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德·雷是匡蒂科的一位活著的傳奇人物。他差一點丟了性命。1982年2月，當他作為亞特蘭大外勤站特工參與偵破亞童案時，他妻子曾試圖僱人殺害他。
我們是在1978年初調查“邪惡勢力”一案時聽說對方的，不過當時未曾見面。一個人稱“長筒襪勒殺者”的系列殺手在佐治亞州哥倫布市闖入六位上了年紀的婦女的家中，襲擊了她們，用她們自己的尼龍長筒襪將她們勒死。所有受害者皆為白人，驗屍官在部分屍體上找到的法醫證據顯示，勒殺者是黑人。
接著，該市的警察局局長收到一封恐嚇信，信箋和信封均系美國陸軍專用。寫信人聲稱自己是一個七人組成的“邪惡勢力”小組的成員。信中提到，他們相信“長筒襪勒殺者”是個黑人，揚言要是在“June 1”之前或者如寫信人所寫的“1 June”[1]之前還沒有抓到兇手的話，就要殺掉一名黑人女子作為報復。他們聲稱已經綁架了—個名叫蓋爾·傑克遜的女子。要是“長筒襪勒殺者”在“1 Sept.”[2]之前還沒有被抓獲，“受害者人數就會加倍”。信中暗示軍用信箋信封是偷來的，該小組起源於芝加哥。
這一事態的發展給每個人帶來了噩夢般的恐懼。一個殘忍的殺手潛行於哥倫布就已經夠恐怖的了。一個“治安維持”組織的以血還血的報復則會使該市出現分裂。
就在警方費盡苦心搜尋這七名白人卻一無所獲之際，又收到了一封信，對方進一步提高了條件，要求支付一萬美元贖金。蓋爾·傑克遜是個妓女，在本寧要塞一帶的酒吧中頗為知名。她的確失蹤了。
賈德·雷是哥倫布警察局的帶班隊長。作為越戰的退伍陸軍老兵和從普通警察一步步幹上來的黑人警官，他深知來自“長筒襪勒殺者”和“邪惡勢力”小組的雙重威脅一天不解除，哥倫布就一天不得安寧。儘管警方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調查工作卻毫無進展。他的職業本能告訴他，他們一定是以錯誤的方法找錯了人。他一直在跟蹤瞭解全國執法方面的動向，曾聽說過匡蒂科的側寫項目。他建議警察局應當與行為科學科取得聯繫，看看我們怎麼處理這個案子。
3月31日，他們通過佐治亞州調查局請求我們協助分析一下該案。不管寫信人在第一封信中聲明了什麼，我們大家都相當肯定，此案與陸軍和本寧要塞有關。加入聯邦調查局之前幹過憲兵的鮑勃·雷勒斯主持了該案的分析。
我們在三天之內就交出了報告。我們認為，沒有證據表明這個自稱“邪惡勢力”的小組由七名白人男子組成。實際上，我們不相信它由任何白人男子組成。它的成員只是一名孤獨的黑人男子，試圖要轉移警方的注意力，並且掩蓋他早已殺害蓋爾·傑克遜這一事實。從他使用軍方慣用的日期寫法（如“1 June”）以及使用的是“米”而不是“英尺”或“碼”來看，他顯然是在軍中服役。那些信寫得錯誤連篇，這排除了他是一位軍官的可能性，因為軍官應該受過良好的教育。鮑勃根據自身經驗判斷，此人很可能不是炮兵就是憲兵，年齡大概在25歲到30歲之間。他可能早已殺害了兩名女子，說不定也是妓女，這便是他提到“受害者人數就會加倍”的用意。我們還認為，他有可能和“長筒襪勒殺者”是同一個人。
我們的側寫在本寧要塞及受害者時常出入的酒吧與夜總會散發出去之後，陸軍和哥倫布警方很快找出了一個名叫威廉·漢斯的黑人四等兵，26歲，在要塞的一個炮兵部隊服兵役。他供認殺害了蓋爾·傑克遜、艾琳·瑟基爾德，並且於前一年秋天在本寧要塞還殺害了另外一名女子、名叫卡倫·希克曼的陸軍二等兵。他承認他編造出“邪惡勢力”這一組織的目的是要轉移警方的視線。
一位現場目擊者根據一張照片認出了真正的“長筒襪勒殺者”，他是27歲的卡爾頓·加裡，一個在哥倫布土生土長的黑人男子。他在接連搶劫了幾家餐館後被捕獲，但又得以逃脫，直到1984年5月才被再度拘捕。漢斯和加裡都被裁定有罪並判處了死刑。
待哥倫布恢復正常以後，賈德·雷請假去佐治亞大學完成一項任務，招募少數民族人員和婦女從事執法工作。他打算招募工作一結束就返回警察局上班。不過，由於他有參過軍和當過警察的背景，再加上他是黑人，而調查局迫切需要樹立起為白人和黑人提供均等機會的形象，聯邦調查局給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他接受了。我第一次見到他時沒有太在意，那時他在匡蒂科接受新特工培訓。他後來被派往亞特蘭大外勤站。在那裡，他的豐富經驗和對當地以及當地人的深切瞭解被視為一筆巨大的財富。
我們1981年底再次見面，當時我為了亞童案南下亞特蘭大。賈德像外勤站的每個人一樣，全身心地投入了調查工作。每位特工都是專案小組的成員，一個專案小組負責調查其中五起謀殺案，賈德忙得不可開交。
他還承受著來自另一個方面的巨大壓力。他的婚姻出現危機已有時日，如今正走向崩潰。他的妻子一直飲酒無度，對他穢語相加，而且行為無常。“我簡直都不認識這個女人了。”他說。最後，在一個星期天的晚上，他給她下了最後通牒：要麼她戒掉惡習並到精神病醫生那裡接受治療，要麼他就帶著兩個分別為18個月和8歲的女兒離開她。
完全出乎賈德意料的是，他確實開始看到好轉的跡象。她變得開始關心他和女兒了。“我看到她的性格發生了突變。她不再濫飲了，”他事後回憶說，“她開始待我無微不至。我們結婚十三年以來，她第一次早起給我做早餐。突然之間，她完全變成我期望的樣子。”
但是他又補充道：“我應該知道，哪會有這麼好的事情。這一點我以後會告誡其他警察。如果你的配偶對待你的行為突然發生了根本改變，不管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改變，你都應當馬上保持警覺。”
原來，賈德的妻子早已決定要把他幹掉，她只不過是在爭取時間以便能夠做好安排。如果她的計劃得逞，她就可以避免被迫離婚的打擊和屈辱，把兩個孩子留在自己身邊，同時得到二十五萬美元的人壽保險金。做一個哀傷但富有的遇害警官的遺孀要比做一個孤苦伶仃的離婚女子好得多。
賈德哪裡知道，有兩個男人已經跟蹤他好幾天了。他們每天早晨等在他家的公寓樓外面，然後尾隨他沿著20號州際公路駛入亞特蘭大。他們一直在尋找時機，想趁他毫無防備時乾淨利落地幹掉他，然後在沒有目擊者的情況下逃之夭夭。
但是，他們很快就意識到一個問題。賈德當了多年的警官，做警察學到的第一條規則對他來說已成為一種本能，即拿槍的手始終要空著。不管這兩個刺客跟蹤他到哪裡，他的右手似乎總是準備著去掏槍。
他們回去找到了雷太太，向她反映了這個問題。他們打算在公寓樓外面的停車場幹掉他，但在解決他之前，賈德可能會至少先撂倒他們中的一個。她必須對他空著的右手想想辦法。
為了不讓這樣一個細節問題妨礙她的計劃，她弄來了一個旅行用的咖啡杯，建議賈德每天早上帶著去上班。“十三年以來，她從未給我和女兒做過一頓早餐，而現在竟然想起了要我帶著那該死的咖啡杯。”
他拒絕了。這麼多年來，他就是習慣不了開車時左手握著方向盤而右手端著咖啡杯。那還是在汽車裡尚未普遍設有杯座的日子。如果當時普及了，這個故事就可能有一個截然不同的結局。
槍手們又回來找雷太太。“我們在停車場無法下手，”其中一個說，“我們不得不在你家裡對付他。”
於是，他們便定在2月初下手。那天晚上，雷太太帶著兩個女兒外出了，只剩下賈德一人在家。刺客們來到公寓樓，穿過門廳，上樓來到一家住戶的門口，按響了門鈴。可是他們搞錯了門牌號。開門的是一個白人，這兩個傢伙就問他，住在這裡的那個黑人到哪裡去了。他頭腦簡單地告訴他們說，他們認錯了門，雷先生住在對面。
但這樣一來，賈德的鄰居已經看到了他們。如果當天晚上下手，等到警方詢問他時，他肯定會記起曾有兩個黑人找過賈德·雷。因此，他們只好離去。
後來，雷太太回到了家，以為事情已經搞定。她遲疑不決地環顧四周，然後悄悄地走進臥室，心中已經準備好要撥打911電話，說她丈夫遇刺了。
她進了臥室，看到賈德躺在床上。她依然躡手躡腳地繞著房間四處察看。他翻了個身，問道：“你究竟在幹什麼？”她嚇得大叫一聲，跑進了浴室。
但是在隨後的日子裡，她仍然表現出色，賈德還以為她真的改邪歸正了。雖然事後回想起來，他覺得這樣想實在是太天真了，但在他們的婚姻關係經歷了那麼多年的溝溝坎坎之後，他渴望相信，情況真的已有好轉。
那是兩個星期之後，也就是1981年2月21日，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賈德當時正在辦理帕特裡克·巴爾塔澤被殺一案。這很有可能成為亞童案調查工作的一大突破，因為從這位12歲男童的屍體上找到的毛髮和纖維似乎與先前受害兒童身上的採樣一致。
那天晚上，賈德的妻子給他做了一頓意大利式晚餐。他不知道，她在意式炸醬麵裡放了大量安眠藥。按照計劃，她飯後帶上兩個女兒去看望她姨媽了。
賈德一個人待在臥室裡。他覺得他聽到套房門口處有聲響。門廳的燈光變得暗淡起來。大女兒臥室裡的燈泡被什麼人旋了下來。接著，他聽見門廳裡有人在壓低聲音說話。其實那是一個槍手失去了膽量，兩個人正在商量怎麼辦。他不知道他們是怎麼進來的，但當時這一點無關緊要。他們已經進來了。
“誰？”賈德大聲問道。
突然一聲槍響，但子彈沒有擊中他。賈德縱身撲向地板，第二發子彈打中他的左臂。房內一片黑暗。他想躲到大床後面。
“誰？”他又大聲問，“你們想幹什麼？”
第三發子彈打在床上，離他很近。求生訓練中學到的東西閃過他的大腦，他試圖推算出槍支的類型。如果那是一支史密斯韋森手槍，他們還剩下三發子彈。如果那是一支科爾特左輪槍，他們只剩下兩發子彈。
“嘿，夥計！”他喊道，“怎麼回事？你們幹嗎要殺我？快拿上你們想要的東西走吧。我沒有看見你們。不要殺我就行了。”
沒人回答。不過這時賈德可以看見月光映襯下的一個身影。
你今晚可活不成了，賈德自忖道。你根本不要想逃出去。不過你知道你的處境。你可不希望警探們明天走進來，說：“這個可憐的傢伙，一點也沒有還擊。他就這樣讓他們進來把他處決了。”賈德拿定了主意，要讓警探們看到現場時，知道他曾經頑強地拚殺過。
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拿到他的槍，而他的槍卻在床的另一側地板上。當有人企圖殺你的時候，隔著一張大床卻也代表著不小的距離。
隨後他聽到有人喊道：“不准動，你這個混蛋！”
在黑暗之中，他爬了起來，開始朝床邊和他的槍一點點挪動。
他越來越靠近了，動作非常緩慢，他需要更大的力量有效地做出最後一衝。
當他有四個手指抓住床邊時，便縱身一躍，撲向地板，但著地時右手壓在了胸下。因為左臂已被擊中，他的左手沒有足夠的力氣去拿槍。
就在這時，槍手跳到床上，對著賈德近距離開了槍。
他感覺好像被騾子踢了一下。他體內似乎有什麼部位一下子萎縮了。他當時並不知道那顆子彈從他背部射入，打爛了右肺，穿透了第三肋間隙，又從前胸鑽出來，擊中了仍然壓在身體下面的右手。
槍手跳下床，俯身按了按他的脈搏。“你這個混蛋，再跟老子斗啊！”他說完拔腿就走了。
賈德頭腦裡一片空白。他躺在地板上大口大口地呼吸。他不知道自己身處何方，出了什麼事。
然後他意識到，他一定是回到了越南戰場。他能聞到戰場的硝煙，看到槍口噴出的火舌。他喘不過氣來。他想：“也許我不是真的在越南。也許我只是在做夢。但如果我是在做夢，為什麼呼吸會這麼困難？”
他掙扎著爬起來，跌跌撞撞地走到電視機前，打開了開關。或許電視能告訴他，他是不是在做夢。約翰尼·卡森和《今宵》節目出現在熒屏上。他伸手觸摸屏幕，想知道它是不是真的，結果在屏幕上留下一道血痕。
他需要喝點水。他艱難地走到浴室，擰開水龍頭，試著用手捧點水喝。就在這時，他看到了嵌入右手的子彈以及從胸口汩汩流出的鮮血。這下子他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他走回臥室，躺到床腳邊，等待死亡的降臨。
可是他當了那麼長時間的警察。他不能讓自己就這樣悄悄離開人世。一定要讓警探們第二天來到時看到他曾經拚搏過。他又站起身，走到電話機旁，撥了個0。聽到接線員的聲音後，他喘息著告訴她，他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遭到了槍擊。她立即給他接通了迪卡爾布縣警察局。
一位年輕女警官接了電話。賈德告訴她，他是聯邦調查局的人，被人用槍擊中。他吃力地把話講完。他吃了攙有安眠藥的食物，又失血過多，講起話來含混不清。
“你說什麼？你是聯邦調查局的人？”她以懷疑的口吻問道。賈德聽見她大聲告訴她的小隊長，有個醉鬼打來電話，自稱是聯邦調查局的人。她問小隊長她該怎麼處理。小隊長說掛斷電話就是了。
這時接線員插了進來，告訴他們說他講的是真話，他們得馬上派人急救。直到他們答應了，她才罷休。
“那個接線員救了我的命。”賈德後來跟我說。
在她插話的時候，他已昏迷過去。直到急救醫療隊給他套上了氧氣罩，他才甦醒過來。“不要用電擊療法，”他聽見醫療隊長說，“他承受不住的。”
他們把他送到了迪卡爾布綜合醫院，值班的是一位胸外科醫生。當他躺在急救室的輪床上，醫生們奮力搶救他的生命時，他的神志是清醒的。
他與死神擦肩而過，頭腦反而清醒了許多，他對自己說：“這不是一起報復事件。我的確把不少人送進了監獄，但他們無法如此接近我。惟有我絕對信任的人才能如此靠近我。”
當他被從手術室推出來又送進特護病房時，亞特蘭大外勤站主管特工約翰·格洛弗來了。格洛弗幾個月來一直承受著亞童案的巨大壓力，現在又出了這件事。和被害的孩子們和賈德一樣，格洛弗也是黑人，是局裡職位最高的黑人之一。他非常同情賈德。
“去找我太太，”賈德對他悄悄地說，“讓她告訴你這是怎麼回事。”
格洛弗還以為賈德仍然神志不清，醫生卻說不是這樣，他神志清醒，而且還很警覺。
賈德在醫院住了二十一天，他的病房受到了武裝保護，因為沒有人知道誰是槍手，或者他們還會不會回來幹掉他。在這期間，他的案子毫無頭緒。他妻子對這一慘案表現出了震驚和沮喪，口口聲聲說感謝上帝他沒有被殺死，還說要是那天晚上她在家就好了。
在外勤站裡，一組特工正在尋找線索。賈德幹警察這一行已經很久了，可能樹敵不少。看到他恢復得差不多了，他們用一種比較輕鬆戲謔的腔調，套用走紅電視系列片《達拉斯》中的名句，提出了這個問題：“是誰槍擊了J.R.？[3]”
過了幾個月，他才使日常生活恢復了正常。他得支付受到襲擊以後堆積如山的賬單。當他看到南方貝爾公司的一張三百多美元的電話賬單時，不禁連連叫苦。但是逐項細看時，他開始在腦子中理出了案子的頭緒。
他第二天上班時說，他認為這份電話賬單是破案的關鍵。身為受害者，他不應辦理自己的案子，但是他的同事們聽從了他的意見。
賬單上列有一連串打往哥倫布的電話。他們從電話公司那裡查到了電話主人的姓名住址。賈德根本不認識這個人。於是他和另外幾個特工驅車行駛了一百多英里來到哥倫布。他們來到一個牧師家，而賈德覺得此人像個江湖騙子。
調查局特工對他施加了壓力，但他否認與這起謀殺未遂案有任何牽連。特工們是不會輕易放過他的。他們告訴他，謀殺的對象可是我們中的一員，不管是誰幹的，我們一定會將其捉拿歸案的。
然後，事情的來龍去脈便開始明朗起來。哥倫布一帶的人都知道這個牧師是個有辦法“把事情搞定”的人。雷太太早在前一年10月就找過他辦這件事，但是他說他當時就告訴她，他不願意幹這事。
她回答說，她會找到一個願意幹的人，但請求使用一下他的電話，說她會付給他長途電話費的。牧師告訴特工，她給亞特蘭大的一位老鄰居打了電話。此人曾和賈德同時在越南參戰，都是在陸軍部隊，熟悉槍支的使用。她對他說：“我們一定要把這件事搞定！”
最後，牧師還聲稱：“雷太太還不肯付我電話費呢。”
特工們上了車，駛回亞特蘭大，找到那位老鄰居當面對證。在嚴厲盤問下，他承認雷太太曾跟他說起僱傭刺客的事，但他發誓，他根本不知道她要幹掉的就是賈德。
無論如何，他說他當時告訴她，他不認識任何幹那種事的人，所以讓她跟他妹夫聯繫一下，或許他認識什麼人。這位妹夫又把她介紹給另一個傢伙。他同意接下這份活兒，然後雇了其他兩個人做槍手。
雷太太、從前鄰居的妹夫、接活兒那個人以及兩名槍手都受到了起訴。從前那位鄰居則被認定為免於起訴的合謀者。那五個人受到了指控，被判定犯有謀殺未遂罪、合謀罪和非法入室罪。他們每人都被判處了10年有期徒刑，這是法官能夠給他們判處的最長徒刑。
因為亞童案的關係，我時常見到賈德。後來，他來找我了。雖然我不是他的外勤站同事，但深知從事這份工作所要承受的壓力，也能夠理解他曾經歷過並且仍然在經受的內心的痛苦，因此我猜他是想跟我訴說心事。他告訴我，除了這件事給他帶來的種種苦衷，公眾對他家庭情況的議論尤其讓他感到痛苦和難堪。
考慮到賈德受到的痛苦，局裡想為他做出最有利的安排，考慮將他調到一個遠離亞特蘭大的外勤站以撫平他心靈的創傷。但是，在與賈德交談並瞭解到他的思想之後，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認為他應該在原地待上一段時間。
我去找了亞特蘭大外勤站主管特工約翰·格洛弗，跟他談了我的看法。我說：“如果你們把他調走，就會使他失去在這個外勤站可以得到的支持。他需要待在這裡。給他一年時間把孩子們安頓下來。而且在這兒孩子們可以得到帶過她們的姨媽的照應。”我建議，如果要調他去任何地方，就應該把他放在哥倫布常設辦事處，因為他曾在當地幹過警察，仍然認識那裡的大部分執法人員。
他們真的讓他留在了亞特蘭大哥倫布地區，他開始使自己的生活逐步走上正軌。後來，他被調到紐約外勤站，主要負責國外反間諜行動。他同時還成為該外勤站的一名側寫協調員，即當地警方與我們科之間的聯絡人。
等到我們科有了空缺位置時，我們就把賈德調了過來，一同調來的還有同屬紐約外勤站的羅森妮·拉索和華盛頓外勤站的吉姆·賴特。賴特曾用了一年多時間辦理約翰·欣克利一案的調查及審判工作。羅森妮最後離開了我們科，調到華盛頓外勤站負責國外反間諜行動。賈德和吉姆雙雙成為享有國際知名度的科裡傑出成員，也成為我的摯友。我當上科長以後，吉姆·賴特接替我成為側寫項目主管。
賈德聲稱，我們當初選中他時，他感到很吃驚。但是他在紐約外勤站一向就是優秀的協調員，而且由於具有豐富的執法經驗，他的工作從一開始就很對路子。他學東西很快，極其有分析頭腦。身為警官的他曾經“親臨一線”參與過案件的偵破，並把正確的見解帶到了科裡。
在教學場合，賈德並不懼怕提及那起針對他的未遂謀殺案及其影響。他甚至保留著一盤錄有當時他撥打緊急電話的磁帶，有時還會在課堂上播放。但是他無法待在教室裡聽。他會等在外面直到錄音放完再進來。
我對他說：“賈德，這個案子大有文章可做。”我解釋道，現場有那麼多因素，諸如腳印、電視屏幕上的血跡等，原本都可能起到誤導作用或者看起來理不出頭緒。但現在我們開始懂得，貌似不合理的因素可能會有合理的解釋。“如果你好好研究整理這件案子，”我告訴他，“它會成為非常有價值的教學案例。”
他照我說的去做了，於是此案成為我們講授的最生動且最具啟發意義的案例之一。對他來說，這是一種心靈淨化過程。“我發覺這對我個人有很大啟發。在講授這件案子的備課過程中，我會走進一條以前從未涉足的小巷。每當你跟可以信賴的人談論它，你就在探索另一條小巷。僱人謀殺配偶的案件或者未遂案件在這個國家裡的發案率要比我們願意相信的還要高。出事的家庭常常感到十分難堪，因此沒有人願意談論它。”聽賈德講授這個案例是我擔任全國學院教官的過程中所經歷過的最讓我感動的事件之一。我知道有此感想的人不止我一個。到後來，在播放那盤錄音帶時，他總算可以留在教室裡傾聽了。
到賈德成為我們科的一員之時，我已經對作案後行為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我開始明白，不管作案者多麼努力，他的許多作案後行為常常超出他的意識控制範圍。由於這是親身經歷的案子，賈德開始對作案前行為這一課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們一度認為，突發的緊張性刺激是導致犯罪發生的重要因素。但是，賈德大大拓寬了我們的視野，以自身實例說明了集中分析案發前行為和人際關係有何等重要。夥伴在行為方面表現出的根本變化、哪怕是細微的但卻非常重要的變化，都可能意味著他或她已經開始籌劃要改變現狀。如果丈夫或妻子變得出乎意料地鎮定，或者變得一反常態地友善和寬容，這就可能意味著他或她已經開始認為那種改變不可避免或者即將來臨。
僱人謀殺配偶案是很難調查的。活著的一方已經設好了心理防線。破案的惟一辦法就是要撬開某人的嘴巴，而且你得搞清楚作案動機和案發事由，這樣對方才會買你的賬。就像重新佈置犯罪現場可能會把警方引入歧途一樣，配偶的作案前行為也是一種佈置的形式。
最最重要的是，賈德的案例提供了犯罪現場可能會被錯誤解釋的很好的例證。假如賈德被害身亡，我們很可能會得出一些錯誤結論。
警察最初被傳授的要點之一就是不可破壞案發現場。但是老資格警察及特工的賈德的幾乎無意識的行動卻無形之中破壞了原來的案發現場。我們可能會把地上的所有腳印和他活動的證據都解釋為發生了一起進行得不順利的夜盜案件，闖入者挾持他在房內四處走動，逼迫他講出某些物品藏在何處。電視屏幕上的血跡則提示出，賈德一直躺在床上收看電視，突然之間遭到了襲擊，隨即中彈。
有個情況需要鄭重考慮。正如賈德所說的：“假如我死了，我絕對相信，她能逃脫一切罪責。整個事件經過了周密策劃，她的表現已經贏得了左鄰右舍的好感。沒有人會對她喪夫的哀痛表示懷疑。”
如我所說的，我和賈德成為了摯友。他幾乎可以說與我情同手足。我常常對他開玩笑說，他一定要在我評估科員表現之際，給我放一遍那盤錄音帶，那樣準保會得到我的絕對同情。然而，從來就沒有這個必要。賈德·雷的履歷說明了一切。他現在是國際訓練科科長。在這個單位，他的技術和經驗會使新一代特工和警察受益匪淺。但是，不管他走到哪裡，他永遠是我們中的一員，而且是最棒的一員。他是完全憑借勇氣和意志力才劫後餘生、隨後親手將作案者繩之以法的少數幾個仍然健在的執法官員之一。
[1] June 1和1 June是英文中表示6月1日的兩種方式。——譯者
[2] 9月1日。——譯者
[3] 美國第三十五任總統肯尼迪在達拉斯市遇刺身亡，他的姓名縮略語為J.F.K.，因此電視劇中有句台詞是：“是誰槍擊了J.F.K.？”賈德·雷的姓名縮略語是J.R.，他的同事套用電視劇的台詞，戲謔地問：“是誰槍擊了J.R.？”——譯者