekingalpha.com/article/33336-home-equity- extraction-the- real-cost-of-free-cash.
[24]Interview with author.
[25]Sameer Khatiwada, 「Did the Financial Sector Profit at the Expense of the Rest of the Economy?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iscussion paper, Digital Commons@ILR, Jan. 1, 2010, https://digitalcommons.ilr.cornell.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101&context=intl; 「Wages and Human Capital in the U.S. Finance Industry: 1909–2006,」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Oct. 9, 2012), https://qje.oxfordjournals.org/content/early/2012/11/22/qje.qjs030.full; and Thomas Philippon, 「Are Bankers Over-Paid?」 EconoMonitor, Jan. 21, 2009, https://www.economonitor.com/blog/2009/01/are-bankers-over-paid/.
[26]「A Paradigm Shift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Speech by Lorenzo Bini Smaghi.
[27]Stephen G. Cecchetti and Enisse Kharroubi, 「Reassessing the Impact of Finance on Growth.」
[28]Gregory N. Mankiw, 「Defending the One Percent,」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7, no. 3 (Summer 2013).
[29]Kevin J. Murphy, 「Pay, Politic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inRethink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edited by Alan S. Blinder, Andrew W. Lo, and Robert M. Solow.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2).
[30]U.S. Chamber of Commerce Foundation, 「Manufacturing』s Declining Share of GDP Is a Global Phenomenon, and It』s Something to Celebrate」 March 22, 2012, https://emerging.uschamber.com/blog/2012/03/manufacturing%E2%80%99s- declining-share-gdp; 「U.S Manufacturing In Context」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ortal, U.S. government website, https://manufacturing.gov/mfg_in_context.html.
[31]Justin Latiart, 「Number of the Week,」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 10, 2011.
[32]Adam Mellows-Facer, 「Manufacturing a Recovery,」 Publications and Records, Parliament.uk, https://www.parliament.uk/business/publications/research/key-issues-for-the-new-parliament/economic-recovery/modern- manufacturing-and-an-export-led-recovery/.
[33]Stephen Burgess, 「Measuring Financial Sector Output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UK GDP,」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2011(Sept. 19, 2011),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publications/Documents/quarterlybulletin/qb110304.pdf.
[34]Cecchetti et al.
[35]All finance shares at L. Maer, et al., 「Financial Services: Contribution to the UK Economy」 House of Commons, England, August 2012, p4 https://www.parliament.uk/briefing-papers/sn06193.pdf; all manufacturing shares at 「Manufacturing, value added (% of GDP),」 The World Bank at data.world bank.org/indicator/NV.IND.MANF.ZS.
[36]Lydia Depillis, 「Congrats, CEOs! You』re Making 273 Times the Pay of the Average Worker,」Wonkblog,Washington Post, June 26, 201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nkblog/wp/2013/06/26/congrats-ceos-youre- making-273-times-the-pay-of-the-average-worker/.
[37]Ahmed Abuiliazeed and Al-Motaz Bellah Al-Agamawi, 「AOL Time Warner Merger: Case Analysis,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SlideShare, https://www.slideshare.net/magamawi/aol-time-warnercase-analysis.
[38]A. Rappaport, et al., 「Stock or Cash: The Trade-offs for Buyers and Sellers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Dec. 1999, p. 147. https://www2.warwick.ac.uk/fac/soc/law/pg/offer/llm/iel/mas_sample__lecture.pdf.
[39]According to research by Dean Baker at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40]William Lazonick, 「The Innovative Enterprise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oward an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al Success.』」 Discussion paper presented at Finance, Innovation & Growth 2011.
[41]H. Minsky, in E. Tymoigne and R. Wray,The Rise and Fall of Money Manager Capitalism(Oxford: Routledge, 2013).
[42]「IBG YBG,」 review of Jonathan Knee,The Accidental Investment Bank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inWords, Words, Words, https://wordsthrice.blogspot.com/2006/12/ibg-ybg.html.
[43]Yexin Jessica Li, Douglas Kenrick, Vladas Griskevicius, and Stephen L. Neuberg, 「Economic Decision Biases i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How Mating and Self-Protection Motives Alter Loss Avers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 no. 3 (2012), https://www.csom.umn.edu/marketinginstitute/research/documents/HowMatingandSelf- ProtectionMotivesAlterLossAversion.pdf.
[44]Interview with author.
[45]William Lazonick, 「The Innovative Enterprise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oward an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al Success.』」 Discussion paper presented at Finance, Innovation & Growth 2011.
[46]William Lazonick, 「Everyone Is Paying Price for Share Buybacks,」 FT.com, Sept. 25, 2008, https://www.ft.com/intl/cms/s/0/e75440f6-8b0e-11dd-b634- 0000779fd18c.html#axzz2r21JdHWo.
[47]In Kevin Phillips,American Theocracy: The Peril and Politics of Radical Religion, Oil, and Borrowed Money in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 Penguin, 2006), p. 312.
[48]Richard Fisher, 「Ending 『Too Big to Fail』: A Proposal for Reform Before It』s Too Late (With Reference to Patrick Henry, Complexity and Reality)
[49]「Get Shorty,」 lecture given by Andrew Haldane for the Sir John Gresham annual lecture, 2011. Cited at Financial Services Club Blog https://thefinanser.co.uk/fsclub/2011/11/get-shorty-andrew-haldane-speech.html.
[50]Eric Reguly, 「Buyback Boondoggle: Are Share Buybacks Killing Companies?」 The Globe and Mail, Oct. 24, 2013,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report-on-business/rob-magazine/the-buyback-boondoggle/article15004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