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雅圖以東不到半個小時車程的地方，坐落著美國第一座幫患者戒除「技術毒癮」的康復中心。這所康復中心的名字叫作「重新開始」。這裡距離微軟、亞馬遜及其他數字革命時代支柱公司的總部並不遠，然而這條蜿蜒的鄉間小路卻彷彿引領我們走向一扇不為人知的窗戶。透過這扇窗戶，可以看到我們即將迎來的更廣闊世界的全貌。這間康復中心的大部分患者正試圖戒除網絡遊戲。這些患者都曾出現強迫性網游成癮的症狀，而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他們的工作、人際關係以及未來的幸福指數。對不熟悉這個世界的人來說，這種成癮現象也許很難理解，但當你傾聽過這些患者的故事，你就會慢慢理解他們的感受。在一間能夠眺望草坪的起居室中，29歲的佈雷特·沃克講述了他與網游《魔獸世界》的故事。《魔獸世界》是一款非常受歡迎的角色扮演網絡遊戲，這個遊戲為玩家塑造出一個蒸汽朋克的中世紀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玩家將扮演武士角色。在過去的4年中，雖然遊戲把沃克的現實生活搞得一塌糊塗，但他在網絡世界中擁有著近乎完美的身份：他在《魔獸世界》中擁有無限的權力，並有著黑幫大佬和搖滾明星般的地位。沃克說：「在遊戲世界裡，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我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當他這麼對我說的時候，我感受到沃克的語氣中混雜著驕傲和自嘲。沃克說：「那個世界是我的避風港和天堂。」
其實沃克自己也理解這種具有諷刺性的情況。沃克花了無數時間扮演網絡遊戲中的超級英雄，而在現實生活中，遊戲成癮使他身體虛弱、財務困難，並且在社交上極度孤立——在最嚴重的時候，沃克甚至幾乎不能與人面對面地談話。事實上，這還不是網游成癮最深層的效應。有研究顯示，高強度、長時間地進行網絡遊戲活動會改變人類的大腦結構，影響大腦負責決策和自我控制的部分。網游成癮的這種效果與毒品和酒精的效果類似。網游成癮會導致患者的感情發展推遲或異常，使患者認為自己無能、脆弱，無法參與社交——也就是自我凌駕於超我之上。用「重新開始」康復中心的創始人之一、網絡成癮治療專家希拉裡·凱什的話說：「這些患者被他們的衝動完全控制。」
這些特點導致網游成癮者更容易受到網絡世界複雜魅力的吸引。遊戲公司當然希望遊戲玩家玩得越久越好：你玩得越久，就越有可能將遊戲升級到下一代。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遊戲設計者開發了複雜的數據回饋系統，盡可能刺激遊戲玩家升級的慾望。隨著玩家在虛擬世界中不斷前進，他們向遊戲公司提供了越來越多的數據，而遊戲公司通過對這些數據的分析，把後續的遊戲設計得更加逼真。也就是說，你玩得越久，遊戲公司得到的數據就越多，後續的遊戲體驗也就越逼真、越吸引人，這樣的循環可以不斷地繼續下去。《魔獸世界》會定期發佈升級程序，又稱「補丁」，補丁為玩家提供新的武器和技能。要想在《魔獸世界》中繼續保持上帝般的權力，玩家就必須採用這些新的武器和技能，因此升級對玩家來說總是有致命的吸引力。所有這一切形成了一個永動機般的循環。這種永無止境的循環一方面受遊戲公司對利潤的貪婪所驅動，同時也是遊戲玩家永遠無法滿足的自我表達慾望所導致的。在徹底放棄《魔獸世界》之前，沃克從不拒絕任何升級的機會，只要有可能取得任何一點額外的權力，沃克都會選擇立刻消費這種權力，即使這種遊戲世界的權力在不斷侵蝕著他的現實生活。
從表面上來看，佈雷特·沃克的故事與我們並沒有什麼關係，因為我們並不會整天沉溺在遊戲世界的虛擬戰爭之中。事實上，這種電子時代的弊病顯示的是後工業社會中每個人最終都會面對的一個難題：現在的社會經濟環境總能輕鬆滿足我們的任何慾望，我們究竟應該如何面對這個過於「友好」的社會？在這裡，我指的不僅僅是智能電話、搜索引擎、Netflix（一家在線影片租賃提供商）、亞馬遜等各種產品或服務商對使用者偏好的預測。事實上，整個消費者經濟的大廈早已悄悄改變了自身的結構，並且日益圍繞我們的個人興趣、個人形象和內在幻想而運作。現在，在北美和英國，甚至在歐洲和日本，要過上一種完全私人定制的生活成了一種很正常的需求。我們用藥物和音樂來調適我們的情緒；我們讓食物適應我們的過敏症和生活觀念；我們通過健身、油墨、金屬、手術以及可穿戴技術來私人定制我們的身體；我們可以選擇不同的車型來表達我們的品味和態度；我們可以搬去最符合我們社會價值觀的社區居住；我們可以找到與我們的政治觀點最一致的新聞媒體；我們可以創造一個社交網絡，使我們說的每句話、發的每條狀態都得到讚美。伴隨著每一次交易和升級，伴隨著每一次點擊和選擇，生活離我們越來越近，世界變成了「我們的」世界。
我想，即使我們沒有變成網游成癮者，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們正在盡一切可能，用我們自己的想像和願望去改變世界的面貌，而這種趨勢會導致一些嚴重的問題。顯然，當我們從一個層次的滿足邁向另一個層次的滿足時，這種追求給我們帶來了高額的成本：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最近一次房地產和信貸危機幾乎葬送了整個世界經濟。但我們面臨的問題並不僅僅是簡單的過度放縱問題。即使經濟正在緩慢地康復，我們中的很多人仍然覺得不夠充實和穩定：如今我們對自我表達的永恆渴求變得如此強烈，以至這種渴求似乎已經摧毀了日常生活的核心結構。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從個人感情到政治、商業，在現在生活的每一個方面，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塑造了新的常規和新的預期，從而使人類已經很難像以前那樣以文明的、社會的方式行事了。我們無法做出長期的承諾。對所有不能直接或立即與我們發生聯繫的人和觀點，我們越來越難以產生興趣，我們甚至無法容忍這樣的人和觀點。我們的同理心弱化了，我們越來越難以相信人類之間有任何共同點，而一旦這種信念崩潰，民主制度也將隨之面臨挑戰。
這種情況並不是最近才出現的。40年前，丹尼爾·貝爾、克裡斯托弗·拉希以及湯姆·沃爾夫等社會批評家就曾警告我們：我們日益增長的自我中心意識正在摧毀戰後時代的理想主義與信念。在1978年的一次題為「自戀文化」的辯論中，克裡斯托弗·拉希曾說：「個人主義的邏輯已經把我們的日常生活變成了一場殘酷的社會鬥爭，我們在進行霍布斯所說的『與所有人的戰爭』，而這種戰爭摧毀了我們的快樂與存在意義。」事到如今，當我們再回顧這些悲觀者的言論，我們會發現他們悲觀的程度竟然遠遠不夠。那個時代的人永遠無法想像，在幾十年後，以自我為中心和高度自戀會變成主流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恐怕他們也從來不曾猜到，如今，個人的自私想法會變成這個社會的共同想法。政府、媒體、學界，尤其是商業界，曾經幫助我們平衡對即時自我滿足的不當追求，如今它們自身卻越來越多地沉醉在這種自私的追逐中。一個又一個板塊在這種文化中淪陷，不管在大的尺度上，還是在小的尺度上，我們的社會都日益變成一個追求即時滿足的社會，卻對這種追求的後果不加考慮。這就是我們目前生活於其中的「衝動的社會」。
我所描述的這種傳統文化已經超越了消費者文化的範疇。隨著我們對即時回報的不斷追求，一整套社會經濟體系因此而啟動，並不斷自動升溫。關於共同行動和個人承諾的傳統觀念在不斷消退。我們的經濟曾經創造過長期的、基礎廣泛的繁榮與富裕，而現在卻日益缺乏締造這種繁榮的能力。更糟糕的是，目前看來我們的經濟似乎被鎖定在一個過熱—崩潰的循環週期中，而這種週期的幅度還在不斷放大。最令人不安的是，我們的政治體制曾經能夠合理地動用資源，鼓勵人們做出實質性的創新並實現進步，如今我們的政治體制卻傾向於逃避複雜的長期問題（比如教育改革和氣候變化，比如為防止下一次危機的發生而必須進行的金融改革）。讓我們來正視這樣的事實：3/4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本應成為社會重啟的契機，本應使我們反思自動升級和關注短期收益的社會經濟模型。但實際情況是，我們在危機之後最關注的仍然是經濟的能量、企業家的才華以及能在短期內產生最大回報率的創新。事實上，由於經濟模型的失靈，我們中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無力負擔對更快滿足的追求了，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目前憤怒的民粹主義傾向導致很多國家面臨政治癱瘓的局面。但即使在如此糟糕的情況下，我們也沒有做出應有的改變和調整。
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為什麼我們曾經理性而又團結的社會如今變得如此衝動並以自我為中心？在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中，這些變化會如何影響作為個人和作為集體的我們？這些問題是本書將討論的核心問題。
從某種程度上說，對上述問題的研究是一種高度個人化的經驗。正像很多生活在第一世界的人一樣，我在生活中常常需要與我們的經濟體系艱難相處，因為該體系總是將我們想要的東西和我們需要的東西混為一談。因此，我最初的研究重點是習慣了資源稀缺的個人與物質極大豐富的經濟體系之間強烈的不匹配現象。然而，我漸漸發現，問題的核心並不是狡猾的市場與容易受騙的消費者之間的矛盾，而是個人與整個社會經濟體系之間的關係，這種複雜而重要的關係已經發生了一種宏大的、歷史性的變化。比如，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美國的戰後時期，今天的這種高度自私的文化並沒有如此露骨地佔據主流。因此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論斷：今天自我中心主義的不斷升溫至少部分源於宗教和家庭等制度的弱化，因為這些制度曾經對自我沉迷的行為起到過限製作用。然而，這裡還存在一種更為嚴格的經濟層面上的敘事。美國戰後時代無私精神的垮塌始於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動盪時期，顯然這種時間上的關聯性不僅僅是巧合。經濟危機削弱了我們的安全感，也增強了我們的自我保護意識；而經濟上的成功也同樣助長了自私文化的盛行，因為新經濟理念和新科學技術的爆炸式發展使我們的經濟能夠更快、更高效、更個性化地滿足消費者的各種慾望。獲得個人滿足變得如此容易，因此我們常常難以確認自我和市場的界限究竟在哪裡。換句話說，我們現在之所以面臨困境，不僅僅是因為我們處在經濟危機後的正常緊縮階段，更是因為我們正在經歷一場大型的「侵略戰爭」。市場這台巨大的侵略機器一直在加速掃清它與消費者之間的一切障礙，而這場侵略戰爭現在已經進入了劇烈的最終階段——市場與我們的自我、市場與我們的心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融合。
如果時間倒流一個世紀，回到消費者經濟產生以前的時代，我們一定會被技術的匱乏所震驚。那時候經濟與人之間的距離是那麼遙遠，人們的經濟生活和感情生活是分離的。這並不是說那個時代的人較少參與經濟活動。那個時代與現今的區別主要表現在經濟活動發生的地方。一個世紀前，大部分經濟活動發生我們的「外圍生活」中，所謂「外圍生活」指的是物質的「生產」世界。我們生產各種各樣的東西：我們農耕，我們製造手工藝品，我們修鞋，我們釘釘子，我們烘烤食物，我們醃製食物，我們釀酒……我們生產各種各樣有形的商品和服務，其價值是相對客觀和可量化的——它們的價值不僅取決於市場，還取決於我們物質的、外在的生活需要，而這種需要是很容易度量的。如今，情況幾乎完全相反。雖然我們的經濟規模變大了許多，但是大部分經濟活動（在美國約占70%）是以消費為中心的。我們消費的很大一部分都具有可選擇性——這些消費不是由我們的「需要」驅動的，而是被我們內在世界的無形標準所驅動的：包括我們的理想和希望，包括我們的自我認知和我們秘密的渴望，包括我們的焦慮和我們想克服無聊的心情。由於我們的內在世界在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明顯的作用，尤其是由於公司的利潤越來越依賴人們瞬間的喜好（這種瞬間的喜好會永不停息地產生），整個市場變得更以自我為中心。於是，整個經濟便逐步向人們的自我靠近。有些人甚至認為，自20世紀70年代計算機革命以來，事實上消費者市場已經進入了自我的內部。如今，市場不僅與我們的慾望和決策不可分割，甚至也與我們的自我認知不可分割。
在通常的敘事下，這種市場與自我的融合被描述成一種帶有敵意的接管——如果沒有商家幾十年來的市場宣傳和廣告洗腦，也許我們仍然生活在生產者經濟的田園牧歌之中。但是，市場與自我的融合其實一直在我們的視野之內。一旦消費者成為經濟活動和公司利潤的中心，自我的死亡就已經注定。市場注定會冷酷無情地改變其複雜的結構和過程，來吞噬消費者的自我，因為只有消費者無窮無盡的自我慾望才能消化發達工業化資本主義經濟的各種產出，而這些產出永遠不會停止增長。雖然被市場吞沒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的自我卻會歡迎市場的吞噬，因為如果沒有這些不斷翻新的產出，我們的內在生活就無法接觸這麼多美麗的幻想，無法將自我表達的力量持續不斷地轉移和放大。從這一角度來說，市場對自我的侵佔實際是市場和自我的雙贏。
我們當然可以繼續辯論這種融合是否是我們想要的東西：我們可以談論這種融合現象的道德性和可持續性；我們可以討論是否存在自我與市場的另一種關係，以及自我與市場的另一種關係是否會比目前的關係更好。然而這種融合現象本身已成定局。今天，我們這個以自我為中心的社會經濟體系已經如此完善，這個系統受到如此強烈的認同，以至任何進步的意義都要靠這個系統本身來定義。這個系統塑造了我們的期望，控制了我們對成功與失敗的度量。這個系統引導了對資源和才華的分配，尤其是決定了我們如何使用創新的巨大能力：蘋果的成功正是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經濟模式的縮影——這個目前市值最高、品牌認同率最高的公司的故事，可以告訴我們很多東西。而上述所有潮流都沒有任何減緩的趨勢。事實上，如果不對目前的趨勢進行嚴肅的修正，那麼這種融合的現象將會隨著新技術的產生而不斷加速，因為新的技術會幫助市場更好地滿足消費者最秘密的喜好，並且能夠持續不斷地調整和適應這些喜好的變化。市場和自我正融為一體。
但是，市場和自我的融合真的是一件壞事嗎？如果我們把一個人從19世紀90年代或者20世紀70年代帶到現在，恐怕這個人並不會認為目前以取悅消費者為唯一目標的社會經濟體系存在什麼巨大的問題。事實上，很多專家會告訴我們，一個被我們的衝動塑造的社會正是自由的象徵；而一種由我們的慾望塑造的經濟是最好的經濟，因為這樣的經濟能夠充分滿足我們的願望。正如亞當·斯密在200多年前所說的那樣，如果經濟中的每一個個人都能自由地追求他們的自我利益（這種自我利益甚至包括他們最微小的慾望），那麼這些行為的總和就會讓經濟以最高的效率運轉，並且向大多數人提供最高的效用。（用亞當·斯密的名言來說，通過追求每個人的個人利益，我們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領導，共同達到一個與我們本意無關的最佳狀態」）。以自我為中心的經濟確實為我們提供了很多的好處，這一點不容否認。這樣的經濟產生了很多財富，很多創新，更重要的是創造了很多個人的力量。你我都可以運用這種個人的力量來塑造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感情，甚至我們的自我意識。為了獲得這種前所未有的自我創造的力量，難道我們不能忍受週期性蕭條、黨派政治以及過度自戀的文化嗎？
也許，我們確實不能。雖然目前的經濟希望向我們提供所有我們想要的，但結果是，這樣的經濟並不能向我們提供我們所需要的。我們越是有效地滿足了個人的即時慾望，就越難達到一些長期的、對社會有利的條件。是的，這樣的經濟為我們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但這些財富卻不再是以前那種穩健的、廣泛分配的、讓所有社會階級共同受益的財富了。是的，我們的經濟產出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結舌的個人商品（從智能手機到金融創新產品，再到神奇的保健藥品），卻不再能產出足夠多的公共產品（比如公路橋樑、教育和科技、預防性的醫藥產品和清潔能源）。這些公共產品對經濟的長期穩定是極為重要的，這些公共產品的缺乏已經對我們的經濟和社會造成了負面的影響。我們能製造出等離子電視機、座位加熱器、牙齒美白產品以及能一步一步指引你到達最近的潮流酒吧的手機導航軟件。但當我們需要解決全球氣候變化、金融體制改革、醫療體制弊病或者現實世界中的其他重大問題時，我們卻完全不知道該從哪裡下手。
我們常常用「政治失靈」來解釋上述難題。這些問題確實反映了一種失靈現象，然而這種失靈現象的根源是市場與消費者心理的過度融合。市場利用了消費者心理中最不應該被鼓勵的部分，這種心理特點是我們在進化的過程中形成的——我們過度追求即時的獎勵而忽略了未來的成本。我們的整個消費者文化把即時滿足上升為人生最主要的目標，這種文化鼓勵人們用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來最大限度地追求這個目標。這種追求即時滿足、忽略長期成本的傾向在整個消費者經濟中的所有參與者個體和機構身上都有所體現，這些參與者和機構似乎已經牢牢地控制了我們的整個經濟。追求利潤永遠是最優先的目標。然而我們似乎已經忘記了，過去我們曾有過更廣泛的社會責任和預期，曾認為利潤和這些社會責任是不可分割的。如今，這些社會元素已經被貼上了「低效率」的標籤，我們試圖用最新的科技（比如自動化）和最聰明的商業策略（比如離岸金融）來減少或消除這些社會元素。這種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解釋了為什麼如今的公司利潤處於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上。從公司利潤的角度看，我們似乎早已從經濟危機中恢復。然而，也正是這種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導致我們的勞動者、我們的社區和其他的群體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而這些群體曾經天真地把商業世界當作一種能增強社會穩定的力量。
確實，商業是一種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是我們大部分物質進步的來源。因此，當我們批評現在的商業組織不應該一味地用技術來提高利潤，而完全不考慮這些商業行為的社會效應時，我們並不是在表達反商業主義或反技術主義的呼聲。技術進步和資源的合理分配曾經提高過我們的整體社會效用，並且推動了很多廣泛社會目標的實現。如今，這些技術和資源卻被越來越多地運用於「金融工程」之類的領域，而我們都知道這些領域正給我們帶來高昂的社會成本。我們清楚地看到，美國和英國的大部分利潤曾經來自生產板塊，如今金融產業卻成了最大的利潤來源。對於令人興奮的大數據技術，我們不是用它來解決我們時代的很多複雜的問題（先不談我們誤用大數據技術的可能性），而是利用這項技術幫助市場進一步吞噬消費者的自我——我們用大數據技術開發更多逼真的遊戲，更多量身訂製的個人技術，甚至把整個數據經濟放在離大腦只有幾厘米的數字眼鏡上。
顯然，這並不是經濟運行的最優方式。但是，對於一個靠我們的幻想和恐懼來支配的經濟體系而言，我們還能期望一些別的什麼呢？從更本質的層面上說，對於一種把合作價值、耐心、自我犧牲看得一文不值的文化來說，我們還能期待一些別的什麼呢？在目前的文化中，我們不再把自我陶醉和以自我為中心看作一種毛病，反而把它們看作所有問題的解決之道。在這樣的文化中，自我已經變成了一種「產品類別」，我們歡慶著這種產品類別的合法化。這就是目前社會中我們的「自我」的真實樣子，我們的「自我」形象不再是美國人曾引以為榮的那種強有力的、確定的、自信的自我，不再是沃爾特·惠特曼歌頌的那種自我，而是變成了一種腐敗的、缺乏安全感的、高度妥協的自我。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在這個衝動的社會中，所有對快樂和滿足的強調，最終的產物卻是焦慮。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其實都明白，以短期自我利益為目標的文化意味著災難遲早要發生；至少在潛意識的層面，很多人都明白這一點。我們看到經濟體系每年都製造更多的貧富不均現象，我們看到政治體系是如此的短視，可以被利益收買而做任何事情，這些現象都導致了憤怒情緒的日益堆積。在情緒的層面，我們也越來越清楚地感覺到，雖然衝動的社會強調個人興趣的滿足，強調「我」高於「我們」的哲學，但這一切只是讓我們變得更加難以被滿足。想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的自由是一種神奇的特權，然而我們越是拚命地追求自我的滿足，就越會發現一個古老的事實從未改變過：只為自己而活、只為當下而活的理念會嚴重埋沒人們的潛能。
但是，好在我們仍有自救的潛能。上文提到的網游成癮者佈雷特·沃克就通過戒除網癮拯救了自己。通過逃離網絡遊戲給予他的持續不斷的即時滿足，沃克發現在脫離這種自我沉迷之後，自己其實會變得更快樂。也許我們都應該學習沃克的經驗。我們的社會通過製造對狹隘的即時滿足的預期，把我們變成了沃克一樣的「癮君子」，使我們陷入了深重的社會和經濟危機，導致我們至今未能康復。通過康復治療，沃克已經戒除了網癮，而我們卻尚未從即時滿足的陷阱中逃脫。相反，我們認為問題的解決之道是重建危機前的經濟——以自我為中心的經濟。正是這樣的經濟導致了本次危機的發生，重建這樣的經濟只會重蹈覆轍。
但是，我們完全可以選擇一條不同的道路。如果我們確實有意重振整個社會低落的精神面貌，我們首先應該認識到即時滿足的社會局限性，這種局限性表現在情緒和金融兩個方面。我想強調的一點是，我這樣說並不是在質疑「效率」的重要性，通過探索新的技術和方法，達到進展更快、成本更低的效果，這是完全合理的。效率是人類文明的基石，我們需要追求更高的效率來解決我們面臨的各種危機：貧富差距的危機、全球氣候變化的危機、衝動的社會無法有效解決的各種根本問題所帶來的危機。我想要批評的是盲目追求效率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瀰漫於當代的政治領域，更瀰漫於當代的商業領域，它讓人們相信以最低的成本達到最高的產出永遠是社會的最優先目標。我不否認這種意識形態曾經為我們帶來過經濟繁榮，但是現在這種意識形態卻正在摧毀已有的繁榮。如果我們一心逃避所有勞動的必要，我們如何能修復勞動力市場的問題？如果我們製造的所有產品（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務、所有成就、所有經驗以及所有感情狀態）在被製造出來的那一瞬間就已經過時，我們怎麼可能製造出任何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在這種不斷升級換代的經濟模型中，我們怎麼可能保有傳統，怎麼可能理解永恆，怎麼可能對未來做出長期的個人承諾呢？
我們的自我正變得越來越脆弱，我想通過這些討論我們已經找到了背後的原因。我認為這也正是我們的經濟多年來持續低迷的真正原因。我們的經濟之所以面臨危機，並不僅僅是因為資產泡沫的破裂和非理性的經濟過熱週期。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我們的社會經濟體系過於關注短期目標，對長期投資的觀念極不友好；我們的文化忽略了長期承諾和某些真正永恆的東西，以至我們無法生產出任何真正具有可持續的社會和經濟價值的東西。在一個富有野心的「新興」社會（如中國、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等）時代，這些新興社會仍以我們過去的價值觀來定義產生價值的過程。在這樣的情況下，過度關注短期和暫時價值的衝動可能會變成我們時代的一個致命弱點。
在冷戰結束後的世界中，任何反對資本主義的行為都被認為是非常「過時」的，甚至設想在資本主義之外還存在其他意識形態都被認為是不合時宜的。但是，難道我們不應該至少擁有選擇的權力，去決定採取何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嗎？難道我們不應該要求我們的資本主義生產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創造一個可持續的平等、審慎的社會嗎？對於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國所採取的那種政府嚴重干預經濟市場的制度，我們也許應該持有一定的懷疑態度。但至少這些國家在努力讓它們的經濟朝某個特定的方向前進，而不是任由盲目追求效率的意識形態推動整體經濟隨波逐流。從更本質的層面來說，這些國家用清晰的社會語言定義了經濟成功和財富的標準。雖然我們不一定認同這些國家的標準，但我們應該意識到我們自己的標準——我們「第一世界」用來度量進步的標準——現在已變得不可持續了。我們急需一套新的體系來度量經濟成功和財富的價值，僅僅用「每股收益」作為度量指標顯然是遠遠不夠的。
因此，要解決衝動的社會的問題，我們首先應該提出一系列的問題：我們希望我們的經濟將我們帶向何方？我們希望產出何種形式的財富？我們應該如何重新定義財富，讓財富的價值評估體系包含社會的可持續性目標，並平衡短期與長期的目標？我們應該如何設計出一套系統，使得經濟活動更多地考慮社會效應？我們應該如何教育大眾放棄即時滿足和狹隘的自我利益，重新建立長期責任感，並建立一種永久性的、穩定的自我意識？
必須承認，在目前的政治文化中，要制定一套體系來平衡上述所有目標幾乎是不可能的。看看我們在醫療改革和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問題方面所面臨的重重困難就知道了。我認為我們在這些方面的失敗不僅反映出這些任務的艱巨性和複雜性，而且反映出左派和右派之間不可調和的根本性差異：對於市場的功能、政府的角色、個人的權利和義務，左派和右派都持有相當不同的看法。在衝動的社會的政治領域，中間立場是不存在的。
但是，左派和右派之間這種不可調和的理念分歧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發明。當我開始試圖理解衝動的社會時，我還是一名無可辯駁的自由派人士，對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框架非常不信任，並認為對快速、高效回報的追求正在把我們的整個經濟與文化體系碾為齏粉。然而，雖然目前我的經濟立場在很大程度上並沒有改變，但是在深入研究過衝動的社會背後的社會和文化成因以後，我發現自己越來越傾向於得出保守主義的結論。我認為要保持一個穩定、可持續性的社會，最關鍵的社會因素正是那些傳統的價值觀，比如對家庭和社區觀念的強調以及對自律等個人美德的推崇等。我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在政治上我們應該同時兼顧雙重目標：我們應該通過監管和提供激勵機制建設一種更好的經濟，它應對各種社會效應更加敏感；同時我們應該啟發和說服民眾走出追求即時滿足和狹隘自我利益的思維方式，重建長期責任感，並且建立永久性的、穩定的自我意識。
我得出這一結論的過程並不獨特，在過去40年中，很多社會評論家都得出了與我類似的結論。但是這樣的結論使我相信，目前的分歧（右翼和左翼的分歧、自由市場和社會主義的分歧、全能政府和自由個人的分歧）顯示的不是本質層面的不同的理念，而是錯誤的選擇。政治上的黨派分歧本身就是衝動的社會的產物：各黨派放棄了對長期政治目標的承諾，轉而選擇收益率最高的黨派主義策略。對長期政治目標的承諾曾經是工業化社會的政治特點，然而我們的經濟模型和技術進步卻使我們相信這樣的行為是低效率的，從而使我們放棄了上述有益的態度。但是，這種目光更長遠的傳統政治態度並沒有滅絕：雖然在衝動的社會中，目前世界各地都出現了極端主義盛行的現象，但我相信我們中大多數人的政治立場仍然是比較中立的，而且我們做好了隨時改變的準備。
在此，我認為與歷史的比較是我樂觀態度的真正來源。在歷史上，我們的社會曾經解決過很多大規模的、複雜的問題（比如世界戰爭、經濟蕭條、種族不平等），我們完全有能力再打一場勝仗。從某些方面來看，我們今天面對的挑戰確實更加艱巨。但我們必須認識到維持現狀是沒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