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密歇根大學的調查研究中心都會舉行12次全國範圍的調查。在每次調查中，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會通過電話聯繫500名消費者，並詢問他們對美國經濟狀況的看法。調查問卷的內容包括50個問題，涵蓋了消費者經驗的方方面面。有些問題是關於消費者對總體經濟情況的預期的（比如，「你認為現在是購房的好時機嗎？」）。也有一些問題更加私人化（比如，「在未來12個月內，你認為你的收入會比去年高還是低？」）。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反映的是各種意見、經驗、啟發、焦慮的綜合體（這些都是受訪者「自我」的體現），最終所有這一切都會被經濟學家總結為一個數字，那就是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這個指數在每月中旬公佈，是美國最受關注的經濟指標之一。雖然這些受訪的民眾並不是經濟專家，但將他們的答案匯總起來，能可靠地預測未來3—12個月美國的經濟表現。對未來經濟表現的預測包括很多方面，從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到房屋購買情況、零售業銷量以及美國經濟的總體增長率。如果消費者信心指數達到或超過85，就意味著美國將迎來良好的經濟前景。而如果消費者信心指數下降15點或更多，則說明未來幾乎必然要迎來經濟蕭條。最近幾年，上述消費者信心指數一直保持在70—80，這個水平比美國戰後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低了許多，但也合理地反映了消費者對經濟緩慢恢復的焦慮。
為什麼消費者信心指數有如此強大的預測能力？其實這個現象並不奇怪。目前美國經濟增長的70%來自消費者的支出，而在這些支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受消費者信心影響的非必須支出。考慮到這樣的情況，消費者的信心和情緒當然對經濟前景有很強的預測性。因此，在任何情況下，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以及其主要競爭對手紐約消費者信心指數）都被市場當作神諭一般的指標。當零售商和製造商制定其節假日消費預期和生產計劃的時候，一定會參考消費者信心指數。當美聯儲和其他央行決定利率水平和制定其他經濟政策的時候，也一定會參考消費者信心指數。當然，華爾街更是把消費者信心指數當作能影響市場走向的數據。在消費者信心指數發佈後的幾毫秒內，成千上萬隻面向消費者公司的股票就會被買進和賣出，因為交易員（更準確地說是負責交易的超級電腦）爭先恐後地想把人們的樂觀和焦慮情緒直接轉化為資本得利。如果消費者信心指數能夠真實地反映消費者的精神狀態，那麼現在自我與市場之間的距離已經是在毫秒水平上被度量了。
消費者信心指數還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有趣的工具，使我們能夠追蹤自我和市場之間關係的演進。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創建於「二戰」剛剛結束時，在指數創立的最初25年中，這一指數長期保持在90—100之間，這反映了戰後的經濟繁榮情況和樂觀情緒的盛行。然而到了1970年，該指數突然出現了大幅波動。指數一度跌至50出頭，雖然之後出現了短暫的反彈，但之後又進一步下跌。消費者搖擺不定的情緒反映的是一系列的經濟衝擊，首先是歐洲和亞洲競爭力量的崛起，接著是原油價格的暴漲，以及大蕭條之後最嚴重的兩次經濟危機（分別發生於1974年和1980年）。彷彿在一夜之間，戰後的繁榮化為烏有。收入停滯不前，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美國經濟主導世界時，美國人民曾擁有過強烈的信心，此時這種信心被全球化經濟帶來的陌生感和不安全感取代了。
然而，消費者不穩定的情緒不僅反映了經濟方面的變化，還反映出一種更深層次的改變。20世紀80年代，羅納德·裡根等保守主義政治家採取了一系列嶄新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在羅斯福新政中，政府曾對經濟進行過大規模的干預，然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美國轉向了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自由主義經濟方針。所謂自由主義經濟方針，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放任經濟自由運行，任由它發展。政府政策的核心是給予公司和個人最大程度的經濟自由。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推行標誌著持續了幾十年的政府戰略突然改變，然而這種趨勢也許是不可避免的。20世紀70年代發生的經濟危機動搖了美國人民對政府干預經濟能力的信心。保守派的經濟學家認為，正是羅斯福新政中的經濟管理政策（包括大量政府監管、高稅收、對工會的強力支持等措施）使得美國公司無法適應國際競爭環境。對裡根和其他保守派人士（如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來說，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是顯而易見的：只有讓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包括公司和消費者）最大化地追求其個人利益，才可能促進整個社會重新回歸經濟高速增長的正途。然而，事實發展的方向和政治家的理想並不一樣。雖然被解放的美國公司很快就成為國際經濟中的優勝者，但對於很多普通消費者而言，經濟自由的意義卻和我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隨著經濟革命的結束，普通美國人的財富顯著增加，消費者的自我與市場的關係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經濟自由主義推行的那一天開始，「衝動的社會」的趨勢再次抬頭。
如果我們想把這些嶄新的理論和自由市場的新時代濃縮成一種人物形象的話，那就是狙擊手型的企業家。在戰後的商業世界中，占主導地位的形象是商業帝國的建造者（這些公司的CEO通過科學方法將大量工人有序地組織起來，大規模地生產各種產品）。而在自由市場的新時代，占主導地位的形象卻變成了職業殺手型的企業家，他們的行為很多時候帶有破壞性。「狙擊手」的作案手法非常簡單：他們在市場上尋找經營不善、股價低迷的公司，然後悄無聲息地買進這些公司的股票，變成這些公司的大股東（他們的融資手段通常是發行高收益債券，又稱垃圾債券）。在成為這些公司的大股東以後，狙擊手就開始進行所謂的「公司重組」。很多時候，所謂的「公司重組」其實意味著對原有組織的大量破壞性行為，這方面最著名的人物是債券交易者卡爾·伊坎和房地產大鱷維克托·波斯納。狙擊手們會關閉收購公司中業績較差的部門，解雇成百上千的員工，然後將重組後的公司以幾千萬美元的高價賣出。在另一種情況下，狙擊手則會將收購公司拆分成許多部分，將其分別出售獲取利潤。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美國有數百家公司被收購，這些公司有的被重組，有的則完全消失在公眾的視野中。這種收購重組行為無異於一種經濟上的暴力，不僅傷害了脆弱的公司，更傷害了公司的員工和依賴公司而生存的社區。上文提到的維克托·波斯納在收購一些公司後，完全掏空了公司員工的退休基金，用這些錢購買遊艇和賽馬，支持自己奢華的生活方式。而另一位狙擊手卡爾·伊坎在收購美國環球航空公司以後，指揮這家經營不善的航空公司借款5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入了他自己的腰包），然後再出售環球航空公司利潤最高的航線（這種行為被稱為「資產剝離」）來支付這筆巨額債務。這些狙擊手甚至還成立了自己的沙龍。組織公司收購業務的德崇證券公司每年組織會議，讓這些公司重組界大鱷齊聚一堂。這個會議被稱作「捕殺者的舞會」。
整個20世紀80年代，美國公司文化的時代精神為「貪婪是一種美德」。對很多批評家以及在公司併購過程中受到嚴重傷害的勞動者而言，這些公司狙擊手是一幫窮凶極惡的惡魔。然而對很多保守派經濟學家而言，這些公司狙擊手卻是美國經濟的救世主。狙擊手之所以選擇對某些公司下手，是因為這些公司股價低迷，而股價下降是因為這些公司存在管理不善的問題。隨著戰後30年經濟的高速發展，許多美國公司變得過於自滿、效率低下。他們僱用了太多的員工，把公司的規模鋪得太大，根本無法完成精打細算的成本控制工作。正因如此，很多美國公司被外國競爭者打得一敗塗地，並且因對經濟危機毫無準備而遭受了巨大的損失。這些情況導致股價大幅下跌，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紐約股票交易所的股指下降了50%，而這些公司的股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手中的股票貶值一半，卻無力扭轉這一趨勢。因為在當時的商業環境中，股東對公司的經營幾乎沒有任何決策權：當時公司的主要決策是由高級管理人員做出的，而當時他們並不重視公司的股價以及股東的利益，他們更看重的因素是勞動力或供應商。從華爾街的角度看，公司狙擊手實際上是在用一種市場化的方法糾正美國公司管理不善的問題。
這種糾正進行得極為迅速。隨著一家又一家公司被收購拆分，美國的商業社會陷入了恐慌之中。即使是沒有被狙擊手盯上的公司也想盡一切辦法抬高公司股價。很多公司大幅削減了成本。更重要的是，公司開始以公司股票代替現金作為付給公司高管的報酬，這種激勵機制極大地改變了公司高管的戰略和行為。以前，公司高管通常把股東當作一群指手畫腳、好管閒事的傢伙；如今，公司高管自己也成了公司的股東，因此他們有極大的動機盡可能抬高公司股價。這種把抬高公司股價作為終極目標的行為讓很多傳統的公司管理專家深感不安，然而支持新股東制度的自由市場派學者卻為這種行為拍手叫好。這些學者認為，高股價說明公司的經營行為讓股票市場覺得滿意，並且他們認為，股票市場在大部分時候都是正確的。根據所謂的「效率市場假說」，市場——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成千上萬認真研究上市公司信息的投資者——代表著一種無所不知的最高智慧。這種最高智慧每時每刻都在評估所有公司的優點和弱點，然後通過買賣公司股票告訴大家哪些公司經營得好，哪些公司經營得不好。買入某公司的股票導致該公司股價上升，賣出某公司的股票導致該公司股價下降：不管是上述哪一種情況，效率市場都通過公司股價的變化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只有那些能充分領會效率市場的智慧，並根據市場指示來調整自己的公司，才能保持較高的股價，從而獲得經營上的成功，而不能適應這種市場智慧的公司將被淘汰。這就是華爾街所說的「股東革命」。
這種達爾文式的經濟理念與美國戰後盛行的經濟哲學完全不同。在戰後時代，人們認為公司不僅應該對股東負責任，還應該對所有利益相關方負責，這些利益相關方包括公司的員工以及公司所在的社區。然而，如今保守派的經濟學家卻認為，這種要求公司對所有利益相關方負責的理念是完全錯誤的。他們認為，公司並不是一種需要供養各種利益相關方的社會機構，而只是一種法律上的發明，用經濟學家邁克爾·詹森的話來說，公司只是「一系列合同關係的集合」，公司唯一的目的是「最大化股東的價值」。這種合同關係的集合對任何人（如公司的員工）都不負有義務，就像我們沒有義務在某一家特定的副食店買東西一樣。股東價值學說的支持者認為，正是所謂的社會責任（即公司對員工——或者對社會其他各方——所負的除高效經營之外的任何責任）讓很多公司無法實現他們真正的社會責任——實現財富最大化，這是所有社會進步的基礎。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過一篇後來被大量引用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米爾頓·弗裡德曼說：「對公司來說，他們的社會責任有且只有一個，那就是利用手中的資源，充分參與所有能夠提高利潤的經濟活動。」這種說法實際上是把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理論推廣到了公司界。這派經濟學家認為，讓公司最大化自己的財富才能提高整個社會的效用，而靠政府干預來促進社會責任的履行只會導致低效率現象的產生。
到了20世紀80年代，效率市場和股東價值的邏輯已經拓展為一種政治哲學。市場不僅是公司戰略的最佳設計者，甚至成為組織自由社會的最有效方法。隨著羅斯福新政的全面結束以及羅納德·裡根的上台，美國的政治文化發生了與經濟文化完全平行的變化，我們遠離了羅斯福新政的經濟管理理念，投向了自由市場的懷抱。對羅納德·裡根、撒切爾夫人以及其他保守派政治家而言，他們不僅成功廢除了許多商業管制條例（如阻止公司收購的條款），而且成功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人們再也不相信政府能對經濟活動產生任何正面的影響。羅納德·裡根曾經開過一個非常著名的玩笑，他說：「在英語中，最可怕的一句話（翻譯過來）就是：我來自政府，我是來這裡幫助你們的。」
這種對自由市場的嶄新信念滲透到了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在法學院和商學院中，股東價值論成了未來商業領導者們的必修課，也成了唯一被認可的正統理論。華盛頓一位勞工方面的說客戴蒙·西爾弗斯曾在哈佛商學院和法學院受過教育，而他在校時正值股東革命發生後不久。戴蒙·西爾弗斯回憶道，他上學的時候，股東價值理論經常與傳統的管理理念發生激烈的衝突。他說：「你經常會聽到一位教授聲稱，公司只是一系列合同關係的集合，唯一重要的問題是激勵機制。然而10分鐘以後，同一位教授又會大談團隊合作的重要性。於是你就會說：『喂，等一等，這位教授，你不可能同時相信這兩種理論吧，它們完全是互相矛盾的啊。』」然而，隨著這批學生逐漸成為新一代高管和公司律師，股東價值的理論終於控制了美國的整個商業界，再也沒有人對上述矛盾提出質疑了。美國的公司不僅很快習慣了更寬鬆的監管和失去力量的工會（工會不僅喪失了政府的支持，加入公會的勞動者人數也不斷下降），也越來越無視曾經主宰公司管理的很多傳統價值。戰後的美國公司重視長期穩健的增長，而如今的高管們卻片面追求高利潤和高股價。因為公司高管的報酬越來越多地以公司股票的形式發放，所以如果高管能通過某些戰略措施成功抬高公司的利潤和股價，就能獲得金錢上的豐厚回報。於是，公司的戰略不可避免地傾向於採用能夠提高公司利潤、抬升公司股價的技術。提升利潤最快的方法之一就是降低成本，於是降低成本成了美國公司的首要經營戰略。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商業界一致認為取悅華爾街、迅速抬升股價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宣佈公司將大規模裁員。公司與員工終生合作的情誼已經成為過去的傳說。
然而，一切才剛剛開始。在這些革命者試圖用效率市場學說重塑整個商業世界的過程中，他們又找到了一種更新的工具。這次的工具不是由華爾街發明的，而是由硅谷發明的。隨著這種新工具的引入，股東革命被推上了光速發展的軌道，市場與消費者的自我被空前地拉近，兩者似乎已經永恆地融為一體了。衝動的社會即將誕生。
雖然商業界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開始使用電腦了，但當時電腦技術的成本極為高昂，只有一些規模極大的公司才用得起。然而，隨著1972年微處理器的推出，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很快，一塊小小的芯片上就可以有幾千個用於存儲數據的半導體，能夠完成以前只有巨型電腦才能完成的任務。計算速度變得更快了，而成本卻只是原來的零頭。世界上第一個微處理器——英特爾4004——的計算能力還比不上一個小小的台式計算器。然而隨著英特爾與競爭對手之間的激烈競爭，微處理器的計算能力每18個月就會翻一番，而成本則變成原來的一半。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摩爾定律的兩條指數曲線（一條是指數上升的計算能力，另一條是指數下降的成本，摩爾定律是因英特爾的創始人之一戈登·摩爾的名字而得名的）使得價格低廉的電腦遍佈整個市場。
對大多數普通人來說，數字革命對我們最直接的影響是個人電腦的出現。現在早已過時的軟盤和黑屏綠字的顯示器在當時卻帶著無比新奇的榮光。實際上，數字革命對衝動的社會的演進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最直接的影響是計算成本的大幅下降加速了商業世界與股東利益的融合。現在，在確保公司的經營效率方面，華爾街成為更殘酷的執行者。有了電腦和以電腦為基礎的數據，股票經紀人和投資銀行家幾乎可以實時監控公司的各項表現，快速分析公司的數據，然後通過電腦立刻做出買賣股票的決策。到了20世紀80年代，只要公司的季度利潤數據令人失望，該公司的股價就可以在幾分鐘內迅速下跌；不久以後，從季報出爐到股價發生波動甚至只需要幾秒鐘的時間。
但是，電腦也使得公司可以更快地迎合華爾街的需求，從而獲得利潤。比如，隨著以電腦為基礎的設計和生產工序的發明，公司能比以前更快地研發新產品，並迅速將其投放市場，為投資者贏得利潤。（以汽車製造業為例，一種新車型從開始設計到投放市場的時間從4年下降到18個月）。但是，電腦對商業界最重要的貢獻還是成本控制。有了電腦的幫助，生產商可以將很多高度複雜的經營步驟自動化，從而降低勞動力成本，並大幅提高商品的產量。離岸外包也變得比以前容易多了。舊金山或紐約（或柏林和東京）的工程師可以輕而易舉地在電腦上進行新產品的設計，然後將設計方案發送給遠在墨西哥或中國的工廠，從而享受那裡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有了電腦，現代公司真的成了一種抽像的集合體，能夠把資本、勞動力和原材料快速地集合起來，獲得最迅速的高額回報，而這些生產要素的形式和所在地已經不能成為公司獲利的障礙。
通過迅速高效地組合這些生產要素，公司獲得了難以想像的高額利潤。到了20世紀90年代，標準普爾500指數中的500家公司的股東回報率（股東回報率包括股價的上升和發給股東的紅利）達到了20世紀60年代的兩倍以上，幾乎達到了20世紀50年代股東回報率的最高值。各大股指一路高漲。每到季度業績匯報的時候，都會不斷傳來各種捷報，股東價值的革命和效率市場的邏輯似乎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很多公司向高級管理人員發放越來越多的公司股票作為報酬，以「激勵」高管為股東創造更多的價值。當時，電腦技術的高速發展已經使與互聯網有關的技術股票的股價飆升。對很多專家來說，互聯網熱潮的興起標誌著新經濟秩序的最終確定，他們認為數字技術和市場效率的結合能夠在理論上創造比戰後經濟繁榮時期更多的財富。美國又成了世界頂尖的經濟強國。
然而，我們漸漸發現，互聯網熱潮所帶來的財富增加遠不像戰後經濟繁榮時期的財富增長那樣擁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擺脫了政府干預和社會責任期望的束縛，美國的企業擁有了更大的自由。這樣的自由導致企業開始追求一種更高效、卻更狹隘的繁榮：只考慮股東和公司管理者的利益，把其他相關方完全拋入自生自滅的境地。這是我們選擇的全新效率市場模式所帶來的必然邏輯結果。因為在這種經濟模式下，企業變成了一種純粹的、近乎抽像的存在，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實現資本主義的目標。在這樣的經濟模式下，企業的經營流程試圖將投資直接轉化為收益，而在這兩者之間，幾乎所有的低效率元素都已消失殆盡。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樣，衝動的社會的標誌是自我與市場的融合。我們在這裡看到了這一融合的又一種表現（這一層面上的融合不太直接，因此也較難預見）：由於如今的企業可以自由地致力於追求自身的狹隘利益，企業的行為模式使它不再像是一種社會化、集體化的機構，而更像是個人的「自我」——這種自私的「自我」完全沉迷於自身的需求與目標之中，而對他人的利益毫不關心。
雖然股東獲得了巨大的利潤，但其他利益相關方（尤其是勞動者）卻受到了傳統經濟週期中從未有過的傷害。在之前的經濟蕭條中，確實也發生過大規模的裁員現象，但隨著經濟的恢復，就業崗位的數量也會高速增長。現在，這一規律被打破了。有些工作崗位永遠消失了，再也沒有重新出現在我們的經濟中，這在製造業板塊表現得尤為明顯。過去，製造業為美國提供了最多穩定的、中等收入的工作機會，製造業是中產階級存在的基礎。然而1979—1983年，至少有200萬個工廠工作崗位從美國消失。20世紀80年代後期，美國迎來了新一輪的經濟繁榮，但在這輪經濟繁榮週期中，這200萬個工作崗位非但沒有重新出現，反而又有另外460萬個製造業工作崗位永遠地消失了。當然，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工作機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新興的信息技術部門的職位，但是技術部門工作機會的增加不能完全補償製造業萎縮帶來的工資損失。美國的中位數收入曾在戰後快速並穩定地連續增長了幾十年，然而製造業的萎縮導致美國的中位數收入出現了下跌的趨勢。
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經濟經歷了第一次不增加就業機會的經濟復甦。人們漸漸看清了這樣的事實：戰後的經濟繁榮再也不會回來了。至少對大多數勞動者而言，那樣的黃金時代徹底結束了。美國人曾經擁有非常穩定的工作保障，如今裁員成了家常便飯。即使是還沒有被解雇的員工，很多也變成了合同工。合同工享受的福利待遇更低，工作穩定性更差，升職的機會也更少。工資的增長進入了完全停滯的階段。1973—1993年，美國家庭的中位數收入在根據通脹因素調整後僅僅增長了7%，而在之前的25年中，美國家庭的中位數收入曾經翻了一番。對中產階級的工人而言，這種財富增長趨勢的變化是殘酷的。1973年，一個工資收入中等的30歲美國男性的收入是20年前他父親收入的160%。而到了1993年，該工人兒子的收入反而比父親1973年的收入少了25%。美國自「二戰」結束後首次出現了工資增長停滯，而工資增長是戰後經濟繁榮的核心，也是我們後物質主義信念背後最重要的基石。
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美國收入的下降？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目前仍在激烈進行。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工資降低的部分原因是勞工運動的衰落。隨著製造業工作崗位的減少，不僅工會的規模比以前小了，而且工會的權力和效率也明顯下降：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每年發生約300次大型罷工，隨著一波又一波的罷工風潮，工會把工人的工資不斷推高。然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美國每年僅發生8次大型罷工，而20世紀90年代總共才發生了34次罷工。此外，電腦技術在大幅提高製造業效率的同時，也降低了勞動力的重要性：有了電腦的幫助，大型製造商可以用更少的勞動力生產更多的商品。事實上，由於電腦的成本不斷降低，而計算能力卻每年都在大幅上升，很多公司發現，通過投資電腦和與電腦相關的機械設備，並降低對勞動力的投入，可以大幅提高公司的利潤。簡言之，技術提供的回報要大於勞動力提供的回報。
工人收入的下降也反映出股東革命後以成本控制為核心目標的公司管理文化。當然，成本控制是必要的：隨著戰後經濟的高速增長，美國的商業界逐漸變得過於臃腫和懶散。勞動者和管理者都漸漸習慣了一種效率較低的商業模式：很多公司變成了一種私營的福利國家。尤其是工會沒能快速適應新的經濟現實（比如國外競爭的加劇），也沒能很好地解決其內部的腐敗和低效率問題：即使在勞動生產效率開始下降的情況下，有些工會仍然要求僱主定期大幅提高工人工資，顯然這樣的要求是不現實的。然而，這只是故事的一半。從工人工資下跌的那一刻開始，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提高商業運營效率並不是股東革命的唯一目標。自從有了以公司股票激勵管理人員的薪酬制度，公司管理者通過不斷降低生產成本來獲取個人財富的慾望已經高漲到了扭曲的狀態。因為勞動力成本往往是公司生產成本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員工在成本控制過程中遭受的損失最大，很多生產過程被外包或自動化，大量勞動者被裁員。除此之外，員工的福利大幅降低，尤其嚴重的是，對員工的培訓投資大幅減少了，這意味著對公司來說員工價值會進一步下降。
馬薩諸塞大學的一位經濟學家威廉·拉佐尼克認為，上述現象導致美國商業的基礎受到了嚴重的破壞。拉佐尼克認為，戰後美國公司的管理人員奉行一種「留存與再投資」的戰略，公司每年會自動留存利潤的很大一部分，用於對公司的投資，投資形式包括建立新的工廠和提高工人工資。然而在股東革命以後，美國公司的經營戰略變成了「縮小規模與分紅」，管理人員盡一切可能縮減各種開支，把省下來的錢發放給股東（包括他們自己），發放形式包括高額分紅以及股價的快速增長。縮減開支曾被視作應對經濟危機和其他特殊經濟事件的一種暫時性手段，如今壓縮成本成了常態。所有公司都不斷地拚命壓縮成本，不論經濟情況怎樣，也不論有沒有必要。現在，不論是經濟繁榮時期，還是經濟蕭條時期，美國公司的經營者都持續不斷地努力縮減開支。拉佐尼克告訴我，股東革命最初可能是一種減少公司浪費、提高公司效率的有益努力，然而這種努力很快就變了味兒。如今社會普遍認同應該給予公司高管最大限度的自由，於是公司高管可以「隨心所欲地裁員，或者進行其他以前因為政治因素而難以實施的改變，並可以迅速從中獲得高額的個人收益」。20世紀70年代，很少有CEO的年薪可以達到100萬美元。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由於很多公司將公司股票的期權作為高管薪酬的一部分，很多CEO一年可以收入幾千萬甚至幾億美元。
由於美國政界普遍接受了自由市場的經濟理論，儘管公司高管的薪酬高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大部分決策者卻認為這樣的薪酬是合理的。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主流社會認為自由市場願意支付的任何水平的薪酬都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市場對這樣的薪酬水平也很寬容，這主要是因為這些被公司股票所激勵的高管願意為保持公司的高股價做任何事情。在美國現代歷史上，受讚美最多的公司高管恐怕要數通用電氣的CEO傑克·韋爾奇。1981—1985年，傑克·韋爾奇總計裁減了通用電氣的10萬多個工作崗位，因此獲得了「中子彈傑克」的「美稱」。
這標誌著美國的公司文化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戰後的經濟繁榮時期，一家典型的美國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是像國家一樣運行的，公司擁有自己的「國家主義」傳統和價值觀，員工為公司的價值觀感到驕傲，同時也對僱主懷有強烈的歸屬感，這些都是當時公司與競爭對手進行競爭的重要手段。即使在勞動者和管理層經常發生衝突和鬥爭的行業中，大家也普遍認同管理層與勞動者是相互依存的關係，任何一方都離不開另外一方。然而，根據新的企業文化，公司再也不是一個充滿感情的大家庭了。員工越來越認為管理者是一群冷酷自私的傢伙，因為他們為了自己的個人收入最大化可以隨時拋棄任何人或任何東西。勞動者的這種敵視態度並不是沒有原因的。當美國公司把不斷快速壓低成本和抬高公司股價作為商業戰略的核心時，管理者不可避免地會像熱氣球駕駛員對待壓艙物那樣對待他們的員工：把對方摔得越低，他們自己就會飛得越高。
20世紀80年代，美國人的經濟安全感迅速、持續地下跌，然而奇怪的是，針對這種現象並沒有出現持續的政治反抗。長期主管密歇根大學消費者調查工作的理查德·柯廷告訴我們：20世紀70年代初，經濟出現了下行的趨勢，這立刻激起了嚴重的政治和社會抗議。經歷了幾十年的戰後經濟繁榮，美國人「非常不願意放棄他們的共同價值，並且總是將一切問題怪罪在政府身上」。顯然，裡根對民主黨人吉米·卡特的壓倒性勝利無疑反映了美國選民的抗議。當時，美國民眾強烈反對延續戰後的羅斯福新政，而是支持一種理想化的自由資本主義方針，並支持個人經濟自由的最大化（儘管這樣的政策存在一些問題）。然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雖然自由資本主義和效率市場政策並未再創戰後的經濟繁榮，甚至還使美國的經濟情況出現了進一步惡化，但美國選民卻表現得出奇的平靜。
選民的平靜部分是由勞工運動的衰落造成的。由於勞動者的政治權力下降，他們已經沒有力量支持羅斯福新政的經濟政策了。然而，還有其他一些因素造成了選民的平靜。其中之一顯然是因為很多美國人確實享受到了裡根經濟政策的好處。20世紀80年代，對收入較高的美國人而言，他們的收入和財富都出現了穩定的增長，這主要得益於稅率的降低和股票市場的繁榮。美國的上層階級與其他民眾的差距開始拉大，這在20世紀20年代以來還是第一次。
然而，即使在美國的中下階層中，仍有很多人強烈支持自由市場的經濟方針。為什麼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顧一下馬斯洛和英格萊哈特的理論。根據他們的理論，戰後的經濟繁榮讓美國人民開始追求更高層次的自我實現以及更好的社會。隨著經濟繁榮時期的結束，美國人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兩難的困境之中。一方面，大部分美國人仍比他們的祖輩富裕許多；另一方面，財富增長的趨勢已經停止，人們不能期望美國經濟再像過去幾十年那樣高速增長了。很多美國人陷入了一種特殊的心理狀態，特德·諾德豪斯和邁克爾·謝倫伯格把這種狀態稱為「不安全的富裕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人們的大部分物質需求已經被滿足，但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卻無法繼續被滿足，這些需求包括對更高社會地位的追求、對更多自我價值的追求以及其他後物質主義的抱負。這讓公眾普遍感到憤怒、焦慮，同時很想找出應該為這種失敗負責的人。20年前，公眾也曾感受過同樣的憤怒和焦慮，但當時這種憤怒和焦慮促使民眾採取了政治上的行動，而目前的文化卻把民眾推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對很多美國人來說，20世紀60年代的失敗與過剩導致集體主義價值觀受損。甚至連很多支持民主黨的選民都認為，羅斯福新政之下的大量社會福利和社會的大幅擴張事實上削弱了國家實力。於是，很多人倒向經濟個人主義的價值觀，鍍金時代的紙醉金迷再次成為人們迷戀的目標，民眾日益認為個人的財富與國家和集體無關，主要來自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當然，在全球化、數字化、股東價值主宰一切的經濟條件下，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很多時候並不能帶來成功。然而，這一悖論無法抹去自由資本主義傳遞給公眾的強烈信念：或遲或早，美國的黎明終會來臨。
與此同時，另一個因素也稀釋了美國民眾的憤怒和焦慮。雖然在自由市場的政策下，很多美國人的個人財富縮水了，但自由市場卻向他們提供了獲得自我滿足的其他方式。隨著電腦技術的高度發展，幾乎所有產品和服務的成本和售價都大幅降低。1970—1989年，美國耐用商品的實際價格下降了26%。食物支出占家庭總支出的比例大幅下跌。每磅雞肉的價格變成了過去了1/2。一個麥當勞芝士漢堡的價格比過去低了40%。消費成本變得如此低廉，限制人們消費的思想觀念也開始發生顯著的變化。在「二戰」之前，節儉曾被美國人視作重要的美德，這種價值觀在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蕭條期間出現了短暫的復興。但是隨著消費品價格的降低和極度豐富的商品產量，美國人終於完全拋棄了節儉的觀念。用科技作家克裡斯·安德森的話說：「低廉的物價和豐富的商品教會我們如何浪費資源，也教會我們如何拋棄關於成本和物質稀缺的本能。」
電腦技術不僅讓消費變得更便宜，也讓消費的過程變得更有趣。電腦化的集中生產線使商家可以快速完成產品的轉化：一家工廠就可以生產出很多不同的產品，也可以更頻繁地更新產品的型號。電腦化的供應鏈和物資倉儲系統使得像沃爾瑪和塔吉特這樣的零售商可以輕鬆地向消費者提供豐富的商品種類。因為產品種類的增加刺激了消費者的消費慾望，商家在利潤驅使下又會製造出更多種類的商品，如此不斷循環。在20世紀50年代，一家典型的美國超市通常會出售3000種不同的商品，即3000種不同的庫存量單位（SKU），而到了1990年，這個數字變成了以前的10倍（沃爾瑪的某些大型超市甚至可以同時出售10萬種不同的商品）。從汽車到服裝，再到室內裝飾和音樂，摩爾定律不僅促進了電腦計算能力的指數級增長，也促進了商品種類的指數級增長。消費者面對著幾乎無限的商品選擇，於是消費變成了一件完全個人化的事：每個人都可以從無數種商品和服務中選擇，從而獲得完全符合個人品位的消費體驗。這方面非常典型的一個例子是：隨著錄像機的發明，我們再也沒有必要觀看其他人觀看的東西了。不管我們想看什麼，一定可以從音像店租到完全符合我們需求的錄像帶：藝術電影、浪漫喜劇、日本動漫、恐怖片、血腥片、色情片（隨著錄像技術的發展，製作色情片變得更加簡單和廉價，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色情業每週能新產出150部新片）。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成千上萬的影片以錄像帶的形式發行，錄像帶的銷售和租賃收入超過了電影的票房收入。在其他消費品領域，同樣發生著這樣的故事。據社會研究新學院施瓦茨經濟政策分析中心的傑夫·馬德里克估計，1970—1995年，美國每年的總消費商品種類增加了10倍。用馬德里克的話說，大部分西方後工業化國家都進入了「消費者選擇的時代」。
消費者和市場之間，經濟與自我之間，形成了正反饋的循環，把消費主義的熱潮進一步推向高峰。雖然我們無法繼續改善個人的經濟狀況，卻可以繼續保持戰後自我提高和自我發現的潮流。這個潮流的開端是對自我意識和自我實現的個人探索，現在這種探索已經完全被工業化和專業化了，變成了整個社會的大型文化運動。我們重新裝修房屋，讓室內設計完全符合我們的內在情感。我們通過山達基教、超在禪定法等各種稀奇古怪的方法來追求內心的完善。健身和形體塑造在過去幾十年中只是運動員和軍事教練員的專利，如今卻變成世俗宗教的核心。1970—1990年，美國參加慢跑活動的公眾數量從大約10萬人增加到3000萬人。成千上萬的健身房、體育用品店和產品目錄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從跑鞋到斯潘德克斯彈性纖維，從固定不動的自行車到跑步機，從一般健身中心到有氧健身法，從蛋白粉到碳水化合物負荷法，從心率監測儀到訓練專用食品），這些商品和服務為消費者提供了一系列提高生產率的工具，讓我們以前所未有的效率繼續追求自我完善的目標。
電腦技術的發展不僅使自我發現過程更加便捷高效，還給我們提供了更多的融資渠道，讓我們能夠更輕鬆地支付自我發現的開銷。有了以電腦為基礎的信用分數，銀行只需要幾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完成貸款決策，向消費者發放信用卡。以前這個過程通常至少要幾天，甚至幾個星期。金融方面的創新遠不止如此，因為電腦使銀行能夠輕鬆地按照信用分數、收入及其他個人數據對消費者進行分類，不斷增加的個人債務被銀行打包成各種證券，賣給華爾街的投資人，立刻獲得巨額的利潤。現在，銀行不僅有更強的動機向個人消費者發放貸款，也有了更多額外資本作為貸款的資金來源，因為通過銷售債券化的貸款獲得的現金又可以被再次用於貸款發放，而新的貸款又可以被再次證券化，如此不斷循環。隨著信貸供給的增加，利率變得很低，因此銀行業傳統盈利業務的利潤收窄。為了抵消這方面的負面影響，滿足華爾街所追求的高額回報率，銀行採取了薄利多銷的業務模型。消費者信貸和其他消費者產品一樣，被以各種創新性的、充滿野心的市場宣傳計劃進行推廣。銀行所提供的貸款種類幾乎已經涵蓋了任何你能想像到的領域：住房抵押貸款、汽車貸款、房屋裝修貸款、大學教育貸款、度假貸款、遊艇貸款，你甚至可以通過貸款來還債，或者貸款進行整容手術。銀行提供的信貸越多，消費者花的錢也就越多。隨著全球化進程、技術革新以及新的商業戰略重塑我們的經濟，我們的收入也許已經無法快速增長，然而我們的購買力仍然能夠繼續高速攀升。當然這樣的特權同樣是拜股東價值革命和數字革命所賜。一時間，美國公眾產生了一種幻覺，彷彿戰後的經濟繁榮時代真的又回來了。
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信息技術業和金融業的雙重創新把美國經濟推向了又一個繁榮的週期，美國人不僅重新開始了自我發現和自我身份創造的征途，並且把上述追求的強度提到了更高的水平。楊百翰大學的社會學家拉爾夫·布朗專門從事商業社會學研究，他認為，除了社會底層最窮的美國人以外，其他所有的美國人都已經習慣了通過消費來獲得個人的身份，這種追求自我的途徑如此高效，幾乎變成了美國人的第二本能。拉爾夫·布朗說：「只要我們渴望在生命中獲得一些新的東西，我們就可以去得到它。我們也許只要花費一秒鐘的時間，就可以通過消費獲得一種自我身份。這樣做變得越來越簡單，購買自我身份的效率也越來越高，這種高效本身已經變成美國人自我的一部分。」
顯然，我們不得不開始擔憂這種高效率是否能維持下去。1987年，由於電腦化的信貸條件過於寬鬆而產生的信貸泡沫終於破滅，泡沫的破滅導致了股市崩盤，而電腦化的股票交易系統又進一步造成美國股市的完全失控。顯然，高科技市場存在很多我們並不瞭解的風險。一位經驗豐富的股票經紀人這樣對我說：「我們進行了這麼多創新，我們根本不知道這些創新加總起來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不知道技術將把我們帶向何處。」同時，對消費者來說，雖然最新的經濟環境給我們提供了更多誘惑，卻並沒有真正重塑我們的經濟安全。雖然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人的收入增長速度有所提升，但美國的整體經濟增長率（每年2.3%）只相當於戰後經濟繁榮時期的2/3。
然而，不管經濟情況如何，美國人已經無法停止追求自我滿足的步伐了，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人們積累了大量的債務：不僅是金融方面的債務，還包括社會、心理，甚至生理方面的債務。雖然我們更加迷戀健身和運動，美國人卻不斷變得更加肥胖。我們每年消費大量的鎮靜劑和抗抑鬱藥物。自我提高的慾望如此強烈，以至大部分美國人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思考任何與自己無關的事情。很多批評家認為，追求自我曾經意味著自我價值的提升，意味著更多地參與社會活動，意味著在人格上更成熟、更具有馬斯洛所說的「民主化特徵」，而如今對自我的追求已經變成了自我沉迷和自我孤立，反而導致人們遠離社會化的生活。作家皮特·馬林曾經寫道，現在所謂的「自我提高」已經完全變味，成為「脫離人類歷史與道德，否認人類的共同價值和互惠互利原則」的代名詞。
倒退成為一種常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逃離城市風潮，變成了一場大規模的從社會撤退的運動。知識分子、學者以及其他「創造階級」成員——幾十年前這些人曾是進步運動的核心，曾為羅斯福新政自由主義的出現做出過重要的貢獻，如今，他們拋棄了理想主義的追求，隱居於物質世界的海洋中。這群人如今追求的是新潮的社區、私立學校，甚至策略婚姻：和比自己經濟社會地位低的人結婚或社交的情況越來越少見了。克裡斯托弗·拉捨抱怨說：「實際上，他們已經把自己從公眾生活中移除了。」即使是對那些繼續過公眾生活的人來說，對自我的更多關注也導致團結和社區等傳統價值觀面臨壓力，對個人自由的更高期待導致集體性、相互性的行為越來越稀少。很多社會批評家都認為這樣的趨勢令人擔憂。作為城市社會演進過程的一位敏銳的觀察者，艾倫·埃倫霍爾特曾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向我們提出這樣的警告：「隱私、個人主義以及越來越多的選擇並不是免費的，如果社會不對這些行為加以限制，就一定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到了20世紀90年代，冷漠成為美國社會的通病。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家羅伯特·普特南曾經寫過一部廣為流傳的著作，書名為《獨自打保齡球》。在該書中，普特南認為美國民眾正日益遠離公共活動，他為這種「社會資本」的流失而哀歎。美國人不僅投票率下降了，對公共生活的參與度也越來越低。做志願者的人減少了，給請願書籤名的人減少了，寫給國會的抗議信少了，看政治新聞的人少了，去教堂的人少了，參加各種社區活動和會議的人也減少了。甚至人們去鄰居家串門的次數也減少了，每個人擁有的親密朋友也減少了。唯一保持增長的是物質主義的傾向：1965—1995年，在大學一年級新生中，把致富作為人生首要目標的人數比例從50%上升到了75%以上。
在這種價值觀的影響下，毫不掩飾的物質主義充斥著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如今體育明星變成了擁有自由經紀人的百萬富翁。搖滾音樂人和作家一夜之間告別低調，盡情享受財富和名譽的光環。在商業世界中，人們甚至不屑再用高尚的商業道德標準作掩護，而是赤裸裸地追求最大化的個人利益。商業狙擊手和套利交易專家每年的收入可以高達上億美元。而今美國CEO的平均收入是勞動者中位數收入的100倍以上（20年前只有20倍）。鍍金時代再次回歸，而那個時代的改革者們的努力似乎完全白費了。
面對這樣的現象，我們根本無暇質疑這種新戰略的可持續性，也無暇關心現在的消費者文化究竟能否長期發展下去。我們的注意力被另一輪個人權力的飆升奪走了，而這一輪新的革命把以自我為中心的經濟推向氣吞山河的新高峰。
在這輪新的革命中，最具代表性的偶像人物是長著一張娃娃臉的史蒂夫·喬布斯。1984年1月，喬布斯留著披頭士樂隊式的髮型，穿著整潔漂亮的黑色西服，向一群鴉雀無聲的蘋果股東推出了蘋果的麥金塔電腦。早在20世紀70年代，個人電腦就已經面世了，但是麥金塔是第一款針對個人用戶多方面慾望的電腦，這一機型的成功將完全改變我們的世界。即使今天再回頭去看這場1984年的麥金塔發佈會（這個視頻在網上隨處可以找到），我們仍然會被這款機型的新穎所震驚：麥金塔電腦體積非常小，配有一款不斷閃爍的黑白顯示器，看到這款機型的時候，台下的人群彷彿觸了電一樣。當時，電腦行業以外的人幾乎從沒見過電腦屏幕上出現圖形，靠鼠標點擊、拖拽運行的「用戶界面」更是聞所未聞的新玩意兒，當時的人們還在DOS系統下靠手工打字輸入命令。也沒有任何人見過能讓用戶在電腦上畫畫或者改變字體的軟件。麥金塔電腦甚至還通過一段事先錄好的獨白對喬布斯和觀眾講話，雖然這番演說帶有一種奇怪的電子口音（說不定這種口音正是引起公眾注意的關鍵因素），但麥金塔仍然立刻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和讚譽。人們看到了一種嶄新的技術，雖然這種技術當時只具雛形，卻有著魔術一般的魅力，因為它可以向我們提供我們從未想像過的個人權力，即使是在戰後經濟繁榮的頂峰，也從未有人擁有過這樣的個人權力。隨著這種技術的出現，慾望和擁有之間的距離，即「我是誰」和「我想要什麼」之間的距離迅速向零靠近。
在互聯網世界中，上述距離真的完全為零。20世紀90年代中期，喬布斯這種點擊操作的創舉已成長為完整的用戶平台。搜索引擎、電子公告牌、聊天室幾乎瞬時向人們提供了一個無限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們可擁有無限豐富的信息、互動和體驗，從最小眾的愛好到各種人類可能想像出的色情圖片，再到政治不正確的討論組，以及對新聞、體育、天氣的數不清的分析與評論——只要是人類能想到的東西，網絡世界裡幾乎都有。
至此，我們終於建成了新的經濟範式，這種新的經濟形態回答了我們所有深層次的焦慮，這種新的經濟範式似乎穿越了舊經濟秩序的一切限制和不平等。隨著互聯網為我們提供了空前的速度和規模，消費過程變得極度壓縮與高效。也許我們的經濟仍然充滿了波動與不確定性——事實上對很多人來說，美國戰後的信心與穩定感已經成為永不復返的繁華舊夢。但是，個人消費者似乎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權力去追求一切他想要的東西。現在，人們可以購買任何地方的東西，在任何地方工作，與任何地方的人交流，我們越來越少地依賴傳統的生產系統，也越來越無須遵從專家與權威的意見。在數字革命的浪潮下，從前對社會起關鍵作用的各種中介服務（包括旅遊經紀人、電話接線員、編輯和出版商）迅速變得多餘了。甚至連金融市場也更大規模地開放了。到了世紀之交，已經有700萬人參與網絡交易，通過數字的力量（如瑪麗亞·巴蒂羅莫和吉姆·克萊默等金融大師的神聖建議）打破更多個人權力的界限。CNBC（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的「金錢甜心」巴蒂羅莫曾在2000年對她的觀眾說：「這已經不再是一場職業的遊戲了。個人權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為普通人可以接觸到更多信息了。」
雖然上面的說法可能有一點誇張，但這些文字很好地描述了那個時刻美國奇怪的樂觀主義：雖然經濟上的安全感在不斷降低，但民眾卻相信我們可以繼續追求並獲得更多的個人權力，這種信念變成了我們的信仰，緩解了一切經濟上的焦慮。確實，隨著網速的提高和信息效率的進步，我們迎來了一輪又一輪更快的滿足機制，我們的預期和態度也隨著這些技術的變化不斷加速。我們很快覺得不可思議，我們竟然曾經容忍過實體市場所帶來的延遲和不便，我們甚至忘記了實體市場曾被我們視作先進的、充滿優越性的；我們不僅越來越多地期望更快速的自我滿足，甚至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網絡世界中，而且發生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隨著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我們對可能性的認知已經發生了根本轉變：只要我們對目前的任何東西有任何不滿，我們就會堅信某種新的產品、體驗或者互動（一種能夠進一步縮小慾望和擁有、慾望和存在之間距離的機會）很快就會出現。人們對於史蒂夫·喬布斯及其玩具般的產品的歡呼不僅是真實的，而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在麥金塔的發佈會上，我們都瞥見了一種權力和自由，這種權力和自由很快就會被每一個個體所擁有。我們已經迫不及待地想要投身於這個新的時代。
[1]「Survey of Consumer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urvey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sca.isr.umich.edu/fetchdoc.php?docid=24776.
[2]2012年，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引起了巨大的爭議。因為新聞媒體透露，自2009年以來，該指數在向市場發佈之前，每次都被提前兩秒透露給某些組織的高頻交易員，此舉讓這些金融機構獲得了不正當的優勢。
[3]Michael C. Jensen and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research paper, https://www.sfu.ca/~wainwrig/Econ400/jensen-meckling.pdf.
[4]經濟學家阿門·阿爾欽和哈羅德·德姆塞茨曾這樣說：「我並沒有在某家副食店買東西的合同義務，僱主和僱員之間也不存在任何合同義務要求他們永遠保持僱傭關係。」
[5]Interview with author.
[6]Gary Hector and Carrie Gottlieb, 「The U.S. Chipmakers』 Shaky Comeback,」 CNNMoney, https://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fortune_archive/1988/06/20/70690/index.htm.
[7]「GM Speeds Time to Market through Blistering Fast Processors,」 FreeLibrary, https://www.thefreelibrary.com/GM+speeds+ time+to+ma rket+throu gh+blistering+fast+processors%3a+General..-a0122319616.
[8]紅利是指公司定期從利潤中拿出來支付給股東的部分。
[9]「S&P 500: Total and Infiation-Adjusted Historical Returns,」 Simple Stock Investing, https://www.simplestockinvesting.com/SP500-historical-real-total-returns.htm.
[10]William Lazonick and Mary O』Sullivan, 「Maximizing Shareholder Value: A New Ideology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Economy and Society 29, no. 1 (Feb. 2000): 19.
[11]Ibid.
[12]Ted Nordhaus and Michael Shellenberger,Break Through: From the Death of Environmentalism to the Politics of Possibility, p. 156.
[13]「Work Stoppages Falling,」 graph,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ttps://old.post-gazette.com/pg/images/201302/20130212work_stoppage600.png.
[14]Loukas Karabarbounis and Brent Neiman, 「Declining Labor Shares and the Global Rise of Corporate Savings,」 research paper, October 2012, https://econ.sciences-po.fr/sites/default/files/file/cbenard/brent_neiman_LabShare.pdf.
[15]William Lazonick, 「Reforming the Financialized Corporation,」 https://www.employmentpolicy.org/sites/www.employmentpolicy.org/files/Lazonick%20 Reforming%20the%20Financialized%20Corporation%2020110130%20(2).pdf.
[16]Author interview with William Lazonick, April 15, 2013.
[17]Gerald Davis,Managed by the Markets: How Finance Re-Shaped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90 – 91.
[18]Interview with author.
[19]同時，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困境也削弱了美國民眾的樂觀情緒，甚至連美國的左翼人士也不再相信在資本主義之外還存在其他可行的意識形態。
[20]「The Rise of Freakonomics,」Wired, Nov. 26, 2006, https://www.longtail.com/the_long_tail/2006/11/the_rise_of_fre.html.
[21]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Food and Drink, edited by Andrew F. Smi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66.
[22]「Supply Chain News: Will Large Retailers Help Manufacturers Drive Out Supply Chain Complexity?」Supply Chain Digest, June 30, 2009, https://www.scdigest.com/assets/On_Target/09-06-30-2.php.
[23]Robert Peters, 「Chronology of Video Pornography: Near Demise and Subsequent Growth,」 Morality in Media, https://66.210.33.157/mim/full_article.php?article_no=175; and Tony Schwartz, 「The TV Pornography Boom,」 Sept. 13, 1981, https://www.nytimes.com/1981/09/13/magazine/the-tv-pornography-boom.html?pagewanted=all.
[24]Press release, 「Industry History: A History of Home Video and Video Game Retailing,」 Entertainment Merchants Association 2013, https://www.entmerch.org/press-room/industry-history.html. Accessed February 3, 2014.
[25]「『Father of Aerobics,』 Kenneth Cooper, MD, MPH to Receive Healthy Cup Award from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ress release, April 16, 2008, https://www.hsph.harvard.edu/news/press-releases/2008-releases/aerobics- kenneth-cooper-to-receive-harvard-healthy-cup-award.html.
[26]J. D. Reed, 「America Wakes Up,」Time, Nov. 16, 1981, https://www.time.com/time/subscriber/printout/0,8816,950613,00.html.
[27]Personal communication, October 5, 2012.
[28]Kurt Eichenwald with John Markoff, 「Wall Street』s Souped-up Computers,」 New York Times,Oct. 16, 1988, https://www.nytimes.com/1988/10/16/business/wall-street-s-souped-up-computers.html.
[29]Dean Baker, 「The Run-up in Home Prices: Is It Real or Is It Another Bubble?」 briefing paper,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August 2002, https://www.cepr.net/documents/publications/housing_2002_08.pdf; and Dean Baker, 「The Productivity to Paycheck Gap: What the Data Show,」 briefing paper, April 2007, https://www.cepr.net/documents/publications/growth_failure_2007_04.pdf.
[30]Peter Marin, 「The New Narcissism,」 Harper』s, October 1975.
[31]Quoted in book review by Scott London, https://www.scottlondon.com/reviews/lasch.html.
[32]Glendon, 「Lost in the Fifties.」
[33]All in Putnam, R.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except visiting and close confidants, which is from McKibben, Bill. 「Money ≠ Happiness. QED.」Mother Jones, March/April 2007, https://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07/03/reversal-fortune?page=3Issue.
[34]Ibid.
[35]Charles Fishman, 「The Revolution Will Be Televised (on CNBC),」 FastCompany, https://www.fastcompany.com/39859/revolution-will-be-televised-cn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