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麗·費伊·史密斯是個美麗活潑的高三學生，家住南卡羅來納州哥倫比亞市附近。一天，她在附近一家購物中心見過男朋友理查德後便驅車回家了，在自家房前的信箱旁停車時遭到了綁架。時間是1985年5月31日下午3點38分，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再過兩天，她就要在列剋星敦中學的畢業典禮上演唱國歌了。
僅僅幾分鐘後，她的父親羅伯特就發現她的車停在那條長長的私家車道的入口處。車門敞開著，發動機還在轉動，座位上放著莎麗的提包。他大驚失色，立刻打電話給列剋星敦縣治安局。
此類事件在哥倫比亞從未發生過。這是一個居民以安居樂業而自豪的安寧的社區，隨處體現著“家庭價值”這一觀念。這個金髮碧眼、漂亮外向的女郎怎麼會在自家房前失蹤呢？什麼人竟會幹出這種事呢？縣治安官吉姆·梅茨找不出任何答案。他的確意識到他正面臨著一場危機。他採取的第一行動便是組織了南卡羅來納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搜捕行動。來自州有關部門和鄰縣的執法官員加入了行動，還有一千多名平民志願者提供協助。梅茨做的第二件事就是，不動聲色地排除了羅伯特·史密斯的涉嫌可能性，他曾公開懇求綁架者歸還他的女兒。在任何失蹤案或者針對如此低風險受害者的各種犯罪案件中，都必須排查其配偶、父母和親密的家庭成員作案的可能。
極度痛苦的史密斯一家心急如焚地等待著消息，任何消息，哪怕是贖金要求也好。後來他們接到了一個電話。一個怪腔怪調的男人聲稱是他扣押了莎麗。
“我讓你們知道我可不是在唬人。莎麗在襯衫和運動短褲裡面穿的是黑黃相間的泳裝。”
莎麗的母親希爾達向他求情，讓他明白莎麗患有糖尿病，需要定時補充營養、喝水和服藥。打電話的人沒有提出贖金要求，只是甩了一句話：“今天晚些時候你們會收到一封信。”聽了這話，家人和執法官員變得越發擔憂。
梅茨隨後採取的步驟反映出他的背景和所受的訓練。他和縣副治安官劉易斯·麥卡蒂都畢業於聯邦調查局全國學院，和局裡保持著非常密切的聯繫。梅茨毫不猶豫地打了電話給南卡羅來納州哥倫比亞市外勤站主管特工羅伯特·艾維和匡蒂科的我們科。我當時不在，但他迅速從吉姆·賴特和羅恩·沃克兩位特工那裡得到了富於同情的答覆。他們分析了綁架前後的情況、現場照片和電話記錄之後，一致認為他們的對手是個非常老練而危險的人物，莎麗的生命危在旦夕。他們擔心這個少女可能已經死亡，作案者可能很快會產生一種難以遏制的慾望，要去再犯一起同樣的罪行。他們推測，事情的經過大概是：綁架者看見莎麗和她的男朋友理查德在當地的購物中心接吻，隨後就跟蹤她一路到家。她在信箱前停車時，厄運就臨頭了。假若她沒有停車，或者假若當時街上有車子駛過，犯罪就根本不會發生。縣治安局在史密斯家中安裝了錄音設備，期待綁架者再次打來電話。
接著就出現了一件至關重要卻極其令人心碎的證據。雖然我在執法界工作了那麼多年，親眼見過那麼多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可怕事情，但我不得不承認，最讓人心痛的大概要數這件事了。這是一封莎麗致家人的手寫信件，共有兩頁，左側頁邊自上而下用大寫字母寫著“上帝是愛”。
這封信即使現在讀來仍讓我心酸不已。它體現出這位少女的非凡的人格力量和勇氣，我想將其完整地轉載下來：
1985年6月1日 凌晨3點10分 我愛你們大家
遺囑
我愛你們，媽媽、爸爸、羅伯特、唐、理查德，以及其他所有的親戚朋友。我就要和聖父同在，請你們千萬不要為我擔心！只要回憶回憶我那俏皮的個性和我們曾經共度的美好而特殊的時光就可以了。別讓我的事毀了你們的生活，為了耶穌，一定要一天一天地好好生活下去。會有一些美好的事情由此而生。我的靈魂永遠和你們同在！我愛你們大家，愛得他媽的如此深切。對不起，老爸，我非得詛咒一次！求主寬恕我。理查德，親愛的，我過去真的好愛你，也將永遠愛你並珍惜我倆共度的那些特別的時光。我只求你一件事，接受耶穌做你的救世主吧。我的家人對我的一生影響最大。我人生走一回花了不少錢，就說聲抱歉了。請改天替我去吧。
如果我曾經有什麼地方讓你們失望過，那我很抱歉。我只是想讓你們以我為榮，因為我一向都以我的家庭為榮。媽媽、爸爸、羅伯特和唐，我有千言萬語想對你們說，其實早就該說了。我愛你們！
我知道你們大家都愛我，也會非常想念我，但是如果你們大家相依相伴，就像我們一直所做的那樣，就一定能夠經受得住的！
請不要懷恨或是難過。愛主的人終會有善果。
我永遠愛你們！
我衷心愛你們大家！
沙倫（莎麗）·史密斯
又及：娜娜，我好愛你。我總覺得自己是你最要好的朋友。你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好愛你！
治安官梅茨將這兩頁信送往南卡羅來納州執法處的犯罪化驗室做紙張和指紋分析。我們在匡蒂科看到信件的副本時，就認定綁架已經演變成了謀殺。然而，充滿親情的史密斯一家——他們虔誠的宗教信仰感人至深地反映在莎麗的信中——卻仍然抱著一線希望。6月3號下午，希爾達·史密斯接到了一個簡短的電話，問信是否收到了。
“你現在該相信我了吧？”
“嗯，我真不知道該不該相信你，因為我還沒有聽到莎麗的聲音，我需要知道莎麗現在是否還安然無恙。”
“再過兩三天你就知道了。”打電話的人陰森森地說。
但當天晚上他又打來電話，說莎麗還活著，並暗示他很快就會放了她。然而，他講的其中幾句話使我們認為情況並非如此：
“我還要告訴你們一件事。莎麗現在已成為我的一部分了。在肉體上、心靈上、感情上和精神上。我們的靈魂已融為一體。”
當史密斯太太要求他保證她女兒還安然無恙時，他說：“莎麗受到了保護……她現在是我的一部分了。上帝會保佑我們大家的。”
最終經過追查，所有這些電話都是從莎麗家那一帶的公用電話亭打進來的。但是在那個年頭，要想當即追查到電話，對話時間必須長達15分鐘，莎麗家人是無法把談話拖延這麼久的。不過錄音系統已經裝好，複製的錄音帶都由聯邦調查局當地外勤站派人火速送到我們這裡。我、賴特和沃克在傾聽每一盤錄音帶時，無不為史密斯太太與這個怪物談話時表現出的堅強和自制力所打動。莎麗的優秀品質從何而來是不言而喻的。
梅茨指望對方還會打電話來，所以問我們應該建議這家人怎樣去應付。吉姆·賴特告訴他，他們應當盡量表現得像處理人質危機時的警方談判人員一樣。也就是說，要仔細聆聽，複述對方所說的任何可能具有重要意義的話，以確保聽懂了他的意圖；盡量讓對方有所反應，從而更多地暴露他自己及其打算。這樣做可能有幾點好處：第一，可以拖延對話時間，從而幫助警方當即追查出他的位置。第二，可以“安撫”對方，使其覺得有人懷著同情的心情在傾聽他的述說，從而鼓勵他多做接觸。
毋庸贅言，要表現出如此程度的克制力，對於一個處於驚恐且悲傷之中的家庭來說，確實是要求過高了。然而，史密斯一家以驚人的意志力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為我們贏得了重要信息。
綁架者第二天夜裡又打來電話，這一次是跟莎麗21歲的姐姐唐通話。莎麗已經失蹤了四天。他跟唐講述了綁架的細節，說當時看見莎麗站在信箱前，他就停下了車，擺出一副友善的樣子，為她拍了幾張照片，隨後就用槍逼迫她上了他的車。從這次以及其他幾次通話中可以看出，他的態度游移不定，有時候顯得友好，有時候近乎殘酷，有時候還對整個事件的“失控”流露出一絲悔意。
他繼續著他的講述：“嗯，凌晨4點58分，不對，很抱歉。稍等一下。哦，是6月1日星期六，凌晨3點10分，她親手寫下了你們收到的那封信。到了6月1日星期六，凌晨4點58分，我倆的靈魂就融為一體了。”
“靈魂就融為一體了。”唐重複道。
“這是什麼意思？”希爾達在後面問。
“現在不能提問。”打電話的人說。
但是我們明白了他的意思，儘管他讓他們放心，說什麼“上帝就要賜福了”，第二天晚上莎麗就會被送回。他甚至還讓唐到時準備一輛救護車待命。
“你會接到去哪兒找我們的指令。”
對我們來說，這段電話錄音最重要的部分是他對時間的表述：先是凌晨4點58分，又回到凌晨3點10分。第二天中午希爾達接到的那個不祥電話證實了我們的看法。
“仔細聽好。沿378號公路向西行至環形交通樞紐。取道通向普羅斯佩裡蒂的出口，往前開一英里半，看到駝鹿小屋103號門牌後向右拐，再走四分之一英里，看到一幢白色框架的建築物後左拐，到後院去，我們在六英尺以外的地方等候。上帝選中了我們。”說罷他就掛斷了電話。
治安官梅茨重放了一遍電話錄音。按照上面說的路線，他在十八英里外鄰縣薩盧達境內找到了莎麗·史密斯的屍體。她還穿著遭綁架時所穿的黃色上衣和白色運動短褲，但根據屍體腐爛的程度，治安官和驗屍官推斷她已經死亡好幾天了——我們相當肯定確切的死亡時間是6月1日凌晨4點58分。事實上，屍體已腐爛得無法斷定兇手採用了何種殺人方式，或者莎麗是否受到過性侵犯。
但是我、吉姆·賴特和羅恩·沃克都確信，兇手一直在用她會歸來的謊言欺騙她的家人，以便贏得足夠的時間，使警方無法取得至關重要的法醫證據。莎麗的臉上和頭髮上還留著絕緣膠帶的黏性殘留物，但膠帶本身已被撕去，這進一步體現了作案的預謀性和有條理性。初次作案的兇手一般不會策劃得如此周密，這表明本案兇手是個年齡較大的聰明人，可能會重返棄屍地點體驗某種性滿足。只有當屍體完全腐爛，無法再保持這種“關係”時，他才不再重返那裡。
於下午時分在鄉間住宅區進行綁架，這本身就需要一定程度的策略和經驗。我們認定他的年齡在30歲左右，而我則明確傾向於他已30出頭。從他和受害者家人大玩心理遊戲時的無動於衷和殘忍來看，我們一致認為他可能早婚，婚姻短暫且不成功。目前，他不是獨居，就是和父母同住。我們預計他可能有某種犯罪前科——騷擾婦女，或至少打過猥褻電話。如果他有殺人前科，對像應該是兒童或少女。跟其他許多系列殺手不同的是，這個傢伙不會把妓女作為目標。面對她們時，他可能過分畏懼。
我們從準確無誤的指引路線以及對時間的更正中得到了其他的重要啟示。他在仔細斟酌後寫下了那些路線。他曾數次回到現場，做了精確的測量。他給受害者家人打電話時，是在照著稿子讀！他明白，必須盡快把意思表達清楚並掛斷電話。有好幾次，他因講話被人打斷，忘了讀到哪兒，不得不從頭念起。不管他是何許人，他處事刻板而有條理，一絲不苟且有潔癖。他可能有不由自主記筆記的習慣，事無鉅細都列出清單。一旦忘了事情記在何處，他的思路就會亂成一團。我們知道，他一定在莎麗家門口的那個綁架地點附近多次駕車踩點。根據他的個性，我猜他的車一定很乾淨，保養得很好，只有三年車齡，甚至更新。總之，這是一個複雜而矛盾的人物，他表現出的傲慢自負及對整個愚蠢世界的鄙夷與其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及自卑感不斷發生著衝突。
在此類案件中，埋屍的地點給我們提供了信息。埋屍的地理環境表明兇手是當地人，很可能大半生或一輩子都住在這一地區。為了完成他想對莎麗做的事情，然後再處理屍體，他需要在一個僻靜的地點，一個他曉得不會受到打擾的地點獨自待上一段時間。只有當地人才知道到哪裡去找這種地方。
聯邦調查局工程處的信號分析科告訴我們，打電話的人是通過一種他們稱之為變速控制器的裝置使聲音失真的。於是我們向全國各地的外勤站發出了電傳，請求幫助查找這種產品的製造商和零售店。根據信號分析科的報告，我們斷定作案者懂得一定的電子學知識，可能從事住宅建設或製造業之類的工作。
第二天，就在鮑勃·史密斯與殯儀館的人為小女兒的葬禮做最後安排時，兇手又打來了電話。這次打的是受話人付費電話，而且指名要和唐通話。他說第二天上午就要去自首，還說他在信箱前給莎麗拍的照片已寄往史密斯家。他惺惺作態地懇求唐代表全家寬恕他，並為他祈禱。他還暗示他不會去自首，而是打算自殺。他再次帶著悔意說：“這件事就這樣失控了，我只不過是想和唐做愛。我已經觀察她好幾……”“你想和誰？”唐打斷了他的話。
“和……對不起，和莎麗，”他糾正道，“我已觀察她好幾個星期了，哎，事情僅僅是失控了。”
這是他幾次把兩姐妹混為一談的第一次。由於兩人長得都很漂亮，都是金髮碧眼性格外向的女郎，而且長相又酷似，因此是很容易把她倆弄混的。唐的照片上過報紙和電視，而且無論莎麗對他具有什麼吸引力，唐可能也同樣具有。在收聽錄音的過程中，你不可能不對這種性虐待狂的、極度自我放縱的表現感到噁心。但就在此刻，我知道可以把唐當成誘餌來抓獲兇手，儘管這聽起來可能有些冷酷和工於心計。
在同一天打給當地電視台新聞節目主持人查利·凱斯的電話中，他重申了自首的打算，還說想讓廣受觀眾歡迎的凱斯擔任“中間人”，許諾要讓凱斯對他進行獨家專訪。凱斯聽著他講，但始終明智地保持了超然的態度，沒有給打電話的人任何承諾。
我在電話裡告訴劉易斯·麥卡蒂，他根本沒有自首的意圖，他也不會自殺。他跟唐說過，他是“他們家的朋友”，還神經兮兮地要史密斯一家理解並體諒他。我們不相信他認識這家人。這只不過是他認為自己和莎麗很親密並為她所愛的幻想中的一部分而已。我提醒麥卡蒂，他是個十足的自戀癖，因而這事拖得越久，這家人對他做出的反應越多，他就越感到自在，也就越能充分地體驗到滿足。他還會再度殺人。如果他要找的話，目標就是酷似莎麗的某個人；如果找不到的話，就會隨機挑選另一個受害者。他的一切行動都有一個基本主題，那便是權力、操縱、支配和控制。
莎麗葬禮的當晚，他又打來電話跟唐交談。尤其變態的是，他竟讓接線員告訴唐，這是莎麗打來的受話人付費電話。他再次聲稱要去自首，接著就用一種極其平淡而漫不經心的語氣描述起莎麗的死亡過程：
“就這樣，從凌晨大約兩點她真正知道要死開始，一直到她4點58分死去，我們談了很多，幾乎無所不談。然後是她選擇了時間。她說她已準備好離去了，上帝已準備接納她為天使。”
他描述了和她做愛的情形，還說他給了她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力：槍殺、過量服毒，抑或窒息而死。他說她選擇了最後一種方式，於是他就用絕緣膠帶貼住她的嘴巴和鼻子，將她悶死。
“你為什麼非得殺她？”唐流著淚質問道。
“情況已無法控制了。我很害怕，因為……啊，只有上帝知道，唐。我不知道為什麼，上帝寬恕我吧。我希望能解釋清楚，也必須這樣，否則上帝會把我送進地獄，我就得在那兒度過餘生，可我不想進監獄或是坐電椅。”
唐和她母親都懇求他不要自殺，而是把自己交給上帝。我們科裡的人都非常清楚，這兩件事情他都不打算去做。
莎麗·史密斯綁架案發生後恰好兩個星期後，黛布拉·梅·赫爾米克在裡奇蘭縣的自家拖車式活動房屋前的院子裡遭人綁架，這兒離史密斯家有二十四英里。她父親當時就在屋裡，離現場只有二十英尺。有位鄰居看見一個人停下車，走出來和黛布拉說話，接著忽然抓住她，猛地拽進了車，然後急速駛離。這位鄰居和赫爾米克先生立即駕車追趕，但沒有追上。和莎麗一樣，黛布拉也是個金髮碧眼的美麗女孩。和莎麗不一樣的是，她才9歲。
為了尋找黛布拉，治安官梅茨又發起了一次強有力的搜索行動。與此同時，這一事態開始使我心情沉重。如果你從事的是我和我的科員干的這一行，並以此謀生，就不得不跟案件卷宗和主要案情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採取客觀的態度。不然你準會發瘋的。在史密斯一案中做到這一點已相當不易，而事態的可怕的最新發展已使人幾乎無法做到保持距離和採取客觀的態度。小黛布拉·赫爾米克只有9歲，和我女兒埃裡卡同齡，也是金髮碧眼。我的二女兒勞倫才剛剛5歲。除了產生“遭綁架的也許會是我的孩子”之類的恐懼和揪心的感覺外，你還會很自然地想把你的孩子拴在身邊，讓他們一刻也不離開你的視線。如果你親眼目睹過我所見過的事情，就難以真正給予你的孩子們所需要的生活空間和自由，你會感到左右為難。
儘管史密斯和赫爾米克兩家的小姑娘在年齡上有所不同，但作案時機、現場環境和慣用手法都表明，我們要對付的很可能是同一個人。我知道縣治安局和我們科在這一點上看法一致。儘管心情沉重，劉易斯·麥卡蒂不得不接受這種可能性，即他們手頭正式有了一名系列殺手，於是他帶著所有的案情卷宗飛到了匡蒂科。
沃克和賴特複審了側寫所依據的每一個判斷和他們所提出的每一條建議。結合新出現的情況，他們認為沒有理由改變先前的評估。
儘管聲音經過了處理，作案者幾乎可以確定是個白人。這兩起案子都是出於性原因的犯罪，案犯是個缺乏安全感且有某種缺陷的成年男性。兩位受害者都是白人，而憑我們的經驗，那種跨越種族界線的犯罪是很少見的。兇手可能在外表上顯得靦腆和彬彬有禮，但自我感覺不佳，可能體格粗壯或身體超重，對女性沒有什麼吸引力。我們告訴麥卡蒂，我們推測這個傢伙現在會表現得行為異常。與他關係密切的同事會注意到他體重有所減輕，可能開始酗酒，不再定期刮鬍子，而且熱衷於談論謀殺案。像他這樣細心的人會狂熱地跟蹤電視報道和收集剪報。他可能還有收集色情書刊的癖好，尤其是含有性奴役和施虐受虐狂內容的書刊。此時他或許正陶醉於他的知名度、對受害者和社區的控制，以及玩弄心情悲傷的史密斯一家人於股掌之間的能力。正如我所擔心的，當他找不到一個符合其幻想和慾念的犯罪對像時，就會隨機性地對最脆弱的人下手。從莎麗的年齡來看，她至少還算比較符合他的要求。但是如果他事後真正思考一番，我們認為這傢伙不會對黛布拉·赫爾米克感到特別滿意，所以我們預料他不會給其家人打任何電話。
麥卡蒂返回時，帶去了一份列有二十二點結論和兇手特徵的清單。他回去以後告訴梅茨：“我已經瞭解到了兇手的情況。我們現在只要查出他的姓名就可以了。”
雖然他對我們的信任讓我們感到愉快，事情卻很少會如此簡單。該州各執法部門和哥倫比亞外勤站聯合搜查了這一地區，尋找黛布拉的蹤跡。然而，作案者沒有與她家人聯繫，沒有提出要求，我們也沒有發現新的證據。我們在匡蒂科靜候消息，對有可能發生的事情盡量做好心理準備。設身處地想想失蹤孩子的家庭的痛苦，那滋味簡直讓人難以忍受。應主管特工艾維和縣治安官梅茨的一致要求，我打點行裝飛往哥倫比亞，為這起有望不久偵破的案子提供現場幫助。羅恩·沃克隨我同行。自從他和布萊恩·麥基爾韋恩在西雅圖救我一命之後，這還是我倆頭一次一起出差。
盧·麥卡蒂在機場迎接我們。我們馬不停蹄地奔赴案發現場。麥卡蒂開車帶我們去了每個綁架地點。天氣炎熱潮濕，即便按我們弗吉尼亞州的標準來衡量亦如此。兩家房子前都無明顯的搏鬥痕跡。史密斯的棄屍地點也一樣——謀殺案顯然是發生在他處。但在察看完那些地點之後，我比先前任何時候都更加確信，作案者對這一地區瞭如指掌，儘管打給史密斯家人的電話有幾次是長途，但他一定是本地人。
辦案主要人員在縣治安局開了個會。治安官梅茨有一間給我深刻印象的寬敞的辦公室，大約三十英尺長，十二英尺高，四壁掛滿或貼滿了獎章、證書和紀念品。從偵破謀殺案的獎狀到女童子軍的感謝信，應有盡有。他的工作經歷都寫在了牆上。他坐在那張碩大的寫字檯後面，包括我和羅恩、鮑勃·艾維及盧·麥卡蒂在內的其他人圍著他呈半圓形坐開。“他不再給史密斯家打電話了。”梅茨歎息著說。
“我會讓他再打電話的。”我說。
我告訴他們，側寫應當可以為警方的調查提供重要幫助，但我認為我們還需要設法迫使兇手盡快暴露自己。我講解了我想到的一些前攝手法。我問了問能否找到一位肯與我們合作的當地報社記者。我們可不是搞新聞審查或直接命令他或她寫什麼東西，但要找的人必須同情我們正在做的工作，且不能像許多記者那樣過於急切，以致弄巧成拙，壞了我們的大事。
梅茨推薦了《哥倫比亞州報》的瑪格麗特·奧謝。她應邀來到了他的辦公室，我和羅恩耐心地向她講解了有關罪犯個性的知識，以及我們認為此人會對媒體報道做出的反應。
我們告訴她，他會密切關注媒體的報道，特別是有關唐的任何報道。我們根據研究得知，這種類型的罪犯通常會回到犯罪現場或者受害者的墓地。我告訴她，如果報道對路子，我認為我們就能夠引蛇出洞，抓個正著。至少我們希望能讓他再開始打電話。我告訴她，我們在泰萊諾爾投毒案中就曾得到過記者的密切合作，那已成為我們以此類方式辦案的典範。
奧謝答應寫出我們所需要的那種報道。接著麥卡蒂領我去見了史密斯一家，我向他們解釋了我的想法。我的設想從根本上說就是把唐作為誘餌，設下我們的圈套。羅伯特·史密斯對此極度緊張，他不想再讓僅存的女兒置身於危險之中。雖然我對這個計策也有所顧慮，但覺得它是我們的一手絕招，所以一再向史密斯先生保證，殺害莎麗的兇手是個膽小鬼，不會在公眾關注和警方嚴密監視的情況下對唐圖謀不軌。而且經過分析電話錄音，我深信唐既聰明又勇敢，完全可以勝任這項任務。
唐帶我看了莎麗的房間，還原封不動地保留著莎麗生前的佈置。正如你會料到的，這種做法在突然之間痛失孩子的家庭當中是相當普遍的。首先吸引我的是莎麗收集的樹袋熊填充玩具，有各種式樣和各種顏色。唐說莎麗很珍視這些收藏品，她的朋友們都知道這一點。
我在房間裡待了很長時間，試圖找到莎麗生前會有的那種感覺。殺害她的兇手一定能抓到，只要我們採取正確的措施。過了許久，我拿起一隻小樹袋熊，就是那種你一捏它肩膀，它的胳膊就會一張一合的玩具。我跟她家人解釋，再過幾天，等到報紙做過充分報道後，我們要在莎麗的位於列剋星敦紀念公墓的墓前舉行一次追悼儀式，到時唐要把這只填充動物玩具拴在花束上。我認為兇手很有可能會參加這一儀式，更有可能會在儀式結束後重返公墓，取走那只樹袋熊，以作為對莎麗的有形紀念。
瑪格麗特·奧謝完全明白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報道，讓報社派了一位攝影記者到達儀式現場。由於還沒有立墓碑，我們就讓人製作了一個木製的白色唸經台，正面鑲嵌著莎麗的照片。她的家人輪流站到墓前為莎麗和黛布拉祈禱。然後，唐拿起莎麗的小樹袋熊，把它的胳膊拴在已擺在墓上的玫瑰花的花莖上。總體來看，祈禱者情真意切，整個儀式催人淚下。在史密斯一家人輪流祈禱，一組攝影記者為當地報刊拍攝照片的時候，梅茨的手下正悄悄記下所有過往車輛的車牌號。使我傷腦筋的是，莎麗的墓離道路太近。這樣一個缺乏隱蔽性的地點可能會讓兇手望而生畏，不敢走近，而他卻能從路上看到他想看的一切。對此我們無能為力。
第二天，報紙上登出了照片。殺害莎麗的兇手並沒有像我們希望的那樣於當晚去拿樹袋熊。我想他果然因為離路太近而感到害怕了。不過他倒是又打來了電話。午夜過後不久，唐再次接到“莎麗·費伊·史密斯打來的”受話人付費電話。在認定聽電話的人真的是唐，並且說了“你知道我可不是在唬人，對吧？”之後，他發出了到那時為止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聲明：
“好的，你知道吧，上帝要你跟莎麗·費伊做伴。這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這個月，下個月，今年，明年。你不可能時時刻刻受到保護的。”說罷，他問她是否聽說過黛布拉·梅·赫爾米克。
“嗯，沒有。”
“沒聽說那個9歲小女孩嗎？赫——爾——米——克。”
“哦，是裡奇蘭縣的吧？”
“對。”
“怎麼？”
“好，仔細聽著。沿1號公路往北……噢，往西走，到皮奇費斯特弗爾路或比爾烤肉館向左拐，往前走三英里半，穿過吉爾伯特再向右拐，走完最後一段土路就會來到圖諾奇路上的一塊停車標誌前，穿過鏈索橋，經過‘禁止入內’的告示牌，往前走五十碼，再往左走十碼。黛布拉·梅就在那裡等著。上帝寬恕我們大家。”
他變得越來越膽大狂妄，不再使用變音裝置。雖然生命受到他的公然威脅，唐還是盡了最大努力延長通話時間。她表現得極其理智冷靜，向他索要妹妹的照片，就是那些他說過已寄出但一直未收到的照片。
“顯然被聯邦調查局截獲了。”他為自己辯解道，意在表明他瞭解我們在這件案子中所起的作用。
“不是的，先生，”唐反駁道，“因為你知道吧，如果他們得到什麼，我們也會得到。你會把照片寄來嗎？”
“噢，好吧。”他含糊其辭地回答說。
“我覺得你在耍我，因為你說過已經寄出，可到現在還沒收到。”
我們在越來越接近目標，可是讓唐處於更大的危險之中也讓我不安。在我和羅恩在協助當地執法部門破案的同時，設在哥倫比亞市的南卡羅來納州執法處化驗室的技術人員正在對該案的惟一確鑿物證——莎麗的遺囑——想方設法地進行各種檢驗。遺囑寫在從標準拍紙簿裡撕下的劃線紙上，這使一位分析人員靈機一動。
他想起有一種稱為“埃斯塔機”的裝置，可以查出在拍紙簿前幾頁紙上書寫而留在紙張上的肉眼幾乎看不見的輕微凹痕。借助這種裝置，他發現了一份食品雜貨的部分清單，以及一串數字。他最終在一組10位數字中辨認出了9位：20583713□8。
亞拉巴馬州的區號是205，837則是亨茨維爾市的地區號碼。在南方貝爾公司安全處的配合下，南卡羅來納州執法處調查了亨茨維爾所有有可能性的電話號碼，然後加以反覆查證，看看其中是否有哪個電話的主人與哥倫比亞市列剋星敦縣這一地區的人有過聯繫。其中一個號碼曾在莎麗遭綁架的數星期前接到過距史密斯家只有15英里的一處住宅打出的多個電話。這是目前最重大的線索。據市政檔案記載，那處住宅屬於一對中年夫婦，埃利斯和沙倫·謝潑德。
掌握這一情況後，麥卡蒂立即帶上幾名手下人員直奔謝潑德家。這家人熱情友好，但年過半百的男主人埃利斯除了是個電工之外，沒有一點符合我們的側寫。謝潑德夫婦已經結婚多年，婚姻幸福美滿，沒有任何背景與我們推測的兇手相吻合。他們承認曾往亨茨維爾打過電話，因為他們的兒子在那裡的陸軍部隊服役，而且還說兩起可怕謀殺案發生時，他們都不在城裡。一條大有希望的線索似乎就此中斷了，這個結果讓人大失所望。
但是，麥卡蒂和我們並肩工作已有時日，堅信我們側寫的正確性。他向謝潑德夫婦描述了一番，問他們是否認識什麼人符合這些特徵。
夫婦倆對視了一眼，頓時一致認定那可能是拉裡·吉恩·貝爾。
在麥卡蒂的仔細詢問下，他們向這位治安官介紹了貝爾的全部情況。他30出頭，離了婚，一個兒子隨前妻生活，性格靦腆，體格粗壯，替埃利斯幹活，從事住宅用電的布線工作，也幹些雜活。他做事很細緻，有條不紊。在他們外出的六個星期裡，他代為照看房屋，隨後回去同父母住在一起，離婚以後他一直與父母同住。沙倫·謝潑德還記得，曾經在一本拍紙簿上把兒子的電話號碼留給了吉恩——他們就這樣稱呼他——以備吉恩在看家期間發生什麼事時好聯繫。現在回想起來，他在機場接到他們之後，一心想談論的就是史密斯家的姑娘遭綁架並被謀殺的事。他們初看到他時，很吃驚地發現他瘦了不少，鬍子拉碴，顯得情緒很激動。
麥卡蒂問謝潑德先生是否擁有槍支。埃利斯回答說，他在家裡放有一把子彈始終上膛的0.38口徑手槍以備自衛。麥卡蒂提出想看一看，埃利斯爽快地帶他去存放手槍的地方。但槍已不在原處。兩人找遍了整個房子，最後才在吉恩睡過的床鋪的床墊下找到了它。槍已發射過，當時處於卡殼狀態。床墊底下還發現一本《風塵女》雜誌，封面是一個金髮碧眼的美麗女郎被釘在十字架上受奴役的畫面。麥卡蒂隨即放了一段打給唐的電話錄音，埃利斯肯定地說那就是拉裡·吉恩·貝爾的聲音：“毫無疑問。”
大約凌晨兩點，羅恩·沃克敲門把我叫了起來。他剛接到麥卡蒂打來的電話，說要告訴我們有關拉裡·吉恩·貝爾的情況，叫我們馬上趕到治安官辦公室。我們都認為嫌疑人與側寫是吻合的。兩者如此之吻合，令人不可思議，簡直就像是正中靶心。治安官的手下拍攝的照片顯示，有一輛登記在貝爾名下的車出現在墓地附近的道路上，但開車人沒有下來。
梅茨打算在貝爾早晨離家上班時逮捕他，問我該如何進行審訊。在梅茨辦公室後面停放著一輛拖車，那是縣治安局在一次緝毒行動中繳獲的，他們一向把它作為備用辦公室。在我的建議下，他們迅速將其改變為“專案小組”的指揮部。他們在牆上掛起案件照片和犯罪現場示意圖，在辦公桌上堆起一摞摞文件夾和案件卷宗。我告訴他們，要在拖車裡安排一些看上去忙忙碌碌的警察，從而造成一種印象，已經收集到大量不利於嫌疑人的證據。
我們提醒他們，要讓他招供不會是件容易事。南卡羅來納是個有死刑判決的州，而這個傢伙若被證明犯有猥褻兒童罪和殺人罪最輕也會被判處長期徒刑，要在獄中艱難度日——對於一個珍惜自己生命和身體的人來說，這種命運可不大妙。我覺得最大的希望就是提供某種保留面子的方案：要麼想法把部分責任推卸到受害者身上，儘管這樣做會使審訊人員極為反感；要麼讓他用精神失常的理由為自己辯解。無法逃脫罪責的被告經常把這一招作為救命稻草，儘管從統計數字來看，陪審團鮮有相信的時候。
治安人員在拉裡·吉恩·貝爾早晨離開父母家去上班時逮捕了他。在他被帶進“專案小組”拖車指揮部時，吉姆·梅茨仔細觀察了他的表情。“他的臉煞白，就像突然刷了一層石灰水似的，”治安官告訴我們，“他在掩蓋內心的慌亂。”他被告知有權保持沉默，但他放棄了這一權利，同意回答調查人員的問題。
警官們審問了他幾乎一整天，我和羅恩在此期間則呆在梅茨辦公室裡，一邊看送來的審訊進展的報告，一邊指導他們採取下一步對策。同時，梅茨的手下帶上搜查證搜查了貝爾的家。果然不出我們所料，他的鞋子在床底下排放得整整齊齊，書桌收拾得乾淨利落，就連那輛已有三年車齡的精心保養的汽車的行李廂裡的工具也擺放得井然有序。在他的書桌上，他們發現一張到他父母家的路線說明，其寫法與前往史密斯和赫爾米克兩人的棄屍地點的路線說明毫無二致。他們找到了大量反映奴役和性施虐受虐狂內容的色情書刊，其數量比我們預料的還要多。技術人員在他床上找到的一些毛髮與莎麗的毛髮相符，而且用來寄發她的遺囑的紀念郵票與他書桌抽屜裡的郵票一樣。當他的照片隨後出現在電視新聞中時，赫爾米克綁架案的目擊證人立刻就認出了他。
他的背景很快就查清了。如我們所料，他自幼就涉足過各種性事件，發展到後來越發不可收拾，終於在26歲時試圖持刀脅迫一名19歲的已婚女性上他的車。為了避免坐牢，他同意接受精神病咨詢，但只去了兩次便不去了。五個月後，他又試圖持槍脅迫一名女大學生上他的車。他為此被判處五年徒刑，但二十一個月後獲假釋。假釋期間，他打了八十多個猥褻電話騷擾一個10歲女孩。他表示服罪，再度被判刑。
然而在拖車裡，貝爾卻不肯招供。他否認與兩起案子有任何牽連，只承認對其感興趣。就是在給他放了錄音帶之後，他仍然拒不招供。大約過了六個小時，他說想跟治安官梅茨個別談談。梅茨進去後，又告訴他有權保持沉默，但他還是不肯承認任何罪行。
將至傍晚時，我和羅恩還待在治安官辦公室，突然梅茨和地方檢察官（在南卡羅來納州稱為縣法務官）唐·邁耶斯帶著貝爾走了進來。他體肥肉嫩，不禁使我想起了皮爾斯伯裡的油炸麵團。我和羅恩都感到意外，只聽邁耶斯用他那南卡羅來納州口音對貝爾說：“你知道這些夥計是什麼人嗎？這些夥計是聯——邦——調——查——局——的。你要知道，他們搞了一個側寫，與你的情況絲毫不差！現在這些夥計想跟你談一談。”他們要他坐在靠牆的白沙發上，然後一起走了出去，留下我們和貝爾單獨在一起。
我就坐在貝爾面前的咖啡茶几的邊沿上。羅恩站在我身後。我仍然穿著凌晨離開汽車旅館時穿的衣服，一件白襯衣和一條格調差不多的白色長褲。我把這身衣服稱為“我的哈里·貝拉方特裝束”，但是在這種背景下，在擺有白色沙發的白色房間裡，我看起來有點像診所的大夫，彷彿是天外來客。
我開始向貝爾介紹我們在系列殺人犯研究方面的一些背景情況，並且跟他說明：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完全瞭解對這些兇殺案負有責任的個人是出於什麼動機。我告訴他，因為他在盡力壓抑他感覺不舒服的想法，所以可能一整天都拒不承認那些罪行。
我說：“我們深入過很多監獄，訪談過很多類似的案犯，從中得出的一大發現是：他們個人背景的真相幾乎是從來不為公眾所瞭解的。一般而言，這類犯罪的發生對於犯案的人來說恍如一場噩夢。他們經歷過許許多多突如其來的緊張性刺激，什麼經濟拮据呀，婚姻危機呀，戀愛受挫呀，等等。”我說到這裡時，他點了點頭，好像這些問題他都有過。
我接著說道：“我們的問題是，拉裡，你出庭受審時，你的律師可能會不想讓你上證人席作證，那樣的話你就永遠沒有機會解釋自己的行為。人們瞭解你的儘是些黑暗面，覺得你一無是處，僅僅是一個冷酷的殺人犯。而如我所說，我們發現的通常情況是，人們做這種事的時候，恍若置身於一場噩夢，第二天早晨清醒過來時，無法相信自己真的犯下了這些罪行。”
我說話的過程中，貝爾仍然頻頻點頭，表示贊同。
此刻，我並沒有直截了當地問他，那兩起謀殺案是不是他幹的，因為我知道如果那樣提問，只會得到否定的回答。所以我往前傾了傾身，問道：“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對那起罪行感到不自在的，拉裡？”
他說：“當我在報紙上看到那家人在墓地祈禱的照片和文章時。”
接著我說：“拉裡，既然現在你坐在這裡，我不妨問一下，是你幹的那件事嗎？你可能會幹嗎？”在這種場景下，我們盡量避免使用諸如殺害、罪行、謀殺一類的譴責性或刺激性字眼。
他眼含淚水，抬頭望著我，說：“我只知道坐在這裡的拉裡·吉恩·貝爾不會幹那樣的事，但那個壞拉裡·吉恩·貝爾可能會。”
我知道這是我們能夠得到的最接近於招供的交待。但唐·邁耶斯還想讓我們試一件事，而我也同意了他的意見。他認為，如果讓貝爾與莎麗的母親和姐姐面對面相見，我們或許可以看出他的瞬間反應。
希爾達和唐答應接受這種安排，於是我告訴她們該說些什麼和該如何去做，好讓她們有所準備。於是我們來到了梅茨的辦公室。梅茨坐在那張巨大的寫字檯後面，我和羅恩·沃克位於房間的兩側，形成一個三角形。他們把貝爾押了進來，讓他坐在中間，面對著門。隨後他們把希爾達和唐領了進來，要貝爾跟她們說幾句話。他耷拉著腦袋，好像不敢正視她們。
不過唐按照我的說法直盯著他的眼睛，說：“正是你！我知道那是你。我聽得出你的聲音。”
他沒有否認，但也沒有承認。他只是把我誘使他招供時對他說的那一套又倒給了她們。他說，坐在這裡的拉裡·吉恩·貝爾不會幹這樣的事，以及其他一些屁話。這時我仍然抱著希望，他可能會抓住精神失常的這一辯解理由，把一切都向她們和盤托出。
這種狀況持續了一會兒。史密斯太太不斷地問他問題，想要他說出真相。我相信，在場每個人在內心裡都對不得不聽他那些屁話而厭惡至極。
突然間，我腦中閃現一個念頭。我不知道唐或希爾達有沒有攜帶武器。有沒有人檢查過她們是否帶有槍支？因為我不記得有人檢查過。從這一刻起，我便一直是幾乎踮著腳坐在椅子邊緣，隨時準備在她倆中的哪一位伸手掏包時一躍而起，奪下槍支，解除她的武裝。我知道，如果是我的孩子遇害，在這種情況下我會想到幹什麼，其他許多做父母的也會有同感。這是殺掉這個傢伙的絕佳機會，而且世界上沒有哪個陪審團會裁定她們有罪。
所幸的是，唐和希爾達沒有試圖偷偷帶進武器。她們比我有克制力，也比我對現存制度有信心。羅恩事後查問過，她們並沒有受過檢查。
第二年1月底，拉裡·吉恩·貝爾因謀殺莎麗·費伊·史密斯而受到審判。由於該案在當地做過甚為大量的報道，審判地點改在靠近查爾斯頓市的伯克利縣。唐·邁耶斯請我以專家證人的身份，就側寫和側寫的產生方法，以及我對被告所做的審問在法庭上進行陳述。
貝爾沒有上證人席作證，再也沒有承認過任何罪責。他在治安官梅茨的辦公室裡對我所說的即是他最接近於認罪的供述。庭審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不由自主地在莎麗·史密斯寫遺囑所用的那種標準拍紙簿上做著詳盡的筆記。然而，起訴方的論據頗有說服力。經過差不多一個月的作證之後，陪審團只審議了47分鐘，就做出了他犯有綁架罪和一級謀殺罪的裁定。四天後，經陪審團進一步審議和建議，他被判電刑處死。他又因綁架和謀殺黛布拉·梅·赫爾米克而另案受審。陪審團沒有比上一案多花多少時間就做出了同樣的裁定和刑罰。
在我看來，拉裡·吉恩·貝爾一案是執法功能發揮到極致的一個範例。在此案中，諸多聯邦、州和縣的各級機構進行了通力合作；當地領導人機敏而精力充沛；兩個家庭英勇無畏；還有側寫與犯罪分析跟傳統刑偵與法醫技術完美地結合。所有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才使一個危險性與日俱增的系列殺手在犯罪的早期階段被捉拿歸案。我希望它成為未來案件調查工作的一個典範。
唐·史密斯繼續表現出色。審判結束後的第二年，她當選為南卡羅來納州小姐，並且在美國小姐選美賽上奪得亞軍。她已結婚，並按照自己的志向在音樂方面有所發展，成為一名鄉村和福音音樂歌手。我時不時會在電視上看到她。
直到寫作此書時，拉裡·吉恩·貝爾依然關押在南卡羅來納州中心監獄的死囚區。他把單人囚室收拾得異常整潔有序。警方相信，他還應對南北卡羅來納兩州發生的幾起女孩和年輕婦女被殺案負有罪責。就我而言，根據我的研究和經驗，這種人沒有改過自新的可能。只要把他放出去，他還會殺人。有些人認為，把他關在死囚區這麼長時間實屬殘酷而不正常的懲罰，對這種看法我只能表示部分的贊同。對史密斯和赫爾米克兩家人來說，對眾多認識並喜歡這兩個姑娘的人來說，以及對盼望正義得到伸張的我們所有其他人來說，推遲極刑的執行同樣是殘酷而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