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越多越好
這是一個星期五的傍晚，在北西雅圖地區的一家蘋果專賣店中，我正與五六個中年客戶一起參加新iPhone（蘋果手機）功能的學習討論班。曾經，星期五的傍晚是酒吧時間，星期五的傍晚屬於半價酒精飲料和調情，但是如今購買個人技術用品已經成為最時髦的娛樂項目。本次學習討論班的教練名叫奇普，是一個20多歲的瘦弱小伙子，由於店裡的人太多，他必須使用擴音器才能讓大家聽清他的話。奇普戴著時髦的眼鏡，臉上的表情安靜又絕望，彷彿在老年旅遊巴士上工作的年輕導遊一般了無生氣。現在，奇普正在教我們使用蘋果公司最新的iPhone輔助技術Siri（蘋果產品的一項智能語音控制功能），根據蘋果公司的宣傳，Siri無所不能，從文字輸入到尋找可入住酒店，再到搜索最好的堪薩斯城式烤肉店，沒有什麼事是Siri不能幫你做到的。Siri通過所謂的「調整型智能」為我們提供這種前沿的服務。根據奇普的解釋，所謂調整型智能就是，你對Siri說的話越多，Siri的反應和理解能力就會越強，Siri能幫你做的事情也就越多。蘋果公司將Siri定義為一款以人為中心的生產力App（手機軟件），也就是說這種軟件能夠幫助我們在更短的時間內以更高的效率完成更多的任務，因此被視作人機關係方面的一項重要進步。但是，奇普同時也警告我們說，這種強大的能力有時也會令我們感到不安。「老實講，對著一個機器說話，讓機器回答你，告訴你應該做什麼，這確實有些奇怪。」當奇普這麼說的時候，他臉上帶著一種排練好的同情神色，彷彿試圖讓我們相信他自己也曾在與Siri對話的時候感到過尷尬和羞澀。奇普建議我們首先在家中進行充分的練習，然後再開始在公共場合使用Siri。「但是相信我，經過幾天的練習，你們就能夠泰然自若地公開使用Siri了。」
雖然奇普對Siri的功能進行了莊嚴的演講，但是當Siri在2011年首次推出的時候，卻受到了一些並不友好的批評。除了一些十分具體的抱怨（比如Siri聽不懂布朗克斯口音）以外，還有很多評論對Siri「生產力促進者」的角色表示嘲笑。確實，在蘋果的Siri廣告中，Siri的使用方法（「Siri，給我來杯拿鐵咖啡」，「Siri，快播放我跑步用的音樂」）看起來並不能提高生產力，而只是為無聊的雅皮士們提供一些隨手可得的數字娛樂而已。蘋果一向善於製造一些技術烏托邦式的媚俗洗腦廣告（iPad被形容為「一扇魔力的窗口，讓你與你所愛的東西之間保持零距離」），來輔助公司以激進聞名的新產品推出戰略（一旦該產品的利潤空間下降，蘋果公司就立刻推出新的產品），因此我們不難看出，Siri應用只是蘋果向客戶提供的一根特別具有吸引力的胡蘿蔔而已。
幾天之後，我讓Siri幫我設置一個5分鐘的計時器，而Siri立即照做，雖然我對蘋果公司的產品抱有不太友好的想法，但在那一刻我仍然感到了驚喜與激動。我讓Siri通知我的兒子，因為跨國訓練我必須遲一點去接他，Siri立刻給我兒子發了一條短信，短信中的文字與我的口述一字不差。我要Siri幫我查找昨晚西雅圖水手隊的比賽分數，我讓Siri告訴我明天的天氣，我讓Siri大聲讀出我收到的短信，這些任務她都一一照做，分毫不差。雖然一開始有些尷尬，但隨著Siri漸漸熟悉我說話的規律，她對任務的完成也變得越來越順暢。我無法否認在這個過程中我感到的快樂，當我開始下載其他生產力型的App（包括網上銀行集成App，記錄我慢跑時卡路里消耗的App，讓我俯瞰這個城市甚至可以偷窺鄰居後院的App），我的內心瀰漫著一種奇怪的激動與快感。我仍然無法理解為什麼這些工具號稱可以提高生產力，實際上我非常確定因為玩手機我的工作效率下降了，但是，這些App確實讓我感覺很棒，這種激動和快感是深層次的、發自內心的。我相信當我們的祖先能夠輕鬆快速地找到食物、住宿、性伴侶的時候，他們腦中也曾釋放過同樣的化學物質。我意識到，蘋果公司真正的產品是這種生物化學性的刺激。很多人批評蘋果公司的產品徒有其表而實質空虛。但實際上，蘋果公司和其他個人技術公司（比如谷歌、微軟、臉譜網等）所售賣的產品確實是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就是讓人們通過最少的努力，快速獲得最高水平的瞬時快感的能力。
顯然，這並不是亞當·斯密式的生產力。對經濟學家而言，生產力意味著效用的最大化、成本的削減和提高人們的生存能力（比如用更有效率的方法產出一桶穀物，使得單位糧食產出所消耗的勞動力時間更短）。那種經典意義下的生產力幫助我們的祖先免於飢餓和貧窮，免於物質的不足。但是，要評判蘋果公司的壓倒性成功（目前蘋果公司的市場價值已經超過了美孚石油公司，雖然後者的產品對人類來說更加必不可少），以及個人技術發展帶來的好處（消費者每年在智能電話和平板電腦上花費250億美元），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新的、更個人化的生產力，從某種更深的層次上來說，與其他的生產力一樣重要。我們不僅願意花費大量的金錢為這些技術埋單，而且我們像原始社會的獵手和採集者一樣，高度關注這方面的動向，期盼著這種生產力的每一點新進步。只要新的產品上架，我們便迫不及待地第一時間將它們買回來，這種狂熱和我們的祖先對新武器和新工具的狂熱如出一轍。這種隨時隨地對更高效率和更高生產力的狂熱追求，正是衝動的社會的核心，也是本書的出發點。
靠我們對生產力的狂熱追求來賺錢的公司早已有之，今天的大型技術公司根本談不上是這方面的先驅。早在100多年前，歐洲和美國尚處於混亂的工業化進程之中，人們週期性地面臨著經濟的崩潰和物資的短缺，那時候就出現了一個完整的行業，來幫助我們以最少的成本獲得最多的產出。人類社會誕生了各種各樣的生產力專家：弗雷德裡克·泰勒教會經理人如何讓工人生產更多的產品。《效率優化者》一書的作者愛德華·普林頓，告訴讀者如何把低效率的活動從生活中清除出去，這些低效率的活動包括午後茶會、有禮貌的談話、使用4套餐叉的餐桌禮儀。但是更強大的生產力專家，是工業主義的實業家們，他們建起了超高效率的工廠，來大規模生產世界的第一批生產力產品：燈油、罐頭湯、連發步槍、打字機、洗衣機以及其他讓我們能在更短時間內完成更多任務的工具。在這些實業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亨利·福特，在他的努力下，大規模的汽車生產成為可能，這一創新對個人產出起到了前所未見的促進效果，甚至完全改變了個人的生活體驗和個人的定義。
亨利·福特是為提高個人生產力而生的。他出生在底特律郊外的一個農場，對於農民來說，只要任何新的工具和方法能讓他們用一小時的人工生產出更多的農產品，這些工具和方法就能充分激發他們的狂熱和激情。對生產力的這種農民式的追求流淌在亨利·福特的血液中，他將這種追求作為他所開辦公司的核心原則。當他的競爭對手還在為鍍金時代的子孫們手工製作豪華轎車的時候，亨利·福特已經創造出了福特T型車，他的目標是以足夠低的成本為大多數人生產汽車。為了做到這一點，亨利·福特不僅生產出了簡單耐用的汽車，還創造了一個新的生產系統，這個新系統的核心是世界上第一條流水生產線。這個高效率的系統使得亨利·福特能夠大批量生產汽車，從而取得規模化效應帶來的效率提高。隨著福特汽車公司每月的汽車產量越來越高，每輛汽車所分攤的固定成本越來越低。換句話說，生產一輛汽車變得更便宜了，這使得亨利·福特能夠逐漸降低汽車的單位售價，從而吸引更多的購買者；而銷售量的上升進一步提高了汽車的產量，導致汽車售價進一步降低，如此循環。1923年，亨利·福特已經把福特T型車的售價從每輛850美元（約相當於今天的21000美元），降到了每輛290美元（約相當於今天的4000美元）。這個價格相當於一位普通工人年工資的1/3，更重要的是，這個價格只相當於馬車價格的一半，而馬車是當時標準的個人交通工具。
換句話說，中等收入的市民也買得起汽車，可以享受前所未有的個人權力升級。當時的馬車每小時約能行進8英里（需要隨時暫停讓馬匹休息、進食、飲水），而伏特T型車可以輕鬆達到每小時40英里的速度，並且可以連續行駛200英里不用加油，這就讓個人的交通能力提高了5倍。當然，在擁擠的都市中，汽車可能無法充分發揮速度上的優勢。但是，直到今天，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仍然住在美國的農村地區，這裡遙遠的距離造成了經濟和社會上的深度隔離，因此汽車所帶來的個人權力的提升完全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現在，一個農民家庭往返最近的城鎮只需一小時，而以前這需要花費整整一天。現在，醫生可以及時趕到農村居民的家中挽救患者的生命。銷售員可以在5倍於從前的地域範圍內推銷。年輕的夫婦們（我們的曾祖父母）可以逃離壓抑、刻板、受左鄰右舍監視的鄉村生活。正如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所說，隨著福特的技術突破，僅僅過了幾年的時間，汽車就變得如此便宜和普及，「小鎮的男孩和女孩都可以輕鬆驅車20多英里去路邊的旅館跳舞，而無須忍受鄰居監視的目光」。從前只有精英階層才能享受的自由，如今幾乎每個人都可以享受到，而正是隨著這種自由的普及，產生了「自我」這一概念。
福特的新生產技術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個人汽車的領域。到了20世紀20年代，福特發明的新商業模型幾乎完全重塑了美國的整個經濟。隨著其他生產廠家學習福特的方法，市場上出現了無數種普通人能買得起的新工具，從家用電器到半成品食品，再到電話和收音機，每一種產品的上市都標誌著個人權力的進一步提升。雖然並不是每種商品的影響力都和個人汽車一樣大，但是在那個普通人必須依靠某種巨大的非個人力量施捨的仁慈才能生活下來（尤其是商業精英可以為了追求個人利潤，而隨時無情地碾壓普通人）的時代，個人權力的小小提升就能完全改變人們的生活。為了滿足人們日益高漲的需求，新的企業家不斷開發出新的產品。更多的工廠被建立起來，人們發明了更高效的生產線和生產工序，這些新的工廠發放給工人的工資又催生出新的需求，而這些需求進一步催生出更多的工廠、更高的工資、更多賦予個人權力的商品。
隨著整個經濟發生巨大的變化，作為經濟參與者的自我的認知也在快速改變。美國曾經是一個生產者的國度，我們每天重複著緩慢的農耕和手工製造的工序，我們在有限產出的範圍內生活。如今美國變成了一個消費者的國度。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通過勞動掙得工資，然後用工資直接購買需要的成品，這些成品通常比家庭製造的產品更便宜，質量也更好。一個世紀以後，哀悼過去的生產者經濟成了一種時髦。現在，在我們的想像中，過去的生產者經濟是那樣真實、簡單和純粹。然而在生產者經濟消亡時，卻很少有人表現出悲哀和惋惜。像亨利·福特這樣的新消費者經濟創造者大多生於19世紀，他們知道那個時代其實充滿了繁重的體力勞動，長期的物資短缺，以及鍍金時代嚴重的貧富不均現象。對他們來說，新的消費者經濟不僅意味著生活標準的大幅提高，而且是確保這種進步不斷持續的動力。消費者經濟彷彿一台神奇的永動機，每年都讓普通的個人獲得更多的權力。
然而，這場個人權力的革命只成功了一半。人們發現，亨利·福特發明的這種循環戰略（通過降低價格提高銷量，然後再通過銷量的增加進一步壓低價格）事實上有點像一台不准人們停步的跑步機。商家要想保持利潤，就必須不斷售出越來越多的個人權力。然而這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在到達某一點之後，消費者就無法再消費更多的產品了。雖然工資水平不斷提高，但大部分勞動者仍保持著一種19世紀的儉樸生活態度，他們買回一件工具，就會一直使用，直到它壞掉（在工具壞掉以後，他們還會試圖修好它並繼續使用）。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大部分美國家庭都已經擁有了一輛汽車，然而由於亨利·福特生產的汽車非常耐用，很少有家庭需要再次購入汽車。於是汽車的銷量增速減緩了，亨利·福特的利潤也降低了，福特汽車公司不得不開始削減產量，這導致了規模效率加成的損失，並且威脅到了整個商業模型的成功。面臨這個難題的不僅是亨利·福特一個人，大部分生產廠家都面臨著同樣的困難。為了達到福特式的規模和市場份額，這些廠家已經花費數十億美元建造工廠、生產線、分銷網絡以及產品展示商店。然而，只有巨大的銷量才能幫助廠家收回這些成本，但這已經超過了消費者的消費能力。於是福特和其他實業家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要麼大幅削減產量，讓數十億美元的投資血本無歸，要麼設法勸說人們購買和使用更多的個人權力。
最終，商家選擇了後一條路：說服消費者購買更多的產品。這方面的先驅是另一位汽車生產者——福特在商業和哲學上的最大競爭對手，通用汽車的總裁阿爾弗雷德·斯隆。福特是農民的兒子，他不喜歡過多華麗的展示和包裝，而斯隆則生於富裕家庭，受過最好的教育，習慣了高標準的生活。在汽車製造方面，福特採取的是非常實用主義的態度，他關注的是每個零件的功能，是汽車的技術性能。而斯隆認識到，大規模生產消費者商品的關鍵已不再是技術，而是心理學：如何勸說消費者，讓他們更開心地掏出口袋中的工資。
斯隆的心理學戰略包括兩個階段。首先，通用汽車公司推出了一項嶄新的服務：通過內部銀行提供便宜的消費者信貸。當時，大家對消費者信貸的接受度還很低，大部分人覺得向金融機構借錢與吸食鴉片沒有什麼區別。福特認為，借錢是不道德的，因此在銷售汽車時只接受現金付款。斯隆的舉動大膽而充滿智慧。提供消費者信貸服務不僅讓斯隆的客戶有能力更快地買車（而不需要經過儲蓄的過程），還讓他的消費者有慾望購買更多的汽車，而賣出更多的汽車正是斯隆的目標。傳統的製造商只向消費者提供很少的選擇，比如福特汽車公司只生產一種基礎的車型，並且只提供一種顏色——黑綠色。而通用汽車公司卻為顧客提供了一系列的選擇，從經濟實用的雪佛蘭到頂級豪華的凱迪拉克。通用汽車的全線產品經過精心的設計，讓每一位消費者都可以購買與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相匹配的汽車，然後還可以通過升級到更好的車型來體會自己地位提升的巨大快樂。事實上，通用汽車不僅向顧客提供了交通工具，還為顧客提供了一種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的渠道，當時的美國人開始對自己的社會地位越來越在意，因此斯隆的這種發明實在是一個天才的主意。
其次，最重要的是，斯隆向消費者提供了一條可以永不停歇地提高自身地位的魔力通道。1926年，通用汽車引入了「年度模型升級」的商業策略，公司每年都對所有車型進行改進。其中有些改進確實是可度量的、實質上的改善，比如更好的剎車或更安全的傳動系統；而更多只是表面的裝飾性改進，這些改進的目標是給消費者提供一種感情上的激勵：比如擁有整個街區最新潮的車輛帶來的快感，比如暫時逃離家庭與工作的冗繁任務，開車去兜風的快樂。（斯隆的首席汽車設計師亨利·厄爾曾在一次採訪中這樣說：「我希望我能設計出這樣一種汽車，每次你坐進去都感到由衷的快樂和放鬆，開我們的車就像享受一次短暫的度假一樣。」）事實上，斯隆並不是第一個利用消費者的軟性偏好的商人。幾百年來，富裕階層一直通過金錢購買地位感和其他令人愉快的感情體驗，索爾斯坦·凡勃倫把這種消費行為稱為「炫耀性消費」。通過大規模生產、每年的設計更新以及寬鬆的消費者信貸，斯隆也向普通消費者提供了同樣的自我滿足途徑。在新的消費者經濟中，每個人都可以通過不斷購買升級換代的產品，來追求更高層次的情感滿足。在過去的生產者經濟中，消費者只有經過長期的自律和努力才能獲得一瞬間的強烈滿足，然而在新的消費者經濟中，人們可以更快、更有效率地獲得這樣的滿足。從某種意義上說，斯隆創造了一種新的個人生產力，這是一種情緒性和啟發性的生產力，人們通過很少的努力就可以獲得愉快的情感體驗，難怪我們會像農民追求更高效的拖拉機一樣，迫不及待地擁抱這種新的現象。
這種衝動和慾望並不是由斯隆發明和生產出來的，我們喜新厭舊的原因和我們的祖先一樣：新的東西代表著環境的改變，意味著我們可能交上好運。我們每個人都有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的內在渴望，因為在我們生存的世界裡，個人的生存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個人與集體的權力關係，因此社會地位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武器。我相信，斯隆並不太瞭解原始人的神經化學，但是他一定非常清楚人類天生具有追求新事物、追求社會地位的本能。更重要的是，斯隆知道這種對慾望的滿足只是暫時性的，一旦我們離開汽車展示商店，新事物帶給我們的快感就開始消退。隨著明年新車型的推出，去年的舊車型帶給我們的地位感馬上化為烏有。保持快樂的唯一途徑就是不斷更新自己擁有的產品，而這正是大規模製造商最需要的。現在，不僅生產者走上了這台讓人永不停歇的跑步機，消費者也爬上了這台機器。通過精心的設計和廣告，只要向消費者提供足夠的刺激，消費者的這台跑步機就可以完全適應生產者跑步機的需求。斯隆把這種商業策略稱為「動態淘汰」，而且他並不避諱談論這種策略的目的。斯隆曾說：「每年我們都盡可能造出最好的汽車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下一年我們會繼續造出更好的車型，讓消費者再次覺得不滿足。」至此，斯隆找到了解決現代工業機器過度生產問題的完美方案，從此，無論商家生產出多少過剩的商品，消費者無窮無盡的慾望都可以將其消化掉。
很快，大家都發現了斯隆這種銷售策略的天才之處。通用汽車很快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公司，而動態淘汰策略成了新經濟的典範。這種動態淘汰策略把消費者的心理和工業產出的偏好聯繫起來，把自我和市場聯繫起來。曾經由工程師和會計師控制的大型製造公司開始僱用大批的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甚至弗洛伊德學派的心理分析師，一位業內人士曾這樣描述：「這場戰爭的關鍵是消費者的內在心理狀態，因為這種狀態動態地決定了人們想要購買什麼，不想購買什麼。」這真是一場精彩的戰爭。在商家的努力下，消費者開始為各種各樣的理由購買商品：我們不僅為追求新奇感和社會地位而購物，我們還為重振受損的自尊而購物，為緩解平庸的婚姻帶給我們的失望而購物，為逃脫辦公室工作的煩瑣和奴役而購物，為反抗城郊生活的甜膩感和令人窒息的統一性而購物，為擺脫疾病和衰老帶給我們的無力感而購物。哥倫比亞大學的社會家羅伯特·林德是批評消費主義文化的先鋒之一，林德指出，如今的消費者產品通過市場化營銷被消費者所購買和使用，這些產品的作用類似於藥物治療：通過購買和使用這些產品，消費者可以調節幾乎所有類型的感情和社會問題。林德和其他一些學者對這種治療型的消費主義極度反感，然而並沒有人願意聆聽他們的呼聲。伴隨著每一次產品週期和模型升級，消費者產品賦予我們無窮的權力，現在我們不僅能夠掌控外部世界，而且可以如上帝一般全面掌控我們的內在世界了。
至此，距離這個消費主義的個人權力時代只有一步之遙了。當我們的身份從生產者轉為消費者，我們的身心已經完全被市場所掌控，我們不僅需要商家生產出來的產品，還需要從這些商家那裡掙得工資來購買這些產品，這實在是一種不太安全的處境。在當時的商業環境中，勞動力僅僅被視為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因此勞動者要看僱主的臉色生活。當時的僱主經常壓低工資，甚至使用暴力（或者賄賂當權者）來阻撓工人組建工會的努力。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最富裕的一小部分人與大眾的財富差距越拉越大。另一方面，消費者發現市場所提供的產品有時並不是最符合消費者利益的產品。很多新的產品和服務是有缺陷的、危險的，甚至是欺騙性的。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是，有些新產品的功能太好太強，為消費者提供了過大的個人權力，消費者根本無法安全、可持續地使用這樣的權力。比如，當時的汽車速度已經超過了主要公路系統能夠承受的安全範圍（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每天、每英里死於交通事故的人數是現在的17倍）。過於寬鬆的消費者信貸鼓勵美國家庭大量借款，為1929年的金融危機和後續的大蕭條埋下了伏筆。商家為消費者提供了越來越多的便利，讓消費者可以獲得個人慾望的滿足，卻同時讓社會承擔相應的高昂成本。今天這種情況仍然十分盛行，而當時這些便利曾被視作只有富裕階層才能享受的特權。
我們的經濟出現了危險的失衡現象。隨著我們從生產者經濟轉向消費者經濟，私人商品（比如汽車和消費者信貸）的產出越來越多，而公共產品（比如高速公路安全和穩定的信貸市場）的產出卻嚴重不足。市場逐漸向個人的興趣傾斜，而忽視了對社會利益的關注，這種傾斜是逐漸的，但從未出現過逆轉的趨勢。當然，這種傾斜在邏輯上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從純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生產私人商品（尤其是那些為個人消費者提供更多個人權力的商品）獲得的利潤要遠遠超過提供公共產品獲得的利潤。然而，不管這種行為是否符合邏輯，從公共產品轉向私人商品的這種傾斜都會導致現代社會的核心難題：如果不重新調整，社會的經濟利益將緩慢但不可逆轉地被個人利益所侵佔。
當然，這種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的不平衡現象並不是永遠無法扭轉的，甚至在1929年的金融危機發生之前，西奧多·羅斯福和伍德羅·威爾遜等改革者就已經設法通過大規模、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措施扭轉市場（包括公司和個人）過度追求短期滿足的不良傾向。標準石油公司和鐵路托拉斯等壟斷組織被打破，並受到了合理的監管。法律規定了資本家必須向工人支付的最低工資標準，並保護工人的聯合談判權（這種談判權最終導致公司必須與工會握手言和）。通過建立法律和監管制度，消費者免於受到不安全的產品、有毒的食品以及居心不良的放貸者的傷害，過於短視的投機分子所造成的巨大風險也受到了限制。政府還通過在教育、科研、特別是基礎設施（包括公路、橋樑、灌溉系統和土地開墾項目）方面大量投資，扭轉了公共產品投資不足的現象。政府投資的增加進而刺激了私營板塊的投資增加。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通過堅持不懈的政治努力，即時滿足和自我利益的文化是可以被制服的。正像富蘭克林·羅斯福在他1933年的就職演說中所說的那樣，美國「必須像一支訓練有素的忠誠軍隊那樣前進，必須為了共同的原則而犧牲」，「必須隨時準備為了維護這種共同的原則而放棄我們的生命和財產」。換句話說，如果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經濟不能或不願意生產足夠的公共產品，那麼政府就要想辦法迫使它增加公共產品的產出。
這種對社會需求和個人需求的重新平衡被羅斯福稱為「新政」。這種「新政」的成果是非常驚人的。1941年，美國參加「二戰」時，不僅經濟產出已經完全從大蕭條中恢復，而且已經完全準備好研發新一代的高科技消費品，並開創更高水平的經濟繁榮，而這得益於政府和企業的投資。雖然由於戰爭的影響，這一波經濟繁榮被推遲了，但短暫的推遲只是讓美國的消費者經濟積蓄了更強的潛力和能量。在接下來的4年中，政府為了提高工業產出進行了大量的政府支出，支出總額約合今天的43000億美元。一方面，大量新的工廠、生產工序和技術被創造出來；另一方面，戰爭時期的配給限制制度節制了消費。1945年，「二戰」結束時，美國人積累了大量的儲蓄，儲蓄金額約合今天的15000億美元，這筆積蓄為戰後的經濟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隨著戰後時期的開始，這筆巨大的資金及其代表的被長期壓抑的慾望，立刻流向工業板塊，此時美國的工業板塊已經遠比戰前規模更大、結構更複雜、更適應消費者的需求。
戰後美國的環境為大規模的經濟繁榮提供了最理想的條件。消費者的需求高漲。通用汽車、福特、埃索、通用電氣、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IBM（國際商用機器公司）、杜邦等美國公司不僅變得比戰前規模更大、結構更複雜，而且由於戰爭掃除了國際市場上的競爭，這些公司在當時的國際市場上沒有任何對手。自然資源非常便宜，原油價格只有今天的1/4，而能夠使用這些自然資源的科學技術又在飛速地發展。這些因素共同導致當時美國的工業生產率（勞動力每工作一小時的產出）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長。在接下來的25年中，美國經濟的規模幾乎達到了之前的三倍，而人均GDP也達到了以前的兩倍。（日本和西歐的情況也與美國相似，在日本和西歐，靠美國納稅人支付的戰後重建項目很快使它們的人均收入達到了以前的三倍。）更重要的是，這種新的繁榮比以前任何時期的經濟繁榮都具有更廣泛的基礎。實際上，處於收入金字塔底層的人比頂層的人收入增速更快：不斷向社會階層的更高處邁進成為美國社會的主題。到了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中位數家庭收入已經上升了一半以上，也就是說美國有2/3的家庭已經步入了中產階級的行列。
我們應該注意的是，美國社會收入差距的顯著縮小是通過政府對市場的不斷干預實現的。華盛頓當局非常希望避免戰前經常發生的勞資雙方暴力衝突（我們不得不羞愧地承認，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也常常在這種衝突中扮演暴力角色）。由於當時美國最大的國際政治競爭對手蘇聯經常宣傳社會主義國家才是勞動者的天堂，因此美國政府面對政治上的壓力，也希望抓緊推出對勞動者更為有利的政策。在這樣的風潮下，工會和僱主進行了和解，白宮如今公開支持工人通過與僱主簽訂協議來獲得養老金、醫療福利以及公司生產率提高的部分利潤分成。在美國的戰後時期，工會提供的勞動合同將工人的工資與工業生產率掛勾，而當時工業生產率以平均每年3%的速度增長。此外，美國政府對高收入人群徵收70%—80%的邊際稅率，這一政策也使得公司不願意像鍍金時代那樣向高管支付高額的工資〔20世紀70年代，美國CEO（首席執行官）的平均工資只有員工中位數收入的20倍左右，遠遠小於今天的比例。〕
除了政府干預以外，私營板塊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截至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很多公司已經不情願地接受了更重視社會福利的經濟形勢。許多公司與工會達成協議，僱主開始對其僱員進行長期投資（比如，向僱員提供各種培訓，保證僱員能夠適應高速變化的技術發展）。職工獲得醫療保險和其他福利的現象日趨普遍。大公司變得越來越像一種私營的福利組織。也許彼得·德魯克這樣的管理大師所提出的公司社會責任論並沒有真正打動公司的董事會和高管們，但是作為向消費者提供產品的生產者，公司日益意識到它們自身的利益與消費者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當通用汽車的前CEO查爾斯·威爾遜被總統艾森豪威爾提名為國防部部長的時候，他在一次參議院聽證中被問及是否會做出對他的前僱主不利的政策決策。面對這個問題，威爾遜回答說，他完全可以做出這樣的決策，但他同時表示做出這種決策的可能性很小，因為國家的利益與公司的利益目前是高度一致的。威爾遜表示：「對我們的國家有利的政策也會對通用汽車有利，對通用汽車有利的政策也會對我們的國家有利。在這方面，國家利益和公司利益是一致的。因為通用汽車公司的規模太大了，公司的利益影響著國家的福利。」
當時，我們似乎已經達到了一種社會權力和個人權力的完美平衡，個人能力的高速增長被強有力的社會結構所平衡。個人享受到了完全工業化的經濟帶來的財富與福利，卻不再受戰前經濟不安全因素的困擾，這是那個黃金時代的標誌。到了20世紀60年代，美國人的平均收入（至少是美國白人男性的平均收入）已經是他們祖輩的兩倍以上。工人的每週工作時間縮短了1/3，卻可以享受僱主提供的各種福利、終身就業保障以及退休金。美國人的住房條件也獲得了明顯的改善，人們的平均住房面積幾乎達到其祖輩的兩倍（而家庭的規模大約減小了一半）。很多人住在郊區的別墅中，遠離城市的喧囂，房屋配備先進的空調設備和各種節約勞動力的家用電器，同時在離家很近的地方就有高質量的學校和各種娛樂機會。美國的醫療條件和公共健康條件當時處於世界第一的位置，美國人獲得了更好的營養，因此平均壽命比祖輩延長了6年。壽命的延長和工作時間的縮短使美國人有更多休閒的時間來娛樂和自我提高——閱讀、旅行、欣賞藝術、參加夜校課程，這一系列活動使得美國人的生活更加豐富，對自我的滿意度也日趨提高。美國精神病協會休閒研究委員會主席、精神病專家保羅·豪恩在1946年接受《生活》雜誌採訪時說：「不管個人的潛力究竟意味著什麼，可以肯定的是，現在我們有更多的機會來發展個人的各種潛力。」
發展個人潛力的過程自然伴隨著大量的消費行為。消費日益成為情感成長和自我發現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隨著商家每年推出新型號，每季推出新產品，我們在消費中不斷尋找著真正的自我。無論轉向何方，各種各樣的消費選擇都在邀請我們通過花錢來尋找真正的自我。戰後時代的著名消費者市場推廣專家皮埃爾·馬蒂諾曾經說過：「幾乎所有商業行為背後的動因都是消費者的個人理想，即消費者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在強調自我表達的時代，消費者選擇某種產品、某種品牌、某種機構，往往是因為這些東西可以幫助他們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人。」甚至連工作、育兒、婚姻等傳統社會功能也被巧妙地轉化為各種自我表達的模式。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的研究顯示，到了戰後時代的晚期，很多中產階層的美國人甚至認為愛情本身也是一種「互相探索無窮豐富、無窮複雜和令人無比興奮的自我」的機會。
不難想像，這種不斷尋找自我的過程讓我們疲憊不堪，壓力巨大，甚至讓我們覺得內疚。事實表明，雖然在戰後的經濟繁榮期間，大部分人都獲得了更大的個人權力，但是某些族群（比如婦女和有色人種）獲得的權力提升幅度比其他人群要小。同時，也出現了對消費主義過度盛行的擔憂，有些人擔心我們追求真正自我的慾望會導致過度消費的正常化。《紐約郵報》的評論員威廉·香農曾經說道：「我們進入了一個豬的時代，如今在這片土地上最嘹亮的聲音就是貪婪自私的豬叫聲。」我們漸漸認識到了這樣一個事實：不管我們花多少錢，不管我們如何精細地修飾自我，不管我們達到多高的水平，我們永遠有更高的目標需要實現，永遠有下一次升級在等著我們。這種永不停歇的追求讓我們深感不安。
但是，不用著急，工業化的進步向每位公民提供了克服上述困難的工具。商家每年製作大量新的電影和電視節目。眠爾通、利眠寧等越來越多的藥物幫助我們解決情緒上的問題。20世紀60年代，個人技術發展的高潮來臨了，一波又一波的新產品，如半導體收音機、電視機、高保真音響及其他電子消費品讓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把我們的空閒時光塑造得完全符合我們的個人品位。對戰後的普通美國人來說（至少對中產階層的白人來說），他們每年都能獲得更多的個人權力，都能對自己的生活擁有更高的選擇權。各種永不停歇的跑步機越轉越快，個人權力提升的速度也越來越高。人們不再辛苦地工作以求「生存」，而是將越來越多的精力投入個性化的「生活」之中。1964年，《生活》雜誌曾刊出過這樣的話：「現在，人類第一次擁有了這樣的工具和知識，用以創造出任何我們想要的世界。」
那麼，我們想要的世界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看起來，那仍然是一個美好的世界。雖然有的人認為這片土地上充滿了貪婪自私的豬叫聲，雖然我們日益沉溺於自己的內在生活中，但當時的普通美國人在必要時仍然「願意為了共同的原則而犧牲」。當約翰·肯尼迪提出「美國人到底可以為國家做些什麼」的問題時，大多數美國人認同為國家奉獻是一件十分合理的事。情況並不像批評家說的那樣嚴重，經濟的繁榮和個人權力的增長似乎讓美國人願意更深入地參與廣泛的社會活動。美國人參政議政的意願變得更強了：20世紀60年代初，全民投票率比半個世紀前高了許多。我們對社區的參與度也提高了：志願者和出席教堂活動的人數都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國際獅子會和扶輪社等服務性組織，家長教師協會成為美國最大的組織之一。1964年，一位評論人曾說，美國人「現在正通過參加各種各樣的社區活動來滿足他們內心的需求，這些活動的目的包括改善當地道路、清理垃圾以及監督公務員履行職責等」。美國人也並不是只願意做一些容易做到的好事，20世紀60年代初，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冒著巨大的社會和個人風險參加反對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其他不平等現象的抗議遊行活動。即使有些事情是個人無法做到的，我們也會積極促使政府代表我們完成這些任務。與今天的美國人相比，當時的大部分美國人支持政府在國家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支持政府為此而增加支出。
雖然美國人不斷追求更高的個人權力和個人能力，雖然市場急不可耐地想要滿足大家的上述願望，但回顧歷史我們發現，當時的美國人仍然願意為維護社會利益而犧牲部分個人權力，尤其是大家普遍認同社會關係是社區和個人生活的基石。20世紀美國公民生活的記錄者艾倫·埃倫霍爾特指出，戰後的美國是一個忠誠的國家。美國人「不僅對他們的婚姻伴侶忠誠，也對他們的政治選擇忠誠，甚至對他們支持的棒球隊忠誠。公司也長期保持對他們成長於其中的社區的忠誠」。雖然這種忠誠也許是以犧牲個人自由為代價的，但埃倫霍爾特寫道：「這樣的忠誠給我們帶來了一種個人的安全感，對那時的人們來說，社區是安全和熟悉的。當我們每天上床睡覺的時候，從不擔心明天會丟掉工作或者離婚。我們擁有充分可靠的規則，我們遵守這些規則，或者等我們足夠成熟的時候也可以反叛這些規則。我們相信我們的領導人能夠充分地執行這些規則。」
這些現象對當時的社會學家來說一點也不稀奇，尤其是對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這樣的「人文主義」學者來說，這些事情簡直是理所當然的。20世紀四五十年代，馬斯洛發展出了一套關於人類行為動機的理論，這套理論的核心是需求的不同層次。這種理論把物質的富足和人們高層次的社會行為有機地聯繫起來。馬斯洛的理論核心非常簡單：隨著人們的基本需求（如食物、住房以及物理安全保障）得到滿足，他們的慾望自然會轉向更高層次的需求，比如愛和社區地位。隨著不斷追求更高層次的滿足，人們最終會完全實現自己的潛力。馬斯洛認為，這種完成了「自我實現」的個人不僅對社會非常有用，而且能體會到高度的快樂，他們還展現出馬斯洛所稱的「民主的性格結構」：這些人一方面獨立並富有自由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具有很高的道德節操和寬容能力。更重要的是，自我實現的個人非常願意參與世界的社會和政治進程。簡言之，這種自我實現的個人是完美的個人，每個人都希望有這樣的鄰居、老師或選民。
該理論的重點之一是，人們在追求這些高層次的精神需求之前，必須首先獲得基本的物質滿足：不管是低層次的基本需求，還是後續的更高級、更複雜的需求，都是以物質為基礎的。沒有物質和金錢，我們就無法攀登這座自我實現的階梯。然而，隨著物質條件的滿足，人們追求更高層次的自我實現的慾望會變成一種不可抗拒的內在動力，這種動力和我們自然具有的所有其他本能一樣強烈。馬斯洛曾經這樣寫道：「只要一個人能夠做到，他就必須做到。就像音樂家必須創作音樂，藝術家必須畫畫，詩人必須寫詩一樣，我們要獲得終極的快樂，就必須進一步實現自我的潛力。因此，我們所有的人都有著強大的內在驅動力，促使我們去尋找最適合我們的角色。」雖然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達到完全的自我實現，但是離這個目標越接近，民主的性格結構就會表現得越明顯和深刻。對馬斯洛來說，人類民主的實現不僅是一種政治的、集體的進程，同樣也是一種心理的、個人的過程。馬斯洛認為，每個個體自我實現的過程最終會導致一種集體性的轉化：整個社會會向更高的需求層次移動，整個社會將變得更加智慧和民主。換句話說，「社會的層次和個人需求的層次是相對應的」。
馬斯洛對大眾自我實現的樂觀看法僅僅是一種看法而已。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密歇根大學一位名為羅納德·英格萊哈特的政治學者測量了富裕程度與更社會化、更民主的個人性格之間的關係。在研究戰後歐洲政治動向的過程中，羅納德·英格萊哈特發現，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在現實中確實得到了體現。「二戰」爆發之前出生的人，由於成長於不安全的時代，更重視經濟穩定、政治秩序以及其他傳統的物質價值（他們願意為取得的這些價值而犧牲部分個人的自由）。「二戰」後出生的一代卻擁有相當不同的價值觀。由於成長於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嬰兒潮」一代的人更願意追求一些並不那麼急迫的目標，比如娛樂和休閒，教育、文化、旅遊、政治以及其他更高層次的需求。換句話說，嬰兒潮一代的人由於成長環境更為優越，他們不僅會追求自己所「需要」的東西，而且還願意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而他們（更確切地說是「我們」）越是習慣於這種自我表達的自由，就越願意努力保護和擴展這種自由。他們保護和擴展這種自由的途徑是支持自由的社會制度，比如民主、言論自由、性別平等、勞工權益以及環境保護。這不僅僅是一種理論。通過翔實的調查數據，英格萊哈特有力地證明了這種重視自我表達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發生於所有物質條件明顯改善的國家和地區。
英格萊哈特的這種沉默革命理論可以解釋20世紀下半葉的許多進步。這種理論可以解釋20世紀60年代很多大規模的政治衝突，這些衝突的根源是戰後一代在從種族平等到越南戰爭的各個方面挑戰父母一輩的權威。從環保意識的提高到對文化多樣性的進一步寬容，再到長期被壓抑的世界各國人民對民主的不懈追求，所有這些現象都可以用英格萊哈特的沉默革命理論來解釋。更重要的是，後物質主義向我們展示了文明的前進方向。英格萊哈特認為，隨著經濟增長的持續，隨著更重視物質的老一輩人的死亡，這個社會會逐漸接受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此外，英格萊哈特還預測，我們將在21世紀末迎來一個轉折點，屆時後物質主義將全面超過物質主義。一旦這種轉折發生，我們將迎來全球性的後物質主義革命，在這場革命中，整個社會都會全力幫助個人完成自我實現的過程。
雖然英格萊哈特的沉默革命理論聽起來非常有吸引力，但是這個理論也有很多潛在的風險。最明顯的是，如果社會進步是以穩定的經濟增長為基礎的，那麼如果經濟增長的速度放緩，甚至完全停滯，我們將面臨怎樣的情況呢？我們是否會退回更低的需求層次，從而變得更加物質主義呢？這種回歸物質主義的傾向會不會導致與英格萊哈特所描述的方向相反的另一場沉默革命呢？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現象，美國經濟無法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狀態，也無法繼續提高工作崗位的數量和工資水平。通貨膨脹開始抬頭，美國在世界市場上的主導地位也受到了威脅。更令人擔憂的是，美國公司的生產率增速下滑了，我們的工人無法再像過去那樣以更高的效率創造財富。更嚴重的是，隨著美國的衰落，亞洲和歐洲的經濟卻在重建中煥發出強大的活力，美國面臨著新的國際競爭。雪上加霜的是，由於中東國家提高原油價格，美國這個高度工業化的社會最需要的原材料變得更昂貴了。如果美國經濟真的陷入困境，我們的社會進步是否也會全面停止呢？
如果情況和上述討論的完全相反，我們又會怎樣呢？假設美國的經濟和技術持續高速進步，為個人提供越來越多的個人表達的自由，我們會不會因此覺得不再需要支持高層次的、後物質主義的共同原則了呢？事實上，英格萊哈特在後續研究中也確實發現了這樣的規律：隨著社會日益接受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社會中的個人會變得更加個人主義，從而更不願意支持傳統的集體主義制度和價值觀。然而，英格萊哈特和他的同事認為，個人主義的盛行並不會導致狹隘的利己主義。他們認為，持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人會像他們的先輩一樣，對社區和社會富有責任感。然而，很多例子卻顯示，當消費者瘋狂追求急劇上升的個人權力時，他們會表現出一些愚蠢自私的行為，從而損害整個社會的利益。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汽車。隨著汽車的普及和發展，車輛變得越來越大，動力越來越強，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個人汽車不僅對整個國家的公路安全造成了威脅，甚至還導致了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此外汽車的普及還導致美國過度依賴原油進口，並減少了其他公共產品的供給。顯然，汽車問題只是一個開始。隨著個人科技的發展，我們可以越來越容易地在不經周圍其他人同意（甚至是損害他人權益）的情況下追求個人的利益。面對這樣的趨勢，我們的後物質主義社會最終將走向何方呢？
也許，上述兩個方向的發展是可以同時進行的。隨著戰後經濟高速發展時段的結束，我們進入了更加艱難的20世紀70年代，從而我們有機會觀察美國社會如何同時表現出上述兩方面的發展趨勢。
[1]Andrew Nusca, 「Say Command: How Speech Recognition Will Change the World,」SmartPlanet, Issue 7, at https://www.smartplanet.com/blog/smart-takes/say-command-how-speech-recognition-will-change-the-world/19895?tag=content;siu-container.
[2]Apple video introducing Siri,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ciagGASro0.
[3]The Independent, 86–87 (1916), at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IZAeAQAAMAAJ&lpg=PA108&ots=L5W1-w9EDW&dq=Edward%20 Earle%20Purinton&pg=PA246#v=onepage&q=Edward%20Earle%20 Purinton&f=false.
[4]鍍金時代：指美國內戰後的繁榮時期，約1870—1898年。——譯者注
[5]1英里≒1.61千米。——編者注
[6]Daniel Bell,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76), p. 66.
[7]James H. Wolter, 「Lessons from Automotive History,」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in Marketing, Quinnipiac University, New York, 1983, p. 82.
[8]Quoted in David Gartman, 「Tough Guys and Pretty Boys: The Cultural Antagonisms of Engineering and Aesthetics in Automotive History,」 Automobile in American Life and Society, at https://www.autolife.umd.umich.edu/Design/Gartman/D_Casestudy/D_Casestudy5.htm.
[9]V. G. Vartan, 「『Trust Busters』 Aim Legal Cannon at GM,」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10, 1959, p. 12.
[10]G. H. Smith, 1954, in Ronald A. Fullerton, 「The Birth of Consumer Behavior: Motivation Research in the 1950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1 Bienni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Research in Marketing, May 19–22, 2011.
[11]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on the President』s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Trends, with a Foreword by Herbert Hoover(New York: McGraw-Hill, 1933), pp. 866–67, at https://archive.org/stream/recentsocialtren02presrich#page/867/mode/1up.
[12]Franklin D. Roosevelt Inaugural Address, March 4, 1933, available at History Matters: The U.S. Survey Course on the Web, https://historymatters.gmu.edu/d/5057/.
[13]Alexander J. Field, 「The Origins of U.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Golden Age,」Cleometrica 1, no. 1 (April 2007): 19, 20.
[14]Alexander J. Field, 「The Impac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on U.S. Productivity Growth,」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1, no. 3 (2008): 677.
[15]Gary Nash, 「A Resilient People, 1945–2005,」 inVoice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Volume 1 (New York: Pearson, 2005), p. 865.
[16]「US Real GDP by Year,」 https://www.multpl.com/us-gdp-infiation-adjusted/table.
[17]「US Real GDP per Capita,」 https://www.multpl.com/us-real-gdp-per-capita.
[18]G. Katona et al.,Aspirations and Affiuence(New York: McGraw-Hill, 1971), p. 18.
[19]For 1945 median income, see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Consumer Income,」 Series P-60, No. 2, Washington, DC, March 2, 1948, https://www2.census.gov/prod2/popscan/p60-002.pdf; for 1962 median income, see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Consumer Income,」 Series P-60, No. 49, Washington, DC, Aug. 10, 1966, https://www2.census.gov/prod2/popscan/p60-049.pdf.
[20]Nash, 「A Resilient People, 1945–2005,」 p. 864.
[21]Gregg Easterbrook, 「Voting for Unemployment: Why Union Workers Sometimes Choose to Lose Their Jobs Rather Than Accept Cuts in Wages,」The Atlantic, May 1983, https://www.theatlantic.com/past/docs/issues/83may/eastrbrk.htm; and Timothy Noah, 「The United States of Inequality,」Salon, Sept. 12, 2010, https://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 s/the_great_pergence/features/2010/the_united_states_of_inequality/the_great_pergence_and_the_death_of_organized_labor.html.
[22]Standard Schaefer, 「Who Benefited from the Tech Bubble: An Interview with Michael Hudson,」CounterPunch, Aug. 29–31, 2003, https://www.counter punch.org/2003/08/29/who-benefited-from-the-tech-bubble-an-interview with-michael-hudson/; 「Kaysen Sees Corporation Stress on Responsibilities to Society,」The Harvard Crimson, March 29, 1957, https://www.thecrimson.com/article/1957/3/29/kaysen-sees-corporation-stress-on-responsibilities/;and Gerald Davis, 「Managed by the Marke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1.
[23]「Life Expectancy by Age,」 Information Please, Pearson Education, 2007 https://www.infoplease.com/ipa/A0005140.html.
[24]Ernest Haveman, 「The Task Ahead: How to Take Life Easy,」Life, Feb. 21, 1964.
[25]Pierre Martineau, 「Motivation in Advertising: A Summary,」 inThe Role of Advertising(New York: McGraw-Hill, 1957), cited in Fullerton.
[26]Bellah et al.,Habits of the Heart: Inp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108.
[27]William Shannon, quoted by Richard Rovere inThe American Scholar(Spring 1962).
[28]「U.S. Federal Spending,」 graph, in U.S. Government Spending, https://www.usgovernmentspending.com/spending_chart_1900_2018USp_XXs1li111mcn_F0f_US_Federal_Spending.
[29]Cited in Mary Ann Glendon, 「Lost in the Fifties,」First Things 57 (Nov.1995.): 46–49, https://www.leaderu.com/ftissues/ft9511/articles/glendon.html.
[30]A. H. 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Classic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An Internet Resource, https://psychclassics.yorku.ca/Maslow/motivation.htm.
[31]Cited in Ellen Herman, 「The Humanistic Tide,」 inThe Romance of American Psychology: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Age of Exper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https://publishing.cdlib.org/ucpressebooks/view?docId=ft696nb3n8&chunk.id=d0e5683&toc.depth=1&toc.id=d0e5683&brand=ucpress.
[32]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49.
[33]Ibid., p. 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